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

楚文化繼承了許多商周文化特點，其輝煌燦爛的文化成就舉世矚目，作為楚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楚藝術品更是獨步海內外，其設計形式和風格充分體現了想象力和審美意識。

楚國藝術設計乃至整個楚文化的成熟是在當時特有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與先秦時期的歷史文明有關。

所謂“文明”，包含多種含義，主要的有兩點：

一是指文化的總和，即某一時代或某一地區具有特定性的文化，有時也指某一延續時間長、傳播地域廣且又有若干分支的總體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等同於文化。

二是指一個氏族制度已然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一個社會發展階段。

一般來說，當一個先進文化達到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運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已有某些進步，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已經發展到足以解決一個複雜社會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某些問題時，才表明它已進入了文明時期。楚文化最重要的便是編鐘。

早在20世紀30年代，楚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就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秦楚國遺址、墓葬等的發現，激發了學界探索楚文化的熱情。其研究範圍從先前的文學、哲學領域擴展至歷史、地理、經濟、軍事、文字、建築、服飾、風俗、科技、歌樂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隨著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滲透，逐步向綜合性研究方向發展。

湖北省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萬全文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長沙地區發掘的大批楚墓為楚文化這一學科的創立提供了契機；上世紀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國故地的考古發掘層出不窮，特別是棗陽市九連墩戰國古墓群位於的發現，使得楚文化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也認為，考古發現及其研究和認識的深入，引發了學界對楚文化研究的極大興趣，也為其拓展和精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佔有最新材料的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突破、新進展的。”劉玉堂說，“隨著大量楚簡的不斷問世，其所承載的豐富訊息為楚文化研究向縱深推進提供了可能。例如，傳世文獻記載楚國遷都六七次，都城先後稱丹陽和郢，但清華簡《楚居》則記載楚國遷都達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見丹陽名稱，這將引起學界對楚都問題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據傳世文獻記載，楚人先祖季連活動的年代不會晚於虞夏之際。可是清華簡《楚居》中則將季連與盤庚連在一起。若此"盤庚"即商王盤庚，那麼季連活動的年代豈不要向後推約七百年？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華中師範大學楚學研究所所長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紀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張正明主編的《楚學文庫》。這套叢書是20世紀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經過多年的積累，楚文化已經有了全方位、多角度、體系化的研究和總結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當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緊密跟蹤考古新發現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著力解決其囿於資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難問題。”蔡靖泉說除了注重考古發現之外，將楚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對於推進楚文化多層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積極意義。萬全文向記者介紹說，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源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具體說來，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等層面。比如，張正明的《古希臘文化與楚文化比較研究論綱》、王紀潮的《異彩紛呈：楚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等，就將楚文化與古希臘、古羅馬文化進行宏觀比較。中觀角度則是將楚文化與同時期中國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譬如張正明的《秦與楚》，清晰展現了秦與楚的歷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國家發展和命運，深刻揭示了秦與楚興衰存亡的歷史原因。所謂的微觀比較，則是將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某些具體問題進行對比探討，這也是目前區域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劉玉堂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區域文化比較研究的意義重大。因為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發現不同區域文化的共性與個性；也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準確把握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過程和規律，進而發現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路徑。蔡靖泉也表示，將楚文化與並世共存的諸地域文化進行比較探討，是楚學研究的重點之一。這不僅能夠拓展楚文化研究視閾，也必將促進中國區域文化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紀的深入發展。劉玉堂表示，儘管楚文化研究在區域文化研究中處於領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還比較薄弱，某些關鍵的研究領域多年沒有突破。他認為，上世紀楚文化研究的輝煌，多半基於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轟動性發現，楚文化研究很可能會出現“瓶頸”，甚至無話可說。因此，學界需要對楚文化考古資料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尋求方法論上的突破創新。萬全文認為，從楚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楚簡帛研究的推動。造成這一研究現狀的原因，是由於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相對上世紀有所減少，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沒有新材料出現的情況下很難得到解決。 

針對此種情況，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說，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沒有上世紀90年代那麼轟動，重大考古發現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於三峽水庫、南水北調等大型工程的陸續開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發現，而對這些考古資料進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時間的。只有將這些新發現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據此繼續深化研究。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羅運環則強調說，除了對楚文化考古資料系統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強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他告訴記者：“準確釋讀諸如楚簡、璽、貨幣、器物上的文字資料，不僅能夠幫助研究者找尋新的突破點，還能夠對過去的成果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對出土文獻這些一手資料辨識的準確性，對於醞釀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無裨益。

