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德秀

真德秀於宋孝宗淳熙五年九月十五日（1178年10月27日）出生在福建路建寧府浦城縣的一個貧寒之家。他本姓慎，因避孝宗諱改姓真。 初字實夫，后更字景元，又更改為字希元，號西山。

真德秀自幼聰穎，四歲開始讀書，即能一過成誦。真德秀從小愛好學習，在學習中勤奮過人。他曾經晚上從學校回來，將書放在枕旁，深夜還在蚊帳中看書，以至蚊帳被蠟燭薰成黑色。當其他兒童玩水遊戲之時，真德秀就把這些兒童的書取來閱讀熟了。 

真德秀十五歲時喪父，其母親吳夫人在窮困中操勞家計，供他學習，撫養其成長，使他獲得了專心學習的機會。 同郡人楊圭見真德秀如此刻苦，十分驚訝，於是帶他回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學習，後來還把女兒嫁給了他。 

慶元元年（1195年），十八歲的真德秀考中舉人。 

慶元五年（1199年），真德秀與岳父楊圭同時進士及第， 入仕任南劍州（今南平）判官。 

開禧元年（1205年），得到倪思的賞識和點撥后， 真德秀經過勤奮鑽研， 又中博學宏詞科， 成為知福州（今屬福建）、福建路安撫使蕭逵的幕僚。 次年入朝任太學正。 

嘉定六年（1213年）二月初七日，真德秀官拜起居舍人，請辭；二月初八日，下詔不允。 外戚楊次山（宋寧宗皇后楊桂枝之兄）進封郡王，真德秀起草制誥。繼而又上奏札，援引漢代賢戚樊宏、陰興右故事警示寧宗。 十月，真德秀上殿以金朝將要滅亡上奏，條陳事件以“祈天永命”為主，再論蜀地為必爭之地，需要加強軍備。當時史彌遠操縱台諫，控制言路，其黨羽薛極、胡榘大行其道，真德秀多次上書抨擊弊政，與袁燮、柴中行相應和，激怒史彌遠，於是被差遣充任金朝賀登位國信使。 十一月，真德秀行至盱眙，恰逢金中都大亂，道路不通，於是滯留邊境兩月而返。期間，真德秀遍觀兩淮山川形勢，咨訪軍民疾苦，大有籌劃經營之志。 

嘉定七年（1214年）正月，真德秀返都。二月一日，等到他上殿彙報路途見聞時，真德秀權衡了宋、金、蒙三方的關係，稱金朝以南京（今河南開封）為首都，說明金朝已經形勢危急，則歲幣可以停止。 七月二十五日，直前奏事，開頭便陳言金人移都汴京十分值得憂慮，繼而旁征經史及本朝故事，以苟安為非計，國家“自立之本”、“自立之具”。在貼黃中又陳言歲幣宜絕，否則將召侮致寇。他的意見被寧宗採納。 

當時，權臣史彌遠以爵祿籠絡朝臣士子，真德秀看到史彌遠並非想振興圖強，而只是在執政之初就採納理學人士劉爚的建議，崇尚理學，收買人心。不滿地對劉爚說：“我們必須快點離去，使廟堂知道世上也還有不肯從官的人。” 雖然史彌遠進行挽留，但真德秀去意堅決，同年十一月，真德秀出任秘閣修撰、江東路轉運副使。 

嘉定八年（1215年）春二月初一日，真德秀至信州永豐縣界交接事宜，剛上任便訪問民疾，施行惠政。 春末，以宣城縣既遭潦傷，復催旱災，奏乞豁放去歲零苗。 之後與帥臣胡槻共議賑災事宜，胡槻笑他迂腐，真德秀委派廣德軍教授林庠襄助。 夏四月，真德秀訪求民疾，見江寧縣城南廂居民因旱災而流亡，同安撫司奏乞為代輸和買。真德秀還彈劾了新徽州知州林琰。 十二月，真德秀巡歷至黃池鎮，百姓數千人遮道，控訴史彌遠親屬史彌迥侵凌百姓土地的事情，於是命僚屬查得事實。之後真德秀便上奏乞罷黃池鎮行鋪。 

嘉定九年（1216年）正月，真德秀因為知寧國府張忠恕為政陰狡苛暴而彈劾他。二月二日，朝廷將張忠恕罷黜，並令江東提舉李道傳兼府事。 其後，真德秀聞知朝廷將以陳廣壽為寧國府知府，又上奏稱其為政貪殘橫暴，乞請收回新命。 

嘉定十一年（1218年）正月初一日，權相史彌遠生日，門人爭著為他歌功頌德，官吏競相獻上瑰麗珍寶，真德秀遂上書規諷，並以諸葛亮的道德功業告誡他。 夏四月二十九日，海盜侵犯泉州，真德秀令左翼軍前去收捕，聽聞撥發官進勇副尉王大壽奮力戰死，於是作文祭奠，並厚恤其家。 七月二十二日，因肅清海盜有功，朝廷特賜轉一官。十一月，委派觀察推官李方子、知晉江縣徐叔用、左冀軍副將丘仝等，審視沿海軍事形勢。隨後，斟酌各人所言，條列十事，奏請樞密院措置。 

嘉定十二年（1219年）秋，真德秀升知隆興府（今江西南昌）兼江西安撫使。 離任時，真德秀問屬下治理泉州的得失，李方子用“盡己之忠”“不息之誠”來回答他。 

嘉定十三年（1220年）六月，真德秀奏請治兵選將、繕城餌盜等便民五件事。這些還沒來得及施行，母親吳氏就因病逝世，他丁憂歸故里。 

嘉定十五年（1222年）九月六日，真德秀服除，被起複為寶謨閣待制知潭州（今湖南長沙）兼湖南安撫使 ，上書請辭。在任期間改酒類專賣為收商稅通商，取消田稅正額之外以“捧撮米”每石增收一斗七升的附加稅等苛政。 

嘉定十七年（1224年）閏八月，宋寧宗去世，史彌遠扶持宗室趙貴誠繼位，改名趙昀，是為宋理宗。九月，朝廷召回真德秀，任命他為中書舍人兼侍讀，兩天後又升改為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侍讀。真德秀對史彌遠擅權廢立不滿，不僅一再辭免新命，遲遲不赴任，直到同年十二月才離潭州，又請假便道回家鄉浦城休假。並再辭新命請求依舊任地方官。 

寶慶元年（1225年）五月，真德秀赴任途中時，史彌遠派使者楊邁警告他不要提及史彌遠廢立之事。 六月初，真德秀到達臨安，得知濟王趙竑已被史彌遠害死時，更加不滿，一月之間四次上書辭去直學士院，七月初終於辭去直學士院而只任禮部侍郎。 並一再為濟王辯解，並指出：“霅川之議（指殺害趙竑后的善後事宜）不詢於眾。與賞罰徇私，饋賂公行。” 

八月初，一再請求以宮觀閑差就醫養病。史彌遠深覺真德秀的名望對其產生威脅，又因為在對濟王趙竑追贈方面與其意見不合而受到史黨給事中王塈、盛章攻擊，因而又三次自請黜責。 二十七日，殿中侍御史莫澤彈劾真德秀歪曲事實地議論濟王的事情，有悖綱常。次日，朝廷下詔讓他提守宮觀。 九月二日，真德秀除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真德秀自知不為史彌遠所容，因而自請辭免待制及宮觀而獲准。 十一月二十七日，史彌遠又指使諫議大夫朱端常彈劾真德秀奏札詆毀濟王一事，真德秀遂遭落職罷祠。 

