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變法

春秋戰國時期是分封制崩潰、中央集權制確立的過渡時期，在這一時期，鐵制農具的使用和牛耕的逐步推廣，導致原有的土地國有制，逐步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地主和農民兩大對立的階級的產生。奴隸主的土地所有制,已大部分被封建土地所有制所代替，新興的經濟和政治勢力越來越大。

新興軍功地主階級隨著經濟實力的增長，要求獲得相應的政治權利，從而引起了社會秩序的變動。因此，紛紛要求在政治上進行改革，發展封建經濟，建立地主階級統治。各國紛紛掀起變法運動，如魏國的李悝變法、楚國的吳起變法等。

戰國初期，秦國井田制瓦解、土地私有制產生和賦稅改革，都晚於其餘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落後於齊、楚、燕、趙、魏、韓六個大國。為了增強秦國實力，在諸侯國的爭霸中處於有利地位和不被別國吞併，秦孝公引進人才，變法圖強。

軍事上戰爭頻繁，春秋時期以爭霸戰爭為主，戰國時期以兼并為主，各諸侯國都爭相增強國力以贏得戰爭。富國強兵、贏得戰爭成為變法改革的內在動力。

思想上儒、道、墨、法等學派百家爭鳴，而法家思想順應了時代的需要，成為各國推行變法改革的思想理論武器。

根本目的：為了富國強兵，在兼并戰爭中取得優勢。

主要目的：發展封建經濟，確立地主階級統治，為秦國統一天下做準備。

舌戰群儒

公元前359年，秦孝公打算在秦國國內進行變法，又害怕國人議論紛紛，所以猶豫不決。秦孝公召開朝會命臣工商議此事。

舊貴族代表甘龍、杜摯起來反對變法。他們認為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商鞅針鋒相對地指出：“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湯、武之王也，不循古而興；殷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從而主張“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語出《商君書·更法篇》、《史記·商君列傳》）。這是以歷史進化的思想駁斥了舊貴族所謂“法古”“循禮”的復古主張，為實行變法作了輿論準備。

立木為信

商鞅變法的法令已經準備就緒，但沒有公布。他擔心百姓不相信自己，就在國都集市的南門外豎起一根三丈高的木頭。

告示：有誰能把這根木條搬到集市北門，就給他十兩黃金。百姓們感到奇怪，沒有人敢來搬動。商鞅又出示布告說：“有能搬動的給他五十兩金（古時的“金”實際為黃銅）。”有個人壯著膽子把木頭搬到了集市北門，商鞅立刻命令給他五十兩黃金（黃銅）。

頒布墾草令

主條目：墾草令

變法之爭結束后，秦孝公於公元前359年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頒布《墾草令》，作為全面變法的序幕。

其主要內容有：刺激農業生產、抑制商業發展、重塑社會價值觀，提高農業的社會認知度、削弱貴族、官吏的特權，讓國內貴族加入到農業生產中、實行統一的稅租制度等改革方略。

第一次變法

主條目：商鞅變法

《墾草令》在秦國成功實施后，秦孝公於公元前356年任命商鞅為左庶長，在秦國國內實行第一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頒布實行魏國李悝的《法經》，增加連坐法法律，輕罪用重刑；

（二）廢除舊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禁止私鬥，頒布按軍功賞賜的二十等爵制度；

（三）重農抑商，獎勵耕織，特別獎勵墾荒；規定，生產糧食和布帛多的，可免除本人勞役和賦稅，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並且限制商人經營的範圍，重征商稅。

（四）焚燒儒家經典，禁止遊宦之民。

（五）強制推行個體小家庭制度。擴大了國家賦稅和兵徭役來源，為秦國經濟實力和軍事實力的壯大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二次變法

咸陽（今陝西省咸陽市東北）位於關中平原中部，北依高原，南臨渭河，順渭河而下可直入黃河，終南山與渭河之間可直通函谷關。為便於向函谷關以東發展，秦孝公於公元前350年命商鞅徵調士卒，按照魯國、衛國的國都規模修築冀闕宮廷，營造新都，並於次年將國都從櫟陽（今陝西省渭南市富平縣東南）遷至咸陽，同時命商鞅在秦國國內進行第二次變法。

其主要內容有：

（一）廢除貴族的井田制，“開阡陌封疆”，廢除奴隸制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國家承認土地私有，允許自由買賣。

（二）普遍推行縣制，設置縣一級官僚機構；“集小都鄉邑聚為縣”，以縣為地方行政單位，廢除分封制，“凡三十一縣”，縣設縣令以主縣政，設縣丞以輔佐縣令，設縣尉以掌管軍事。縣下轄若干都、鄉、邑、聚。

