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

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世居邠州。高祖范隋，唐懿宗時渡江南下，任麗水縣丞，時逢中原兵亂，遂定居吳縣（今蘇州市）。

五代時曾祖和祖父均仕吳越，父親范墉早年亦在吳越為官。宋朝建國后范墉追隨吳越王錢俶歸降大宋，任武寧軍節度掌書記。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己丑秋八月丁丑生於徐州節度掌書記官舍。

淳化元年（990年）范墉因病卒於任所，母親謝氏貧困無依，只得改嫁淄州長山人朱文翰，范仲淹也改從其姓，取名朱說（yuè）。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得知家世，傷感不已，毅然辭別母親，前往南都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學，投師戚同文門下。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以“朱說”之名，登蔡齊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由“寒儒”成為進士，被任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掌管訟獄、案件事宜，官居九品。鑒於已有朝廷俸祿便把母親接來奉養。

天禧元年（1017年）以治獄廉平、剛正不阿，升為文林郎、任集慶軍節度推官，便歸宗複姓，恢復范仲淹之名。

天禧五年（1021年）調任泰州西溪鹽倉監，負責監督淮鹽貯運及轉銷。因西溪瀕臨黃海之濱，唐時李承修築的舊海堤年久失修，多處潰決，海潮倒灌、滷水充斥，淹沒良田、毀壞鹽灶，於是上書江淮漕運張綸，痛陳海堤利害，建議沿海築堤，重修捍海堰。

天聖三年（1024年）張綸奏明朝廷，被調為興化縣令，全面負責修堰工程。

天聖四年（1026）八月母親謝氏病逝，辭官守喪，工程由張綸主持完成。

天聖五年（1027年）為母守喪，居南京應天府（今商丘）。應晏殊邀請到府學任職，執掌應天書院教席。

天聖六年（1028年）向朝廷上疏萬言的《上執政書》，奏請改革吏治，裁汰冗員，安撫將帥。宰相王曾對萬言書極為讚賞，時晏殊在樞府，王曾便極力推舉，晏殊遂面聖陳述既往政績。十二月被仁宗徵召入京，任為秘閣校理，負責皇家圖書典籍的校勘和整理。

天聖七年（1029年）冬至仁宗準備率領百官在會慶殿為太后祝壽，因此上疏仁宗說：“皇帝有事奉親長之道，但沒有為臣之禮；如果要盡孝心，於內宮行家人禮儀即可，若與百官朝拜太后，有損皇上威嚴”，諫言仁宗放棄朝拜事宜。上疏奏報內廷，沒有獲得答覆。范仲淹又上書太后，請求還政仁宗。奏書入宮，再次石沉大海。

天聖八年（1030年）請求離京為官，被任為河中府通判。

次年調任陳州通判。在此期間也多次上疏議政。朝廷欲興建太一宮和洪福院，認為“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建議停工；在吏治方面，針主張削減郡縣，精簡官吏，並多次上書陳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認為“不是太賓士世的政策”；又建議朝廷不可罷免職田，認為“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復濁，何以致化”。

明道二年（1033年）太后駕崩，仁宗親政，被召入京，拜為右司諫。時群臣多議太后垂簾時為政之失，范仲淹卻認為太后雖秉政多年，但亦有養護仁宗之功，建議朝廷掩飾太後過失，成全其美德。仁宗採納，詔令朝廷內外不得擅自議論太后之事。仁宗因劉太后新亡，欲立楊太妃（宋真宗章惠皇后）為皇太后，參與軍國大事。范仲淹認為頻立太后，有皇帝不能親政之嫌。仁宗採納，罷黜太后冊名，但稱謂不改。七月天下大旱，蝗災蔓延，江淮和京東一帶災情尤其嚴重。為了安定民心，奏請朝廷派人視察災情，仁宗不予理會。范仲淹便質問仁宗：“如果宮中停食半日，陛下該當如何?”仁宗幡然醒悟，派范仲淹安撫災民。應詔賑災，開倉濟民，並將災民充饑的野草帶回朝廷，以警示六宮貴戚戒除驕奢之風。

