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經

從產生的時代來看，《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都產生於公元前5世紀。《法經》是李悝為魏文侯師時編纂的，從李悝的生卒年月（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395年）可以推定《法經》誕生於公元前5世紀下半葉。而《十二銅表法》，是於公元前450年制定完畢，在公元前449年公布的。

《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雖處於同一時代，但由於兩者所處國家的歷史、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也在背景、淵源上呈現出巨大的差異。

《法經》產生於戰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制社會向封建制社會轉型時期，可以認定《法經》及《法經》所代表的法律文化是建立在新興的封建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的，其內容是受封建的自然經濟關係所制約的。

根據現有文獻，最早提到《法經》的史料是由《晉書·刑法志》記錄下來的三國時期陳群、劉劭等人撰寫的《魏律·序》，其中有這樣的話“舊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晉書·刑法志》對《法經》有更加確切的說明：“是時（指魏明帝制定魏新律之前）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隨後《唐律疏議》中也有比較詳細的敘述：“魏文侯師於李悝，集諸國法典，造《法經》六篇。”《唐六典》注中也有類似的論述。至明末，董說在其編著的《七國考》的《魏刑法》一篇中，引用了東漢桓譚《新論》中關於《法經》的一段論述，對《法經》作了更加詳細的闡述。自此之後，戰國時代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便被大多數學者認可。

但是，對於《法經》是否存在及有關《法經》材料的真偽，始終有學者有疑義，認為李悝著《法經》，戰國時代的法家著作及《史記》、《漢書》中都未提及，而且董說在《七國考》中所引的桓譚《新論》在南宋時就已散佚。因此懷疑《法經》是後人的偽作。對此，我國的一些學者，發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系統的論證了《法經》的真實存在。其中何勤華教授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在總結以往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提出：“對於流傳下來的文獻史料，只要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其是偽造的，一般都應認可其真實性。對《法經》亦應如此。”筆者對此持贊同觀點。

《法經》共六篇：《盜法》，《賊法》，《囚法》，《捕法》，《雜法》，《具法》。其中《盜法》、《賊法》是關於懲罰危害國家安全、危害他人及侵犯財產的法律規定。

《法經考釋》

《盜法》是涉及公私財產受到侵犯的法律；

《賊法》是有關危及政權穩定和人身安全的法律；

《囚法》是有關審判、斷獄的法律；

《捕法》是有關追捕罪犯的法律；

《雜法》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

《具法》是規定定罪量刑的通例與原則的法律，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總則部分。其他五篇為“罪名之制”，相當於現代刑法典的分則部分。

李悝認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所以將此兩篇列為法典之首。《網法》又稱《囚法》，是關於囚禁和審判罪犯的法律規定；《捕法》是關於追捕盜賊及其他犯罪者的法律規定；《網》、《捕》二篇多屬於訴訟法的範圍。《雜法》是關於“盜賊”以外的其他犯罪與刑罰的規定，主要規定了“六禁”，即淫禁、狡禁、嬉禁、徒禁、金禁等。《具法》是關於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法律原則的規定，起著“具其加減”的作用，相當於近代刑法典中的總則部分。《法經》規定了各種主要罪名、刑罰及相關的法律適用原則，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其基本特徵在於：維護封建專制政權，保護地主的私有財產和奴隸制殘餘，並且貫徹了法家“輕罪重刑”的法治理論。《法經》的內容及特點充分反映了新興地主階級的意志與利益。

《法經》是李悝在相魏時編纂的。李悝雖然是法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但是其老師卻是孔子的嫡傳弟子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之中，子夏精於“務外之學”，是“務外派”的代表人物，其思想核心主要是“重禮”和“博學”。李悝雖然跳出了其師的儒家門牆，但是卻還是繼承了其師的“重禮”思想。如《法經》在廢除世卿世祿的同時，卻又正式確認了與封建等級相適應的權利和義務關係，宣布“大夫之家有侯物”，是“逾制”，“自一以上者誅”。從而表現了封建等級制度的森嚴。此外，“丞相受盡左右伏誅”，也是保護特權者的一項具體規定。按董說注云：“刑不上大夫，故誅左右。”以上種種無不反映了李悝在立法時思想深處受到的儒學羈絆。

據史書記載：李悝相魏，“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漢書·藝文志》注曰：“（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由此可見，著《法經》是身為法家代表人物的李悝在魏國實行變法改革的措施之一，其目的是為了“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從其內容上看，《法經》的指導思想就是“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再結合《法經》在《雜律》中對於“逾制”等罪名的規定，可以看出《法經》反映了當時的貴族及新興的封建士大夫的加強、維護其地位的意志。

