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了翁

魏了翁數歲即從諸兄入學，儼然像成年人。稍微大一點，聰明穎悟特出，日讀千餘言，過目不忘，鄉里稱他為神童。十五歲，撰寫《韓愈論》，文章抑揚頓挫，有寫作者的風範。

慶元五年（1199年），魏了翁中進士第三名，當時忌諱談“道學”，魏了翁卻在策論中提及。登第后，魏了翁獲授劍南西川節度（駐成都，今屬四川）判官廳公事，他在任上盡心公事。

嘉泰二年（1202年），被召為國子監國子正。

嘉泰三年（1203年），改任國子監武學博士。

開禧元年（1205年），召試學士院。當時權臣韓侂胄謀划北伐，魏了翁上言，以“國家紀綱不立，國是不定，風俗苟偷，邊備廢弛，財用凋耗，人才衰弱”、“金地廣勢強，未可卒圖，求其在我，未見可以勝人之實”為由，認為當務之急在於“內修”。此論一出，眾人大驚。魏了翁遂被改為秘書省正字。御史徐柟彈劾魏了翁“對策狂妄”，但韓侂胄卻並未再做處置。

開禧二年（1206年），升秘書省校書郎，以“親老（父母年老）”為辭而出任嘉定（今樂山）知府。同年末，在赴任途中到達江陵（今屬湖北）時，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宋降金，魏了翁因而未能到任。

開禧三年（1207年）二月，安丙、李好義、楊巨源等誅殺吳曦、平定叛亂后，魏了翁在繼續赴任途中於廣安（今屬四川）收到免職之命，遂奉雙親回蒲江故里。同年末，奸臣史彌遠秘密殺害權臣韓侂胄后，理學人士劉爚建議史彌遠崇奉理學、起用名人以改善其醜陋形象。“朝廷收召諸賢”，魏了翁也在收召之列。

嘉定元年（1208年）十月，史彌遠入相，專理國事。魏了翁從一開始就覺察到史彌遠“收召諸賢”的用意，因而力辭詔命。不久父親去世，魏了翁解官守喪，遂於州西白鶴岡下建成鶴山書院，著書立說，授徒傳道，宣揚理學，“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起複，任漢州（今四川廣漢）知州，免欠稅以減輕人民負擔，但因橋毀傷人命而降授宮觀閑差，數月後又起任眉州（今眉山）知州。

嘉定四年（1211年），升任潼川府（今三台）路提點刑獄公事（監司）。

嘉定八年（1215年），兼本路提舉常平，后又改兼轉運判官。作為理學家的魏了翁見到南宋理學家朱熹、張栻均已賜謚，次年春遂以周敦頤曾任本路合州（今重慶合川）的官職為由，奏請為周敦頤賜謚，同時也為程顥、程頤請謚。在魏了翁的一再奏請下，直到嘉定十三年（1220年），朝廷才特賜周敦頤謚元、程顥謚純、程頤謚正，魏了翁遂進一步為張載請謚，並請將四人從祀孔廟，朝廷雖隨後又特賜張載謚明，但未同意將四人從祀於孔廟。儘管如此，將不符合通常賜謚規定的四個理學創始人特賜謚號，仍極大地提高了理學派聲望，並為以後理學獨尊地位的取得奠定了基礎。

嘉定九年（1216年），魏了翁一度以路級監司官代理本路的遂寧府（今四川省遂寧市）知府。

嘉定十一年（1218年）春，改任瀘州（今屬四川）知州、兼主管潼川府路安撫司公事（帥司）。母死守喪，起複後任潼川知府。

嘉定十四年（1221年），朝廷提升魏了翁任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在這十五年期間，他歷任轉運判官、直秘閣官、秘書監官等職務。治績大著，有口皆碑。

