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煦

趙佣（后改名趙煦）於熙寧九年十二月七日（1077年1月4日）生於東京開封府（今河南開封），為宋神宗趙頊的第六子，其母為宮嬪朱氏（欽成皇后）。曾加檢校太尉、天平軍節度使之銜，封均國公。

元豐五年（1082年），趙佣轉任開府儀同三司、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

元豐七年（1084年）三月，宋神宗在集英殿宴請群臣，趙佣侍立在旁，其儀容舉止深得群臣肯定，紛紛向宋神宗祝賀。

元豐八年（1085年）二月，神宗病情日趨惡化，不能處理朝政。當時趙佣才九歲，而宋神宗的兩個同母弟弟趙顥、趙頵卻年富力強，論聲望、地位和出身，兩人中的任何一個都有資格為帝。當時，大臣蔡確和邢恕也有策立二王之意，他們曾想通過高太后的侄子高公繪和高公紀達到目的，但高公繪等予以拒絕。蔡確和邢恕見陰謀難以得逞，便決定擁立趙佣，以奪策立之功，並趁機除掉與蔡確有矛盾的宰相王珪。蔡確在與王珪同去探望神宗時，問王珪對立儲之事有何看法。同時，在暗中派開封知府蔡京率殺手埋伏在暗處，只要王珪稍有異議，就將他殺死。王珪素來膽小怕事，但這一次卻很有主張，見蔡確相問，王珪便慢吞吞地回答：“皇上有子。”言下之意是要立趙佣。蔡確無法，便只好四處張揚，說他自己有策立大功，卻反誣高太后和王珪有廢立趙佣之意，此事在後來給他招來大禍。

不僅朝中大臣另有打算，趙顥和趙頵也極為關注選立皇儲一事。他們時常去皇宮探視神宗病情。看過神宗后，趙顥還徑直去高太后處，試圖探聽或是談論些什麼。神宗只能“怒目視之”，似乎也察覺到弟弟們的意圖。到了神宗彌留之際，趙顥甚至還請求留在神宗身邊侍疾。高太后見兩位親王居心叵測，為防萬一，便命人關閉宮門，禁止二王出入神宗寢宮，實際上是要他們斷了念頭。同時，加快了立趙佣為儲的步伐，還暗中敕令宦官梁惟簡，讓他的妻子秘密趕製了一件十歲孩童穿的皇袍，以備不時之需。

同年三月，在大臣們前來覲見時，高太后當眾誇讚皇子趙佣性格穩重，聰明伶俐，自神宗病後便一直手抄佛經，為神宗祈福，頗是孝順，稱其已能背誦七卷《論語》，字也寫得很漂亮，她還將趙佣所抄佛經傳給大臣們看。大臣們齊聲稱賀，高太后立即命人抱出趙佣，宣讀神宗詔書，立趙佣為皇太子，改名趙煦，皇儲之爭至此才告終。

元豐八年（1085年）三月戊戌，宋神宗駕崩，年僅九歲的趙煦即位。

高太后被尊為太皇太后，臨朝聽政。

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贊成變法改革，在她執政后，便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參與朝政。司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為廢除新法的理論依據，新法遂漸被廢除。元豐八年（1085年）七月，首先廢罷保甲團教，半年之內，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等相繼被廢。次年（1086年）初，司馬光病重，將廢除新法的任務交給呂公著，並隨即提出廢除免役法，不顧舊黨中范純仁、蘇軾、蘇轍等人反對倉促廢除而應進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見，仍下詔五日內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執政蔡確、章惇先後被罷為地方官，年已八十一歲的四朝元老文彥博復出，擔任平章軍國重事。此年八月，罷青苗法。九月，司馬光去世，由呂公著繼續“更化”。

但在此時，舊黨內部因政見、學術見解分歧，加上人事傾軋而互相攻擊，分化為洛陽人程頤為首的洛黨，以四川人蘇軾為首的蜀黨，以及河北人劉摯、梁燾、王岩叟、劉安世等人為首組成的朔黨，三黨皆繼承司馬光廢除新法的遺志，勢力很大，洛、蜀兩黨勢成水火。

元祐三年（1088年），呂公著以年老辭相，呂大防、范純仁分任左、右相。范純仁在司馬光當政之初，即反對完全廢除新法，對於廢除免役法認為尤應慎重緩行，此時任右相，對新黨的章惇、鄧綰和舊黨的蘇軾、韓維等貶官或受攻擊，多所維護，元祐四年（1089年）即因不贊成過分貶逐新黨蔡確，為朔黨所攻擊而被罷相。元祐六年（1091年）朔黨首領劉摯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結變法派蔡確、章惇受到攻擊而罷相。

在高太后垂簾的八年中，舊黨不僅控制了整個朝廷，對新黨的打擊和傾軋也始終如一，從未放鬆過。劉摯等竭力搜尋章惇、蔡確的軼聞，加以穿鑿附會，對其進行詆毀，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車蓋亭詩案。此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舊黨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新黨進行斬草除根式的清算。蔡確被貶出朝廷，並遭知漢陽軍吳處厚報復而被貶到新州安置。舊黨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名單張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剷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

王夫之認為元祐時期“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行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朱熹譏諷這種一切以熙豐劃線的思路，是“閉著門說道理”，因而“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墮入因循”。

元祐更化談不上是政治改革，在經濟政策上舊黨也毫無積極的建樹，只是一場情緒化的清算運動。如果說，熙豐變法還是旨在解決國家社會問題，但元祐更化反而使這些國家社會問題治絲而棼。

趙煦即位時，高太后一再表示她性本好靜，垂簾聽政是出於無奈，但她卻絲毫不放鬆手中的權力。在高太后垂簾時期，軍國大事都由她與幾位大臣處理，年少的趙煦對朝政幾乎沒有發言權。大臣們也以為趙煦年幼，凡事都取決於高太后。朝堂上，趙煦的御座與高太後座位相對，大臣們向來是向太後奏事，背朝趙煦，也不轉身向趙煦稟報。以致趙煦親政后在談及垂簾時說，他只能看朝中官員的臀部和背部。

到了趙煦十七歲時，高太后本應該還政，但她卻仍然積極地聽政。而此時，眾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諭必聽太后之言，也不勸太後撤簾。高太后和大臣們的這種態度惹惱了趙煦，趙煦心中很是怨恨他們，這也是他親政后大力貶斥元祐大臣的一個原因。

儘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簾時沒有考慮趙煦的感受，但他們並不放鬆對趙煦的教育。高太後任呂公著、范純仁、蘇軾和范祖禹等人擔任趙煦的侍讀大臣，想通過教育使趙煦成為一個恪守祖宗法度、通曉經義的皇帝，尤其是讓趙煦仰慕宋仁宗，而不是銳意進取的神宗，因為仁宗創下了為士大夫津津樂道的清平盛世。

此外，高太后在生活上對趙煦的管教也很嚴格。為避免趙煦耽於女色，高太後派了二十個年長的宮嬪照顧他的起居，又常令趙煦晚上在自己榻前閣樓中就寢，相當於限制了他自由活動的空間。但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間卻傳出宮中尋找乳母之事。大臣劉安世得知后大驚，趙煦此時才十三歲，後宮竟然尋找乳母，是否是皇帝沉溺聲色？劉安世上奏章，告誡趙煦自重。大臣范祖禹直接上書高太后，言辭極為激烈。高太后對外解釋說，是神宗遺留下的幾個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顧，但私下卻將趙煦身邊的宮女一一喚去審問。趙煦後來回憶說那些宮女們個個紅腫著眼，臉色慘白，他心裡很害怕，後來才知道是劉、范暗中告了狀，而自己卻渾然不知。高太后的這些做法雖然目的是為了照顧和保護趙煦，但卻使得趙煦感到窒息，無形中增強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讓趙煦難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對待其生母朱氏也過於嚴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時遭遇極坎坷，入宮后，初為神宗侍女，後來生了趙煦、蔡王趙似和徐國長公主，直到元豐七年（1084年）才被封為德妃。朱氏溫柔恭順，對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畢恭畢敬。

