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大學堂

京師大學堂，英文：Imperial University of Peking，德文：Kaiserliche Universitaet von Peking，法文：Université impériale de Pékin，俄文：Цзинши дасюэтан （Пекин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京師大學堂創建於1898年戊戌維新運動之中，是我國第一所由中央政府建立的綜合性大學。成立之初，行使雙重職能，既是全國最高學府，又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學堂。1900年，京師大學堂先遭義和團衝擊，后被八國聯軍德、俄侵略軍佔為兵營，校舍、書籍、設備嚴重毀壞，大學堂被迫停辦長達兩年。

1902年1月，戰事平息后，清廷下令恢復京師大學堂，任命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百熙因時制宜，首先舉辦速成科，速成科分為仕學館和師範館，於1902年10月14日開始招生，並於當年12月開學。

京師大學堂與武漢大學前身自強學堂、天津大學前身天津北洋西學學堂、山西大學前身山西大學堂、上海交通大學及西安交通大學前身南洋公學、四川大學前身四川中西學堂、西南交通大學的前身山海關北洋鐵路官學堂屬同時期的近代新式高校。由於清政府的腐敗，政府並沒有對大學堂給予充分的投入，而自從國子監和科舉制度取消、京師大學堂成立以後，京師大學堂即成為中國唯一官方最高學府和官方教育行政機構，加上各方之優秀士子投身京師大學堂，從職能、學統等方面均顯示出京師大學堂與國子監之間的傳承，因此不少學者皆認為京師大學堂是中國太學的正統繼承者。

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在清末使用的舊名。除北大之外，也有其他學校可溯源自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曾舉辦速成科和預備科，速成科分仕學館和師範館，其中，後者即是今天北京師範大學、西北師範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后開辦分科大學，京師大學堂農科大學成為中國農業大學的前身之一。

1862年，清政府在總理衙門設立了京師同文館。同文館的設立是我國創辦新式學校的開端，此後，清政府又決定設立算學館，學習天文算學。同文館的設立是我國創辦新式學校的開端。京師同文館是中國近代第一所新式高等學校。

1895年8月，康有為、梁啟超等在北京組織“強學會”，購置圖書，收藏報刊，供群眾閱覽，並經常開會講演，討論學術，批評時政，宣傳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學說和近代科學知識，鼓勵人們學習西方，以學以致用的原則來培養人才，最終達到民族自強的目的。

1896年6月，刑部左侍郎李端芬在給清政府的《請推廣學校折》中，第一次正式提議設立“京師大學”。1898年初，隨著變法維新運動日益發展，康有為在《應詔統籌全局折》中再次提出：“自京師立大學，各省立高等中學，各府縣立中小學及專門學”。

1898年6月11日，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清光緒帝愛新覺羅·載湉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而建立京師大學堂是其重要舉措。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於是由梁啟超起草了一份《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這個章程是北京大學的第一個章程，也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最早的學制綱要。

《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提出的“兼容並包”、“中西並用”，重視師範教育，基礎學科與專門學科相結合，課程設置要“嚴密切實”，破格選拔人才等，體現了康有為、梁啟超的變法主張，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發展設計了良好的開端。

1898年7月3日，光緒帝正式批准設立京師大學堂，由孫家鼐主持在北京創立，最初校址在北京市景山東街（原馬神廟）和沙灘（故宮東北）紅樓（現北京五四大街29號）等處。許景澄任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W. A. P. Martin）任西學總教習。

1898年7月3日，清光緒帝正式下令，批准設立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在孫家鼐的主持下在北京創立，美國傳教士丁韙良任西學總教習。由清朝光緒皇帝批准梁啟超草擬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被認為是我國首個高校章程。京師大學堂是北京大學的前身。該《章程》提出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辦學方針，認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強調大學堂的核心是培養人才，把“乃欲培植非常之才，以備他日特達之用”奉為創辦大學堂的目的。

