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義隆

劉義隆於義熙三年（407年）生於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成人後身高七尺五寸（181.5厘米），博覽群書、涉略經史，擅寫隸書。

隆安六年（410年），劉裕命劉粹輔佐年僅四歲的劉義隆鎮守京口，防禦盧循之亂。

義熙十一年（415年），劉義隆受封為彭城縣公。劉裕北伐，令劉義隆為冠軍將軍留守，東晉朝廷加封其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劉裕收復關中、還軍彭城（今江蘇省徐州市）后，又加封劉義隆為監司州豫州之淮西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前將軍、司州刺史，並命其鎮守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還未到任，又改封為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

元熙二年（420年），劉義隆受封為宜都王，食邑三千戶，加號鎮西將軍。

永初三年（422年），宋武帝劉裕駕崩，太子劉義符繼位（即宋少帝），因他遊戲無度，被輔政的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於景平二年（424年）五月，發動政變廢黜，將其幽禁並派人殺害。因劉義符無子，劉義符次弟劉義真應當繼位，然因為徐羨之認為他不宜為君，故在廢帝以前就先廢劉義真為庶人，后又派人將他殺害。廢殺劉義符和劉義真后，侍中程道惠曾請改立武帝五子劉義恭，然而徐羨之屬意劉義隆，百官於是上表迎作為宋武帝第三子，宜都王、荊州刺史劉義隆為皇帝。

七月，傅亮率行台到荊州治所江陵迎劉義隆入京。當時已時是七月中，江陵已聽聞少帝遇害的消息，劉義隆及一些官員都對來迎隊伍有所懷疑，不敢東下，但在王華、王曇首及到彥之的勸告下決定出發。並在八月八日到達建康，次日即位為帝，改元“元嘉”。

宋文帝自江陵東下起一直在提防徐羨之等人，即在東下行程上，隨行的荊州州府官員都嚴兵自衛，行台百官都無法接近，中兵參軍朱容子更在行程數十日內一直抱刀在船艙外守衛。

宋文帝即位后，對徐傅謝三人優撫有加，進徐羨之為司徒，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同意謝晦的赴任荊州刺史的請求，當時，謝晦非常擔心文帝記恨殺兄之事不放他赴任或將荊州另許他人，文帝同意謝晦出鎮荊州，以荊州刺史換取謝晦的領軍將軍之職。徐羨之等人顧忌文帝心腹到彥之，預料文帝將以到彥之為中領軍。於是，徐羨之等人準備讓當時暫鎮襄陽（今湖北襄陽市）的到彥之出任雍州刺史。文帝堅決拒絕徐羨之的提議，堅持要召到彥之入京為中領軍接替謝晦，委以戎政。同時，文帝又以原荊州僚屬心腹王曇首、王華為侍中，王曇首領右衛將軍，王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領右軍將軍，加上到彥之領中領軍，至此，文帝掌控了禁軍軍權。

面對文帝一系列強化權力的舉措和當時的輿論壓勢，徐傅二人感受到了威脅，於元嘉二年（425年）主動提出上表歸政，但在程道惠、徐佩之、王韶之等人的規勸下仍“復奉詔攝任”，尚書、中書二省仍受二人節制。當時，傅亮及謝晦多次試圖和王華、到彥之等人交結，以圖安心。但是，王華及孔甯子多次向文帝中傷誹謗徐羨之、傅亮、謝晦三人，並不斷製造和散播針對徐傅謝三人弒君行為的輿論攻勢。文帝亦有誅殺權臣的意圖，慮及謝晦當時以荊州刺史坐鎮荊州重地，於是託辭北伐及拜謁陵墓以修建船艦，同時文帝又成功籠絡到了檀道濟的支持。

元嘉三年（426年），劉義隆宣布徐羨之、傅亮及謝晦擅殺少帝及劉義真的罪行，要將徐羨之及傅亮治罪，並決定親征謝晦，命雍州刺史劉粹、南兗州刺史檀道濟、中領軍到彥之先行出兵。徐羨之聞訊自殺，傅亮被捕處死，謝晦則出兵反抗，但知檀道濟協助劉義隆討伐即惶恐不已，無計可施，不久謝晦軍隊潰散，謝晦試圖逃走，但被擒處死。