元豐八年（1085年），朱氏護送神宗靈柩前往永裕陵，知河南府韓絳親自往永安迎接靈柩，拜迎走在後面的朱氏。高太后聞知后，大怒道：“韓某（指韓絳）乃是先朝大臣，你怎能受他的大禮？”嚇得朱氏淌淚謝罪。趙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為皇太后，朱氏卻只被尊為太妃，沒有受到應有的待遇。在如何對待朱氏問題上，朝中有人想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級，以凸顯垂簾的太皇太后；有人主張尊崇朱氏，以顯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想壓制朱氏，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才允許朱氏的輿蓋、儀衛、服冠可與皇后相同。趙煦親政后，立即下令母親的待遇完全與皇太後向氏相同。通過趙煦生母的待遇問題，可以看出其間複雜的政治鬥爭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們所做的一切，對於趙煦來說，負面影響非常大。少年老成的趙煦面對不將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趙煦和高太後奏報時，趙煦都沉默不語。有次高太后問趙煦為何不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煦回道：“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麼？”弦外之音就是自己無非是一個擺設而已。趙煦常使用一個舊桌子，高太后令人換掉，但趙煦又派人搬了回來。高太后問為何，趙煦答：“是父皇（神宗）用過的。”高太后心中大驚，知道他將來必會對自己的措施不滿。大臣劉摯曾上疏，讓高太后教導趙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說：“我常與孫兒說這些，但他並不以為然。”高太後由此愈加擔心，當然更不敢放下權力。

趙煦年幼時非常喜歡讀書，涉獵廣泛，尤喜唐人律詩。同時擅長書法，元人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稱其“翰墨亦佳”。高太后聽政時，軍國大事都由她與幾位大臣處理，年少的趙煦對朝政幾乎沒有發言權。大臣們也以為趙煦年幼，凡事都取決於高太后。朝堂上，趙煦的御座與高太後座位相對，大臣們向來是向高太後奏事，背朝趙煦，也不轉身向他稟報。以致趙煦親政后在談及垂簾時說，他只能看朝中官員的臀部和背部。

到了趙煦十七歲時，高太后本應該還政，但她卻仍然積極地聽政。而此時，眾大臣依然有事先奏太后，有宣諭必聽太后之言，也不勸太後撤簾。高太后和大臣們的這種態度惹惱了趙煦，使其心中非常怨恨，這也是他親政后大力貶斥元祐大臣的一個原因。儘管高太后和大臣在垂簾時沒有考慮趙煦的感受，但他們並不放鬆對趙煦的教育。高太後任呂公著、范純仁、蘇軾和范祖禹等人為侍讀，想教育趙煦成為一個恪守祖宗法度、通曉經義的皇帝。

元祐四年（1089年）十二月，民間傳出宮中尋找乳母之事。范祖禹上書高太后批評此事，言辭激烈。高太后對外解釋說，是神宗遺留下的幾個小公主年幼，需要乳母照顧，但私下卻將趙煦身邊的宮女喚去審問。高太后的這些做法雖然目的是為了照顧和保護趙煦，但卻使得趙煦感到窒息，無形中增強了他的逆反心理。

更讓趙煦難以接受的是，高太后對待其生母朱氏也過於嚴苛。朱氏出身寒微，幼時遭遇極坎坷，入宮后，初為神宗侍女，後來生了趙煦、蔡王趙似和徐國長公主，直到元豐七年（1084年）才被封為德妃。朱氏溫柔恭順，對高太后和神宗向皇后一向都畢恭畢敬。趙煦即位后，向皇后被尊為皇太后，朱氏卻只被尊為太妃，沒有受到應有的待遇。在如何對待朱氏問題上，朝中有人想降低皇帝生母的等級，以凸顯垂簾的太皇太后；有人主張尊崇朱氏，以顯示天子的孝道。但高太后想壓制朱氏，直到元祐三年（1088年）秋，才允許朱氏的輿蓋、儀衛、服冠可與皇后相同。趙煦親政后，立即下令母親的待遇完全與皇太後向氏相同。通過趙煦生母的待遇問題，可以看出其間複雜的政治鬥爭背景。

高太后和元祐大臣所做的一切，對於趙煦來說，負面影響非常大。少年老成的趙煦面對不將自己放在眼中的高太后和元祐大臣，也會用他自己的方式表示反抗。每次大臣向趙煦和高太後奏報時，趙煦都沉默不語。有次高太后問趙煦為何不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煦回道：“娘娘已處分，還要我說什麼？”趙煦常使用一個舊桌子，高太后令人換掉，但趙煦又派人搬了回來。高太后問為何，趙煦答：“是父皇（神宗）用過的。”高太后大為悲慟，心中清楚他將來必會對自己的措施不滿。劉摯曾上疏，讓高太后教導趙煦如何分辨君子和小人，高太后說：“我常與孫兒說這些，但他並不以為然。”高太後由此愈加擔心，當然更不敢放下權力。

隨著高太后的衰老和趙煦的成長，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來、新黨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當著哲宗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這事官家應該好好記著。老身歿后，必然有很多人來教唆官家，應該不要聽。”

趙煦一朝，無論是元祐時期，還是趙煦親政后，最活躍的似乎都是朝中的大臣們。由於變法與反變法矛盾的延續以及趙煦與高太后的衝突，使得當時支持變法的大臣（新黨）與反對變法的大臣（舊黨）都無可避免地捲入激烈的黨爭，成為其中的主角，也就演出一幕幕令人嘆息的悲劇。在高太后垂簾的八年中，舊黨不僅控制了整個朝廷，對新黨的打擊和傾軋也始終如一，從未放鬆過。舊黨劉摯、王岩叟、朱光庭等人甚至竭力搜尋新黨章惇、蔡確的傳聞軼事，任意加以穿鑿附會，對其進行詆毀，其中最典型的便是車蓋亭詩案。新黨蔡確被貶出朝廷，並遭吳處厚報復而被貶到新州。

車蓋亭詩案是北宋開國以來朋黨之爭中以文字打擊政敵面最廣、力度也最大的一起文字獄，舊黨利用高太后對蔡確等人的不滿，捕風捉影，對整個新黨集團進行一次次斬草除根式的清算。在蔡確被貶新州時，舊黨將司馬光、范純仁和韓維譽為“三賢”，而將蔡確、章惇和韓縝斥為“三奸”。他們將王安石和蔡確親黨名單張榜公布，以示警告，同時對元祐元年被司馬光斥逐的新黨人員章惇、韓縝、李清臣和張商英等人再加以重貶，又剷除在朝的新黨，如李德芻、吳安詩和蒲宗孟等人，都被降官貶斥。司馬光的同僚及追隨者們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欲給新黨以毀滅性的打擊，來鞏固自己的勢力。

但是，隨著高太后的衰老和趙煦的成長，不僅舊黨成員，連高太后也感到山雨欲來、新黨復起的政治氣氛。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高太后垂危時，她告誡范純仁和呂大防等人：“老身歿后，必多有調戲官家者，宜勿聽之，公等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實際上是已經預感到趙煦準備起用一批新人，要他們提前準備，儘早退出朝廷，以保全身家性命。後來事實證明，趙煦親政后，凡是高太后垂簾時彈劾新黨和罷免新法的官員幾乎無一人倖免於報復。

高太後去世后，趙煦親政。趙煦親政后，表明紹述，大力打擊元祐大臣，追貶司馬光，並貶謫蘇軾、蘇轍等舊黨黨人於嶺南（今廣西、廣東、海南一帶），甚至在章惇等人挑撥下，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國”，欲追廢其太后稱號及待遇。但他接著重用革新派如章惇、曾布等，恢復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減輕農民負擔，使國勢有所起色。次年改元“紹聖”，並停止與西夏談判，多次出兵討伐西夏，迫使西夏向宋朝乞和。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高太后崩逝，趙煦開始親政。趙煦召回神宗變法時的重要人物章惇，在親政后次年改元“紹聖”，表明紹述的思想，追謚王安石為“文”，允許其配享神宗廟廷；大力打擊元祐大臣，追貶司馬光，並貶謫蘇軾、蘇轍等舊黨於嶺南（今廣西、廣東、海南一帶），甚至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國”，欲追廢其太后稱號及待遇。

