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學紀聞

全書包括說經，八卷。內包括《易》、《書》、《詩》、《周禮》、《儀禮》、《春秋》、《公羊》、《孝經》、《孟子》，小學、經總等；天道、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作者一生博洽多聞，有宋一代諸儒罕與其倫比，學術淵源雖亦出自朱熹，但對朱子之舛誤卻敢於辨證，並不為師門所諱，堅持門戶之見。如《論語注》“不舍晝夜”“舍”字之音；《孟子注》“曹交曹君之弟”及謂《大戴禮》為鄭康成注之類，皆考辨是非，不阿附朱子觀點。

《四庫全書總目》稱讚 曰：“蓋學問既深，意氣自平。能知漢唐諸儒本本原原。具有根柢。未可妄詆以空言。又能知洛，閩諸儒亦非全無心得，未可概視為鄙陋。故能兼收並取，絕無黨同伐異之私。所考率切實可據，良有由也。”翁元圻注此書序稱：“《紀聞》一書，蓋晚年所著也。先生博極群書，入元后寓居甬上，足跡不下樓者凡三十年，益沈潛先儒之說而貫通之。於漢唐則取其核，於兩宋則取其純，不主一說，不名一家，而實集謠儒之大成。”書行以後，後世儒者均深以為重。入清，閻若璩、全祖望、程瑤田、何焯、錢大昕、屠繼緒、萬希槐七人為其作箋注，世稱“七箋本”，后翁元圻更為作詳註，稱《翁注困學紀聞》。偉本甚多，主要有明弘治刊本，清乾隆間祁門馬氏刊閻箋本，桐鄉汪氏刊何箋本，金氏刊七箋本及《四部備要》本等。

《困學紀聞》一書博涉經史子集，展示了其精湛的考據學功力，確立了該書在我國古文獻學史上的卓越地位，與《容齋隨筆》、《夢溪筆談》並稱“宋代考據筆記三大家”。

作者王應麟一生著述宏富，除《困學紀聞》外，還有《漢藝文志考證》、《漢制考》、《玉海》、《集解周書王會篇》、《詞學指南》等二十餘種著作，約六百多卷。

校勘記

《困學紀聞》採用筆記形式，分類編排，對文獻典籍、學術淵源、文化現象，進行疏理、考證、鑒定與評介。凡說經八卷，天文、地理、諸子二卷，考史六卷，評詩文三卷，雜識一卷，共二十卷。由此可見內容廣博，“九經旨趣，歷代史傳之事要，制度名物之原委，以至宗工巨儒之詩文議論”（牟應龍序），凡屬後學所當知當學的方方面面，均有所發明，有所創見，其文辭簡約而道理融通，探奧窮源而真知洞見，成為學子視為珍寶的案頭書。歷代治學者，對《困學紀聞》極為重視，特別是清末民初以來從事古籍整理的專家學者，每每利用該書的原始資料與考據成果。當然，對於今人研究傳統文化，也是一本當知當讀的書。

筆記是中國傳統文化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古代筆記作為一種文體，乃隨筆記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筆記敘事或有側重，然其內部並無嚴密體系，各條記事互不相關。或許因其蕪雜，筆記在傳統的四部分類中並沒有作為獨立的門類文體予以分立，這與筆記的學術價值並不匹配。

宋代是中國古代筆記成熟期。唐宋之際，中國社會發生重要變遷，社會流動頻率加快，人際交往範圍進一步擴大。入宋以後，寬鬆的政治和文化氛圍，科舉規模的擴大，雕版印刷術的普及，使讀書人急劇增加，宋代社會整體素質得到提升，有力促進了宋代文學藝術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標誌便是筆記體散文的大量湧現。這種不拘一格、隨筆記事的文體深受大眾喜好——上至宰相重臣，下至平民僧侶，都加入了筆記的寫作行列。寫作者用不著“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也無需關注“春秋筆法”，興緻所至，將其所見、所聞、所思隨手札錄——筆記成為知識分子展現思想和學術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

宋代筆記中，原先的志怪傳奇內容趨於淡化，注重現實成為主流。有學者指出，宋代筆記已是晚明小品的先驅。此外，宋代筆記也開啟了後世考據辨證筆記的先河。《容齋隨筆》、《困學紀聞》是其代表作。筆記以其質樸、不事雕琢的特色全方位保存了宋代社會生活場景，既有對社會重大事件的記錄，也有對微觀生活的敘述，蘊含的信息是多元的。筆記在文化史、社會史、學術史、科技史等領域的研究價值也是其他文獻無法替代的：《夢溪筆談》、《涑水記聞》、《東京夢華錄》等宋人筆記歷經千年，至今仍閃爍著光芒。

