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書

五代時期就曾有《唐書》（即《舊唐書》）編成，但宋仁宗認為《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慶曆四年（公元1044年）下詔重修。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七月，仁宗催促“速上所修《唐書》”。前後參預其事的有宋敏求、范鎮、歐陽修、宋祁、呂夏卿、梅堯臣，《新唐書》所依據的唐人文獻及唐史著作均審慎選擇，刪除當中的讖緯怪誕內容，裁減舊史本紀十分之七。總的說來，〈列傳〉部分主要由宋祁負責編寫，〈志〉和〈表〉分別由范鎮、呂夏卿負責編寫。最後在歐陽修主持下完成。〈本紀〉10卷和〈贊〉〈志〉〈表〉的“序”以及《選舉志》《儀衛志》等都出自歐陽修之手。因為〈列傳〉部分出自宋祁之手，而歐陽修只是主持了〈志〉〈表〉的編寫，出於謙遜，同時歐陽修認為宋祁是前輩，所以他沒有對宋祁所寫的列傳部分從全書整體的角度作統一工作，因而《新唐書》存在著記事矛盾、風格體例不同的弊端。所以《新唐書》署“歐陽修、宋祁撰”。其為二十四史之一。

《新唐書》對〈志〉十分重視，新增《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兵志》附以馬政，原有的《天文志》和《歷志》篇幅超過《舊唐書》三倍，新〈志〉載有文武百官的俸祿制度，為舊〈志〉所無。又有屯田、邊鎮、和糴等，皆舊〈志〉所無。《新唐書》也恢復立〈表〉，立了《宰相表》《方鎮表》《宗室世系表》、《宰相世系表》，歷代官修正史〈表〉多缺略。清代學者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列傳次之，本紀最下” ，王鳴盛同時還指出《新唐書》史表的設置有一些不足，“竊謂史之無表者，固宜補矣，有有表而尤不可以不補者……禁軍以宦官掌之，不但朝政盡為所撓，並廢立皆出其手，則左右神策中尉亦當表” 。宋祁有文名，曾任知制誥、翰林學士等職。他歷時十餘年完成〈列傳〉，於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交齊全部列傳的稿子。歐陽修是北宋著名的文學家，擅長古文，他因參加推行“慶曆新政”的活動，被貶為地方官，至至和元年（公元1054年）才調到朝廷任翰林學士，主持修史工作，等到他寫定〈本紀〉〈志〉〈表〉，已是於嘉五年（公元1060年）的事了。

清代王鳴盛以《宋史·宋祁傳》《歐陽修傳》為據，認為宋祁修書“在仁宗天聖之晚年，歷明道、景祐、寶元、康定，至慶曆中告成，以書成進左丞云云”；“（歐陽）修之修《唐書》，乃在嘉祐之前至和年間事，距祁稿成時，相去已十餘年”，“書成，上距祁稿成約又二十餘年矣”。因此，“二公修書不同時明矣”。這一說法，迄今仍為部分學者沿用，都未發現王鳴盛錯繆的關鍵所在。其根源在《宋史·宋祁傳》將“詔求直言”的時間誤作“景佑中”，而這又是《宋祁傳》中唯一的一個年號。

