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

1879年10月9日，陳獨秀出生於安徽安慶懷寧縣。自幼喪父，隨人稱“白鬍爹爹”的祖父修習四書五經。

1896年，考中秀才，次年應江南鄉試落第。18歲撰文《揚子江形勢論略》 。

1898年，維新變法和1900年八國聯軍對中國的侵略，使他受到很大震動。

1901年至1915年，先後五次東渡日本求學或避難，接受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

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書院”學習。

1899年，因有反清言論被“中西求是書院”開除。

1901年，因為進行反清宣傳活動，受清政府通緝，從安慶逃亡日本，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速成科學習。

1902年，參與成立東京青年會。

1902年至1903年間，先後三次舉辦愛國演說會。

1905年，在蕪湖組織安徽第一個具有軍事色彩的革命組織岳王會。

1907年，入東京正則英語學校，後轉入早稻田大學。回國后，去浙江陸軍學堂任教。

1911年辛亥革命后，陳獨秀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並參加1913年反對袁世凱的“二次革命”。這個時期，陳獨秀成為安徽地區民主革命的領軍人物，成為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很有聲望的革命前驅者。他雖然沒有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但他是辛亥革命的積極參加者，這對他後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有著重要意義。

1913年，參加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被捕入獄。

1914年，出獄後到日本，幫助章士釗創辦《甲寅》雜誌。他寫文章用“獨秀”筆名，來源於家鄉的獨秀山。

1917年1月，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聘請陳獨秀為文科學長。《新青年》編輯部隨之移至北京，由一人主編改為同人刊物，並成立編委會。編委們聚會的地點常常是箭桿衚衕9號陳獨秀的寓所，這裡成了新文化運動的指揮部。北京大學也成為當時中國思想界最活躍的陣地。

1917年11月7日，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開創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為世界被壓迫民族被壓迫人民樹立了榜樣，指明了方向。陳獨秀以極大的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

1918年3月，他明確表示：“二十世紀俄羅斯之共和，前途遠大，其影響於人類之幸福與文明，將在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之上，未可以政象薄之。 ”

1918年12月，陳獨秀、李大釗創辦針砭時政的戰鬥性刊物《每周評論》，與《新青年》相互配合，協同作戰。《每周評論》猛烈抨擊封建軍閥統治，揭露日本在中國東北和山東攫取權益的侵略行徑，號召人民奮起抗爭，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又一塊宣傳陣地。

1919年4月，他發表《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認為18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20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都是“人類社會變動和進化的大關鍵”。

1919年5月4日，中國的五四運動在俄國十月革命影響下發生。陳獨秀指出：十月革命以後，“中國人也受了兩個教訓：一是無論南北，凡軍閥都不應當存在；一是人民有直接行動的希望。五四運動遂應運而生” 。

1919年4月，由於反動當局壓迫，陳獨秀被迫離開北大。同年6月，因發《北京市民宣言》傳單被捕，同年9月獲釋。

1920年2月，為躲避反動軍閥政府的迫害，陳獨秀從北京秘密遷移上海。在護送陳獨秀離京途中，李大釗同他商討了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問題。陳獨秀到上海不久，就開始到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他先到碼頭工人中了解罷工情況，到中華工業協會等勞動團體做調查。他還約請北京大學進步學生和革命青年深入工人中間，了解工人的狀況。4月中旬，他聯合七個工界團體籌備召開世界勞動節紀念大會，並在籌備會上發表《勞工要旨》演講。他受到工界團體的尊敬和擁戴，被推選為籌備會顧問。在他的指導下，上海各業5000多名工人於5月1日舉行集會，提出“勞工萬歲”等口號，通過《上海工人宣言》。此後，陳獨秀主持創辦《勞動界》《夥友》等刊物，向工人宣傳馬克思主義，以啟發工人的覺悟，組織真正的工會。

陳獨秀、李大釗等在傳播馬克思主義、發動和組織工人過程中，積極開展建黨工作。1920年5月，陳獨秀在上海發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該會同3月李大釗主持成立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一起，從上海、北京分別向各地輻射，先後同湖北、湖南、浙江、山東、廣東、天津和海外一批受過五四運動影響的先進分子建立聯繫，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同年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等人開會商議，決定成立黨組織，起草了黨的綱領草案十條，其中包括運用勞工專政、生產合作等手段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關於黨的名稱，陳獨秀徵求李大釗的意見。李大釗主張定名為“共產黨”，陳獨秀表示同意。