趙煦不滿司馬光的“以母改子”，不滿元祐舊臣早年對他的冷落，更不滿高太后對他的種種壓抑，因此，對舊黨的仇恨心理不亞於元祐時被打擊的新黨。紹聖初年舉行郊祀大禮，按例，朝廷要頒布大赦詔令，通常連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請示趙煦，可否赦免貶謫的舊黨官員，趙煦立刻拒絕。紹聖四年（1097年），有人建議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氣”，趙煦卻笑稱：“劉摯等安可徙。”趙煦的這些言行相當於宣判了舊黨政治上的死刑。

趙煦在新政中重用章惇、曾布等革新派，恢復王安石變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減輕農民負擔，使國勢有所起色。而在紹述后，執政的新黨在軍事上對西夏再取強硬政策，一方面在沿邊諸路構築了一道長達千餘里的防禦工事，一方面在重開的戰事中打退了西夏的進犯。元符元年（1098年）的平夏城之役，擊敗敵軍三十萬，是宋夏戰爭中少有的大捷，迫使西夏求和。不過浩大的軍費開支，也加重了財政負擔。

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至九月，趙煦派將軍王愍、王贍、王厚等攻取邈川，佔領青唐，降服唃廝啰政權主瞎征。閏九月，宰相章惇率百官稱賀。戰後，趙煦以青唐設置鄯州，以邈川設置湟州。

趙煦的身體一直很糟糕，少年時便有咯血等宿疾。元符二年（1099年）八月，趙煦寵愛的賢妃劉氏（即昭懷皇后）生下一個兒子趙茂，哲宗大喜，不顧阻力，封劉氏為皇后。九月二十五日，趙茂夭折，趙煦悲痛不已，輟朝三日。四天之後，劉氏的小女兒揚國公主也暴病死去，宋哲宗又為之輟朝三日。這些事對趙煦造成不小的打擊，加重了他的病情。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趙煦開始病重，無法上朝。同月十二日（2月23日），趙煦在福寧殿崩逝，年僅二十五歲，在位十五年。四月，謚號憲元顯德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廟號哲宗。八月，葬於永泰陵。

崇寧三年（1104年）七月，加謚為憲元繼道世德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政和三年（1113年），改謚憲元繼道顯德定功欽文睿武齊聖昭孝皇帝。

趙煦在新黨與舊黨之間的黨爭始終未能獲得解決，反而在他當政期間激化，多少造成朝廷的動蕩。

趙煦親政后，召回神宗變法時的重要人物章惇。章惇上任后，力圖改革。

而新黨對舊黨的報復性打擊與趙煦的鼎力支持是分不開的。趙煦不滿司馬光的“以母改子”，不滿元祐舊臣早年對他的冷落，更不滿高太后對他的種種壓抑，因此，對舊黨的仇恨心理不亞於元祐時被打擊的新黨。紹聖初年舉行郊祀大禮，按例，朝廷要頒布大赦詔令，通常連死囚都免去死刑。有大臣請示趙煦，可否赦免貶謫的舊黨官員，趙煦立刻拒絕。紹聖四年（1097年），有人建議讓謫居嶺南的劉摯等人“稍徙善地”，以“感召和氣”，趙煦卻說：“劉摯等安可徙！”連在嶺南附近做些調動也不允許。而對於王岩叟，趙煦指責他當初貶蔡確時，實際上是將矛頭對準自己，用心極險惡，也就更加痛恨他。趙煦的這些言行相當於宣判了舊黨人政治上的死刑，至少在趙煦統治時期，他們永無翻身之日。

所謂紹述，主要就是趙煦與章惇君臣在政治上以牙還牙，打擊政敵。僅元符元年重新懲處的元祐舊黨就達八百三十家之多。這種做法，逞快一時而貽害無窮，誠如《宋史·哲宗紀》所說：“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與此同時，經濟上紹述雖以恢復新法為號召，實質上只是恢復元豐年間實施的條例，熙寧新法注重發展生產的內容被閹割了，而在抑制兼并勢力等方面，比起元豐來更大為倒退，社會改革的進步性質喪失殆盡。

•歷任宰相

•河湟之役

“元祐更化”時期，實際掌控朝政的高太后重新起用堅決反對變法的司馬光、文彥博等人，徹底否定了熙寧、元豐年間所推行的各項“新法”，也徹底否定了宋神宗及王安石試圖解除西北邊患、恢復漢唐舊疆的戰略構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司馬光等人標榜以“清靜為心，仁惠為政”，一度擬將熙豐年間所獲取的包括河湟地區在內的全部疆土和軍事重鎮棄給西夏。儘管此舉遭到一些有識之士和部分將領的堅決反對，但宋廷最終還是將米脂、浮圖、葭蘆、安疆等重要軍事要寨棄掉，而熙河一路則因安燾、孫路、游師雄等人極力反對放棄才勉強得以保存。當其時，“暢習羌事”的王厚也在反對棄地者之列：“元祐棄河、湟，厚上疏陳不可，且詣政事堂言之”。然而，司馬光、文彥博等人“斥地與敵”、退避忍讓的綏靖政策並未奏效，反而產生了“取輕於外夷”的負面效應。整個元祐八年當中，僅就河湟地區而言，北宋與吐蕃之間的局部拉鋸戰頻有發生。趙煦親政之後，隨著元祐之政被徹底否定，“紹述”熙豐政事全面展開，宋廷決定重啟河湟之役。

關於宋廷決定出師河湟的原因，諸史所載略有差異。《宋史·王贍傳》認為，宋廷出師河湟是因為王贍坐事被奪十一官，“欲以功贖過，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路，路以為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京口耆舊傳·王厚傳》稱：“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武階，不數年，收復鄯、湟。”另有記載則稱：“紹聖中，（王厚）幹當熙河公事。會瞎征、隴拶爭國，河州守將王贍與厚同獻議復故地。”這些記載似有將北宋出師河湟說成是因個人因素而出現的偶然性事件之嫌。

陳均《九朝編年備要》對出師河湟的原由及過程也有記載，略云：（元符二年）秋七月，置湟水軍。初，吐蕃酋長轄正（即瞎征）、隆贊爭國，於是綽爾結奔河州，說權知州王贍以取青唐。熙河經略司屬官王厚乃與贍同畫策，遣客詣章惇。惇下其事於經略使孫路，路因言青唐必可取。遂大發府庫，招徠羌人。……既而河南酋長必斯布結以講朱、一公、錯鑿、當剽四城來降。贍奏乞速取青唐，朝廷許之。……至是，贍等師遂出塞，自密章渡河趨邈川。孫路知贍狡獪難制，使總營王愍為將，而以贍副之。故其渡河，贍為前鋒，愍策應於後。贍將趨邈川，忌愍分其功，紿愍明朝食畢乃發。愍以為誠然。贍夜半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愍徐覺之，整陣而行，日午始至，贍已據府庫，舍愍於佛寺。贍徑上捷書，不復由帥府矣。……於是，孫路請建為湟水軍。路既怒贍，而愍又以贍據府庫事訴於路，故路心右愍而奪贍兵權屬之。而贍所請，輒又抑不與，專委愍。至河州，又與同還熙河，而留贍屯邈川也。

綜合有關史料、並根據趙煦親政后的情況判斷，王贍、王厚因吐蕃內部出現分裂，利用宋廷“紹述”的有利時機“同獻議復故地”，並得到宰相章惇的全力支持，才使宋廷決定重新出師，這應該比較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

與王厚同獻議的另一重要當事人王贍，也是北宋晚期的一名戰將。其父王君萬，追隨王韶在對吐蕃諸部的戰役中屢立奇功。史載王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積官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符初任知河州事。他與王厚一樣，也暢習羌事。上引《宋史》的文字，因各種原因，似對王贍有刻意貶損之嫌；而《京口耆舊傳》的記載則過分突出了王厚的作用。