作為這一時期重要標誌之一的漆器不僅品種和數量繁多，而且被廣泛應用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主要有生活用具、傢具、樂器、文書工具、兵器、車馬器、手工業品和喪葬用具等。當時漆器以厚木胎為主，薄木胎較少，還有極少數的夾紵胎和竹胎。製作方法因質料和器形不同而異，如木胎是以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種製法為主，竹胎以斫制與鋸制方法為主。其造型各異，題材豐富，既有現實社會中的禽獸，傳真寫實，形肖神似，又有以傳說中的龍鳳與現實生活中的動物相結合的“神獸”、“神鳥”，有的雄偉奇特，有的小巧玲瓏，十分精緻美觀。髹漆工藝十分發達，不僅漆色艷麗豐富，而且紋樣內容和形式極為繁複。主要花紋有龍、鳳、獸、鳥、三角雲紋、舞樂紋等，線條勾勒交錯，圖案優美，富於變化，色彩搭配諧和悅目。此外，楚漆器中還廣泛使用了描金、描銀的方法，並發現有金箔貼花的裝飾手法。

楚人，與中原華夏氏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楚人的祖先來自中原，為華夏族南遷的一支，給楚地帶來了華夏文明的先進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緩慢向前發展楚文化。從統屬而言，楚於西周初年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統治。而且實物資料也表明，西周時期，楚文明的個性特徵尚不明確，它還保留著相當大的中原文明特點，到春秋以後才逐漸形成既別於中原姬周文明又別於其它區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點的成熟的獨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興起與其它文明一樣，也應具備相應的文明諸要素，我們可以此來考察楚文明興起的大致時間。楚自鬻熊至熊繹受封的階段，文獻均記其“居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而非“都丹陽”，加上又無相應的考古學資料相印證，當時丹陽只是一個地名，而非都城，也無城邑的建制，大型禮儀建築也尚未發現。

就是懷疑為楚國製作或斷為楚國所有的青銅器，不僅未見於考古發掘，即使是傳世品中也一無所見，文字就更不用說了。此時，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可見生產力之低下，其生產關係也只能是以較單純的血緣關係為基礎形成的。楚的社會形態自然也比較原始。

楚文化繼承了許多商周文化特點，其輝煌燦爛的文化成就舉世矚目，作為楚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楚藝術品更是獨步海內外，其設計形式和風格充分體現了楚人的想象力和審美意識。楚國藝術設計乃至整個楚文化的成熟是在當時特有的歷史環境中產生的，追根溯源不能不與先秦時期的歷史文明有關。

所謂“文明”，包含多種含義，主要的有兩點：

一是指文化的總和，即某一時代或某一地區具有特定性的文化，有時也指某一延續時間長、傳播地域廣且又有若干分支的總體文化，從這個意義上講，文明等同於文化。

二是指一個氏族制度已然解體而進入有了國家組織的階級社會的一個社會發展階段。

一般來說，當一個先進文化達到了：文字在很大程度上得以運用，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已有某些進步，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已經發展到足以解決一個複雜社會的秩序，安全和效能等方面的某些問題時，才表明它已進入了文明時期。楚文化最重要的便是編鐘。

楚俗尊鳳尚赤、崇火拜日、喜巫近鬼。

楚人認為自己是日神遠裔，火神嫡嗣，日火皆為赤色，故而尚赤。楚地廣闊，楚人的族源非常複雜，但楚王族是祝融（中國神話中的火神）後裔於史有載，尚赤之俗源遠流長。

祝融，本名重黎，中國上古神話人物，號赤帝，後人尊為火神，廣東一帶亦有尊為南海神。有人說祝融是古時三皇五帝三皇之一。據《山海經》記載，祝融的居所是南方的盡頭，是他傳下火種，教人類使用火的方法。

《史記·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后，復居火正，為祝融。”這裡祝融是一種官名，祝，大也；融，明也。

祝融氏是神農氏時代，或者早在伏羲氏時代出現的一個以善於取火管火用火而聞名的部落，對中華先民用火技術的發展作出了突出貢獻。到五帝時代，“祝融”又因此被用作官職名稱。

東君，中國古代楚國神話中的神祇。

關於東君的神格，歷來說法不一。通常認為東君是指太陽神，但也有月神說，也有認為東君和東皇太一為同一位神明的說法。

屈原所著《東君》被編入《楚辭·九歌》中。

太一在民間信仰中，視為北極星，是最尊貴的星神，在《楚辭》中稱為“東皇太一”，有人奉之為“天帝”。唐代張守節《史記正義》：“泰一，天帝之別名也。”

太一操控人間吉凶禍福，緯書《春秋命歷序》：“太一主風雨、水旱、兵革、飢疫、災害。”祭祠太一，可以招致神仙。拜祭時，信眾以歌舞娛神。

《東君》 -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

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

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羌聲色兮娛人，觀者儋兮忘歸；

緪瑟兮交鼓，蕭鍾兮瑤簴；

鳴篪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

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

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敝日；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楚人，與中原華夏氏族有著密切的淵源關係。楚人的祖先來自中原，為華夏族南遷的一支，給楚地帶來了華夏文明的先進因素，並以中原商周文明特別是姬周文明為基礎緩慢向前發展楚文化。從統屬而言，楚於西周初年為周成王所封，自然而然接受的是姬周文明的統治。而且實物資料也表明，西周時期，楚文明的個性特徵尚不明確，它還保留著相當大的中原文明特點，到春秋以後才逐漸形成既別於中原姬周文明又別於其它區域性文明的有自身特點的成熟的獨特文化。