宋理宗即位后，時事多變。魏了翁積憂成疾，三次上奏要求隱退，都不批准。卻又任起居郎官。那時，因雷聲非時（雷聲按季節，但不是時候而發雷聲）認為異常，理宗心神不定。魏了翁入對，闡述理學與政見，指出“心”的作用。並為理宗謀求久安長治計策。不久，又為一個降職后死去的官員無處埋葬之事據理力爭，被一個官員指控為首倡異論。朝廷竟以欺世盜名、朋邪謗國罪，把魏了翁削官三等，貶到靖州居住。不久，魏了翁再入朝，宰相想要拉攏，他不與苟同。在三年時間裡，魏了翁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那時，湖南、湖北、江蘇、浙江幾個省的許多讀書人背著書籍紛前來求教。這一時期，魏了翁勤勞恭謹，全身心地傳授理學知識，並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成為當時較好的著作。

寶慶二年（1226年）二月，魏了翁被召回。前後這些都不是理宗的本意。魏了翁要求回歸故里，理宗不肯，便改任資政殿學士。

紹定四年（1231年），魏了翁復職，主管武夷山沖佑觀。

紹定五年（1232年），又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不久，又知遂寧府，他辭謝不拜受。后升任寶章閣待制、潼川路安撫使、知瀘州。瀘州是一個大藩屏，控制邊境的面積達兩千里，而武備不修，城廓廢弛。魏了翁乃奏請修繕瀘州的城樓、垣牆和雉堞，並增置軍械，訓練盾牌手，申明軍紀，興辦學校，蠲免欠稅，恢復社倉，修建義冢，修辦養濟院。他上任只有幾個月，就出現了百廢俱興的局面。

紹定六年（1233年），時值史彌遠逝世，理宗親政，魏了翁被提升為華文閣待制，賞賜了金帶，仍留居原任。入朝以來，魏了翁見一些高官顯貴大權獨攬，廢法紀，無綱常，致政權腐敗，不可救藥。他疾惡如仇，在應詔赴任途中，給理宗上疏曰：“時政有十弊，建議理宗恢復歷來好的傳統，以表新興之大為。”他的整頓朝政十項建議，其中第二、三項關於恢復二府之法規與恢復都堂之紀律，以便聚議及嚴明朝綱和第六項恢復台諫制度，以便公開進退人才等建議，至今仍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應該以史為鑒。十項建議論述萬餘言，引事實，切時弊，辯是非，講利害，理宗讀畢，深受啟發和震動，手拿奏章舉讀成誦。從此，舊典章都得到了恢復。

端平元年（1234年）十月，魏了翁任禮部尚書兼直學院。他忠於職守，縱論政事，體察民情，訪問人才，召從臣集議，許多事情做得認真、紮實，不負眾望。回朝六個月前後共上奏二十多章，全是當務之急。皇上欲引了翁參與共商國家政事，而嫉妒他的人合夥竭力排斥，使他不能安心在職。

端平二年（1235年）十一月，魏了翁因熟知兵書、兵法，又量力國家，被任為端明殿學士，參預機要工作、撰寫文書等。又任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督視江淮京湖軍馬。正值蒙古軍犯境，且戰事失利，朝廷驚慌，理宗憂慮。一次例行朝拜結束后，理宗面贈魏了翁一首親筆的唐人嚴武詩：“昨夜秋風入漢關，朔雲邊月滿西山。更催飛將追驕虜，莫遣沙場匹馬還。”和“鶴山書院”四個大字，並贈金帶鞍馬，又命宰相、重臣關外設宴餞行。魏了翁掌管邊關兵馬戰事後，即以吳潛為參謀官，趙善潮、馬光祖為參議官，重申軍規，嚴明軍紀，並身先士卒，加強練兵，一時軍力大增。由於全軍上下團結一心，奮勇殺敵，很快擊敗了元軍。了翁勝不驕，同時提醒將帥們加強警戒並調遣增援部隊，安撫為國捐軀的士卒，罷免貪生怕死的將領，及時向理宗奏明邊防十件事。過了二十多天，魏了翁被提升為國防部部長。在赴邊關奏事時，因得病提出辭呈。那些存心排擠魏了翁的人早在那裡窺視，並蠢蠢欲動。他們趁機推波助瀾，又大造輿論。