《宋祁傳》文中指明宋祁受命纂修《唐書》在“詔求直言”前，故王鳴盛誤以為宋祁修《唐書》自天聖至慶曆，前後差不多也是17個年頭。但《宋史·仁宗紀》景祐年間並無“詔求直言”一類的事，皇祐元年才有“詔台諫非朝廷得失”。《宋祁傳》中宋祁“直言對”后緊接“進溫成皇後為貴妃”，與《仁宗紀三》的記載相符，時在“皇祐”，而非“景祐”。顯然，《宋祁傳》是將“皇祐”誤作“景祐”了，一下子把時間提前了10多年。王鳴盛提到宋祁“守亳州，以稿自隨”，《宋祁傳》說得很清楚，是因為“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傳中雖無明確紀年，但宋祁是附在其兄宋庠傳后的，前面《宋庠傳》明明白白地寫著：皇祐三年，“祁子與越國夫人曹氏客張彥方游”。宋庠受牽連罷相在這一年，宋祁出知亳州也是這一年。此時尚“以稿自隨”，仍在修撰中，怎麼會在慶曆中告成？王鳴盛的失誤，一是不知“景祐”當為“皇祐”，二是後來在《蛾術編》卷九考知“祁修書凡七年，而自皇祐元年至三年獨秉筆，自此出知亳州，皆書局自隨以至於成，凡歷十六年也”，卻仍然堅持“宋歐修《新唐書》不同時”的結論。《宋史·宋祁傳》的這一年號錯誤，除了《宋景文集》卷二九《直言對》有案語註明“仁宗本紀皇祐三年春三月詔求直言”，“本傳作景祐中誤”而外，迄今竟似無人知曉，請同仁們注意。

就整個《新唐書》的纂修而言，應當說：新修唐史前後17個年頭，前10年宋祁主持編修，后7年歐、宋共同“刊修”。草稿初成，呈宋仁宗審閱。仁宗看后，發現這部史書出於二人之手，體例與文采均不盡相同，於是令歐陽修刪改修飾為一體。歐陽修此時卻拒不修改，他說：“宋公於我為前輩，且人所見不同，豈可悉如已意？”最後僅校閱過一遍，一無所易。

由於《新唐書》歷宋、元、明至清初一直佔有正統地位，一般人只讀《新唐書》而不讀《舊唐書》，所以《新唐書》宋以來的版本遠多於《舊唐書》，流傳的主要版本有：

（1）南宋刻本4種，分別是十四行殘本，舊藏皕宋樓，現藏日本靜嘉文庫；同十四行元補版殘本，藏於北京圖書館；十六行殘本124卷，亦藏北京圖書館；建陽書坊魏仲立刻殘本，舊藏嘉業堂。

（2）元刻本，明國子監根據元版修補印行。

（3）明刻本3種，分別是成化年間（1465~1487年）國子監刻本，萬曆年間（1573—1620年）北京國子監二十一史本，明末毛晉汲古閣十七史本。

（4）清刻本多種，乾隆四年（1739年）武英殿刻本，附宋董沖《唐書釋音》25卷。殿本又有各種翻刻本、影刻本、排印本、縮印本以及五局合刻本、開明二十五史本等。

（5）商務印書館百衲本，以靜嘉堂本為主，配合“北圖”、“雙鑒樓”及“嘉業堂”藏本，保存了《新唐書》舊刻的真面目，勝於殿本。

（6）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版，底本用百衲本。2000年，中華書局又推出了簡體橫排本。

後世對《新唐書》進行糾謬、辨證的著作頗多，舉其要者有：

（1）吳縝《新唐書糾謬》，20卷，分20門，凡400餘事，宋元祐四年（1089）成書，紹聖四年（1097）上於朝廷。

（2）汪應辰《唐書列傳辨證》，20卷，專攻《新唐書》列傳缺點。

（3）王若虛《新唐書辨》，3卷，見《滹南遺老集》。

（4）陳黃中《新唐書刊誤》3卷。

（5）佚名《新唐書證誤》（《稽瑞樓書目》注錄抄本一冊）。

（6）羅振常《南監本新唐書斠義》1卷，1936年上海石印本。

《新唐書》比起《舊唐書》來，確有自己的一些特點和優點。因為宋代大體上繼承了唐代的制度，為了總結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參考，《新唐書》對〈志〉特別重視，新增了《舊唐書》所沒有的《儀衛志》、《選舉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書》的首創。《選舉志》與《兵志》系統地整理了唐朝科舉制度和兵制的演變資料。

