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喬年

陳喬年，安徽懷寧人，陳獨秀次子，生於1902年。

1915年先後在上海法語補習學校、震旦大學學習。

1917年，陳獨秀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陳延年和陳喬年遂在上海開始了獨立的生活。不久，兩人都考入復旦大學。

1919年底赴法勤工儉學。

1922年加入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同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陳喬年和陳延年等12人，由法國轉赴蘇俄，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

1925年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部長、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

1926年下半年奉命離開北京去南方工作。

1927年在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7日在漢口召開了緊急會議，陳喬年出席了會議，並對他父親陳獨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會後被黨中央調任湖北省委組織部部長；同年秋又被調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部長。秘密深入工廠、機關和學校，恢復被國民黨反動派破壞的黨組織，重新聚集革命力量；同年冬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機關遭到上海國民黨反動派的破壞，陳喬年等被捕。在監獄中，敵人對陳喬年施盡酷刑。他堅貞不屈，始終嚴守黨的秘密。6月6日英勇就義，年僅26歲，犧牲前，監獄中的戰友為他即將被害十分難過。陳喬年卻仍然樂觀地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

家庭背景

陳喬年的童年和少年時代主要是在安慶度過的。五六歲時即入私塾讀書，辛亥革命后才考進新式學校。他自幼好學，又有叔祖父陳昔凡的指點和哥哥陳延年的幫助，故學業進步很快。在家鄉求學的幾年裡，時間雖然不長，卻已讀過不少經史典集，在國學方面打下了較為厚實的基礎。

喬年從小生活在一個官僚家庭里，雖然受的是封建教育，但是社會的黑暗卻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對封建制度產生了強烈的不滿。愛國志士為反抗黑暗社會所進行的前仆後繼的鬥爭，不斷地啟迪和激勵著他，在父親陳獨秀，哥哥陳延年的影響下，他逐漸樹立起救國救民的志向。

1913年，陳喬年和陳延年因父親陳獨秀從事反袁革命活動受牽連，遭到北洋軍閥政府的迫害，不得不逃到懷寧鄉下避難，因而無法在安慶繼續求學。1915年，延年、喬年兄弟倆辭別了自己的祖母和母親，離開了家鄉，到上海讀書。從此再也沒能回過懷寧老家。

陳喬年，1902年生於安徽安慶。幼時，他與哥哥陳延年同在家鄉求學，勤奮攻讀。1915年，兄弟倆離開故鄉到上海讀書，與他們的父親――正在主編《新青年》雜誌的陳獨秀生活在一起。1917年，陳獨秀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文科學長，陳延年和陳喬年遂在上海開始了獨立的生活。不久，兩人都考入復旦大學。

1919年12月，在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下，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陳喬年和延年一同赴法勤工儉學。在法國3年多的時間裡，經過認真刻苦的學習和實際鬥爭的鍛煉，他們逐步拋棄了原來所信仰的無政府主義，轉而接受了無產階級的革命真理――馬克思主義。1922年冬，經中共中央批准，陳延年和陳喬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第二年3月，根據黨組織的決定，陳喬年等人離開法國赴蘇聯，到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24年冬，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陳喬年離開莫斯科回國。

陳喬年回國后，被黨中央派到北京工作，擔任中共北京地方執行委員會（簡稱北京地委）組織部長。經歷了多年的異國他鄉生活后，突然回到了祖國的懷抱，陳喬年心中感到非常的幸福，更是充滿了為國效力的激情；目睹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的種種倒行逆施，他不由得怒火中燒，更加堅定了鬥爭的決心；以國共合作為中心的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后革命形勢的蓬勃發展，又使他對革命充滿必勝的信心。陳喬年一來到古城北京，就在李大釗的領導下，以滿腔熱情投身到火熱的鬥爭之中。

當時的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賣國政府的政治鬥爭日趨高漲，但革命統一戰線的內部矛盾也開始暴露出來，國民黨右派妄圖破壞統一戰線，國家主義派也發出反共叫囂。在這種形勢下，中共北京地委和北京區委（北方區委的前身）認為必須進一步加強宣傳工作，以適應思想戰線上鬥爭的需要。但當時軍警檢查甚嚴，辦刊物、印傳單都很困難，為了保證安全，不得不經常改換印刷廠，而有的私營印刷廠又不敢承印革命宣傳品，有的則乘機抬高印價。為了及時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指導群眾進行革命鬥爭，回擊各種反動謬論，北京區委根據李大釗的提議，決定在北京創辦一個秘密印刷廠，並把這個任務交給了陳喬年。

