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

1868年，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脫亞入歐”，開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國力日漸強盛。當時的日本，正交叉進行兩次工業革命，1888年，日本產業革命出現高潮，因此急需對外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但日本作為一個島國，國內本身就資源匱乏、市場狹小，加之國內封建殘餘勢力的濃厚及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尖銳，因此以天皇為首的日本統治集團急於從對外擴張中尋求出路。

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所謂“清國征討策略”，逐漸演化為以侵略中國為中心的“大陸政策”。其第一步是攻佔台灣，第二步是吞併朝鮮，第三步是進軍滿蒙，第四步是滅亡中國，第五步是征服亞洲，稱霸世界，實現所謂的“八紘一宇”。而甲午中日戰爭就是日本實現“大陸政策”前兩個步驟的重要環節，由於其自身實力資源都不具備相應條件，所以實行以戰養戰的策略來達到目標的實現。

當時中國處於清朝晚期，從19世紀六七十年代起，清朝統治集團中的洋務派掀起了一場以“自強”、“求富”為口號的洋務運動。洋務運動在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方面向歐美看齊，因此清朝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景象。清朝於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師，成為亞洲一個強大的海軍力量，但清朝並未像日本那樣變革國家制度，因此“中興”並未能使中國走上富國強兵的道路。此時清朝政治十分腐敗，人民生活困苦，官場中各派系明爭暗鬥、爾虞我詐，國防軍事外強中乾，紀律鬆弛。

19世紀末的東亞地區，一個是迴光返照的老大帝國，一個是噴薄欲出的近代國家，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戰。

當時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逐步向帝國主義過渡，日本的侵略行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強的支持。美國希望日本成為其侵略中國和朝鮮的助手；英國企圖利用日本牽制俄國在遠東的勢力；德國和法國為了趁日本侵華之機奪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本侵略中國。俄國雖然對中國東北和朝鮮懷有極大的野心，但尚未準備就緒，因此對日本採取不干涉政策。列強默許或縱容的態度，成為日本實施侵略計劃的有利條件。

日本侵略中國是蓄謀已久、準備充分的。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筆信》中宣稱“開拓萬里波濤，宣布國威於四方”，蓄意向海外擴張。1871年，近代中日兩國簽訂了第一個條約《中日修好條規》，第一款：“嗣後大清國、大日本國倍敦和誼，與天壤無窮。即兩國所屬邦土，亦各以禮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獲永久安全。”這是一個平等的條約。

但日本並沒有遵守這一條約，而是積極向中國擴張。1872年，日本開始侵略中國附屬國琉球，準備以琉球為跳板進攻台灣。1874年，發生了琉球漂民被台灣高山族殺死的事件，日本利用清朝官員的糊塗，以琉球是日本屬邦為借口大舉進攻台灣島，這是近代史上日本第一次對中國的武裝侵略。但日本和中國實力懸殊，加上水土不服，日軍失利。在美英等國的“調停”下，日本向清朝勒索白銀50萬兩，並迫使清廷承認日軍侵台是“保民義舉”（即間接承認琉球人是日本屬民），從台灣撤軍。由於清廷的軟弱無能，日本於1879年完全并吞了琉球王國，改設為沖繩縣。

隨後，日本又開始侵略中國的另一個屬國-朝鮮。1876年，日本以武力打開朝鮮國門，強迫朝鮮政府簽訂《江華條約》，取得了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特權。該條約第一條即宣稱“朝鮮為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國平等之權” ，把朝鮮的宗主國清朝排斥在外。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中日兩國同時出兵朝鮮，清軍雖然在這次事件中壓制住日軍，但日本還是在《濟物浦條約》中取得了在朝鮮的派兵權和駐軍權。1884年，日本幫助朝鮮開化黨發動甲申政變，企圖驅逐中國在朝鮮的勢力。袁世凱率清軍擊敗了日軍，鎮壓了政變。但日本同清朝訂立了《天津會議專條》，規定中日兩國同時從朝鮮撤兵，兩國出兵朝鮮須互相通知。《濟物浦條約》使日本取得了以保護公使館為由出兵朝鮮的權利，《天津會議專條》使日本取得了與中國在朝鮮共同行動的權利，這兩個條約為甲午中日戰爭埋下伏筆。

在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日衝突中，中方在硬實力上一直佔有優勢，但朝鮮甲申政變之後的十年時間，情況就發生了變化。這段時間，日本一直關注著中國，日本軍界要人山縣有朋指出“鄰邦之兵備愈強，則本邦之兵備亦更不可懈”。故自1890年後，日本以國家財政收入的60%來發展海軍、陸軍，1893年起，明治天皇決定每年從自己的宮廷經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再從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十分之一，補充造船費用。舉國上下士氣高昂，以趕超中國為奮鬥目標，準備進行一場以“國運相賭”的戰爭。在1890年時，北洋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有7艘，總噸位27000多噸；而日本海軍二千噸位以上的戰艦僅有5艘，總噸位約17000多噸。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起的十年擴軍計劃，到甲午戰爭前夕，日本已建立了一支擁有63000名常備兵和23萬預備兵的陸軍，包括6個野戰師團和1個近衛師團。戰前日本海軍有軍艦32艘、魚雷艇24艘，總排水量72000噸，超過了北洋海軍。日本還出動樂善堂、玄洋社等間諜組織和人員潛入中國，加緊對中國各方面的情報搜集和滲透。

在此期間的中國，經過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初見成效，開始得意輕敵。在與西方各國打交道的過程中，認為西方人“並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貿易上占些便宜而已，於是放鬆了軍備意識。北洋海軍自1888年正式建軍后，就再沒有增添任何艦隻，艦齡漸漸老化，與日本新添的戰艦相比之下，火力弱，射速慢，航速遲緩。北洋水師有軍艦25艘，官兵4000人。到甲午戰爭前，北洋艦隊的大沽口、威海衛和旅順三大基地建成。但清朝軍事變革基本停留在改良武器裝備的低級階段，陸海軍總兵力雖多達80餘萬人，但編製落後，管理混亂，訓練廢弛，戰鬥力低下。1891年以後，北洋水師甚至連槍炮彈藥都停止購買了。

朝鮮問題是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突破口，1890年，日本爆發經濟危機，對開戰的要求更加迫切，同年，時任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在第一次帝國議會的“施政演說”中拋出了所謂“主權線”和“利益線”的理論，將日本本土作為主權線，中國和朝鮮半島視為日本的“利益線”，聲稱日本“人口不足”，必須武力“保衛”利益線，加緊擴軍備戰。 1894年，朝鮮爆發東學黨起義，朝鮮政府軍節節敗退，被迫向清朝乞援。日本認為發動戰爭的時機已至，向清廷表示“貴政府何不速代韓戡？……我政府必無他意” ，誘使清朝出兵朝鮮。清朝派直隸提督葉志超和太原鎮總兵聶士成率淮軍2000人於6月6日後數日分兩批在朝鮮牙山登陸，準備鎮壓起義，同時根據1885年《中日天津條約》通知日本。6月10日，朝鮮政府和起義軍達成了全州和議，清軍未經戰鬥起義就平息下去。6月25日，原定計劃的第三批清軍在牙山登陸，駐朝清軍總數達到2465人。