宋文帝劉義隆在消滅徐羨之等權臣後下詔派大使巡行四方，奏報地方官員的表現優劣，整頓吏治；又宣布一些年老、喪偶、年幼喪父及患重疾而生活困難者可向郡縣求助獲得支援，更廣開言路，歡迎人民進納有益意見和謀策。文帝亦多次去延賢堂聽審刑訟。元嘉十七年更下令開放禁止平民使用的山澤地區，又禁止征老弱當兵的這些傷治害民的措施，要求各官依從法令行事。另在歷次天災時都會賑施或減免當年賦稅以撫慰人民。

宋文帝亦鼓勵農桑，元嘉八年即下詔命郡縣獎勵勤於耕作養蠶的農戶和教導正確農作方法，並將一些特別優秀的農戶上報。元嘉十七年又下令酌量減免農民欠下政府的“諸逋債”，后更於元嘉二十一年悉數免除元嘉十九年以前的欠“諸逋債”，又下令租借種子口糧給一些想參與農耕但物資缺乏的人，更賜布帛獎勵營治千畝田地的官民；元嘉二十一年夏季因連續下雨而出現水災，影響農業，劉義隆除了下令賑濟外，還在秋季命官員大力勵農民耕作米麥，又令開墾田地以備來年耕作，並於元嘉二十二年重新開墾湖熟的千頃廢田。

宋文帝在其統治期間，採取抑制豪強的政策，努力推行繁榮經濟政策，重視農業生產，並使賦役均攤，國家生產經濟因此大力提升，有元嘉之治之稱。

宋文帝誅除徐羨之等后，揚州刺史一職由司徒王弘出任，不過王弘隨後在文帝製造的輿論逼迫下，於元嘉六年（429年），讓出司徒、錄尚書事之職，由文帝四弟彭城王劉義康擔任。當時王弘常以患病為由將政事推給劉義康處理，遂令劉義康漸得專掌朝政。元嘉九年（432年）王弘去世后，文帝更授劉義康揚州刺史，至此，劉義康獨掌政事。

彭城王劉義康專政期間，時文帝常常患病，政事其實都由劉義康處理，而且劉義康更衣不解帶去照料文帝，內廷和外朝事遂由劉義康所掌握。乃至元嘉十三年（436年），因應文帝病重，劉義康擔心一旦文帝去世，無人能駕馭功高才大的司空檀道濟，於是假作詔書，並在宋文帝的同意下收殺檀道濟一家及其親將。不過，劉義康自以皇帝是至親，率性而行，行事都不避嫌，沒有君臣之禮。其時劉義康親信劉湛等人更力圖想將劉義康推上帝位，趁文帝病重時稱應以長君繼位，甚至去儀曹處拿去東晉時晉康帝兄終弟及的資料，更去誣陷一些忠於國家，不合劉湛一夥的大臣。文帝病癒後知道這些事，即令兄弟之間生了嫌隙。最終文帝在元嘉十七年（440年）誅殺了劉湛等人，並應劉義康上表求退而讓他外調江州。隨後文帝將司徒、錄尚書事及揚州刺史分別授予江夏王劉義恭及尚書僕射殷景仁，然劉義恭鑒於劉義康被貶，雖然擔當實質宰相，但行事小心謹慎，只奉行文書；殷景仁當時已病重，數月之後便病逝，實際大權重新返回至宋文帝，主相之爭以權力歸回宋文帝劉義隆手中結束。

北魏在景平元年（423年）曾乘劉裕去世大舉南侵，奪取劉宋的虎牢、洛陽及滑台等劉宋地處河南的洛陽盆地。故宋文帝自即位以來便有收復河南失地的志向和打算。元嘉七年（430年）三月，文帝以到彥之為主帥北伐，一度奪回洛陽、虎牢、碻磝、滑台四鎮。但到十月，北魏反攻，由於宋軍軍力不足，加上文帝的過度指揮，致使前線宋軍相繼敗陣撤退，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滑台等地，重新失陷，北魏軍逼退前往救援的宋將檀道濟，第一次北伐以失敗告終。