明道二年（1033年）冬郭皇后誤傷仁宗，宰相呂夷簡因與皇後有隙，遂協同內侍閻文應、范諷等人，力主廢后。因反對廢后，外放為睦州知州。

景祐元年（1034年）調任蘇州知州，辟所居南園之地，興建郡學。時蘇州發生水災，命令民眾疏通五條河渠，興修水利，導引太湖水流入大海。

次年因治水有功，被調回京師，判國子監，很快又轉升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開封府“肅然稱治”，時稱“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年）因不滿宰相呂夷簡把持朝政，培植黨羽，任用親信，向仁宗皇帝進獻《百官圖》，對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銳批評，勸說皇帝制定製度、親自掌握官吏升遷之事。呂夷簡不甘示弱，反譏范仲淹迂腐，誣衊范仲淹“越職言事、勾結朋黨、離間君臣”。范仲淹便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狡詐，因言辭激烈，遂被罷黜，改知饒州。侍御史韓瀆曲意迎合，列寫范仲淹同黨的姓名，奏請仁宗在朝廷張榜公示。

景祐四年（1037年）呂夷簡被免除宰相之職，士大夫們接連不斷地替范仲淹辯白，雙方互相辯駁，朋黨爭論四起。仁宗詔宰相張士遜問計，下詔禁止互結朋黨。

康定元年（1040年）三月因邊事吃緊，被召回京師，擔任天章閣待制、出知永興軍。七月升為龍圖閣直學士，與韓琦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擔任安撫使夏竦的副手。八月請知延州，到任后，更改軍隊舊制，分部訓練，輪流禦敵；同時修築青澗城和鄜城，作為軍事基地，節省邊境開支。

康定二年（1041年）正月仁宗詔命陝西各路討伐西夏，上疏建議加強邊防守備，固守酈延，以軍威恩信招納西羌歸附（時羌族為元昊嚮導，為其所用），徐圖西夏，仁宗採納。又奏請修築承平、永平等要塞，把十二座舊要塞改建為城，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歸。二月元昊進兵渭州，反對夏竦的反攻計劃，然韓琦不聽，宋軍於好水川遇伏被圍，任福等十六名將領陣亡，折兵萬餘（好水川之戰）。四月任戶部員外郎、知耀州，職責不變。五月改知慶州，兼環慶路都部署司事。到任后，即以朝廷名義犒賞羌族各部，與之簽訂條約，嚴明賞罰，羌族遂脫離西夏，為宋效力。為進一步穩固邊防，修築大順城，遏止白豹城、全湯城一帶的敵軍進犯；同時修葺細腰、胡蘆等軍塞，切斷敵軍通路，使明珠、滅臧兩部族安心歸附大宋。

慶曆二年（1042年）閏九月元昊分兵兩路，再次大舉攻宋。十月率領六千軍隊，從邠州、涇州出發來進行援救，西夏軍隊撤出邊塞。加封為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任鄜延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十一月建議恢復設置陝西路安撫、經略、招討使，讓范仲淹、韓琦、龐籍分領職事。與韓琦在涇州設置官第，將文彥博調到秦州做統帥，滕宗諒調到慶州做統帥，張亢擔任渭州的統帥。

慶曆三年（1043年）元昊請求議和，西方邊事稍寧，召被回京，授樞密副使，又擢拔歐陽修、余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六月仁宗欲拜為參知政事，推辭不就；八月仁宗罷免副宰相王舉正，再拜為參知政事。

仁宗調整輔臣結構后，多次召見，徵詢天下大事。雖感謝皇恩，卻認為事有先後，朝廷陳弊積久，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仁宗遂親筆詔書，開天章閣、陳設筆硯、賜坐以待。退朝後作《答手詔條陳十事》，上疏仁宗“明黜陟、抑僥倖”等十件事。仁宗採納，詔書統一頒布，以示天下，只有府兵法，因輔臣反對而作罷。

慶曆四年（1044年）又上疏仁宗“再議兵屯、修京師外城、密定討伐之謀”等七事，並奏請擴大相權，由輔臣兼管軍事、官吏升遷等事宜，改革廣度和深度進一步增加。新政實施后，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指責范仲淹等是“朋黨”的議論再度興起。六月邊事再起，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陝西、河東宣撫使。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反對聲愈加激烈，請求出知邠州，仁宗准奏，遂罷免其參知政事之職，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冬十一月因病上表請求解除四路帥任、出任鄧州，以避邊塞嚴寒，仁宗升為給事中、知鄧州。隨著范仲淹、富弼等大臣的離京，歷時僅一年有餘的新政也逐漸被廢止，改革以失敗告終。

慶曆六年（1046年）抵達任所鄧州，重修覽秀亭、構築春風閣、營造百花洲，並設立花洲書院，閑暇之餘到書院講學，鄧州文運大振。時尹洙被貶筠州，疾病纏身，便把尹洙接到鄧州養病。