當時的伊藤博文內閣正面臨議會的不信任案彈劾，在朝鮮向清朝乞援的同時，日本通過其駐朝公使館探知清廷將要出兵朝鮮的消息后，得到此消息后，便如同抓住救命稻草，全力著手挑起戰爭。1894年6月2日，伊藤內閣決議出兵朝鮮。6月5日，日本立即設立有參謀總長、參謀次長、陸軍大臣、海軍軍令部長等參加的“大本營”，作為指揮侵略戰爭的最高領導機關。6月9日，日本派先遣隊400多人，在駐朝公使大鳥圭介的率領下，以《濟物浦條約》規定之日本有權保護使館和僑民為借口進入朝鮮首都漢城（今韓國首爾），同時根據《中日天津條約》知照中方，其後又在6月12日派兵800人進駐漢城。在日軍先遣隊出發前，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訓令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得施行認為適當之臨機處分” ，授權大鳥挑起釁端，找尋借口發動侵略戰爭。

全州和議達成以後，朝鮮政府要求中日兩國撤兵，大鳥圭介開始和清廷駐朝大臣袁世凱進行撤兵談判。大鳥雖口頭上答應撤兵，甚至就要達成書面協議，但日本政府一方面電令大鳥拒絕達成共同撤兵協議，另一方面則在6月15日拋出了“中日兩國共同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的方案，從而使共同撤兵協議一筆勾銷。此後，日本開始不斷增兵，6月16日大島義昌少將率領混成旅團第一批部隊在仁川登陸，到6月28日混成旅團第二批部隊登陸，侵朝日軍達到8000餘人，比駐朝清軍占絕對優勢；而清廷決策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則希望中日共同撤兵，既未向朝鮮增援軍隊，又未按袁世凱、聶士成等人的建議由清軍先撤兵，最終給日本人以可乘之機。

日本之所以提出“共同改革朝鮮案”，其目的是一面使自己的軍隊以“協助朝鮮改革內政”為名賴在朝鮮不走，一面又拖住了駐朝清軍，完全是為發動戰爭而採取的挑釁手段。清政府拒絕了“共同改革朝鮮案”，並強調日本必須撤兵，於是日本在6月22日向清政府發出了“第一次絕交書”。此後，李鴻章寄希望於美、英、俄等歐美列強調停，讓日本撤兵。由於前述的各國利害關係，美、英、俄只是對日本表示“譴責”而已，並未採取強硬措施，加之日本靈活的外交策略，列強最後都採取了觀望態度，調停均告失敗。7月14日，日本向清政府發出了“第二次絕交書”，拒不撤兵，並反誣中國“有意滋事”，揚言“將來如果發生意外事件，日本政府不負其責”。至此中日談判破裂。

日本向清廷發出“第一次絕交書”以後，開始單獨改革朝鮮內政的策略。與朝鮮交涉期間，大鳥圭介一方面逼朝鮮否認自己是中國屬國，另一方面提出五項二十七條改革方案，強迫朝鮮限期接受。但是朝鮮政府當時是親華的，據當時日本駐朝公使館一等書記官杉村濬所說：“當時的情況是，趁朝鮮變亂之機出兵的清國，暗中有所圖謀，本應予以反對，但朝鮮政府不僅無絲毫憎惡之感，反而予以同情”。因此朝鮮十分反感於日本的蠻橫，敷衍日本的要求，並一再督促日本撤軍。到7月17日，日朝談判也宣告破裂。

1894年7月期間，日本發動戰爭的陰謀愈發明顯，中國國內輿論和清軍駐朝將領紛紛請求清廷增兵備戰，朝廷形成了以光緒帝載湉、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的主戰派，然而慈禧太后並不願意其六十大壽為戰爭干擾，李鴻章為保存自己嫡系的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實力，也企圖和解，這些人形成了清廷中的主和派。到7月中旬中日談判破裂以後，一直按兵不動的李鴻章才應光緒帝的要求，開始派兵增援朝鮮。隨著中日、日朝談判相繼破裂，列強調停均告失敗，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營作出開戰決定；7月20日，日本編成了以伊東祐亨為司令的聯合艦隊，隨時準備尋釁；同日，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向朝鮮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其”廢華約、逐華兵”，要求48小時內答覆，朝鮮繼續敷衍日本，於是日本決定出兵控制朝鮮政府，以找到與駐朝清軍開戰的“委託”。

1894年7月23日凌晨，侵朝日軍突襲漢城王宮，擊潰朝鮮守軍，挾持朝鮮國王李熙（朝鮮高宗），解散朝鮮親華政府，扶植國王生父興宣大院君李昰應上台攝政。日本嗾使朝鮮親日政府斷絕與清朝的關係，並“委託”日軍驅逐駐朝清軍。控制了朝鮮政府後，1894年7月25日（農曆甲午年六月二十三日），日本不宣而戰，在朝鮮豐島海面襲擊了增援朝鮮的清朝軍艦“濟遠”、“廣乙”，豐島海戰爆發，海戰中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的“浪速”艦擊沉了清軍借來運兵的英國商輪“高升”號，製造了高升號事件。至此，日本終於引爆了甲午中日戰爭。

1894年8月1日（光緒二十年七月初一），中日雙方正式宣戰。清朝在其宣戰詔書中指出朝鮮歷來是清朝的附屬國，清朝是應朝鮮政府的要求出兵的，相反日本“不遵條約，不守公法，任意鴟張，專行詭計，釁開自彼，公理昭然”，令清朝忍無可忍，因此“著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厚集雄師，陸續進發，以拯韓民於塗炭。”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在宣戰詔書中則針鋒相對，聲稱“朝鮮乃帝國首先啟發使就與列國為伍之獨立國”，聲稱其開戰原因是“帝國於是勸朝鮮以厘革其秕政……朝鮮雖已允諾，清國始終暗中百計妨礙……更派大兵於韓土，要擊我艦於韓海，狂妄已極。”表示其目的是“使朝鮮永免禍亂”、“維持東洋全局之平和”、“宣揚帝國之榮光於中外” 。

這時在清廷內部，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佔上風。慈禧太后盼望從速結束戰爭，以免耽誤她大辦慶典，因此傾向和議，但迫於清議，一時尚不敢公然主和。中日甲午戰爭主要分為以下三個階段進行：