宋代筆記數量龐大，據統計，傳世的宋人筆記有500餘種，絕大多數分散在各種叢書中。有些書十分稀少，尋覓極為不便，且版本蕪雜，在近千年的編輯刻印流傳中，相當一部分筆記著作已非原貌，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散佚，或因後人重輯而混亂不堪、錯訛叢生，給使用者帶來諸多困難。因此，有必要對宋人筆記進行系統整理。只是尚未見學術界有全面系統的同類整理著作問世。關於宋人筆記的研究成果，學界主要集中於某些筆記的內容、作者和文字考辨訂正等方面，關注的是某些筆記史料在相關文史研究中的價值。就整個宋代筆記研究而言，已有成果還存在諸多缺失——將整個宋代筆記作為整體進行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見，難以反映宋代筆記的整體面貌，缺乏對宋代筆記學術價值的綜合研究評價。因此，筆記小說在文獻發掘上仍有較大餘地，在研究深度上尚有推進的空間。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宋筆記》編纂整理與研究”，計劃系統整理宋人筆記並編纂出版一部大型總集《全宋筆記》。《全宋筆記》整理出齊后，宋代經整理的文獻資料基本上能呈現出完整的概貌，它將連同北京大學、四川大學等單位編纂整理的《全宋詩》、《全宋文》、《全宋詞》，構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宋代研究資料庫。這對發掘古代文獻價值，傳承祖國文化遺產，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均有重大的學術和社會意義。

課題總體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為宋人筆記編纂整理。將傳世並散見於各類叢書的500餘種宋人筆記搜集起來，按統一體例整理編纂。對因版刻流傳過程中散佚的筆記條文儘可能做到收羅無遺，予以輯補。對原書已不存，但尚有部分文字留存於其他文獻的100多種筆記進行鉤稽輯校。全書不作繁瑣校勘，以是非校為主。本項目所編輯整理者，以宋人著述的筆記專集為限，未成專集的、散見的單條筆記不在整理之列，與學術界已出版的《全宋文》錯開收文。所收筆記以宋人所撰為限，與宋朝同時的遼、西夏、金等少數民族政權所屬作者之筆記不收。第二部分為宋人筆記研究。包括“《全宋筆記》五百種提要”、“宋代筆記研究”、“宋人筆記視域下的唐五代社會”、“《全宋筆記》所見宋代社會生活研究”、“宋代筆記的文學史研究”和“宋代筆記語言研究”等。通過6個專題研究，深度挖掘宋人筆記的學術價值，探求中古時期社會文化繁榮發展的軌跡，對宋代文化遺產做全面開發與合理利用。

《困學紀聞》在元代嘗有刻本，現知有牟應龍至治二年（1322）序本、袁桷泰定二年（1325）序本，以及傅增湘所藏無序跋元刻本。明代亦有刊刻，如正統間刊本、萬曆三十一年刊本等。到了清代，由於樸學中興，諸儒紛紛箋注，多有刊印，流布甚廣。其中影響較大者有：閻若璩箋本；何焯增補閻注並加評語，世稱二箋本；乾隆七年全祖望對閻、何二氏注評，重加考訂箋釋，世稱三箋本。嘉慶十二年萬希槐既鈔撮三箋本，復輯入錢大昕手評校本內容，並援經傳著明其義，編為《集證》。因該書包括閻若璩、何焯、全祖望、錢大昕四家及三箋本原採錄的程瑤田、屠繼緒二家，加上萬希槐，共有七家箋釋，故世稱七箋本。道光五年翁元圻采輯以上諸家之說，復為詳析按斷，成為註釋《困學紀聞》諸書中較為詳備的本子。

王應麟（1223年－1296年），字伯厚，號深寧，慶元府鄞縣（今浙江省寧波市鄞州區）人，是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經史學者以及文字學家。其父王撝是樓昉學生，曾任溫州知州。

宋寧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七月十九日王應麟出生於鄞縣，從小受其培養教育，淳祐元年（1241年）進士，21歲在衢州任主薄，受到程朱學派王野、真德秀等人影響，任官同時勤於讀經史，寶祐四年考上博學宏詞科，官至禮部尚書兼給事中。時蒙古入侵，內有權臣丁大全、賈似道等主政，他曾上書論邊防和批判當時政治。宋亡后（1276年）他在家鄉隱居講述經史二十年。宋亡后不出。元成宗元貞二年（1296年）六月十二日卒。

其著作學甚多且學術價值甚高，到清朝時才開始較為人所重視，其中《玉海》為百科全書式的著作，為其準備博學宏詞考試時所整理的。《困學紀聞》是筆記類的著作，集合其大量經史研究的心得成果。《漢制考》為歷史著作。《通鑒地理通釋》是歷史地理學的著作。《小學紺珠》則是關於文字學的著作。另有人說其亦為《三字經》、《百家姓》之作者，但並無足夠之證據可供考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