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曄

出生於士族家庭（順陽范氏家族），曾祖范汪仕東晉，官至安北將軍，撰有《尚書大事》《范東陽方》等，進爵武興縣侯，傳至伯父范弘之；祖父范寧歷任臨淮太守、豫章太守，為東晉經學大家，著有《春秋榖梁傳集解》；父范泰仕晉為中書侍郎，后得劉裕信任，屢被升遷，亦有《古今善言》二十四卷。

雖出名門，但由於是妾生的庶子，地位並不高。據傳母親入廁時所生，因額頭被磚磕破，遂得小名“磚”。出生后，因伯父無子，就被過繼給范弘之，因而得襲爵位，封武興縣五等侯。

自幼酷愛讀書，幼年即博覽家中藏書，善文，能作隸書，並通曉音律。

義熙十年（414年）州郡徵召為主簿，被范曄拒絕。

元熙二年（420年）劉裕代晉稱帝，范曄應招出仕，任彭城王劉義康門下冠軍將軍，后遷為秘書丞，因父喪離職。

元嘉七年（430年）服喪期滿，擔任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的司馬、兼新蔡太守。時北魏鮮卑軍隊圍攻青州，檀道濟奉命出師解圍，隨軍北伐，升任尚書部郎。

元嘉九年（432年）冬彭城王劉義康母親王太妃去世。下葬當晚，劉義康召集同僚舊友料理喪事，聚會於東府。時弟弟范廣淵為司徒府祭酒，范曄就和王深、王廣於范廣淵處飲酒，開北窗欣賞輓歌為樂。劉義康大怒，降范曄為宣城太守。

因被貶職，鬱郁不得志，就在任內整理各家關於後漢的史籍，開始從事後漢史的編纂工作，企圖以此排解痛苦。通過研究史事，范曄打開了眼界，憑著個人對歷史問題的理解和一腔熱情，終於寫出了他的歷史名作《後漢書》。《後漢書》為文簡明周詳，敘事生動，書成后遂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後漢史。

元嘉十五年（438年）任滿，調任長沙王劉義欣鎮軍長史，加封寧朔將軍。次年嫡母（父范泰正室）去世，按禮數范曄應立即赴喪，但范曄以患病為由，過了好久才動身，並攜帶妓妾同往。御史中丞劉損上表檢舉范曄一系列的違禮行為，宋文帝欣賞范曄的才華，並未將他治罪。

元嘉十七年（440年）服喪期滿，投靠興王劉浚，任后軍長史、南下邳太守；劉浚任揚州刺史后，不問政事，一應事務全部委託范曄。因此范曄仕途暢達，不久升為左衛將軍、太子詹事。

元嘉十七年（440年）因彭城王劉義康長期執政，威權日重，宋文帝猜忌心起，遂以“合黨連群，陰謀潛計”的罪名解除了劉義康的宰輔職務，貶為江州刺史。孔熙先因劉義康有恩於其父，便聯絡朝臣，密謀反叛，更立劉義康為帝。掌握禁軍，有盛名，又多年在劉義康的部下為官，所以在網羅黨羽時候，成了孔熙先首先留意的對象。孔熙先首先結交范曄的外甥謝綜，謝綜為報答孔熙先，就把他引薦給了范曄。孔熙先認識范曄后，傾全力伺候，並拉攏賭博，故意輸錢。貪心錢財，又欣賞孔熙先的才幹，於是二人關係越來越好。孔熙先見時機成熟，就嘗試慫恿參與謀反，被范曄拒絕。孔熙先又用朝廷拒絕聯姻一事相激，劉義康也為宣城之貶向范曄頻致歉意，終於參加進來，決心反叛朝廷。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劉義季、右將軍南平王劉鑠外出邊鎮就任，便約定在這天舉事，但由於沒有約好，政變未能如期舉行。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一月徐湛之上疏文帝，告密范曄是政變的主謀，並呈報參與政變的名單和相關書信證據，文帝隨即詔書“馬上逮捕，依法窮詰”。當夜，文帝遣人秘密收捕謝綜、孔熙先，又詔朝臣會聚東閣，質問范曄為何謀反。在倉猝之際非常恐懼，慌忙否認。文帝告知其謝綜、徐湛之、孔熙先等都已供認，又擺出書信證物，承認謀反事實，表示“有負於國、罪行深重，願被處死。”第二天，被送入獄，詢問徐湛之關押何處，才得知告密者正是徐湛之。於是，稱病請求更換獄所，得以和謝綜等人成為隔壁。告訴他們告密者是徐湛之，入獄后，以為自己會被即刻處死，不料因文帝追查案情，二十多天未見結果，以為尚有生存希望。孔熙先譏諷怕死。十二月被押赴刑場，時年四十八歲。其子范藹、范遙、范叔委等皆被株連，唯有孫子范魯連倖免於難。

《後漢書》記事上起漢光武帝劉秀建武元年（25年），下訖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囊括東漢一代一百九十六年的歷史。范曄原計劃寫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十志，他委託謝儼代撰。謝儼捲入統治階級內部鬥爭，與范曄同以謀反罪名被殺，志稿與范曄所寫的序例隨之散佚。梁人劉昭注《後漢書》時，因范曄曾稱讚過西晉人司馬彪的《續漢書》，遂取其八志以補范書之缺。

創作主旨

在獄中，寫了一篇《獄中與諸甥侄書》，自述其編纂《後漢書》的目的是，“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這樣明確地提出寫史為政治服務，可以說是歷史上的第一人。因此，特別重視史論，他採用論贊的形式明文評論史事，把史論作為重心，成為《後漢書》的一個特點。