1894年7月25日至9月17日

在此階段中，戰爭是在朝鮮半島及黃海北部進行，陸戰主要是平壤戰役，海戰主要是黃海海戰。1894年7月下旬，中日兩軍在朝鮮境內開戰。清軍在豐島海面被日軍偷襲之後，很快被在陸上的成歡驛的日軍偷襲（成歡之戰），由於朝鮮政府已被日本控制，葉志超、聶士成等部駐牙山的清軍被迫繞道漢城，北撤到朝鮮北部重鎮、平安道首府-平壤。毅軍以分統太原鎮總兵馬玉昆率五營一隊（約2100人），與河州鎮總兵衛汝貴盛軍以及奉天的奉字練軍、盛字練軍一起，構成了四大軍29營，13526人，於8月先期入朝，在平壤與從牙山退回的葉志超、聶士成部匯合，朝廷命葉志超為駐平壤各軍總統。截至8月下旬，清軍已在平壤城內城、中城、外城及東北城4區建好堡壘27處。

平壤之戰是雙方陸軍首次大規模作戰。駐守平壤的清軍共三十五營，一萬五千人；進攻平壤的日軍有一萬六千多人。雖然朝鮮政府被強行拉到日本陣營，但朝鮮的平安道觀察使閔丙奭積極協助清軍作戰，大院君李昰應也暗中給清軍傳遞情報。清軍並未充分利用這些優勢，由於其主帥葉志超指揮失誤和臨陣脫逃，導致清軍失敗，以至於影響了整個戰局。

日軍分四路圍攻平壤，兵力分散，由於李鴻章“先定守局，再圖進取”的作戰方針以及清將葉志超的膽小昏聵，左寶貴等人攻打日軍的行動不斷遭到葉志超的阻撓，日軍遂順利完成了對平壤的包圍。1894年9月15日，戰鬥在三個戰場同時展開：其一為大同江南岸（船橋里）戰場。其二為玄武門外戰場。其三為城西南戰場。在大同江南岸戰場，晨三時，日軍第九混成旅團在大島義昌少將的指揮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軍發起進攻。清軍分兵抗拒，重創日軍第9旅團。日軍中、右兩隊司令官武田秀山中佐和西島助義中佐拚命督戰，攻陷了左右兩翼的堡壘，隨即遭到清軍的步炮協同夾擊，再遭重創，這一仗日軍遭受了重大傷亡，據《明治廿七八年日清戰史》公布的數字，“將校以下死者約一百四十名，傷者約二百九十名”。中隊長級大尉軍官被擊斃四名，少尉軍官被擊斃二名。第9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少將、第21聯隊長西島助義中佐、炮兵第5聯隊第3大隊長永田龜少佐均被擊傷。

玄武門為日軍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優勢兵力，由立見尚文少將的第十旅團（又稱朔寧支隊）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聯隊（又稱元山支隊）擔任主攻。高州鎮總兵左寶貴登玄武門指揮，激戰中，左寶貴中炮犧牲，其部下三位營官先後陣亡，午後二時玄武門被日軍攻陷。日軍向城內推進，遭到清軍的奮力抵抗，只得退守玄武門。

在城西南戰場，野津道貫親率日本第五師團本隊，於晨七時從平壤西南用炮火掩護步兵衝鋒，清軍馬隊進行反擊。至中午，野津道貫見難以得手，下令暫停攻擊，退回駐地。此時，軍總統（總指揮）葉志超在戰局膠著的情況下，於午後四時樹白旗停止抵抗，並下令全軍撤退，日本便在清兵的退路上設下埋伏。當天雨夜，撤退的清軍中伏，陣腳大亂，死亡2000人，被俘500餘人。平壤之戰以清軍大敗告終。以後6天中，清軍狂奔五百里，一路逃至鴨綠江邊，於21日渡鴨綠江回國。日軍一路高歌猛進，佔領朝鮮全境。

黃海海戰發生於1894年9月17日，即平壤陷落的第三天，日本聯合艦隊在鴨綠江口大東溝附近的黃海海面挑起—場激烈的海戰，這是甲午戰爭中繼豐島海戰後第二次海戰，也是中日雙方海軍一次主力決戰。9月15日上午，北洋水師護送4000餘名入朝援軍到朝鮮。返航后在鴨綠江口大東溝（今遼寧省東港市）遭遇日軍阻截，戰鬥由此爆發。日本海軍在大同江外海面投入戰鬥軍艦則有12艘，包括其全都精華，中午開戰後，北洋艦隊重創日本比叡、赤城、西京丸號諸艦，但北洋艦隊中揚威、超勇二艦亦受重創。

黃海海戰過程：

1894年9月15日上午，北洋艦隊的主力，計軍艦10艘，附屬艦8艘，在丁汝昌率領下到達大連灣。

凌晨1時，銘軍的十個營共四千人分乘五艘運兵船，向鴨綠江口的大東溝進發。

中午，艦隊抵達大東溝（今遼寧省東港市），到次日早晨，軍隊全都登陸。

9月17日上午8時，運兵船卸載完畢。

9時，北洋水師定遠號旗艦上掛出龍旗開始返航。

10時23分，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率先發現了北洋水師。便掛出“東北方向發現三艘以上敵艦”的信號旗。

10時30分，北洋水師鎮遠艦桅樓上的哨兵看到西南方向海面上有幾簇黑煙，發現日本艦隊。丁汝昌隨即命令各艦升火、實彈，準備戰鬥。

12時05分，日本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在先，本隊在後，呈單縱陣，接近北洋水師。

12時20分，北洋水師在行進中由雙縱陣改為橫陣，旗艦定遠位於中央，其餘各艦在其左、右依次展開，艦隊呈楔形梯隊。同時丁汝昌還發出命令：“各小隊須協同行動；始終以艦首向敵；諸艦務於可能之範圍內，隨同旗艦運動之。”

12時50分，雙方艦隊相距5300米，北洋水師旗艦定遠艦首先開炮。聯合艦隊第一游擊隊在距北洋水師5000米處即向左轉彎，航向北洋水師右翼。聯合艦隊航向北洋水師右翼，冒險將艦隊暴露於北洋水師陣前。十秒鐘后，鎮遠艦也發出炮彈，緊接著，北洋艦隊各艦一齊發炮轟擊。三分鐘后，日本旗艦松島艦也開始發炮還擊。

12時53分，聯合艦隊旗艦松島開始發炮還擊。定遠主桅中彈，信號索具被炮火所毀（一說因戰船老朽發炮時震塌飛橋），在飛橋上督戰的丁汝昌身負重傷。剎時間，雙方各艦百炮一齊怒放，硝煙瀰漫，海水沸騰。

開戰之初，雙方的力量對比如下：

其中，日本第一游擊隊平均航速達19.4節。另據英國海軍年鑒統計，當時速射炮的發射速度是原后裝炮的六倍，由此計算，日本艦隊的火力實際上相當於北洋艦隊的三倍。依航行次序，日艦配備情況如下：