慶曆八年（1048年）調任知荊南府，就奏請朝廷，得以留任。在鄧州共計三年，百姓安居樂業，其傳世名篇《岳陽樓記》及許多詩文均寫於鄧州。

皇祐元年（1049年）調任知杭州。子弟以有隱退之意，商議購置田產以供其安享晚年，嚴詞拒絕。十月出資購買良田千畝，讓其弟找賢人經營，收入分文不取，成立范氏義莊，對范氏遠祖的後代子孫義贈口糧，並資助婚喪嫁娶等用度。

皇祐三年（1051年）升為戶部侍郎，調往知青州，因冬寒病重，求至潁州。

皇祐四年（1052年）調任知潁州，扶疾上任，行至徐州，與世長辭，享年六十四歲。十二月葬於河南洛陽縣尹樊里萬安山下，仁宗親書“褒賢之碑”，贈兵部尚書，謚號文正，追封楚國公。

地方治績

出任泰州時，徵調民眾4萬多人，重修捍海堰。自天禧五年（1021年）至天聖四年（1026年）完成，新堤橫跨通、泰、楚三州，全長約200華里，不僅當時人民的生活、耕種和產鹽均有了保障，還在後世“捍患御災”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地人民將所修之堤命名為“范公堤”，遺址迄今猶存。

景祐元年（1034年，蘇州久雨霖潦，江湖泛濫，積水不能退，造成良田委棄，農耕失收，黎民饑饉困苦，出知蘇州后，根據水性與地理環境，提出開浚崑山、常熟間的“五河”，將積水導流太湖，注入於海的治水計劃。以“修圍、浚河、置閘”為主的治水經畫，不但獲得時輿的讚揚，還澤被後世，自南宋一直至元、明的兩浙職守，都依照這個模式去整治水患。

實施新政

慶曆三年（1043年）八月針對內憂（官僚隊伍龐大但行政效率低）外患（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的現狀，上疏《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十項改革綱領，主張澄清吏治、改革科舉、整修武備、減免徭役、發展農業生產等，內容涉及到政治、經濟、軍事、教育、科舉等各個方面和領域。新政實施的短短几個月間，政治局面已煥然一新：官僚機構開始精簡；科舉中，突出了實用議論文的考核，有特殊才幹的人員，得到破格提拔；全國也普遍辦起了學校。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以夏竦為首的反對派攻擊革新派為“朋黨”，仁宗外放范仲淹、富弼等大臣，改革遂以失敗告終。但新政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

康定元年（1040年）奉調西北前線，擔任邊防主帥。針對西北地區地廣人稀、山谷交錯、地勢險要的特點，提出“積極防禦”的守邊方略，即在要害之地修築城寨，加強防禦工事，訓練邊塞軍隊，以達到以守為攻的目的。

軍隊制度上，取締按官職帶兵舊制，改為根據敵情選擇戰將的應變戰術；建立營田制，解決軍需問題，使軍隊面貌一新，應變能力和作戰能力大大提高。防禦工事方面，構築城寨、修葺城池、建烽火墩，形成以大順城為中心、堡寨呼應的堅固戰略體系。對沿邊少數民族，誠心團結，慷慨優惠，嚴立賞罰公約，使其安心歸宋。同時精選將帥、大力提拔軍隊將領，使西北軍中湧現出狄青、種世衡等名將，又訓練出一批強悍敢戰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這支軍隊仍是宋朝的一支勁旅。

利用築城修寨進行積極防禦的思想，使西北軍事防務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邊境局勢大為改觀。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最終締署合約，西北邊疆得以重現和平。

散文

宋建國至仁宗七十多年來，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謹，浮華奢靡的背後潛伏著種種危機。范仲淹洞破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重視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張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關係到社會風俗的醇厚訛薄、國家的興衰成敗。在經世濟時思想的影響下，范仲淹反對宋初文壇的柔靡文風，提出了宗經復古、文質相救、厚其風化的文學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點在於政而不在於文，在價值取向上與揚雄、王勃、韓柳以及宋初復古文論一樣，具有歷史意義和復古精神，對宋初文風的革新具有積極作用。

散文創作上，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書信居多，陳述時政，邏輯嚴密、有很強的說服力，蘇軾曾評價《上政事書》“天下傳誦”；《靈烏賦》一文，“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名篇《岳陽樓記》，借作記之機，規勸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記敘、寫景、抒情、議論為一體，動靜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為雜記中的創新，其中“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千古名句。