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二月，北魏太武帝親率步騎十萬南侵，並強攻不滿千兵的懸瓠，守將陳憲苦戰力保，魏軍久攻不下，同時文帝又遣臧質與劉康祖率軍救援，劉宋武陵王劉駿更領兵襲擊魏軍，燒毀魏軍運往汝陽的糧草，魏軍於四月，被迫退兵。魏軍撤兵后，宋文帝即欲伐魏，發動第二次北伐。七月，以江夏王劉義恭節度諸軍擔任北伐主帥，兵分四路並進，大舉伐魏。柳元景、薛安都的西路軍雖然破魏洛州守軍，曾一度收復陝城和潼關。但王玄謨為前鋒的東路軍被魏太武帝擊敗，文帝見東路戰敗，魏軍南下深入，於是召還正在攻魏的各路軍隊。魏軍一路深入劉宋腹地，經劉宋的歷城、東陽、彭城、壽陽、盱眙等軍事重鎮，大多在城外野戰，若遇堅城則繞背而去，繼續南下。最終，魏太武帝率軍南至瓜步，一度威脅要渡過長江。然得知後方的劉宋彭城守軍準備斷其歸路，同時劉宋又遣水軍自海入淮來攻，便撤軍北歸。此役過後，劉宋江北六州“邑里蕭條”。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七月，宋文帝以北魏發生宮廷內亂，命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攻碻磝，魯爽、魯秀兄弟與程天祚率四萬荊州兵向洛陽、虎牢方向進攻，臧質、柳元景率軍攻潼關。魯爽率領的西路軍雖然很快便攻佔了長社（今河南長葛市），並在大索城擊敗拓跋仆蘭，進而圍攻虎牢；但張永統率的東路軍卻遲遲攻不下碻磝，後魏軍通過挖地道出城，縱火燒毀宋軍營壘及攻城器具，破壞宋軍進攻的通道。蕭思話見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軍退還歷城（今濟南）。魯爽、臧質等知曉東路軍已退，於是和柳元景等退兵，第三次北伐除恢復了劉宋在許、洛中間一帶的控制，基本無功而還。

元嘉三十年（453年），太子劉劭與始興王劉濬聽信女巫嚴道育，為了不再讓宋文帝知道他們做過的那些見不得人的事，就唆使嚴道育施以巫蠱，在含章殿前埋下代表宋文帝的玉雕人像。此事東陽公主的婢女王鸚鵡、王鸚鵡的情人陳天興、黃門郎慶國亦有參與。後來，因劉劭提拔陳天興為隊主之事被文帝盤問，劉劭、劉濬與王鸚鵡為防文帝追查，殺陳天興滅口。陳天興死後，黃門郎慶國擔心自己也被滅口，為自保就將巫蠱之事報告給宋文帝知道。宋文帝立即下令收捕王鸚鵡、嚴道育，嚴道育成功逃脫追捕，在其家中找到了劉劭和劉濬寫的數百張寫有咒詛之言的紙，又將那人像找了出來。宋文帝詰責二人，二人恐懼無言，只能一直道歉。起初文帝見二人反省悔過地很誠懇，便原諒了二人。但到二月，文帝得知劉劭和劉濬私藏嫌犯嚴道育，還與嚴道育有來往，極其痛心，便決定實行廢太子和殺劉濬的計劃。就與江湛、徐湛之及王僧綽商量新太子人選；文帝想立建平王劉宏，徐湛之就支持女婿隨王劉誕，江湛支持妹夫南平王劉鑠，久久都下不了決定。王僧綽慮及機密可能泄露，勸劉義隆快作決定，但還是作不了決定。文帝更將此事告訴了劉濬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嚇得趕緊告訴兒子劉濬，劉劭再從劉濬口中得知，遂決定發動政變。二月二十日夜晚，劉劭召蕭斌等人入宮，計劃起兵之事。劉劭與蕭斌在次日凌晨以討伐反賊為由，率領數萬東宮軍隊殺進皇宮，並帶著軍隊順利從萬春門殺入文帝的禁宮。那一晚，文帝正與徐湛之整夜討論新太子的事情，至劉劭軍隊攻入時蠟燭還亮著。劉劭心腹張超之等人舉刀入殿，值班的衛兵還在睡覺，張超之踢開殿門，親自上前砍殺宋文帝，宋文帝手舉坐凳自衛，被砍掉五指，接著張超之舉刀捅向宋文帝的腹中，將宋文帝殘忍殺害，享年四十七歲，一旁的徐湛之也被叛軍殺害。三月，劉劭葬劉義隆於長寧陵。同月，劉劭為劉義隆上廟號“中宗”、謚號“景皇帝”。武陵王、江州刺史劉駿隨即起兵討伐劉劭，並於五月即皇帝位，攻下京城，誅殺劉劭及劉濬；劉駿即位后改劉義隆廟號“太祖”、謚號“文皇帝”。