寶慶二年（1226年）二月初六，監察御史梁成大為了迎合史彌遠， 上書稱真德秀有五大惡，請加以貶斥。理宗卻回護：“孔子處事待人從不做太過分的事。”於是真德秀得以保全， 安然退歸故里著書立說。 

紹定四年（1231年）春正月，真德秀以慶壽恩官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 六月，在崇奉理學的活動進一步加強的形勢下，真德秀與原遭貶謫的魏了翁，同時恢復原職名及宮觀祠祿。 

紹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被起知泉州，進官徽猷閣學士。 

紹定六年（1233年）十月二十四日，史彌遠病死，理宗親政，便將史彌遠打手袁韶、李知孝、梁成大等加以貶降，命洪咨夔、王遂為監察御史。 十一月二十八日，禮部郎中洪咨夔奏請召真德秀、魏了翁入朝。於是真德秀升任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端平元年（1234年）四月，真德秀被召為戶部尚書。五月，門人弟子王邁等編類《真西山集》二十餘卷刊行。 九月到臨安后，改任翰林學士兼侍讀。在入見時，理宗為了表示對他的歡迎，親自起身迎接，並說：“愛卿離開臨安已有十年，我每次想起都更加思念賢臣。”真德秀以《大學衍義》進，受到理宗的嘉納。當時真德秀的聲望達到了“百口交頌，以為正學大宗”的程度。但由於真德秀年事已高，未有大作為。 

端平二年（1235年）三月，真德秀奉命知貢舉，選即升任參知政事，“同編修敕令、《經武要略》”，但他當時已經患病，未及有所作為，即於四月罷政，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閑居養病。五月甲午日（5月20日） ，真德秀病逝，享年五十八歲。理宗聞訊后震悼，為他輟朝，追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號“文忠”。 

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朝廷下詔以真德秀配饗朱熹祠。 

元順帝至正二十二年（1362年）八月，朝廷追封真德秀為福國公。 

明英宗正統二年（1438年）六月，朝廷下詔讓真德秀從祀孔子廟庭。 

明憲宗成化二年（1466年），朝廷追封真德秀為浦城伯。

● 懲貪倡廉

南宋晚期，政治上的權相當道，官場中的賣官鬻爵，引起了正直士大夫們的不滿。他們不惜得罪權貴，上疏抨擊時弊，真德秀位列其中。他力主嚴懲貪官，力舉賢良之廉吏。由於不滿史彌遠專權，他力請外任。嘉定八年（1215年），在就任江東轉運副使的朝辭札子中，他痛切地指出當時黑暗的政治狀況：自嘉泰、開禧以來，公道不行，請囑日盛，監司對違法官吏視而不見，而每年薦舉之事又被權貴操縱，親故請託之風盛行，使孤寒無援的人與被薦舉無緣，這樣舉、刺之勸均不得真正施行，使得州縣之間賢否不分，百姓深受其害。 

真德秀對吏治的態度：“使貪懦者無所容，而廉能者有以勸。” 這一點在他為官經歷中用事實做了印證。真德秀在做地方官的時候對他所管轄州縣的貪官污吏都給予了不遺餘力的打擊，使其中的大部分受到了懲罰。在任江東轉運副使時，查實新徽州守林琰無廉聲，寧國守張忠恕私匿振濟米后，先後向朝廷檢舉二人不法行為。對前知建康府王棠進行了大力彈劾，他把王棠的罪狀一一列舉，如枉直不辯、黑白不分、委事以吏、聽任公吏擺布、賄賂公行、犴獄充斥等等。要求朝廷將王棠鐫降，最後王棠終於被降一官。 

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的同時，真德秀對賢明廉潔之士卻愛護有加。他熱切地希望天下為官之人均能廉潔自律，愛民如子。他在知潭州時曾經寫下《咨目呈兩通判及職曹官》與僚屬共勉。廉、仁、公、勤四字是真德秀對官員品行的要求和評價標準，真德秀認為做官首先一定要廉潔，否則即便是有其他的美德也不足為道，因此他勸諭同僚要“力修冰櫱之規，各勵玉雪之操”；其次，為官一定要“以仁為本”，因為為官越高對百姓的影響就越大，為官之人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予人，所以他勸諭同僚要“各以哀矜惻怛為心，而以殘忍、掊克為戒”；再次，為官一定要做到“公正、公平”，依法辦事，而不能徇私枉法。因此他勸諭同僚要以公心主持公道而不徇私情，不接受私請，只有這樣才能做到“枉直適宜”，百姓們也就沒有冤抑不平之嘆了；最後，他認為各級官吏都是“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膏脂”，因此為官就一定要勤謹。為官者如果不勤於政事，那麼就會“職業隳弛”，故而，真德秀勸諭同僚要做到“職思其憂，非休瀚毋聚飲，非節序毋出遊，朝夕孜孜，惟民事是力”，這樣就會達到“政平訟理，田裡得安其生”的良好治理效果。 

● 軍隊建設

在軍隊管理方面，真德秀每月都讓軍隊試射，加緊訓練，提高軍隊的戰鬥力，並“捐其回易之利及官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在他的每月督促下，官軍成功提升了整體素質，並鎮壓了江華縣蘇師的入境殺劫，他頒布檄文，召集三路軍隊迅速組織防禦。之後湖南武岡軍士兵起事，真德秀立刻撫諭軍隊前往合圍武岡軍，並對嘩變士兵予以安撫，維護了地方治安秩序和社會穩定。 

● 鞏固海防

在鞏固海防方面，真德秀也有出色表現。嘉定十一年（1218年）夏，泉州海賊王子清、趙郎犯境，官兵大敗。真德秀下令泉州左翼軍急速派遣官兵支援，並勸諭晉江、同安管轄海域內的民船與官軍會合，形成合圍之勢， 一起收捕海賊。真德秀經過考慮，還制定了嚴格的獎懲標準：如果捕獲賊首及其徒黨，除了優支賞犒外，更與保明，申報給朝廷朝廷，補授官資用。對於犧牲的，向朝廷申請優恤家屬，對子弟入仕提供優惠。此舉使眾人沒有不想著奮力抗敵， 大大激發了軍隊的積極性。官民共戰，此戰得以大獲全勝。 由於此前左翼軍均由朝廷殿前司派出的統制指揮，但實際上又不聽命於泉州地方長官，擁兵自恃，軍紀廢弛。真德秀藉此一役擴充了左翼軍的軍備，整頓了左翼軍內怠戰的風氣，同時將左翼軍的指揮權收歸泉州地方，由泉州地方調度節制。 

戰爭結束后，真德秀鑒於泉州的海防要塞地理位置和強寇頻頻騷擾的狀況，帶領手下遍行海濱，審視各處的地形和守備情況，精練士卒，整齊器械，舟楫便利。而又習熟風濤，然後緩急可用。 原來泉州設有寶林、法石和永寧三寨，沿海有四寨，以晉江石湖，惠安小兜最緊切。真德秀針對情形做出正確分析：寶林寨離城近，去海遠，形勢較緩；而圍頭是南北洋舟船必泊之地，旁有友港可達石井，形勢至為重要，而沒有措置。又寶林寨原屯水軍三百，為數偏多。法石雖屯水軍一百二十餘人，因它是海防要衝之地，其數又偏少。永寧寨的步兵之數卻倍於水軍。況且各寨軍兵，又雜以老弱。法石寨的軍器置於大軍，一有緊急情況，便要耽誤軍情。大軍的戰艦僅可足用，其餘諸寨，艦隻全無，徒有舟師之名，而無舟師之實。至於營房倒塌，器械缺少，尤其嚴重，如不逐一整頓，到時必定誤事。為此，真德秀一一進行新的部署， 在要害處增屯紮寨，泉州海防面貌為之一新。 

