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烏賦

烏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烏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趍；麟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修途。龍不時而 見龜七十二鑚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鵶鵶兮，招唾罵於邑閭。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刳殼，駒負駿而死行，智騖能而日役，體劬劬 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今語汝，庶或汝聽：結爾舌兮鈐爾喙，爾飲喙兮爾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塗矣。“靈烏靈烏，爾之為禽兮，何不高翔而遠翥？何為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徒悔焉而亡路。”

彼啞啞兮如訴，請臆對而心諭：“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我有質兮，處天地之覆露。長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樹。斤不我伐，彈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艱，主之仁兮則安。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盤桓。思報之意，厥聲或異。警於未形，恐於未熾。知我者謂吉之先，不知我者謂凶之類。故告之則反災於身，不告之者則稔禍於人。天聽甚遜，人言曷病。彼希聲之鳳皇，亦見譏於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見傷於魯人。鳳豈以譏而不靈，麟豈以傷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焚而可變，孰為英瓊。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學太倉之鼠兮，何必仁為，豐食而肥。倉苟竭兮，吾將安歸？又不學荒城之狐兮，何必義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將疇依？寧驥子之困於馳騖兮，駑駘泰於芻養。寧鵷鵮之飢於雲霄兮，鴟鳶飫乎草莽。君不見仲尼之雲兮，予欲無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見孟軻之志兮，養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優優，而大者乾乾。我烏也勤於母兮自天，愛於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無言兮是然。”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世稱宛陵先生，北宋著名現實主義詩人。漢族，宣州宣城（今屬安徽）人。宣城古稱宛陵，世稱宛陵先生。初試不第，以蔭補河南主簿。50歲后，於皇祐三年（1051）始得宋仁宗召試，賜同進士出身，為太常博士。以歐陽修薦，為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故世稱“梅直講”、“梅都官”。曾參與編撰《新唐書》，為《孫子兵法》作注，所注為孫子十家著（或十一家著）之一。有《宛陵先生集》60卷，有《四部叢刊》影明刊本等。詞存二首。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漢族。蘇州吳縣人。北宋傑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

葉夢得《石林燕語》云：“範文正始以獻‘百官圖’譏切呂相，坐貶饒州。梅聖俞時官旁郡，作〈靈烏賦〉以寄，公以作賦報之。”梅賦以烏鴉為喻勸范仲淹不必直言以取禍；范賦遂答之，借烏鴉之言以言志。

范仲淹曾擔任北宋京城開封的知府，他在京城大力整頓官僚機構，剔除弊政，僅僅幾個月，開封就“肅然稱治”，取得了相當不錯的政績。只要他不再得罪什麼朝廷的大人物，本可憑此政績逐漸獲得進一步提升，然而他卻生性耿直，不僅不會阿諛奉承，看到朝政上的過失不管是不是在他的職責範圍之內，他都要理直氣壯的提出批評。

范仲淹發現當時的宰相呂夷簡廣開後門，濫用私人，便根據自己的調查，繪製了一張“百官圖”，在景佑三年(西元1036年)呈給宋仁宗。他指著圖中開列的眾官調升情況，對呂夷簡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不僅如此，范仲淹還連上四章，論斥呂夷簡的狡詐。偏偏呂夷簡老謀深算，蠱惑君主將范仲淹貶為饒州知州，後來幾乎又貶死在嶺南。

饒州在鄱陽湖畔。從開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須經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之上竟無人出門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對此毫不介意，反而作詩道：“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不久，范仲淹的妻子李氏病死在饒州，他自己也得了重病。在附近做縣令的友人梅堯臣，寫了一首《啄木》詩和一首《靈烏賦》給他。梅堯臣在《啄木》詩中勸他不要象啄木鳥一樣，啄了林中蟲，卻招來殺身之禍，面對貪官污吏不要過於耿直；《靈烏賦》中也是說他在朝中屢次直言，都被當作烏鴉不祥的叫聲，勸范仲淹應學報喜之鳥，而不要像烏鴉那樣報凶訊而“招唾罵於里閭”，希望他從此拴緊舌頭，鎖住嘴唇，除了隨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范仲淹立即也回寫了一首同樣題目的《靈烏賦》給梅堯臣，他在賦中斬釘截鐵的寫道，無論如何他都要堅持正義，堅持真理，不管人們怎樣厭惡烏鴉的啞啞之聲，他始終都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范仲淹的這句名言，和他的另外兩句名言“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一樣為世人所千古傳頌，范仲淹的這種精神也成了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學習的榜樣和楷模。

答梅聖俞靈烏賦

朝代:宋作者:范仲淹

危言遷謫向江湖，放意雲山道豈孤。忠信平生心自許，吉凶何恤賦靈烏。相關文章：《胡適：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幾年前，有人問我，美國開國前期爭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寧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給我自由，否則給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國有沒有相似的話，我說，我記得是有的，但一時記不清楚是誰說的了。

