諫官

中國古代諫官制度研究。

“諫官”又稱“諫臣”，指諫君過失之臣、勸諫天子過失之官。《孔子家語·子路初見》有“為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的名論；《白虎通·諫諍》論及朝廷職官時說，“設輔弼，置諫官”，諫官被看作是與丞相相同等重要的帝王羽翼。“諫”字包含多重意蘊，而要義在“直言以勸正”。《說文》曰：“諫，證也。從言柬聲。”《廣雅·釋詁一》曰：“諫，正也。”《字彙》曰：“諫，直言以悟人也。”綜上所述，“諫”的基本內涵是，以正直之言啟侮別人。諫官之“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給各類人提意見，而是針對君主，“諫朝政之得失”。“廷諍”（在朝廷當面向君主直言）與“上封事”（書面向君主提意見）是諫官將批評上達君主的兩種形式。

白居易說：“國家立諫諍之官，開啟我之路久矣。”(P1371)中國的諫官制度源遠流長，自周代設“保氏”以降，各朝皆有諫官設置，雖然其名稱有異，作用各別，但諫議制卻一以貫之。究其原由，則是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屬性所使然。大略言之，人類社會所出現的政體（政權構成形式）有三種類型——君主制、貴族制、民主制。中國歷史上雖然出現過氏族民主制，但自從跨入文明門檻以後，則只有不發達的貴族制和發達的君主制兩種政體。由戰國發起端，秦漢定型的專制主義君主集權政體在中國延續達兩千多年之久。這種專制政體的最顯著特點是，將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權集於帝王一身。在這種體制之下，帝王不受法律的制衡，其“一動之幾”不僅可以給任何人以生殺予奪，而且會導致國家大政方針的傾斜。為了彌補這種由帝王獨斷所可能造成的對王朝根本利益的損害，列朝都採取了一系列措施，而諫官制度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環。中國歷史上出現的那些敢於“犯顏直諫”的諫官和善於納諫的帝王，都是這一機制的產物；而一切阿諛逢迎之徒和不納良諫的帝王，則破壞那種彌補機制，加劇專制體制的危機。

諫官制度固然是為專制君主的長治久安效力的制度，但由諫官和帝王演出的“進諫”與“納諫”（或“巨諫”）的種種活劇，卻蘊藏著豐富的政治智慧和人生哲理，給後人以啟迪。

（一）先秦諫官的設立

諫官的設立始於周代，盛行於秦漢至唐宋時期。但相傳於舜帝時，已有“納言”一職。《尚書·孔氏傳》說：“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下。”這種納言之官，是諫官的初始。納言可直接向皇帝反映下情。《呂氏春秋·自知》記載，商湯王時已有“司過之士”，皇帝有過錯，可以由“司過之士”提出或者糾正。司過之士已近似於諫官。

周文王時，周王室內設有“保氏”一職。“保氏”，可算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諫官。《周禮·地官》：“保氏下大夫一人，中士二人”，“保氏掌諫王惡”。據《周禮註疏》卷十四“地官保氏”：“保者是保安之義，故使王謹慎其身而歸於道”，“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王有惡則諫之，故云掌諫王惡”。也就是說，“保氏”的職責是司掌規諫王的過錯。周文王庶子召公曾任過保氏一職。王安石《諫官》：“嘗聞周公為師，而召公為‘保矣’。”

春秋戰國時，直接以“諫”命官，稱為諫官。齊桓公設“大諫”之職，其他各國均有類似的設置。齊國中央官制的主體是在相的下面，設置五個行政部門，即所謂“五官制度”。齊國的五個主要部門是：

附圖{圖}可以看出，諫官處在相當顯著的位置，他是齊國中央相府的五個職掌之一。《呂氏春秋·勿躬篇》載：管仲對齊桓公說：“早入宴出，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重富貴，臣不若東郭，請置以為大諫。”其他國家如趙、魏、韓三國相府直屬官有左右“司過”，掌諫議。諫官處在君王身邊，專司其過，找君王的缺點毛病。

