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譚

桓譚是東漢哲學家、經學家。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省淮北市相城區）人。愛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遍習五經，喜非毀俗儒。哀帝、平帝間，位不過郎。王莽時任掌樂大夫。劉玄即位，詔拜太中大夫。光武帝時，任議郎給事中。因堅決反對讖緯神學，“極言讖之非經”，被光武帝目為“非聖無法”，險遭處斬。后被貶，出任六安郡丞，道中病卒。他把燭干比作人的形體，把燭火的精神，提出“以燭火喻形神”的有名論點，斷言精神不能離開人的形體而獨立存在，正如燭光之不能脫離燭體而存在一樣。王充稱道他的著作是“訟世間事，辨昭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論衡·超奇》）對後來無神論思想發展有所影響。

桓譚著作有《新論》二十九篇，早佚。現傳《新論·形神》一篇，收入《弘明集》內。《新論》以清嚴可均輯本較好（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另有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今存《仙賦》、《陳時政疏》、《抑讖重賞疏》等文（見《藝文類聚》及本傳）。《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五卷，已佚。傳見《後漢書·桓譚傳》。

其父於成帝時為太樂令。桓譚“以父任為郎”；或說桓譚入任，是由宋弘的推薦。桓譚擅長音樂，善於彈琴。宮廷舉行宴會，皇帝往往命他彈琴助興。他博學通達，遍習《五經》，皆訓詁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其喜歡古學，多次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異。還喜歡歌舞雜戲。穿著簡易，不修威儀。對俗儒輕視譏笑，因此多受排擠。

西漢末年，桓譚官位不高，不過當個郎官而已。他與傅晏相善。傅晏是傅皇后之父，起先頗為得勢，稍後董昭儀受皇帝寵幸，其兄董賢因裙帶關係而用權，傅皇後日益被疏遠，傅晏因失勢而悶悶不樂。桓譚告戒他要防宮廷之變，注意董賢的動向，要收斂、謙退，以避禍殃。傅晏接受了桓譚的意見，才免遭董賢之害，“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

董賢當上了大司馬，聞桓譚之名，要與他結交。桓譚是正派人物，先奏書勸告他“以輔國保身之術”，未被接受，就不與他往來。王莽掌握大權時，天下之士大多數對王莽吹牛拍馬，阿諛奉承，以求升遷。桓譚則不然，“獨自守，默然無言”，故他這時僅為掌樂大夫。農民大起義時，桓譚參予了活動，被更始政權召任為太中大夫。

劉秀當上了皇帝（稱光武帝），桓譚被徵召待詔，上書言事“失旨”，即不符合光武帝的要求，未被任用。後來大司空宋弘推薦了他，任為議郎、給事中。

他呈上《陳時政疏》，論說時政，主要內容是：

他說：“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於輔佐。”故須任用賢能，爭取“政調於時”。他在《新論》里論道：“治國者，輔佐之本。其任用鹹得大才，大才乃主之股肱羽翮也。”意思是，皇帝的輔佐，乃治國之本；國家用了大才，猶如長了翅膀，就可以騰飛。他認為賢才有“五品”，最高級的是“才高卓絕於眾，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就是說，大賢的主要特點是能為國家出謀籌略，建功立業。

他指出，自古以來在用人問題上有一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在發現和使用人才方面存在三難：一是賢才少，而庸才多，“少不勝眾”，賢才被凡庸所淹；二是賢才特異非凡，往往不被人所認識，“乃世俗所不能見”；三是賢才往往被讒、被疑，還往往受害。故他強調：“是故非君臣緻密堅固，割心相信，動無間疑，若伊（尹）、呂（望）之見用，傅說通夢，管（仲）、鮑（叔）之信任，則難以遂功竟意矣。“（君）如不聽納，施行其策，雖廣知得，亦終無益也。”意思是，君主招賢，能否使用併發揮其作用，關鍵在於勿疑而信任，採納並施行其策。

他建議，申明法令，懲辦行兇違法者，包括知法犯法者，爭取社會安寧。

他說：“理國之道，舉本業（農業），而抑末利（商賈）。”打擊兼并之徒和高利貸者，不讓商人入仕做官，令諸商賈“自相糾告”，即互相揭發奸利之事，除了勞動所得，把一切非法所得都賞給告發者。這樣，就可以抑制富商大賈盤剝百姓，而勸導百姓務農，多生產糧食而盡地力。