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被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他屢次向理宗請求告老還鄉，但沒有被批准。魏了翁病重時，再次請求退職。當時魏了翁的門生來探望他，魏了翁穿戴整齊后與其談話。並且說：“我一輩子對自己淡然無所求，沒有任何非份之想。”當談到蜀地的動亂時，魏了翁久久苦皺眉額，便口授遺奏。一會兒后，魏了翁便拱手而辭，終年六十歲。十天後，理宗頒詔拜魏了翁為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的詔書才到達。

當理宗接到魏了翁送來的遺奏，知道他已經去世時，十分悲痛。他不理政事，罷朝以示哀悼。惋惜有用的人才沒有充分發揮作用。追封他為太師，謚號“文靖”，累贈秦國公，詔賜第宅於蘇州南宮坊（現書院巷）。

元至順元年（1330年）虞集奉敕題“鶴山書院”額於其第宅。

清雍正二年（1724年），魏了翁得以配享孔廟。

魏了翁推崇朱熹理學，又和陸九淵接近。南宋後期，學派變為門戶，詩派變為江湖，了翁獨窮經學古，與真德秀齊名。

認為“河圖與洛書，發揮道數無遺余”（《四川茶馬牛寶章大季修楊子墨池以書索題詠》）。他肯定河圖洛書的存在，堅信先天圖古已有之，絕非邵雍私意，說：“先天一圖停停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說有。《參同》中雖略有此意，而方圓圖之妙，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答真侍郎》）“竊意先天一圖自古有之。”（《題馮仰之因重論后》）

魏了翁曾在上封事書中以邵雍說為基礎，詳細論述了先後天圖及其體與用：臣嘗讀《易》，至“天地定位”，則乾與坤對；“山澤通氣”，則艮與兌對；“雷風相薄”，則震與巽對；“水火不相射”，則離與坎對。此為先天八卦之序也。然而語其用，則地天而為《泰》，澤山而為《咸》，風雷而為《益》，水火而為《既濟》。蓋天道不下濟，則地氣不上躋；山體不內虛，則澤氣不上通；雷不倡則風不和也；火不降則水不升也。於是而為《否》為《損》，為《恆》為《未濟》。又即其大體而言，則水雷山皆乾也，火風澤皆坤也，其要則乾坤坎離。故先天之卦乾南坤北，而其用則乾上而坤下也。後天之卦離南坎北，而其用則離降而坎升也。大率居上者必以下濟為用，在下者必以上躋為功。天地萬物之理，凡莫不然，況乾天也，離日也，皆為君之象。坤地也，坎月也，皆為臣之象。其理顧不曉，然未有乾坤不交而能位天地，坎離不交而能育萬物，君臣不交而能躋斯世於泰和也。（《封事奏體八卦往來之用玩上下交濟之理以盡下情七月二日》）先天八卦乾坤、艮兌、震巽、離坎相對，其用正則《泰》、《咸》、《益》、《既濟》，反則《否》、《損》、《未濟》。先天八卦乾南坤北為體，乾上坤下為用；後天八卦離南坎北為體，離降坎升為用。魏了翁還運用這一原則說明人倫世教，除了君尊臣卑是必然的之外，君臣相交也是效法自然，躋斯世於泰和的必要條件。