詩歌上，主張“範圍一氣”、“與時消息”。繼承了孟子的“浩然之氣”，又將曹丕的“文氣說”、陸機、鍾嶸的“感物說”和“天人合一”的詩學思想捏合在一起，他認為，詩人創作的衝動與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氣”，感於萬物並通過萬物體現出來。范仲淹的“與時消息”則繼承了劉勰的“為情而文”觀和白居易“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主張，把政治教化和為情造文有機有機結合起來，批判宋初詩壇的盲目模仿之風和無病呻吟之態，主張詩歌創作要忠於生活現實，符合時事，不為空言。

詩歌存世305首，內容非常廣泛，或言志感懷，抒寫偉大的政治抱負；或關注民生，抒發憂國憂民的情懷；或紀游山水，歌頌祖國大好河山；或詠物寄興，展現自己的人格操守。詩意淳語真，藝術手法多樣，以清為美的特點尤為突出，以文為詩、議論化的傾向非常明顯，同時注意白描手法和疊字的運用，與當時的白體、晚唐體及西昆體相比，呈現出迥然不同的面貌，成為宋初詩歌由唐音向宋調轉變的重要一環。

詞

詞作存世共五首，雖然數量較少，但首首膾炙人口，在宋詞的發展中起著承前啟後的重要作用。北宋建國至宋仁宗，生活享樂漸成風尚，以艷情為主要創作話題的歌詞亦趨向繁榮。於仁宗年間登上詞壇，其詞作內容和風格豐富多樣，有直接寫艷情者，也有跳出艷情之外者，正是過渡時期遺留下來的深刻痕迹。

《漁家傲·秋思》一詞，反映了邊塞生活的艱苦，表達了作者反對入侵、鞏固邊防的決心和意願，同時還表現出外患未除、功業未建、久戍邊地、士兵思鄉等複雜矛盾的心情。在范仲淹之前，很少有人用詞這一新的詩體形式來描寫邊塞生活，唐人韋應物的《調笑令·胡馬》雖有“邊草無窮日暮”之句，但沒有展開，且缺乏真實的生活基礎，因而，范詞實際上是邊塞詞的首創。不僅如此，這首詞的內容和風格還直接影響到宋代豪放詞和愛國詞的創作，為詞世界開闢了嶄新的審美境界，也開啟了宋詞貼近社會生活和現實人生的創作方向。《剔銀燈·與歐陽公席上分題》和《定風波·自前二府鎮穰下營百花洲親制》兩詞，讀史、詠風景，題材寬泛，與艷情無關，與北宋前期詞壇的創作風格合拍，表現了從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壇衰變的一個過程。

范仲淹的艷情之作（《蘇幕遮·懷舊》、《御街行·秋日懷舊》），總是寫出一種宏大的時空背景，與同時代其他詞人“小圓香徑”、“庭院深深”的狹深環境迥然不同。而沉摯真切、婉麗動人的風格，也極大地改變了宋人的創作觀念，引導著詞壇創作風氣的轉移，對後世詞壇產生著深刻影響。

繼承和發展了儒家正統的教育思想，把“興學”當作是培養人才、救世濟民的根本手段。在《上執政書》中，明確提出“重名器”（慎選舉、敦教育），把當時科舉以考試取人、而不在考試之先育人，比之為“不務耕而求獲”，主張“勸學育才”，恢複製舉並使之與教育相銜接。慶曆年間主政時，再次提出“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著力改革科舉考試製度、完善教育系統、加強學堂管理，各地亦奉詔建學，地方學堂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時謂“盛美之事”。

師資選材上，提倡明師執教、經實並重。注重對教師的培養和選拔，把“師道”確立為教育的重心，他推薦的名師胡瑗、李覯等，皆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教學內容上，提倡“宗經”，以儒家經典培養能通達“六經”、悉經邦治國之術的人才；同時注意兼授諸算學、醫藥、軍事等基本技能，培養具有專門知識、技能的實用人才。

范仲淹亦身體力行，無論“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足跡所涉，無不興辦學堂，教澤廣被；晚年又設義田、建義學，對族中子弟實行免費教育，激揚“讀書之美”，范氏義學在教化族眾、安定社會、優化風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開啟了中國古代基礎教育階段免費教育的新風尚。

范仲淹善書。黃庭堅《山谷題跋》中云：“范文正公書落筆痛快沉著，極近晉宋人書。”又云：“范文正公書《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蓋正書易俗，而小楷難於清勁有精神。朱長文《續書斷》謂仲淹晚年學王羲之《樂毅論》，亦一代之墨寶也。明唐錦《龍江夢余錄》評范仲淹書極端勁秀麗，無毫鋩縱逸之態。”清高士奇也稱范仲淹書法“挺勁秀特，肖其為人”。