戰鬥開始不久，北洋艦隊旗艦“定遠”艦由於下水12年，7年未修，主炮炮塔起火，丁汝昌燒傷，信旗被毀（一說為被日軍艦炮擊中）。丁汝昌拒絕隨從把自己抬入內艙，堅持坐在甲板上督戰。日第一游擊隊4艦利用航速優勢繞攻北洋艦隊右翼“超勇”、“揚威”，二艦相繼被擊中起火，退出戰鬥。日艦“吉野”也被北洋艦隊擊中起火，但很快被撲滅。13時30分左右，“超勇”沉沒，管帶黃建勛落水，“左一”魚雷艇駛近相救，拋長繩援之，黃建勛不就，從容死難，艦上官兵也大部壯烈犧牲。

當日本第一游擊隊繞攻北洋艦隊右翼時，本隊也與北洋艦隊主力交相攻擊。日本軍艦“比睿”、“赤城”、“扶桑”、“西京丸”遭到北洋艦隊截擊。

“定遠”、“來遠”、“經遠”重創日艦“比睿”、“赤城”。“赤城”艦長坂元八太郎陣亡。“西京丸”也受重創。

14時15分左右，日本艦隊繞至北洋艦隊背後，與第一游擊隊形成夾擊之勢。北洋艦隊腹背受敵，隊形更加混亂。在混戰中，北洋艦隊一直衝殺在前的“致遠”艦受到“吉野”、“高千穗”等的集中轟擊，多處受傷，船身傾斜。伊東祐亨令第一游擊隊救援“赤城”、“比睿”。“吉野號”沖在最前面，正遇上全身著火的“致遠”艦。鄧世昌見吉野恃其船捷炮利，橫行無忌，憤而說道：“倭艦專恃吉野，苟沉是船，則我軍可以集事。”決意與之衝撞，同歸於盡。鄧世昌毅然全速撞向日本主力艦“吉野”號右舷，日本官兵見狀大驚失色，集中炮火向致遠射擊，致遠艦右側魚雷發射管被擊中，引起大爆炸，3時30分，以右舷傾斜，在東經123度34分，北緯39度32分的黃海海面上沉沒。全艦官兵除七名遇救外，其餘自鄧世昌以下全部壯烈殉國。（此說法最接近事實，致遠艦沖向吉野號，有可能就是為了使用魚雷攻擊。也有另外的說法是致遠艦是被日艦火炮擊沉，戰前北洋水師已經把魚雷拋入海中。）

“經遠”繼續迎戰“吉野”，遭吉野、浪速、秋津洲、高千穗四艦圍攻，中叢彈起火，全艦奮勇抗禦，經遠全艦將士“發炮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條”。經遠艦以一敵四，拒戰良久。激戰中，管帶林永升不幸“突中炮彈，腦裂陣亡”，幫帶大副陳榮和二副陳京瑩也先後中炮犧牲。最後在浪速、吉野、秋津洲、高千穗的圍攻下經遠艦中彈累累，不久，“左舷艦首向水中沉下”，在東經123度40分7秒，北緯39度51分海面上，艦首向東，左舷傾覆而沉沒。全艦官兵二百餘人，除十六人遇救外，其餘全部陣亡。

“致遠”沉沒后，“濟遠”管帶方伯謙、“廣甲”管帶吳敬榮，臨陣脫逃（方伯謙等是否臨陣脫逃，有不同看法）。“靖遠”、“來遠”因中彈過多，退出戰鬥，避至大鹿島附近緊急修補損壞的機器。

定遠、鎮遠兩艦浴血奮戰，中彈甚多，幾次起火。

下午3時30分，鎮遠艦的30.5公分大炮連續擊中日本旗艦“松島”號二次。松島后甲板四號炮塔中彈后，火焰引發炸藥，發生了大爆炸。松島船軸傾斜5度，冒起白煙，火災大作。

不久，靖遠、來遠搶修完畢，重新投入戰鬥。日本軍艦赤城、比睿、西京丸負傷，旗艦“松島”情況也不容樂觀，“吉野”、“扶桑”也受了傷，又見北洋艦隊重新集隊，伊東祐亨便於17時40分左右下令撤出戰場。

北洋艦隊稍事追擊，也收隊返回旅順。歷時5個多小時的黃海海戰到此結束。海戰的結果：北洋艦隊損失“致遠”、“經遠”、“超勇”、“揚威”、“廣甲”（“廣甲”逃離戰場后觸礁，幾天後被自毀）5艘軍艦，死傷官兵千餘人；日本艦隊“松島”、“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艦受重創，死傷官兵600餘人。此役北洋水師雖損失較大，但並未完全戰敗。然而李鴻章為保存實力，命令北洋艦隊躲入威海港內，不準巡海迎敵。日本奪取了黃海的制海權。

黃海海戰自1894年9月17日12點50分海戰打響，至下午5點半結束歷時5個多小時，其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為近代世界海戰史上遠東戰區所罕見。

從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階段中，戰爭在遼東半島進行，有鴨綠江江防之戰和金旅之戰。

清廷估計到日軍將乘勝入侵遼東半島，諭令李鴻章速謀戰守。李鴻章根據“各國探報，倭人將以大股圖犯北京，又雲謀襲瀋陽”的情勢，提出了“惟有嚴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籬，力保瀋陽以顧東省之根本；然後厚集兵力，再圖大舉，以為規復朝鮮之地”的戰略方針。清廷集中兵力加強對遼東地區的防禦，任命四川提督宋慶為幫辦北洋軍務兼前敵各軍總統；迅速募軍30營；將集結於九連城附近鴨綠江右岸的 81餘營5哨，包括銘軍、毅軍、盛軍、奉軍及靖邊軍、蘆榆防軍、仁字虎勇、盛字練軍及吉字練軍、齊字練軍、鎮邊軍等計3.04萬清軍，分左右兩翼防線，形成東起蘇甸及長甸河口，西迄大東溝、大孤山，綿亘數十里的鴨綠江防線；清政府在以重兵屯駐鴨綠江防線的同時，又陸續從各地抽調兵力，以充實山海關至奉天、營口一帶第二線的防務。

鴨綠江江防之戰開始於10月24日，是清軍面對日軍攻擊的首次保衛戰。部署在鴨綠江北岸的清軍共約28000人。清朝任命宋慶為諸軍總統，節制各軍。日軍進攻部隊為山縣有朋大將統率的第一軍，包括桂太郎中將的第三師團和野津道貫中將的第五師團，共30000人。宋慶雖負節制諸軍之名，各路清軍實則不服調度，而且平壤新敗，士氣不振，將領多無抗敵決心。日本則士氣高昂，野心勃勃，日方發布由間諜宗方小太郎起草的《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檄文，對滿清展開政治攻勢，揚言要直搗北京，讓清朝皇帝“面縛乞降”。

日軍先於九連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過江成功。當夜，日軍在虎山附近的鴨綠江中流架起浮橋，清軍未覺察。10月25日晨6時，日軍越過浮橋，向虎山清軍陣地發起進攻。清軍守將馬金敘、聶士成率部堅持抵抗，因勢單力孤，傷亡重大，被迫撤出陣地。日軍遂佔領虎山。其他清軍各部聞虎山失陷，不戰而逃。26日，日軍不費一槍一彈佔領了九連城和安東縣（今丹東）。清朝重兵近三萬駐守的鴨綠江防線全線崩潰。

