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璇琮
原中華書局總編輯
傅璇琮，（1933年-2016年），浙江寧波人 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奠定學術基礎。后因全國院系調整，轉入北京大學中文系，1955年畢業留校任助教。因在政治運動遭受錯誤批判，被調至中華書局接受改造，並由此走上學術道路。歷任中華書局總編輯、編審，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央文史館館員。2008年3月起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
傅璇琮先生對母校清華大學感情深厚，自80年代以來，長期擔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職教授，與已故著名學者、清華校友王瑤等一起支持清華中文系的復建和發展工作。
2008年3月20日，傅璇琮正式調入清華大學工作，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並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為相關學術工作的開展進行了一系列的規劃。他重返母校工作，必將為重振清華人文學科的輝煌做出貢獻。
2016年1月23日15時14分，傅璇琮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傅璇琮先生先後出版了一系列在古代文學研究方面導夫先路的著作，以及在古籍整理領域的重要成果，扶持和培養了一大批古代文學研究的生力軍，長期從事唐宋文學研究及古典文獻整理工作，在海內外學術界有著廣泛和崇高的學術聲譽。曾參加《二十四史》的點校和編輯，擔任《唐才子傳校箋》、《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以及《全宋詩》、《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提要》等大型古籍整理類總集與叢書的主編，主要著作有《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唐詩論學叢稿》、《李德裕年譜》、《唐人選唐詩新編》，合著有《河嶽英靈集研究》等。
《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62年）
《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彙編》（中華書局，1978年；又台灣麗文文化公司1993年重印）
《唐代詩人叢考》（中華書局，1980年）
《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中華書局，1982年；又日本東方書店1987年重印）
《唐代科舉與文學》（陝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又台灣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重印）
《宋人絕句選》（齊魯書社，1987年）
《〈河嶽英靈集〉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李德裕文集校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李德裕年譜》（齊魯書社，1984年初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修訂本）
《唐代詩學叢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唐人選唐詩新編》（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
《濡沫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
《唐五代文學編年史》（遼海出版社，1998年）
《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傅璇琮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
《唐才子傳校箋》（中華書局，第1冊，1987年；第2冊，1989年；第3冊，1990年；第4冊，1990年；第5冊，1995年。2002年全套重印）
《全宋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
《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年）
《中國詩學大辭典》（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
《續修四庫全書》（1995年）
《中國藏書通史》（傅璇琮、謝灼華主編，寧波出版社，2001年）
《唐代文學研究》第1輯（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
《唐代文學研究》第2～9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2002年）
《唐代文學研究年鑒》1991～2001（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2002年）
《中國古籍研究》第1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中國古典詩歌基礎文庫》（浙江文藝出版社，1996年）