經過認真的籌劃和準備之後，1925年2月的一天，陳喬年在北京大學一院的一間教室里，召集有關同志開會，研究創建印刷廠的具體事項。陳喬年首先徵求了與會者中經驗豐富的印刷工人的意見，然後提出兩星期內把印刷廠辦成的要求。會後，幾個同志立即行動起來，打聽市場行情，選購舊機器和其他印刷用品，租賃合適的房屋作廠房，招收因罷工被資本家開除的印刷工人進廠工作。不到10天，秘密印刷廠就正式開工了。

這個印刷廠的主要任務是翻印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嚮導》，印刷北京區委的機關報《政治生活》和一些傳單等。為了避免敵人的破壞，印刷廠白天承印市民的一般稿件，夜裡才開始印刷黨的報刊和其他宣傳品。大約半年以後，為避開敵人的耳目，印刷廠又遷移地址，更換廠名，使敵人一直也沒搞清這個印刷廠的真實面目。就這樣，這個由陳喬年主持創建的印刷廠，在敵人的眼皮子底下堅持工作了1年多，保證了《嚮導》和《政治生活》在北京及時、按期出版，為宣傳我黨的主張，推動革命運動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1925年春夏，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先後發動和領導了國民會議促成會、悼念孫中山、聲援五卅等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在這些運動中，陳喬年不辭辛苦，四處奔波，協助李大釗做了大量的組織工作和宣傳工作，成為李大釗的得力助手。是年10月，中共北方區委成立。李大釗任區委書記，陳喬年任組織部長。

北方區委成立后，根據中共中央關於開辦區之下的高級黨校，以“造成能夠辦黨的能夠做成負責任的工作的人才”的決定，立即著手在北京開辦區委黨校。李大釗和趙世炎、陳喬年認真分析了北方區委所轄各地委的情況，根據工作需要，規定了學員條件，確定了各地委選派學員的名額。並經中共中央同意，請當年4月從蘇聯回國的羅亦農擔任校長，主持黨校工作。

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之後，北方區委黨校在1925年10月間正式開學。陳喬年擔任了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黨的建設、世界革命形勢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概況等課程的講授任務。為了準備講稿，他常常徹夜不眠。他的課講得深入淺出，條理清晰，很有說服力，給學員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個月後，這一期黨校圓滿結束。各地學員懷著巨大的革命熱情或返回原地、或被派往其他地區工作，他們大都擔任了黨團的基層領導幹部，為革命事業做出了新的貢獻。北方區委黨校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在北方創辦的第一所高級黨校，儘管時間不長，又缺乏經驗，但卻辦得很成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這與李大釗、羅亦農、趙世炎、陳喬年等同志的辛勤努力是分不開的。

1925年11月，由於奉系將領郭松齡倒戈，與傾向革命的國民軍聯合反奉，使國民軍控制了北京地區；在革命群眾運動強有力的衝擊下，由奉系軍閥扶持的段祺瑞政府也搖搖欲墜。鑒於這種形勢，在北方區委11月中旬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同志提出，應抓住當前的大好時機，在國民軍的配合下，領導北京的革命群眾進行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的起義，建立國民政府，以結束軍閥的反動統治。陳喬年冷靜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之後，對此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革命形勢雖好，但起義問題要慎重考慮。因為國民軍雖然同情群眾的革命運動，但其上層領導人物的態度尚不明朗，而中國共產黨又沒有自己的軍隊，目前黨所能組織的革命力量，主要還是青年學生，國民軍的態度一旦有變，起義就難於成功。陳喬年的意見受到與會同志的重視。接著又有同志提出，可以做兩手準備，根據形勢的發展靈活安排；縱然起義難於持久，起碼也可以顯示群眾的力量，給段祺瑞政權一個沉重的打擊。區委經過反覆討論后，採納了這個意見，作出了發動“首都革命”的決定，並成立了由趙世炎、陳喬年等人組成的行動委員會，擬訂行動計劃，具體負責“首都革命”的準備工作和指揮工作。陳喬年雖有不同意見，但堅決執行區委的決定，積極參加了行動委員會的工作。

