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

《楚辭》作品或者效仿楚辭的體例，被稱為“楚辭體”或“騷體”。“楚辭”之名，始見於西漢武帝之時，這時“楚辭”已經成為一種文學體裁。宋朝黃伯思《翼騷序》云：“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辭’。”這就是說，“楚辭”是指具有楚國地方特色的樂調、語言、名物而創作的詩賦，在形式上與北方詩歌有明顯區別。進一步說，楚辭的直接淵源應該是以《九歌》為代表的楚地民歌。《九歌》原為祭祀時之巫歌，后經屈原加工而保留下來，而《離騷》等其他作品則是在這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因此，南方祭歌那神奇迷離的浪漫精神，也深深地影響甚至決定了楚辭的表現方法及風格特徵。這是“楚辭這一名稱所包含的又一層意蘊。由於楚辭和漢代賦作之間的淵源關係，所以屈原作品又有“屈賦”之稱。

楚辭，也作“楚詞”。本為楚地的歌辭。戰國時期楚國的屈原吸收其營養，創作出《離騷》等巨制鴻篇，後人仿效，名篇繼出，成為一種有特點的文學作品，通稱楚辭。西漢劉向編輯成《楚辭》集，東漢王逸又有所增益，分章加註成《楚辭章句》。唐孟浩然《陪張丞相自松滋江東泊渚宮》詩：“臘響驚雲夢，漁歌激楚 辭。”《朱子語類》卷一三九：“楚 詞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了，都不可曉。”宋魏慶之《詩人玉屑·詩體上》：“有楚 辭，屈 宋以下，效 楚辭體者，皆謂之 楚辭。”姚華《論文後編·目錄中》：“楚 辭者，楚 人之辭也。雖‘鳳兮’‘滄浪’，已載前籍，而《騷》尤深遠，其辭若跌宕怪神，其思則繾綣惻怛，故能義兼《風》《雅》，體先詞賦，於是楚 辭代《詩》而興，蔚然成家矣。”

“騷”，因其中 的作品《離騷》而得名，故“後人或謂之騷”，與因十五《國風》而稱為“風”的《詩經》相對，分別為中國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鼻祖。後人也常以“風騷”代指詩歌，或以“騷人”稱呼詩人。

如：荊軻的《易水歌》，就採用了這一體裁。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歌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二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楚辭的創作手法是浪漫主義的，它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且具有濃郁的楚國地方特色和神話色彩。思想感情。

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向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嚴忌、東方朔、王褒、劉向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才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向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向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向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 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共373句，是我國古代最長的抒情詩，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著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 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說，楚辭的產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熏陶分不開的。

同時，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向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諸侯爭霸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著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著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注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說：「初，劉向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注。」但劉向編定的《楚辭》16卷原本已佚。《楚辭章句》即以劉向《楚辭》為底本，它除了對楚辭做了較完整的訓釋之外，還提供了有關原本的情況。在《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南宋洪興祖又作了《楚辭補註》。此後，南宋朱熹著有《楚辭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辭通釋》，清代蔣驥有《山帶閣注楚辭》，等等。他們根據己見，作了許多輯集、考訂和註釋、評論工作。

離騷徠

九歌：東皇太一　東君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天問

九章：惜誦涉江哀郢抽思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迴風

遠遊

卜居

漁父

九辯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隱士

七諫：初放　沈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哀時命

九懷：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九嘆：逢紛　離世　怨思　遠逝　惜賢　憂苦　愍命　思古　遠遊

九思：逢尤　怨上　疾世　憫上　遭厄　悼亂　傷時　哀歲　守志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瑤席兮玉（王+真），盍將把兮瓊芳。蕙餚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翻譯】

選定吉日啊，行祀良辰！恭敬祭祀啊，愉我上皇。

身佩長劍啊，撫彼玉珥；盛裝玉飾啊，脆鳴叮噹。

壇鋪瑤席啊，玉鎮平展；更要奉上啊，名花溢香。

蕙煮祭肉啊，蘭花為襯；桂酒奠祭啊，佐以椒漿。

揚起鼓槌啊，敲響祭鼓；節拍徐緩啊，歌唱勿慌。

竽瑟齊列啊，作樂鏗鏘。

翩躚巫女啊，服飾艷麗；芳香飄溢啊，馥郁滿堂。

五音紛呈啊，悅耳交響；上皇歡欣啊，愉快安康。

【賞析】原詩的構成除兩句五言外，都是六言。五言第三字和六言第四字例用“兮”字。最特出的是，基本上隔句用韻，且押陽韻一韻到底，這在《九歌》十一篇中是獨一無二的。面對這樣一篇韻律嚴整的詩歌，譯文也採取相應的嚴整結構。即以九字兩句譯原文的六字或五字一句，第一句結尾以“啊”代“兮”，第四句末都押陽韻。問題是原文“陳竽瑟兮浩倡”的“倡”字，《辭海》釋為“作樂”，不是唱歌；可讀“chàng”，又可讀“cháng”，考慮全篇用韻，以後者為是。其他如“玉珥”、“瑤席”、“椒漿”等特殊用語均在註釋中有說明，在譯文中可不譯出。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著古老的文化。楚人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家》）。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制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并了長江中游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著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家看作野蠻的異族。《小雅·采芑》記敘周宣王南征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並把“蠻荊”與北方的玁狁並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並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家》）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只是表現在國家制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注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複雜的物質生產。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家。《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家。從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家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家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曲，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致。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注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艷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蕩、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鐘，被中外專門家譽為“世界奇迹”，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制在一個八度的音域範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我們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眾多楚地樂曲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游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向《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注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①（《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制；《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曲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就是“吟”。（所謂的“吟”，就是介乎於“讀”和“唱”之間的一種形式，是以一種較為簡單的調子來吟完整篇文章，當然，楚辭之中應該還有當時楚地的楚音。）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複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家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象，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先戒”、“神遊”，到“問卜”、“降神”，都借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家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家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龍·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產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愛國詩人。在《楚辭》初本的16卷中，屈原的作品占絕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卷20餘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問》、《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8卷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向的《九嘆》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礎上編為《楚辭集注》，增入賈誼的《鵩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朱熹認為這些作品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他並把屈原的作品劃為“離騷類”，把其它作品劃為“續離騷類”，按原篇章次序編為8卷。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離騷》《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寫的政治抒懷詩；一類是以《九歌》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詩人世界觀、人生觀的《天問》。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懷詩，也是“楚辭”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稱“楚辭”為“騷體詩”，並與《詩經》並稱“詩騷”。“騷體詩”由屈原創造，句式可長可短，篇幅宏大，內涵豐富複雜；它打破了《詩經》那種以整齊的四言句為主，簡短樸素的體制。《離騷》是詩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滿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委屈，凝聚憂憤、感慨於筆端寫成的。這首近2500字的長詩，敘述了詩人的身世和志向，通過表現詩人一生不懈的鬥爭和決心以身殉志的悲劇，反映了楚國統治階層中正直與邪惡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的黑暗現實和政治危機，表達了他為國為民而戰鬥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2020年10月30日，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