真德秀認為主和是從本質上謀求苟安的行為，是一種面對失敗畏縮逃避的消極態度，是無法讓人接受的。他提出“如今應秉承應以修德行、行仁政為實務，唯有在內政修明，“不為敵所輕視之後，方能形成議和”。儘管真德秀同意講和修好，但認為那只是權宜之計，並非是解決危機的上策。 蒙古入侵金朝後，真德秀根據金滅遼的史實，認為金必將為蒙古所滅，進而預測這種形勢對於宋朝來說，就如同遼的滅亡加速了北宋的顛覆一樣，南宋政權潛在著巨大的隱患，因而並不值得慶幸。真德秀還認為日後金的滅亡，只會讓宋人以為敵人已亡，產生懈怠心理，這種情況同樣也無益於宋。 

金宣宗遷都汴京后，宋廷主張同金斷交。真德秀認為宗祠之辱不可忘，宋金世代為仇敵，應該消滅金朝，據此他就“和戰”問題論述了三種策略。第一，“練兵選將”。即效仿勾踐襲擊吳國，應攻打金朝國境，此為上策。第二，“按兵堅壘，內固騷，止使留幣，外絕虜交”。此為中策。第三，以救災恤鄰的常理，向茹肝涉血之仇敵施恩。此為下策。如用上策，將大義分明，是混一之機用中策，則大計將立，是安定強盛之兆。毫無疑問，上策是真德秀的最高理想，但他亦深知此策無望實現，所以只能採取中策。 

真德秀的經濟思想一方面強調封建政府的自覺性和守法性，也要求百姓按照經濟實力自承一定責任。身為理學家，亦不缺乏理學特色，他在經濟生活中強調尊長，重視勸諭，又有著儒家大同思想和佛家命理觀的混流，在他歷任地方的治理實踐中，極為重視民生和地方經濟建設，因此，形成了“養民理財，澤及細民”的經濟思想。 

● 理財思想

宋理宗在位初期，稱提（調整會子與銅錢的比價）成為其更化重點。真德秀歷經孝宗和寧宗朝，期間南宋朝廷也進行了數次“稱提”，但除了孝宗時還稍有起色外，其餘幾次皆以失敗告終，加之開禧以來楮幣（宋時發行的“會子”紙幣）發行量的暴增，楮幣的實際兌換能力甚至低於官方規定。因此，真德秀並不認為此次“稱提”是為時機，但居於“稱提”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楮幣的貶值之勢。 

真德秀認為國家調整楮幣與銅錢的比價、頒行新楮幣，本應是思慮周到、循序推進的，但朝廷政令急迫、朝令夕改，不僅給以國家俸祿為生的士大夫造成了損失，而為平息不滿，又濫立罪名以威嚇；為防止百姓從中牟利，又強制民間儲藏和兌換楮幣，並准以民間告奸，加之地方胥吏趁機魚肉百姓，造成籍沒家產和判發流配的百姓不可勝數，因此造成苛政，不僅使得民間騷然，而作為統治中堅力量的士大夫亦多有不滿，反而加深了南宋的統治危機。 

● 罷免苛稅

真德秀認為災荒之年，各地因受到旱傷，應當與民休息，減免稅租。他認為政府蠲免稅租可以提高農民抗災能力，擺脫災荒陰影，鼓勵他們繼續布種進行生產；減少流民的數量，也減輕官府賑濟的壓力。然而，蠲除稅租必定減少國家財政收入，但真德秀看來，解決民困更為重要，故而他奏請倚閣夏稅、蠲除秋苗。 

一方面，倚閣夏稅。宋代施行兩稅法，夏稅是五月半起征，八月初納畢的田賦。真德秀奏乞倚閣第四、第五等人戶的夏稅時說：“災變如此，天意難測，轉移之要，全在民心……惟國家大施非常之恩恤，以召人和，庶幾天意可回，而災變可息。” 他一再強調災變之後，善待百姓是去除災異最有效的方法。因此，他奏請皇帝矜恤百姓，首當下戶，即第四第五等人戶。對於下戶而言，沒有比災荒年代的催科更嚴重的了。真德秀還舉孝宗淳熙年間倚閣夏稅的例子：“淳熙七年，江饒等州旱，既詔：逐州第五等人戶未納夏稅，倚閣五分，復慮艱於輸納。又詔：逐州第四、第五等人戶，未納今年夏稅，日下倚閣。其後，池州興國軍旱，皆嘗蠲放當年夏稅，載在史籍，不可勝舉。” 

另一方面，蠲除秋苗。如同倚閣夏稅一樣，到了秋季徵收秋苗之際，真德秀顧及災害嚴重，恐百姓無力承擔，故而再奏皇帝，蠲免秋苗：“江東路安撫轉運使司狀，照對江東一路旱蝗為災，除信州成熟外，其餘州、軍、府，嘉定七年苗米畸零欠數不多，民正艱食，豈堪催科。” 獲得了皇帝批准，遂令建康、寧國府、太平、徽、饒、池州、南康、廣德軍將嘉定七年，第四、第五等人戶現欠苗米權與倚閣，並貼出牓文，曉諭百姓。租稅實與民命緊密相連，真德秀積極建議皇帝減免租稅，從而減輕災害和苛捐雜稅給百姓帶來雙重的負擔，也有利於這些地區災后的更有效率地重建和農業生產。 

南宋的榷酒制度自建炎三年（1129年）開始，由於長年戰禍，為了應付財政的巨大開支，統治者一再地提高酒價。真德秀剛知潭州，“即聞榷酒一事，重為潭人之害，既又詳加考訂，乃知積弊已極，不容不更，舊法具存，不容不復。”“所至騷然，民不堪命，其害不止一州，且及一路矣。”真德秀坦言“若行榷酒，則利在官吏，而百姓蒙其害”。因此，真德秀極力反對行榷酒之法，以減輕百姓的實際負擔。 除此之外，真德秀還停止加收斛面米，同時還免去了和糴制度，廢除了對農民的額外剝削，減輕了他們的一些負擔。 

● 發展貿易

真德秀出知泉州，當時泉州本來是中國同西方通航的一個大港口，在南宋中期，是全國最繁榮的海外貿易中心，每年有大量的外商來這裡進行商業活動。但是，到南宋後期，由於管理海外貿易的官吏對外商進行繁重的敲詐勒索，一時冷落下來，每年來此貿易的外國商船減少到只有三、四艘。 

真德秀到任后，實行了優惠政策，減免了許多不合理的徵稅，很快就使來此從事商貿活動的外國船復增加到三十六艘，不但繁榮了商業，而且增加了稅收。 在泉州期間，他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當地富豪大家對人民的危害，減輕了人民的一些負擔。 

● 撥米賑災

真德秀在嘉定八年（1215年）任江東轉運副使時，適逢江東九郡發生十分嚴重的旱蝗災害。真德秀從容應對，採取積極有力的措施，使江東九郡災民安然度過了此次旱蝗大災，充分展現了他在救災方面的才華。真德秀在此次賑災過程中提出了提前賑給、賑災官吏要嚴守職責、臨郡應互相幫助等賑災措施，並向寧宗提出政府支持撥米賑濟，寧宗批准真德秀徑自措置收糴米斛。 然而從其他州縣撥米需要運輸費，有些路、州藉此情況加收關稅，不但加重了災區的經濟負擔，更阻礙了救濟物資的按時運達，從而使得災區百姓生活雪上加霜。故而，真德秀再次上書請求政府下詔命令各路、州不得阻礙賑濟米斛的調撥。 他還分別派遣官員到管區其他州縣辦理荒政，並親自協同當地官員到民間察看災情，並授予當地長官開倉救災的權力，從而使災民得到了及時解救。 