楚文明的初步興起與其它文明一樣，也應具備相應的文明諸要素，我們可以此來考察楚文明興起的大致時間。

楚自鬻熊至熊繹受封的階段，文獻均記其“居丹陽”（今河南省淅川縣），而非“都丹陽”，加上又無相應的考古學資料相印證，當時丹陽只是一個地名，而非都城，也無城邑的建制，大型禮儀建築也尚未發現。

就是懷疑為楚國製作或斷為楚國所有的青銅器，不僅未見於考古發掘，即使是傳世品中也一無所見，文字就更不用說了。此時，楚“辟在荊山，篳路藍縷”，可見生產力之低下，其生產關係也只能是以較單純的血緣關係為基礎形成的。楚的社會形態自然也比較原始。

熊繹受封是楚立國之始，他五傳至熊渠之間的事實史載不詳，也無明確的考古資料面世。看來，楚即使立國，也未必真正進入了嚴格意義上的文明時代。但到熊渠時，楚有了第一次擴張，它應是楚經濟、軍事實力有較大增長的反映，青銅兵器應該得到了比較普遍的應用。湖北當陽趙家湖西周晚期楚墓中出有少量銅器，並有極少量的傳世銅器遺存，從一個側面說明了楚青銅冶鑄業的興起。這一時期已有少量疑為楚城邑的遺址發現。而且楚的社會形態已發生了根本變化，完成了由部落聯盟集團的氏族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

熊繹文化大道位於湖北省保康縣城南牌坊灣地段，南起土門三岔路口，北至封銀岩嘴，東至道路紅線，西至清溪河邊。沿途興建10個早期楚文化街頭景點和2個早期楚文化廣場，並與已建成的楚文化浮雕長廊連為一體，構成沿清溪河十公里楚文化景觀帶。熊繹文化大道配套建設啟明廣場、承水玉橋、楚源鳳台等3項景觀節點。

保康是楚文化的發源地之一，楚國800多年的歷史，在保康就有 350多年，歷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史料記載，熊繹，為祝 融氏分支鬻熊一支的後裔。周成王時代，熊繹受封為楚君，賜“子男”田地。因此，保康沿河大道以熊繹命名，寓意是將“荊山楚源，早期楚文化”的精髓融入其中，弘揚祖先熊繹率部族“蓽路藍縷，以啟山林”的堅韌不拔、開拓創新、勵精圖治、艱苦創業的楚人精神。

由於在西周早中期，楚國局限於一個狹小的地域，且主要是在中原姬周文明的影響下發展，因而，楚人統治區內的文化面貌接近於中原姬周文明的風格，是時，楚文明雖處於襁褓中，但其個性特徵開始孕育。西周早期，隨著楚人第一次擴張軍事行動的開始，楚人有了進一步與外圍蠻夷文化接觸的機會，華夏文明與蠻夷文化的交融使楚人在繼承華夏文明即姬周文明的同時，也按已逐步形成的自我意識對其進行改造。楚文明就在這種既堅持主源又兼收並蓄的過程中初步興起了，這一過程可持續到春秋初年。也正是在一種特殊的多民族環境和共存意識中奠定了後期楚文明多元的特徵和鮮明的個性。

楚文化美術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組合，鹿角立鶴、虎座鳳鳥、漆繪上的人神雜糅、織綉上的龍蟠鳳逸、青銅器上斑駁陸離的色彩等等，這是楚人文化精神上無礙於物，“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花朵流動與生長的造型，正給人自由、生動的想象。楚國盛產細腰美女。

楚文化科技：在湖北棗陽市，九連墩戰國古墓群進行考古發掘，傳說是楚國無頭將軍墓，因他在前線吃了敗仗，被楚王所殺，但楚王後悔，就以一金頭厚葬了這個將軍。這使我很自然地想到了戰國時楚將唐蔑。這個墓葬很可能是齊楚垂沙之役中戰敗的楚國將軍的墓。在距該墓不遠處還發現有東周城址，而湖北棗陽在春秋時代就是唐國的故地。唐蔑很可能是該地的封君或是出生地在此（唐地），則稱唐蔑。再說齊楚垂沙之役，垂沙在今河南唐河縣，雙方在沘水（即今唐河上游）交戰，楚將唐蔑等戰死。棗陽離這個古戰場（河南唐河）非常近，僅僅隔著一個桐柏山，也許楚國正是調動了方城以內的駐軍與隨棗地區的古唐地的駐兵進行作戰的。可推想，楚軍戰敗后，楚王怒殺楚國將領，后又因楚國隨後發生庄矯起義，使楚國四分五裂，所以楚王在懊惱中厚葬了戰敗將士，其中就有唐蔑。武漢市黃陂區的魯台山古墓葬群，屬周代楚國重要遺址，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出土了“長子狗”銅鼎和“公大史”銅方鼎等重點文物。銅器造型嚴謹，花紋繁縟，創新了銅器製作工藝，大大改良了製造工藝。

