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

《通典》在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專史的開創之作。杜佑以前的典章制度史，基本集中於紀傳體史書中的書志部分。在史實容量和撰述體例上都有諸多的限制，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 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而《通典(全5冊)》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從此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中的一個重要門類。

《通典》專敘歷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遷，從遠古時代的黃帝起，到唐玄宗天寶末年止（肅宗、代宗以後的變革，有時也附載於注中），分為九類，以食貨居首，次以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每類又各分子目。對於歷代典章制度，都詳細地敘述了它們的源流，有時不但列入前人有關的議論，而且用說、議、評、論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見解和主張。

《通典》書成於貞元十七年（801）。通記歷代典章制度建置沿革史，始於傳說終於唐天寶末，間及肅宗、代宗、德宗三朝。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典，各冠總論，下系子目，凡有一千五百八十四條，正文約一百七十萬字，注文約二十萬字。

《通典》取材博綜古今，廣采群經、諸史、地誌，漢魏六朝文集、奏疏，唐國史、實錄、檔案、詔誥文書、政令法規、大事記、《大唐開元禮》及私家著述等，皆按時間順序分類纂次。各典於歷代制度多究其原本，明其始末，並引前人議論，參以己見，見其得失，其中以食貨、職官、邊防各典較為精到。為中國典制文化專史的首作，對後世史書編纂影響甚巨。

《通典》內容略古詳今，唐代部分約居全書的四分之一，多屬原始數據，其價值不在《唐六典》、《唐會要》等書之下。惟記事偶有遺漏，兵典敘兵法而不載兵制，禮典一門竟全書之半，於體例殊未允當。亦已竄入憲宗朝數事。書約初刊於北宋。

《通典》是中國第一部典章制度的百科全書。作者杜佑曾任唐朝節度使和宰相等職，對中央及地方制度極為熟悉，他採錄歷代典籍，溯尋制度的因革變遷，希望為在唐帝國寫下一幅臻於理想的政治藍圖。《通典》就是一部古代與現代的對話，理想與實際的結合。

《通典》全書200卷，分為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等八門。它的結構具有嚴密的內在邏輯聯繫。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對此作了明白的說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這個邏輯構成，體現了杜佑對封建制度的全盤理解。在每一門目之中，杜佑又細分子目，每事以類相從。他敘述各種制度及史事，大體按照年代順序，原原本本詳細介紹。在有關事目之下還引錄前人的有關評論，或寫下自己對此的看法。評述結合的寫作方法，提高了《通典》的學術與經世致用價值。從總體看，全書編排得整齊有序，條理井然，眉目清楚，很便於讀者閱讀、查考。

《通典》在歷史編纂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無力承擔完整記述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發展變化歷史的任務，落後於社會的客觀需要。《通典》把這一體裁獨立出來，為這一體裁的成熟、發展，開闢了廣闊的天地。從此以後典制史成為傳統史學的一個重要門類，出現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專書，豐富了傳統史學的表現能力，也促進了史學服務於社會這一優良傳統的發展。

《通典》所記上起遠古時期，下至唐代天寶末年，唐肅宗、代宗以後的史實多以夾注的形式補入。它基本包羅了封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的主要方面。它的《食貨典》12卷，敘述歷代的土地、財政制度。對歷代土地形態的變遷，租稅的輕重，戶口的盛衰，貨幣的變革，鹽鐵的管理，雜稅的興起等等情況都作了詳盡的考察。《職官典》22卷，敘述歷代官制的沿革變化。把從中央到地方，從文官到武官，從員額到官階的情況，也都敘述得清清楚楚。《兵刑典》23卷，敘述兵略、兵法和歷代的刑法制度。它把唐以前所有戰爭的勝負經驗，兵法上的原理原則，統一歸納起來，各標以適當的題目，成了一部有系統的軍事理論著作。《邊防典》16卷，敘述歷代的邊防與四境各族政權的情況，交待了豐富的民族地區歷史發展變化情況，為民族史和國防史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通典》中《禮典》有100卷，佔了全書卷數的一半。它詳記了古代禮制情況，材料是相當豐富的。在封建政權建設中，禮是關鍵環節之一，杜佑對此表現出極大的興趣，這與他的身份地位和他對封建制度的理解，有著直接的關係。《通典》為人們研究、了解典章制度，提供了系統的知識和材料，為封建政權建設提供了一部翔實可靠的參考書。

杜佑在書中除提供了詳盡、系統的典章制度史料外，還表述了自己對封建政治、經濟的一系列看法，闡發了他進步的歷史思想。

他認為社會經濟是治亂安危的先決條件與關鍵因素，治理國家的關鍵是進行教化，而教化的前提是豐衣足食，不能滿足百姓基本的生存需要，安定社會的一切環節都形同虛設。他對經濟重要性的強調，對於古代思想觀念的發展進步有一定影響。他在書中把食貨放在各類問題的首位，在史書中也是沒有先例的。杜佑在長期理論實踐中體會到糧食、土地和人是治理國家的關鍵。有了糧食就使國家用度充足，盡地力就使人不愁衣食，人戶清楚就使賦役均勻。這三樣事情做好了自然會使民富國強。在經濟政策上，他提出要處理好國足與家足的關係，他指出家足是國足的基礎，家足才能使社會安定，國家富強。他還根據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提出“薄斂”和“節用”，以減輕百姓負擔，保證國家經濟機器正常運轉。這些主張都是很切實際的。

杜佑在《通典》中闡述了歷史發展變化的觀點。他反對是古非今之論，指出“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傳。”（《通典》卷31《職官》13）用社會發展進步的事實批駁歷史倒退的觀點。他還獨具慧眼地從當時少數民族的社會狀況中，推論古代先民的社會歷史狀況，指出“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通典》卷85《禮》45），存在著人殉、巢居穴處、茹毛飲血，同姓婚娶等陋習。當時的中華與少數民族落後狀況的對比，正生動反映了中華文明從落後走向進步的歷程。這個論證已有一定的科學因素，在古代可謂石破驚天之論。

社會發展進步的觀念必然導致他因時變革的思想。他強調“隨時立制，遇弊則變”（《新唐書·杜佑傳》）。要使當世的政策措施，適應歷史變化情況，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符合現實的需要。對於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廢封建立都縣，以至當時的兩稅法等改制措施，他都表示了讚賞的態度。

杜佑重人事而非天命。在對歷史事件發展原委和政治、經濟制度因革變化的分析中，他都把人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時勢的促成放在重要地位，而很少考慮天命的作用。對於陰陽災異學說，他基本持否定的態度。在敘述歷代戰例時，他常常選取一些不信吉凶預兆之說而獲取勝利的實例，來表明他對此的看法。對於流行已久的星宿分來來說來說，他根據史籍記載，進行了有理有據的批駁。他在《通典》中刪掉了紀傳體史書志部分的五行、符號等內容，使《通典》表現出更強的理性色彩。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杜佑出身於具有悠久歷史和顯赫地位的名門大族。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隴右節度留後。佑以門資入仕，歷任江淮青苗使、容管經略使、水陸轉運使、度支郎中兼和糴使等，又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后出為嶺南、淮南節度使。

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歷唐順宗、唐憲宗二朝，均以宰相兼度支使、鹽鐵使。唐憲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屢次請求致仕，元和七年（812）六月，始獲准以守太保致仕。十一月病卒。贈太傅，謚曰安簡其孫杜悰後來也做到宰相，杜牧為晚唐著名詩人。

杜佑生平好學，手不釋卷。公事之餘，除《通典》，還撰有《理道要訣》一書，系《通典》的要義，被朱熹稱為“非古是今”之書，今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