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熙土斷

西晉時已出現土斷概念。晉初司空衛瓘主張恢復漢代鄉舉里選法。戶籍都按住地編定，取消客籍戶，選舉由鄉里評定。這是針對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提出的。東晉、南朝的土斷則是針對當時僑人和僑州郡而實行的政策。

徠西晉末，北方人民大量南流，東晉建立后，政府設立了許多僑州、僑郡、僑縣予以安置。他們只在這種僑立的地方機構登記，稱為僑人。僑人的戶籍稱為白籍，不算正式戶籍，入白籍者不負擔國家調役。僑人有的相對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屆海隅”。他們雖在僑縣登記戶籍，卻不住在僑縣寄治的地方。僑州和它所屬的郡縣也不是都在一處，有的相距很遠，管理極為不便。

僑州、郡、縣開始也只是辦事機構，並無實土，所以僅在晉陵（今江蘇常州一帶）一郡就有僑立的徐、兗、幽、冀、青、並六州的十多個郡級和六十多個縣級機構。各州僑人既和原來的江南土著百姓雜處，又彼此相互混居，卻分屬於不同的州、郡、縣管理。流民南下之初，多數還想重返故里，所以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而且流人初到，並無產業，為了安撫他們，憑藉他們的武力為北伐資本，也不能不給以優復特權。但北伐多次失敗，重返絕望，居處既久，人安其業。僑人中的上層已多佔有田園別墅；下層的除了淪為部曲、佃客、奴婢者外，也通過開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為自耕農民。他們與土著百姓生活無異而負擔不同，容易引起僑舊矛盾。而且許多江南農民也逃亡而變成豪強私附。這些都不利於東晉政府的統治，因此東晉政權在江南站穩腳跟之後，便要實行土斷政策。

東晉的第一次土斷是在成帝的咸和年間（326—334）。以後東晉及宋、齊、梁、陳歷代都進行過土斷，見於記載者共有十次。其中最著名的哀帝興寧二年（364）由桓溫主持的“庚戌土斷”（以三月初一庚戌下詔。故名）和安帝義熙八年至九年（412—413）由劉裕（即宋武帝劉裕）主持的“義熙土斷”，都以嚴格執行見稱。庚戌土斷時，晉宗室彭城王司馬玄因藏匿五戶被下獄治罪；義熙土斷時，會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餘人被處死。

土斷政策的中心內容是整理戶籍，居民不分僑舊，一律在所居郡縣編入正式戶籍，取消對僑人的優待，以便政府統一對編戶齊民的剝削。為了編定統一戶籍，必須劃定郡縣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縣，同時從南方舊郡縣的領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為保留的僑郡縣的實土。又調整其隸屬關係，或把新獲實土的僑郡縣交舊州郡領導，或把舊郡縣割歸新立的僑州郡管轄，使州郡與所屬郡縣不至於相互隔越。與此同時，清查隱匿漏戶，把逃亡農民和由豪強隱佔的私屬搜括出來，充作政府的賦役對象，這也是土斷的重要目的，而在南朝後期更為側重。

土斷受到僑人及一些大族的反對，士族害怕喪失作為北來高門的標幟，百姓則深知從此要負擔沉重的調役，所以宋孝武帝時，雍州刺史王玄謨要土斷雍州僑民，僑居雍州的河東大族柳氏帶頭反對，宋政府以百姓不願屬籍，停止實行。即使以嚴厲著稱的義熙土斷，也把在晉陵界內的徐、兗、青三州流人除外，因為這三州流人正是組成劉裕的基本武力北府兵的主要成分，劉裕不能不考慮他們的利益，在土斷時保留部分僑州、郡、縣，並從南方原有州郡中劃出部分土地來歸它們管轄。這是照顧僑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來大族贊成土斷的條件。

土斷結果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財阜國豐”；僑人則加入了負擔調役的行列，從此由北人變成了南人，客觀上加速了南北人民的融合。由於每次土斷都不能徹底，遺留下一批沒有著籍的僑人；又由於北方流人不斷南下，新的僑人和僑郡縣不斷出現，所以土斷政策繼續推行，貫穿整個東晉、南朝。

義熙土斷，是第四次土斷。也是比較徹底的一次，它打擊了東晉豪強士族勢力，對維護東晉政府的兵役來源和租賦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