為了獲得更好的救災效果，真德秀提出了相臨各路應相互幫助，促進救災物資流通的橫向救災措施。由於旱蝗災害嚴重，糧食成了最重要的救災物資，只靠政府調撥的賑災糧很難應付，由於受災範圍較廣，本路各州縣也無力賑濟。因此需要大量買進相臨諸路的糧食，而這些路卻想盡辦法遏制糧食流通，加收重重關稅。因此，真德秀上疏要求朝廷命令其不得阻遏糧食流通，最終獲准。 

● 建立社倉

真德秀早年為官時，遇到災荒時不輕易動用常平義倉的儲備，而是四處措置糧食救濟。他考慮到臨時的措置糧食不如建立固定的社倉更合理。真德秀曾經受惠於朱熹所置的社倉，“自是數十年間，凡置倉之地，雖遇凶歲，人無菜色，里無囂聲。臣少時實親觀其利。歲久法壞，毎為之太息。”因此，在嘉定十七年（1224年）知潭州時，他效仿朱熹重建社倉之法，並將社倉取名“惠民倉”，在青黃不接時，以平價賣給缺乏糧食的百姓。 此後，他又諭所隸縣均設置社倉，以致賑恤機構遍及鄉落，惠及百姓。 

此外真德秀在建康府又專門設立了慈幼庄，儲備糧食，專門用來賑濟無依無靠的老人和兒童。據載當時“建康府自嘉定九年飢歉之後，民食日艱，生子之家多無力養育，因此遺棄道路。” 因此真德秀“將諸州縣沒收的田產措置，立為慈幼庄，召人租佃，收入派專員掌管，月支錢米，僱人乳養。” “凡有遺棄小兒，便責令鄰居查探，若遺棄分明，再委官審實，附籍給收養之家，每月支錢一貫文，六斗米，至五歲停止。無人收養的，官司招募有婦人寄養，月給一同，至七歲止。其欲以為己子或有人轉覓者聽從其便，仍從官司給據。” 並且規定剛抱養的棄嬰，可以給兩貫文作為買襁褓物品之用；孩子有病的，慈幼庄給予醫藥費；孩子因故死亡的，給予喪葬費。若在豐年棄嬰稀少，庄內支用有餘，就把剩餘的錢穀儲蓄起來，以備荒年賑給。而且真德秀還對慈幼庄管轄的田產的位置、畝數、房屋數量等做了具體規定。並立有詳細條約，且刻碑記載，希望後人遵守。到理宗時，馬光祖任江東轉運使，又增添月給，說明慈幼庄至少正常運轉了十幾年。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社會矛盾。 

宋代尤其是南宋，理學家多數熱衷書院建設。書院集中分佈在福建、江西、湖南等地。書院就是學校，甚至就是中國古代的民辦大學。真德秀和其弟子所建書院六所，分別是：真德秀“西山精舍”、盧孝孫“玉溪書院“、周天驥“河源書院”、孫元龍“柯山書院”、徐元傑“延平書院”、許幾“建安書院”。據《真譜》載，“西山精舍”創建於於嘉定十四年。寶慶元年廣招門徒講學。其弟子41位，其中有劉克莊、羅知古等七、八人拜師於此。 

作為朱熹的再傳弟子真德秀則致力於培養在人格上有擔當的道德型人才，因此平生為學本於“誠敬”，常以“窮理致用”、“致知力行”鼓勵眾多學者“讀好書、做好人”。真德秀及其仰慕孔子、老子等學說，因此常用《論語》、《孟子》、《大學》等儒學經典教育其弟子。 

南宋時期承襲前代的陋習，“認科第為準則”，則以成進士、中狀元為美。科第使士子們喪失了道德底線，對此作為理學家的真德秀反對學子學習科舉場屋之文，怒斥場屋之文既不能增長知識，又不能深刻思想，科舉僅是謀取個人晉身的工具，被斥之為“俗學”。於是，為了改變這種現象，真德秀採取了大量措施。他一上任，便親自過問講學、藏書、祭祀等情況。說：予既新其郡之學，又為之續士之費，稗誦弦於斯者，微一日之輟焉。或者親臨各級官學並且親自執經講學，答惑解疑。在教育原則上，真德秀突出強調“教養”，並且有兩層意蘊：其一是學習倫理道德原則，其二是實踐道德原則。他說：夫格物以致知者，聖賢示人之正法也。...天下之事事物物，即器而道已存，由粗而精，可見知至，文功不難進矣，....豈非學者用功之主要哉。由此雕塑出高尚的道德型人才，實現禮樂社會，改進社會風氣。從而為重建社會秩序，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終極目標起到了積極作用。 

● 法律思想

● ● 重“人治”輕“法治”。真德秀既推崇人治，又重視法的作用。他對社會的治亂安危寄希望於君主的聖明，官吏的清廉，而不是法制的健全，所以他認為治理國家的決定因素是“人”而不是“法”。真德秀同儒家傳統觀點一樣，認為“人治”優於“法治”，而且極力鼓吹君主“心術”好壞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決定作用。在社會治亂的原因分析中，他又認為官吏自身素質的好壞起決定作用；在國家法律起源問題上，認為“天命之性”是聖人取得統治天下之權的唯一資格。共同導致了他“重人”思想的結論。 

● ● 重德輕刑的思想。真德秀從性善論出發，提出御民要以教化為主，以德服人，而不是用殘酷的刑罰來鎮壓。他非常推崇孔子所說的：“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他在《大學衍義》中解釋說：“臣按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媿恥；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媿恥而且至於善。” 也就是說政刑所及的只是人身而已，而德禮所改善的卻是人的內心，使人心向善，才是最根本的。

● 法律實踐

真德秀對孝道在其法律實踐中也有所體現。真德秀任地方官時，曾審理過與孝道思想有關的訴訟、搜集過坊間有關的故事，而其所寫的判詞被《清明集》輯錄。《宋刑統》之“告周親以下”條規定：“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疏》議曰：“祖父母、父母有所教令，於事合宜，即須奉以周旋，子孫不得違犯。及供養有缺者，《禮》云：‘七十二膳，八十常珍’之類，家道堪供，而故有缺者各徒二年，故注云，可謂從而違，堪供而缺。”紹定五年（1232年），真德秀再知泉州，遇到吳拾夫婦訴其子不孝的案件。 他經過對案情詳細審問后，發現吳拾夫妻二人所言屬實，其子吳良聰的確未行孝道。按照《宋刑統》明文規定，子孫對祖父母、父母供養有缺的，應判處兩年徒刑。而真德秀最終判處吳良聰“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即杖脊二十下，剔去頭頂部分頭髮，居役一年。這一懲處較之《宋刑統》的規定要重得多。 

真德秀對於不孝的行為是極力摒棄的，並對其進行相應的處罰；而對於割股和取肝的行為，雖然認為過於激烈，但仍屬孝行，可以陶養地方風俗，所以真德秀鼓勵百姓行孝，並對此類行為加以表揚，提供一定的幫助，用以勸諭民眾。對於吳良聰這類不行孝道的行為，不僅要進行相應的懲罰，更重要的是進行教化，了解父母之恩、君臣之義等人倫道德。 

● 綜述

真德秀的理學思想基本上是祖述朱熹，他對朱熹極為推崇，尊之為“百代宗師”，並自謂對朱學“嘗私涉而有所得”。朱熹在儒學中能夠占居那樣崇高的地位，除了其自身對儒學巨大貢獻之外，也與真德秀和魏了翁等人的宣揚分不開。作為朱熹之後學，真德秀的主要任務在於振興和發揚理學，在學術貢獻上重在闡發運用，但缺乏建樹。他和魏了翁為理學正式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褒揚和肯定起了推動作用。所以，真德秀雖然學術成就有限，卻是當時理學正宗的宗師，是朱熹之後名望最高的理學家。 