據《宋史》載，范仲淹作品有《文集》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二卷，《奏議》十五卷，《丹陽編》八卷。北宋有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南宋時有乾道刻遞修本、范氏家塾歲寒堂刻本，皆二十卷。

幼年喪父，四歲時隨繼父遷至長山，勵志苦讀於醴泉寺。因家境貧寒，便用兩升小米煮粥，隔夜粥凝固后，用刀切為四塊，早晚各食兩塊，再切一些腌菜佐食。成年後，又到應天書院刻苦攻讀，冬天讀書疲倦發困時，就用冷水洗臉，沒有東西吃時，就喝稀粥度日。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范仲淹卻從不叫苦。經過苦讀，范仲淹終於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士及第，官至參知政事。

寶元元年至慶曆三年（1038年—1043年）間，以龍圖閣直學士身份經略西線邊防，改革軍事制度、調整戰略部署，構築以大順城為中心、堡寨呼應的堅固防禦體系，西北戰線固若金湯，夏人不敢犯。西北邊陲謠曰：“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羌人稱范仲淹為“龍圖老子”；夏人稱其為“小范老子”，認為“小范老子胸有十萬甲兵！”

擔任邠州知州時，有一次登樓飲酒，尚未舉杯，就看到幾個人披麻戴孝地營造葬具。范仲淹急忙派人詢問，得知是一名書生客死邠州，準備就近埋葬，但墓穴、棺材和治喪用具尚未製備。范仲淹聽后非常悲傷，立即撤去酒席，並贈以錢財，使其得辦喪事。

慶曆年間張海率領人馬攻打淮南，路過高郵，高郵知軍晁仲約料想無法抵擋，就昭示當地富人捐錢獻酒，前去慰勞，“盜寇”很高興，沒有施暴就離開了高郵。事情傳開后，朝廷非常憤怒，富弼提議處死晁仲約。范仲淹說：“若郡縣兵力足以應戰或防守，遭遇賊兵不抵禦而去賄賂，在法理上知軍必須處死；但實際情況是高郵兵力不足，根本沒有辦法抵抗或防守；這種情況下殺死知軍不是立法的本意。”仁宗聽后，接受范仲淹的意見，赦免了晁仲約。

范仲淹治理國家崇尚忠厚，勤政愛民，深得百姓愛戴。范仲淹戍邊西北時，邠州、慶州的百姓和眾多的羌部族，在其生前就懸掛他的畫像以祭拜。范仲淹去世后，聞知消息的人無不扼腕嘆息，羌部族的數百首領，像孝子一樣放聲痛哭，並齋戒三日以後才離開。

范仲淹替人寫墓誌銘，寫畢封好剛要發送時，忽然想到：“這篇銘記不能不讓尹洙看。”第二天，范仲淹就把銘文交給尹洙過目，尹洙看后說：“你的文章已經很出名，後代人會以你的文章為典範，不能夠不謹慎啊。現在你把轉運使寫作刺史，知州寫成太守，固然清雅古雋，但現在卻沒有這些官職名稱，後人必然心生疑惑，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爭論的原因啊。”范仲淹聽后，感嘆地說：“多虧請你看了，否則，我差一點要失誤啊。”

范仲淹素愛彈琴，曾於琴中思古，又向志於琴道的崔遵度請教“琴何為是”，並問還有誰與他志同道合，崔公說是唐處士，於是范仲淹“拜而退，美而歌曰：有人焉，有人焉，且將師其一二。”他為自己尋到能學琴與琴道的老師快樂如孺子。據陸遊《老學庵筆記》載：“範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只彈《履霜》一操，時人謂之范履霜。”

范仲淹熟治家甚嚴，教導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積德行善，范氏家風清廉儉樸、樂善好施。一次，范仲淹讓次子范純仁自蘇州運麥至四川。范純仁回來時碰見熟人石曼卿，得知他逢親之喪，無錢運柩返鄉，便將一船的麥子全部送給了他，助其還鄉。范純仁回到家中，沒敢提及此事。范仲淹問他在蘇州遇到朋友了沒有，范純仁回答說：“路過丹陽時，碰到了石曼卿，他因親人喪事，沒錢運柩回鄉，而被困在那裡。”范仲淹立刻說道：“你為什麼不把船上的麥子全部送給他呢？”范純仁回答說：“我已經送給他了。”范仲淹聽后，對兒子的做法非常高興，並誇獎他做的對。

范仲淹特別善於識人，當狄青還是個下級軍官時，范仲淹就對他很器重，授之以《左氏春秋》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狄青從此折節讀書，精通兵法，后以武官任樞密使，成為一代名將。