經過數天繁忙的秘密準備工作之後，北方區委決定於11月28日正式開始行動。但就在27日晚上，國民黨右派的頭目到國民軍那裡造謠，挑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軍的關係，使國民軍的態度發生變化，背棄了響應革命群眾行動的諾言，竟派兵保護段祺瑞執政府。28日清晨，行動委員會得知這一突變的情況后，立即通知各區指揮部停止行動。但在當時通訊聯絡不便的情況下，有的區因沒能及時接到通知已開始向預定的目標發起衝擊，並散發了大量號召實行“首都革命”的傳單。情況緊急，行動委員會當機立斷，決定帶領廣大群眾向段祺瑞執政府各機關繼續展開猛烈衝擊，並召開國民大會，舉行大規模遊行示威。29日，在群眾遊行示威之後，“首都革命”即告結束。

“首都革命”雖然顯示了革命群眾的強大力量，給段祺瑞政府以不小打擊，但卻沒有達到推翻段政權、成立國民政府的目的。實踐證明陳喬年當時對形勢的分析和提出的意見是正確的，說明他在大好形勢面前始終保持著十分清醒的頭腦；而他在行動上堅決執行組織決定的表現，則說明他具有堅強的黨性和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為支持奉系軍閥，公然派軍艦掩護奉系軍艦駛入大沽口，駐守大沽口炮台的國民軍見日艦駛來，就以旗語制止，但日艦置之不理，國民軍遂發空炮警告，而日艦竟以實彈射擊，使炮台守軍死傷10餘人。國民軍被迫予以還擊，將日艦逐出大沽口。事件發生后，日本帝國主義倒打一耙，以國民軍破壞了《辛丑條約》為借口，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並糾合英、美、法等七國公使，於3月16日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後通牒。

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蠻橫態度，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3月18日上午10時，北京80多所學校、60多個團體約數千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對八國通牒國民大會”。會前，陳喬年、趙世炎等在北方區委會議上，報告了發動群眾和準備大會的情況。李大釗表示要親自參加群眾集會，陳喬年提出讓衛士湯汝賢伴隨，以保護其安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等北方區委負責人在參加天安門國民大會之後，又同2000多群眾一起結隊遊行示威，併到鐵獅子衚衕（今張自忠路）段祺瑞執政府請願。

請願群眾進入執政府門前廣場后不久，段祺瑞的軍警竟開排槍射擊，屠殺手無寸鐵的群眾。頓時，血流遍地，秩序大亂。見此情景，陳喬年大喊：“不要亂！”隨即沉著地指揮周圍的群眾撤退。這時軍警一面射擊，一面端著刺刀向群眾逼來。在擁擠中，陳喬年被刺中胸部，鮮血立即浸透了上衣。他忍著劇痛，繼續指揮群眾撤退，后在同志們的攙扶下回到區委機關。

在對傷口做了簡單的包紮之後，他立即詢問區委其他同志的情況，當他聽說李大釗、趙世炎還沒回來時，非常著急，讓剛剛回來的湯汝賢馬上前去尋找。直到李大釗、趙世炎等安全返回機關后，他才放下心來。

當天，北方區委就開會研究慘案發生后應採取的對策。胸部負傷的陳喬年不顧傷痛，堅持參加了會議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李大釗見他面色煞白，讓他去休息，但他一直堅持到散會才離去。

作為北方區委的組織部長，陳喬年除和李大釗、趙世炎一起領導了北京歷次重大鬥爭外，還為北方黨的組織建設嘔心瀝血，做出了特殊的貢獻。

當時，中國共產黨還處於幼年時期，缺乏組織建設的經驗，因此，擺在陳喬年面前的任務是十分艱巨的。但他不怕困難，刻苦學習，虛心求教，勇於探索，終於在實踐中摸索出一些成功的經驗。為嚴密黨的組織工作，加強區委對北方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準確掌握黨的發展狀況，他精心設計了各式統計表格，發給各級黨組織使用；同時制定了組織工作制度，要求各級組織遵照執行。後來，中共中央向各地轉發了他設計的表格，並推廣了北方區委加強組織建設的經驗。