《食貨志》增加為5卷，不僅比《舊唐書》份量大而且比較有系統、有條理地保存了大量社會經濟史資料。《地理志》著重敘述唐朝地理沿革，記載軍府設置、物產分佈、水利興廢等情況，補充了不少《舊唐書·地理志》所沒有的資料。

《天文志》和《歷志》在篇幅上超過《舊唐書》3倍以上，記載了唐代流行的7種曆法，特別是保存了曆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大衍曆》的《歷議》，反映了唐代曆法理論的水平和發展高度。

《藝文志》比《舊唐書·經籍志》增加了很多，特別是唐玄宗開元以後的著作補充了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就有一些是《舊唐書》所沒有收錄的。

北宋人認為，《新唐書》要比《舊唐書》高明。他們嚴厲批評《舊唐書》“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曾公亮進新唐書表》），認為《新唐書》無論從體例、剪裁、文采等各方面都很完善。《新唐書》作者批評《舊唐書》“使明君賢臣、雋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惡”，所以在《新唐書》中秉孔子修春秋之意，進行所謂“忠奸順逆”的褒貶，並在《舊唐書》的類傳的基礎上，增添了卓行、奸臣、叛臣、逆臣等類傳，又將原有次序作了重新排列。《新唐書》修成后，其主編曾公亮曾上皇帝表，頗為得意地說：“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其舊”，認為這是大大勝過《舊唐書》的地方。

新書廢舊書61傳、增331傳，但對其原始根據卻說法不一。有說是“文徵明《重刻舊唐書序》言”，有引作“馬端臨在《文獻通考》中指出”，也有不少人看出馬端臨是引用的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的著錄：“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十一。”清代錢大昕另有統計，也被認為“遺漏很多”。黃永年統計說，新書共增修了315傳，包括“只有一兩句話極簡略”的記載，不包括“諸帝公主傳所記二百一十二個公主”。事實上，那種“只有一兩句話”追述其在唐代先祖的記載，作為“人名索引”開列得越細緻越有利於讀者，但這絕不能視為是人物小傳或新增人物傳，兩者不應混同。其實，關於新書增廢舊傳的情況，《新唐書》的編修者是有他們的統計標準和統計數字的。《郡齋讀書志》卷七《史評類》著錄，呂夏卿撰《唐書直筆》4卷、《唐書新例須知》1卷，為其“在書局時所建明”。其中，《唐書新例須知》記有“新書比舊書增減志、傳及其總數”。這就告訴人們，呂夏卿作為編修官，在當時有過統計。儘管在《郡齋讀書志》的著錄中未記錄其“增減志、傳及其總數”的具體數字，但這個統計數字無疑會存於書局，並為各編修官所熟記。

據《玉海》卷四六《嘉祐新唐書》條引《國史志》云：紀十、志五十、列傳百五十。凡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又增三志、四表，凡二百二十五卷、錄一卷。（舊史凡一百九十萬字，新史凡一百七十五萬九百三十字。）所謂《國史志》，指北宋《國史》中的《藝文志》。北宋《國史》，仁宗天聖八年修成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三朝國史》，神宗元豐五年修成宋仁宗、宋英宗《兩朝國史》，南宋宋孝宗淳熙十三年修成宋神宗、宋哲宗、宋徽宗、宋欽宗《四朝國史》。其中，仁、英《兩朝國史》120卷，紀5卷、志45卷、列傳70卷，宋敏求作為史館修撰參預其編修。因此，《兩朝國史·藝文志》著錄《嘉祐新唐書》，必然要依據當年書局的統計數字，更何況宋敏求又是當年《新唐書》的六編修官之一。《郡齋讀書志》據此記錄了“舊書約一百九十萬，新書約一百七十四萬（言）”，而《直齋書錄解題》則據此記錄了“凡廢傳六十一，增傳三百三百十一、志三、表四”，為《文獻通考》、文徵明等轉相引錄。以兩部《唐書》每卷人物列傳前的目錄為統計依據，除去各自的重複，所增（包括正傳、附傳）、所廢（僅指正傳）數字極為接近上面所引《國史志》的數字（諸帝公主不在統計之列），證明“廢舊傳六十一，增新傳三百三十一”，確實是《新唐書》書局留給後人的一個權威性的統計。

