農政全書

《農政全書》按內容大致上可分為農政措施和農業技術兩部分。前者是全書的綱，後者是實現綱領的技術措施。所以在書中人們可以看到開墾、水利、荒政等等一些不同尋常的內容，並且佔了將近一半的篇幅，這是其他的大型農書所鮮見的。以“荒政”為類，其他大型農書，如漢《氾勝之書》、北魏《齊民要術》，雖然亦偶爾談及一二種備荒作物，甚至在元王禎《農書》“百穀譜”之末開始出現“備荒論”，但是卻不足2000字，比不上《農政全書》。《農政全書》中，“荒政”作為一目，有18卷之多，為全書12目之冠。目中對歷代備荒的議論、政策作了綜述，水旱蟲災作了統計，救災措施及其利弊作了分析，最後附草木野菜可資充饑的植物414種。

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至三十八年（1610年），徐光啟在為他父親居喪的3年期間，就在他家鄉開闢雙園、農莊別墅，進行農業試驗，總結出許多農作物種植、引種、耕作的經驗，寫了《甘薯疏》、《蕪菁疏》、《吉貝疏》、《種棉花法》和《代園種竹圖說》等農業著作。明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秋至四十六年（1618年）閏四月，徐光啟又來到天津墾殖，進行第二次農業試驗。明天啟元年（1621年）又兩次到天津，進行更大規模的農業試驗，寫出了《北耕錄》、《宜墾令》和《農遺雜疏》等著作。這兩段比較集中的時間裡從事的農事試驗與寫作，為他日後編撰大型農書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明天啟二年（1622年），徐光啟告病返鄉，冠帶閑住。此時他不顧年事已高，繼續試種農作物，同時開始搜集、整理資料，撰寫農書，以實現他畢生的心愿。明崇禎元年（1628年），徐光啟官復原職，此時農書寫作已初具規模，但由於上任后忙於負責修訂曆書，農書的最後定稿工作無暇顧及，直到死於任上。以後這部農書便由他的門人陳子龍等人負責修訂，於崇禎十二年（1639年），亦即徐光啟死後的6年，刻板付印，並定名為《農政全書》。

整理之後的《農政全書》，“大約刪者十之三，增者十之二”，全書分為12目，共60卷，50餘萬字。12目中包括：農本3卷；田制2卷；農事6卷；水利9卷；農器4卷；樹藝6卷；蠶桑4卷；蠶桑廣類2卷；種植4卷；牧養1卷；製造1卷；荒政18卷。

徐光啟（1562—1633），字子先，號玄扈，上海人，生於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卒於崇禎六年（1633年），明末傑出的科學家。徐光啟的科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曾同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等人一起共同翻譯了許多科學著作，如《幾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成為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的先驅；同時他自己也寫了不少關於歷算、測量方面的著作，如《測量異同》、《勾股義》；他還會通當時的中西曆法，主持了一部130多卷的《崇禎曆書》的編寫工作。除天文、曆法、數學等方面的工作以外，他還親自練兵，負責製造火器，並成功地擊退了后金的進攻。著有《徐氏庖言》、《兵事或問》等軍事方面的著作。但徐光啟一生用力最勤、收集最廣、影響最深遠的還要數農業與水利方面的研究。

徐光啟出生的松江府是個農業發達之區。早年他曾從事過農業生產，取得功名以後，雖忙於各種政事，但一刻也沒有忘懷農本。眼見明朝統治江河日下，屢次陳說根本之至計在於農。自號“玄扈先生”，以明重農之志。玄扈原指一種與農時季節有關的候鳥，古時曾將管理農業生產的官稱為“九扈”。

徐光啟認為，水利為農之本，無水則無田。當時的情況是，一方面西北方有著廣闊的荒地棄而不耕；另一方面京師和軍隊需要的大量糧食要從長江下游啟運，耗費驚人。為了解決這一矛盾，他提出在北方實行屯墾，屯墾需要水利。他在天津所做的墾殖試驗，就是為了探索扭轉南糧北調的可行性問題，以藉以鞏固國防，安定人民生活。這正是《農政全書》中專門討論開墾和水利問題的出發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也就是徐光啟寫作《農政全書》的宗旨。

但是徐光啟並沒有因為著重農政而忽視技術，相反他還根據多年從事農事試驗的經驗，極大地豐富了古農書中的農業技術內容。例如，對棉花栽培技術的總結，古農書中有關的記載最早見於唐韓鄂的《四時纂要》，以後便是元代的《農桑輯要》和王禎《農書》，但記載都很簡略，僅有寥寥數百字而已。明代王象晉《群芳譜》中的“棉譜”，約有2000多字，比之略晚的《農政全書》卻長達6000多字，可謂後來居上。該書系統地介紹了長江三角洲地區棉花栽培經驗，內容涉及棉花的種植制度，土壤耕作和豐產措施，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他總結的“精揀核，早下種，深根，短干，稀科，肥壅”的豐產十四字訣。從農政思想出發，徐光啟非常熱衷於新作物的試驗與推廣，“每聞他方之產可以利濟人者，往往欲得而藝之”。例如當徐光啟聽到閩越一帶有甘薯的消息后，便從莆田引來薯種試種，並取得成功。隨後便根據自己的經驗，寫下了詳細的生產指導書《甘薯疏》，用以推廣甘薯種植，用來備荒。後來又經過整理，收入《農政全書》。甘薯如此，對於其他一切新引入、新馴化栽培的作物，無論是糧、油、纖維，也都詳盡地搜集了栽種、加工技術知識，有的精彩程度不下棉花和甘薯。這就使得《農政全書》成了一部名副其實的農業百科全書。