真德秀用了大半生的時間，積極推廣理學，關於理學方面的著述也很豐富，除《西山文集》所收之外，其理學思想主要體現在《讀書記》中。這部著作“以六經、《語》、《孟》之言為主”，分甲、乙、丙、丁四個部份，“甲記曰性命道德之理，學問知行之要；乙記曰人君為治之本，人臣輔治之法；丙記日經邦立國之制，臨政治人之方。丁記曰語默出處之道，辭歲取捨之宜。”真德秀把這部書視為人君治國的理論依據。《讀書記·乙記》，上編是《大學衍義》，他在朝作待讀的時候，特將《大學行義》進呈理宗，並逐章逐句向理宗進行了講解和發揮。希望通過這個辦法，去指導最高統治者用理學思想治理國家。 

《大學行義》大旨在於正君心、振綱紀，明治道，肅宮闈、抑權幸，深為理宗所稱讚，說《行義》一書“備人君之軌範焉。”《大學衍義》也為後世帝王所重視，元武宗說：“治天下，此一書足矣”，明太祖“嘗問以帝王之學何書為要，宋濂舉《大學行義》，乃命大書揭之殿兩壁。真德秀的理學思想雖然十分豐富，但他上繼程朱，不越其軌。

儘管如此，真德秀的學術思想仍然具有自己的特點。 

● 宇宙本體論

真德秀繼承朱熹的世界觀和本體論思想，並且豐富和充實了朱熹對太極、陰陽、理氣、道器等哲學範疇的理解，形成了一個以理（太極）為最高本體，以理—氣—物—理為邏輯結構的宇宙本體論。 

1.理氣論

真德秀在“理”“氣”問題上的重心，並不在宇宙論的闡述上，而是在本體論的建構上。他同所有的宋明理學家一樣，為人類社會的最高準則和道德規定尋找最終的依據，因而他更多論述的是本體論的內容。他一再強調：“性即是理”。他說：“性者，人之所得於天之理也，生者，人之所得於天之氣也。性，形而上者也，氣，形而下者也。人物之生，莫不有是性，亦莫不有是氣，然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無不善而為萬物之靈也。” 這樣“性”便與“理”相通，一樣具有先驗性與絕對性，從而保證了封建社會倫理道德的合理性與可能性。他又說：“蒼蒼者天之形色也，曰理曰性曰命，天之道也。知以蒼蒼者非天，而不知理、性、命皆天，固失之矣；知理、性、命之皆天，而不以蒼蒼者非天，則失之尤甚也。” 雖然他強調“天”的氣質性的一面，但把理、性、命範疇與“天”相提並論，又賦予理、性、命以絕對性、神秘性。 

2.理一分殊論

真德秀在朱熹論說的基礎上提出自己對“理一分殊”說的理解。他說：“夫子之理，渾然泛應曲者，譬則天地之至誠無息，而萬物所得其所也……蓋至誠無息者，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以此觀之，在大道言之，一本是元氣之於萬物，而只是一氣之所生，萬殊則是草木、昆蟲之所待，而生一個自是一個模樣；在人事言之，則一理之於萬事萬物，有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動息、灑掃應對之不同，而只是此理之所貫。萬殊則是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所當於道者，一個自是一個道理，其實只是一本……所謂眾理者，本一理也，以是而貫通之，則天下事物之多，皆不外乎是而無不通矣。” 

真德秀分析“理一”即是道之體，其特性是至誠無息，而“分殊”是道之用，表現為萬物各得其所。這樣，根本的“理”是本體，每個事物各具的“理”是“分殊”，都是根本的“理”的作用。而且根本的“理”與分殊的“理”都是道，體用都是道，因此是體用一元。他從體與用的關係上對理與物的關係作了比較明析的分疏。同時，他也從天道與人事兩個方面分開立論，指出天道以一生生不息之元氣為本，以各個具體事物之稟受為分殊，這樣他不以“理”為分殊之本而直接以“氣”這個中間環節為本，迴避了作為形而上本體之“理”不能直接生物的難題。他最終的本體不是“氣”，而是理。氣與萬事萬物又必定回歸到最高的本體“理”上去。 

● 道德修養論

1.“德性天與”和“順天應人”思想

其形體和秉性都是天地之所賦，但人之所以為人，其與禽獸之根本區別，在於他們不但在形體上有別於禽獸，更具有仁、義、禮、智的特性。

真德秀繼承董仲舒的尊天神學，並用程朱理學加以改造。他認為，人與動物不同，人的形體和秉性皆“天”所賦予，其性為仁義禮智信。天主宰萬物，而更偏愛於人。仁義禮智信之性，惻隱、辭遜、善惡、是非之情，耳目鼻口四肢之為用，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倫，皆是天偏愛於人而賦予的。並把人受性於天比為臣受任於朝。論證循守仁義禮智是人的天職，否則即是違“天”。君主和人都必須服從天命，並以此來規勸君主修養。指出“帝王當尊者莫如天，所當從事者莫如敬”，天未嘗一日不監視人君的所為，只有修德才能保位。朝廷為天下之本、人君為朝廷之本、心為人君之本。人君能正其心，湛然清明，物莫能惑，則發號令，沒有不善，而朝廷正。朝廷正，則賢與不肖有別，君子小人不易，而百官正。他所指的不是人格化的神，天所以能主宰萬物是它蘊含著“理”，這理便是綱常名教。父子之思謂仁，君臣之敬謂義，夫婦之別為禮。智者，是知此而已。信者，是守此而已。理是扶持宇宙的棟干，安國生民的枚石。沒有理，則人將不人，國將不國。 

真德秀的天命思想中，雖然認為“天”能主宰萬物，能為賞罰予奪，主要不是因為“天”是人格之神，而是認為“天”本身蘊含著秩序萬物的“理”，這個“理”能夠發揮出人格神的作用：“福善禍淫，不少差忒”，就是說，它能夠報善以福，報淫以禍，在真德秀看來，人類社會的秩序（即綱常名教）就是“天理”所在。他將程朱的理學同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論結合在一起，把理學塗上了神秘主義的色彩，這在當時的政治情況下雖然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從理論思維上看，卻是一種倒退。 

2.“即器求理”與“持敬”相結合的涵養論

程朱理學歷來強調把認識論同道德修養論相結合。真德秀祖述朱熹“窮理持敬”的學術思想，使認識論與道德論緊密結合，把“窮理持敬”視作“正心修身”之術。 他說：“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思慮紛壇，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是個空蕩蕩地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

他認為，理即具體事物的規定性和法則，一定而不可改變。一物具有一物之理，人也是物，故也具有“人之理’。所謂“人之理”，即仁義禮智，是“天與之”。人先天具有的仁義禮智的“理”，是良知，但不是義理之極至。故人須以先驗之理去推究事物之理，以擴充心中之理，以此達到義理之極至。天下沒有無理之器，也沒有無器之理，“即器而求之，則理在其中”（《西山文集》卷三十《問大學只說格物不說窮理》）。所以要在人倫中下功夫。人亦是物，求人理要從人本身的“良知”出發，結合對“灑掃應對”等人倫日用等事物的推究，就可以達到對“義理”的本質性認識，用以擴充心中之理，這就使“本然之知”升華到義理之極至了。由此可見，所謂“就事物上推求義理之極至並非是探求客觀事物的規律，而是要上人把封建倫理關係的理在認識論上從一般的人倫日用上升到“理”的高度，上升到一定而不可易和只能遵循而不可違反的“天理”的高度。 