北宋在河湟地區的軍事活動從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正式展開，至元符三年（1100年）三月宋廷政局再變，詔棄鄯州、湟州“以畀吐蕃”，歷時近10個月。宋方從一開始攻城掠地即比較順利，基本上佔據主動地位。“邈川，古湟中之地，部屬繁庶，形勢險要，南拒河州，東拒蘭州，皆二百里”，對北宋與吐蕃雙方來說，均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宋軍於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出師。七月，副將王贍領軍率先渡過黃河，先下隴朱黑城，順利攻取邈川。奪取邈川是宋出師后的首戰，對以後的戰爭進程具有重要影響。此戰大捷后，王贍駐軍邈川。八月間，吐蕃首領瞎征自青唐脫身來降。吐蕃“宗哥酋舍欽腳求內附，贍遣禆將王詠率五千騎赴之。既入，而諸羗變，詠馳書告急，王厚使高永年救之，乃免”。王厚的有力配合確保了整個戰役的順利進行。瞎征投降宋軍后，心牟欽氈父子迎溪巴溫之子隴拶入守青唐。九月間，王贍通過激戰，佔領青唐。宋以青唐為鄯州，以邈川為湟州。元符二年閏九月間，“宰臣章惇率百官上表賀收復青唐，惇等又升殿賀。知樞密院曾布宣答。降授內殿承製、熙河蘭會路經略安撫司勾當公事王厚為東上閤門副使、知湟州，兼隴右沿邊同都廵檢使。”在北宋此次經略河湟的所有軍事活動中，王厚作為主要將領之一發揮了重要作用。第一，因紹聖中即充任勾幹當熙河公事的王厚與王贍“同獻議復故地”，宋廷才正式啟動河湟之役；第二，《宋史》稱王厚在此次戰役中“降隴拶、瞎征”，與事實稍有出入，但他參加了攻取邈川和青唐的所有戰事，並因戰功得到了宋廷的嘉獎和擢升；第三，在知湟州任上，王厚與王贍、隴拶、趙懷義等一道在安撫招納吐蕃首領、構築城寨以及維護邊境穩定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第四，宋軍佔領鄯州、湟州之後，王厚擔任知湟州事，負責管轄和治理湟州，直到趙煦去世后宋廷棄掉鄯、湟才離開此地。

•洪德城戰役

洪德堡戰役醞釀於元祐初年貌似平靜，實則充滿暗涌的國際形勢。元祐年間舊黨回朝，摒棄了新黨的開邊政策，但對於如何鞏固邊防還是大費思量。司馬光主張盡數退回熙豐時所佔的城、寨、州、軍，但得不到舊黨內部的一致認同。問題的關鍵在於沒有人敢保證西夏得回城寨之後能保持和平，反而憂慮一旦示弱，對方會變本加厲，又來犯邊。結果，朝廷採用了折衷路線，保留蘭州作熙河帥府，只退還幾個城寨，看看西夏的態度。結果顯示，西夏求和的意願不甚明顯。事實上，西夏后族梁氏執政期間，政爭激烈，透過軍事勝利來鞏固權力的企圖，並不因宋的鍰和政策而降溫。於是，如何設定邊防戰略又再度成為開封朝廷的重要課題。

自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獲除環慶路戰區主帥以來，章楶先後上奏討論邊防戰略。針對是年十二月降下的御前劄子，章楶對“堅壁清野”的指示作出了理論上和現實上的回應。章楶持有一種戰略互動的觀點，反對生搬硬套。他認為“堅壁清野”是自古御戎之策，但不可“只循一軌，使賊知我無通變之路，反為賊所制伏”。他批評片面強調“堅壁清野”，而不討論如何打擊敵軍的被動防禦，指出當時所謂“堅壁清野”戰略只可施於前沿堡寨，縱深二三百里內已是“居民甚密”，頻繁的清野會影響經濟活動和人民生活。在軍事上，他批評各處將兵都“束在城寨”，自陷於被動。他舉出元祐二年（1087年）鎮戎軍之役為例，當時“十一將兵盡在城內，蕃眾擄掠三百里以上，如行無人之境”。到敵軍退卻時，“一夕而遁”，根本無從追襲。他又指出沿邊城寨城門的闊度只可“并行人馬”，設若一萬人的守軍要出城集隊，也要花一個上午，怎可能及時追擊？

經過細心考慮，章楶強調野戰軍的角色，提倡“大抵戰兵在外，守軍乃敢堅壁”的主張。他計算環慶路城寨共三十多處，若西夏動員二十萬精兵，盡圍各城寨，每處便不及一萬，無足深患；若不盡圍，便無法阻止宋軍互相策應，進行機動戰。他提出具體措施，主張一旦探知西夏入侵，帥府應即下令各將兵馬出城，“亦不使便當賊鋒，令逐將與使臣、蕃官分領人馬，擇利駐劄，高險遠望，即不聚一處。賊馬追逐，又令引避”。那樣，敵軍有後顧之憂，便不能從事持續的攻堅或抄掠。西夏若敢長軀深入，則宋軍可扼其退路伏擊。經過章楶的修訂，前沿將兵在外線威脅敵軍的角色得到明確指定。這是當年年底洪德城戰役成功的主要關鍵。

元祐七年（1092年）十月十二日，西夏梁太后大舉親征，沿馬嶺水（今環江）發動強大攻勢，同日，圍環州（今環縣）及其西北四十裡外的烏蘭、肅遠、洪德及永和等寨。西夏兵力的具體數字似已失載，環慶路經略司的文件多處都作“數十萬”，失於含混，但西夏既然國母親征，與章楶事前估計的二十萬應不會有太大出入。宋環慶路駐軍約五萬，扣除各城寨基本戍守部隊后，大約剩下二萬六千人左右的野戰部隊，編成七將，另外可以調發四千名下番兵。此外，涇原路雖曾派遣援軍，但未抵戰場前西夏已退兵，沒有參與戰鬥。因此，總兵力對比之下，環慶路宋軍以數倍劣勢於對方。章楶後來在戰報中亦不諱言兵力寡弱。自環州於十二日受圍，章楶在十四日自慶州派遣都監張存率兵五千赴援，在十六日又再派出副都部署李浩和一支不到二萬的援兵后，“已別無重兵相繼可遣”，“只是虛張聲勢，以示相續遣師討擊之勢”而已。

兵力對比雖然對宋不利，但章楶卻勝在能先敵展開兵力。在西夏舉兵之前，他已透過間謀得悉對方主攻重點在環州，便先在初八日派出皇城使、第七將折可適兼統第二、第六將，合三將兵共約一萬，與慶州方面三將兵分頭控扼，另派人在環州近城百里的水源下毒。當地食水來源有限，洪德城一帶時至今日仍有“河水苦澀”的地理特徵，可作參照。章楶的作戰計劃和熙寧年間制訂的戰役指引不同。熙寧四年（1071年），樞密院曾頒下《陝西四路防秋法》，雖然在很多處都反映出彈性防禦的特徵，可是對於環慶路環州方向的作戰指引仍然比較保守，說“賊若寇環州，即移業樂之兵截山徑路趨馬嶺，更相度時勢進兵入木波，與環州相望，據諸寨中，又可扼奔沖慶州大路，其沿邊城寨只留守兵，不責以戰，自余軍馬並屯慶州，以固根柢”。以上的戰役指引，雖然在快速機動和轉換正面兩處體現了彈性防禦的構想，但其作戰意圖卻完全是以帥府的安全，而不是以殲滅敵人為主要考慮的。章楶則不然，他強調在機動戰中打擊敵人，“賊進一舍，我退一舍，彼必謂我怯，為自衞計，不復備吾邊壘。乃銜枚由間道繞出其後，或伏山谷，伺間以擊其歸”。遵照這項指導，折可適便先於十二日移師至馬嶺，在縱深待機。

