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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顥

北宋理學家、教育家

程顥(1032年—1085年7月9日),字伯淳,號明道,學者稱其“明道先生”。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北宋理學家、教育家,理學的奠基者,“洛學”代表人物。

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舉進士后,歷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和弟弟程頤,世稱“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其學說在理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後來為朱熹所繼承和發展,世稱“程朱學派”。其所親撰有《定性書》《識仁篇》等,後人集其言論所編的著述書籍《遺書》《文集》等,皆收入《二程全書》。

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病逝,享年54歲。

人物關係


大事件

1032

出生

1032年出生於河南洛陽。

1057

官場升遷

赴京師考舉進士后,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1059

創作《定性書》,為明道哲學最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定性書》是程顥回答張橫渠問如何定性的一封回信,為明道哲學最為重要的代表作之一,章太炎先生稱,明道之學,“大端當以《定性書》為主。”繆天綬亦認為,《定性書》與《識仁篇》兩篇為明道哲學之精髓,“明道功夫醇熟,於《定性書》可見其造詣之深。宋明學者,論定性功夫,多本此篇。”

1069

作《論王霸札子》《論十事札子》等重要奏扎

在熙寧元年向宋神宗上《論王霸札子》和《論十事札子》,是程顥向神宗疏陳治道的重要奏扎,其肯定了王安石變法,幫助新政推行。

1085

病逝

北宋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病逝,享年54歲。

1220

身死追謚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身死追謚

人物生平


家庭背景

程顥畫像
程顥畫像
其祖先歷代仕宦,世代居住在中山府。他們的高祖程羽,是宋太祖趙匡胤手下一員將領。在宋太宗趙光義為晉王時,又是幕僚之一,又做過宋真宗的老師,官至兵部侍郎,死後贈封少卿。曾祖父程希振,曾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其祖父程囗贈開封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二程的父親程珦又以世家的萌庇,照例做了一個“郊社齋郎”,得到了晉陞機會,由此起家,連續做了幾十年的中央和地方官,官至太中大夫,到了暮年,才因病退休。
高祖父程羽由汴京(今河南開封)遷居河南府(今河南洛陽),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宋仁宗錄舊臣後代,程顥的父親程珦因此被授為黃陂縣尉,歷知龔、鳳、磁、漢諸州,后官至太中大夫。
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年),程顥出生。
和弟弟程頤自幼深受家學熏陶,在政治思想上尤受其父程珦的影響,以反對王安石新法著稱。
程顥資性過人,修養有道,和粹之氣,盎然於面,門人、友人與之相交數十年都未嘗看見他有急厲之色。

官場升遷

嘉祐二年(1057年),舉進士后,歷任官鄠縣主簿、上元縣主簿、澤州晉城令、太子中允、監察御史、監汝州酒稅、鎮寧軍節度判官、宗寧寺丞等職。
宋神宗在位期間(1068年~1085年),任御史。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不受重用,遂潛心於學術。
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於京師講《易》處(今河南開封繁塔之左)立二程祠。

身死追謚

宋神宗元豐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召其為宗正丞,未行而卒,享年54歲。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年),賜謚程顥為“純公”,程頤為“正公”。
宋理宗淳祐元年(1241年),又追封程顥為“河南伯”,程頤為“伊陽伯”,並“從祀孔子廟庭”。
元明宗至順元年(1330年),詔加封程顥為“豫國公”,程頤為“洛國公”。
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詔令兩程祠以顏子(即顏淵)例修建,規制比於闕里,前後殿廡齋室等房共六十餘間,祭文稱頌兩程“闡明正學,興起斯文,本諸先哲,淑我後人”。
明憲宗成化二十年(1489年),河南巡撫李衍就二程祠建大梁書院,祀二程於講堂。另嵩陽書院亦為紀念二程所立。《嵩陽書院志·序》稱:“嵩陽書院,宋藏經處,兩程夫子置散投閑與群弟子講學地也”。
清聖祖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二程進儒為賢,位列孔子及門下、漢唐諸儒之上,次年康熙皇帝又賜給二程祠“學達性天”匾額。

主要成就


理學主張

山西晉城程顥書院故址
山西晉城程顥書院故址
程顥的主要成就是他的理學主張。程顥與其弟程頤同為宋代理學的主要奠基者,世稱“二程”。二程的學說在某些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內容並無二致。皆以“理”或“道”作為全部學說的基礎,認為“理”是先於萬物的“天理”,“萬物皆只是一個天理”,“萬事皆出於理”,“有理則有氣”。現行社會秩序為天理所定,遵循它便合天理,否則是逆天理。提出了事物“有對”的樸素辯證法思想。強調人性本善,“性即理也”,由於氣稟不同,因而人性有善有惡。所以濁氣和惡性,其實都是人慾。人慾蒙蔽了本心,便會損害天理。“無人慾即皆天理”。因此教人“存天理、滅人慾”。

個人作品


理學

二程集封面
二程集封面
一生著述不少,又長期講學,有後人效《論語》等將其言論輯錄成冊。二程的著作有後人編成的《河南程氏遺書》《河南程氏外書》《明道先生文集》《伊川先生文集》《二程粹言》《經說》等,另著有《周易傳》。