1898年9月21日爆發戊戌政變，百日維新失敗，而大學堂以“萌芽早，得不廢”，未被慈禧廢止，但京師大學堂處境卻變得舉步維艱。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師大學堂（後來被稱為“戊戌大學”）。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京師大學堂遭到破壞，校舍被占，圖書設備被毀，大學堂難以維持，於8月3日被下令停辦，1901年它併入了京師大學堂，是京師大學堂最早的組成部分。

1902年12月17日學堂恢復，藏書樓也於同年重設，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吳汝綸和辜鴻銘任正副總教習，嚴復和林紓分任大學堂譯書局總辦和副總辦，各個方面開始步入正軌。先設速成、預備兩科。速成科分仕學、師範兩館，預備科分政科及藝科，創辦於1862年洋務運動期間的京師同文館也併入大學堂。

1903年增設進士館、譯學館及醫學實業館。畢業生分別授給貢生、舉人、進士頭銜。同年改管學大臣為學務大臣，統轄全國學務。另設總監督，專管京師大學堂事宜，派張亨嘉為第一任總監督，京師大學堂遂成為單純的高等學校。

1903年底，京師大學堂選送39名學業優秀者赴日本、歐美留學，其中師範館（現北京師範大學）學生31名。這是京師大學堂首次派出留學生。

1904年師範館改為優級師範科。

1908年5月，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科改名為京師優級師範學堂（1923年更名為北京師範大學）獨立設校。

1910年京師大學堂開辦分科大學，共開辦經科、法政科、文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共七科，設十三學門，分別是詩經、周禮、春秋左傳（經科）；中國文學、中國史學（文科）；政治、法律（法政科）；銀行保險（商科）；農學（農科）；地質、化學（格致科）；土木、礦冶（工科），一個近代意義的綜合性大學初具規模。

1912年5月4日，當時是中國的最高學府、也是中國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的京師大學堂改名為北京大學。備受中國知識分子景仰的近代啟蒙思想家、翻譯家和教育家嚴復出任北京大學第一任校長。

1948年，胡適在《北京大學五十周年》一文中說：“我曾說過，北京大學是歷代的‘太學’的正式繼承者”。除胡適之外，馮友蘭、任繼愈、周培源、季羨林、蕭超然等學者教授也曾經表示同意北大“太學淵源”之說，甚至有人提出北大的校史應當提前一、兩千年。而北大中文系陳平原教授則曾在《北大校史：怎樣溯源？》中反對北大“太學淵源”之說，認為京師大學堂並非由國子監改組而成，不是直接承繼自國子監。另一方面，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的產物，當初就是為了廢除封建科舉（太學和國子監）而由光緒帝批准設立的，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京師大學堂不能說是太學的傳承者。

京師大學堂的建立，是中國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標誌，其最大特色是在繼承中國古代文明的基礎上引進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和近代科學文化。其辦學方針遵循“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原則，強調“中西並重”，務使二者“會通”，缺一不可。對於西學，又強調西文僅為“學堂之一門”，而非“學堂之全體”；僅以西文為“西學之發凡”，而不為“西學之究竟”。課程設置仿照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辦法，分普通學科和專門學科兩類：普通學科為全體學生必修課，包括經學、理學、掌故、諸子、初等算學、格致、政治、地理、文學、體操10科。專門學科由學生任選其中一或兩門，包括高等算學、格致、政治、地理、農礦、工程、商學、兵學、衛生學等科。另設英、法、俄、德、日5種外語，學生凡年在30歲以下者必須修一門外語；30歲以上者可免修。

孫家鼐被任為管學大臣后，又於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籌辦京師大學堂大概情形折》8條，主要內容為：