從十二日至十四日，西夏完全握有主動權，前鋒深入環慶二州之間的重要路口木波鎮（今環縣木缽鄉），但所獲有限。到十四日，章楶派出都監張存率兵五千赴援環州，開始進入反擊階段。同日，折可適探得西夏開始退兵，於是將部隊中“手腳遲鈍之人”留下，由權第七將許良肱暫時照管，會合第六副將劉珩、同管幹第六將黨萬、權第七副將張禧，合兵八千四百八十八人，取間道自金村堡往環州以北的安塞寨。據現代地圖所示，馬嶺以北數公里處有金村寺，疑即宋代金村堡：此外，環江近木缽處有一條發源自北方老爺山（標高1774公尺）的支流安山川，疑與宋代安塞堡的地名有關。譚其驥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將安塞堡的位置標在安山川上游近老爺山主峯處。如果上述推斷無誤，折可適避開西夏前鋒屯駐的木波鎮，自馬嶺取道金村堡往北，繞途至安塞堡，隱然威脅西夏大軍的北翼。折可適到達安塞堡后又收到諜報，說木波鎮的西夏軍“翻寨下環州，日夕頭回，並取洪德大川路”。當時按章楶奏報所形容，“洪德、肅遠、烏蘭三寨至環州相去共只四十里。其烏蘭之北，儘是西賊駐劄之處，賊勢至重，道路不通”，宋軍第二、六、七三將兵只能在蕃官帶領下，取“大蟲穀道於賊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宋軍選定洪德城來作伏撃點，與附近的三五條山溝所造成的複雜地形有關。大蟲谷今地不詳。如上述安塞堡在今安山川上游無誤，則大蟲谷可能穿越安山川與代城溝的分水嶺。代城溝是環江另一支流，發源自老爺山，流向西南，在今二十里鋪附近入環江。譚其驪將烏蘭寨標在今二十里鋪附近，肅遠寨標在今廟兒溝流入環江的河口，而洪德城距今環縣環城鎮二十四公里，與章楶奏報所述摺合里數大致相符。如以上方位無誤，則可推斷折可適在十五日那天，大致上是沿著今天老爺山西麓代城溝一帶轉向西南方向行軍，繞過當時正在包圍環州的西夏主力，在烏蘭寨一約今二十里鋪附近重新回到馬嶺水河谷的大路。由於西夏亦置有相當兵力來監視烏蘭、肅遠和洪德三寨，因此才發生“賊勢至重，道路不通”，必須“於賊寨傍偷路前去洪德下寨”的情況。

十月十六日，折可適、劉珩、張禧、黨萬及蕃官孟真各帶領所屬部隊進入洪德城。據李之儀為折可適撰寫的墓誌銘所載，折可適分兵二千給蕃官慕化和摩勒博，潛入烏蘭、肅遠二寨待機，並約定舉火為號。同日，章楶派副都部署李浩率四將兵赴援。李浩兵力不到二萬，但已是當時環慶路最大的兵力集結。李浩接受命令后晝夜兼程，當日自中午前出兵，傍晚抵達故府寨，次日午後趕到木波鎮，在一日另兩個時辰趕了一百四十里路。過了木波鎮，西夏重兵在前，不能像先前那樣趕路了，便下寨休息。十七日一整天，折可適和慕化分頭在洪德城和肅遠寨整頓待機，而西夏大軍則大概在深夜從環州撤圍。

十八日凌晨稍後，折可適看見肅遠寨舉火為號，確認了西夏大軍取道洪德城出塞，即時下令黨萬、孟真率部在路旁險要設伏，並親自在城中整頓伏兵，放西夏前鋒過去。大約卯時，或說辰時左右，西夏“前軍已遠，中寨方來”，折可適認明西夏梁太后旗號，出其不意，大開南門出戰，其餘各處伏兵亦相繼殺出，截斷大路。慕化在肅遠寨也揮軍殺出。接戰至緊要關頭，折可適從西門放出勁兵急攻，西夏中軍大亂。另一方面，李浩在午後未時抵達環州，還未探知折可適的確實方位，更因晝夜行軍，人馬疲乏，便在州城內外稍事休整，喂飼戰馬，同時，派遣部將張誠率蕃漢精兵追擊，然後再派人馬相續接應。據章楶事後解釋，李浩沒有全軍立即投入戰鬥，還考慮到西夏“自來行兵入境，則精銳在前，出境則精銳在後”，而當時“殿後者皆鐵騎，又隱輕騎於其間，其氣可呑我軍。……行陣壯堅，勢甚雄偉”，令李浩不敢輕敵急擊。章楶戰後檢討說，當時權第四將馬琮追擊太急，反被西夏軍包圍，經全體將士奮力營救，才最後脫險。

洪德城方面的戰鬥持續至午後出現反覆，宋軍第二、六、七將一度處於下風。章楶的奏報和《小貼子》中所述戰況開始吃緊，說未時以後“賊軍鐵鷂子數萬迫近洪德寨”，後來又提及西夏“后軍繼亦奔潰”，顯示西夏后軍曾經加入戰鬥。再結合前述西夏以鐵騎殿後的特點，及李浩不敢對敵軍尾部施以太大壓力的情況來看，似乎西夏后軍約莫在未時抵達戰場，以精銳的鐵鷂子把宋軍又趕回城寨。折可適的部下自卯時至戌時“血戰不已”，已達八個時辰。當戰情出現逆轉，他敏銳的轉入防禦，讓部隊得到歇息。他首先組織部下向敵騎來路撒鐵蒺藜，又在城上設神臂弓、硬弩交叉射擊，然而，西夏鐵騎“猶奔沖不已”。最後宋軍以虎踞炮加入，矢石交擊。至午夜，西夏軍駝馬受傷漸多，開始登山引避。在三更時份，折可適再開門出擊，西夏軍馬“自相騰塌，墜入坑谷，駝馬、甲士枕籍積疊死者不知其數”。梁太後幾不得脫，從間道走免。

章楶事後下過一番工夫來核實戰報，力求避免“以易為難，奪甲為乙”。此役宋軍只斬得首級千餘，扣除宋軍三將兵的損失，除亡失與所獲准折，計獲首級三百二十一級。以一日一夜的惡戰而言，的確戰果不大，這與中間一度退入城寨，不能始終佔領戰場或有關係。同時，“其落崖撲死，及散在民間不在此數”；誤飲經已下毒的泉水，人馬被毒，失足墮入坑谷而死，及重傷而死的都已無法統計了。宋軍繳獲馬六百餘匹、駝九百餘匹。駝多於馬，顯示出宋軍的確攻擊了敵軍的輜重。另外，繳獲監軍已下銅印二十四枚及梁太后衣服、龍牌等，也證明宋軍的確衝擊了敵軍的指揮中樞。西夏遭受這次意外失敗，立即借遼朝名義斡旋，向宋請和。

宋軍在洪德城戰役的成功有賴主帥章楶嚴密的戰役計劃。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將外線機動部隊第二、六、七三將兵在作戰前四日派出，以免被西夏大軍圍困在沿邊堡寨，而李浩麾下的四將兵則在開戰後四日，當對手萌生退志時才派去，這八天的時間差是整場戰役的關鍵。同時，宋軍也充份發揮了對地形的掌握，否則，折可適的外線機動不大會成功。洪德城戰役也體現了彈性戰略防禦對指揮官的要求，必須靈活敏銳、顧全大局、不能搞個人英雄主義。折可適伏擊、退守、再出擊的判斷，和李浩赴援迅速，而追擊則轉趨慎重的表現，比起早期時劉平、任福等可說稱職得多。美中不足的是李浩到達環州時沒法和折可適聯絡上，不能發揮前後夾擊的最大威力，將整場戰役發展成一場殲滅戰。這也反映出事前章楶對諸將相互策應的可能性估計得太樂觀。

•第一次平夏城之戰

從元祐八年（1093年）到紹聖二年（1095年），宋廷重新調動陝西前沿的人事任命。新黨強硬派呂惠卿當上鄜延路經略使，而孫路繼承反對用兵的王安禮任河東路經略使一職。武將王文郁取替范純粹成為熙河路經略使，而章楶則出任涇原路經略使。開封方面，朝廷罷免韓忠彥及其餘舊黨支持者，戰時政府和戰區指揮體系重新建立。