《中國古代小說珍秘本文庫》（三秦出版社，1998年）
談“儒林外史”（《讀書》1956年04期）
我國古代的短篇小說集——“誓世通言”（《讀書》1956年09期）
李商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文學評論》1982年03期）
唐代科舉制度下的文人生活——“唐代科舉與文學”研究之一（《棗莊學院學報》1984年01期）
聞一多與唐詩研究（《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02期）
談古典文學研究的結構問題（《文學評論》1987年05期）
唐人選唐詩與《河嶽英靈集》（與李珍華合撰，《中國韻文學刊》1988年Z1期）
盛唐詩風和殷璠詩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03期）
摩尼教及其東漸（《瞭望》1988年32期）
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國文化》1989年01期）
唐代詩畫藝術的交融（《文史哲》1989年04期）
陳寅恪思想的幾點探討（《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02期）
陳寅恪文化心態與學術品位的考察（《社會科學戰線》1991年03期）
於平實中創新——記台灣學者羅聯添先生的治學成就（《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01期）
漫談宋代文化史研究的材料建設（《中國典籍與文化》1992年02期）
略談陳三立——陳寅恪思想的家世淵源試測（《中國文化研究》1993年01期）
關於中國古典文學學術史研究的思考（《文學評論》1992年03期）
《才調集》考（《唐代文學研究》第五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暨第六屆年會論文集，1992年）
唐人選唐詩考述四則（《中國韻文學刊》1994年01期）
文化意識與理性精神（《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年04期）
陸遊與王炎的漢中交遊（《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5年05期）
李德裕及《會昌一品集》研索（《唐代文學研究》第七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八屆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6年）
文學編年史的設想（《江海學刊》1997年03期）
唐初三十年的文學流程（《文學遺產》1998年05期）
唐玄肅兩朝翰林學士考論（《文學遺產》2000年04期）
李白任翰林學士辨（《文學評論》2000年05期）
關於中國藏書史研究的幾個問題（《浙江學刊》2001年01期）
古籍編目的新進展（《人民政協報》2001年2月6日）
唐永貞年間翰林學士考論（《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03期）
論中國藏書史的內涵（《陰山學刊》2001年03期）
新世紀中國詩歌研究三題（《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03期）
陸遊南鄭從軍詩失傳探秘──兼論南宋抗金大將王炎的悲劇命運（《文學遺產》2001年04期）
橫空出世 清逸自如——歷史文化和地域文化中的李白（《光明日報》2001年9月28日）
從白居易研究中的一個誤點談起（《文學評論》2002年02期）
《宋詩紀事補正》疏失舉正（《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3年04期）
《宋詩紀事補正》掇誤（《中華讀書報》2003年8月13日）
獨具標格的唐代試策考（《光明日報》2003年10月16日）
杜甫與嚴武關係考辨（《文史哲》2004年01期）
唐翰林侍講侍讀學士考論（《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05期）
尋根索源:《蒙求》流傳與作者新考（《尋根》2004年06期）
探索古代文學研究的新思路——在“傳統文學與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的講話（《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11期）
《步輦圖》題跋為李德裕作考述（《中國書畫》2004年11期）
唐代文學研究：社會—文化—文學（《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2期）
齊燕銘與古籍整理紀略（《出版史料》2006年03期）
談古代文學研究中的文化意識——由《佛教唐音辨思錄》所想起的（《文學評論》1989年06期）
讀《日本漢詩選評》（《瞭望》1989年19期）
讀《汪辟疆文集》所想到的（《瞭望》1989年47期）
讀《千家詩全譯》（《瞭望》1990年33期）
理性的思索和情感的傾注──讀朱東潤先生史傳文學隨想（《文學遺產》1997年05期）
陳尚君教授與唐代文學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01期）
中晚唐政治文化的一個縮影——寫在《李德裕文集校箋》出版前（《河北學刊》1998年02期）
樓中日月長──推薦《湘綺樓日記》（《中國圖書評論》1999年01期）
帶讀者到南宋遺民詩人中去（《中國圖書商報》2000年7月25日）