（二）秦漢諫官制度

秦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制的封建王朝，各項制度有較大的變革，但諫官不能不設。秦初置諫議大夫，其諫官制度對後世影響至深，諫議之職直沿至宋元時期。

《通典》卷二十一說：“諫議大夫，秦置，掌論議。”秦置諫官，真正的名稱是“諫大夫”，隸屬郎中令，無定員，多至數十人，職掌議論。郎中令是諸郎官的總頭領，而郎是侍從官的統稱，郎官的主要職責是護衛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郎中令下屬有諫大夫若干人，郎中近千人。其中諫大夫專掌備顧問應對，司諫議之職。

漢武帝時沿襲秦制，仍設“諫大夫”，東漢光武帝時增“議”字，始稱“諫議大夫”，置三十人。漢時，諫議大夫是光祿勛的專職諫官，其職責是“直言極諫”，匡正君非，諫諍得失。漢文帝屬善納諫言之君，曾下詔，察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凡任諫職者，須進行“直言”之士的對策，測試成績優秀，則可任職。漢時的著名諫官有劉輔、王褒、貢禹、匡衡、王吉、何武、夏侯勝、嚴助等人。這些諫官均敢直言，頗有政聲。

秦漢除諫議大夫為專職諫官外，光祿大夫、議郎、博士等均有諫議之責，其他中央官員若加有侍中、散騎、中常侍等官銜，亦可在皇帝身邊起到諫議的作用。 （四）宋及宋以後諫官制度

宋代也重視諫官，曾專門從“三省”中的門下省分出一個諫院與三省并行，以左右諫議大夫為長官，加上門下省的“給事中”，合稱為“給諫”。另外，改唐時“補闕”為“司諫”，改“拾遺”為“正言”，仍分右左而置。宋設“司諫”，表示專司諫諍之職；“正言”，表示向皇帝說正確的話，糾正皇帝的錯誤言論。正所謂“正言之為官，以諫救遺失”。司諫、正言都是很重要的專職諫官。王安石《上田正言書》謂正言者“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症，蹇蹇一心，如對策時”(28)。

宋專置諫院，並置諫官六人，以“司諫”、“正言”充任；另有許多以他官兼領者，謂之“知諫院”、“同知諫院”，帶有加官性質，但也是很重要的諫官。司馬光在遷起居舍人時，就是同知諫院，並有《諫院題名記》一篇。宋代諫官職權很大，“朝夕耳目天子行事”，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對各方面的問題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王安石說：“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

他官兼領諫官，是宋代諫官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弊病，諫官的性質發生了一些變化。唐宋以前，言官與察官是分立的。諫官司言，御史司察；諫官掌規諫諷諭，獻可替否，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綱紀；諫官監督政府，糾察皇帝，御史監督官吏，糾彈大臣。唐代的御史不得言事，諫官也不得糾彈。宋代初期，御史和諫官也分別職司，並不兼領職務，后諫院獨立，權力擴大，並且規定諫官由皇帝親擢，不得用宰相所薦舉，諫官雖然可以諫諍皇帝，但也有糾繩宰相之責。據宋史載：凡朝廷缺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違失，諫官皆得諫正。宋神宗以後，諫職更加擴大，以兩省給諫權，凡除中丞而官未至者，自正言而上，皆給右諫議大夫權。宋神宗初年，規定他官可以兼領其諫官職務，並以知雜侍的御史鄧綰為中丞，除諫議大夫。唐代重諫官，輕御史，而宋代的御史多由諫官兼權，諫官又往往分行御史的職權，這樣對皇帝的箴規闕失、規諫就削弱了。