宋文帝劉義隆即位伊始，由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輔政。公元426年（元嘉三年）宋文帝劉義隆殺徐羨之、傅亮、謝晦，從此政由己出。

元嘉六年（429年），宋文帝劉義隆因病由其弟彭城王劉義康執政。劉義康任司徒、錄尚書事，后又加領揚州刺史，進位大將軍，專總朝權。

宋文帝劉義隆在位三十年（424年－453年），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戶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有所發展，經濟文化日趨繁榮。

政治上他提倡文化，整頓吏治，清理戶籍，重視農業生產。元嘉十七年、二十一年兩次下令減輕以至免除農民積欠政府的“諸逋債”。自東晉義熙十一年至文帝統治末年（415年－453年），“役寬務簡，氓庶繁息”，三十多年中相對安定，是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史稱“元嘉之治”。但元嘉末年，北魏軍隊在江淮間一進一出，江南地區經過大規模戰亂，邑里蕭條，版籍大壞，所謂“元嘉之治”從此結束。

元嘉十五年（438年）劉義隆召雷次宗在京城雞籠山開設“儒學館”講學，與玄、文、史三學合為《四學》。

陳壽死後百餘年，三國史料大量出現。《三國志》內容精潔，三書很少重複，然宋文帝認太過簡略，故詔令裴松之作注。裴松之收集各家史料，“繪事以眾色成文，蜜蜂以兼採為味”，彌補《三國志》記載之不足，文帝驚嘆為“不朽”之業。

范曄的史書巨作、“前四史”之一的《後漢書》亦是元嘉年間完成。

軍事上，劉義隆在其統治期間，繼承劉裕北伐的政策，乘北魏與柔然交戰之際征討河南，史稱“元嘉北伐”。宋文帝劉義隆為收復河南，先後於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兩度大舉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軍趁春夏雨季北進，並迅速打到黃河一線，然後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430年）佔領河南后還設立了河南四鎮：洛陽、虎牢、滑台、碻磝，意在憑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馬肥的時節，北魏鐵騎南下，劉宋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潰，所以兩次北伐都以失敗告終。北伐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劉義隆戰爭指導有誤。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劉義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謀北伐，劉興祖上表言：“愚謂宜長驅中山（今定州），據其關要。冀州以北，民入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向義之徒，必應向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眾軍宜一時渡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今居庸關），因事指揮，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為大傷。”劉興祖吸取了前兩次爭河南而無功的教訓，建議自山東進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若河北底定，則河南自然落入宋軍之手。宋軍若在抵達黃河之後，進攻河北，北魏形勢就很危險，太武帝須親自率軍抗擊，刻不容緩。不過，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劉義隆志望、見識均不及此，故未採納。此次北伐規模不大，也是無功而返。

