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國恩

6歲讀《四書》、《五經》和其他詩文。

1919年畢業於臨川中學（即今之撫州一中）。

1920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預科。后升入本科，並開始從事中國古典文學研究。

1926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北京大學，旋即回到故鄉，先後任教於江西省立第四中學、臨川中學、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學、江西省立第一中學。

1929年受聞一多之聘到武漢大學任講師，講授中國文學史，聞 一多說“澤承最先啟發我讀《楚辭》”。

1931年到山東大學（前身為青島大學）任講師、教授。後任華中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由於時局的變化，隨校輾轉到桂林、大理等地。在教學之餘，還考察研究西南少數民族的歷史、地理和風俗民情，撰寫了10餘篇論文。

1932年起，歷任山東大學（前青島大學）、華中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北京大學教授。

1946年，隨西南聯大遷回北京。此後，他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

1949年1月，北京和平解放。 1949年7月，應邀參加“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國第一屆文協委員。

1951年加入愛國民主黨派“九三學社”。歷任政協中國委員會第三、四、五屆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

1952年院系調整后，兼任北大中文系中國文學史教研室主任、中文系副主任、校務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等職。

1955年被評為一級教授，並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副主任兼文學史教研究室主任。

1955-1956年，完成了20年前開始編撰的《楚辭註疏長篇》的修訂工作。

1957-1959年，主持編寫《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和《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成為國內高校文科師生的必備參考書，得到海內外的一致好評。

1961-1963年，受中宣部和高教部委託，領銜主編高等學校文科教材《中國文學史大綱》（1冊）和《中國文學史》（全4冊），後者多次再版，在中國高校延用20多年。

1962年發表了《楚辭講錄》。

1963年赴日本講學，作《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和《屈原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等學術報告。

1966年赴越南講學。“文化大革命”時期，不顧年事已高、體弱多病、心情抑鬱和不公正待遇，仍參加《新華字典》的修訂，並將讀書筆記整理成《居學偶記》。

1977年，重新整理修訂《楚辭註疏長篇》。

1978年，抱病主持修訂《中國文學史》和對《離騷》的正文作校勘工作，直至逝世前一天。

1963年隨中國學術團赴日本講學。

1966年又受中國科學院委託去越南講學。

1978年6月23日逝世，享年79歲。

游國恩對楚辭研究的貢獻

游國恩先生作為楚辭研究專家的成名作，是1926年北新書局出版的《楚辭概論》。1928年該書被商務印書館收入《萬有文庫》及《國學小叢書》，使之有更廣泛的流傳。《楚辭概論》全書約15萬字，較之時下動輒數十萬言的很多著作而言，確是一本“小書”，而且就其內容而言，對於當代研習楚辭的學人來說，大多可以說是盡人皆知的常識；但把它們罡於20世紀20年代的具體學術環境中，這些都是游先生和他的同輩學者在東西方學術文化撞擊過程中所創造的現代學術的第一批成果。

游先生有關楚辭研究的論文，生前有兩次結集，一次為1937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讀騷論微初集》，一次為1955年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后改為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的《楚辭論文集》。

《楚辭註疏長編》是游先生凝聚畢生心血而在生前未能見其成果出版的一項楚辭學研究的基礎工程。從1959年開始，金開誠先生一直協助游先生進行這項工作，同時中文系有五位中青年教師和中華書局聘請的孔凡禮、李淡虹先生也先後參加了資料搜集和核對。到1965年，材料搜集工作已基本完成，而隨後的“文化大革命”，使之再次被擱置了十年之久。1976年10月以後，游在先生的主持下，由金開誠先生及他的兩個學生董洪利、高路明對資料重加校核和編排。1978年6月，《楚辭註疏長編》第一編《離騷纂義》及第二編《天問纂義》即將完成，游先生不幸在醫院遽爾逝世。《離騷纂義》及第二編《天問纂義》定稿是在先生逝世后，由金開誠先生參照過去的油印本及游先生作過的指示完成的，分別於1980年、1982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從先生研究計劃開始的20世紀30年代到80年代《楚辭註疏長編》第一、二編的出版，經歷了半個世紀，付出了三代學人的心血。游先生在《楚辭講疏長編序》中提出整理《楚辭》的五個要點，但按計劃還有校勘、音韻的專書，所以已出版的《離騷纂義》、《天問纂義》側重在通訓而兼及明例、考事，也就是通常所談的融會訓詁、考據、義理於一體。

