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之治

元嘉之治是指宋武帝至宋文帝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史稱“元嘉之治”。

宋武帝劉裕由於出身底層，深知底層百姓的疾苦，從他掌權到稱帝前後，在政治上他體恤民情，集權中央，整頓吏治，重用寒門，以策試選拔官吏，彌補九品中正制的缺陷，廢除苛法，輕徭薄賦，賑濟窮人，打擊豪強士族，限制士族地主兼并土地，還地於民。主持“土斷”，並精簡許多僑州郡縣，擴大政府的賦役對象，同時發展教育，大力籠絡文人，弘揚文化，廣收圖籍和書籍。在軍事上，由於宋武帝劉裕在晉末，南征北討，平定孫恩、盧循、劉毅、司馬休之等軍閥勢力，又滅桓楚，西蜀、南燕、後秦等國，使劉宋疆域的北部防線到達潼關、黃河一帶，為江淮流域的百姓休養生息提供了北方大片緩衝的屏障地帶。公元422年，在位僅三年的宋武帝劉裕死後，長子劉義符即位，兩年後，被輔政大臣徐羨之、傅亮、謝晦因嬉戲失德殺劉義符，立劉裕三子宜都王劉義隆，史稱宋文帝。宋文帝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宋書·良吏傳序》)，在位三十年勵精圖治，休養生息，發展生產，開創東晉南北朝國力最為強盛的歷史時期，史稱“元嘉之治”。這一時期劉宋與北魏雖多次交戰，但宋魏交戰都是發生在北方的河南和淮北地區，南方的淮南和江南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

學界一般認為宋文帝第二次北伐的失敗導致“元嘉之治”衰敗。但其實，作為一種政治局面，“元嘉之治”衰敗於太子劉劭弒殺文帝后，劉劭之亂標誌著經宋武帝和宋文帝兩代人的努力才構造的士族，庶族，宗室互相制衡以及中軍與外軍互相牽制的平衡體系被徹底打破。宋孝武帝即位后對元嘉時期制度進行了系列改革，力圖恢復宋文帝元嘉時期的繁榮，官制方面，他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衛，設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取消郡縣官入仕年限、縮短其任期，將服親相臨制度擴大化、制度化。政區方面，他分割荊、揚，復立南兗、兗和南豫三州。統治政策方面，他抑制宗室、重用近臣。經濟方面，他推行土斷，獎勵養馬，限制封山占水，改鑄錢幣，設立台使。但作為一種政治局面的“元嘉之治”已經一去不復返。

宋武帝劉裕從他掌權時起，到他代晉做了皇帝，曾對當時積弊已久的政治、經濟狀況有所整頓。主要有如下四個方面：一、整頓吏治，他當時罷掉或處死的官吏有許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他的親信、功臣中有“驕縱貪侈，不恤政事”的，他也嚴厲懲罰，甚之處死。二、重用寒人。東晉時期，中央和州、郡的大權一直掌握在王、謝、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選拔官吏，主要依據門第，所謂“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選出的官吏多是無才無識之輩。劉裕掌權后，下令改變這種狀況，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時的精神選拔人才。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劉穆之、檀道濟、王鎮惡、趙倫之等。三、繼續實行“土斷”，抑制兼并。劉裕於義熙九年（413年）再次實行“土斷”政策。除南徐、南兗、南青三州都在晉陵（今江蘇鎮江、常州一帶）界內，不在土斷之列外，其餘都依界土斷。多數僑置郡、縣被合併或取消。在戶籍上，不再分土著和僑人。對於勢家大族隱藏戶口的，嚴厲清查。還禁止豪強封錮山澤、亂收租稅，人民可以任意樵採捕撈。四、整頓賦役制度。劉裕下令嚴禁地方官吏濫征租稅、徭役，規定租稅、徭役，都以現存戶口為準。凡是州、郡、縣的官吏利用官府之名，佔據屯田、園地的，一律廢除。凡宮府需要的物資，“與民和市”，照價給錢，不得徵調。還減輕雜稅、徭役等。劉裕對政治、經濟的整頓，為元嘉之治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奠定了南朝政治的雛形。