另外，諫官與宰相，諫院與政府的矛盾也日趨激烈。在漢代，諫官禹光祿勛隸屬於宰相，諫議大夫當然是宰相的下屬。唐代，諫官屬門下省，仍是宰相的下屬，總之是專門向皇帝諫諍過失的。唐制，皇帝朝見文武百官后，通常沒有特殊的事情，很快就散朝。散朝後，皇帝另和宰相從容討論，這時旁人不得參加，而門下省的諫官們獨在例外，他們可以隨從宰相列席參加，而且規定要有諫官列席。宰相有時不便同皇帝直接講的話，可以由這些“言者無罪”的諫官來講。諫官講得對固然好，講得不對，也無妨大體，因為諫官的職責就是開口講話，這樣也就可使宰相免同皇帝直接衝突，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政治上的藝術，即君權、相權之間相互調節。這一關係是：皇帝用宰相，宰相用諫官，諫官又諫諍皇帝。但諫官職權擴大，御史兼領諫職以後，就形成了諫院與政府之間的矛盾，諫官往往不是糾繩天子，而是糾繩宰相。

當然這種制度也有積極的一面，如司馬光在同知諫院時，以諫官之職，進行揭露姦邪佞妄，嚴整吏治。包拯在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任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時，以諫官名義“三彈張堯佐”，就是很有名的事件。但不管怎樣，諫官的主要任務應是諫諍皇帝，監察政府有御史台。諫官對政府官員有監察權以後，就形成了台官、諫官共同糾察政府官員，宰相再也不好借諫官之口向皇帝發表意見，諫官反而成了政府的掣肘。諫官、台官也漸漸不分，稱呼也逐漸合流為“台諫”。王安石新政的失敗，就與諫院同政府丞相水火很有關係。神宗元豐年間（公元1078年）改革官制，廢除諫院，正式以左右諫議大夫、左右司諫、左右正言分隸於門下、中書二省，專供諫職，不得越職言事。諫議大夫趙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秘書監。

宋代著名諫官也很多，如司馬光、歐陽修、范仲淹、王禹chēng@②、蘇轍等。宋代的諫官也敢諫、善諫，諫疏有時多到令人吃驚的程度，如神宗時，張舜民做諫官才七日，就上了六十封奏疏；徽宗時任伯雨做諫官半年，上疏一百零八封。范仲淹曾有《靈烏賦》，“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其諫官生涯的真實寫照。

元代廢門下省，諫議、司諫、正言也隨之俱廢，因而未設專職諫官。但御史卻承宋制，得兼諫職。

明代亦無專職諫官，而由“給事中”和各道御史兼任諫職，流俗為“給諫”。萬曆時皇帝寵信後宮，弄權誤國，朝綱廢弛。二十三年九月，景德門遭雷擊，御史袁可立上疏針砭時弊：“近年以來，議論茲多，致干聖怒，擯斥不下百十餘人。豈言事諸臣盡不可用耶？如使諸臣為濟私，孰與緘口持祿，附會保全之為便？使諸臣為市恩，孰與將順曲從，得君固寵之為愈？使諸臣為沽忠賣直，亦必其人有懷忠慕直之心，恥為依回淟涊之態者。如概棄不用，臣恐謇諤之士不蒙甄錄，相率噤口結舌，國家大事誰復為皇上言之！(《睢州志》)”。疏上，奪俸一年。袁可立不為動，再次上疏，矛頭直指皇帝：“禮祀不親，朝講未視，章奏不以時批答，廢棄不皆錄用，傳造日增，賞罰日濫，非所以盡修省之實。(《睢州志》)”。袁可立尖銳地指出時局之嚴峻：“西虜跳梁，播酋負固東海，倭患未熄，中原災害頻仍”，力諫皇帝“親郊祀，勤朝講，批章奏，錄遺賢，明賞罰，化朋黨”（孔貞運《明兵部尚書節寰袁公墓誌銘》）。疏上，觸怒神宗皇帝，於萬曆二十四年正月初十將袁可立削職為民，沉冤達二十六年之久。朝中大臣為袁可立鳴冤者十數年不絕，帝皆不聽，史稱“震門之冤”（錢謙益《牧齋全集》）。