游國恩對中國文學史學科建設的貢獻

中國文學史作為一個學科，是隨著西方教育制度的引進而出現的。中國最早公開出版的中國人自著的《中國文學史》，即林傳甲為京師大學堂撰寫的“國文講義”。其後各大學、師範乃至中學都紛紛改“詞章”或“文章流別”為“文學史”，並為此編著各種文學史的教材。中國文學史學科由此形成，而《中國文學史》作為一種新型學術著作，也伴隨著各類不同的教學需要而紛紛出現。游先生自1931年開始任大學教職以後，即與中國文學史這一學科有了關係，隨即先生有了第一部文學史的著作《先秦文學》。該書是先生於1933年在青島寫成的，同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收人《萬有文庫》中。

新中國成立后，由於對外“一邊倒”基本政策的實行，高等學校的教學制度和教學計劃也完全仿效蘇聯的。學制多由四年改為五年，課程設置和名目也有改變。北京大學中文系自1955年起學制改為五年，而教學計劃和課程設置則仿效當時蘇聯莫斯科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中國文學史的教學有了很大的變化。此前各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課程大都為一學年，每周2至3學時，而現在改為三學年，每周4至6學時不等。其他的高等學校也都按照北大的模式對教學計劃作了調動。當時的高等教育部為 了適應這一教學改革和進度，曾指定幾所大學中文系和文學研究所分段草擬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並為之多次召開會議。游先生作為北大、清華、燕京三校中文系合併后的北大中文系文學史教研室主任，參加了這一活動的全過程，並承擔先秦、兩漢部分大綱的編寫。

游國恩先生於1956年底寫有《對於編寫中國文學史的幾點意見》一文，發表於1957年1月6日光明日報的《文學遺產》周刊上。文章結合新中國成立后大學中文系教學的實際情況，就中國文學史內容、體例和分期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游先生在文章中的認識和這一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在以後的一個很長時間內，實際上在規範著中國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史的教學。

游先生在北大講授中國文學史時，為了便於學生對古代文學作品的閱讀，隨著講授的進度，向學生配套發放相關的作品選注。這種作品選注，當時稱為“文學史參考資料”，由游先生提出作品選目和註釋要求，具體工作由吳小如先生負責，再由先生審訂。由於這套參考資料人選作品比較豐富而有代表性，註釋詳細精當，標明出處，並附有作家傳記、評論以及有關的後人研究成果，是作品選注的一種新體例；特別由於新中國成立后，高等學校大發展，學生數量迅速增加，學校圖書館藏書無法滿足學生的閱讀需要，這樣的參考資料能保證所有學生有一定作品及相關資料的閱讀，對教學很有益處。因此，這套參考資料在20世紀50年代末分別以《先秦文學史參考資料》、《兩漢文學史參考資料》的名目由中華書局出版后，受到了高等學校，特別是新建和邊遠地區的高等學校中文系師生的歡迎。

1957年《中國文學史教學大綱》出版，但由於隨之發生的“反右”、“大躍進”、“反右傾”等政治運動，中國文學史教材的編寫被擱置了。直到1961年，當時的中宣部、高教部聯合召開了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編選計劃會議，成立了教材編選辦公室，開始實行一個大規模的文科教材編著的規劃。《中國文學史》被確定為編著的教材之一，並指定游先生和王起、蕭滌非、季鎮淮、費振剛為主編，游先生為第一主編和編寫組召集人，參加者尚有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學院、中山大學中文系的中青年教師和研究生。也許由於所謂的“三年困難”的教訓，其時正處於兩個“階級鬥爭”高潮之間的平靜期，整個環境比較寬鬆，使這部教材的編寫能在總結建國以後高等院校中國文學史教學經驗的基礎上，以翔實的材料，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為中國古代文學的發展勾劃出一個比較實事求是的輪廓。更由於儘管這部教材雖出於眾手，但整體來說，思想前後貫通，文學風格比較統一，章節安 排大體勻稱，便於教學，因此，自1963年人民文學出版社以四卷本方式出版后，四十年來累計發行200萬部以上，是20世紀初高等院校設立中國文學史課程以來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一部教材。