劉義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復河南，但河南四戰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軍攻佔河南后，沿千里黃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黃河雖險，卻並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堅合，可以無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430年），北魏就已將赫連夏逐出關中，這樣，北魏以山西為根本，左擁河北，右據關中，虎視中原。故劉義隆所面臨的問題實際上應該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進勢頭，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劉義隆北伐，每次都只圖河南，實非長遠之計。劉宋的北伐均以失敗告終，還招致北魏的大舉反擊，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450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後，大舉南進，兵臨瓜步，飲馬長江。劉宋國力大損。

但是劉義隆對外的軍事活動並非毫無亮點，主要表現為制止了林邑國（占婆）對中國的侵略。林邑國在東晉時多次侵擾中國南疆交州地區，尤以永和和義熙年間為最。劉義隆在位時，林邑對中國採取一面朝貢一面寇邊的策略。林邑王范陽邁野心膨脹，更是於元嘉十年（433年），要求劉宋將交州交給自己管理，劉義隆予以拒絕。此後林邑不僅騷擾不止，貢品也很微薄，劉義隆再也無法容忍林邑的放肆，決定展開對林邑國的懲罰行動。他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愨討伐林邑，范陽邁佯裝恐懼，上表願歸還所掠奪日南郡民戶，實則緩兵之計。於是宋軍繼續進發，於元嘉二十三年（446年）一舉攻克林邑北部重鎮區栗（今越南廣治西北），斬區栗王范扶龍，將城中15歲以上的人全部活埋，築成京觀。其後宗愨等乘勝追擊范陽邁，攻克林邑都城典沖（即占婆補羅，今越南茶蕎），范陽邁逃走，宋軍滿載戰利品撤回。劉義隆教訓林邑大獲全勝，“此役中國國威遠播”，林邑雖很快復國，但此後恭順朝貢，三百多年沒有侵略中國的記錄。

劉義隆統治時期的外交政策非常靈活，和當時的許多國家有著頻繁的交聘活動。

首先，是和東南亞、南亞國家以及一些海洋國家進行交聘，如天竺國、呵羅單國、師子國、都婆娑達國、扶南國、蘇靡黎國、婆皇國、婆達國等，東方的倭國君主贊、珍、濟也不斷遣使朝貢。劉義隆通過與這些國家的交往，發展了海外貿易，擴大了劉宋的影響力。

其次，和北方的大夏國、芮芮國（柔然）、北涼國、黃龍國（北燕）以及朝鮮半島上的百濟、高句麗進行交聘。西北的吐谷渾在阿豺時就來朝貢劉宋，劉義隆即位后，封其君主慕璝為隴西公，加授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后又封其君主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兼任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封隴西王。劉義隆和這些國家聯絡，主要是為了共同牽制北魏。

最後，是劉義隆和北魏的交聘。元嘉時期，北魏已日益強大，與劉宋發生過幾次較大規模的戰爭，但因雙方勢均力敵，結果只能是長期處於對峙狀態。但對峙並沒阻止雙方的外交接觸。北魏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每逢有征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夾擊；劉宋亦藉機加強內部統治秩序的建立，發展生產，擴充武備，伺機北伐，收復失地。據《資治通鑒》記載，魏太武帝向劉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451年（元嘉二十八年）劉義隆頒布的一道恤賜詔書中曾言：“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啟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由詔書可知，郭啟玄曾但任過劉宋大使出遣北魏，而且在北魏是“秉意不屈”，頗有亮節。

•《元嘉七年以滑台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

•《北伐詩》

•《登景陽樓詩》

《南史·卷二·宋本紀第二》

《宋書·卷五·本紀第五·文帝》

劉義隆在位三十年，十七歲即位，誅殺權臣，修明政治。他壓抑豪強兼并，清理戶籍，減免稅賦，勸課農桑，獎掖儒學。“元嘉文學”更是中國文學史上大書特書的時代，有謝靈運、劉義慶、鮑照、陶淵明等群星照耀；武將赫赫，如檀道濟、沈慶之、宗愨等輩，橫槊躍馬，四擊不輟。在位期間宋國境內政治、經濟、文化均得到較大的發展，是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史稱“元嘉之治”。但同時，劉義隆好大喜功，行事不切實際，幾次北伐均已慘敗告終，同時，劉義隆好猜忌，視兄弟如豺狼，視大臣如仇敵。登基之後，對擁護他的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等毫無情義，皆殺之。後來又殺名將檀道濟、彭城王劉義康等，大失人心。