一、為舉人、進士出身之京官設立仕學院，以習西學專門為主。

二、大學堂應為畢業生代籌出路，其已授職者，由管學大臣出具考語，各就所長請旨優獎；其未仕者，亦由管學大臣嚴核其品學，請旨錄用。

三、精簡學科門類，如經學、理學可合併為一門，兵學宜另設武備學堂。

四、編譯局主要應編譯西學各書，舊有經書仍應以“列聖所欽定者為定本”，即使非欽定本，也不得增減一字，以示尊經之意。

五、總教習可設2人，分管中學和西學。西學教習薪水應從優。

六、應取消學生“膏火”（即生活津貼費），而改為獎賞，以激勵學生努力向學。

經孫家鼐推薦，任命許景澄（1845―1900）為中學總教習，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為西學總教習。大學堂校址設在地安門內馬神廟和嘉公主舊第，原有房340多間，又新建130多間，即後來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購置房舍一所，開辦譯學館，即後來的北大三院。大學堂辦學經費為30萬兩，常年用費為200，630兩。戶部指定從華俄道勝銀行中國政府存款500萬兩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數，由戶部補足。

《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將大學堂分為預備科（簡稱預科）、大學專門分科和大學院三級。預科又分政、藝兩科，政科包括經史、政治、法律、通商；藝科包括聲、光、化、農、工、醫、算學。預科學制三年，畢業后可升入大學專門分科，並給予舉人出身資格。大學專門分科相當於後來的大學本科，分科相當於學院；科下又分門目，相當於後來的系。規定共設7科：政治、文學、格致、農業、工藝、商務、醫術。每科下設幾個門目，7科共設35門。大學專門分科學制3―4年，畢業后可升入大學院（相當於後來的研究生院）深造，並給予進士出身。大學堂另設速成科，包括仕學、師範二館，學制3至4年，畢業后可任初級官吏或學堂教習。當年九月十三日正式舉行速成科招生考試，十月二十六日又第二次招考，兩次共錄取182名，十一月十八日（12月17日）開學。1949年以前即以公曆12月17日為北京大學校慶日。

光緒二十九年，清政府命洋務派官僚首領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改定學制，對京師大學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修改後的章程――《奏定大學堂章程》，較之《欽定京師大學堂章程》有幾點不同：

一、大學專門分科將原來7科35門改為8科46門，主要是增設了經學科，下分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春秋三傳、周禮、易禮、禮記、論語、孟子、理學11門課程，突出了經學的地位。

二、大學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規定為5年。

三、大學堂設總監督，總管全學堂各分科事務，統率全學校人員，相當於後來的，受總理學務大臣之節制。

從光緒三十年開始，清政府專設京師大學堂總監督，與管學大臣職務分開。光緒三十三年第一批速成科學生畢業。宣統元年（1909）第一批預科學生畢業。宣統二年8個專門分科除醫科 外，均正式招生開辦，惟各科分門比原計劃為少。

1902年10月14日，京師大學堂經過一段時期的籌備，正式舉行了招生考試。為作好招生工作，京師大學堂向全國各省督撫發出了通知，要求各地給予積極配合和支持。各地方官接到通知后，先在本地選拔，擇優錄取，然後再送到京師參加全國統一考試。京師大學堂這次招生的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績評定採用百分制，以60分為及格。這種評分辦法是中國高等學校以60分為及格標準計算學生考試成績的開始，這次考試也是京師大學堂第一次舉行的較正規的招生考試。本次共錄取200名學生。

1905年4月30日，京師大學堂舉辦了第一次運動會，校方特彆強調開運動會的目的是培養青年“臨事不辭難，事君不惜死”的精神，在這次運動會上。還要運動員一再高呼“皇太后聖壽無疆，皇上聖壽無疆”等口號。

1906年4月，京師大學堂舉辦第二次運動會，100米、200米、300米、499米、600米800米及越欄、障礙跑，還有跳高、跳運和投擲運動，以及二人三足競走、一腳競走、越脊競走、算學競走、頂囊競走等。

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掀起了一次割地高潮，中國又一次面臨被瓜分亡國的危機。為了救亡圖存，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發起了一場變法維新的資產階級改良運動，他們認為，要救亡，只有學習外國，實現變法維新，而維新，必須從廢科舉、立學校開始。