游國恩先生1942年暑假應他的好友羅常培先生邀請到昆明任西南聯大兼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由於當時日本飛機經常來犯，聯大教師多住在鄉下。游國恩家住在離城二十華 里的龍頭村。鄉間住宅條件差，有時甚至漏雨，所以曾多次搬家。直至1945年7月才搬進城去住。住在鄉間時，進城上課都須步行（後期有一半路可乘馬車），因此游國恩的課都集中在一兩天內上完，授課期間在城裡學校的教師宿舍住一兩天。由於通貨膨脹嚴重，物價飛漲，薪水入不敷出，游國恩當時還兼了兩個差，一是在留美預備班講課，一是在雲南大學附中教國文，教學任務極為沉重。不僅如此，向來不過問家務的游國恩還要負責買米和買柴炭。大概城裡的“公米”要便宜點，記得有一陣他每逢發了薪水，就從城裡買兩袋來，請肩夫挑回鄉間家中。有一次他隨著肩夫走到大西門，肩夫竟故意在亂鬨哄的人群中快步行走，走得不知去向。游國恩丟了米，就買了兩根甘蔗扛回家。妻子問他：“米在哪裡”？他笑著說：“讓挑夫挑走了，”但他隨即又說：“他比我更需要。”關於這段艱苦的生活，游國恩曾寫過一首題為《昆明大西門外口號》的詩，可作為當時情況的寫照：“先生墨者懦，一生得枯槁。棲棲牛馬走，僕僕沮洳道。持此衰病軀，犯死換溫飽。搖搖戰風霜，城上有勁草。”

游國恩在西南聯大四年（1942年至1946夏季複員），一直講授中國文學史概要，並先後開設了唐宋文、近代詩、韓愈文、黃山谷詩、文言習作等課程。當時的講義都是在昏暗的煤油燈下寫成的。此外，還要指導學生寫畢業論文。又，從1944年至1948年，每年清華大學文科研究所中國文學部舉行畢業生考試，均有請游國恩擔任考試委員的。除教學任務外，游國恩還在校內外作過多次學術演講。如1942年來校不久就在昆明廣播電台作題為《論諷刺》的演講，（刊載於《國文月刊》第21期）同年12月，在昆明中法大學作《論寫作舊詩》的演講，（載於《國文月刊》第23期）1943年在西南聯大文史講座 作題為《楚辭中的女性問題》的演講（附錄於1946年出版的《屈原》一書，改題為《楚辭女性中心說》），1944年在雲南大學文學史會作《文學與諧隱》的演講（發表於1944年4月12日昆明《掃蕩報》）等。

雖然時間已經是十分緊張，但游國恩還寫了《槁庵隨筆》十五則（連載於《國文月刊》1944年第36、38、40期）、專書《屈原》（1946年，勝利出版社）以及其他一些論文。《屈原》一書是1945年應潘公展之請寫的。據說原來曾向梁守岱先生約稿，因梁先生太忙，才轉薦游國恩承擔。潘、梁二位與游國恩均不相識，他們薦請游國恩的原因，正如編印組在《作者小傳》中所言，游先生“精研楚辭”，有多本著作問世，“極為士林所推崇”。《屈原》是一本約十萬字的屈原傳記，其中“對於屈子姓名、里貫、家世及學術思想篇章文藝諸問題之考證論定，不獨發前人所未發，亦可補游先生以前著述所未及”。這本書是在極困難的條件下寫成的，但游國恩不願利用自己的舊著“偷工減料，潦草塞責”。同時，他在書中再次說明：抗日戰爭前夕他在青島山東大學教學時講授楚辭，“是有意在做宣傳工作，宣傳‘三戶亡秦’的民族主義”。

《屈原》一書中還指出屈原的死決非出於怯懦或消極的避禍，而是旨在“喚起國人”，“以拯救垂亡的宗國”，“確有重於泰山”。並指出“我國歷史上無數的忠義之士，……（他們的出色表現）就是屈原這種寶貴的政治道德所養成的”。從此又可看出，游國恩的學術研究與他對國家民族的強烈使命感是相結合的。