他說：“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這就容易被奸吏鑽空子而“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這樣上下其手，必然使姦猾逍遙法外，而使無辜者受害。現在應令通義理、明法律的人，“校定科比，一其法度”，通令頒布，使天下人遵守。這才可使吏民有法可依，而難以胡作非為。

此書呈送上去，沒有受到光武帝重視。桓譚著《新論》的旨趣在於“興治”。他提倡“霸王道雜之”的治道，並對王霸之道作了闡釋。何謂王？“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王何術？“夫王道之治，先除人害，而足其衣食，然後教以禮義，使知好惡去就。是故大化四湊，天下安樂。此王者之術。”何謂霸？“興兵眾，約盟誓，以信義矯世，謂之霸。”霸何術？“霸功之大者，尊君卑臣，權統由一，政不二門。賞罰必信，法令著明，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此霸者之術。”

他認為，現實需要王霸雜用：“唯王霸二盛之義，以定古今之理焉。”王霸之道對時政一定有利：“王者純粹，其德如彼，霸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按他所論，“霸王道雜之”的大致內容是這麼三個要點：一是除害、富民，以禮義教民；二是加強皇權，統一法度；三是百官修理，威令必行。換句話說，就是把民生問題放在首位，同時注意鞏固政權，防止政治腐敗。這在兩漢之際百姓遭殃、政權不穩、政治腐敗的情況下，是有一定針對性和現實意義的。

當時光武帝劉秀正迷信讖記，多以它來決定疑難。所謂讖記，是預言未來事象的文字圖錄。劉秀起兵奪權和鞏固統治，就以它來籠絡人心，作為思想統治工具。桓譚針對於此，上《抑讖重賞疏》，勸諫光武帝。他說：儒家的傳統，“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孔子難言天道性命，子貢等人不得而聞，後世俗儒豈能通之！“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他指出，讖緯的預言“雖有時合”，然如同占卜一樣只是一種偶然性，不足為信。他希望光武帝聽取意見，“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他深信自己的觀點正確，有益於正道，“合人心而得事理”。同時，桓譚還向光武帝建議，在進行統一戰爭時，應當重賞將士，使其盡心效力，不可聽任他們勒索百姓，“虜掠奪其財物”，使兵民各生狐疑，而不得早日安平。

基於上述觀點，桓譚還反對災異迷信。他說：“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對於怪異現象，只要明君、賢臣等能夠修德、善政“以應之”，就可以逢凶化吉，“咎殃消亡而禍轉為福”。儘管他還保留了天人感應思想的因素，但在當時仍具有進步意義。

桓譚於《新論形神》篇，專論形神關係，對戰國以來社會上流行的神仙方術迷信思想嚴肅地進行了批判。

當時統治者幻想長生不死得以永久統治人民而盡享榮華富貴。方士投其所好，宣稱只要“寡慾養性”、“服不死之葯”，就可以“長生不老”。桓譚認為，人的生長老死和一切生物的自然本性一樣，無可改易。他指出：“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易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意思是，人的生長老死乃自然規律，不可違背，所謂“長生不老”只是迷信和妄想。方士宣稱精神獨立於形體之外，而且對形體起決定性作用，故人“養神保真”就可以長生不死。

桓譚與此論針鋒相對，論說精神依賴於形體，形體對精神起決定性作用。他以蠟燭與燭火的關係，作為形體與精神關係的比喻，論道：“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然（燃）燭矣，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就是說，蠟燭點燃而有燭火，蠟燭燒盡，燭火就熄滅，就不可能憑空燃火。人老至死，就不可能再存在精神，“氣索而死，為火燭之俱盡矣”。至於養身，可能延長人的壽命，但也不能使人長生；生命是有限的，“至壽極亦獨死耳”。他認為，明智之士不會相信長生不死的謊言，只有愚昧者才迷信之，“明者知其難求，故不以自勞”，徒勞是無益的。

桓譚的形神論是唯物主義的，批判了精神可以脫離形體單獨存在的唯心主義觀點，其反對方士的長生說帶有反對一般宗教迷信的意義，對稍後的王充有很大的影響。儘管其論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認其在中國思想史上的重大貢獻。

桓譚上書指出皇帝聽納讖記是錯誤，光武帝看了很不高興。中元元年（公元56年），東漢皇朝“初起”靈台。當時的靈台，是觀察天象的地方。光武帝迷信天命，對於建築靈台十分重視，事先詔令群臣會議靈台建造在什麼地方，並對桓譚說：“吾欲以讖決之，何如？”桓譚沉默了一會兒，說：“臣不讀讖。”意思是，我對讖不感興趣。光武帝追問他什麼原故。桓譚又極言讖之“非經”，不是正道而是迷信把戲。光武帝大怒，指責桓譚“非聖無法”，當即下令將桓譚遷出為六安郡丞。