發展黨員，擴大黨的組織，是當時組織建設的一個十分緊迫的任務。為此，陳喬年經常深入到學校、工廠、機關了解情況，指導工作。在他擔任組織部長的這段時間裡，北方地區的黨組織有了很大發展，黨員人數也大大增加。據統計，1924年5月時，全區黨員僅有75人，而兩年後的1926年7月，全區黨員已達2069人。

對黨的事業的高度責任感和崇高的獻身精神，使陳喬年在鬥爭中始終保持著高昂的士氣，在工作中常常是夜以繼日、廢寢忘食。那時，在區委機關工作的同志經常為趕印宣傳品而加夜班，陳喬年見有的年輕同志愛打瞌睡，便主動到他們那裡，一邊寫東西，一邊陪伴他們，寫完了文章，又幫助他們工作。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會影響他的身體健康，就勸他早點睡覺，他卻笑著說：“你們睡了，我也睡了，文件也就跟著睡了。這樣，我們的工作也都睡著啦！”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睡意全都沒有了。陳喬年就是這樣一個朝氣蓬勃、精力旺盛、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革命戰士！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奉命離開北京去南方工作。次年4月27日至5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陳喬年出席了這次會議，並被選為五屆中央委員。會後，他留在武漢工作，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共八七會議上，陳喬年對他父親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他在會上說：我的父親陳獨秀同志執行的錯誤路線，導致的後果是嚴重的，不僅使大革命失敗，黨受挫折，而且也使我哥哥延年和李大釗、趙世炎等一批共產黨人慘遭敵人的殺害，這是血的教訓，切切不可忘記。對國民黨反動派只有作堅決的鬥爭，不能存在任何的幻想。陳喬年還對陳獨秀說：“爸爸，你過去執行的路線和政策是錯誤的，你現在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看法也是錯誤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資產階級身上，黨應有自己的武裝，走蘇維埃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中國革命才有希望。”

會後，陳喬年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1927年冬，他奉命調到上海，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當時，上海環境極為險惡，國民黨反動派到處瘋狂搜捕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黨組織和革命力量不斷遭到破壞，黃浦江上空瀰漫著血雨腥風。陳喬年到上海后，不畏環境險惡，積極協同當時擔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的王若飛開展工作。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地變換鬥爭方式，巧妙地和敵人周旋。他們秘密地深入工廠、農村、機關和學校，聯絡同志，恢復和重建黨的基層組織，組織工人運動和農民武裝鬥爭。由於有他們日夜為革命奔走，上海革命力量克服艱難險阻，重新聚集起來。

正當上海和江蘇地區黨的工作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出現了新面貌時，卻發生了極為不幸的事情。1928年2月16日，中共江蘇省委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陳喬年主持了這次會議。由於叛徒唐瑞林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址，陳喬年和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這是繼1927年6月以後江蘇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壞。

陳喬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生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的畏懼，也沒有任何懊喪。從被捕的第一天起，他所考慮的只是如何繼續頑強而巧妙地同敵人進行鬥爭。起初，他化名王某，敵人並不知道他的真實身份，因他來滬不久，叛徒唐瑞林也不認識他。敵人用了種種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實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

黨組織得知陳喬年等被捕后，千方百計地營救他們。因為他未暴露真實身份，便計劃用錢將他贖出。與他同時被捕的鄭復他、許白昊也在獄中研究營救他的計劃；打算由叛徒不認識的周之楚頂替他的職務。周之楚十分英勇，當即允諾，願以自己的犧牲來保全陳喬年的生命。這一切都在按計劃的進行，不料，周之楚的父親出於憐子之情，也四處託人營救他，這樣一來，反倒使敵人間接發覺了陳喬年的身份。陳喬年見自己的身份已經暴露，便從獄中託人轉告黨組織，希望黨不必再為營救費心，更不必再為他花錢。關押期間，敵人為了得到更多的機密，對陳喬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終咬緊牙關，橫眉冷對，堅貞不屈，還不斷地鼓勵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氣節。