1894年10月下旬，在日軍越過鴨綠江防線，佔領九連城、安東縣、大東溝、鳳凰城、寬甸、岫岩的情況下，宋慶奉詔率所部毅軍及銘軍回援旅順，留依克唐阿鎮邊軍駐守賽馬集、草河城一帶。由直隸提督聶士成率蘆榆防軍、盛軍、奉軍及仁宇虎勇等部守衛摩天嶺，阻擊日軍。聶士成、依克唐阿兩軍還在通遠堡集合 20 營兵力，擬分兩路反攻鳳凰城。一路由依克唐阿等率領，由通遠堡南；另一路由壽山統領鎮邊軍步隊、永山統領馬隊，繞道叆陽邊門進攻鳳凰城東北。

金旅之戰也開始於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順口陷落，這是甲午戰爭期間中日雙方的關鍵一戰。日本第一軍進攻鴨綠江清軍防線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將指揮的第二軍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旅順後路上的花園口登陸。由於李鴻章一心要保旅順港，清軍便沒有在此處設防。日軍的登陸活動歷時十二天，清軍竟坐視不問，只有當地的農民自發抗擊日本軍，暫時拖住了日軍的行動。11月6日，日軍擊潰清軍連順、徐邦道等部，進佔金州（今遼寧大連市金州區）。7日，日軍分三路向大連灣進攻，大連守將趙懷業聞風潰逃，日軍不戰而得大連灣。日軍在大連灣休整十天後，開始向旅順進逼。旅順地區清軍有七統領，道員龔照玙為前敵營務處總辦，有“隱帥”之稱，共轄33個營，約13000人。14日，日軍曾通過清軍俘虜向旅順駐軍送去兩封勸降信，遭到嚴辭拒絕。18日，日軍前鋒進軍土城子，徐邦道的拱衛軍頑強抗擊，次日，龔照玙置諸軍於不顧，乘魚雷艇逃往煙台。19日，黃仕林、趙懷業、衛汝成三統領先後潛逃。1894年11月21日，日軍向旅順口發起總攻，次日，旅順陷於日軍手中。日軍攻陷旅順后，即製造了旅順大屠殺慘案，4天之內連續屠殺中國居民，死難者最高估計達2萬餘人。

隨著清軍節節敗退，在清廷內部，主和派已佔上風，大肆進行投降活動。旅順口失陷后，日本海軍在渤海灣獲得重要的根據地，從此北洋門戶洞開，北洋艦隊深藏威海衛港內，戰局更是急轉直下。

威海衛之戰是保衛北洋海軍根據地的防禦戰，也是北洋艦隊的最後一戰。日本大本營對山東半島的作戰部署為“海陸夾擊”北洋艦隊。李鴻章在建完各炮台後，即調派綏、鞏軍各4營分別駐守北幫炮台、南幫炮台。同時在劉公島上駐紮北洋護軍，並在海港東西兩口布設防材和敷設水雷248顆。整個山東半島大約有步兵約40個營、騎兵8營、水雷2營。威海衛港內尚有北洋海軍各種艦艇二十六艘。

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將指揮的日本第二軍，包括佐久間左馬太中將的第二師團和黑木為楨中將的第六師團，共兩萬五千人，在日艦掩護下開始在榮成龍鬚島登陸，同時日聯合艦隊第1游擊隊在登州實行炮擊，山東巡撫李秉衡由於弄不清楚日軍究竟要在何處登陸，只好分兵把口，“時刻嚴防” ，23日，日軍在榮成全部登陸完畢。26日，日軍第2師團和第6師團分別從榮成出發，各由南北兩路，分頭向百尺崖所方向前進，在戰鬥中，清軍趙埠嘴炮台擊沉日艦1艘。30日，日軍集中兵力進攻威海衛南幫炮台。駐守南幫炮台的清軍僅六營三千人。營官周家恩守衛摩天嶺陣地頑強抵抗，最後被殲滅。日軍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純少將被清軍炮彈打死，這是日本在甲午戰爭中唯一陣亡的將軍，左翼支隊的4個中隊日軍被迫退至馮家窩。由於兵力懸殊，南幫炮台終被日軍攻佔。2月3日，日軍佔領威海衛城。威海陸地悉數被日本佔據，丁汝昌坐鎮指揮的劉公島成為孤島。日本聯合艦隊司令伊東佑亨曾致書丁汝昌勸降，遭丁汝昌拒絕。5日凌晨，旗艦定遠艦中雷擱淺，仍做“水炮台”使用。10日，定遠彈藥告罄，劉步蟾自殺。11日，丁汝昌在洋員和威海營務處提調牛昶昞等主降將領的脅迫下，拒降自殺。洋員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鎮遠管帶楊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楊用霖最終自殺。12日，由美籍洋員浩威起草投降書，偽托丁汝昌的名義，派廣丙管帶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艦。14日，牛昶昞與伊東佑亨簽訂《威海降約》，規定將威海衛港內艦隻、劉公島炮台及島上所有軍械物資，悉數交給日軍。1895年2月17日，日軍在劉公島登陸，威海衛海軍基地陷落，北洋艦隊全軍覆沒。

遼東之戰持續的時間很長。自日軍突破清軍鴨綠江防線后，連佔鳳凰城、岫岩、海城等地。大清國調兩江總督劉坤一為欽差大臣督辦東征軍務，授以指揮關內外軍事的全權，並任命湖南巡撫吳大澄和四川提督宋慶為幫辦，以期挽回頹勢，在析木城四周部署了奉軍、盛字練軍、希字軍、仁字軍等，總兵力計27營，除步兵營外，有馬隊5營、炮隊1營，約8000人。從1895年1月17日，清軍先後四次發動收復海城之戰，由於指揮不力，皆被日軍擊退。2月28日，日軍趁勝追擊，從海城分路進攻，3月4日攻佔牛庄，7日不戰而取營口，9日攻陷田莊台。僅十天時間，清朝百餘營六萬多大軍便從遼河東岸全線潰退。

掌握朝廷大權的主和派（后黨）人物西太后和李鴻章，從戰爭一開始就不打算使戰爭繼續下去。平壤戰役和黃海戰役相繼失敗后，1894年9月底，慈禧太后重新起用1884年被她罷黜的恭親王奕訢主持總理衙門。奕訢原先就主張對外國屈服，10月初，奕訢親自出面，請求英國聯合美國和俄國共同調停中日戰爭。由於美、德、俄三國各有各的打算，英國於10月6日提出的調停建議沒有獲得任何結果。

11月初，日軍侵入遼東，將戰火燒入中國。清政府十分恐慌其“龍興之地”遭到兵燹之災，又轉請美國駐華公使田貝出面調停。這時，美國政府認為對清政府進行訛詐的時機已到，表示願意居間“調停”。由於急於求和，李鴻章在恭親王同意下派遣了一個德國人，即擔任天津稅務司的德璀琳作為自己的代表到日本去探商議和的條件。但日本拒絕和他談判，同時又通過美國人要求清政府派出“具有正式資格的全權委員”。