采輯詳備 允稱佳構──讀《中華大典·文學典·隋唐五代文學分典》（《中國圖書評論》2001年09期）
古籍善本編目的又一進展──《浙江圖書館古籍善本書目》序（《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02期）
淡泊名利做人，紮實求真治學——《唐代詩文叢考》序（《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年02期）
博通、集成、創新、致用——評熊篤《詩詞曲藝術通論》（《中國圖書評論》2002年07期）
堪與馬可波羅遊記比美的佳作——談古朝鮮人崔溥《漂海錄》（《中國圖書評論》2003年03期）
中國韻文學構建的突破性進展——評蔣長棟教授的《中國韻文學概論》（《中國文學研究》2003年04期）
重視對五代文化的研究——《五代藝文考》序（《常德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04期）
談線裝版簡體字點校本《資治通鑒》的出版（《中國圖書評論》2004年01期）
溝通古今說韻文——評《中國韻文學概論》（《湖南日報》2004年1月9日）
《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選輯（《文學遺產》2004年02期）
走進中華——《學林漫錄》憶舊及其他（《出版史料》2005年02期）
開創了中國古籍全國性書目的先河（《中國圖書評論》2005年07期）
顧志興《浙江藏書史》序（《出版史料》2006年04期）
面向新世紀的古典文學研究——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中國古代文學通論》（與蔣寅合撰，《求是》2006年15期）
談談《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中國圖書評論》2007年05期）
《<浮生六記>新增補——一種新的“敦煌學”》（《人民日報》2010年5月18日）
《〈海國記〉的發現——文學史、史料學上的重大成果》（《光明日報》2010年10月25日第12版）
《杜甫評傳》序（《讀書》1982年07期）
《唐代科舉與文學》自序（《文學評論》1985年03期）
《唐才子傳校注》序（《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年01期）
《唐五代人交往詩索引》序（《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9年04期）
談對黃庭堅詩的研究——《黃庭堅研究論文集》序（《許昌學院學報》1990年01期）
《全唐詩人名考》序（《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0年02期）
《魏晉南北朝賦史》序（《文史哲》1991年04期）
“日新之謂盛德”——序張宏生《江湖詩派研究》（《中國文化研究》1994年03期）
陶敏《全唐詩人名考證》序（《湘潭師範學院學報》1995年01期）
《寧波市志》序三篇（《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5年03期）
應當重視古典文學的史料研究─—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總序（《文學遺產》1997年02期）
細心出精品──《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序（《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04期）
傳統研究與當代意識——陳良運《〈周易〉與中國文學》序（《文史哲》1999年04期）
《全唐詩大辭典》序（《文史哲》2000年05期）
開拓文學史研究之新境——《古代文體形態研究》序（《學術研究》2000年07期）
一心為學，靜觀自得——《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及補記（《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02期）
《唐代銓選與文學》序（《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03期）
《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序（《江淮論壇》2001年06期）
編輯學者化的新例與新解——序徐宗文《三餘論草》（《中國編輯》2005年01期）
《宋代科舉與文學考論》序（《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03期）
《唐翰林學士傳論》前言（《長江學術》2006年03期）
《先秦文學編年史》序（《長江學術》2007年01期）
《王羲之集校箋》序（《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03期）
普及的層次（《瞭望》1989年04期）
獨立不阿的人品沉潛考索的學風──紀念鄧廣銘先生（《中國文化研究》1998年03期）
國學研究呼喚務實學風和創新思維——從兩個實例談起（《人民政協報》2002年1月1日）
《萬曆十五年》出版始末（《出版史料》2001年01期）
“古典文學與華夏民族精神”筆談（《湖南社會科學》2001年04期）
黃庭堅文化現象的歷史啟示（《光明日報》2002年7月3日）
真務實嚴格律己——從關於《全宋詩》的訂補談起（《文學遺產》2003年05期）
文津閣《四庫全書》的文獻價值（《中華讀書報》2003年8月13日）
傅璇琮先生是一位以人格魅力和學術建樹贏得學界敬佩並享譽海外的著名學者。偶然的機緣和工作的性質，使我認識了這位受人尊敬的學術前輩。