紹聖三年（1096年），呂惠卿在上任的五十日內，組織了十四次小規模的出擊行動，激起黨項人全力反撲。同年末的延安一役，雙方動員大量軍隊。西夏集結五十萬大軍，意圖擊潰鄜延路所有軍事力量。呂惠卿得到來自開封的增援，將部隊改組為二十二個軍。他保留一半部隊在延州城內。當時延州改稱延安府，其餘部隊則駐紮在延安府附近。黨項人沿烏延口翻越橫山，分成三個縱隊，東路威脅青澗城，中路包圍塞門寨、龍安寨和金明寨。西路方面，黨項人組織迅速而大縱深的突擊行動，一日之間，由邊境順寧寨通過安遠寨，殺進距延安府五十里以外的地方。偵察到宋軍的密集調動，西夏軍築起十一座堡寨對付十一路宋軍。在延安府中，經略使呂惠卿親自指揮一切調動事宜，協調各路軍馬。無法在短短數天的包圍戰中攻下延安府，考慮到會有被呂惠卿切斷歸路的潛在危險，又不能再往南面掠奪宋土，西夏軍遂轉移到金明寨，經過兩天的包圍，終於攻陷金明寨，消滅二千八百名宋軍，只有五人倖存。西夏軍隨後撤退，呂惠卿派部隊追截，但給龍安城附近的黨項騎兵擊退。是場戰役以西夏的戰術勝利而結束。然而，動員五十萬人，只殺死少於三千名宋軍，戰果無疑微不足道。

與此同時，熙河路經略司著手構築女遮谷的防禦工事，保護貫通通遠軍到蘭州的唯一路線。早於紹聖二年（1095年），趙煦便下令在這個以前西夏駐軍的地點建築堡寨。正當西夏集中兵力攻擊鄜延路時，熙河路經略司便趁機在這座山谷築起堡寨，伸展至熙河邊界的右翼。同時，一支涇原部隊突襲沒煙峽的西夏堡寨，奪取通往天都山的要途。

西夏軍入侵鄜延路無功而退後，涇原路經略使章楶加快展開葫蘆河攻略，兵臨天都山。葫蘆河是黃河支流，其河谷是傳統絲路，由唐朝內陸城市通往河西走廊的重要通道。石門口位於宋朝邊界四十裡外，是天都山的大門，西夏稱之為“唱歌作樂地”。在天都山的南牟會，有一座西夏宮殿，附近是西夏軍點集之處，還有一片鹽湖。從紹聖四年（1097年）到元符元年（1098年），雙方為了控制這塊土地而艱苦角力。

紹聖四年（1097年）初，涇原路經略使章楶準備好築城材料，要求其餘各路佯攻，分散西夏軍注意力。呂惠卿於是命令一名將官發兵劫掠橫山上的洪州。孫路則派遣部隊短暫佔領鹽州。同時，熙河路經略使鍾傳拓展蘭州外圍，在黃河北岸建築金城關，威脅西夏的右廂兵。儘管宋軍多番努力，西夏結果仍然動員了十二個監軍司中的其中六個，分別為甘州、右廂、卓羅、韋州、中寨和天都山，全歸名將妹勒都逋統率，對付宋軍涇原路的作戰單位。兩軍在近石門口的地方交戰。戰前，章楶獲得熙河、環慶和秦鳳三路的支援。熙河將姚雄撃潰一個西夏部隊，斬首三千，俘虜三萬餘。可是，折可適在沒煙峽追擊西夏軍隊途中損失二千名熙河士兵。有別於永樂城之慘敗，宋軍在建築石門城和好水河的二十二天工程中，能進一步控制附近有利地帶。竣工后，這兩座城名為平夏城和靈平寨，隱含消滅西夏王朝之意。

•第二次平夏城之戰

平夏城的竣工標誌著一連串宋軍攻擊的開始。由於西夏軍的敗退，陝西五路收復自元豐八年（1085年）后失去的堡寨，並在西夏境內構築一系列防禦工事。河東路於紹聖三年（1096年）初取回葭蘆寨，於元符元年（1098年）在該寨西北二十里築起神泉寨。三交堡落成后，與上述兩寨在那裡形成一道三角防線。

鄜延路也鞏固無定河和大理河的防衛，佔領橫山東部的戰略地帶。紹聖四年（1097年）初，呂惠卿加強烏延口的防衛，此乃沈括、種諤於元豐五年（1082年）進築橫山時選定的原址，也是兩年前黨項人入侵延安府的要途。當西夏主力在石門口與涇原部隊交戰時，呂惠卿把握戰略時機，趕快築成浮圖寨。浮圖寨和其餘兩座於大理河的堡寨竣工后，宋軍便控制了無定河和大理河的分水嶺。是年秋，呂惠卿在烏延口以外築起另一座堡寨，以威脅西夏人的農耕地。翌年，呂惠卿發動大規模進攻，命令王愍越境攻擊。基於西夏人的抵抗大為削弱，宋軍士氣高昂。呂惠卿分別委派第六將築米脂寨，第二、四將築開光寨。另外，第三、五和七將則掩護進築那娘。他保證給予廂軍、保甲以及民夫額外的薪金、津貼和獎賞，令每項工程得以於五六日間火速完成。結果，鄜延路總共完成九座堡寨，修直連接麟府路的邊界。某些工程如烏延口、開光嶺和浮圖寨，曾經是以前種諤規劃進築之處。換句話說，四分一世紀之前，種諤在羅兀戰役的任務，現由呂惠卿完成。

環慶路則取得白馬川往靈州的據點，築起興平城，作為攻擊西夏韋州監軍司的踏腳石。同時，孫路下令在山巒高地築起橫山城。工事完成後，黨項部落漸次投降。於是，孫路只需動員廂軍和保甲便可，不用徵集民兵或雇募苦工。

涇原路在平夏城近郊築起四座城，全面控制石門城和葫蘆河西岸。接著，章楶在那裡駐紮第十一將，保護這個關出部。他又推薦其手下、能幹的將領郭成擔任那裡的指揮官。其後，章楶下令部隊推進六十里，在沒煙峽的進出口築起兩座堡寨，堵塞西夏從天都山入侵的路線。據曾布說，沒煙峽以外的曠野有多條小路，黨項騎兵就是沿此進行突襲。為了解決安全問題，章楶編成第十二將，提拔愛將折可適為將官。為避免在不利的條件下與宋軍決戰，西夏人陸續將軍隊及部落遷移往內陸。

在熙河路前線，鍾傳保持積極的姿態，加強蘭州及其近郊的防線，從西南逐漸逼近天都山。紹聖四年（1097年）夏，鍾傳在青石峽築城。這一條要道掩護著熙河路的補給線，並逕抵西夏剡子山監軍司。元符元年（1098年）初，鍾傳進一步完成會寧關的工事，宋境亦得以向東擴展，穿越天都山，連接平夏城。

和永樂城之戰一樣，西夏軍把反擊矛頭對準最要害的平夏城。元符元年（1098年）夏，樞密院收到環慶路關於黨項人大舉動員的報吿。在徹夜的討論中，曾布衷吿章惇下令前線戒備。這份報吿證實了之前一名降宋西夏官員的口供，聲言西夏不會集中“實袞都宗托卜德”，意謂包圍及攻擊城寨。相反，這名降官透露西夏會滲透和剽掠近郊地區。樞密院不予輕信，發出了《劃一指揮》共七項，強調彈性防禦和各路之間的協調。這份文件還包括訓練、紀律、計劃、後勤和工事等九項“檢舉指揮”。隨著軍事衝突的危險狀況漸次升級，宋人加快防守準備。西夏表面上拜託回鶄使節團轉達和平意願，但宋廷考慮到並不清楚黨項人的真正打算，對外交斡旋所起的作用沒有寄予厚望。初冬，樞密院收到涇原路另一份報吿，據一名逃俘所說，一支龐大驚人的西夏軍隊，為數多達一百五十萬，在天都山以北安營，距離沒煙峽宋軍堡寨僅五十里。其後，有報吿指這支軍隊沿涇原路邊界推進超過十天，動向未明。正當樞密院衡量黨項突然轉換攻擊目標的可能性，西夏軍向平夏城展開空前猛烈的攻勢。