張載少年時，喜歡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之地。二十一歲時，謁見范仲淹，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作為將領實在屈才，對他說：“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勸他讀《中庸》。後來張載遍觀釋老，無所得反而求六經，后成為北宋五子之一，宋明理學關學的創始人，一代大儒。

富弼少年時，好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奇之說：“王佐之才也”，並把他的文章給王曾、晏殊看，晏殊就把女兒嫁給了富弼。宋仁宗恢復制科后，范仲淹告訴富弼說：“你應該由制科步入仕途”，並推舉他為茂材異等，富弼從此進入官場，成為一代名相。

相傳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時，城中文武官員，大多得到過他的推薦，惟有蘇麟，因在外縣擔任巡檢，不在城裡，未得提拔。於是，蘇麟就向范仲淹獻詩一首，其中有兩句為：“近水樓台先得月，向陽花木易為春”。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便為他寫了一封推舉信，後來蘇麟也得到升遷。

歷史上，人們給以范仲淹特別高的評價，“才其量其忠，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其實，范仲淹並沒有把自己看成完人，反而是喜歡袒露自己的真實性情。他也發過牢騷：“人世都無百歲。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間，些子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迴避？”

宋人吳曾記載過這樣一件事：范仲淹任饒州知州時，官妓中有一位小歌妓（“小鬟”），范仲淹頗為看中。後來范仲淹被調回京師，因小鬟年紀太小，不便攜行，就給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詩（《懷慶朔堂》），在詩中說道：“慶朔堂前花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長有別離恨，已托東風乾當來”。魏介心領神會，就把小鬟買來轉送范仲淹。南宋姚寬還記載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並題詩“江南有美人，別後常相憶。何以慰相思，贈汝好顏色”。明人朱有燉據此改編為雜劇《甄月娥春風慶朔堂》，劇前引言亦詳述此事。

范仲淹憂國憂民，不圖個人榮華富貴，從二十七歲進士及第到五十五歲主持新政，在漫長的官宦生涯中，范仲淹關心政治，每遇國家大事，總是慷慨直言，由於他直言敢為，曾在八九年間里三次被貶：1029年，范仲淹因諫言太后還政，被貶；接著又在廢郭皇後上二次被貶；1035年，范仲淹上《百官圖》第三次被貶。

在這幾次事件中，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動者，尤其後兩次，成為影響慶曆士風構建的兩個重要事件，獲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認同。據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記載，范仲淹三次被貶，每貶一次，時人稱“光”（光耀）一次，第一次稱為“極光”，第二次稱為“愈光”，第三次稱為“尤光”。

范仲淹墓，位於洛陽城東南伊川縣彭婆鄉許營村萬安山南側，分前後兩域。前域為范仲淹及其母秦國太夫人、長子監溥公范純佑墓，中央祭廟一所，內有殿房，殿中懸光緒皇帝御筆“以道自任”匾額；宋仁宗篆額的“褒賢之碑”，高4.08米，寬1.41米，厚0.48米，碑文由歐陽修撰，王洙書，字跡大體清晰，另有翁仲、石羊、石獅等。后域為次子范純仁、三子范純禮、四子范純粹及後代之墓。

2006年范仲淹墓作為宋代古墓葬，被國務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蘇州范仲淹紀念館，位於蘇州天平山風景區，內塑范文正公坐像、銅像，刻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石牌樓。2006年在原祠堂西側，又建有范仲淹紀念館新館，採用庭院式廳堂布局，分三廳一廊一房，其中北廳為序館，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簡介、范氏家譜等內容，中廳重點介紹范仲淹一生的功績，南廳則展示範仲淹在文學上的成就，附房展示有漆雕“萬笏朝天圖”和“高義園世寶”。

泰州范仲淹紀念館，位於江蘇泰州興化市宋縣署兩廡，始建於2000年，館區分為文正流風、重教興城、廉政為民、景范遺風四個部分，為國家AAAA級旅遊景區。

另外，在山東濱州、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紀念館。

花洲書院，位於鄧州古城東南隅。慶曆六年（1046年）任鄧州知州時，始建書院學堂—春風堂、藏書樓、齋舍，並在書院東側營造百花洲，花洲書院因此得名。自南宋至清，歷任知州均重視整修花洲書院，辦學規模也越來越大。

2002至2005年鄧州市政府對花洲書院進行了全面修復，重修后的花洲書院，佔地126畝，分五進四院，主要建築有春風堂、春風閣、先聖殿、萬卷閣、覽秀亭、景范亭、思范亭、百花洲、范文正公祠、范仲淹紀念館、范仲淹詩文碑廊等。