這一考古發現，與隨後的荊門包山二號墓漆奩彩繪等，給考古學以至藝術史學界帶來空前的驚喜。史學家稱，這一批文物的出土，使得中國美術史的源頭上溯至三代。破除了中國文化的“西來說”，及中國美術源頭“起於漢代”的謬誤，為中國美術本原做了根本性補充。藝術界興起“楚文化熱”。

楚武王熊通即位后開始謀求向外發展，“辟在荊山”這一狹小的區域也不能滿足楚人的發展要求，楚文王遷都位於今荊州紀南城的郢，自此至楚昭王十年（公元前506年）吳師攻陷郢都止，是為楚文明的成熟定型期。這一時期的楚國在鞏固後方的基礎上逐步吞併了江漢地區、南陽盆地及淮河上中游地區的數十個文化因素各有特點的國家，其地入楚境，民為楚人。在這一系列並國擴境的過程中，楚人根據形式的變化和經濟、文化發展水平及實力條件的不同，採取了不同的策略和處理方式，但目的只有一個，就是滅其國，絕其祀，縣其土而有其民，在這一過程中，楚人採取開明的民族政策，將其逐步納入楚民族的共同體，民族融合進程加快。同時，這一範圍內各種經濟、文化因素相繼融入楚系，從而為楚文明的迅速發展提供了大量新的因素和有利基礎。

實物資料表明，獨具特色的楚文明是在西周以來已有的姬周文明的基礎上，歷經這一時期特殊的時代背景和歷史機遇的洗禮，通過融合、吸收被吞併的眾多周王室同姓、異姓封國及其它諸侯國的先進文化因素加以綜合、提煉並經過創造而成，正是在此時，楚文明以非凡的氣勢率先突破了中原姬周文明的樊籬，取得了質的飛躍，從而完成了自己由幼年期到成熟期的重大轉折，進而使楚文明在各方面的發展成為亞洲第一（軍事以外）。

楚昭王十一年（公元前505年），楚借秦力擊敗吳人，后昭王遷都於鄢（今湖北宜城），后又返郢，直至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止，是為楚文明的繁榮鼎盛期。

這一時期楚國歷史雖然有起有伏，但楚國的發展未受到大的打擊，而是連續不斷直至達到最繁盛、最光輝的頂點。其政治體制方面有斷斷續續的改革，舊的縣由大化小，並已在全境範圍內普遍設立，邊境設郡，官職爵秩已經相當完善，經濟快速發展，生產力大大提高。發達的經濟基礎為楚文明的繁盛創造了有利條件。楚文明一如衝出峽谷的江河，以奔騰萬里之勢不斷在原有基礎上取得飛速發展，表現出更富民族特色的文化內涵，以致盛極一時。

春秋戰國之際，楚國以江漢平原為中心，社會生產蓬勃發展，政治局勢迅速改觀。到戰國早中期，楚國在北面與中原諸國爭雄，時有進退；西北、西南分別防禦秦與巴蜀而主要是來自秦的威脅，以秦嶺、巫山山脈相阻隔，並分別設立了漢中、黔中、巫郡等；東面是楚國發展相對比較順利的方向，其軍隊多次出入齊魯國境，並直至海濱，但戰爭頻繁，建設難以連續持久；南面主要是“蠻夷”之幫，楚人沿洞庭湖兩側南進，直到五嶺，這一區域基本沒有大的戰爭，政局穩定，楚文明也得以持續發展。鼎盛期的楚文化遺存就主要在江漢平原及楚國南部的今湖南境內發現，並向楚全境輻射。

楚頃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因白起拔郢而遷都陳城，習稱陳郢，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又遷都壽春城，習稱壽郢，直至楚負芻五年（公元前223年）為秦所滅，是為楚文明的滯緩衰退期。

這一時期楚國基本處於動蕩之中，儘管有相對的穩定，也是十分短暫的。楚國政治腐敗，思想保守，經濟上又因國土的淪喪受到了慘重的打擊，楚文明也丟掉了賴以發展和昌盛的堅實基礎。楚國歷史已成頹勢，楚文明也隨之凋敝，偶有出色成就，也是曇花一現。

而且，楚文明無論是在成熟期，還是在鼎盛期、衰退期，它在接受、包容其它文明為己所用的同時，也在對其它文明產生影響，這在其周邊區域的文化遺存中都可以找到楚文明影響的影子。正是由於各區域文明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中國古文明才在多元、複雜文化因素的融合中發揚光大，並連續發展二千年。