清代言諫之官的建置大體如明代，有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給事中兩班人馬。康熙初年，撤銷巡按御史，雍正開始又將給事中划隸都察院。凡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給事中、監察御史，都許風聞言事。凡政事得失，民生疾苦，制度利弊，風俗善惡，皆能以耳目官的資格，盡量陳奏。故順治十年（公元1653年）上諭：“凡事關政治得失，民生休戚，大利大害，應興應革，切實可行者，言官宜悉心條陳奏，直言無隱。”形式如此，事實上清代諫官等於虛設。

以上歷代諫官制度的概述，可以看出，幾乎自周及春秋戰國以後，各朝於諫官設置均有重視，尤其以唐代諫官機構最為齊全完備。諫官制度是制約皇帝的制度，雖然其制約性極其有限，但不能不說是一個奇特而重要的歷史現象。

（一）諫官言者無罪

諫官，是專司諫諍之職的，國家設立諫官的目的，就是讓他講話，所以諫官是言者無罪的，講錯了也不要緊，所謂諫言不咎，諫官不罪。

這裡有兩件事實很能說明問題。一件是：唐元和三年（公元880年）四月，白居易初授拾遺時，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依照慣例，在四月舉行的“賢良方正能言極諫科”的科舉考試中，皇甫shí@③在對策中，抨擊時政，語言激切。牛僧儒、李宗閔也力詆宦官和權貴。當時的考官是吏部侍郎楊玉陵、吏部員外郎韋貫之，他們主持正義，不僅錄取了這三個人，而且還使他們名列前茅。這就激怒了宦官和舊官僚李吉甫。據《資治通鑒》說：“李吉甫惡其直言，泣訴於上。”宦官和舊官僚一齊合力攻擊這次考試。於是憲宗命裴jì@④、白居易等六人複查。複查結果，同意楊玉陵、韋貫之的“策為上策”。可是宦官集團不肯罷休，繼續“泣訴，請罪於上”，結果唐憲宗聽信讒佞之言，黑白顛倒，罷黜楊玉陵、韋貫之，對參加複查工作的裴jì@④罷翰林學士，除戶部侍郎，其他參加複查工作的人也都受了處分，而白居易也參加“考復”工作，而且慷慨陳詞為楊玉陵、韋貫之、裴jì@④等人辯護，卻未受處分。裴jì@④出翰林院時，白居易遂上《論制科人狀》說：“臣伏以裴jì@④、王涯、盧坦、韋貫之等皆公忠正直，內外咸知，所宜授以要權，致之近地。”用這些人“則必君子之道長”，退這些人，“則必小人之道行。”“臣職為學士，官是拾遺，日草詔書，月請諫紙；臣若默默，惜身不言，豈惟上辜負聖恩，實亦不負神道。所以密緘手疏，潛吐血誠；苟合天心，雖死無恨。”(P1230)這是多麼激烈的言詞！也足見白居易忠於諫官之職守，以致唐憲宗不能容忍。但由於白居易是諫官，而諫官是“言者無罪”的，“不宜阻居易言”，所以唐憲宗只能怒而哀嘆道：“白居易小子，是朕撥擢致名位，而無禮於朕，朕實難奈！”(1560)只能“難奈”而已，不能治罪。但是白居易為太子左贊善大夫時，即唐憲宗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七月，宰相武元衡被盜殺，白居易“首上疏論其冤，急請捕賊以雪恥”。由於他已不是諫官了，唐憲宗以“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P1560)，而貶其為江州司馬。二是：范仲淹在不任諫官而拜禮部員外郎以後，奸相呂夷簡就曾威脅他說：“汝即非諫職，不得妄議軍國大政”。但范仲淹面對奸相，無所畏懼，繼續向仁宗皇帝諫諍，最後被仁宗皇帝以“越職言事”，罷知饒州。