當時旅順已失守，慈禧皇太后害怕日軍進犯京津，便不顧光緒皇帝等人的反對，先指使奕訢委託田貝秘密向日本疏通，後於1895年1月14日正式派戶部侍郎張蔭桓、湖南巡撫邵友濂為全權大臣，並聘美國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赴日求和，當時日本正在猛攻威海衛。由於軍事上的勝利，日本覺得使清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機會還未到來，因此借口“全權不足”，將清政府的這兩位求和代表侮辱一番，驅逐回國。

日本雖然在戰場上連戰連捷，但畢竟國力有限，戰爭帶來的巨大消耗進一步加重了日本普通人民的負擔，自1894年底以來，日本不少地方都爆發了農民暴動，社會動蕩不安。所以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於2月2日向清政府提出了和談的要求。但日方指定要李鴻章充當全權代表，並向清政府提出，必須以割地、賠款為“議和”條件，否則無需派代表前往日本。清政府十分害怕戰爭繼續下去，為了求得停戰，決心不惜任何代價。於是1895年3月，趕忙按照日本的旨意，改派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以美國前任國務卿科士達為顧問，前往日本馬關（今下關）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進行談判。3月20日雙方在春帆樓會見，正式開啟了和談。

當時北洋水師雖全軍覆滅，但是遼東戰場爭戰方酣。李鴻章要求議和之前先行停戰，日方提出包括佔領天津等地在內的四項苛刻條件，迫使李鴻章撤回了停戰要求。3月24日會議后，李鴻章回使館途中突然被日本浪人刺傷。日本擔心造成第三國干涉的借口，自動宣布承諾休戰，30日雙方簽訂休戰條約，休戰期21天，休戰範圍限於奉天、直隸、山東各地。此時日軍已襲占澎湖，造成威脅台灣之勢，停戰把這個地區除外，保持了日本在這裡的軍事壓力。

日方代表以勝利者的姿態，繼續進行威脅和訛詐。美國顧問科士達則設法慫恿李鴻章趕快接受條件，以便從中漁利。4月1日，日方提出十分苛刻的議和條款，李鴻章乞求降低條件。4月10日，伊藤博文提出日方的最後修正案，其條件非常苛刻，並對李鴻章說：“中堂見我此次節略，但有允、不允兩句話而已。”李鴻章問：“難道不準分辯？”伊藤博文回答：“只管辯論，但不能減少。”李鴻章苦苦哀求減輕勒索，但均遭拒絕。 4月14日，清政府電令李鴻章遵旨定約。4月17日，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又稱《春帆樓條約》）共11款，並附有“另約”和“議訂專條”。條約的主要內容為：

● 中國承認朝鮮“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實則承認日本對朝鮮的控制；

● 中國將遼東半島、台灣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包括釣魚島）、澎湖列島割讓給日本；

● 中國“賠償”日本軍費白銀兩億兩；后增加三千萬兩“贖遼費”；

● 開放沙市、重慶、蘇州、杭州四地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領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駐紮，日本輪船得駛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裝貨；

● 日本臣民得在中國通商口岸城市任便從事各項工藝製造，將各項機器任便裝運進口，其產品免征一切雜稅，享有在內地設棧存貨的便利；

● 日本軍隊暫行佔領威海衛，由中國政府每年付佔領費庫平銀五十萬兩，在未經交清末次賠款之前日本不撤退佔領軍；

● 本約批准互換之後，兩國將戰俘盡數交還，中國政府不得處分戰俘中的降敵分子，立即釋放在押的為日本軍隊效勞的間諜分子，並一概赦免在戰爭中為日本軍隊服務的漢奸分子，免予追究。

《馬關條約》是繼《南京條約》以來最嚴重的不平等條約，它給近代中國社會帶來嚴重危害，是帝國主義變中國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一個重要的步驟。

簽訂《馬關條約》對中有著重要的影響。首先是台灣等大片領土的割讓，進一步破壞了中國主權的完整，刺激了列強瓜分中國的野心，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

其次是巨額賠款，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同時，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清朝因此大借外債，致使列強控制了中國的經濟命脈。通商口岸的開放，使帝國主義侵略勢力深入到中國內地。

允許在華投資辦廠，其他列強引用“利益均沾”的條款，爭先恐後地在中國開設工廠，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

《馬關條約》反映了帝國主義資本輸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了。

《馬關條約》簽訂6天後，俄羅斯帝國因日本佔領遼東半島，阻礙它向中國東北伸張勢力，便聯合法、德兩國進行干涉，結果是日本於同年5月4日宣布放棄遼東半島，但要中國以白銀3000萬兩將其“贖回”。日本在甲午中日戰爭后一共勒索了中國兩億三千萬兩巨額白銀。

然而，三國干涉還遼對日本來說仍然是飛來橫禍，它使日本藉由甲午中日戰爭獲勝之機侵佔滿洲（中國東北）的企圖遭到粉碎，也使俄國增強其在遠東的勢力，遏制了日本在朝鮮的擴張。為了實現日本“大陸政策”的第二步（吞併朝鮮）和第三步（進軍滿蒙），日本重新整軍備戰，決定於十年後發動對俄羅斯帝國的戰爭。

甲午戰爭失敗標誌著清朝歷時三十餘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取得的近代化成果化為烏有，打破了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對民族復興的追求。割地賠款，主權淪喪，便利列強對出資本，掀起瓜分狂潮，標誌著列強侵華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大大加深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化，中國的國際地位急劇下降。甲午戰爭直接導致中國人民挽救民族危亡的運動高漲，資產階級掀起了維新變法運動和民主革命運動，中國人民自發反抗侵略的鬥爭高漲，如義和團運動。

日本得到巨額賠款和台灣等戰略要地，不僅促進了本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而且便利了日本對遠東地區的進一步侵略擴張，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唯一的新興資本主義強國。另外，日本為了對抗俄國，湔雪三國干涉之恥，一方面提出“卧薪嘗膽”的口號，重新開啟十年擴軍計劃；另一方面促成了“英日同盟”的形成，開始了東亞地區新一輪的爭霸。

甲午戰爭標誌著中朝之間上千年的宗藩關係正式終結，朝鮮名義上獲得了獨立，實際上卻被日本控制。之後俄國勢力進入朝鮮，日本和俄國在朝鮮的爭奪日趨激烈，最終引發了1904年日俄戰爭。

對遠東局勢來說，《馬關條約》掀起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狂潮，加劇了帝國主義列強在遠東的爭奪，三國干涉還遼事件明顯地反映了列強在侵華問題上既相互勾結又相互爭鬥。

1894年爆發的中日甲午戰爭，是中國以至世界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中日甲午戰爭是一場日本發動的非正義戰爭。