楚文明發展的歷史過程歷經孕育興起期、成熟定型期、繁榮鼎盛期、滯緩衰退期四個階段，其成就也各有反映。

早在20世紀30年代，楚文化作為一種區域文化，就引起了學者的關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秦楚國遺址、墓葬等的發現，激發了學界探索楚文化的熱情。其研究範圍從先前的文學、哲學領域擴展至歷史、地理、經濟、軍事、文字、建築、服飾、風俗、科技、歌樂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隨著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語言學、藝術學等多學科理論和方法的滲透，逐步向綜合性研究方向發展。

湖北省博物館常務副館長萬全文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長沙地區發掘的大批楚墓為楚文化這一學科的創立提供了契機；上世紀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國故地的考古發掘層出不窮，特別是棗陽市九連墩戰國古墓群位於的發現，使得楚文化研究開始蓬勃發展。

湖北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劉玉堂也認為，考古發現及其研究和認識的深入，引發了學界對楚文化研究的極大興趣，也為其拓展和精進奠定了良好基礎。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佔有最新材料的基礎上，不斷取得新突破、新進展的。”劉玉堂說，“隨著大量楚簡的不斷問世，其所承載的豐富訊息為楚文化研究向縱深推進提供了可能。例如，傳世文獻 記載楚國遷都六七次，都城先後稱丹陽和郢，但清華簡《楚居》則記載楚國遷都達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見丹陽名稱，這將引起學界對楚都問題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據傳世文獻記載，楚人先祖季連活動的年代不會晚於虞夏之際。可是清華簡《楚居》中則將季連與盤庚連在一起。若此"盤庚"即商王盤庚，那麼季連活動的年代豈不要向後推約七百年？諸如此類的情況不勝枚舉。”

華中師範大學楚學研究所所長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紀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張正明主編的《楚學文庫》。這套叢書是20世紀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經過多年的積累，楚文化已經有了全方位、多角度、體系化的研究和總結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當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緊密跟蹤考古新發現進行深入細緻的研究，著力解決其囿於資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難問題。”蔡靖泉說除了注重考古發現之外，將楚文化和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對於推進楚文化多層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積極意義。萬全文向記者介紹說，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的比較研究，源於20世紀90年代初期。具體說來，可以分為宏觀、中觀、微觀等層面。比如，張正明 的《古希臘文化與楚文化比較研究論綱》、王紀潮的《異彩紛呈：楚文化與希臘羅馬文化》等，就將楚文化與古希臘、古羅馬文化進行宏觀比較。中觀角度則是將楚文化與同時期中國其他區域文化進行比較。譬如張正明的《秦與楚》，清晰展現了秦與楚的民族源流、歷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國家發展和命運，深刻揭示了秦與楚興衰存亡的歷史原因、秦人與楚人性格傾向對華夏民族性格形成的決定作用。所謂的微觀比較，則是將楚文化與其他區域文化某些具體問題進行對比探討，這也是目前區域文化比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劉玉堂對此表示贊同。他認為，區域文化比較研究的意義重大。因為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真正發現不同區域文化的共性與個性；也只有通過比較研究，才能準確把握不同區域文化之間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過程和規律，進而發現中華文化形成與發展的路徑。蔡靖泉也表示，將楚文化與並世共存的諸地域文化進行比較探討，是楚學研究的重點之一。這不僅能夠拓展楚文化研究視閾，也必將促進中國區域文化和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紀的深入發展。劉玉堂表示，儘管楚文化研究在區域文化研究中處於領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問題，例如多學科的綜合研究還比較薄弱，某些關鍵的研究領域多年沒有突破。他認為，上世紀楚文化研究的輝煌，多半基於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轟動性發現，楚文化研究很可能會出現“瓶頸”，甚至無話可說。因此，學界需要對楚文化考古資料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尋求方法論上的突破創新。萬全文認為，從楚學研究的現狀來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賴楚簡帛研究的推動。造成這一研究現狀的原因，是由於楚文化考古的重大發現相對上世紀有所減少，一些懸而未決的問題在沒有新材料出現的情況下很難得到解決。

針對此種情況，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說，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沒有上世紀90年代那麼轟動，重大考古發現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於三峽水庫、南水北調等大型工程的陸續開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發現，而對這些考古資料進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時間的。只有將這些新發現的研究成果逐 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據此繼續深化研究。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羅運環則強調說，除了對楚文化考古資料系統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強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他告訴記者：“準確釋讀諸如楚簡、璽、貨幣、器物上的文字資料，不僅能夠幫助研究者找尋新的突破點，還能夠對過去的成果進行重新審視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對出土文獻這些一手資料辨識的準確性，對於醞釀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無裨益。

由於這一時期的前大半段楚國主要處於由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過渡階段，其經濟形態原始，文化也十分落後，楚文明尚無明確的發展成就可談。到晚期楚文明才逐步興起，並有了初步的發展成就。因缺少較多的實物資料印證，我們也只能了解局部。