《新唐書》還在〈列傳〉中保存了一些《舊唐書》所未載的史料。自安史之亂以後，史料散失不少，唐穆宗以下又無官修實錄，所以宋祁為唐後期人物立傳，採用了不少小說、筆記、傳狀、碑誌、家譜、野史等資料。同時，還增加了不少唐代晚期人物的列傳。關於少數民族的種族、部落的記載，新唐書比舊唐書多而且詳。據趙翼《廿二史札記·新唐書》載：“觀《新唐書·藝文志》所載唐代史事，無慮百數十種，皆五代修唐書時所未嘗見者。據以參考，自得為詳。又宋初績學之士，各據所見聞，別有撰述。”這一切對修唐書都提供了有用的資料。許多列傳中採用了小說、文集、碑誌、逸史和政書等文獻。諸志在採用“舊書”各志資料之外，又有新的擴大。有關實錄、政書、逸史、文集、碑誌以及小說等文獻，均在採摘之列。

《新唐書》也有明顯的缺點，最主要之點是鄙視農民起義思想較為嚴重。編寫者對隋末、唐末農民起義大加撻伐。在《黃巢傳》前冠以“逆臣”二字；對隋末竇建德等農民軍使用了極為惡毒的辭彙，如“蝟毛而奮”、“磨牙搖毒”、“孽氣腥焰”等等。諸如此類，都可看出《新唐書》在觀點的正統方面更勝於《舊唐書》。《新唐書》雖列有《兵志》，卻很空疏，例如《新唐書·兵志》記載：“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后廢而為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其議論不明，於史實亦不符。

《新唐書》大量採用筆記、小說，形成不少錯誤，《直齋書錄解題》卷四批評《新唐書》“拾取小說私記，則皆附著無棄”，“徒繁無補”。王觀國《學林》卷五“霓裳羽衣曲”說：“蓋《國史補》雖唐人小說，然其記事多不實，修唐史者一概取而分綴入諸列傳，曾不核其是否，故舛誤類如此也。”

在寫法上，《新唐書》也有不及《舊唐書》的地方。例如有的〈本紀〉、〈列傳〉失之太簡，甚至作了毫無道理的砍削。清代史評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曾提及，《新唐書》本紀較舊書幾乎減去十分之六七。有人統計，《舊唐書·本紀》部分近三十萬字，到《新唐書》僅剩下九萬字，而《哀帝本紀》舊書約一萬三千字，新書只剩千字左右。這種過簡的寫法，使《新唐書》失去了許多重要史料。又由於苛求文字精鍊，宋祁、歐陽修等不惜刪去許多重要情節，如《舊唐書》里寫得十分生動、極為悲壯的《封常清傳》《高仙芝傳》，到《新唐書》則刪削得索然無味。

《新唐書》主要作者宋祁、歐陽修是北宋一代文宗，著名文學家。宋祁及其兄宋庠，在當時有“二宋”之稱，宋人《東軒筆錄》說宋祁“博學能文，天資蘊籍”；歐陽修為“唐宋八大家”之一，散文為其特長。他們筆下的功夫當然不同一般。

參加編撰《新唐書》的其它作者，也都為北宋時期名家高手。宋仁宗嘉佑年間曾公亮《進新唐書表》中所列之范鎮、王疇、宋敏求、劉羲叟等，都是當時文壇知名人物。范鎮曾為翰林學士，文筆流暢，有《東齋紀事》等百餘卷流傳於世。王疇文辭嚴麗，一向為世所稱。宋敏求為北宋一代掌故大家，富於藏書，曾編《唐大詔令集》和《長安志》，對唐史十分熟悉。劉羲叟是著名天文學家，後來曾助司馬光編《資治通鑒》，《新唐書》用這些人主筆，自然文采粲然，體例嚴謹。另一方面，宋、歐等人在修《新唐書》時，態度也很認真。歐陽修負責〈本紀〉、〈志〉、〈表〉部分，撰稿六、七年。宋祁的〈列傳〉部分時間更長，前後長達十餘年。他曾一度為亳州太守，“出入內外”把這部稿子隨身攜帶。在任成都知府時，每天晚宴過後，開門垂簾燃燭，幾乎都要著作到深夜。這種認真謹嚴的態度，使《新唐書》在不少方面的確勝過《舊唐書》。