從中法戰爭結束到甲午戰爭爆發的九年，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下半葉一段最好的時期。在此期間，國內無大亂，遠東的國際環境緩和，中國與西方各國都處於和平狀態。以“富國強兵”為目標的洋務運動，歷經三十年，效果明顯。這表現在：左宗棠收復新疆之戰的勝利；馮子材在鎮南關及諒山之役中大敗法軍；劉永福的黑旗軍屢創法軍；以及日本兵配合朝鮮開化黨人製造政變遭到失敗等。當時中國的國勢並不比日本弱。英國權威人士評論說：“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十九世紀下半葉清朝共進行了五次對外戰爭，簽訂了多個不平等條約，1885年中法新約是唯一一個沒有割地賠款的和約。當時的環境應當說對清朝的自強相當有利。

甲午戰爭前，遠東地區基本是俄、英爭霸，中國和日本的情況雖有不同，但都受到不平等條約的制約。甲午戰爭的勝利，使日本一躍成為亞洲強國，完全擺脫了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則一落千丈，財富大量流出，國勢頹微。甲午戰爭的失敗，對中國社會的震動之大，前所未有。一向被中國看不起的“倭寇”竟全殲北洋水師，索得巨款，割走國土。朝野上下，由此自信心喪失殆盡。清朝的獨立財政至此破產，靠向西方大國舉債度日。

甲午一戰，日本成為亞洲的暴發戶。戰爭賠款二億三千萬兩庫平銀；艦艇等戰利品的價值也有一億多日元。而當時日本政府的年度財政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陸奧宗光高興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根本沒有料到會有好幾億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三億五千萬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還是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佔領朝鮮、台灣后，在戰略上對東北、華東構成了直接威脅，成為進攻中國大陸的跳板。日本第一次嘗到了侵略的甜頭，極大地刺激了其擴大他們侵略領土的慾望。

甲午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在這一百多年的時間裡，中國的知識人都在對這場給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等眾多方面帶來巨大衝擊的戰爭進行反思，相關的研究成果數不勝數，這些相關的研究從多個層面為當代中國人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啟示。2014年又恰逢甲午年，當年這場戰爭的三個當事國中國、朝鮮和日本（雖然甲午戰爭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戰爭，但這場戰爭是由朝鮮問題引發，且成歡驛戰役、平壤戰役等是在朝鮮的國土上進行的，更何況在戰爭爆發後日本強迫朝鮮政府簽訂攻守同盟，向其提供戰爭支援，故朝鮮應算是這場戰爭的當事國）之間的關係又陷入複雜的緊張之中，中日、朝日之間的外交往來幾陷停頓。一些日本右翼政客甚至不斷發出好戰言論，一時間戰爭烏雲似乎又籠罩在東亞上空。在這種情況下，反思一百多年前的那場戰爭無疑具有緊迫的現實意義。

19世紀後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完成了向帝國主義階段的轉變，資本輸出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引起對殖民地更加激烈地爭奪。列寧分析道：帝國主義列強“除了對已經被分割了的世界來作周期性的再分割以外，爭奪半獨立國的鬥爭就不免要特別緊張起來。”於是，地大物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便成為帝國主義列強眼中的一塊肥肉。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從來沒有停止過，但1884年中法戰爭后，由於列強之間忙於爭鬥，相對平靜了大約10年，清朝政府的神經鬆弛了一些，在人們對西方列強的“友善”感到慶幸的時候，東邊的一個鄰國正在虎視眈眈。

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明治維新”以後，資本主義得到較快發展，與封建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在一起，產生了軍國主義，極具擴張性和掠奪性。

侵略並戰勝中國，是近代日本的既定國策。1855年，日本的維新派政治家吉田松蔭就主張：“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當開拓蝦夷……曉諭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佔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吉田的這一思想，對他的弟子，後來成為日本政要的伊藤博文（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參議院議長）等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成為日本政治家的主流思想。明治維新初期，日本奠定了大陸政策，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制定了《清國征討方略》，決定在1892年前完成對華作戰的準備，進攻的方向是朝鮮、遼東半島、山東半島、澎湖列島、台灣、舟山群島。7年後，日本正是按照這個時間表和路線圖發動侵略戰爭，並幾乎達到了全部目的。

日本在幾十年裡將上述國策一以貫之，進行各方面的充分準備，前後實施了8次《擴充軍備案》。甲午戰前的幾年，平均年度軍費開支高達總收入的31%。1887年天皇下令從皇室經費中擠出30萬元作為海軍補助費，在天皇的感召下，全國富豪紛紛捐款，一年就有100多萬元。不僅增加了軍費，也極大地鼓舞了民心士氣。日本一面擴軍，一面派出大批間諜在中、朝活動，在甲午戰前繪成了包括朝鮮和中國遼東半島、山東半島和渤海沿線的每一座小丘，每一條道路的詳圖。

當時清朝的一些有識之士，如兩江總督沈葆楨、台灣巡撫劉銘傳等看出“倭人不可輕視”，但朝廷和大部分政要對日本的認識還停留在“蕞爾小邦”的階段，“不以倭人為意”。在日本傾全國之力擴充軍備，戰爭危險日益迫近的緊要關頭，清朝反而放鬆了國防建設，以財政緊張為由，削減軍費預算，從1888年開始停止購進軍艦，1891年停止撥付海軍的器械彈藥經費。

日本戰時大本營在挑起這場戰爭之前，制定了海陸軍統籌兼顧的“作戰大方針”。其戰略目標是在中國直隸平原與清軍進行主力決戰，打敗清軍，壓迫清朝屈服。認為能否達此目標，關鍵在於海軍作戰之勝負。為此，提出了兩期作戰計劃：首先派陸軍一部進入朝鮮，以牽制清軍；海軍則尋機與中國海軍主力決戰，迅速奪取黃海制海權。爾後作戰則視海軍勝敗情況而定：如海軍取勝，掌握了黃海制海權，陸軍便由渤海灣登陸，實施直隸平原決戰；如海上決戰勝負未分，則以艦隊控制朝鮮海峽，協助陸軍主力佔領整個朝鮮；如艦隊決戰失敗，制海權歸於中國，則以陸軍主力實行本土防禦，海軍守衛本土沿海。並以爭取實現第一案為基本戰略方針。

西方關於甲午戰爭的漫畫

中國方面，戰前則沒有明確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由於統治集團主戰、主和意見分歧，相互掣肘，事先既未組成專門的作戰指揮機構，更無統籌全局的戰略指導。始寄希望於俄、英等國的“調停”，繼則在海陸戰端已啟的情況下倉促宣戰，並命令北洋大臣李鴻章“嚴飭派出各軍，迅速進剿”，沿江、沿海“遇有倭人輪船駛入各口，即行迎頭痛擊，悉數殲除”。實際上是實行海守陸攻的作戰方針。從戰略規劃方面，日本就已經拔了頭籌。