此時雖未發現城垣遺址及大型禮儀建築，但已發掘了少量的村落遺址，如離丹陽不遠的湖北襄樊真武山遺址、宜城郭家崗遺址等，其房屋建造比較簡單，既有半地穴式建築，又有地面建築，有單間，也有連間，土坯牆，有柱洞，地表經燒烤過。墓葬建築也比較簡單，均為豎穴土坑式，規模不大，無任何附屬設施，隨葬品也不多。

青銅冶鑄業開始初露鋒芒，鑄造器類主要為小件兵器，其它還有少量禮器，如傳世的楚公逆鎛、楚公 鍾等。整個青銅器發現 數量不多，形制、紋飾一如中原，鑄造技術相對較為落後，不僅不如中原，甚至連南方的揚越也不如。

制陶業為主要的手工業，陶器的製作同樣比較簡陋，器類不多見，裝飾紋樣也比較簡潔。

從傳世的楚公逆鎛、楚公、鍾看，楚文字已經形成，但發現不多，看來，文字的應用還不是很廣。

其它方面的成就均不突出。此時的楚文明恰如一隻雛鳳正破殼而出。

從文化性質來看，楚文明更多地保留了中原姬周文明的特色，同時也吸收了少量蠻夷文化的特點，時間愈晚，自身的風格突現則相對較多，沿著整個楚文明始則模仿，繼則變異，終則別創的發展路徑前進。

這一時期，周王室衰微，楚人不再擔心來自中原周王室的威脅，可以從容地發展自己。楚人進入江漢平原后，由於逐步向外擴張，文化面貌因而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加上楚人在歷史轉折關頭的獨創精神，楚文明得以發生顯而易見的變化，其發展成就也初步地顯現了出來。

楚文明的建築成就集中地反映在楚郢都的建設上，其選址和布局思想已趨成熟，宮城已獨立分區，並有較完善的防禦設施，外有護城河，內有城垣和瞭望台。宮殿建築的台榭特點已經形成，台峻高，榭空靈，著名的章華台即築建於此時，建築材料以土、木、石為主，並開始使用銅製構件。楚宮已開始設置地室。

墓葬建築在春秋中期以前基本沿襲周王室的一套禮制，從春秋中期開始逐漸形成楚國的禮制。仍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大中型墓發現較少，墓四壁較直，少量帶有壁龕。

楚人在廣泛吸收和綜合利用南北農業文化精華的基礎上，創造了築陂灌田的水利工程，為中國農業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其中孫叔敖主持興建的期思陂就是我國亘古以來第一個社會性的農田水利工程。

楚此時在南進過程中佔領了銅料主要來源的湖北銅綠山古銅礦，礦井建設得到了初步發展，井、巷及煉爐建設已趨成熟，也有較完整的排水系統，選礦、冶鑄技術已比較先進。

青銅冶鑄業除了掌握熟練的冶鍊技術外，鑄造技術已日趨成熟。楚人此時能博採眾家之長，將揚越的冶鍊技術和中原的鑄造技術結合起來，生產出大量優質的青銅器，在鑄造工藝上全面掌握並推廣了分鑄焊合技術，並且獨創了失蠟法和漏鉛法鑄造工藝，從而使自己的鑄造工藝超過中原表現出了第一流的鑄造工藝水平。此時青銅器的種類大為增加，但幾乎全是貴族日常生活用器，往往帶有曾經使用過的痕迹，在器物形制和裝飾上也不再是模仿，而是根據自己的傳統，按照自己的審美情趣，表現了自己的風格，與中原同類器物相比已有不少變化，並開始出現獨特的器物，裝飾紋樣大部分是中原常見紋樣，但在表現形式、組合關係和裝飾手法等方面有不少中原罕見的特點，其裝飾中浮雕、圓雕、透雕等技法運用廣泛而嫻熟，同時銅禮器的鑲嵌技術已開始運用，這些特點將中原銅禮器遠遠地拋在了身後。

陶器製作同樣顯示出了創造性，典型楚式陶器如楚式鬲、長頸壺等已經成熟。此時的陶器種類以日用陶器為主，仿銅陶禮器較少。裝飾紋樣比較簡潔。

楚國的音樂藝術已有初步發展，但樂器品種、數量都不多。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有編鐘五十二件，其全部樂音系列可以奏出七聲或六聲音階。

楚文字的特徵主要體現在青銅器銘文中，單字數量明顯增多，字體趨向修長，仰首伸腳，筆畫富於變化，多波折彎曲，作美術字體狀，並且出現了鳥蟲書的雛形，逐步形成了不同於中原及其它諸侯國的作風和流派。