真德秀提出了“窮理”與“持敬”相輔而行的主張。窮理而不持敬，則思慮紛壇，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如僅知以養心，而不窮理，心雖清明虛靜，卻空空蕩蕩。無義理而為主，其應事接物必不當，流於釋氏之虛靜。所謂“敬”，即外表端莊嚴肅、內心靜一、無二無雜，使外表的端莊嚴肅同內心的專一無雜相互交正。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鬧居未有作為，此心要主一。應事接物有所作為時，此心亦要主要一。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繪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不失，這是為學之要。 

真德秀的“窮理持敬”思想是對二程思想的繼承和發揮。二程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他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強調了認識論同道德論的統一性，強調把二者相結合、相輔而行。在理學思想上進一步強化了封建主義意識的知行統一觀。 

● 泛神論思想

儒家學者歷來有“神通設教”思想，孔子“敬鬼神而遠之”是對鬼神之有無持存疑態度。在多數人相信但又沒得到科學的確鑿證實之前，採用這種態度對待鬼神，也是可以的。《易傳·繫辭》謂“陰陽不測謂之神”，認為事物之變化是陰陽二氣的神妙作用。人們對那些不能認識（不測）的陰陽變化就稱之為“神”。“神”是神妙莫測的意思。比如對人的精神現象古人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一般認為那是精氣使然，人死後，精氣散了，又歸回到大氣之中去了。張載道：“鬼神，二氣之良能也。”真德秀說：“天之神曰神（以其造化神妙不可測也）地之神曰示（以其山川草木有形，顯然示人也），人之神曰鬼（鬼謂氣之己屈者也）。”這種解釋已接近於樸素唯物論的觀點。從這一觀點出發，他進一步指出：“若以鬼神二字言之，則神者氣之伸（發出），鬼者氣之屈。……神者伸也，鬼者歸也。且以人之身論之，生則日人，死者日鬼……自其生而言之，則自幼而壯，此氣之伸也；自壯而老，自老而死，此又伸而屈也。自其死而言之，則鬼遊魂降，寂無形兆，此氣之屈也。及子孫享把以誠感之，則又能來格，此又屈而伸也。”這就道出了他的神道設教的思想。 

真德秀用精氣說來論證了他的形神觀。他說：“《易·繫辭》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人之生也，精與氣合而已。精者血之類，滋養一身者，故屬陰。氣是能知覺運動者，故屬陽，二者合而為人。精即魄也，目之所以明，耳之所以聰者，即精之為也，此之謂魄氣充乎體。凡人心之能思慮，有知識，身之能舉動，與夫勇決敢為者即氣之所為也，此之謂魄。魂魄合則生，離則死。”用這種觀點解釋人之形神關係，其理論遠不及范縝之精確，但它已與徹底的有神論產生了離異的傾向。 

● 文學思想

真德秀所處的南宋寧宗、理宗朝，國家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真德秀有強烈救世之心，又與葉適等事功學派的人物來往頻繁，受其忠孝思想影響，服世觀念尤重。於是，他格外強調文學的政教功用，這使得他在賞析文學作品的時，首先是從論道說理、政教功用的目的出發。 

在文章功能上，從體用的角度，真德秀把文章的功用分為成己成物兩個實用方向，從體用角度，真德秀完全否定了文章之學，文章被他斥為既不能成己又不能成物的無用之技，根本不值得學為己之學“則理不可以不窮，性不可以不盡，不至乎聖賢之域，不止也。”成物即見於政治教化，真德秀十分重視文章的教化功能，這個觀點在其著述中反覆論及。例如他說：“清隱之.....予尤愛其《贈陸伯微》曰：‘老去放令心膽健，後來留得姓名香。’《寄御史》曰：‘陰陽消長風聞際，堂陛尊嚴山立時。’《送願父弟》曰：‘江湖多少盟鷗地，莫近平津閣畔行此。’皆有益之言。”。可見真德秀開口必言“有益”，閉口不忘道德。他特別主張文章的教化之功，不限制文章的內容和題材，只有有助於教化、針貶時弊的作品就能使他傾心。 

● 散文

1.奏疏文

真德秀奏疏按內容主要主要以宣揚三綱五常、正心誠意、修身治國和剖明時事的政論文章。並且此類文章是富有時代精神的政論文章，有較為顯著的特色。楊長儒曾稱讚真德秀“長於作奏疏”。在他五十一卷文集中，奏議詔敕類是其思想精華的體現。此類文章共有二十二卷，占整個文集的一半，這是真德秀作為文臣生涯的記載。真德秀及其仰慕朱熹並且積極推崇道學。在開禧、嘉定、寶慶、端平年間三次立朝，他敢於直言並且向皇帝提出建議，在不到十年間總計上奏疏四十八封。 

真德秀的奏疏能被眾人稱讚併流傳甚廣，無論是明辨性理、弘揚教化之作，抑或是言事論之文，皆為修辭立誠、詳盡平實的儒者之言。如《戊辰四月上殿奏札一》 ，層次清晰，說理明白透徹，是其真心誠意的優秀之作。正如魏了翁所言：“誠積所言、辭平理暢”的確是真德秀奏疏類文章的特點，也是其他題材思想的集中體現。這些文章通過事情進行議論，夾敘夾議，析理細緻入微，見解獨特，直擊本質，令人反省。 

古文家和理學家作文大多征經引史，但是真德秀更善於將經史引入奏議並且表現的更為明顯，如《庚午六月十五輪對札子》引《易》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告誠君主“古之聖人於陰之將盛不忘戒謹如此”，現在異災仍頻，更應急修“聖心”。《十一月癸亥後殿奏已是札子》更是引入大量經史。引《詩經·卷阿》之詩以證“君賢則壽”；引《詩經·周頌》證帝王當“以孝奉先”，真文在文章中引入經傳，突出文章要旨，極為精當。 

2.序跋類散文

真德秀的序跋類文包括贈序、詩文序跋、和書法墨跡序跋，在序記中值得關注的是學記、書院記與祠堂記。此類序都是道學家了弘揚其道學思想、推行教化的路徑之一。也是最具有道學特色的部分。這類文章言簡意賅敘述事件后以大篇幅議論為主，以闡述義他理為，宣揚名節為寫作目的，是典型的“鳴道”教化之文。諸如《鉛山縣修學記》闡述知行合一，勉勵士子在“工於本心之理”的同時需“求當世之務”以澤民。《潮州貢院記》一文勸勉士子立德立言，明義禮之分，知名節之德。《永春大夫御史黃公祠記》記：“似古循吏”的永春縣令，全篇敘他“公廉強介，察見微隱，吏不能欺，民不忍欺”等事迹，希望官吏皆能師公之所以治己者，而推之以治人，形成清廉的風氣。其它諸如《明道先生書堂記》《政和縣修學記》《建寧府修學記》《忠孝祠記》等文章都表達了“明義理而切實用”的思想。

真德秀作了大量的詩文集序、送行序等如《黃叔通自鳴集序》《清源文集序》《贈蕭長夫序》《送朱擇善序》等文也無華靡雕琢之處，文筆生動簡潔。題跋雖比記序短，但卻更能體現出個人情思與品味。《題全氏步雲齋》 ，此文起筆直接而不突兀，簡練而傳神，以“最勝處”與“踞其巔”道出了布雲齋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讓人想見“步雲”之名的由來，頗有韓柳氣質。下文寫登齋之所見，聯繫到理學天道，頗有理學家意趣。 