魏了翁又考察河圖、洛書之數的源流，對此不無疑問。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羲卦本之圖，禹疇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為圖，十為書；九為書，十為圖之說。二者并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托之陳圖南，辭而辟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第言圓方，不言九十。河圖、洛書之數的來源並不明確，直到漢儒以後才有伏羲八卦本之河圖，大禹九疇本之洛書之說，而宋朝更出現九圖十書和十圖九書兩種說法。朱熹以十圖九書為是，並以邵雍之說為據，在《易學啟蒙》中反覆辨析。不過，在魏了翁看來，此說也並不可靠。其最大的弱點就在於邵雍本身的說法並不明確，朱熹的證據不可靠。邵雍說：“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范》也。”邵雍只言方圓，不言九十之數，這不能說明河圖、洛書孰九、孰十。從二圖表象來看，“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五行生成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為圖，十為書乎”？（《跋司馬子巳先後天諸圖》）不但如此，朱熹本人也頗有疑問。他說：“《易》、《范》之數，誠相表裡，為可疑耳。”又說：“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跋司馬子巳先後天諸圖》）而近世大儒朱震、張行成都以九為圖、十為書。朱震以《列子》作證據，張行成則據依邵子之說為主。二者實難定取捨。

魏了翁詩文造詣很深，時值“南來之衰，學派變為門戶，詩派變為江湖，了翁獨窮經學古”，他推崇朱熹理學，提出“心者人之太極，而人心又已為天地之太極”，強調心的作用，形成一個學派。

有《鶴山全集》一百零九卷，內有長短句三卷，其中十分之九為壽詞，為宋人詞集所罕有。黃升《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卷七以為“皆壽詞之得體者。”張炎《詞源》卷下云：“難莫難於壽詞，倘盡言富貴則塵俗，盡言功名則諛佞，盡言神仙則迂闊虛誕。”

魏了翁的書法擅長各體，清爽中有奇崛的意味。《書史會要》評道：“善篆，不規規然繩尺中，而有自然之勢。嘗以篆法寓諸隸，最為近古。”他傳世的墨跡極少，只有《文向帖》、《提刑提舉帖》等數件作品。

魏了翁的私人藏書極富，他自稱“余無他嗜，惟書癖殆不可醫，臨安人陳思多為余收攬”。先後收藏有10萬卷，與葉夢得並稱為南宋著名藏書家。後來為了創辦鶴山書院，將其藏書大半捐獻給書院，供生員閱讀。宋理宗特御書“鶴山書院”四字為贈。鶴山書院“尊經閣”藏書數量曾經超過南宋國家圖書館，且大部分是其舊藏和抄錄所藏之副本，再訪得舊書，達10餘萬卷，其藏書規模是宋代各大書院之首。他曾說：“嘗觀蘇文忠記李氏山房，謂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俊慧者剿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柴者廣采兼畜可以輯文，不必窮搜博考也。今先生（指朱熹）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

他對尤袤藏書佩服之極，寫有《遂初堂書目·跋》，自稱“餘生晚，不及拜遂初先生，聞儲書之盛，又恨不能如劉道原所以假館春明者。”此跋文敘述了南宋部分私人藏書家的藏書故實，如王溥、李昉、井度、畢士安、楊徽之、晁迥、劉羲仲、宋綬、江正等。

魏了翁遺稿由其子魏近思、魏近愚刊行，傳世有《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九卷、《九經要義》二百六十三卷以及《周易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古今考》、《經史雜抄》、《師友雅言》。詞有《鶴山長短句》。《全宋詩》、《全宋詞》亦收錄有其作品。

李東陽：其稱西山（真德秀）之賢，有東南人物凋落之嘆，則其慨然自附於濂洛諸賢之意端可想見，可謂一代偉人也。……自鶴山（魏了翁）去國后，國勢日蹙，一再傳而宋亡。 （《跋鶴山魏先生書真跡》）

何喬新：自金有蒙古之難，中原豪傑並起，而爭請命於宋。李全、張林以山東來歸，嚴實、彭義斌以河北來歸，計其將卒不啻百餘萬。使宋得壯猷宿望如崔與之、魏了翁者，建閫淮甸，撫之以恩威，馭之以紀律，畫疆理以處之，擇將帥以統之，豈惟可以保淮而固江耶？復汴洛之舊都，吊祖宗之遺民，蓋可坐致矣。 （《朝延以淮亂相仍以改楚州為淮安軍視之若羈縻州然》）