通觀全書不難發現《農政全書》系在對前人的農書和有關農業的文獻進行系統摘編譯述的基礎上，加上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心得體會撰寫而成的。徐光啟十分重視農業文獻的研究，大而經綸康濟之書，小而農桑瑣屑之務，目不停覽，手不停筆。"據統計，全書徵引的文獻就有225種之多，可謂是“雜采眾家”。

然而徐光啟摘編前人的文獻時，並不是盲目追隨古人，賣弄博雅，而是區分糟粕與精華，有批判地存錄。對於一些迷信之流，往往闕而不錄，對於已收錄的文獻，也多採用“玄扈先生曰”（即今日之編者按）形式，或指出錯誤，或糾正缺點，或補充其不足，或指明古今之不同，不可照搬。但這還不是玄扈先生的目的。真正的目的在於“著古制以明今用”。

例如，他把中國歷史上從春秋到元朝所記載的111次蝗災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進行了分析，發現蝗災“最盛於夏秋之間”，得出“涸澤者蝗之原本也”的結論。他還對蝗蟲的生活史進行了細緻的觀察，並提出了防治辦法。

徐光啟就是在大量摘引前人文獻的同時，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和數理知識，提出獨到的見解，這些也多以"玄扈先生曰"的形式出現。例如，在書中徐光啟用大量的事實對"唯風土論"進行了尖銳的批判，提出了有風土論，不唯風土論，重在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正確觀點。對引進新作物，推廣新品種，產生了重大的影響，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據統計，徐光啟在書中對近80種作物寫有“玄扈先生曰”的注文或專文，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與經驗，這在古農書中是空前絕後的。

徐光啟之所以能夠在雜采眾家的基礎上兼出獨見，是與他的勤於咨訪，不恥下問的好學精神和破除陳見，親自試驗的科學態度分不開的。徐光啟一生以儉樸著稱，“於物無所好，唯好經濟，考古證今，廣咨博訊。遇一人輒問，至一地輒問，聞則隨聞隨筆。一事一物，必講究精研，不窮其極不已。”因此，人們在閱讀《農政全書》的時候，所了解到的不僅僅是有關古代農業的百科知識，而且還能夠了解到一個古代科學家嚴謹而求實的大家風範。

(上冊)

張國維原序

張溥序

王大憲序

方岳貢序

潘曾沂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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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政全書》，作者徐光啟，字子先，號玄扈先生，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出生於上海，進士出身，先後任翰林院檢討、內書房教習、翰林院纂修、左春坊贊善、少詹事、洞南道監察御史、禮部右侍郎、禮部尚書，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終於宰相位。《明史·徐光啟傳》稱：“光啟雅負經濟才，有志用世。及柄用，年已老。值周延儒、溫體仁專政，不能有所建白。”這是對徐光啟一生政治生涯的簡要概括。

徐光啟政治上雖然無所建樹，但卻以其傑出之科學成就彪炳於中國歷史上。他是我國明代末年傑出的科學家，也是我國近代科學先驅者之一。他在數學、天文曆法、軍事方面都有著述，但其平生用功最勤、影響尤為深遠的，是對農業和水利的研究。誠如陳子龍所言：“其生平所學，博究天人，而皆主於實用。至於農事，尤所用心。”其中主要代表作就是《農政全書》。它在中國農學史上，如同《詩經》之於古典詩歌，《本草綱目》之於古代醫藥一樣，成為我國傳統農學的代名詞，可與後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同懸諸日月，並列為我國農學著述之兩大豐碑。

《農政全書》共60卷，內容宏富，計有農本、田制、農事、水利、農器、樹藝、蠶桑、蠶桑廣類、種植、牧養、製造、荒政等12目。全書既大量考證收錄前代有關農業的文獻，又有徐氏自己在農業和水利方面的科研成果和譯述，堪稱為當時祖國農業科學遺產的總匯。

徐氏編撰《農政全書》的主導思想是“富國必以本業”，所以他把《農事》三卷放在全書之前。其中《經史典故》引經據典闡明農業為立國之本。

本書《凡例》言：“水利者，農之本也，無水則無田矣。水利莫急於西北，以其久廢也；西北莫先於京東，以其事易興而近於郊畿也。”因地制宜興修水利，並以此與屯墾儲糧、安邊保民、增強國力等措施緊密結合在一起，這是徐光啟農政思想又一重要方面。書中“水利”一目，根據“丙北”、“東南”地理之不同，提出一系列水利工程規劃及措施，並引王禎《農書》的水利圖譜以及熊三拔口述、徐氏本人筆記的《泰西水法》，這都是我國古代水利建設的經驗總結，是值得認真發掘和利用的歷史文化遺產。