其它如漆木、竹器及絲織品、皮革、玉石器等也開始發展，鐵器開始萌芽。

本期的楚文明以江漢平原為中心向四周傳播，與楚國軍事力量所及範圍相當，甚至更遠，被其它文明圈所接納。

這一時期，楚文明繼續保持旺盛的發展勢頭，直至達到極盛。

遼闊的疆域，廣袤的土地，豐富的資源，以及不斷增長的政治、經濟機構和人口，促使楚國的城市繁榮起來，不僅城市的數量多，而且築城技術更為先進。城市規模較大，布局規劃合理，防禦設施完備，宮殿建築豪華，台基雄偉，建材多樣，裝飾精美，特別是楚郢都紀南城一門三道的水門建築更是楚人的創舉。城市的發展帶動了商業的發展，反過來又促進了城市的繁華。

墓葬建築已經完全楚化，並且在不同區域不同時代又有不同特點。一般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木槨墓。總的規模已擴大，附屬設施基本齊全。其大中型墓葬特別是到戰國時期一般都有經夯築的圓形封土堆、斜坡墓道和多級台階，即使是小型墓，也有不少設斜坡墓道、二層台，少量還帶有壁龕。墓坑防護措施除個別為積石積炭外，大多採用填塞經夯築的五花土和青、白膏泥，另有部分小型墓只填未經夯築的五花土。大中型墓均有槨室，槨蓋板上鋪竹席或葦席，槨室採用橫、直梁或置隔板的方法分成二至九室，晚期墓還設板門與槨室相通，棺底板懸空，少數棺底板上又有雕花板（苓床），棺槨構築主要有平列、平砌、榫卯接合、栓釘接合等方法。墓葬建築的差別是根據墓主身份確定的，也正是這個時期社會各階層觀念形態的反映。

礦井建築在原有基礎上有所革新，橫巷的框架變得又高又寬，可承受更大的壓力，井架採用密集法搭口式，提升礦石和積水採用轆轤，採礦工具由銅製變為鐵制，通風、照明、排水問題都得到了很好的解決。銅礦數量增多，礦區範圍擴大。從而使產銅區更多，產銅量更大。

金屬冶鑄業更為發達，煉爐有所改進，以縮短冶鍊周期。鑄造作坊廣泛分佈於大中城市附近，鑄造分工相當細密，從青銅器的鑄造技術而言，當時已具備足夠大的熔爐、足夠高的爐溫和足夠強的鼓風能力鑄造大而繁的青銅器，而且還能熟練地採用複合金屬工藝。無論是分范合鑄、焊接鑲嵌，還是失 蠟法、漏鉛法工藝，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正是由於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冶鐵業也有較大的發展，鐵制農具、匠器、兵器甚至服飾器在楚國應用之廣就是很好的例證，同時，塊煉滲碳鋼製造工藝與生鐵柔化技術的出現是楚國冶鐵技術的一項重大進步，標誌著楚國冶鐵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鐵制農具、工具的使用大大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巨大發展。

青銅器的數量多，種類繁，器物形制除了為楚所獨有的器物種類外，即使是中原地區同一器種的器物，其形制也有自身特點，整個器物群將纖麗清秀的楚風體現得淋漓盡致，就紋飾而言，楚獨有的紋飾不多，但即使是與中原同樣有的紋樣，楚人也是加以改造，使之表現出不同的結構和樣式。多數禮器，無論是否明器，紋飾都由繁到簡，以致成為素麵，同時又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精美單件日用青銅器，特別是一些器物附飾製作之精、紋樣之巧世所罕見。鳳紋的流行是本期楚裝飾藝術的一個顯著特點，透雕技法純熟。

制陶業也是十分發達，不僅制陶作坊分佈密集，數量眾多，規模巨大，而且陶窯建造技術已比較進步，分工嚴密，產品數量大，除了燒制當時的各種日用生活用器外，流行的各種仿銅陶禮器，日用的器具都可以見到陶質的仿製品，還有各種建築材料。陶器造型基本承上期而來，並有向高發展的趨勢，裝飾紋樣已開始流行彩繪各種圖案，將漆木器的發展成就運用到了陶器上。

作為這一時期重要標誌之一的漆器不僅品種和數量繁多，而且被廣泛應用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主要有生活用具、傢具、樂器、文書工具、兵器、車馬器、手工業品和喪葬用具等。當時漆器以厚木胎為主，薄木胎較少，還有極少數的夾紵胎和竹胎。製作方法因質料和器形不同而異，如木胎是以斫制、挖制和雕刻三種製法為主，竹胎以斫制與鋸制方法為主。其造型各異，題材豐富，既有現實社會中的禽獸，傳真寫實，形肖神似，又有以傳說中的龍鳳與現實生活中的動物相結合的“神獸”、“神鳥”，有的雄偉奇特，有的小巧玲瓏，十分精緻美觀。髹漆工藝十分發達，不僅漆色艷麗豐富，而且紋樣內容和形式極為繁複。主要花紋有龍、鳳、獸、鳥、三角雲紋、舞樂紋等，線條勾勒交錯，圖案優美，富於變化，色彩搭配諧和悅目。此外，楚漆器中還廣泛使用了描金、描銀的方法，並發現有金箔貼花的裝飾手法。