敵人見從他們身上得不到想要的東西，就打算殺害陳喬年、鄭復他、許白昊三名重要的共產黨人。同志們知道后，心情十分難過。陳喬年卻鼓勵大家：要為革命保重身體，好好學習，以便將來繼續為黨工作。他還樂觀地說：“讓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難友們問他，對黨對家庭有何遺言？他回答說：“對家庭毫無牽掛，對黨的儘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1928年6月6日，敵人在上海楓林橋畔將年僅26歲的陳喬年槍殺，同他一起遇難的，還有鄭復他、許白昊。

陳喬年的犧牲，使黨失去了一位優秀黨員，革命失去了一名堅強戰士，中國人民失去了一個忠實的兒子。陳喬年的英名和他的革命業績將永遠銘刻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的心中。

喬年隨延年到上海后，起初和父親同住在法租界吉益里，延年入法租界的法語補習學校學習，喬年因年歲尚小，由父親自教，同時也跟著哥哥學習。1917年，父親應聘赴北京大學任教，喬年和延年繼續留在上海求學。在父親朋友們的幫助下，兄弟倆開始了獨立的生活。不久，陳喬年考進震旦大學，繼續攻讀法語，同時學習其它課程。

喬年在上海學習、生活的那些年，以他父親陳獨秀為代表的先進知識分子發動了一個震動全國思想界的新文化運動。在這十運動的推動下，各式各樣的新思潮紛紛傳入中國。喬年和延年，也象許多有志救國的青年一樣，如饑似渴地爭相閱讀各種新書刊，研究各種新思潮。當時對喬年和延年吸引力最大的是從歐洲傳播到中國的無政府主義思潮。兄弟倆曾經懷著極濃厚的興趣瀏覽了各種無政府主義的書刊，並誤以為無政府主義是救治中國的“良藥”，因而成為無政府主義的信仰者。

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儉學運動逐漸在全國興起，喬年和延年也為之吸引。他們懷著探求真理的強烈願望，毅然決定赴法勤儉學。同年底，兄弟倆登上一艘法國郵船，次年二月，他們抵達法國的首都巴黎。通過華法教育會的介紹，兄弟倆一邊讀書，一邊做工，過著半工半讀的艱苦生活。

無政府主義在法國有著較長的歷史和廣泛的影響。兄弟倆曾滿懷希望，到法國后可以進一步研究無政府主義的理論。然而，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們逐漸感到失望。出乎他們意料的是，無政府主義不但絲毫改變不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腐朽和黑暗，反而愈來愈成為阻礙無產階級革命鬥爭的絆腳石。從1921年起，他們逐漸對無政府主義產生懷疑，轉而致力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研究。他在哥哥延年的幫助下，把兩種主義進行比較，認識到無政府主義不過是‘改頭換面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只有馬克思主義才是科學的真理。特別是在“二二八”運動、拒款鬥爭和進駐里昂中法大學運動中，無政府主義者吳稚暉、李石曾等人，玩弄陰謀、迫害勤工儉學生的嘴臉暴露后，喬年他們便宣告與無政府主義徹底決裂。

後來，喬年曾對自己的朋友回憶起自己的思想發生變化的經過說，當時在法國的勤工儉學生雖然都有巨大的抱負，卻各有自己的思想傾向。他和延年是無政府主義者，也有一些人信仰共產主義，還有一些人則是俾斯麥鐵血主義的信徒。儘管信仰不同，但大家仍經常聚集在一起對中國的前途和革命出路等問題進行研究和討論。喬年還說：當時法國關於馬克思、思格斯、列寧的主要著作都有法文版本，闡述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介紹俄國革命實際情況的書刊也很多。大家買到后，互相介紹，互相傳看，爭相閱讀，……思想認識發生巨大變化。我和延年便逐步領會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拋棄了無政府主義的空想，相信馬克思主義了。

喬年和延年的思想變化，得到了當時在法國的共產主義者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的熱誠歡迎，並得到他們的支持和幫助。