● 詩歌

真德秀詩崇尚說理。其純粹抒情的詩歌不止是枯燥的哲理之理，還包括各種政理、事理，而且佔得比重較大。《西山集》收真德秀詩一卷，另有貼子詞等，共有一百五十七首，《全宋本》西山詩另有輯詩《全送詩訂補》又有輯補詩二首，共計167首詩歌，總體上分為山水題詠、交遊感事詩、政務詩、理學詩四大類。真德秀的眾多詩句，大量運用比喻、擬人、誇張、通感等修辭手段，具有豐富生動的藝術想象力。大多語言流暢，少雕琢詩句，可以說是“儒子詩”的代表。 

真德秀儘管明白詩賦最主要的作用是來抒情言志，其文學性，抒情性最為明顯，但是他還是將文道相融合，相互滲透，在諷刺和讚美之間凸顯性情之正的詩歌。真德秀將大量陶淵明的詩歌選入《文章正宗》，最重要的是靖節之詩符合其“興寄高遠，讀之使人忘寵辱“的評選標準。無論是自己創作詩歌還是評選詩歌的標準，真德秀都將“實用”“主理”“求正”“尚雅”“崇古”作為文學創作的追求。 

真德秀的詩歌是朱學精神的投影。在其詩歌里突現了朱學所倡導的文化人格。崇尚“孔顏樂處”，它具體表現為朱學對自然、社會、宇宙的三方面關係中此關係構成朱學文化人格的三個層面。而他的詩與朱學文化人格的三個層面存在一定的對應關係，可以說真德秀的詩是他的朱學文化人格的詩性體現，是他理想人格之投影。真德秀此類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好於詩中談性理，通俗而流於枯燥，是南宋中後期詩歌發展中的不良傾向。 

● 駢文

1.制詔類

真德秀在理宗端平元年（1234）入翰林院期間，作為“天子之私”的詞臣曾為皇帝起草過許多詔書。內容主要有兩大類：第一類，回應臣子的陳請，大多是不允官員致仕閑退，或不允其辭免除某職務，此類篇目較多，有駢有散；第二大類是下詔為大臣慶賀生日，此類篇目較少，皆駢體行文。

真德秀起草的詔書中不直言拒絕，卻又能體現“不允”的態度，篇幅簡短，意圖明了，很有說話技巧。同時，他的語言委婉舒緩、從容不迫，語氣不卑不亢不急不躁，他不喜為尖峭刻厲之語，常常在紆徐不迫的筆墨中行文。通過閱讀真德秀駢文文本可以發現，他偏愛使用反問句，在其起草的詔書文辭當中尤為明顯，例如不允何異乞守本官致仕的詔書：“況莫崇乎八座之班，而至簡者百工之事，縱令自佚，何以過茲？” 反問句表面看來是疑問的形式，但實際上表達的卻是肯定的意思，而且能夠加強語氣，把確定的思想表現得更突出、強烈。所以真德秀起草的詔書中大多沒有尖刻、激進之語，而是用巧妙的反問技巧引導對方去思考，以懇切的語氣向臣子陳述去就之分，既讓人感覺皇恩浩蕩，又讓人自覺慚愧不好意思再有所推辭或不儘力事主，文辭之間充滿力量。

真德秀的制詔類駢文並非簡單模板式的填鴨，而是有切合情事的充實內容。像不允曾從龍辭免講授《春秋》終篇的詔書，“三代饗國之長，原於太子；六經致治之法，備在《春秋》。博求孝悌道術之英，推明是非褒貶之旨” 肯定了《春秋》大義對於國家治平、個人倫理道德完善的作用，《春秋》“一字寓褒貶”的特色也有所體現。又如不免俞烈辭免《周易》終篇侍讀官的詔書，也是先言《周易》的重要性，“朕若稽先朝，最重《易》學” ，還有“韋編幾至於絕三，卦畫冀明於重六”中“韋編三絕”含有孔子勤讀《周易》的典故和《易》卦的深奧內容。不允李大性辭免兵部尚書的詔書中，所言皆是“不忍毒兵於民”“以息邊警”“整戎經武” 等與戰爭、邊事相關的內容，切中時事政治，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

2.表啟類

真德秀表文共28篇，其中謝表18篇，賀表7篇，進獻表2篇，慰表1篇。《文章辨體序說》中引真西山之語：“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為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纖巧，鋪敘忌繁冗”，真德秀在理論上對錶文的寫作提出了簡潔精緻要 求，同時，在寫作實踐中真德秀也是貫徹這種標準的。

賀表一般是新帝即位，或帝王有慶典武功等事，臣子獻文稱賀。這種文體，多半以駢體寫就。宋寧宗嘉定十七（1224）年，二十二日，理宗即位。其時，真德秀上《賀今上皇帝即位表》 開篇以“臣某言”起始，以散體介紹上表緣由是為稱賀。認為今日才能卓越的皇帝承繼大統，是天之所鍾、民之所願，普天同慶之大事，所以理當承天之運，大展宏圖。隨後追溯了南宋王朝的建立、領土的變遷，任重而且道遠，憂危甚於渉淵，因此必須繼承先祖遺訓，“雖畏勿畏，雖休勿休”，以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國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的典故來告誡理宗，希望他精進不止，實現天下治平。語言莊重典雅，典故的選擇既符合情境又符合人物身份，即便是歌功頌德之語，也是變換自如，充滿貴族氣息。

真德秀的謝表主要有謝官、謝賜和謝上三類，例如有《復官謝皇帝表》《謝皇太后表》等。宋理宗紹定四年（1231年）春正月，以慶壽恩復寶謨閣待制、玉隆祠。約於是時，真德秀上此二表。以《復官謝皇帝表》為例 此表以自敘的手法，首先反省了自己因性格耿直愚戇、不知變通而碰觸綱憲，惹怒眾人。真德秀以漢文帝時個性剛直、名震朝廷，因數次直諫觸犯皇帝，被時人稱為“無雙國士”的袁盎，和武帝時因為人嚴正而被人敬畏，被武帝稱為“社稷之臣”的汲黯兩位名臣，來類比自己的性格遭遇。在這種“國人皆稱有罪”的孤立無援的境地，皇上獨示矜容，“弗貶潮陽之八千，僅奪駢邑之三百”，說明自己比韓愈獲罪之速幸運的多，而僅像伯氏一樣被奪駢邑三百，所以自己會像伯氏一樣沒齒無怨言。聖上以浩蕩恩澤保全自己，無異於“寧考之恩”（“寧考”出自《書·大誥》：“無毖於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意謂父母般的關懷）接著又選用了孟子“三宿而出晝”（《孟子·公孫丑》）和“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漢書·劉向傳》）的典故來揭示自己的心志:不僅不會心生怨恨，反而會愈加忠謹，磨鉛而自效，以報答先皇知遇之恩。作者追溯往事，回顧了自己因承皇恩得以復官的經歷，表明自己雖然生性愚鈍，聰明不開，但仍立志“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淬磨宿志，以效犬馬之勞，真德秀愛國愛君的深厚情感已盡諸筆端。

其著作甚多，《宋史》稱其著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今有《西山文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讀書記》、《四書集編》和《大學衍義》等傳世。

真德秀立朝有直聲，於時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數十萬字。他早年從學於朱熹弟子詹體仁，為朱熹的再傳弟子，雖然學術成就有限，卻是當時理學正宗的宗師，聲譽很高，是朱熹之後名望最高的理學家。真德秀立朝有直聲，於時政多所建言，奏疏不下數十萬字。