宋武帝劉裕死後，長子劉義符即位，兩年後，大臣徐羨之等殺劉義符，立劉裕三子劉義隆，史稱宋文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宋文帝繼續實行劉裕的治國方略，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戶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有所發展，經濟文化日趨繁榮，由是“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文帝劉義隆多次下令勸課農桑，獎勵墾荒，採取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發展生產。劉宋前期20多年間，戰爭較少，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出現了“元嘉之治”的繁榮景象。

元嘉之治，是南朝劉宋武帝劉裕，宋文帝劉義隆，兩代君主的勵精圖治之下，所創造的 進一步打擊了腐朽、黑暗的貴族、士族勢力，改善了政治和社會狀況，對勞動人民的痛苦亦有所減輕，促進了社會的進步。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處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雞籠山開館，聚徒教授。文帝幾次親到學館，聽次宗講學。同時，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與雷次宗的儒學合稱四學。

史學上，這一時期裴松之、裴駰、裴子野並稱為“史學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國志注》最為著名。史書記載，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裴松之為之作補註。《三國志注》對後世註釋史學影響深遠。同時，這一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范曄著《後漢書》，該書與《史記》、《漢書》和《三國志》並稱為“四史”。

文學上，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筆簡潔俊秀，記錄了魏晉人物數百位，後者無出其右，成為六朝志人小說的代表之作。

“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此外，范曄窮盡二十年心血所著的《後漢書》，因為資料翔實，文才橫溢，被後人稱為“良史”並與《史記》《漢書》《三國志》並稱為“四史”。

科技領域，宋政權雖然短暫，卻同樣留下了燦爛的光芒。醫學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宋文帝時，政府設置了太醫博士、太醫助教等醫官，專門負責醫學教育工作。宋元嘉二十年（443），何承天製成《元嘉歷》，此曆法比以前的曆法更加精密，推動了中國曆法的發展。不過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應該是劉宋末年的著名科學家祖沖之。他經過艱苦的研究，終於將圓周率推演到小數點后7位，這一傑出成就領先了歐洲1000年之久。成為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座豐碑。此外，他還製造了指南車、發明了使用機械開動的“千里船”，還有他發明的“水碓磨”極大地提高了農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動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此外，書畫、圍棋、佛教、道教等也在這個時候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給後世都留下了極大的影響。

元嘉之治的衰敗，主要始於宋文帝劉義隆晚年的北伐失利。雖然文帝早年也進行過一次北伐，但規模並不大，時間也較短，那次宋魏主要是在相互爭奪河南地，並未波及淮北，淮南和江南，緣由在於當時北魏並未統一黃河以北，且受柔然和吐谷渾的牽制，還沒足夠精力和兵力侵犯劉宋的淮北。後世史家大多認為宋文帝傾全國之力在時機並不成熟，尚未準備充分之際，且受紙上談兵的王玄謨蠱惑，貿然發動第二次北伐，又在人事布置和調兵遣將上失誤，冤殺一代名將檀道濟，自毀長城，士氣大跌，引起北魏大規模反攻，是導致國力衰退的一個重要原因。

宋文帝憑藉富強的國力，經常出兵擊魏，想收復黃河以南土地。 430年，遣將北伐，魏人斂兵河北以避之，宋朝得了虎牢、滑台而不能繼續進取，兵力並不足堅守。至冬，魏人大舉南下，所得之地復失。魏太武帝勇武善戰，統一黃河流域后，有吞併江南的奢望。四五○年，南北兩個全盛的國家，爆發了決存亡的大戰爭。