我記得是在王應麟的《困學紀聞》里見過有這樣一句話，但這幾年我總沒有機會去翻查《困學紀聞》。今天偶然買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學紀聞》，昨天撿得卷十七有這一條：

範文正《靈烏賦》曰："寧鳴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時往往專指諫諍的自由，我們現在叫做言論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靈烏賦》答梅聖俞的"靈鳥賦"，大概是在景祐三年(一〇三六)他同歐陽修、余靖、尹洙諸人因言事被貶謫的時期。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寧死"的話要早七百四十年。這也可以特別記出，作為中國爭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話。

梅聖俞名堯臣，生在西曆-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集中有《靈烏賦》，原是寄給范仲淹的，大意是勸他的朋友們不要多說話。賦中有這句子:

鳳不時而鳴，

烏啞啞兮招唾罵於時閭。

烏兮，事將乖而獻忠，

人反謂爾多凶。……

胡不若鳳之時鳴，

人不怪兮不驚！……

烏兮，爾可，

吾今語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誤)聽。

結爾舌兮鈐爾喙，

爾飲舌兮爾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來城頭無爾累。

這篇賦的見解，文辭都不高明。(聖俞後來不知因何事很怨恨範文正，又有《靈烏賦》，說他“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德，又反我怒。……遠已不稱，昵已則譽。”集中又有《諭烏詩》，謂“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已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醜詆的話，好像也是罵範文正的。這似是聖俞傳記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沒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靈烏賦》，有自序說：

梅君聖俞作是賦，曾不我鄙，而寄以為好。因勉而和之。庶幾感物之意同歸而殊途矣。

因為這篇賦是中國古代哲人爭自由的重要文獻，所以我多摘鈔幾句：

靈鳥，靈鳥

爾之為禽兮何不高飛而遠翥?

何為號呼於人兮告吉凶而逢怒！

方將折爾翅而烹爾軀，

徒悔焉而亡路。

彼啞啞兮如想，

請臆對而忍諭：

我有生兮累陰陽之含育，

我有質兮慮天地之覆露。

長慈母之危巢，

托主人之佳樹。……

母之鞠兮孔艱，

主之仁兮則安。

度春風兮既成我以羽翰，

眷高柯兮欲去君而盤桓。

思報之意．厥聲或異：

憂於未形．恐於未熾。

知我者謂吉之先．

不知我者謂凶之類。

故告之則反災於身，

不告之則稔禍於人。

主恩或忘，我懷靡臧。

雖死而告，為凶之防。

亦由桑妖於庭，懼而修德，俾王之興。

雉怪於鼎，懼而修德，俾王之盛。

天德甚迷，人言遏病！

彼希聲之鳳凰，

亦見譏於楚狂。

彼不世之麒麟。

亦見傷於魯人。

鳳豈以譏而不靈？

麟豈以傷而不仁？

故割而可卷，孰為神兵？

焚而可變，孰為英瓊？

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胡不學大倉之鼠兮，

何必仁為，豐食而肥？

倉苟竭兮，吾將安歸！

又不學荒城之狐兮，

何必義為，深穴而威？

城苛記兮，吾將疇依！

……

我鳥也勤於母兮自天，

愛於主兮自天。

人有言兮是然。

人無言兮是然。

這是九百多年前一個中國政治家爭取言論自由的宣言。

賦中"憂於未形，恐於未熾"兩句，范公在十年後（一〇四六），在他最後被貶謫之後一年，作《岳陽樓記》，充分發揮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

嗟夫，予當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優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微斯人，吾誰與歸。

當前此三年（一〇四三）他同韓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時期．宋仁宗有手詔，要他們"盡心為國家諸事建明，不得顧忌"。范仲掩有《答手詔條陳十事》，引論里說：

我國家革三代之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綱紀制度，日削月侵，官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橫熾，不可不更張以救之……

這是他在所謂"慶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貢舉"一事，他說：

……國家乃專以辭賦取進士，以墨義取進諸科士皆合大方而趨小道。雖濟濟盈盈，求有才有識者．十無一二。況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將何以救？在乎教以經濟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謂救弊之術無乃后時？臣謂四海尚完，朝謀而夕行．庶乎可濟。安得宴然不救，並俟其亂哉。……

這是在中原淪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這就是范仲淹所說的"憂於未形，恐於未熾"；這就是他說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從中國向來知識分子的最開明的傳統看，言論的自由、諫諍的自由，是一種"自天"的責任，所以說，"寧嗚而死，不默而生。"

從國家與政府的立場看，言論的自由可以鼓勵人人肯說："憂於未形，恐於未熾"的正論危言，來替代小人們天天歌功頌德、鼓吹昇平的濫調。

（原載1955年4月台北《自由中國》第十二卷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