體例創新

《後漢書》大部分沿襲《史記》《漢書》的現成體例，但又有所創新。首先，他在帝紀之後添置了《皇后紀》。東漢從和帝開始，連續有六個太后臨朝，把她們的活動寫成紀的形式，既名正言順，又能準確地反映這一時期的政治特點。其次，《後漢書》新增加了《黨錮》《宦官》《文苑》《獨行》《方術》《逸民》《列女》七個類傳。是第一位在紀傳體史書中專為婦女作傳的史學家；首創的《文苑傳》更是把握了漢代的文學發展趨勢，將孔門四科中地位最低的文學擺到了應有的位置；此外，《黨錮傳》《宦官傳》都是為反映一代特點、概括一代大事而設立的。

此外還繼承了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編撰思想，在很多序、論中，打破朝代的斷限，盡量地把某一歷史現象的發生、發展及其結果描述清楚，力圖有所歸納。這種從歷史形勢發展上論述古今變異，總結歷史發展規律的史學研究方法是可取的。例如，在《黨錮列傳》序中，詳細地論述了從春秋到漢末士風的變遷，認為“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過，其理然矣”，看到了某些歷史現象向矛盾的對立面發展，企圖用“理”來概括說明；在《黨錮列傳》序中，還用四組矛盾的事物來比喻黨錮問題所面臨的矛盾，闡述了作者的樸素辯證法思想，這在過去的史書上是極少見的。

藝術

《後漢書》結構嚴謹，編排有序。如八十列傳，大體是按照時代的先後進行排列：最初的三卷為兩漢之際的風雲人物；其後九卷是光武時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將領；卷十三至四十二，卷首人物則生活在明、章、和三帝時期，並以行止相近或依世系合傳。下面又有十一卷安、順帝時期的名人，再下是桓、靈、獻三朝人物；六十六至七十四卷為循吏等九個雜傳，最後六卷為邊族列傳。《後漢書》的嚴謹還表現在范曄能夠堅持一事不兩載的編撰原則，凡一事與數人相關的，則見於此必不見彼。全書經過范曄的悉心訂核，“簡而且周，疏而不漏”。

作史，十分講究文采，其《後漢書》文辭優美，簡潔流暢，不僅慣於大量使用對句、整句，而且在句式上出現了四六相間的標準駢體形式，造句明顯傾向於整齊化、駢儷化；還致力於追求語言的聲韻美，運用音韻的規律來潤色序論的創作，其序論贊，文辭精美、音節和諧、鏗鏘可誦，富有音律美。

同時使用的類敘法也很有特色。他把人品相同的人合為一傳，有時甚至打破時間界限，如王充、王符和仲長統皆因立論切中時弊，本人又淡泊榮辱，雖不同時代也合為一傳。這樣就大大地增加了書的容量，給不少人品很好但事迹不多的人造成了立傳機會。

是一個無神論者，反對天命論、圖讖說。在《李通傳》論中，他對李通以“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的讖文鼓動劉秀起事評論說：“天道性命，聖人難言之，況乃臆測微隱，猖狂無妄之福，污滅宗親，以觖一切之功哉！”他還在《張衡傳》中收錄了張衡的反圖讖疏，表明了贊同的態度。他把吳雄、趙興和陳伯敬三人合載於《郭躬傳》后，吳雄、趙興兩人不信巫師，故犯妖禁，非但沒有族誅反而三世為官；陳伯敬矩步端膝，諱言死字，卻不免刀鋸，通過史實論證了陰陽禁忌的荒誕。

《後漢書》的進步性還體現在勇於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頌正義的行為方面。《後漢書》一方面揭露魚肉人民的權貴，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剛強正直、不畏強暴的中下層人士。在《黨錮傳》中，他為二十一人立傳，竭力歌頌他們的氣節，對張儉、范滂、李膺等人也寫得生動傳神。雖然同情人民的痛苦，但反對農民起義，他對黃巾起義基本上持否定態度，並未對起義領袖張角等立傳。

除《後漢書》外，尚有集十五卷，《和香方》一卷，《雜香膏方》一卷，《百官階次》一卷，《齊職儀》五十卷，皆佚。存世僅有《後漢書》《雙鶴詩序》《樂游應詔詩》。

對《後漢書》的體裁問題是動過一番腦筋的。據《隋書·魏憺傳》記載，著書時曾對紀傳體和編年體進行過比較。他說：“《春秋》者，文既總略，好失事形，今人擬作，所以為短；紀傳體，史班之所變也，網羅一代，事義周悉，適之後學，此焉為優，故繼而作之。”這表明在他看來，採用紀傳體寫史比編年體更能全面地反映歷史的本來面目，能給後人提供更多的東西。

《宋書·卷六十九·列傳第二十九》

《南史·卷三十三·列傳第二十三》

墓位於河南省南陽市淅川縣老縣城（今老城鎮）南35公里埠口街的東側（已被丹江口水庫淹沒），共有9座墓冢，被稱為“范氏九冢”。

李延壽《南史》：“夫令問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本期俱不為弘。雖纔則有餘而望乃不足。蔚宗藝用有過人之美，跡其行事，何利害之相傾。”

劉昭：范曄後漢，誠跨眾氏。

劉知幾：范曄博採眾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

章太炎：史、漢之後，首推後漢書。

陳寅恪：蔚宗（范曄字）之為後漢書，體大思精，信稱良史。

邵晉涵：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刊削。

王先謙：范蔚宗氏後漢書拔起眾家之後，獨至今存。至於比類精審，屬詞麗密，極才人之能事。

王鳴盛：范書貴義德，抑勢利，進處士，黜奸雄，論儒學則美深康成（鄭玄），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無多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特尊獨行。

程千帆：魏晉以降，駢儷大興。諸撰史者，多遵班軌。乎范氏，遂彌復究心於宮商清濁，贊論則綜緝辭采，序述則錯比文華，而文史凡於不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