在康有為、梁啟超的推動下，1898年6月11日，清光緒帝下《明定國是詔》，正式宣布變法，詔書中強調：“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7月3日，光緒批准了由梁啟超代為起草的《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這是中國近代高等教育最早的學制綱要。吏部尚書孫家鼐被任命為管理大學堂事務大臣，曾出任多國公使的許景澄和長期擔任京師同文館總教習的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分別出任中學和西學總教習。近代以來，為挽救民族國家危亡，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大聲疾呼變法自強，掀起維新變法運動，京師大學堂就是在戊戌維新運動中誕生的。

自科舉制度和國子監相繼取消以後，京師大學堂即成為中國惟一最高學府和最高教育管理機構，也成為科舉取士制度的替代品。1904年京師大學堂進士館開學，招收了最後兩批科舉進士，即癸卯科（1903年）進士80餘名和甲辰科（1904年）進士30餘名入學；1905年國子監停辦時，一批未畢業的學生直接進入京師大學堂學習。可見，京師大學堂繼承並替代了科舉制度和國子監，是古代取士制度與高等教育向現代演進的承上啟下者。因此，很多學者如胡適、季羨林、馮友蘭、周培源、任繼愈、蕭超然等都認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是中國自漢代太學以來國家最高學府的惟一正統繼承者，甚至北大的歷史可以因此上溯到兩千多年前漢武帝設立太學之時。

1898年9月21日（光緒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夥同其頑固派，一舉鎮壓了維新派的變法運動，此即“戊戌政變”。

經此國變之後，光緒遭到幽囚，維新派或出逃，或被治罪。慈禧進行了全面復辟，把變法的所有新政統統廢除。但是，她卻保留了新政中正在艱難籌建的京師大學堂。當時在天津出版的《國聞報》曾記載說道：“戊戌政變”后的“北京塵天糞地之中，所留一線光明，獨有大學堂而已。”（轉引自朱有王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下冊，第649頁。）京師大學堂成為“戊戌政變”后唯一倖存者。

這一極不尋常的現象，非常令人費解。於是，就有人去探索，去求解，並提出不少論點。其中最為流行的說法是，由於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早於“戊戌變法”。

例如，1987年，羅筠筠先生就說道：“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9月21日，頑固派發動政變，光緒被囚，變法失敗，維新派的改革措施幾乎全被廢除，唯有京師大學堂因‘萌芽早，得不廢’，命孫家鼐繼續負責籌辦，但教學方針和內容都發生了很大變化。學堂規模也大大縮小了……。”這是羅先生特為紀念北大90周年而寫的《教育改革乃強國之本——～京師大學堂創辦人、大學士孫家鼐》一文中的論點。（中國文化書院編：《北大校長與中國文化》，三聯書店1988年版，第1～12頁。）

可見，羅先生對京師大學堂之所以成為“戊戌政變”的唯一倖存者的原因，明確採取了京師大學堂早於“戊戌變法”之說。在這裡，羅先生對其所引證的論 據“萌芽早，得不廢”，未作交待。

不過，後來倒有人說明了京師大學堂是比“戊戌變法”的1898年還要早三年的1895年的產物。郝平先生為紀念北大百年而特地撰著了一本有關京師大學堂的專著。他在其中強調說道：“筆者在研究京師大學堂的創辦經過時，將大量的歷史資料進行分析和研究，終於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就是：嚴格地說，京師大學堂並非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是戊戌變法的產物，而是甲午戰爭的產物。”

接著，作者列舉了三個論據。其一是，康有為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9月初八日所寫的《公車上書》，“也迫使光緒皇帝下決心在中國創辦一所新式大學堂”。其二與其三是，光緒皇帝於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先任命孫家鼐為管理官書局大臣，（孫家鼐在《官書局奏定章程疏》中，提出了“廣教肄，擬設學堂一所”的建議——～引者注。），后批准李端關於創辦京師大學堂的奏摺。這些就“啟動了創辦京師大學堂的籌備工作。”作者又特別指出：“光緒的這一作法，一直得到慈禧太后的默許。”云云。