薛應旗：宋哲宗之世，非無范純仁、韓忠彥也；南渡之時，非無李綱、趙鼎也；其後非無真德秀、魏了翁、文天祥也，如不用，何哉？（《紀述·下篇》）

黃宗羲：①鶴山之卓犖，非西山之依門傍戶所能及。（《宋元學案》）②兩家學術雖同出於考亭（朱熹），而鶴山識力橫絕，真所謂卓犖觀群書者；西山則倚門傍戶，不敢自出一頭地，蓋墨守之而已。（《宋元學案》）

黃百家：從來西山鶴山並稱，如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不獨舉也。鶴山之志西山，亦以司馬文正（司馬光）、范忠文（范仲淹）之生同志、死同傳相比，後世亦無敢優劣之者。（《宋元學案》）

全祖望：嘉定而後，私淑朱、張（張拭）之學者，曰鶴山魏文靖公。兼有永嘉經制之粹，而去其駁。世之稱之者，以並之西山，有如溫公（司馬光）、蜀公（范鎮），不敢軒輊。（《宋元學案》）

紀昀等：南宋之衰，學派變為門戶，詩派變為江湖。了翁容與其間，獨以窮經學古，自為一家。所著作詩文極富，……史稱了翁年十五時，為《韓愈論》，抑揚頓挫，已有作者之風。其天姿本自絕異，故自中年以後，覃思經術，造詣益深。所作醇正有法，而紆徐宕折，出乎自然。絕不染江湖游士叫囂狂誕之風，亦不染講學諸儒空疏拘腐之病。在南宋中葉，可謂翛然於流俗外矣。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蔡東藩：況賈、閻二妃，相繼專寵，不聞有遠色之言。真、魏二賢，同時就征，復至有遭忌之舉。危不持，顛不扶，焉用彼相為哉？ （《宋史演義》）

林瑞翰：理宗在位四十年，大抵而言，初期委政於史彌遠，中期委政於鄭清之、史嵩之，晚期委政於賈似道。清之在位，頗引用正人，故端平間，賢士如真德秀、魏了翁、李皇、洪咨夔等並見進用，時稱端平更化，以比元祐。 （《宋代政治史》）

《宋史·卷四百三十七·列傳第一百九十六》

《宋元學案·卷八十·鶴山學案》

魏了翁墓

魏了翁墓位於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高景山金盆塢，1960年被列為吳縣文物保護單位，1995年因所在地划入蘇州市區，改為蘇州市文物保護單位。

魏了翁墓原規模宏大，有神道、神道碑、石碑坊。后屢經毀修。清咸豐元年〔1851年），江蘇布政使倪良用曾為魏墓補立七尺墓碑，上刻“先儒宋資政殿大學士參知政事贈太師秦國公謚文靖魏公了翁墓”。后毀。辛亥革命后，吳中保墓會吳蔭培先生重立“宋魏文靖公了翁墓”石碣。“文革”期間，墓碣蕩然無存，連墓的確切位置也無從尋找。

魏了翁墓位於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城東北4公里處的高橋鄉潘溝村潘家山山坡之上。墓為土冢，長11米、寬3米、高2.5米。墓前原有清代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秋重豎的墓碑，現已毀，僅存殘破片段。

附近公路旁原有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蒲江知縣王有仙、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蒲江知縣何咸亭所立的“宋魏文靖公先塋神道碑”兩通（清碑今運蒲江縣文管所保存）。

墓前原為清代光緒年間興建的魏公祠。魏公祠於民國十四年（1925年）曾培修；現僅存第一台平房5間，已成為民居；倖存的匾額、楹聯收存於蒲江縣文管所。

1982年10月9日，蒲江縣人民政府公布魏了翁墓及魏公祠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1985年7月22日，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紀念活動

2018年11月8日，“天府文化與魏了翁——紀念魏了翁誕辰840周年學術交流會”在四川省成都市蒲江縣舉行。來自各地的專家學者、有關部門60餘人代表齊聚蒲江，共同探究魏了翁的生平和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