1922年問，兄弟倆先後參加了旅歐學生的共產主義組織——“中國少年共產黨”的籌建工作，並成為“少共”的第一批成員。同年秋，喬年又同延年一起，參加法國共產黨，不久即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1923年春天，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陳喬年和陳延年等12人，由法國轉赴蘇俄，進入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系統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俄國革命經驗。

1925年春，陳喬年奉命回國，被派往北京工作。起初，他擔任中共北京地委的組織部長，不久，即改任中共北方區委組織部長。當時，李大釗和趙世炎分任北方區委書記和宣傳部長。在區委領導成員中，喬年才23歲，是最年輕的一個。

陳喬年到達北京前後，北京發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馮玉祥發動的北京政變和孫中山的北上及逝世，北方廣大民眾的革命情緒空前高漲。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北方區委在李大釗、趙世炎和陳喬年的領導下，做了大量的組織和宣傳工作，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國民會議促成會和悼念孫中山的政治運動，收到了極好的效果。

1925年11月，由於“五卅”運動的推動，北方的民眾運動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加之當時奉系將領郭松齡倒戈，傾向革命的國民軍再度控制北京地區，北方區委有不少同志積極主張聯絡國民軍，發動北京革命群眾舉行“首都革命”，以推翻段祺瑞反動政府。喬年在區委討論時發表了不同的意見。他認為群眾自己的革命武裝並未真正建立起來，國民軍傾向革命，但態度不堅決，不能依靠它的。舉行“首都革命”，奪取政權的時機遠未成熟。區委沒有接受喬年的意見，決定由趙世炎、陳喬年組成行動委員會，立即發動“首都革命”。喬年毫不猶豫地服從了區委的決定，積極地參加了行動委員會的工作。11月28日，“首都革命”按原定計劃正式發動。幾十萬徒手群眾舉行示威遊行后便向段祺瑞執政府衝擊，國民軍的將領們卻在關鍵時刻猶豫起來，背棄了配合群眾行動的諾言。鬥爭失敗了。實踐證明陳喬年對當時形勢的分析是正確的。

“首都革命”失敗后，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及當時在北京的瞿秋白等又發動和組織北京人民進行了一系列的鬥爭，推動革命運動繼續發展。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艦無視中國主權，蠻橫炮擊我大沽口炮台。事後，日方卻強詞奪理，糾合英、美等八國駐華公使，向中國政府發出所謂“最後通牒”。這種明目張膽的侵略行為，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北方人民更是忍無可忍。會後，又組織了兩千多人的請願團，在李大釗、趙世炎、陳喬年的親自率領下，到段祺瑞執政府請願，要求政府“駁牒”、“逐使”。當清願群眾到達鐵獅子衚衕執政府門前時，甘心充當帝國主義走狗的段政府命令軍警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野蠻的屠殺。頓時，執政府門前血肉橫飛，群眾死傷達200多人，造成了震驚中外的“三一八”慘案。陳喬年目睹反動派的暴行，無比憤慨，為了減少損失，他同李大釗、趙世炎等指揮群眾退卻。正當他全力指揮群眾轉移時，一個敵人突然舉刀向他刺來。他躲閃不及，胸前被刺傷，鮮血染紅了衣衫。他忍著劇痛，繼續指揮群眾撤退，直到大家都散去，他才帶傷回到區委機關。

喬年在醫院住了幾天，沒等傷口完全痊癒，便出了院，繼續為革命而奔忙。

在北方區委工作期間，除參與領導一些重大鬥爭外，喬年主要負責黨的組織工作。為了擴大北方黨的組織、壯大黨的隊伍，他常常深入到工廠、學校了解情況，指導基層工作。由於當時黨還處於幼年時期，黨的組織也不甚嚴密，為加強區委對各級黨組織和黨員的管理，陳喬年精心設計了各種統計表格，制定了組織工作制度，要求各級組織遵行，取得了較好效果。後來，中共中央還推廣子北方區委加強組織建設的經驗。喬年也很重視黨的思想建設。他和李大釗積極籌辦了印刷《嚮導》和《政治生活》的印刷廠，使中央和區委的這兩個重要刊物能及時在北京印刷出版。平時，喬年白天外出奔忙了一天，晚上還為黨的刊物撰寫文章，為黨的訓練班準備講稿，常常徹夜不眠。