於是，作者進一步得出結論：“正因為京師大學堂的籌辦先於戊戌變法，所以慈禧在廢除戊戌變法中的一切改革措施之時，才對京師大學堂網開一面，不但允許它繼續存在，還始終關注它的每一步進展。”（以上均引自郝平著：《北京大學創辦史實考源》，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148頁。）

可見，郝先生對京師大學堂之所以成為政變的唯一倖存者的原因的說法，是和羅先生完全相同的。

但是，這個說法雖不無道理，仍是值得懷疑，尚需再作推敲的。因為，這條理由僅僅以時間的先後為立說，而時間的先後在這裡並不能直接反映出這一特殊現象的本質及其根源。

儘管京師大學堂的“醞釀”確實早於“戊戌變法”的伊始，但是決不能就說它不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京師大學堂，是“戊戌變法”的產物，並且，“是‘戊戌變法’的直接而優先的產物。”（請詳見拙作：《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與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京師大學堂被光緒皇帝御筆親書在“戊戌變法”的綱領性文件——《明定國是詔》中：“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首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中國歷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頁。）並且，這道聖旨又是光緒皇帝御駕親臨天安門主持當眾向中外宣布的。

這是歷史事實，人們必須予以尊重，而不能隨意進行曲解。所以，我們就不能把“醞釀”中的京師大學堂說成是“正式產物”的京師大學堂。

否則，不但京師大學堂這一項新政，僅因其有“醞釀”過程，就變得不再是“戊戌變法”的地道的“產物”，而倖免於難，得以保存下來了，而且其它許多項新政，皆因其也有“醞釀”過程，同樣也就變得不再是“戊戌變法”的正式的“產物”了，並同樣也都應該倖免於難，得以保存下來了呢！

京師大學堂由“醞釀”到“決行”、“粗定”、“有成”的長達三年之久的艱難歷程，梁啟超早已總結得一清二楚了。

首先，梁啟超在光緒皇帝於1898年6月11日（光緒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所頒《明定國是詔》的案語中說道：“按大學堂之詔，三年前既下之矣。至是乃決行之。”（《戊戌變法》（二），第19頁。）

其次，半個月後，梁啟超在光緒皇帝於同年6月26日（五月初八日）為督辦京師大學堂當整飭庶務的諭旨的案語中又說道：“大學堂自乙未年下詔開辦，至今三年，四煩上諭矣，而大臣猶視同無物，若非皇上之雷厲風行，諄諄催問，必將再延三年，尚無一字矣，而外人猶訾上之急激，局外人豈知局中之苦哉？（同上書，第26頁。）

再次，又過了一周，梁啟超在光緒皇帝於同年7月3日（五月十五日）派孫家鼐為京師大學堂管學大臣的諭告的案語中又說道：“乙未和議成后，士大夫漸知泰西之強，由於學術，頗有上書言之者，而刑部侍郎李端棻之奏，最為深切詳明，得旨允行，而恭親王剛毅等，謂可以緩行，諸臣和之，故雖奉明詔，而束高閣者三年矣。皇上既毅然定國是，決行改革，深知現時人才未足為變法之用，故首注意學校，三令五申，諸大臣奉嚴旨，令速擬章程，咸倉皇不知所出？蓋中國向未有學校之舉，無成案可稽也。當時軍機大臣及總署大臣，咸飭人來屬梁啟超代草，梁乃略取日本學規，參以本國情形，草定規則八十餘條，至是上之，皇上俞允，而學校之舉乃粗定。即此一事，下之志士之發論，上之盈廷之抗議，凡歷三年，猶煩聖主屢次敦迫，僅乃有成，其難如此……。”（同上書，第29頁）

所以，興辦京師大學堂的決議（系指“醞釀”——～作者自注），並非是光緒皇帝“一言為定”、“一錘定音”、“一唱百和”，而是“議而不決”、“一拖再拖”，前前後後竟然拖了長達三年之久，直到下《明定國是詔》時方才有所定奪，落實了下來。