四五○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騎十萬攻宋懸瓠城（河南上蔡縣東），宋將陳憲堅守苦戰，魏軍死傷甚重，敗退。接著，宋文帝發大軍，分水陸數路北伐，魏太武帝也發兵號稱百萬渡黃河來應戰。宋將王玄謨率主力軍攻滑台，被魏主力軍擊敗。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軍，收復陝城和潼關。宋文帝因王玄謨潰敗，召還柳元景等軍。四五一年，魏軍乘勝攻彭城，徐州刺史劉駿（宋文帝子）決心堅守，魏太武帝攻城不克，率大軍南行，攻盱眙城（江蘇盱眙縣）不克，又率軍南行直到瓜步（江蘇六合縣境），聲言要渡長江。宋沿江戒嚴，每戶都得出丁男來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糧，前面有大江，後面有宋兵堅守城鎮，只好退走。魏太武帝攻盱眙，向宋守將臧質求酒，臧質給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屍體高與城平，仍不能攻入，又只好忍辱退走。

這次大戰爭，宋兵力小，魏兵力大，宋進攻中原，失敗是難免的。宋文帝並無戰爭經驗，每次出兵作戰，總要預先制定計劃，限制將帥的機動性。交戰的日期和時刻，也必須由宋文帝親自決定。朝廷離戰陣路途遙遠，常常坐失時機，這也是遭致失敗的一個原因。魏是野蠻的國家，每次作戰，總是驅迫漢民在前陣，鮮卑騎兵在後面馳逐，漢民前進得慢一點，就被騎兵踏死。魏兵走到的地方，屠殺宋民異常殘酷，少數人被捕捉到北方去作奴婢，算是幸運，多數人都被殺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鮮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給臧質信里說，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國人（鮮卑人）。攻東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殺死這些人，省得他們在我國內作亂，對我只有好處，你儘力殺吧！魏兵作戰就是這樣消耗大量非鮮卑人的生命來進行的。魏太武帝南侵失敗，盡量發泄了他的所有野蠻性。宋朝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大破壞。魏兵一見丁壯人就殺，刺嬰兒在長矛上，舞矛以為戲樂。擄去生口（被捕獲作奴婢的人）一萬多人，聽說宋兵來追，把生口全部殺死。魏各軍又捕捉宋民，驅回北方，有的捕得五千餘家，有的捕得五萬餘家。魏兵經過的郡縣，房屋被燒毀，變成一片白地，春燕歸來，只好在樹上造巢。宋從此國力大損，魏兵馬死傷也過半數，南北兩朝都疲憊，不敢再輕易較量兵力。

元嘉之世，本來稱為南朝富庶的時代的，經此一役，就元氣大傷了，而北強南弱之勢，亦於是乎形成。

司馬光評論宋文帝時說：“上聰明仁厚，勤於聽斷，江左之治稱元嘉焉。”又稱：“文帝勤於為治，子惠庶民，足為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其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於河南戎馬飲於江津。”（《稽古錄》卷十四）。這些評論，可以說，都符合基本情況。《資治通鑒》（卷一二一）中載有宋文帝給他弟弟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恭的書信說：“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工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工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於，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荊州）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借，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貓，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復何由知眾事也。”《資治通鑒》記載這一書信，實際是在敘述宋文帝的政治思想。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在南朝歷史上確是難得的。

宋文帝為政，抓了幾件大事。他屢次下詔減免租稅（《宋書·文帝紀》）。儘管這一減免的範圍和程度是有限的，雖然主要是對人民積欠的減輕，但人民卻多少可以減輕一些負擔。二是鼓勵農桑。東晉末年以來，南方經濟在政局動亂中受到損害。宋文帝時，“農桑情業，游食者眾，荒菜不開”的狀況，依然存在。宋文帝下詔，號召他的巨民“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並把勸農成績的好壞與仕途升遷聯繫起來，“若有力田殊眾，歲竟，條名列上”（《宋書·文帝紀》）。宋文帝鼓勵農桑的效果是較為顯著的，一些廢棄田地被闢為良田，農民的積極性也有所提高。

經過劉裕父子的努力，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宋書·武帝紀》）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書·良吏傳序》）這一派歌舞昇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難免帶有封建史家過於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麼說，元嘉時期確是南朝最安穩的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