經過一段時間的準備，在陳獨秀主持下，1920年8月，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取名“中國共產黨”。這是中國的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其成員主要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陳獨秀為書記。11月，陳獨秀同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擬定《中國共產黨宣言》，指出“共產主義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產主義者的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社會”。為達此目的，就要“組織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政黨——共產黨。共產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爭鬥，並要從資本家手裡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的國家的；並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人的手裡，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

1921 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召開，最後一天的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舉行。中共一大宣告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中國歷史由此掀開嶄新一頁。陳獨秀時在廣州，未出席中共一大。他向大會提出關於組織與政策的四點書面意見，要求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這四條意見，一是“培植黨員”，二是“民權主義之指導”，三是“紀綱”，四是“慎重進行征服群眾政權問題”。考慮到黨員數量少及地方組織尚不健全，中共一大決定暫不成立中央執行委員會，只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臨時領導機構。在陳獨秀缺席的情況下，大會選舉他擔任中央局書記。

中共一大之後，陳獨秀辭去廣東省教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到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的工作。

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對中國共產黨成立初期革命運動的開展、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對推動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運動，特別是建立國共合作、領導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反對國民黨新老右派的鬥爭和批判戴季陶主義等，發揮了重要的領導和指導作用。從中共一大到五大，陳獨秀一直是黨的最高領導人，中共二大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中共三大國共合作方針的確定，中共四大關於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領導權問題和工農聯盟問題的提出等等，他都起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中，陳獨秀針對性地提出了建立國民革命聯合戰線的思想。經過討論，與會代表通過了《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議決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等文件。之後，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孫中山先生對國民黨進行了改組，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召開了國共合作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國共合作正式建立，全國掀起了聲勢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群眾運動，推進北伐，促進了中國革命形勢的高漲。

1925年，領導五卅運動。

在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後期，陳獨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使革命遭到失敗。

大革命失敗前夕，1927年7月12日，根據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中共中央進行改組，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崗位。此後，他一面按照中央要求，經常發表一些文筆犀利的雜文，揭露鞭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一面反省大革命失敗的教訓，關注當前形勢和黨的路線、策略。對大革命的失敗，陳獨秀並不認為自己沒有責任，但他認為在許多問題上共產國際的指導是錯誤的，自己是被迫執行，共產國際應負主要責任。為此，他拒絕赴蘇商議問題和參加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

此時他獲悉，托洛茨基認為斯大林應對中國大革命的失敗負責。這一看法，得到陳獨秀的認同。

1929年春，當陳獨秀看到托洛茨基論述中國革命的文章時，引起思想上的共鳴。陳獨秀不同意共產國際代表和中共中央領導人關於中國革命形勢“不斷高漲”“是直接革命形勢”的觀點，認為革命已處於低潮。他對臨時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不同其他黨派合作的“左”的綱領和策略表示不贊成。這些都是基本正確的。但他對革命形勢作了過於悲觀的估計，反對八七會議確定的武裝起義方針，並在中國社會性質和革命性質、任務、道路等問題上反對中共六大路線，提出了一些錯誤觀點和主張。經過一段時間思考，他接受託派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並開始在中國共產黨內部組織“左派反對派”。這些都是黨的紀律所不能容許的。

1929年8月1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中國黨內反對派問題》的通告。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中央關於反對黨內機會主義與托洛斯基主義反對派的決議》，點名批評陳獨秀。1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決定，把陳獨秀、彭述之等人開除出黨。12月10日，陳獨秀髮表《告全黨同志書》。12月15日，他聯合81人發表《我們的政治意見書》。

1931年5月，成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選陳獨秀為書記。由於這個“反對派”的主張完全脫離中國實際，加之內部派系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統一組織很快陷於分裂和癱瘓，沒有在社會上產生重大影響。當後來托洛茨基提出以蘇聯為軸心、保衛蘇聯等損害中華民族利益的口號時，陳獨秀開始與其格格不入，到最後終於與之分道揚鑣，成為一個不隸屬於任何黨派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陳獨秀髮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1931年10月，他在《抗日救國與赤化》《此次抗日救國運動的康莊大路》等文章中，斥責蔣介石依賴國聯主持公理不僅是“妄想”，而且是“奴性”表現。他堅決“反對國民黨政府在和平談判的掩蓋之下，實行其對帝國主義投降”。陳獨秀的諸多言論，表現了他的強烈愛國熱忱和堅決抗日態度。