1926年下半年，陳喬年被選為北方區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隨後，他便離開北京到上海工作了一段時期。

1927年春，陳喬年來到武漢，參加了中共“五大”，被選為中共五屆中央委員。“五大”以後，他在武漢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代理李維漢主持中央組織部工作。不久，發生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歸於失敗。

同年8月，陳喬年參加了黨的“八七”會議。在這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上，他旗幟鮮明地對父親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進行了嚴肅批評。會後，他調任中共湖北省委組織部長。不久，又被調往上海，擔任中共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當時，上海的環境極為險惡。在白色恐怖下，上海的黨組織和革命力量不斷遭到破壞。六七月間，中共江蘇省委主要領導人陳延年及趙世炎等先後被捕犧牲。陳延年是他革命道路上志向道合的兄長，趙世炎是他旅法時結識、爾後又在蘇聯一同學習、又曾在北方區委並肩戰鬥過的親密同志。他倆的遇難，給喬年帶來巨大的悲痛。但犧牲並不能使革命者卻步。他來到上海后，積極協同當時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的王若飛開展工作。他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不斷地變換鬥爭的方式，經過他們的努力，上海和江蘇地區的革命力量得以恢復和發展。

正當陳喬年日夜為革命奔走，上海和江蘇地區黨的工作不斷前進時，卻發生了極為不幸的事情。

1928年2月16日，江蘇省委在陳喬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繡女校秘密召開各區委組織部長會議。由於叛徒唐瑞林告密，敵人突然包圍了會址。陳喬年等江蘇省委機關的負責同志被捕。這是繼1927年6月以後江蘇省委遭受的又一次大破壞。

陳喬年等人被捕的當天，被拘押在英租界新閘捕房拘留所。

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看守所。喬年清楚地知道，既入虎口，勢難生還。他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沒有絲毫的畏懼，也沒有任何的懊喪。

起初，喬年化名王某，被捕后，獄外的黨組織曾多方營救。與喬年同時被捕關在獄中的鄭覆他、許白昊等，也在獄中積極活動，商議準備利用敵人只知其名，不知其人的情況使喬年脫險。當時被捕的同志中，只有喬年和周之楚兩人是叛徒難以指認的。鄭覆他等便計劃由周之楚頂替喬年的身份和職務，以瞞過敵人。周之楚也十分英勇，願以自己的犧牲來保護喬年。但是，由於周之楚的父親是華僑大商人，他在國外得知兒子被捕，便趕來營救。結果，敵人弄清了周之楚的真實姓名和身份，喬年也因此暴露。敵人為了得到更多的機密，對喬年多次使用酷刑。他始終咬緊牙關，橫眉冷對，堅貞不屈，還不斷鼓勵其他同志，保持革命氣節。

不久，敵人決定殺害陳喬年及鄭復他、許白昊等三名重要的共產黨人，便將其他被捕的同志與他們三人分開，從龍華監獄中遷出，當同志們同喬年告別時，喬年鼓勵大家為革命保重身體，將來出獄後繼續為黨工作。大家對他即將被害十分難過，他卻仍然樂觀地說：“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同志們問喬年：“你對黨，對家庭有何遺言？”他回答：“對家庭毫無掛慮，對黨的儘力營救表示衷心感謝。”

1928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的楓林橋畔英勇就義，時年僅26歲。與他同時遇難的，還有鄭復他、許白昊烈士。

陳喬年的犧牲，使黨失去了一個優秀的黨員，革命失去了名堅強的戰士，中國人民失去了一個忠實的兒子。他犧牲后不久，黨即在《布爾什維克》雜誌上撰文悼念。他的英名和他的革命業績將永遠銘刻在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心中。

2021年5月27日，中國歷史研究院展覽公開革命烈士陳喬年履歷表，29歲的陳延年於1927年被捕，他寧死不跪，站著被劊子手亂刀砍死。一年後，26歲的陳喬年也寧死不屈，被殘忍殺害，就義前，他曾慷慨陳詞“讓我們的子孫後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血染的文字氣壯山河！在覺醒年代覺醒，年輕的烈士永遠年輕。他們用青春、奮鬥、犧牲和永不褪色的信仰，鑄就了中國共產黨人走過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