楚竹器手工業也相當發達，編織技術水平相當高。竹編織物不僅品種達幾十種之多，而且數量達千餘件，用途同樣廣泛。竹器製作技術有鋸制、斫制、編織等方法，其中編織圖案多樣，美觀猶如織錦。

楚國的絲織刺繡工藝也是楚文明鼎盛期的重要標誌之一。此時紡織生產得到進一步發展。紡織工藝技術方法、繅絲、紡紗、染整等一整套工藝技術以及手工紡織機械已經形成，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分工日趨細密。楚絲織品品種齊全，達數十種之多，織造精良，織物的組織結構完備而複雜，色彩鮮艷，譜系完整，練染工藝純熟，精鍊程度高。其紋飾繁縟，題材豐富，有幾何紋、珍禽異獸紋、人物行為紋等類，構圖緊湊，線條規整，層次分明，有立體感，同時紋飾組合靈活多變，富麗多姿。刺繡一般選用織造精良、質地輕薄、平面整潔的絹為綉地用雙股綉線採用靈活多變的方式鎖綉出不同的花紋圖案，花紋典雅而富麗，題材與絲織品基本相近，但偏重於珍禽異獸、奇花佳草和自然物象，其中以楚人崇尚的龍鳳形象最豐富。楚絲織刺繡品的紋飾顯示出了楚人豐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藝術性。

文書工具品種與數量增多，發現了一批竹簡，內容豐富，竹簡的文字別具風格，字體清秀，另外還有不少銅器銘文以及漆器上的漆書與陰刻文字及少量的帛書，都反映出楚文字的發展成就。特別是極富裝飾意義的鳥書文字的出現使楚文字的藝術色彩更濃。

楚國的音樂、繪畫藝術成就在出土的許多銅、陶、漆器和絲織品上都保存了寶貴的實物資料，它們多角度地反映出此時楚音樂、繪畫都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除了前面所述之外，楚文明發展到這一時期還在天文學、文學、曆法、哲學等方面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全方位地折射出楚文明繁榮鼎盛期非凡的發展成就。

由於楚腹心地區的喪失，楚都東遷，楚文明的發展呈現出滯緩衰退的特徵。儘管如此，因底蘊豐厚，楚文明仍在某些方面表現出一定的活力，並佔據著領先地位。

楚本期相繼遷都陳城、壽春城，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楚鼎盛時期的城市建築成就。據文獻和考古資料考證，陳城前期一直是西周初期立國直到被楚所滅之前的陳國國都，不但城制完備，且氣勢巍峨，鬧市繁榮，宮室府第豪華，楚滅陳后成為楚軍事重鎮，楚頃襄王東遷陳城后成為國都，楚因此進行多次大規模的築城行動，使城垣加高加寬，規模加大，採用先進的夯築技術加固城垣，同時建築材料品種一應俱全，生產工藝逐漸改進，城市建設得到進一步發展，並成為一大工商業大都會。壽春城則是該期楚人平地而建的新型大城市，是戰國末年我國東南第一大都會，始築於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城的建築吸取了鼎盛期楚郢都建設的經驗，根據優越的自然、經濟、軍事地理條件科學選址，規模較大，規劃布局運用了南郢引流入城的傳統，並著意規劃，功能分區清楚，建築技術先進，建築材料齊全。

墓葬建築基本延續著前期的墓葬形制，其中安徽壽縣朱家集楚幽王墓仍然保持楚王墓的禮制，是發現的唯一一座楚王墓。其餘墓葬與鼎盛期相比，建造相對簡陋，楚風漸淡。礦井建築技術與水平沒有大的發展。

青銅器冶鑄出現了新的冷加工技術，防鏽工藝有所加強，鑲嵌工藝更加提高。儘管大部分青銅禮器已趨薄而粗糙，但有個別器物鑄造精良，造型新奇。由於戰事頻繁而激烈，青銅兵器需求量大，製作質量也較高。冶鐵技術得到進一步發展，除了繼續在農具方面佔據主導外，還使用到禮器的某些部位及少量兵器上。

制陶業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除了燒制形制大、花紋美的各種建築材料外，仿銅陶禮器的數量明顯增加，它不僅為下層貴族和普通平民所使用，而且為原只使用銅禮器的上中層貴族接受，這一方面反映了禮制的破壞，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楚經濟的衰退。部分陶器造型中吸收了秦文化的因素，特別是被秦佔領的楚地，出現了不少秦式器，有些秦式器也融進了楚的因素。楚貨幣品種齊全，數量顯著增多，度量衡也逐漸完善，反映了楚商業的繁盛。

楚在喪失大片國土的同時，也喪失了豐富的手工業原料產地，從而使楚國的手工業特別是髹漆竹編、絲織刺繡業遭受到了重大打擊，其產品種類少，數量不多，工藝水平不高。玉器仍沿用傳統的器類和紋飾，但無論是數量、質量都明顯不如中原諸國。

這一時期，楚國的哲學和文學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對後世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