1932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逮捕，最後被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這是他第五次被捕入獄。對於國民黨當局羅織的罪名，他回擊說：“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於國民黨已耳。”這是陳獨秀對自己最好的辯護，也是他憂國憂民之心的表露。在獄中，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長何應欽單獨面見他並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

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后，陳獨秀被提前釋放出獄。出獄后，他堅持發表抗日演說，寫下大量抗日文章。蔣介石請他出任國民黨政府勞動部部長，被他拒絕。國民黨政府出資10萬元請他另立黨派，遭其痛斥。

1938年6月底，陳獨秀從漢口乘船溯江而上，於8月到達江津居住。

1938年8月，當陳獨秀生病卧床之際，中共駐重慶國民政府代表周恩來，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蘊山陪同下，探訪了陳獨秀。走進房門，周恩來親切地問道：“獨秀先生，久違了，你好！”朱蘊山接著說：“獨秀先生，恩來在百忙中，特地從重慶來看望你。”陳獨秀說：“恩來、蘊山，你們好！你們來看望我陳某，不勝感激。”周恩來此次拜訪，仍繼續勸說陳獨秀，希望他放棄個人成見與固執，寫個檢查回到延安去。陳獨秀說：“李大釗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來、毛澤東，黨中央沒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後了，年紀也大了，中央開會，我怎麼辦呢？我這個人又不願被人牽著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無結果而散呢。”陳獨秀還是老脾氣，是直言不諱的。

毛澤東始終不曾忘記過這位“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他再三講過，陳獨秀對他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斷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謠中傷陳獨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從日本人那裡拿300元津貼。

1942年5月27日，陳獨秀在貧病交加中於江津石牆院溘然長逝。

儘管陳獨秀晚年窮困潦倒，政治上也無地位，但他還是關心時局的進展，為抗戰宣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以光明正大和清正廉潔在社會上贏得了尊重和聲望。鄧小平後來曾說過，陳獨秀“不是搞陰謀詭計的” 。

1.民主主義是“超時代”、“超階級”的，是“每個時代被壓迫的大眾反對少數特權階層的旗幟”；“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其內容大致相同，只是實施的範圍有廣狹而已”。未來世界，將實現“無產階級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2.社會主義是很長的歷史階段，根本目標是發展經濟，使最大多數人民幸福。建設社會主義要吸收資本主義文明成果，不能馬上廢除私有制，初期允許多種經濟成分，而以國家資本主義為主。

3.肯定“前期”蘇俄，否定“後期”蘇俄。斯大林在蘇俄的恐怖專政，是蘇俄制度造成而非個人品質問題；“任何獨裁製度和殘暴、蒙蔽、欺騙、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可能分離的”。沒有民主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相成而非相反；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權絕不能創造社會主義，蘇聯早已不是社會主義。

4.世界大戰中不能引發革命，殖民地不能獲得解放獨立。“此次若是德、俄勝利了，人類將更加黑暗至少半個世紀，若勝利屬於英、法、美，保持了資產階級民主，我們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貪污，有可能恢復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倘若勝利屬於德、意、日，我們必然淪陷為殖民地”。