隋朝人，隋開皇十四年（594）撰成《大隋眾經目錄》，簡稱《法經錄》7卷。前6卷為別錄、大乘毗尼藏錄、小乘毗尼藏錄、大乘阿毗曇藏錄、小乘毗尼藏錄、大乘阿毗曇藏錄、小乘阿毗曇藏錄（以上六錄每錄均有眾經一譯、眾經異譯、眾經失譯、集體化別生、眾經疑惑、眾經偽妄六分）、佛滅度后抄集錄（包括西域聖賢抄集、此方諸經抄集二分）、佛滅度後傳記錄（包括西域聖賢傳記、此方諸德傳記二分）、佛教滅度后著述錄（包括西域聖賢著述、此方諸德著述二分），共九錄四十二分。其分類法已擷取前代經錄之長並加以系統化，但著錄譯經只記時代，不詳年月，不別存佚，排次不依時代，不注引用的出處，是其缺點。

《法經》可分為三個組成部分，前四篇“正律”、雜律和具律，主要內容是治“盜”“賊”。《盜》法是保護封建私有財產的法規；《賊》法是防止叛逆、殺傷，保護人身安全和維護封建社會秩序的法規。《囚》是關於審判，斷獄的法律;《捕》是關於追捕犯罪的法律;《雜》是有關處罰狡詐，越城，賭博，貪污，淫亂等行為的法律.《具》是一篇關於定罪量刑中從輕從重等法律原則的規定，相當於近代法律的總則部分。

《法經》共有六篇，即盜、賊、網（或囚）、捕、雜、具。《法經》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立法宗旨。李悝認為盜和賊是對統治的最大威脅，所以放在了最前邊。賊是指傷害人和反叛。雜是指盜、賊之外的各種犯罪行為。具類似於現代刑法中的總則部分，規定定罪量刑的原則。

李悝在法律方面"撰次諸國法"，編成一部《法經》。這是我國第一部有系統的封建地主階級法典。

《法經》的內容有六篇，即《盜法》、《賊法》、《網（囚）法》、《捕法》、《雜法》、《具法》。李悝的《法經》以《盜法》、《賊法》為首，是他認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盜"是指竊取財貨，"賊"是指對人身的侵犯，也包括犯上作亂。有財貨怕被人竊取，當然是地主階級為多。侵犯人身，甚至犯上作亂，是對社會秩序的擾亂。這都是統治階級所大防的。由此兩篇法律可以看出，李悝的《法經》是為地主階級的利益，以鞏固封建統治秩序為出發點的。《網法》即囚法，是為了囚捕盜賊而設的，即"盜賊需刻捕，故著《網》、《捕》二篇。"據《唐律疏議》說，《囚法》講的"斷獄"，即審斷罪案的法律，《捕法》是有關"捕亡"，即追捕逃亡的法律。

《雜法》據《晉書·刑法志》記載，是包括對"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等七種違法行為的懲罰。"輕狡"是指對輕狂狡詐行為的處罰，"越城"是對不從城門進入而翻越城牆出入城。《韓非子·外儲說左下》載，梁車為鄴令，其姐前去看他，至鄴天晚城門閉，"因逾郭而入，車遂別其足。"梁車姐"逾郭"即翻郭城牆而入，她的弟弟以為犯禁而被刑。"博戲"即是聚眾賭博。假即豭，指公豬。"借假"指男子寄宿於女子家，或稱為"妻有外夫"。"不廉"指貪財受賄。"淫侈"指荒淫奢侈的行為。"逾制"指器用超過了規定的封建等級制度。這些規定，是為維護封建秩序而設立的。

《具法》是"以其律具為加減"，即是根據犯罪情節和年齡情況，對判罪定刑加重或減輕的規定。

②　《太平御覽》卷八二一引《史記》，《通典·食貨二·水利田》。

李悝的《法經》是維護封建國家的統治秩序，保護封建地主階級利益的第一部成文法典。後來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以及漢代的法律，都受到它的極大影響，它為歷代封建法典所宗。

李悝在魏文侯時任相主持全國大政10　年，他的著作有32　篇，其變法措施當不止以上三項，惜書已亡佚，無由得知其詳。他在魏國的改革，當是全面的，魏國在戰國前期成為最強的國家，這與他在魏文侯支持下，所實施的變法改革是分不開的。

《法經》作為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完整的封建成文法典，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