《舊唐書》因撰稿時間倉促，有些轉抄自唐實錄、國史的痕迹都沒能抹掉，存在許多“大唐”、“本朝”、“今上”字樣。宋祁等在新修時，把這些不倫不類的話都刪削了。使《新唐書》在體例和筆法、風格上顯得比《舊唐書》完整嚴謹得多。另外，《新唐書》在列傳的標名上也作了歸納整理，如把少數民族仕唐將領合併到“諸夷蕃將傳”中；把割據的藩鎮也歸到一起來寫等等。這樣，就使得眉目更為清楚。

《新唐書》以清新質樸的語言特點為後世人賞識。也有了巨大的影響。

因為北宋時期比較安寧，有許多在戰亂時期不易收集到的史料，到北宋初年得到了徵集和整理。據專家估計，司馬光修《資治通鑒》時參考史料達三百種之多，《新唐書》的修撰與《通鑒》時間相近，司馬光看到的，宋、歐等勢必見到。如在《新唐書》增加的《李績傳》記載立武后之爭時的態度，記房玄齡論守成之難易，都是《舊唐書》和其它書所不及的。其它如《新唐書》的《食貨志》里增加了唐朝屯田、和糴、礦冶等資料；《地理志》記載各地河渠陂堰的灌溉情況和各州的土特產，也都是他書少見的珍貴史料。

歐陽修還是當時有數的金石大家，他對古代金石學頗有研究，曾撰《集古錄》，用金石刻的記載考證史實。最有名一例，即他用孔穎達碑文考證出這位唐初傑出經史學家表字沖遠的事實。這些都使《新唐書》在某些史實考證方面更勝一籌。

《新唐書》第一次寫出了《兵志》、《選舉志》，系統論述唐代府兵等軍事制度和科舉制度，這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保存了我國軍事制度和用人制度的許多寶貴史料。《新唐書》的宰相、方鎮諸表，也給讀者認識唐朝宰相族系（世家大族）的升降和藩鎮勢力的消長，提供了一條線索。

著名史論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說：“新書最佳者志、表”。這是公允的評價。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新唐書》是我國正史體裁史書的一大開創，為以後《宋史》等所沿襲。自司馬遷創紀、表、志、傳體史書後，魏晉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書》始又恢復了這種體例的完整性。以後各朝史書，多循此制，這也是《新唐書》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一大功勞。

新唐書札記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182-204頁

新唐書糾謬20卷（宋吳縝)明萬曆中海虞趙開美刊本 武英殿聚珍本福建廣東覆聚珍本附校勘記2卷知不足齋叢書十五集本附錢大昕修唐書史臣表1卷 四部叢刊三編影印萬曆本 叢書集成第3835-37冊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1-65頁

新唐書糾謬校補(清錢大昕）嘉定錢大昕全集第4冊，陳文和輯校本

新唐書辨3卷（金王若虛) 滹南遺老集卷22-24 二十五史三編第7冊第64-83頁

新唐書刊誤3卷（清陳黃中) 見南獻遺徵 書目答問雲未刻

新唐書證誤(失名）稽瑞樓書目著錄抄本1卷

唐書釋音(宋董沖）二十四史訂補第9冊第347-391頁影印重刻汲古閣本

新唐書校議正誤 羅振常著 民國時期印本

新唐書藝文志注 四卷 - 民國間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