白居易和范仲淹的經歷充分說明，諫官的職責就是直言以諫。既然是直言以諫，就不能因直言而罪之。相反，如果不任諫職，話說錯了或不合朕意，就隨時都有被殺頭、貶官的危險。諫官諫諍，然後皇帝善擇，“言之當者，朕有厚賞，言之不當，朕不加罪”。王安石在論《諫官》一文中說：諫官其所以極言以諫，就在於他是諫官，即“蓋已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P379)因此，言者無罪，也就成為諫官的“特權”。（二）官卑秩微，任選青年

諫官不罪或者言者無罪，這只是一種禮法制度，實際上只是皇帝的一種道德規範。不遵循禮法，就會落得一個誅殺諫臣的罪名，有了這個罪名就是一個昏君。所以，遵守制度的皇帝是不能隨意誅殺諫臣的。但要每一個封建皇帝都不去誅殺、貶謫那些“逆鱗”的人又談何容易？孔子說：“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遜。”因此在選用諫官時，往往需要選用那些敢說直話不怕殺頭的年輕人，同時官卑秩微。

所謂“官卑”，是指官位不高；“秩微”，是說待遇不厚。諫官，跟隨皇帝左右，地位相當重要，白居易謂之“位當星象”。但官階甚卑，其秩甚微。諫議大夫作為諫官之長，也沒有超過四品官的。其它諸如拾遺、補闕、司諫、正言，均沒有超過七品的。唐代對諫官是很重視的，但諫議大夫為正五品，而左右拾遺和左右補闕僅為八品之官位，這在九品官位制度中幾乎是最末的。

為什麼諫官的地位相當重要，而官位卻很低呢？關於這一點，王安石曾為之大鳴不平。他在《諫官》一文中說：“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然而，“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P379)因此，王安石提出要為諫官正名。其實王安石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諫官其所以責之三公，命之以士，其秩甚微，官職甚卑，就在於官位低下，說話就沒有什麼顧慮，不會珍惜官位而不敢直言，說錯了大不了不幹這個差事。但官位一高就不行，為了保其官位，免丟烏紗帽，該說的可能也不說了，該諫的一看皇帝的眼色也不敢諫了。白居易對此看得很清楚，他對於“其秩甚卑”很能想得通。他在《初授拾遺獻書》中指出：諫官“其選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則惜位，身貴則愛其身。惜位則偷合而不言，愛身則苟容而不諫，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恩不忍負，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P1228)這就充分說明了諫官職位不高的原因。

諫官除位卑秩微以外，在選人上一般選年輕人擔任。漢時的終軍十八歲任諫大夫，劉向二十歲任諫大夫。唐宋時期的諫官，大多是在初進士后，就委以諫官之職，年齡都是在二十幾歲左右。如陳子昂二十四歲遷右拾遺，元稹二十七歲為左拾遺。諫官選拔年輕人擔任，這一方面同位卑有聯繫，進士以後，首先從小官做起，被皇帝認為是正直敢言，然後再予以升遷。這裡有意思的是古代帝王有時也將能正直敢言作為任官的標準，漢唐舉士都設“能言極諫”科，就是例證。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年輕人不那麼世故，“後生可畏”，初生之犢不怕虎。年輕人火氣大，敢想、敢說，臨事不怕冒風險，這些也正是作為諫官之職所必需的。在敢諫上，年輕人實屬可愛。

（三）諫言不露

諫官之所設，在於糾正皇帝的缺失，諫官的使命就是挑皇帝的錯誤和毛病，向皇帝進忠告。皇帝設諫官，當然也就有希望他們挑自己錯的一面，否則，諫官恐怕也就難以存在。但封建時代的皇帝絕沒有讓人當眾批評的勇氣，也沒有將缺點錯誤公開的膽魄和胸懷，因而就出現了一項制度，這就是“諫言不露”、“諫書人莫窺”。諫官言事要“密陳其奏”。白居易《初授拾遺獻書》中說，諫官言事要“密陳所見，潛獻所聞”，“密緘於疏，潛吐血誠”。魏徵就曾為公開在朝廷上“辱”唐太宗，而險遭殺害。