2006年花洲書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護單位。

范仲淹“文武兼備”、“智謀過人”，無論在朝主政、出帥戍邊，均系國之安危、時之重望於一身。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期；他領導的慶曆革新運動，雖只推行一年，卻開北宋改革風氣之先，成為王安石“熙寧變法”的前奏；即使在擔任地方官時，他也殫精竭慮，鞠躬盡瘁。

范仲淹不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還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作為宋學開山、士林領袖，他開風氣之先，文章論議，必本儒宗仁義；並以其人格魅力言傳身教，一生孜孜於傳道授業，悉心培養和薦拔人才；乃至晚年“田園未立”，居無定所，臨終《遺表》一言不及私事。

他倡導的“先憂後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為儒家思想中的進取精神樹立了一個新的標桿，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千載迄今，各地有關范仲淹的遺跡始終受到人們的保護和紀念。

姜遵：朱學究（范仲淹）年雖少，奇士也。他日不惟為顯官，當立盛名於世。

歐陽修：公少有大志，每以天下為己任。

葉清臣：為社稷之固者，莫知范仲淹。……至於帥領偏裨，貴能坐運籌策，不必親當矢石，王德用素有威名，范仲淹深練軍政，龐籍久經邊任，皆其選也。

蔡襄：公薨之後，獨無餘資。君國以忠，親友以義，進退安危，不易其志。立身大節，明白如是。

朱長文：范文正公置義田、義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仲淹次子、三子）繼承其志，近益增廣。九族之間，莫不被其惠。

王安石：一世之師，由初起終，名節無疵。

蘇軾：①出為名相，處為名賢；樂在人後，憂在人先。經天緯地，闕謚宜然，賢哉斯詣，軼后空前。②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太平之意，故為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予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

蘇轍：范文正公篤於忠亮，雖喜功名，而不為朋黨。

錢公輔：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疏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

王十朋：堂堂范公，人中之龍。正色立朝，姦邪不容。材兼文武，永履仁義。

劉珙：此五君子（諸葛亮、杜甫、顏真卿、韓愈、范仲淹），其所遭不同，所立亦異，然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

樓鑰：文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解衣推食之恩。

孫應時：若吳范氏之有義莊也，然後能仁其族於無窮，非文正公新意歟？蓋公平生所立不待稱讚，此其一事已足為百世師矣。

朱熹：①範文正傑出之才。②本朝道學之盛，亦有其漸，自範文正以來已有好議論。

呂中：先儒論宋朝人物，以范仲淹為第一。

羅大經：國朝人物，當以範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

羅璧：陳平為宰相，不問錢、谷、訟獄，丙吉為宰相，不問橫道死人，但以鎮國家、理陰陽、親諸侯、附百姓為事，汲黯為九卿，拾遺補過，范文正公所至為政，敦禮教、厚風俗，皆識其大者也。

元好問：文正范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才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在朝廷，則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間，概不一二見，非但為一代宗臣而已。

王惲：堂堂范公，三代之佐。致君澤民，盡夫在我……篤信力行，曾不易慮，受知裕陵，千載一遇。

吳澄：韓司徒張文成侯、漢丞相諸葛忠武侯、唐司徒狄文惠公、宋參知政事范文正公，四人之功業不盡同，而其為百代殊絕之人物則一。……文正佐漢於盛際，而器局公平廣大，設施精審詳密，心事如青天白日。遘時雖異，易地則皆然。故朱子稱其磊磊落落，無纖芥之可疑也。

脫脫：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為政，盡行其言。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是乎！考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足任斯責，使究其所欲為，豈讓古人哉！