軼事典故


破訛詐案

傳說,宋神宗熙寧年間(1068年~1078年),擔任監察御史的洛陽人程顥,曾以寥寥數語破了一件訛詐案。
當時,有一張姓財主得急病死,棺木埋葬后的第二天,有一老者到他家門口,對著財主唯一的兒子說:“我是你父親,現在我年紀大了,無依無靠,來和你一起生活。”接著,老者一五一十向財主的兒子說明了來由。財主的兒子非常驚訝,於是兩人一起到縣府,請縣令程顥判決。老者先說,“我是個郎中,因家中貧困,四處流浪,為人治病,一年中很少回家。妻子生下兒子,無力撫養,只得狠狠心腸把兒子送給張財主。某年某月某日,由村上的李某抱去,鄰居阿毛親眼看見。”事隔多年,怎麼還能記得這樣詳細。老者說:“我是從遠地方行醫回村后才聽說的,當時記在處方冊的背後。”並從懷裡掏出處方冊遞給程顥,上面用毛筆寫道:某年某月某日,某人把小兒抱走,給了張三翁。
程顥問知財主的兒子才36歲,而死去的財主已經76歲,於是判定真偽,程顥對老者說:“財主兒子出生的時候,他父親才40歲,這樣的年紀,別人怎麼會稱作張三翁呢?”老者聽罷無法狡辯,不得不承認自己冒認兒子,只想訛詐財主家的錢物的事實。案子遂破。

一家私議

程顥在京任御史期間,恰逢宋神宗安排王安石在全國推行“熙寧變法”。“熙寧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
在北宋士大夫之間,即使是反對變法者,反對的程度和態度也不盡相同。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司馬光、翰林學士范鎮、御史中丞呂公著等人對新法明確表示反對,其中司馬光最為激烈,他曾對宋神宗說:“臣之於王安石,猶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時。”王安石對司馬光,也是勢同水火,不共戴天。而程顥作為反對者陣營中的一員,態度上卻溫柔敦厚多了。王安石作為朝中炙手可熱的人物,也對程顥表現出異乎尋常的尊敬,儘管王比程還年長十一歲。王安石與大臣們討論變法事宜,一遇思想不通處,王安石必聲色俱厲,暴跳如雷,重者貶人官帽。某次,恰巧程顥受命前來議事,聽后不慌不忙地勸王安石道:“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王安石見是程顥所言,又道理俱在,因此“安石為之愧屈”。
程顥說話做事,有理有節,不動真氣,但他反對變法的態度卻是一貫的。他任御史期間,多次上書宋神宗,指出不可變法的理由。他認為(變法的)反對者太多,總有反對的理由,天下沒有反對者過多而能成功的改革,他以支持和反對改革人數的多寡來預測改革的成敗,這倒與其他士大夫或批評王安石的長相或貶低王安石的品格不同,不過程顥這一反對的理由,最終也確實一語成讖。變法的對錯好壞姑且不論,程顥在變法中的表現的溫柔敦厚,頗具君子之風,剛烈火爆如王安石者,對他也存尊敬。

不知上未食

熙寧二年(1069年),宋神宗接受御史中丞呂公著的推薦,提拔程顥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里行。監察御史是言官,其職責是規勸皇帝、糾察百官。然而對於士大夫來說,糾察百官好說,但規勸皇帝卻非易事。因此,很多監察御史履職,或礙於情面,或擔心權威,或害怕打擊,往往形式重於內容,走走過場,不過讓皇帝表現一下納諫的姿態而已,至於納不納、納什麼、怎麼納,不予深究。
程顥任御史,卻比較執拗、較真,他常常像以誨人不倦的態度,直言數落宋神宗,不厭其煩。然而他不厭其煩,有些侍從卻大厭其煩,某日午餐時間已過,程顥仍舊絮叨述說,宋神宗飢腸轆轆,又不好明言。侍從便正色對程顥說:“御史不知上未食乎?”皇帝還沒吃午飯呢!程顥這才依依不捨地退了出來,一時傳為美談。

人物評價


河南洛陽程顥墓地壁畫
河南洛陽程顥墓地壁畫
辭海》:程顥,教育家、哲學家。二程同為北宋理學的奠基者。
程顥、程頤所創建的“天理”學說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對中國古代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都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並受到了後世歷代封建王朝的尊崇,以致逐步演變成為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後期近千年的佔有統治地位的思想。
程顥、程頤經學思想以“經所以載道”和以義理解經為基本綱領,並在經學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天理論哲學,完成了倫理型儒學向哲理型儒學的轉化,亦是經學史上的宋學發展為思想史上的理學的重要標誌。二程以新儒學的義理來闡釋儒家經典,是其與前代儒學的基本區別,具有新的時代特徵。二程創立的天理論哲學代表了宋代理學發展的主要趨勢,二程確立了理學的道統論,由此體現出其在理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程顥故居遺址
程顥故居遺址
程顥和程頤世稱二程,他們在中國儒學思想發展史中佔有很重要的地位,是中國儒學第二次復興的主要骨幹人物。可謂宋學(註:一般指稱宋代的儒家學術,學界也有指宋代學術總稱的)泰斗。
二程創立的理學的核心內容,包括成德、成聖的道德修養觀,“中、正、誠、敬、恕”立身處世原則,“公、德、仁、順、和”治國理政之道和義利觀,對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深刻而廣泛。一些經典格言(如天理良心、誠心誠意、天理難容等)已融入人們的思想,出現在人們的口語中,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程顥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還是一位精通治道的地方官。不僅僅是一位思想家,更是一位實幹家。
程顥作為一代大儒,對中國政治思想和哲學思想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他不僅僅是一位理學家、思想家,還是精通治道的地方官員、實幹家,心懷天下,政績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