5.放棄對列寧主義、托洛茨基主義的信仰。

陳獨秀的觀點：文學之文以情為主，應該華美而不重實用。他曾有“華美無用之文學”的措辭，錢玄同提出質疑，此“無用”二字是否與一貫之主張有衝突。其實，此“無用”二字表達了陳氏一種很重要的文章觀念。所謂“無用”，即無實用之意，並非無價值。文章區別於文學，正是在實用與不實用上劃清界線。應用之文以理為主，應該樸質而有用，清除“阿諛、虛偽、鋪張的貴族古典文學”的惡劣文風。魏晉以後，應用之文駢化傾向日益顯著，大有不駢就不能作文的趨勢；唐宋古文家企圖扭轉這種風氣，其策略不是促進小說的發展，戲劇的新生，以減輕應用文體肩負的美文職能，反而加速了應用文體文學化的步伐，使其變得更加小巧精緻，更加失去了應用的品格。所以，無論是駢文還是古文，都未能將應用文體引向健康發展的方向。陳獨秀一針見血地指出：“碑銘墓誌，極量稱物，讀者決不見信，作者必照例為之。尋常啟事，首尾恆有種種諛詞。居喪者即華居美食，而哀啟必欺人曰，苫塊昏迷。贈醫生以匾額，不曰術邁歧黃，即曰著手成春。”陳獨秀深諳此弊，提出將應用之文與文學之文徹底分家，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一致贊同。經錢玄同、劉半農的進一步論證補充就完全具有實際的操作價值了。（摘自《應用寫作》雜誌1994年第4期第45頁《“五四”現代應用文發展簡述》）

主要著作收入《獨秀文存》、《陳獨秀文章選編》、《陳獨秀思想論稿》、《陳獨秀著作選編》等。

1984-1993年間，三卷本《陳獨秀著作選》相繼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編者寫於1991年12月的“編輯說明”中說：“對於陳獨秀詆毀中國共產黨，誣衊工農紅軍和反對農村包圍城市革命道路的錯誤言論，本書全文照錄，不予刪節，以供讀者研究和批判”。字裡行間，“批判”遺風猶在，且不無防身自保之慮。

2009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陳獨秀著作選編》六卷本，輯文890篇，272萬字。較原三卷本600多篇、162萬字，多出200多篇、115萬字。校正舊編中錯、別、漏字句上千處。新輯作品主要是檔案文件、新發現的文章書信，以及音韻學、文字學方面的著作。其中有陳獨秀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前後主持特別委員會的發言，五卅運動中在《熱血日報》上發表的文章，在南京獄中寫給汪原放的54封書信，入川后寫給台靜農等人的近百封書信，等等。

《陳獨秀著作選》第六卷，收入陳獨秀音韻學著作《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以及與他的學生、語言學家魏建功來往書信。文字學著作，收入《小學識字教本》、致台靜農、陳立夫、陳可忠等人書信。

《小學識字教本》，是陳獨秀文字學研究集大成之作。1929年寫成《中國拼音文字草案》，售予商務印書館。當時，陳獨秀是當局通緝的“共黨首領”，自然不能出版，書稿亦杳無下落。居川期間，陳獨秀在《實庵字說》《識字初階》基礎上，寫《小學識字教本》。原定由國民政府教育部出版，並兩次預支稿酬一萬元。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小學”二字不妥，建議改書名為《中國文字說明》。陳獨秀以“小學”乃音韻字、文字學綜合之古稱，也是他研究文字形、聲、義三者統一而非三者分立的特點，拒改書名。此書不能出版，他令家人不得動用稿酬。《小學識字教本》書稿由國立編譯館油印50冊分贈專家。梁實秋分得一冊，十分珍愛，日後帶往台灣，請專人描清字跡不清處，影印500冊，仍感不佳。再請人費時十月，將全稿重描無誤，

書名改作《文字新詮》，隱去作者姓名與《自敘》，代之以梁序，於1971年由台灣語文研究中心影印出版。梁私下告友人，此為陳獨秀遺作。《小學識字教本》得以傳世，梁氏功莫大焉。

在獄中，陳獨秀寫了《荀子韻表及考釋》、《實庵字說》、《老子考略》、《中國古代語音有復聲母說》、《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連語類編》、《屈宋韻表及考釋》、《晉呂靜韻集目》、《戊寅年登石筍山》《干支為字母說》等音韻訓詁學著作。