張起岩：有際天人之學，斯可以服天下之望，有擴宇宙之量，斯可以成天下之務，有堅金石之操，斯可以任天下之重。隆然曄然震耀於世道者，則范文正公其人也。

徐琰：致君之志，動物之誠，放諸四海而准，百世而下，聞者莫不興起也。是豈區區富貴利達，以炫耀於須臾者，可同日而語哉？

方孝孺：古之至人，忘己徇民……孰若先生，唯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

馬中錫：夫范公一代奇才也……宜其見諸事為者，彪炳轟烈，撐扶天地。

畢瑜：先天下憂，後天下樂，出則澤被生民，入則風生台閣，侃侃封章，天子動容，凜凜甲兵，西賊膽落。嗚呼！休哉，千百世之下，聞公之風，誠足以廉頑而敦薄。

王鏊：昔在有宋，吾蘇入參大政者，有兩范公（范仲淹、范成大）。文正公當仁宗朝，開天章閣求治，更張庶治，將大有為焉。未一年，以小人不悅罷。文穆當孝宗朝，在政府兩月，未及有焉，以言者罷。前宋之治，莫盛仁宗；南渡后，莫盛孝宗，皆銳意太平。二公皆以身許國，可謂千載之遇，而皆不能少其志。嗚呼，道之難行其已久矣！忠良不可容於時，自昔然矣！文正子孫，今在吳中最盛，所謂歲寒堂者，有司春秋享祀不絕；而文穆之後無聞焉。文正為宋人物第一流，文穆其流亞歟。觀其使金受書之儀，舉朝皆悚，有蘇子卿（蘇武）嚙雪之操；繳還閣門張說詞頭，有陽城裂麻之忠；奏罷明洲海物之獻，蓋與孔戡之政同；其在成都，演武修文，獎用名節，間與陸務觀諸人賡唱，流風餘韻，漸被岷峨；而吳中民風士俗，人情物態，盡悉備見其時。

鄭紀：漢有天下四百餘年，唐則幾於三百，宋則三百有奇，雖創業中興，各有賢主，然申公之勸力行，狄梁公之復唐祚，韓范富歐諸公之定儲靖國，縱非周召之偶而社稷之功。

張志淳：張留侯、諸葛武侯、狄梁公、范文正公，功業不同，而同為百代殊絕之人物，遭時雖有異，易地則皆然。

孫承恩：德行純備，貞金粹玉。風節峻厲，霜松雪竹。先憂後樂，思濟斯民。一代賢相，前後絕倫。

歸有光：韓、富二公，與范希文、歐陽永叔，一時並用，世謂之韓、范、富、歐。魏公嘉佑、治平間，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朝廷多故，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為，而與范、歐同心輔政，百官奉法循理，朝廷稱治。

樊升之：賈生之治安，晁錯之兵事，江統之徙戎，是萬世之至畫也，李鄴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墾墅，平江伯之漕運，是一代之至畫也。李允則之築圃起浮屠，範文正、富鄭公之救荒，是一時之至畫也。畫極其至，則人情允協，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王世貞：問宋臣，曰：李文靖之遠、王沂公之公、韓魏公之重、范文正公之廓、司馬文正公之篤，庶幾爾。

王夫之：以天下為己任，其志也。任之力，則憂之亟。故人之貞邪，法之疏密，窮檐之疾苦，寒士之升沉，風俗之醇薄，一繫於其心……若其執國柄以總庶務，則好善惡惡之性，不能以纖芥容，而亟議更張；裁幸濫，核考課，抑詞賦，興策問，替任子，綜核名實，繁立科條，一皆以其心計之有餘，樂用之而不倦。唯其長也，而亟用之，乃使百年安靜之天下，人挾懷來以求試，熙、豐、紹聖之紛紜，皆自此而啟，曾不如行邊靜鎮之賴以安也。

李光地：範文正事業不必勝人，而為第一流者，功在推獎人才，故陳止齋謂“百年用其餘”也。

蔡世遠：才本王佐，學為帝師，諸葛武侯、陸宣公、範文正、司馬文正也。

全祖望：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張載）以入聖人之室，尤為有功。

仲鶴慶：茫茫潮汐中，磯磯沙堤起，智勇敵洪濤，胼胝生赤子，西塍發稻花，東火煎海水，海水有時枯，公恩何日已。

紀昀：行求無愧於聖賢，學求有濟於天下，古之所謂大儒者，有體有用，不過如此。

陸以湉：此四人者（范仲淹、諸葛亮、陸贄、文天祥），皆經綸彌天壤，忠義貫日月。

陳去病：獨範文正以矯厲特異之才……蓋惟心無所偏私，用能絕人之貪，而宇宙亦以清寧。

張壽鏞：道學氣節則文正范公為之魁。

楊昌濟徠：宋韓、范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范、曾辦事兼傳教之人也。

蔡東藩：若夫韓琦、范仲淹二人，亦不過一文治才耳。主戰主守，彼此異議，主戰者有好水川之敗，雖咎由任福之違制，然所任非人，琦究不得辭責。主守者遭元昊之謾侮，微杜衍，仲淹幾不免殺身。史雖稱韓、范善防，然卒無以制元昊，使之帖然歸命，非皆武略不足之明證耶？

毛澤東：①中國歷史上有些知識分子是文武雙全，不但能夠下筆千言，而且是知兵善戰。范仲淹就是這樣的一個典型。②（范仲淹詞）介於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

江澤民：所有黨員領導幹部，都應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水滸傳》的第一回（金聖嘆本為“楔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