從海戰方面來講，在近代戰爭中，掌握制海權非常重要。所謂制海權，簡單地說就是能使自己一方在一定的海域自由航行而使敵方不能自由航行。能否掌握制海權取決於海軍的實力和正確的戰略。甲午戰爭的制海權主要指黃海海域。黃海關係到三個半島，即朝鮮半島、遼東半島、山東半島的海上交通，所以黃海的制海權至關重要。

甲午戰爭的主戰場在朝鮮、中國一側，日軍屬於跨海作戰，補給線很長，必須從海上運輸。中國雖是內線作戰，但擾亂和切斷敵軍的海上交通是克敵制勝的重要措施。因此，集中海軍主力，尋找有利時機主動出擊，必要時進行決戰，對敵方海軍形成遏制，不但是必要的，當時也有這個力量和可能。如果戰略正確，指揮得當，應該能夠取得一定的勝利，收到很大的效果。

在雙方爭取制海權的黃海海戰中，清軍以劣勢兵力（清軍3000噸以上軍艦兩艘，3000噸以下軍艦10艘，日軍3000噸以上軍艦8艘，3000噸以下軍艦4艘）迎擊日軍。受限于軍艦製造時的技術條件，北洋軍艦有效射擊距離不超過3000米，而裝備了新式測距儀的日本軍艦吉野，有效射程可以達到5000米。日軍還裝備了新式的速射炮。

北洋各艦設計時，由於火炮威力不足，所以強調艦首對敵，依靠撞角撞擊敵艦，火炮布局以發揮正面對敵火力為主。但艦首對敵的橫陣不利於機動。加之北洋水師各艦艦齡較長，配備的蒸汽發動機馬力不足，養護情況不佳，故艦隊平均航速僅有10.2節，而日本艦隊主力艦較為新式，採用方便機動的縱隊更適合發揮火力，速度較快，實戰中日本艦隊機動能力也強於北洋水師。北洋水師陷入打打不過，走走不掉的困境。在實戰中被各個擊破。海戰中，北洋水師沉沒的致遠、經遠、超勇、揚威4艦幾乎都是被由吉野、浪速、秋津洲等4艘高射速、高航速的新式快艦組成的日方第一游擊隊擊沉或重創沉沒的。

從陸軍來看，有觀點認為，清朝陸軍儘管據估計在總數上約達百萬，但此數字含有水分，去除非戰鬥部隊和實際喪失戰鬥能力的綠營等，實際有作戰能力的約三十餘萬。此外，清廷還曾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統計的各省防軍、練勇數量，共約36萬人，亦無百萬之數。甲午戰爭過程中，清廷動員的陸軍人數，據學者廖宗麟估計約500營。據此折算，約合25萬人。至於實際投入戰場的人數，可能尚不及日軍。在甲午戰前，日本陸軍有七個師團，約七萬人，戰爭中又動員預備役，總共動員的兵力達24萬人，另有夫役十五萬多人。清朝陸軍在軍人素質、武器裝備等方面，與日本陸軍相比也均處於劣勢，成為前者在甲午戰爭中傷亡數倍於後者的部分原因。 （具體傷亡統計數據存在爭議）

● 清廷內部

清朝後期，以光緒帝恩師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派和李鴻章為首的洋務派關係日益惡化。

李鴻章雖有宰相尊稱，但當時清政府不設宰相，皇帝之下的最高機構是軍機處。李鴻章空有宰相的虛名，但只是北洋大臣兼直隸總督，長期駐地為天津和保定，沒有皇帝召見，不得擅自進京。

清流派是清末的政治舞台上一個極具權勢的力量，以戶部尚書翁同龢為首，掌管軍機處和翰林院，又稱為帝黨，實力龐大。軍機處諸公對翁同龢極為尊重，光緒帝更是“每事必問翁同龢，眷倚尤重”。

在對日宣戰前，時任翰林院編修的帝黨重要成員張謇就向翁同龢建議，將李鴻章調往威海前線，而以湘系大臣接手李鴻章署理直隸總督，“俾分淮系而制約之”。出於對李鴻章和淮軍的疑忌，調湘軍北來以分淮軍之勢，藉以鞏固京畿，而防內變，成為帝黨一致的觀點，抑淮崇湘也就成了帝黨的一貫主張。直接導致了甲午戰爭的前期變成了淮軍單獨對抗日本全部軍隊的現象，李鴻章對此產生了一定的抵抗情緒。作為翁同龢的門生，光緒皇帝深受其思想熏陶，以清流言官的意見為是。光緒皇帝認為李鴻章膽小怯懦，認為其在對日作戰上過於謹慎。於是1894年7月16日，光緒皇帝下旨，申飭李鴻章，令其將北洋的全部軍隊送上前線，準備作戰： “將布置進兵一切事宜......若顧慮不前，行事拖沓，循致貽誤戰機，定惟該大臣是問！”

從朝鮮戰場到豐島海戰，淮軍和北洋水師勝少負多，招來了清廷中的清流派一浪高過一浪的責罵，斥責在朝鮮的淮軍統領葉志超和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稱其為“殘丁敗葉”；並再次指責李鴻章“貪生怕死”。但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1894年8月23日，清流派聽聞有日艦在渤海海域出現，立即慌了手腳。光緒帝下令：“北洋要隘，大沽門戶，海軍各艦應在此往來梭巡，嚴防死守，不得遠離，勿令一船（日艦）闖入，若有疏虞，定將丁汝昌從重治罪！”本來還在渤海外圍巡防的北洋水師，就這樣被死死的鎖在了渤海灣內。

為了攻訐北洋軍事集團，帝黨的清流派言官們不惜用誇大事實甚至造謠中傷，栽贓陷害的手段攻擊李鴻章及其下屬的北洋將領。

1894年八月初九（9月8日），江南道御史張仲炘奏陳北洋諸種可疑行事，其中指“李鴻章之子李經方在海上衝突已發生后，猶在上海由候補道張鴻祿經手，出售米三千石予日本，而日尚訂購開平煤三萬石，以戰事既興，經辦人員不擬售給，李鴻章卻謂買約訂於失和之先而仍令成交，且促速辦，人稱不解。尤有進者，張摺復指李經方昔使日本，與宮眷往還甚密，曾認明治天皇女為義女，且議聘為兒媳；又在日開有資金八百萬之洋行，時任津海關道之盛宣懷亦有插股，且其仍照常貿易；前後相映，則資敵之罪，似已非妄”。

為了攻訐李鴻章，連李鴻章之子李經方讓兒子當了日本“駙馬”這種“故事”都能寫進奏摺，以至於連帝黨首領翁同龢看了這篇奏摺后都評價：“語絕奇”。

為了限制李鴻章在甲午戰爭時期的權利，清流派奏請光緒帝，調來了和李鴻章有矛盾的李秉衡出任山東巡撫。李秉衡，遼寧人，和翁同龢是摯友，亦屬於清流言官，甲午戰爭時期，處處和李鴻章作對，各種奇葩的借口不發援軍，以至於劉公島成為一座孤島，在經歷了悲壯的抵抗后，最終陷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