游國恩早在上世紀30年代初在山東大學任教時就著手編纂的《楚辭長編》，當時已編就《離騷》、《天問》二卷，有油印本發給學生參考。其他各卷，也已征材略具。由於時局動蕩，來到大後方后又因圖書缺乏等原因，編纂工作被迫擱置下來。1943年初，他在友人推薦下，曾一度考慮將已成卷的《離騷》、《天問》先去付印；為此曾與中文系羅庸教授相商，並請他寫一序言。后因這兩卷的原稿也已丟失，所存油印稿有脫錯，手頭無書，不能一一校正，且考慮到有的資料須補充，有些新的研究成果也無暇補入等原因而終於未拿出去發表。但羅先生仍將他寫的序——《楚辭纂義敘》發表了出來。（見1944年《國文月刊》第31、32期合刊）序言稱：“澤承此編，承近世學風之變，兼前人累世之長”；並舉出其在諸多方面超過前人的地方。序言還指出，此書含有“八善”、“二長”；“雖舊說之淵海，實新義的甾 會”。並說“此書一出，行見群爝息光，一星獨耀”。序言不僅高度評價了游國恩在楚辭學史上的地位，而且說明《離騷》、《天問》二卷後來出版時雖經他遍尋了一切可能得到的材料，並對有的按語作了訂正，但它的成書在當時也已經成熟了。

1944年暑假，雲南大理縣政府聘請海內文理方面專家“以現代方法重修縣誌”。西南聯大文科受聘的教授有羅常培、鄭天挺和游國恩。——游國恩負責文徵、宗教、人物、名勝古迹等方面的修纂，並利用有關資料撰寫了《白古通考》、《南詔德化碑校勘記》、《夷族令節考》等五、六篇論文。可惜這些論文已尋找不到。但最近卻在他的筆記本里發現有關大理名勝古迹文獻考證的文字和與上述文章有關的材料，應是他為修志寫的手稿和所搜集的材料。游國恩的《大理名勝古迹文獻考》部分已在《白族文化研究》創刊號上發表（民族出版社2002年4月）。吳棠先生在《游國恩大理名勝古迹文獻考點校後記》中稱：這是一份有關大理和白族歷史、文化的重要文獻”，“對大理建設民族文化大州、弘揚優秀的白族文化，以及恢復開發新的景點，都具有現實意義”。游國恩的這批手稿，連同此前他在大理喜洲華中大學時撰寫和已公開發表的《火把節考》等文，以及有待尋找的多篇佚文，都是抗戰時期他對發掘和弘揚中國西南民族古老文化的貢獻。

1939年游國恩隨當時所在的武昌華中大學遷到大理喜洲后，正是日寇大舉侵華，大部分國土淪喪之時。游國恩憂心國事，開始經常寫作舊詩以寄懷。到西南聯大后，仍詩興不減，連同在喜洲寫的詩總共有一百多首。可惜經過“文化大革命”，找到的已經很少。由於寫詩多，不僅校外的人請他作《論寫作舊詩》的演講，連聯大新詩社1941年也請他作《論詩的欣賞》的演講。他也經常與同人賦詩論詩。據浦江清先生1943年2月7日的日記載：“天陰，寒甚。在聞一多家圍爐談詩。游澤承談散原詩尤 有勁。傳觀諸人近作，佩公(朱自清)晚霞詩，重華黃果樹瀑布詩，澤承律詩數章均佳。”浦、朱二先生都有與游國恩唱和的詩。游國恩和朱先生在談詩論學問方面很投合，朱先生逝世時游國恩寫了一首很動感情的輓詩《哭佩弦先生》：“十年漂泊得生還，塵浣征衫鬢欲斑。反胃陳王妨飲食，解頤匡鼎動愚頑。文章新變空餘子，憂患平生塞兩間。太息唐樓咸故事，與君斟酌陸渾山。（自註：昔與君同寓昆明北門街，衡宇相望。一日，余訪君於唐公樓，因論討及韓公《陸渾山火》，不覺移晷，大暢詩旨而去。）”此詩原載於《中建》雜誌1948年北平版1卷4期。原件朱夫人一直珍藏，存於清華大學檔案館。又化學系著名教授黃子卿先生工書法，並喜寫作舊詩。在聯大時他看到游國恩的詩很佩服，經常帶自己的詩作到家中來，與游國恩討論寫詩。游國恩去世時，他贈的輓聯寫道：“落花依草哭丘遲，卅年舊交，兩行熱淚。春樹暮雲懷李白，千篇新著，一代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