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田

東漢獻帝時，曾將京畿三輔地區（今陝西中部）的公田按原俸祿等級給予百官，讓他們自己收取租稅，是職田制的萌芽。兩晉時期，職田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西晉元康元年（291）正式規定中央官吏按一、二、三品授與菜田十、八、六頃。菜田的授受辦法是：以每年立夏為斷，立夏前到任的官吏，可收取當年的田租為俸祿；立夏後到任的，田租歸前任，繼任者另外領取一年的食俸。東晉時，始授予外官祿田，其數量大體上是都督二十頃，刺史十頃，郡守五頃，縣令三頃。南朝劉宋各級官員所得祿田數量比西晉有所增加，祿田的授受也改以芒種為斷。元嘉末年又一度改變為按官吏到職之月起，計月數而分其田祿。齊、梁、陳各代也都有祿田。北魏太和五年（481）對州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依官品等差給以公田，是為北朝授職田之始，至太和九年頒布均田令時予以重申。隋給職分田，一品五頃，至五品則為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唐代武德元年（618）詔令內外官各給職分田，數量亦以秩品高下為差。唐代的職田只授給職事官。未補正的內供奉和裹行官不給職田，只從太倉領取相當職田地租最低量的“地子”；員外官則既無職田也不給“地子”。

職田形成制度以後，歷代政府都十分注意職田的管理，以保障百官的經濟利益。唐代職田由尚書省工部屯田郎中主管，具體事務由朝廷委派使職官和州縣長官處理。州縣每年六月要勘造一次職田籍帳，申報尚書省。這種籍帳記載職田四至、田租標準等，稱之為“白簿”。當年十月依據白簿徵收地租，給付本官。在白簿的基礎上，又有三年一造的職田“黃籍”，供長期保存。唐代前期，基本上實行了此種造籍制度，但也有例外。由於職田常常是侵奪農民的熟田，嚴重妨礙均田制的施行，以致政府不得不承認職田“侵漁百姓”，在貞觀十一年（637）和開元十年（722）兩次暫時停給職田，改給倉粟（每畝摺合二斗）。唐代後期，職田管理日漸混亂，職田籍帳多不能按規定勘造，貪官污吏和地方豪強常常乘機用各種手段兼并職田，使之成為“形勢莊園”；與此同時，又換易荒閑薄地充作職田，照舊征取高額地租。

從兩晉至唐，職田的經營及其直接勞動者的身份都有所變化。兩晉南北朝時期，祿田由官府使役騶卒、文武吏及僮耕種。這些勞動者往往是全家服役，世代相襲，人身依附極強，其身份十分卑微。他們在祿田上受到分成制的地租剝削，每年至少要將收穫物的五成或六成交給官吏。所以此時期祿田上的勞動者實際上是農奴。唐代授予職田，不再同時授與田騶、吏、僮等作為勞動力，而由職田的管理當局“借民佃植”或受職田的本官“自佃”。法令規定職田租佃“並取情願，不得抑配”。因此，唐代的職田一般是分成小塊，由國家編戶即普通稱之為“百姓”的人（主要是自耕農）佃種。這些職田勞動者同兩晉南北朝的騶卒等相比，有較“自由”的身份，對受職田的官員一般不存在人身依附關係，但他們同樣承受殘酷的剝削。唐代職田實行定額租制，其租額通常限定在二斗至六斗，實際上職田佃農所受的剝削遠不止此數，他們在交租之外要另交職田草，又要變米雇車搬送（或交納腳錢），甚至還要交納別立名目的桑課等。職田差稅如此苛重，農民不願耕種，唐後期不得不在局部地區臨時將職田田租分攤在兩稅地畝上，使之成為兩稅的附加稅，由兩稅戶交納。此法並未久行，更通常的辦法是州縣逐年將職田強行攤派給百姓租佃，甚至強令身居城鎮的人虛額出稅，給百姓造成極大的苦難。當時有人就指出“疲人患苦，無過於斯”。其結果是造成職田佃農相繼逃亡，而官府又變本加厲，捕系親鄰，征賠地租，把負擔攤配在其他農戶身上，從而加速了更多的農民破產、逃亡。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沿唐制復置職田，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然只授予外任官，中朝官不再享有。其數額：兩京、大藩府四十頃，次藩鎮三十五頃，防禦、團練州三十頃，中、上刺史州二十頃，下州及軍監十五頃，邊遠小州、上縣十頃，中縣八頃，下縣七頃，轉運使、副使十頃。其中州縣長吏得百分之五十，以次官差減。仁宗慶曆三年（1043）更定守令佐職田頃畝之限：大藩府長吏二十頃，通刺八頃，判官五頃，余並四頃。防、團、刺史州、小軍監及上、中、下縣，類此。陸田以三月底、水田以四月底、麥田以上年九月底為限，官員在限前到任者，才能享有當年的職田租入。元豐初諸路共約有職田二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九十七畝。職田佃戶召浮客（客戶）充，每頃不得過三戶；公人及主戶不許租佃。稍後又規定，第四、第五等主戶亦可租佃。地租有實物分成租，也有實物定額租，後者日佔優勢，以致北宋末年規定，職田租課並折納現錢。職田免二稅和沿納，租入全歸各外任官分享。貪官污吏往往非法多佔職田，以重租、折變侵漁佃戶，至有無田而令民納租者。

金循宋制授與外任官職田，按品秩和職事定其多寡，自正三品三十頃或二十五頃，下至從九品三頃或二頃。品同職異，所授職田有差別，如正五品刺史、知軍監使十三頃，余官並十頃。猛安謀克、烏魯古（群牧所）官等無職田。職田每畝取粟三斗，草一稱，初就輸於各官公宇，天德二年（1150）改送官倉，按月均數，隨月俸支給。

元制，諸路、府、州、縣、錄事司官及按察司（肅政廉訪司）、轉運司官有職田，其餘並無。路以下各級地方官職田定於世祖至元三年（1337），按察司官職田定於十四年。自上路達魯花赤、總管、按察使（約正三品）十六頃，以下遞減至主簿、縣尉（正、從九品）二頃。各官職田從官田及荒閑地、戶絕地內標撥，召募佃客耕種，依鄉原例收租；將撥到頃畝、條段、四至造冊申報戶部，以後繼任官員相沿交割。江南職田初依腹里體例給與，因荒閑地少，實得者無幾。至元二十一年改為比腹里減半。至大二年（1309）拘收職田入官，改支祿米，自三品每年一百石依次減至七品以下四十石；四年，仍復舊制。初，前後任官交割，北方以施工布種、南方以芒種時節為限，限前歸后官，限后歸前官；皇慶元年（1312）改為按支俸月份收租入。元職田租為定額租，交納實物或折鈔，由佃戶送納各官衙門。官員多倚勢增租，如袁州路原額每畝米二斗二升，江南湖北道三斗，都增至六斗，福建道廉訪司職田租更高達三石。而且不論豐歉，多是全收，並加收斗面、鼠耗，索要他物。各地都有勒迫附近民戶認種職田，或佃戶逃亡則令民戶包納，或未撥到職田而按應得數額攤配民戶納租的現象。

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祿。后（年代不明）收職田，改為折俸鈔頒給，職田制遂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