（三）遷都咸陽，修建宮殿。

（四）統一度量衡制，頒布度量衡的標準器。

（五）編訂戶口，五家為伍，十家為什，規定居民要登記各人戶籍，開始按戶按人口徵收軍賦。

（六）革除殘留的戎狄風俗，禁止父子、兄弟同室居住，推行小家庭政策。規定凡一戶之中有兩個以上兒子到立戶年齡而不分居的，加倍徵收戶口稅。這是對第一次變法中“異子之科”法令的補充，也是對社會風俗的規範。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的舊制度被徹底廢除，經濟得到了發展，秦國逐漸成為戰國七雄中實力最強的國家，為後來秦王朝統一天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繼位。變法侵犯了貴族們的利益，因之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商鞅失去變法的強有力支持者，商鞅有口難辯，只得逃亡。最後，商鞅在秦軍追捕中斃命，只落得個“車裂”的下場。但變法得以繼續實行下去。

順應了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度這一歷史發展的潮流。這就是變法成功的根本原因。

商鞅變法得統治者的支持持，並取得了廣泛的社會支持。

商鞅變法的措施全面徹底，行之有效。

商鞅態度堅決，不懼權貴，執法如山，而且取信於民

建立郡縣制，且強調法治，使新法在地方得以順利地貫徹執行。

秦國國君權力比較集中；法家學說得到認同；當地民風質樸、尚武精神充斥等。

全面性：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司法、文化、習俗等方面。

徹底性：廢除井田制，廢除“世卿世祿制”，從法律上確立封建制度。

長期性：先後兩次改革，持續18年。

推行力度大：在商鞅變法過程中，採取嚴厲手段，嚴厲打擊舊貴族，加強思想控制，保證新法得以推行。

成效顯著：商鞅變法廢除了奴隸主貴族特權，促進了封建經濟的發展，建立了地主階級專權，壯大了秦國的國力，為秦的統一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是中國古代一次成功的變革，他讓秦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並且為以後秦國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而且確定了法治的思想。

商鞅吸取了李悝、吳起等法家在魏、楚等國實行變法的經驗，結合秦國的具體情況，對法家政策作了進一步發展，後來居上，變法取得了較大的成效。他進一步破除了井田制，擴大了畝制，重農抑商，獎勵一家一戶男耕女織的生產，鼓勵墾荒，這就促進了秦國小農經濟的發展。他普遍推行了縣制，制定了法律，統一了度量衡制，建成了中央集權的君主政權。他禁止私鬥，獎勵軍功，制定二十等爵制度，這有利於加強軍隊戰鬥力。他打擊反對變法的舊貴族，並且“燔《詩》《書》而明法令”，使變法令得以貫徹執行。由於這一切，秦國很快富強起來，奠定了此後秦統一全中國的基礎。正如漢代王充所說的：“商鞅相孝公，為秦開帝業。”（《論衡·書解篇》）

經過商鞅變法，秦國經濟上，改變了舊有的生產關係，廢井田開阡陌，從根本上確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上，打擊並瓦解了舊的血緣宗法制度，使國家機制更加健全，中央集權制度的建設從此開始；軍事上，獎勵軍功，達到了強兵的目的，極大的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發展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的國家，為秦的下一步的戰略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為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商鞅變法對此後秦國以及秦代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雲夢出土的《秦律》就是在這個變法的基礎上修訂、補充、累積而成。《秦律》也多處講到連坐法，例如戶籍登記有隱匿或不實，不但鄉官要受罰，同“伍”的也要每戶罰一盾，“皆遷之”（即罰戍邊）。《秦律》也把鎮壓“盜賊”放在首要地位，並對輕罪用重刑。例如盜取一錢到二百二十錢的要“遷之”，盜取二百二十錢以上和六百六十錢以上要分別罰作刑徒，盜牛者要罰作刑徒，盜羊或豬的也有相當的懲處，甚至偷采別人桑葉不滿一錢的也要“貲徭三旬”（即罰處徭役三十天）。對五人以上的“群盜”則追捕處罰更嚴。同時《秦律》還有許多對各種逃亡者追捕處罰的規定。

改革必然要觸及既得利益，必然會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對。歷史上任何一次變法維新，都不僅是一種治國方略的重新選擇，而且是一種利益關係的重新調整，這也便是改革會遭到阻力的真正原因。

商鞅變法是戰國時期一次較為徹底的封建化變法改革運動，順應了封建歷史發展的潮流，推動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大大推動了社會進步和歷史的發展。通過改革，秦國廢除了舊的制度，創立了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制度。改革推動了秦國社會的進步，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同時，壯大了國力，實現了富國強兵。為以後秦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對中國歷史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商鞅變法中輕視教化，鼓吹輕罪重罰，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廣大人民所受的剝削與壓迫，在一定程度上給廣大人民帶來巨大的痛苦；並未與舊的制度、文化、習俗徹底劃清界限。嚴刑峻法和文化高壓政策，對後來的秦朝也有消極影響，導致了秦朝的暴政。“內行刀鋸，外用甲兵”、迷信暴力而輕視教化等思想，也有其明顯的歷史局限。還壓制工商業發展，違背了社會發展的規律，不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