桓譚受此打擊，內心“忽忽不樂”，憂鬱成疾，在赴任的路上逝世，大約死於初起靈台中元元年，終年七十餘歲。

所著《新論》，言“當時行事”二十九篇。李賢注《後漢書·桓譚傳》，列舉其篇名有《本造》、《王霸》、《求輔》、《言體》、《見徵》、《譴非》、《啟寤》、《祛蔽》、《正經》、《識通》、《離事》、《道賦》、《辨惑》、《述策》、《閔友》、《琴道》等。除了《本造》、《述策》、《閔友》、《琴道》各一篇外，其餘均分上下篇。

其中《琴道》篇由班固續成。《隋書·經籍志》著錄為十七卷，宋時亡佚。今有清人孫馮翼、嚴可均兩種輯本。他還寫有“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後漢書 卷二十八

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也。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以父任為郎，因好音律，善鼓琴。博學多通，遍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辨析疑異。性嗜倡樂，簡易不修威儀，而憙非毀俗儒，由是多見排抵。哀、平間，位不過郎。傅皇後父孔鄉侯晏深善於譚。是時，高安侯董賢寵幸，女弟為昭儀，皇後日已疏，晏嘿嘿不得意。譚進說曰："昔武帝欲立衛子夫，陰求陳皇后之過，而陳后終廢，子夫竟立。今董賢至愛而女弟尤幸，殆將有子夫之變，可不憂哉！"晏驚動，曰："然，為之奈何？"譚曰："刑罰不能加無罪，邪枉不能勝正人。夫士以才智要君，女以媚道求主。皇後年少，希更艱難，或驅使醫巫，外求方技，此不可不番。

又君侯以後父尊重而多通賓客，必藉以重勢，貽致譏議。不如謝遣門徒，務執廉愨，此修己正家避禍之道也。"晏曰："善"。遂罷遣常客，入白皇后，如譚所戒。后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故傅氏終全於哀帝之時。及董賢為大司馬，聞譚名，欲與之交。譚先奏書於賢，說以輔國保身之術，賢不能用，遂不與通。當王莽居攝篡弒之際，天下之士，莫不竟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莽時為掌樂大夫，更始立，召拜太中大夫。

世祖即位，征待詔，上書言事失旨，不用。后大司空宋弘薦譚，拜議郎給事中，因上疏陳時政所宜，曰：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居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庄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朝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

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奸，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仇，子孫相報，后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

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為吏，此所以抑併兼長廉恥也。今富商大賈，多放錢貨，中家子弟，為之保役，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效，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臧界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修，則谷入多而地力盡矣。

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奸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書奏，不省。

是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又酬賞少薄，天下不時安定。譚復上疏曰：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得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

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只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胄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孤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帝省奏，愈不悅。

其後，有詔會議靈台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時年七十餘。

初，譚著書言當世行事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上書獻之，世祖善焉。《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所著賦、誄、書、奏，凡二十六篇。

元和中，肅宗行東巡狩，至沛，使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桓譚的論著很受時人和後世學者重視。稍晚的王充很推許《新論》，他說：桓譚作《新論》，“論世間事，辨昭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這個評語是很高的。范曄寫《後漢書》提到，桓譚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與杜林、鄭興、陳元等人“俱為學者所宗”。

對於他堅持反對讖緯迷信的態度而遭受打擊以至“流亡”的命運，不勝感嘆，一者說“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再者說“桓譚以不善讖流亡”，對於他堅持明智的學術觀點深表讚賞，對於他被害至死無限同情，可謂對桓譚為人為學恰當而公允的總結。桓譚治學，求知求實，追求真理，不唯命是從，不怕打擊迫害，這種治學精神，難能可貴，值得士人學者學習。

桓譚對民間音樂很有研究，平時公開稱讚先秦時期的“鄭聲”，因此他彈奏的也都是一些根據民間曲調創作的新曲。

桓譚把民間風味很濃的琴曲拿來在宮中彈奏，劉秀聽慣了宮中的樂曲，聽到桓譚的新曲，感到新鮮，大為讚賞。

宋弘得知此事，很不滿意。在他看來，民間樂曲都是低級趣味的。宋弘找了個機會，派人把桓譚叫到家來，特地穿上朝服，正襟危坐在堂上。一見桓譚進來，怒沖沖地劈頭就是一頓訓斥。