對傅先生的敬慕始於1979年初春。那時，我對先生幾乎一無所知，但手捧沉甸甸的墨香尚濃的《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彙編》，敬佩之情油然而生。此後，《彙編》成為研究黃庭堅過程中對我幫助最大的案頭書，伴隨我完成了國家社科基金“六五”重大項目《中國文學史》宋代部分書稿的撰寫，完成了山東省“七五”重點項目《黃庭堅與宋代文化》書稿的撰寫，成為我與傅先生忘年友誼的重要基礎。 1999年5月下旬，在浙江新昌召開的《〈李白與天姥〉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我第一次見到了傅先生，得以當面聆教。會議期間，先生不僅對我提交的論文《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的構思與創新》鼓勵有加，而且把自己手頭的《黃庭堅研究論文集》送給了我，鼓勵我繼續深入開展研究。 2002年，拙著《黃庭堅與宋代文化》付梓，先生不僅精心審讀了全部書稿，撰寫了三千多字的《序》，而且還以《黃庭堅文化現象的歷史啟示》為題，撰寫書評在《光明日報》刊出。這讓我在備受感動的同時，再次深切地感受到了先生真誠扶植後學的熱情，感受到了先生對學術研究之時代脈搏和發展態勢的準確把握。
我與傅先生直接的接觸和深入的交流並不算很多，而更多的是從先生的文章著述中、從學界同好的交流中了解到先生的人品和文品。讓我感受最深的是傅先生在學術活動中表現出的“斯文自任”的使命意識、文化建設的國家意識和與時俱進的創新意識。 “斯文自任”是古代華夏學人傳承千載的優良傳統。“斯文”與“學術”密不可分。前人講“學術乃天下之公器”，學術對於文化建設、社會進步和文明發展作用巨大。正因如此，很多志向高遠的學人往往都試圖通過“斯文自任”的途徑，實現經世濟世的報國理想和奉獻社會的個人價值。傅璇琮先生可以說是當代學人發揚光大這一優秀傳統的典型代表。他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和條件下，都把研究當事業，視學術為生命，把全部的熱情和精力投入到學術活動中，表現出強烈的歷史使命感和時代責任感。先生認為：“中國學者有責任也有義務發揚光大我們自身的學術傳統，向世界展示中國學術的優勢，為世界學術做出貢獻。”（陳良運《周易與中國文學·序》）他稱揚學術大師陳寅恪關於“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的觀點（《理性考索所得的愉悅》）；讚譽顧頡剛先生在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特殊背景下欣然接受翻譯《尚書》的任務，“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對自己民族文化高尚的責任感和理性的使命感”（《啟示》）。先生樂於奉獻而不求回報，他“相信莊子的話：‘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坎坷的經歷與純真的追求》），執著於學術事業而又淡泊名利，明確表示“我們許多古典文學的研究者是準備獻身於我們所從事的這一項事業的”（《“豈無他好，樂是幽居”》）。這些都反映出先生事業上入世入俗而思想上超世脫俗的不凡境界。
文化是民族的血脈和根本，是國家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建設的最高層次是學術研究，獻身於學術研究，就是獻身於國家的文化建設，也是具有強烈國家意識和愛國情懷的具體表現。傅先生正是站在民族振興和國家富強的高度來認識學術發展的意義，並通過扎紮實實的努力工作來推動學術事業的健康發展的。他在中華書局組織策劃和出版了一大批學術品位高、社會影響大的著作；在擔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秘書長、副組長職務期間，積極策劃和推動古代典籍的整理，並擔任《中國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主任。他與任繼愈先生一起擔任影印文津閣《四庫全書》的編纂委員會主任，與顧廷龍先生一起主編了1800多冊的《續修四庫全書》；他策劃並組織撰寫《中國古代詩文名著提要》這一收入2000多種典籍的大型圖書；他參與主編了72巨冊4000多萬字的《全宋詩》———所有這些，都是國家文化建設的重要工程。
學術的生命在於創新，創新更是學術研究的靈魂。傅先生一方面積極呼籲“力求務實創新，切忌急功近利”，大力倡導新學風；一方面躬行實踐，努力探索學術創新的路子和規律。先生認為，“就科學的意義上說，研究客體是無所謂重要不重要的，重要的是研究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突破與創新的程度”（《一種開拓的胸懷》）。先生早在1991年就承擔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的傳播與研究》，顯示出全球的視野和前瞻的眼光。他與蔣寅同志共同承擔的2002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中國古代文學通論》，組織了全國近六十所高校及科研單位的120多位專家學者，歷時四年，形成了300多萬字的成果。而這項成果則“是多角度地宏觀把握中國古代文學史的嘗試，同時也是一項跨學科的綜合性的學術探索”（《中國古代文學通論·總序》），極具開創性和建設性意義。先生認為，“我們民族的學術發展必將應上古代學人的一句名言：日新之謂盛德”（《從一本書看一種學風》），對學術創新充滿了信心。所有這些，對於當前的學風建設，無疑都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