陳獨秀論書法，有一則佳話流傳甚廣。即我們都知道的書法家沈尹默先生，早年就是受了陳獨秀的一語“刺激”，而發憤練字，終成一代大師的。當時陳與沈還不熟悉，但性格率直、快人快語的陳獨秀初次相見，就當面說：“昨在劉三壁上見了你寫的詩，詩很好，而字則其俗在骨。可謂詩在天上，字在地下！”劉三則是江南名士劉季平也，其時劉三和蘇曼殊以及陳獨秀、沈尹默等，都是東瀛留學歸來常在一起詩酒風流的名士。沈尹默並不因陳的批評為忤，相反後來沈入北大任教，還把陳推薦給了蔡元培校長，並委以文科學長之職，足見舊時學人謙虛寬博之胸懷。陳獨秀批評沈尹默的字“俗在骨”，實際上也是透露了他自己書法上的審美觀。一般以帖學為宗的書法，若無厚實的北碑為底，用筆單調柔弱，則容易滑向“媚俗”一路。這一觀點也和清代末期由尊帖轉而尊碑風尚是一致的。不過後來即便是沈尹默的書法已經達到很高的境界了，但陳獨秀在肯定的同時，依舊保留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他在1941年給台靜農的信中說：“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非眼面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三十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反觀陳獨秀自己的書法則是碑帖結合，寫得汪洋閎肆、兼備眾體。

《哭汪希顏》

凶耗傳來忍淚看，慟君薄命責君難。英雄第一傷心事，不赴沙場為國亡。歷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顛連。而今世界須男子，又殺支那二少年。

壽春倡義聞天下，今日淮南應有人。說起聯邦新制度，又將遺恨到君身。

《題西鄉南洲遊獵圖》

勤王革命皆形跡，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屈自由身。

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唯一劍，不知事敗與功成。

《記戊寅年登石筍山》

悠悠史海、驚鴻掠過、念馮唐、秋不憫蟬語吱吱、獨坐溪頭思太公、登峰頂，神往春秋與聃同。

芸芸眾生、吾似故人、憎郭開、寰不惜廉頗凄凄、庚未及甲憂社稷、居簡舍，垂嘆功成木應朽。

經歷了政治上的跌宕起伏，陳獨秀晚年自南京出獄后，他謝絕了高官厚祿的邀誘，蟄居四川江津，在貧病交迫中埋頭於作書寫詩和文字學研究。其間對書法的愛好始終未有懈怠，即使在他逝世的前一年，當他得知歐陽竟無珍藏著東漢隸書佳拓《武榮碑》時，以詩代簡，向歐陽竟無“索借”，詩曰：“貫休入蜀唯瓶缽，久病山居生事微。歲暮家家足豚鴨，老饞獨羨武榮碑。”歐陽得詩后只得割愛以遂其心愿。另外，晚年的他尤以大量的精力撰述了文字訓蒙的專著《小學識字教本》，但稿件送審時，教育部長陳立夫認為書名不妥，要陳獨秀改書名。陳獨秀堅決不同意，並說“一字不能動”，把預支的八千元稿費也退回去了。最後直至1942年陳獨秀因病謝世，《小學識字教本》仍未出版，成了他晚年未了的一大憾事。

其詩作可以分為三類：

（1）表現理想抱負、批判黑暗現實。

早期所作《夜雨狂歌答沈二》、《遠遊》和晚年所作《金粉淚》56首及長篇五言詩《告少年》。托物詠志的《詠鶴》、《雜感》四首、《感懷二十首》深於寄託，傷時感事，雖表現手法較曲折隱晦，也應歸於這一類。最早的作品為《題西鄉南洲遊獵圖》，發表於1903年8月17日上海《國民日日報》。

（2）悼念親人、酬答友朋之作

早年挽亡兄孟吉的《述哀》和晚年《挽大姊》皆為五古長篇，詩中分別鋪敘詩人與兄姊患難相依的生活歷程，抒發出於肺腑的深哀巨痛。

（3）山水遊覽與景物題詠之作

描繪山水名勝與四時風物以抒情寄志，是傳統詩歌的大宗，藝術美最為突出。《陳獨秀詩存》中，早期和晚年都有這一類作品，頗富意境之美。最早的山水詩為《華嚴瀑布》五言絕句組詩八首。

• 原配高曉嵐（高大眾）（1876年-1930年9月9日），安徽六安霍邱臨淮鄉人，清末安徽統領副將高登科之女，育有三子一女。逝於安慶。

• 配偶高君曼（高小眾）（1888年-1931年），高曉嵐同父異母妹。育有二子一女。病逝於南京。

• 配偶潘蘭珍（1908年-1949年），江蘇南通人，因病去世於上海，無子女。有一養女，潘鳳仙曾居於上海。

• 長子陳延年（1898年-1927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廣東、浙江及江蘇區委書記。高曉嵐之子。