西夏進行第二次平夏城之役，是一場組織完善的戰役。一如以往，他們在戰爭中表現出靈活性和高度智慧。梁太后挾著小皇帝李乾順親自指揮是次戰役，聲稱動員超過百萬大軍，實際上只是稍多於三十萬，向沒煙峽推進。縱使動員如此龐大的軍事力量，黨項人直到最後關頭仍小心地隱瞞作戰目標。戰前，梁太后及眾將一起標繪平夏城的位置，認為“平夏視諸壘最大，郭成最知兵”，若果西夏攻佔平夏城，則其餘堡寨的抵抗會相繼瓦解。為達成如斯重任，六路統軍嵬名阿埋負責包圍平夏城，西壽監軍司妹勒都逋則率領攔截部隊對付宋朝援軍。據蕃將李阿雅布說，這兩名西夏監軍非常勇悍、能幹和精明。在他們的指揮下，西夏軍隊同時包圍六座新近建成的宋軍堡寨，四座在平夏城附近，其餘兩座在沒煙峽，日夜努力不懈地攻擊平夏城。在十三天的包圍中，西夏運用了不同戰術，包括挖地道、沖綳和樓車。

然而，宋朝的彈性防禦戰略足以抵銷黨項的攻擊。陝西前沿守軍的左右翼即時回應。河東路深入西夏反擊，熙河路副經略使王愍則攻擊卓羅監軍司和右廂監軍司，共殺死一千三百名士兵，俘獲二萬四千頭牛隻。他亦焚燒方圓七百里以內的農舍和倉庫。在獲悉平夏城之圍以前，樞密院已命令環慶路派兵一萬，內含三千騎，開往涇原路，作為戰略預備隊，由種諤之子、將官種朴率領。同時，秦鳳路也派遣了數量與之相當的軍隊。確定黨項的目標是平夏城后，開封催促環慶和秦鳳兩路給予更多支援。一支由副都部署王恩統領的諸路聯軍在涇原路登場，向平夏城進發。由於雙方都全面動員，一場決定性戰役已無可避免。

宋軍前沿的第十一和十二將只得二萬人，在郭成和折可適的領導下頑強抵抗。他們在城牆上用神臂弓射擊和在夜間擾敵。據王之望所載，當平夏城處於危急存亡之際，涇原路的軍官郭祖德，也是郭成的義兄，建議不顧任何代價以解平夏城之圍。副都部署王恩和將官姚雄、姚古都一致贊成，但種朴提議延遲反擊。他要求郭祖德偵察敵方兵力，並向在場所有人詳細地解釋：“夫嬰孤抗劇賊，所持以堅士心者，援兵矣。今吾眾寡不敵，戰而勝，圍未必解。不幸小挫，賊驅所獲示城市，則士卒解體，誰與守者？且郭公在，城何憂？”

正如種朴所預測，郭成和城內第十一將的四至五千名士兵，造成西夏軍大量傷亡。隨著天氣漸漸轉壞，某一晚，黨項的樓車遭到強風摧毀。加上西夏軍隊的口糧已消耗殆盡，看到軍隊陷於恐慌和無秩序的狀態，梁太后痛哭不已，全軍在子夜時份撤退。正當西夏軍士氣下降之際，姚雄和姚古展開反擊，派一支伏兵重創敵軍。後來，人們問及這個成功的防禦心得時，郭成表示他唯一憂慮是救援部隊可能過早到來。種朴和郭成之言，解釋了章楶的防禦戰術原則：大抵戰兵在外，則守兵乃敢堅壁。

西夏軍撤退不久，章楶下令第十一和十二將以騎兵展開快速反擊，並增援郭成和折可適騎兵一萬。他們將部隊分成六個縱隊，滲入天都山。受到之前章楶四度越境“淺攻”所欺騙，西夏六路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司妹勒都逋並未預期到宋軍騎兵竟然深入攻擊。宋軍突然殺到，令正在舉行獵后宴會的兩位西夏監軍束手就擒，俘馘三千餘，獲牛羊不啻十萬。同時，宋軍蕃將李忠傑也組織騎兵滲入剡子山，襲擊卓羅監軍司的大本營，統軍仁多保忠僅以身免。對於是次輝煌勝利，趙煦心滿意足，接受百官祝賀，並厚賞曾布、章楶以及兩位將官。郭成罕有地晉陞為雄州防禦使，折可適為詫州防禦使。此外，趙煦命令章楶將這兩名西夏將領套上伽鎖，用囚車送往開封。章楶以兩人具情報價值，懇求皇恩大赦，收歸旗下。

宋朝的軍事勝利帶來國際迴響，西夏三度請求契丹軍事介入。不久，遼朝使者抵達東京開封，促請即時停戰。隨著形勢轉變，遼朝干預宋夏戰爭的潛在動機表面化起來，宋朝滅掉西夏並不符合遼朝的戰略利益。進行正式調停之前，遼使透露這次斡旋乃監於西夏的危急情況，要求和解。遼廷的有關決策過程沒有清楚記錄，但據一些零星資料顯示，似乎是一個三重政策。第一，遼朝乎為促使和平實現，密謀對付西夏強硬派。據宋人諜報，遼道宗不單拒絕西夏軍事介入的要求，還派使者毒死被視為好戰成癖的戰爭發動者梁太后。結果，李乾順恢復親政，主導和平談判。第二，遼朝催促宋朝放棄並歸還所有佔領的土地、堡寨和州軍予西夏，休退兵馬，還復疆土，以突出遼朝在兩國之上的優越地位。第三，遼朝皇帝似乎運用了武裝規勸政策。他在接近宋境代州的地方巡狩。宋朝情報指，遼營距雁門關以北只有五至七里。

針對這樣的形勢，開封存在兩派意見。宰相章惇建議不用理會契丹的調停，無論是戰爭抑或和平，應由宋朝決定。“夏國作過未已，北使雖來勸和，亦須討伐，若能服罪聽命，雖北朝不來勸和，亦自當聽許。”樞密使曾布和鄜延路經略使呂惠卿則認為，宋朝應著眼於從西夏身上得到實際利益，不應進一步破壞宋遼關係。伊始，章惇的建議似乎較具影響力。經過哲宗與章惇、曾布及其餘高級官員的廣泛討論，朝廷修正立場，允許：“夏國罪惡深重，雖遣使謝罪，未當開納。以北朝遣使勸和之故，令邊臣與之商量，若至誠服罪聽命，相度許以自新。”然而，宋逼澄清遼夏關係有別於宋夏關係，堅持宋是西夏的宗主國。誠如國書所述，遼和西夏是父與子婿的關係，宋和西夏則是統治者與子民的關係。宋朝懲罰子民並不意味著與遼朝對立。而且，國書宣稱所有西夏土地都是由宋太宗和宋真宗授予李繼遷的中國領土。所以，如果西夏不打算投降，中國仍保留收回統治權的最終權力。又指出夏人反覆無常的態度，“一面修貢，一面犯邊”。更重要的是，國書道出準備戰爭作為戰略取向，並非宋朝所創。相反，遼興宗曾明確地用以對付西夏的侵略，“元昊縱其凶黨，擾我親隣，屬友愛之攸深，在蕩平之亦可”，而宋朝只不過仿效前者。最後，國書承諾談判。在逗留開封三十五天之後，遼使接受國書而回。同時，宋朝促請西夏呈上謝罪書和交還兩名戰犯珪布默瑪和凌吉訛裕，作為換取和平的必要條件。在西夏未履行這些要求之前，宋軍加快進行橫山和天都山的防禦工事。

正當西夏兵敗平夏城，宋朝全面佔據橫山和天都山。東路的鄜延路建築暖泉寨，距離米脂寨東北四十五里。同時，河東路在黃河西岸建置了四座堡寨，加強對橫山的控制。元符二年（1099年）夏，宋朝動員超過十萬大軍，十天之內築成另外八座堡寨。結果，鄜延、河東和麟府三路連成一道新防線，沿橫山綿延超過三百里，將黨項人驅趕到沙漠地帶。為鞏固對新佔領地的控制，宋朝在葭蘆寨設立晉寧軍。此外，環慶路經略司在橫山興建三座重要堡寨外，另於沙漠邊緣、距離前西夏韋州監軍司僅十里的地方築了一寨。值得注意的是，從寶元元年（1038年）起，宋朝佔據原屬白豹城和金湯城控制的地帶，這兩座堡寨牢牢地楔入鄜延和環慶兩路之間。完成兩座堡寨的工事後，朝廷決定沿用其名，以為紀念慶曆元年（1041年）范仲淹關於收復該兩座堡寨的初步構想，首次揭開了宋夏爭奪橫山的序幕。