魏了翁：南渡草剏，諸賢有存。封之植之，迓續真元。人物彬彬，盛於乾淳。流風所漸，孔蔓且蕃。誰蘊崇之，欲剃其根。天固有定，隲我斯文。著乎人心，寓乎師傳。公出雖后，考尋遺言。精探力踐，旁索細論。以淑同志，以儆群昏。散在（闕）內，如衢置尊。最後一書，細大畢陳。上自帝王，繼天牧人。次及聖賢，明德新民。而孜孜者，正家明倫。至公血誠，貫徹乾坤。在昔先儒，如物得春。清明之（闕），氣合而渾。逮公之出，奮由難屯。或搔而絕，俄揠而信。信不一二，齎忠九原。蹙蹙四方，悠悠蒼天。

劉克莊：公少以文詞獨行朝中，所草大詔令，溫厚爾雅，尤為樓公鑰賞重。立螭以後言議出處，動關世道，諫書傳四夷，名節當世三十年間，天下莫不以為社稷之藎臣，道德之宿老。故其於為學士也，惟恐其不秉政；既得政，惟恐其不久於位……公博極群書，而積勤不已，望臨一代而執謙愈甚。聞人之善，忻悅獎譽，自以為不及也；聞人不善，顰蹙嘆息，猶冀其能改也。故君子宗之，小人亦信服焉...自出身事主，忠國愛民……忘身殉國，終始如一，非至誠而能若是乎。

黃震：理宗時，天下所素望其為相者，真德秀文行聲跡獨重。嘉定、寶、紹間，僉謂用則即日可太平。端平親政，趨召至朝，正當世道安危升降之機，略無一語及之，乃阿時相鄭清之，飾其輕舉敗事，謂為和、扁代庸醫受責；又以清之開邊建議，御閱卒以府庫不足犒賞，事不可行，致前至諸軍，質貸備衣裝，無以償，故哄，延及州兵皆哄，自是軍政不復立。

孫承恩：求道孜孜，正學是繼。立朝侃侃，力扶大義。衍義一書，發揮詳明。執此以治，王道以成。

薛應旗：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

張燧：自朱元晦、真希元諸公以名世儒宗，無裨於宋之削弱，於是談者疑儒者為有體無用，而誠心正意之學果不足以平天下。

黃百家：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馬文正、范忠文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

全祖望：①西山之望，直繼晦翁，然晚節何其委蛇也！②乾、淳諸老之後，百口交推，以為正學大宗者，莫如西山……愚嘗詳考其本末，而嘆西山之過負重名，尚不止於此。兩宋諸儒門庭徑路，半出入於佛、老，然其立身行己則固有不愧於古人者，龜山、上蔡而後，橫浦、玉山皆是也。西山自得罪史彌遠以出，晚節頗多慚德。其學術之醇疵，姑弗論可矣……西山以博學宏辭起家，故辭命為最著，然其兩制文字，凡遇嘉定以後宰執，多有伊、傅、周、召之譽，殆亦可以已而不已者與？

張烈：余則篤學如蔡西山父子、高明如陸子靜兄弟、純粹有用如真西山，僅列之儒林，此為《宋史》者有識也。

愛新覺羅·弘曆：自朱子以來，繼傳之儒，代不乏人，然推西山、魯齋為尤卓。西山生於宋末，雖為防政，不究其用；魯齋當元初，尊信朱子，倡明正學，世祖累見信用，其功效頗著於西山雲。

蔡東藩：況賈、閻二妃，相繼專寵，不聞有遠色之言。真、魏二賢，同時就征，復至有遭忌之舉。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為哉？

錢基博：自朱熹以偽學禁錮，理學之書，刮禁毀絕。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明道為己任，講習服行，詔學者：“且將朱文公《四書》涵泳；既深達其旨矣，然後以次及於《太極》、《西銘解》、《近思錄》諸書，如此數年，則於義理之精微，不患無所見矣。又必合知行為一致，講貫乎此，則必踐履乎此，而不墮於空虛無實之病。”於是道學絕而復續，則德秀之力也。……其學修齊誠正，本朱熹而膚；其文洞軒闢，依蘇軾而達。奏議急言竭論，而紆徐委備以曲盡情事，固蘇文所長；碑誌綜事經物，而提挈頓挫而不冗，則尤蘇文所短也。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於史彌遠，中期委政於鄭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於賈似道。清之在位，頗引用正人，故端平間，賢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並見進用，時稱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舒大剛：真德秀和魏了翁二人，在理學處於低潮時期站出來為之樹立了崇高的地位。在確立理學正統地位的事業中起了關鍵性的作用。魏、真二人在當時不僅具有高度的理學素養，而且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因而在當時享有極高的聲望，加之他們“志同氣合”慨然以斯文為任。魏了翁多次向皇帝上書，力陳推尊理學之必要，真德秀以經筵侍讀的身份，不遺餘力地給皇帝灌輸理學思想，深得理宗的信任。終於使理學正式得到最高統治者的褒揚和肯定。他們在理學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鶴山集·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真公神道碑》 

《后村集·卷一百六十八·西山真文忠公行狀》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 民謠寓褒貶

端平年間，真德秀應朝廷召用而起複。百姓苦於史彌遠一黨的欺壓，對他景仰的程度，堪比元祐年間百姓期盼司馬光。當時紙幣貶值，物價飛漲，市井紛紛附和傳播說：“若要百物賤，直待真直院。”等到他入朝，向理宗進對，首先便以“正心誠意”為要事。不懂理學的民眾認為真德秀不切時務，於是又在民謠後面加上“吃了西湖水，打了一鍋太平。”

真德秀的著作甚多，《宋史》稱其著有《西山甲乙稿》《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端平廟議》《翰林詞草四六》《獻忠集》《江東救荒錄》《清源雜誌》《星沙集志》等書。

今有《西山文集》（《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讀書記》、《四書集編》和《大學衍義》等作品傳世。

家族成員

● 墓址

真德秀墓位於浦城縣蓮塘鎮顏處村真處山，坐西北朝東南，平面呈“風”字形，二級墓坪，佔地約2000平方米。墓依山而築，文革時期被破壞，后在原址上重修。2018年，被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為第九批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 紀念祠廟

宋賢真夫子祠位於浦城南浦鎮龍潭門22號。現僅存主廳，為重檐歇山頂，抬梁穿斗混合式木結構。面闊3間，佔地面積180平方米。原建於宋寶慶三年（1227年），又名“西山精舍”。元延祐年間（1314—1320年），真德秀裔孫真淵子，在龍潭門原真西山精舍旁，建“西山書院”，時人仍沿其舊稱，呼為“精舍”，為“真夫子祠”前身。 

明洪武九年（1376年），縣丞朱德昌復因舊址重建“西山精舍”（西山書院）以祀真夫子，成為建祀之始。景泰元年（1450年），縣令何俊，捐俸祿重建西山精舍，修整擴大。嘉靖九年（1530年），明世宗派張儉來浦賑災，時值改孔廟祀典，張儉見真祠偏殿坍圮，便出資興修。別立廳堂五間，以安神靈，顏其門曰：“西山先生祠”。萬曆十四年（1535年），知縣萬道通重修，在祀門兩側各建立“文章山斗”、“道學淵源”兩個牌坊。 

清咸豐八年（1858），太平軍佔領浦城，祠堂毀於火災。同治三年（1864），真氏後裔和全縣紳士捐款，在原址復建，於儀門署口：“宋賢真夫子祠”。新中國成立後於1994年4月公布，2004年8月立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現為民居。 

2018年11月21日，由中共浦城縣委、浦城縣人民政府主辦，浦城縣朱子文化保護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浦城縣朱子文化研究會承辦的“紀念賢臣大儒真德秀誕辰840周年活動暨真德秀研討會”在真德秀故里仙陽中學舉行。 福建、江西朱子學專家學者、真氏後裔、仙陽中學師生等500多人參加了紀念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