沈約：“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為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虞世南：“夫立人之道，曰仁曰義，仁有愛育之功，義有斷割之用，寬猛相濟，然後為善。文帝沈吟於廢立之際，淪溺於嬖寵之間，當斷不斷，自貽其禍。孽由自作，豈命也哉。”

李延壽：“文帝幼年特秀，自稟君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而授將遣師，事乖分閫。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戰日時，咸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泄衾衽，難結凶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夫盡人命以自養，蓋惟桀、紂之行；觀夫大明之世，其將盡人命乎。雖周公之才之美，亦當終之以亂，由此言之，得歿亦為幸矣。至如廢帝之事，行著於篇，假以中才之君，有一於此，足以致霣，況乎兼斯眾惡，不亡其可得乎！”

王鍇：“文帝博涉經史，尢善隸書。每誡諸子，率以廉儉。”

司馬光：“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及其末路，狐疑不決，卒成子禍，豈非文有餘而武不足耶？”

呂祖謙：“宋文帝以河南之地為宋武帝舊物，故竭國家之力、掃國中之兵而取之，卒無尺寸之功。史稱文帝之敗，坐以中旨指授方略，而江南、白下，輕進易退。以愚言論之，文帝不用老將舊人，而多用少年新進，便專任屬，猶恐不免於敗，況從中以制之乎？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機於九重之中，機會乗於斯湏，而定計於千里之外，使到彥之輩御精兵，亦不能成功，況江南、白下乎？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武帝破燕、破秦、破魏，則皆南兵也。何武帝用之而強，文帝用之而弱也？南兵不可專用，豈無北方之人可號召而用之乎？蓋武帝失之於前，而文帝失之於後也。”“文帝修政事，為宋朝之賢主，而措置之謬如此，可不戒哉！”

辛棄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

王應麟：“宋文帝、魏太武，佳兵者也，皆不克令終，不祥好還之戒昭昭矣。”

郝經：“文帝以元嘉之盛，欲恢復河南，兩為大舉，到彥之敗還，而王玄謨退走，遂使代馬飲江，建康震駭，兩淮郡縣，赤地無餘，春燕來歸，巢於林木。”

王夫之：“元嘉之北伐也，文帝誅權奸，修內治，息民六年而用之，不可謂無其具；拓拔氏伐赫連，伐蠕蠕，擊高車，兵疲於西北，備弛於東南，不可謂無其時；然而得地不守，瓦解蝟縮，兵殲甲棄，並淮右之地而失之，何也？將非其人也。到彥之、蕭思話大潰於青、徐，邵弘淵、李顯忠大潰於符離，一也，皆將非其人，以卒與敵者也。文帝、孝宗皆圖治之英君，大有為於天下者，其命將也，非信左右佞幸之推引，如燕之任騎劫、趙之任趙蔥也；所任之將，亦當時人望所歸，小試有效，非若曹之任公孫彊、蜀漢之任陳祗也；意者當代有將才而莫之能用邪？然自是以後，未見有人焉，愈於彥之、思話而當時不用者，將天之吝於生材乎？非也。天生之，人主必有以鼓舞而培養之，當世之士，以人主之意指為趨，而文帝、孝宗之所信任推崇以風示天下者，皆拘葸異謹之人，謂可信以無疑，而不知其適以召敗也。道不足以消逆叛之萌，智不足以馭梟雄之士，於是乎摧抑英尤而登進柔輭；則天下相戒以果敢機謀，而生人之氣為之坐痿；故舉世無可用之才，以保國而不足，況欲與猾虜爭生死於中原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