諫言之不露恐怕有兩個原因：

第一，怕影響皇帝的威信。皇帝者，天賜之子，金口玉言，哪會有缺點錯誤？但歷史無情，自然有道，縱然真龍天子，也逃脫不了歷史的懲罰，不可逆轉歷史的規律，於是乎欲蓋其惡，悄然改正，神不知，鬼不覺，保全了龍顏臉面。但欲蓋彌彰，既然連公開承認缺點錯誤的勇氣都沒有，又何以能真正納其諫言而改正呢？

第二，欲毀滅“罪惡”史。封建皇帝一般都想為自己樹碑立傳，有哪一個君主想將自己的“罪惡”史傳之於後世呢？諫言，自然大多是講皇帝的壞話，如果公開出去，傳之於後世，豈不有損於榮耀？司馬遷著《史記》，只是記載了一點點漢武帝的壞話，結果到後漢的時候，大臣王允就埋怨“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P23)所以唐代嚴格規定，“領史職者，不宜兼諫議”。但歷史終究是歷史，歷史存在於人民的心目之中。統治者做了壞事，要瞞是瞞不了的，正史不傳，還有野史，“流芳”還是“遺臭”，歷史自有公論。

（四）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按照禮法，諫官是言者無罪的，但不遵守制度的皇帝卻是大有人在，於是就形成了諫官最重要的職業道德，這就是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當然，這種道德的指導思想又是“忠君”，正所謂“忠臣不避重誅”。

這種職業道德的形成最早當然與遠古時聖賢者的求諫納謗分不開。《孝經·諫諍章》：“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子。”《荀子·臣道》篇曰：“君有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諍。”《說苑·正諫》：“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這就為直言敢諫，以死而諍奠定了理論基礎。夏桀及商紂時的關龍逄、比干又在行動上開了先河，成為以後諫官及諫臣們學習的榜樣。

同時，從封建統治者來講，也需要這樣“披腹心而效愚忠”的忠良之臣，“夫國之匡輔，必待忠良，任使得其人，天下自治”。(P238)故漢唐選士設“能言極諫”科，選敢於直言者為諫官。古代聖賢更是做出了榜樣，“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為千金，從刑為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P385)做諫官的也都以盡忠和諫以死諍為榮。《藝文類聚》載：楚莊王時，三年不聽朝，並對文武百官下命令說：“寡人惡為人臣諫其君”，“有諫即死無赦”。有數百人因進諫而被殺，蘇縱卻不怕死，對楚莊王強諫。他說：“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惜身怕死）不諫，則非忠臣也。”歷史上以死相諫的史例不勝枚舉。范仲淹因諫而三次被貶官，詩友梅堯臣曾寄詩《靈烏賦》，希望他拴緊舌頭，鎖住嘴唇，但范仲淹卻回贈同名的《靈烏賦》，表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

三、諫官制度的思想基礎

諫官及諫官制度作為封建國家的政體構成部分之一能夠綿延幾千年，有其歷史的必然性。這種必然性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堯舜禹等古代聖賢的求言納諫作出了榜樣。由於各種輿論影響，古代皇帝不能不以堯、舜、禹的聖明作為皇制的思想目標，這種目標或有真意（如唐太宗），或不得不表面假具（如秦始皇言自己德超三皇、功蓋五帝），但不管怎樣，不能不以堯舜先王為先驅。第二，沿襲諫官例制。歷代帝王無不想留得從言納諫的美名，因而諫官例制不敢輕易取消。第三，諫官對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以及皇權的鞏固，的確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歸根結底是同當時的生產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繫。