同時，涇原路擴張邊面，由平夏城以北，伸延到西夏行宮南牟會的原址，設立天都山的指揮部於西安州。西安州距熙河路通會堡僅五十里，邊面連接，而西夏天都山監軍司自此失去了所據的地盤。據方勺和韓濾說，佔領附近的鹽池以後，宋朝每月出產的鹽值達十四萬錢，足以應付熙河路部份地區的支出。元符二年（1099年）秋，涇原和熙河兩路完成會州及其餘三座堡寨的工事，重新確認從蘭州經黃河到會州，再沿天都山北巒穿過沒煙峽，最後抵達平夏城的領土。此時，西夏遣使謝罪，其謝表用辭謙卑。同年底，雙方終於重歸和平，宋夏新疆界確立。

《宋史》著者評說：“夏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和。哲宗亦為之寢兵。楶立邊功，為西方最。”足以標誌著趙煦一朝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成就。

趙煦善書法，陶宗儀在《書史會要》中稱其“翰墨亦佳”。

大臣張舜民在上朝應對時曾對趙煦說：“臣之前到潭州就任時，讓臣的兒子上奏陳述了先帝患病的原由。”趙煦感念父親，因而失聲痛哭。

趙煦即位時，年僅九歲，由高太后（高滔滔）執政。有一天，按照禮儀應由他接見遼朝使者。大臣蔡確恐怕趙煦年幼，見了遼人的容貌、服飾奇異後會受驚嚇，有損國威，就先一日對趙煦仔細地介紹遼朝使者的容貌和服飾，請他不要驚奇，還重複講了幾十遍。趙煦聽后不做聲，等蔡確說完，他忽然嚴肅地問道：“遼朝使者是人嗎？”蔡確回答說：“當然是人，不過是夷狄罷了。”趙煦說：“既然是人，我怎麼會怕他呢？”蔡確沒想到趙煦竟有如此主見，只得惶惶然退下。

宰相蘇頌在執政時，見趙煦年紀小，每逢大臣有事上奏，都取決於高太后。偶爾趙煦有話要說，有時沒有人加以應對，只有蘇頌在奏報太后后，必定再稟告趙煦。趙煦凡有要事宣讀，蘇頌必定告訴諸大臣，讓他們俯首聽命。趙煦親政后，元祐年間的舊臣都遭貶職，御史周秩想一併彈劾蘇頌，趙煦說：“蘇頌素明君臣之義，不要輕率議論這位國家的元老。”

紹興（1131年－1162年）年間，太常少卿方庭碩奉命出使金朝，途中拜謁北宋諸帝的陵寢。而宋帝諸陵都遭破壞。趙煦所在的永泰陵受害尤為嚴重，他的屍骨竟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方庭碩也只能脫下自己的衣服把屍骨包裹起來。

《東都事略·卷九·本紀九》

《宋史·卷十七·本紀第十七》

《宋史·卷十八·本紀第十八》

永泰陵為宋哲宗趙煦的陵墓，附葬劉后陵，位於河南省鞏縣芝田鄉八陵村村南，東北距芝田鎮八華里，東南距永裕陵約400米。

永泰陵在南宋初年屢遭破壞。至元朝初年，此陵再次遭劫，現今只剩下一座土丘。

永泰陵出土的唯一宮人頭像，它青灰石質，高46厘米、厚30厘米、寬32厘米，頭戴襆頭，襆頭兩側雕刻一層圓形飾、三層扇形飾，大耳垂肩，面部清秀謙恭溫和。

章惇：①憺威四夷，拓土千里。功斯須而告就，事振古以少倫。恭惟皇帝陛下，乾剛而離明，海涵而地載，內陶鎔於九有，外綱紀於八荒。懷柔以文，震疊有武。迺睠河湟之近境，是惟關隴之舊區。自天寶之不綱，召紇兵而赴難。坐致異類，盜據諸州。唐室欲收復而無從，先帝將經營而未暇。雖加厚撫，每持兩端，會其乖離，因以招納。種落魚爛、皆壺漿以迎我師，將士鷹揚，不血刃而舉其國。極太蒙之地際、震大宋之天聲。悉俘戎王，來獻魏闕。三百餘年陷沒之故郡，俄復冠裳，數十萬眾強梗之生羌，涵濡膏澤。一新辮髮之俗，舉為右衽之民。包載千戈，敉寧華夏，自此始矣，可謂盛哉。臣等猥以非才，叨居近列，仰奉至神之略，莫效涓塵，護觀不世之功，惟知鼓舞。（《耆舊續聞》引）②唐室不綱，吐蕃肆虐，致隴右、河西之陷，在乾元、至德之間，不守者逾二十州，迨今茲越三百歲。歷代莫思於攻取，先朝嘗議於經營。有所未遑，克開厥後。恭惟陛下與天廣覆，如日大明。運至神於眇默之中，成萬務於緒餘之末。憫憐冠帶之倫，久陷要荒之域。拯溺居懷，乘機必發。適凶渠之內潰，命偏將以招攜。部族有壺漿之迎，王師無血刃之事。指揮已收於舊地，禮樂丕變於華風。功遠過於古先，期不淹於旬浹。臣等叨陪國政，無補聖謀，欣逢文德之誕敷，坐致遠人之來格。惟與蒼黔之眾，共紓鼓舞之誠。（《耆舊續聞》引）

呂惠卿：然自有國以來，用兵西方，而能所為必成，所伐必克，使天威遠暢，丑氐震疊，未有如陛下今日之盛者也。（《續資治通鑒長編》引）

趙佶：哲宗皇帝聰明睿知，天性夙成。嗣服之初，遵養淵默，總威柄，發揮強剛，黜除奸回，修復法度。熙豐之政，燦然再新。十有六年，底於至治。（《哲宗加謚十六字詔》）

王稱：哲宗皇帝爰自沖年，嗣膺大曆。是時，宣仁共政，登進忠賢，以安天下。故元佑致治之盛，庶幾仁宗。及紹聖親政，起熙豐舊人而用之，元佑政事，一切務以相反。嗚乎，哲宗之英毅開敏，有能致之資，惜乎大臣不以忠厚而事其上也。（《東都事略》）

脫脫：哲宗以沖幼踐阼，宣仁同政。初年召用馬、呂諸賢，罷青苗，復常平，登俊良，辟言路，天下人心，翕然向治。而元祐之政，庶幾仁宗。奈何熙、豐舊奸枿去未盡，已而媒櫱復用，卒假紹述之言，務反前政，報復善良，馴致黨籍禍興，君子盡斥，而宋政益敝矣。吁，可惜哉！（《宋史》）

陶宗儀：元佑之治為盛。（《書史會要》）

愛新覺羅·昭槤：宋哲宗天資聰粹，實有為之主，天不（闕）宋，乃早崩隕，致使徽、欽嗣之，隕喪厥基。（《嘯亭雜錄》）

蔡東藩：但吾觀宣仁彌留時，乃對呂、范二大臣，丁寧嗚咽，勸以宜早引退，並謂明年社飯，應思念老身，意者其豫料哲宗之不明，必有蔑棄老成，更張新政之舉耶？且哲宗甫經親政，奸黨即陸續進用，是必其少年心性，已多昧，宣仁當日，有難言之隱，不過垂簾聽政，大權在握，尚足為無形之防閑；至老病彌留，不忍明言，又不忍不言，丁寧嗚咽之時，蓋其心已不堪酸楚矣。宣仁固仁，而哲宗不哲，呂、范退，章、蔡進，宋室興衰之關鍵，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宋史演義》）

關於趙煦的死因，據《元符遺制》所稱是：“故冬以來，數冒大寒，浸以成疾，藥石弗效，遂至彌留。”

但在宰相曾布的日記《曾公遺錄》中，趙煦並非因傷風感冒而死，而是死於性生理疾病。趙煦的病情癥狀為“精液不禁，又多滑泄”，是致命的。其病因則是極度性放縱。趙煦宮中美女如雲，宰相呂大防的夫人親眼看見：趙煦“前後宮侍女固多，皆天下奇色。惟四人一樣妝梳，衣服之類無少異。”“其服飾珠翠之盛，信天下所未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