事隔不久，劉秀大宴群臣，在宴會上讓桓譚鼓琴。桓譚看到宋弘殺氣騰騰地用眼盯著自己，不由得心中發怵。在這種場合下，他只好耐著性子奏了一首宮中日常所奏的雅樂。由於心不情願，彈出來的琴音斷斷續續。

劉秀覺得奇怪，就問他是怎麼回事。宋弘馬上離席跪在皇上面前，越俎代庖答道：“陛下，臣薦桓譚，是希望他以雅樂引導陛下。沒想到他卻終日彈奏亡國之音給皇上聽，今天是因我在場，他心中有愧，所以彈雅樂也不成調了，這是為臣我的罪過。”

劉秀聽了宋弘的話，方知平日所聽桓譚彈奏的原來是“亡國之音”。宴后，桓譚就被罷了官。

相傳他早年他曾向班嗣借書時，被班嗣拒絕，並說絕不把書借給不懂莊子教義的儒生。遂留心刻意蓄書。專辟有藏書室，后稱為“桓君山藏書室”，在今安徽淮北市相山。1975年由安徽大學中文系等單位在相山南麓，發掘出明崇禎時所立的“桓君山藏書處”石碑。清人王岩寫有《過桓君山藏書處》詩，詩稱：“當年石室雖雲古，此日風流猶可睹。圖書插架猶連雲，翰墨淋漓尚如雨。”

桓譚（公元前40年- 公元32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淮北市）人，生活於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曾在農民起義的更始政權中擔任過太中大夫。他好音樂，善鼓瑟，遍習五經，精天文，主張渾天說。因宗弘薦拜議郎給事中。桓譚的主要著作《新論》早已失散，現在見到的本子是後人輯錄的。

桓譚明確指出，讖記緯書是 奇怪虛誕之事，並非 仁義正道，應該而且必須拋棄。他指出，讖緯預言雖然也有偶然巧合的時候，但完全不足憑信。他說，王莽崇信讖緯，臨死時還抱著他的符命不放，但這並不能挽救他滅亡的命運。王莽的失敗，是由於 為政不善，見叛天下，並非什麼天意。所以，在桓譚看來，唯一 有益於政道者，是合人心而得事理（《後漢書·桓譚傳》），從這種觀點出發，桓譚反對一切的災異迷信，他說 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 （《新論·譴非》）也就是說，災異的變化是自然的現象，並沒有什麼奇怪。他批判當時的儒學信徒把災異當作上天的譴告，認為這是很荒唐的。他認為連孔子都講不清楚天道性命，後世的淺儒怎麼會知道呢·因此桓譚公開對劉秀說自己不讀讖，對讖緯表示輕蔑。劉秀非常惱怒，說桓譚 非聖無法，要殺他的頭。結果桓譚被貶為六安郡丞，在赴任途中病卒。

桓譚還反對方術士所宣揚的通過服 不死之葯，達到 長生不老、羽化成仙 的神仙思想，桓譚認為，生之有長，長之有老，老之有死，若四時之代謝矣。而欲變異其性，求為異道，惑之不解者也。 （《新論·形神》）他把人的生死現象看成是一種自然現象，這對秦皇、漢武以來，方士之流所宣揚的長生不老 是有力的批判。

神仙思想的認識論基礎，是認為精神可以脫離形體而存在，精神對形體起決定性作用，如果 養神保真，就可以長生不死。桓譚認為，精神是依賴於形體的，形體對精神起決定性作用。他用蠟燭和燭火的關係來說明形體和精神的關係，精神居形體，猶火之燃燭矣，……燭無，火亦不能獨行於虛空（《形神》），脫離形體的精神是不存在的。

桓譚的思想直接受到楊雄的影響，在其著作中，桓譚曾多次高度讚揚楊雄及其《法言》和《太玄》，甚至把楊雄比作孔子，《漢書·楊雄傳》記載桓譚評論楊雄說：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好者尚以為過於五經。……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為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楊子之書 指的就是《法言》，可見他對楊雄和《法言》的推崇。

當時，除了楊雄、桓譚外，就連在鬥爭中動搖不定、比較溫和的賈逵，也曾曆數讖緯之說的弊端。這說明了思想界反對讖緯之說的廣泛性。這種反對讖緯迷信的思想鬥爭，對於當時科學技術的發展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尤其是桓譚，他所闡發的唯物論和無神論觀點，在哲學史上具有重大意義，並對稍後的唯物主義思想家王充，有直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