古代聖賢早知諫的重要並且躬行於實踐，堯舜“設諫鼓、立謗木”，以為“治世之音”就是例證。“諫鼓”之設，“謗木”之置，可以說是古代氏族社會民主監督的一種形式，是實行社會控制的一種手段。當社會進入到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以後，君主專製取代了民主，但統治階段為了統治的需要以及古代效法先王的思想，使得諫諍理論得以發展，諫諍現象得以存在和綿延。

春秋戰國時期，言諫之事被提到關係國家存亡的大事上來認識。《新序·雜事》載：晉平公問叔向：“國家之患孰為大？”叔向作為晉國的大夫回答說：“大臣重祿而不極諫，近臣畏罰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叔向認為，大臣不極諫，是國家最大的災難。

由於政治上的需要，古代一些帝王，客觀上也就需要別人的進諫，忠臣的規勸，所謂“天子之耳不能自聰，天子之目不能自明”，“木從繩則正，后（君主）從諫則聖”。

另外從思想理論來看，“以多物，務和同”的和諧理論觀念，不能不說是一種影響。《國語·鄭語》中有《史伯論興衰》篇。史伯是周的太史，他認為將許多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而使他們之間的關係得到了平衡，這叫做和諧。和諧能使事物豐盛起來，成長起來，而產生出新的東西。如果一定要在相同的東西之上，再添加相同的東西，即加到不可再加的時候，就會被拋棄了。“故先王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調口，鋼四肢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於是乎先王聘後於異性，求財於有方，擇臣取諫工，而講以多物，務和同也”。(P147)這裡講到，先王任用大臣，選取敢提不同意見的諫臣，其目的在於求取“和諧”，協調矛盾。這種“和諧”觀，很有一些辯證的道理。

從這種“和諧”觀念出發，於是為諫為忠。做臣子的不能不忠，而忠的體現是諫，諫和忠形成了辯證的統一。《晏子春秋》中，記載有晏子和齊景公的一段對話，很能說明問題。晏嬰認為，君臣之間的和諧絕不是同一，絕不是唯君是從，而是相反，“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咸”。晏嬰是齊景公的諫臣，“忠”和“諫”在他那裡達到了最完美的統一。由於晏子的才幹和能言善諫，而得齊國三代國君重用，於是大夫梁丘據不解地問：“晏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說：“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P366)這裡的一心，就是“忠”，忠與諫的和諧統一，應該說是構成諫官制度及其得以延伸的重要思想基礎。

歷史上比較著名的諫官：魏徵魏徵（580－643）字玄成，原為唐高宗李淵太子李建成部下，任太子洗馬。玄武門之變后，李世民即位，喜他直率，擢為諫議大夫。他好犯顏直諫，前後陳諫二百餘事，深為太宗器重，遷為尚書左丞。貞觀三年（629年），任秘書監，參預朝政，貞觀十年（635年），為侍中，能識大體，以常情處事。受詔監修梁、陳、齊、周、隋史，又總編《群書治要》，書成，進官左光祿大夫，封鄭國公。魏徵死後，唐太宗思念不已，嘆息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歿，朕亡一鏡矣！”

可見，魏徵雖然以敢於“犯顏直諫”而著稱，卻很長時間裡不是宰相或副宰相。“諫議大夫”是諫官，品級只是正四品下；後來升為“尚書左丞”也只是正四品上，只升了半級；這時他都不算“參預朝政”。到貞觀三年（629年），任秘書監（從三品，又升了半級。掌管圖書檔案）才“參預朝政”。直到貞觀十年（635年），為侍中（正二品），才算是真正的宰相。唐太宗雖很看重魏徵，但由於魏徵畢竟是建成的部下，很長時間裡，品級並不高。不過難能可貴的是，他儘管職位不太高，仍然敢於“犯顏直諫”，後來更是積極“參與朝政”，真正盡了宰相的職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