• 長女陳玉瑩（陳筱秀）（1900年-1928年），病逝於上海。

• 次子陳喬年（1902年-1928年），曾任中共中央委員，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湖北省委書記、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等職。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就義。

• 三子陳光美（1907年-1999年），長期隱居蜀中，由於歷史原因，此子一直未承認是陳獨秀兒子。

• 四子陳松年（1910年-1990年），曾任安慶市政協常委，安慶市文史館館員，安徽省文史館館員。

• 幼女陳子美（1912年-2004年），婦產科醫生。文革時經香港前往美加地區，后常住美國行醫。她逝世后中國駐紐約副總領事崔愛民前去弔唁。

• 幼子陳鶴年（1913年-2000年），與姐姐陳子美為一母所生，母親高君曼，妻子許桂馨。在北大讀書期間是當時北平的“三大學生領袖”之一。1938年底，陳鶴年攜妻子和孩子去了香港，抗日戰爭期間又回內地。抗戰勝利后，再度帶全家定居香港進《星島日報》工作。

• 傳有孫子陳仲勁（父親不明），曾在抗戰時期參加“軍事委員會戰時工作幹部訓練團”第一團第三總隊，后經商，稱祖父對他說“千萬不要搞政治”。

• 養女潘鳳仙，隨潘蘭珍姓，現居於上海楊浦區。

第一，他是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是20世紀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倡導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個舉起了民主、科學兩面大旗，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今還在影響著中國歷史的進程。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影響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導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他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是五四運動思想指導者。五四運動能夠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發生那麼大的影響，與他的活動、指導、影響是分不開的。在高度評價五四運動歷史功績的同時，不能忘記陳獨秀在其中的巨大歷史功勞。

第三，他是馬克思主義的積極傳播者。他傳播馬克思主義雖然沒有李大釗早，但他創辦的《新青年》雜誌是當時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主要陣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別的報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國共產黨最主要的創始人。

第五，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最主要的領導人。

第六，他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深刻總結、反思蘇聯和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經驗教訓的人。與孫中山共事。

1997年9月14日，《環球時報》披露了陳獨秀的小女兒陳子美老人尚在人間（美國）並面臨生存危機的消息后，中華海外聯誼會對她進行了援助。同年10月，在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以中國國家元首身份訪美期間，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派人攜鮮花探望陳子美。對活著的人進行扶助，也是對逝者靈魂的告慰。

1998年11月，中共中央辦公廳派人專項督辦李鐵映、曾慶紅關於陳獨秀故居以及墓地修復批示的落實情況。

1999年12月，為紀念陳獨秀誕辰120周年，陳獨秀研究會、中央黨史研究室等單位，在北京召開了規模空前的“陳獨秀與共產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年10月9日，是陳獨秀先生誕辰130周年紀念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在北京舉辦了座談會，就陳獨秀與中國社會的思想啟蒙及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陳獨秀與中國革命、陳獨秀的學術及文藝貢獻、陳獨秀的抗日主張等主題進行了學術交流。同日，陳獨秀紀念銅像在上海福壽園揭幕，並舉辦《陳獨秀在上海的戰鬥歲月》圖片展。

鶴山坪石牆院位於重慶江津市南郊，原是楊氏鄉紳的私宅。抗戰時期陳獨秀在此度過了他六十四年人生的最後一段時光。“石牆院”作為陳獨秀晚年生活的故居供人瞻仰。

陳獨秀墓位於安慶市北門外十里鄉葉家沖的一塊坡地上。

2001年，陳獨秀墓園經保護性維修后，總面積達千餘平方米。

2013年，陳獨秀墓被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陳獨秀墓，是陳獨秀靈柩於1947年從四川江津遷回家鄉后與原配夫人高曉嵐的合冢。墓坐北朝南，由墓冢、墓碑、墓台、護欄、墓道構成。墓冢高4米，直徑7米，漢白玉貼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台兩層，正方形，通高2.4米,四周有漢白玉欄桿。墓南台階與長30米、寬6米的墓道相連接。墓的兩側，各排列32株杉樹，喻示著陳獨秀走過的64個春秋；5棵龍柏松，則代表他曾經擔任過中國共產黨一大至五大的總書記或執行委員會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