書中“田制”之目有《井田考》一卷。本書《凡例》云：“井田之制，不可行於今，然川遂溝澮，則萬古不易也。今西北之多荒蕪者，患正坐此。故玄扈先生作《井田考》，著古制以明今用。”徐氏徵引歷代文獻，研究田畝制度，並引王禎《農書》，介紹各種“田制”的不同特點及其利用情況，目的是為了提倡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土地資源，以期富國利民。這些歷史的經驗，於今仍然有啟迪意義。

書中“荒政”一目，約佔全書1/3以上，可見備荒救災又是徐氏農政思想的重要內容。徐氏如此重視荒政，出發點雖然是站在維護封建統治者的立場，上，但其主張“預弭為上，有備為中，賑濟為下”之救災方針，於國計民生不無好處。徐氏所錄之《救荒本草》與《野菜譜》，無論是饑饉之歲，抑或豐穰之年，於拓展人世養生資源方面，功德無量，意義久遠。

全書最有學術價值的是“樹藝”、“種植”等目前所記載的植物及其栽培方法。據統計，《農政全書》目錄上記有栽培植物159種，皆是國人千百年來衣食住行取資之源。徐氏以其慎審之科學態度，廣徵歷史文獻，加之實地調查，乃至親自實驗，因此書中所記植物之形態、特徵、價值及栽培方法，大多信而有徵。根據歷史文獻，發掘瀕臨絕種的珍稀植物，總結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各種有用植物的栽培方法，至今仍為農學研究之重要課題。從這一點來說，《農政全書》這部歷史文獻的實用價值是不言而喻的。誠如辛樹幟、王作賓先生在《<農政全書>一百五十九種栽培植物的初步探討》一文中所言：“徐光啟氏生於明末，彙集了諸家的栽培方法，又記載了當時群眾與自己試種的經驗。我們若說《泛勝之書》為歷史上作物栽培各論形成的開始，《齊民要術》為奠定基礎之書，把《農政全書》視為集大成之作是很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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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政全書》·六十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徐光啟撰。光啟有《詩經六帖》，已著錄。是編總括農家諸書，裒為一集。凡農本三卷，皆經史百家有關民事之言，而終以明代重農之典。次田制二卷，一為井田，一為歷代之制。次農事六卷，自營制開墾以及授時占候，無不具載。次水利九卷，備錄南北形勢，兼及灌溉器用諸圖譜。后六卷則為泰西水法。考《明史·光啟本傳》，光啟從西洋人利瑪竇學天文歷算火器，盡其術。崇禎元年，又與西洋人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同修新法曆書，故能得其一切捷巧之術，筆之書也。次為農器四卷，皆詳繪圖譜，與王楨之書相出入。次為樹藝六卷，分谷、蓏、蔬、果四子目。次為蠶桑四卷，又蠶曰定。《明史》本傳稱，橚好學，能詞賦，以國土夷曠，庶草蕃廡，考核其可佐饑饉者四百餘種，繪圖上之，即此書也。李時珍《本草綱目》，以此書及《普濟方》俱雲洪武初周憲王著。考憲王有燉於仁宗初始嗣封，其說殊誤。是編為嘉靖乙卯陸東所重刊。每卷又分為前後，共成四卷。其見諸舊本草者一百三十八種，新增者二百七十六種，皆詳核可據。前有東序，亦稱周憲王著。蓋桑、廣類二卷。廣類者，木棉、麻薴之屬也。次為種植四卷，皆樹木之法。次為牧養一卷，兼及養魚、養蜂諸細事。次為製造一卷，皆常需之食品。次為荒政十八卷，前三卷為備荒，中十四卷為救荒本草，末一卷為野菜譜，亦類附焉。其書本末咸該，常變有備，蓋合時令、農圃、水利、荒政數大端，條而貫之，匯歸於一。雖采自諸書，而較諸書各舉一偏者，特為完備。《明史》稱光啟編修兵機、屯田、鹽筴、水利諸書，又稱其負經濟才，有志用世，於此書亦略見一斑矣。

《農政全書》的主導思想是“富國必以本業”，所以他把《農事》三卷放在全書之前。其中《經史典故》引經據典闡明農業立國之本；《諸家雜論》則引諸子百家言證明古來以農為重；此外兼收馮應京《國朝重農考》，其意皆在“重農”。徐光啟的“農本”思想，不但符合泱泱農業大國既往之歷史，而且未必無補於今時。當前，農業問題和農民問題仍然是國家決策的重要內容。從這一點出發，徐光啟的“農本”思想仍有合理素可取用於現時。

《農政全書》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古農書，猶如一座含金量很高的富礦有待進一步開發和利用，所以，嶽麓書社適應形勢發展之需要。決定刊行以簡體字排版的新校注本《農政全書》。為廣大讀者提供一個既便於閱讀與研究，又便於收藏的古典名著新版本，為弘揚優秀的優統文化做實實在在的工作，這無疑是有益於社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