首先，《法經》是戰國時期政治變革的重要成果，也是這一時期封建立法的典型代表和全面總結。《法經》作為李悝變法的重要內容，也是對這一時期社會變革的肯定。

其次，《法經》的體例和內容，為後世成文法典的編纂奠定了重要基礎。從體例上看，《法經》六篇為秦、漢直接繼承，成為秦、漢律的主要篇目，魏、晉以後在此基礎上又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以《名例》為統率，以各篇為分則的完善的法典體例。在內容上，《法經》中“盜”、“賊”、“囚”、“捕”、“雜”、“具”各篇的主要內容也大都為後世法典所繼承與發展。

第三、《法經》是維護封建國家的統治秩序。

關於《法經》，法律史學界主要對以下問題存在不同看法；一是《法經》的真偽及明末董說《七國考》關於《法經》引文的真偽；二是《法經》的性質，即《法經》究竟是法典還是著作。

雖然李悝在變法中提出了“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方針，並且在《法經》中演變為“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的“法治”原則，（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並為後來商鞅、韓非等法家代表人物奉為信條。但是這種法治與在《十二銅表法》中呈現出來的西方“法治”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正像梁治平先生指出的“把（法家）這種‘一斷於法’的‘法治’與亞里士多德《政治學》中甚至西方近代的法治觀念相提並論，甚至等同起來，豈非滑天下之大稽。”“在中國，法自始就是帝王手中的鎮壓工具，它幾乎就是刑的同義詞。而在古代希臘羅馬，法卻凌駕於社會之上，可用以確定和保護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在《法經》中，有“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的條文，還有“犀首（將軍）以下受金則誅”的條文，都不能說不嚴厲，對奴隸社會的禮制原則也造成了極大的衝擊。但是這些“法治”措施擊潰了奴隸制等級秩序，卻又帶來封建等級秩序。封建社會仍是等級特權社會。而法家的“法治”觀最終仍是為“人治”服務，毫無民主性、平等性可言。

《法經》的產生是在總結前人經驗的基礎上，在立法精神、法典體例、立法技術等方面開中華法系之先河，可謂成就斐然。但是由於法典的制定都還處於中華法系的啟蒙時期，所以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些人類早期法律文化的共同特點。

所謂簡樸性，是指構成古代法律秩序的法律規範體系並無科學的分類和層次，體現在法典的體例上就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實體法程序法不分。在《法經》和《十二銅表法》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這一點。從現存有關《法經》的史料來看，《法經》的主要內容是以罪名為基礎的刑法條文，如董說在《七國考》中引其《正律》中的內容“殺人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殺二人及其母氏。大盜戍為守卒，重則誅。窺宮者臏，拾遺者刖。曰：為盜心焉。”但是，也並不完全只是刑法，《唐律疏議》中說：“《囚法》今《斷獄律》是也，《捕法》今《捕亡律》也。”可見《法經》中也有相當於刑事訴訟法的內容。而且《法經》把維護私有財產權的《盜法》立為首篇，其中就不可能不涉及到對某些民事關係的法律調整，只不過一如我國古代法律的特點，是以刑事手段來調整而已。從後人轉述的隻言片語中，我們仍是可以看到“拾遺者刖”這樣以刑罰調整民事法律關係的條文，因此筆者認為推定《法經》含有調整民事法律關係的條文的結論是可以成立的。從內容上，可以認定整個《法經》是一部民、刑、刑訴諸法合體，而以刑為主的法典。從結構上看，李悝的立法思路也只是從其在魏國變法的最急切之處入手，先規定《盜法》、《賊法》；為了劾捕盜賊，再規定《囚法》、《捕法》；而後又將其他一些罪名統統收入《雜法》，最後將相當於後世的名例篇或刑法總則的《具法》列為尾篇。可見李悝在法典結構上還遠未達到中國封建法律體系高峰時的水平，尚處於比較凌亂的階段。

從整個人類文明史來看，《法經》與《十二銅表法》都是人類早期文明的產物。《法經》誕生於戰國初期，正是中國由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期。而《十二銅表法》更是誕生於羅馬奴隸制社會的早期階段。因此，兩部法典便不可避免地帶有人類早期文明原始、野蠻的色彩，並在其條文中顯露無遺。雖然《法經》擺脫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以刑統罪的刑法體系，改為以罪統刑，但是在對待刑罰的態度上卻沒有絲毫轉變。《法經》充分體現了法家重刑主義的思想。首先，它繼承了《周禮》及《尚書·呂刑》中的各種肉刑如笞、誅、臏、刖、宮等，還規定了大量的連坐刑，如夷族、夷鄉等；其次，“重刑刑輕罪”。《法經》中稱“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還規定“窺宮者臏，拾遺者刖”，這樣規定的理由是“為盜心焉”。以上兩種表現，無疑使《法經》抹上了濃厚的暴力殺戮的色彩，散發出原始氏族征戰與統治的血腥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