京師大學堂之所以能成為“戊戌政變”后唯一倖存者，關鍵在於慈禧太后的態度。當“戊戌政變”后的第五天（1898年9月26日），京師大學堂正心驚膽戰地等待噩運降臨，不料慈禧太后在諭旨中卻說道：“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應予以繼續興辦。慈禧太后當其時可是“一言九鼎”，全由她說了算的。所以，就憑她這一句話，就使京師大學堂化險為夷，得以倖免於難，成了“戊戌變法”諸多新政的唯一倖存者了。

為什麼慈禧太后對京師大學堂要網開一面，要予以如此這般的優待呢？

慈禧太后在內憂外患面前，清政府的屢屢失敗再三地教訓了她，為了維護皇權，她必須始終依靠矢忠於她的頑固派與保守派。但在領導權以外的各項事業中，則必須依靠新人去辦，因為原有的老臣勛舊雖有忠心，但卻無辦事能力，於事無補。而新的人才，舊辦法是培養不出來的，只有改用新辦法。同文館與京師大學堂則皆是新辦法，並且京師大學堂後來居上於同文館。因此，她過去肯定並支持過同文館，而今便會肯定並支持京師大學堂了。為此，她就可以突破並超越“戊戌變法”新政的框架，使京師大學堂為她所用。所以，她對全國各省省會與各州府縣在變法風氣影響下興辦的大量學校，基本上也採取了寬容的態度，允許其繼續存在與發展。“大學堂為培植人才之地，除京師及各省省會業已興辦外，其各州府縣議設之小學堂，著該地方斟酌情形，聽民自便。“（同上書，第101頁）可見，慈禧太后之所以保留京師大學堂，並非出自於偶然，而是有其深層考慮的，誠可謂“老謀深算”了。

京師大學堂在慈禧太后大開綠燈之後，不但被保留了下來，而且還得以繼續籌建。於是，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1898年11月22日），將地安門內馬神廟空閑府第改建而成京師大學堂。京師大學堂遂即進行了首次正式招生。終於，京師大學堂於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898年12月31日），首次正式開學。這標誌著我國從此就有了第一所近代化的高等學府——京師大學堂。

陳天華傳遍神州的《猛回頭》曾經提到京師大學堂：“他且莫講，京城修一個大學堂，要費三十萬銀子，政府說費用大了，至今未修。皇太后復修頤和園數千萬銀子也辦出來了。每年辦陵差，動輥數百萬，亦是有的。獨有這三十萬，難道說尋不出呢？”

戊戌政變后，清政府恢復舊制，京師大學堂是百日維新的僅存碩果。但實際上也一度陷於停頓，光緒二十四年十月開學時，學生不及百人。原定開10科，實際只辦了詩、書、易、禮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過10餘人，所學內容仍舊是孔孟經書和朱子理學，性質仍近似於舊式書院。而且，因恢復了八股取士制度，大學畢業生也只有參加科舉考試得中后，才能進入仕途，故每於科舉考期，學生紛紛請假赴考，學堂形同虛設。

1898年至1900年的京師大學堂，一切因陋就簡，因此，它在實質上仍然是一所封建主義、並帶有近代資本主義性質的舊式書院。

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9世紀末民族危機嚴重之時，故其誕生伊始，即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光緒二十九年為反對俄羅斯帝國長期侵佔中國東北，京師大學堂師生積極參加了全國各界的拒俄運動，四月初四（4月30日），速成科、仕學館、師範館的師生200餘人舉行集會，聲討俄羅斯帝國的侵略。京師大學堂的師生幾十人憤怒發表演說，要求清政府拒絕俄羅斯帝國無理要求，會後由73人署名草擬了《京師大學堂師範、仕學兩館學生上管學大臣請代奏拒俄書》，要求清政府拒約抗俄，推動了全國拒俄運動的發展，並為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樹立了光榮的愛國主義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