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書

沈約（公元441-513年），字休文，吳興吳康（今浙江德清縣西）人。他歷仕三朝，宋時為尚書度支郎，齊代做到五兵尚書、國子祭酒，在齊梁政權交替之際，他力勸梁武帝蕭衍代齊稱帝，因而在梁朝被封為建昌侯，官至尚書左僕射、尚書令、領中書令。沈約的著作很多，但現在除了宋書一百卷和文集九卷外，其他如晉史、齊紀、梁高祖紀、宋文章志等，都已亡佚。

東漢末年以來所形成的門閥制度，到東晉南北朝時期得到了充分的發展。門閥士族擁有政治經濟各方面的特權，他們大量兼并土地，廣泛收羅“蔭戶”，用各種手段霸佔勞動力，極端殘酷地剝削和壓迫人民。他們以門第相誇，把持官位，所謂“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致公卿”（南齊書褚淵王儉傳論）。

梁武帝蕭衍也極力支持士族，他在詔書中還特別提到了要糾正“冠履倒錯，珪甑莫辨”的現象（《梁書·武帝紀》）。沈約先世，本是吳興士族，所謂“江東之豪，莫強周、沈”（晉書周處傳附周札傳）。

沈約一門，在宋、齊、梁三代，也都仕宦顯赫。梁蕭統文選載沈約奏彈王源文，對於某些士族地主“婚宦失類”的情況大加抨擊。因此，沈約在齊梁時期撰成的宋書，也就帶有其時代和階級的特點，它的一個突出內容，就是頌揚豪門士族，維護門閥制度。

譬如宋書列傳中，有關地主階級中代表人物高門士族的傳，幾乎佔了半數。僅就王、謝二族來說，宋書里王氏立傳的達十五六人，謝氏立傳的也近十人之多。像陳郡謝弘微，傳中寫他如何忙於經營謝氏產業，傳末卻又吹捧他為人“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又如琅邪王微，傳中只是連篇累牘收載他給友人的信，卻說他“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這兩個人因為都是高門士族，所以宋書都為他們立了“佳傳”。宋書中對於士族中的人物，總說什麼是“前代名家”，風度“簡貴”，“風格高峻”，“世重清談，士推素論”，等等。

但宋書仍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史通書志篇說：“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宋書百卷，記述六十年間的史事，保存了不少歷史資料，尤其是它收載了當時人的許多奏議、書札和文章，可以從中看出那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一些實際情況。如卷八十二周朗傳載周朗上書，講到貲調的為害，嚴重阻礙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卷五十六孔琳之傳、卷六十范泰傳、卷六十六何尚之傳所載關於改鑄錢幣的爭議，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如何在錢幣改鑄中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卷五十四羊玄保傳兄子羊希附傳，收載西陽王子尚上書，提到南朝初期農村兩極化的發展，“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樵蘇無託，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卷六十七謝靈運傳載謝靈運的山居賦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莊園的材料。

從宋書的記載中，還可以看出那時的農民起義不但人數眾多，而且地域很廣，規模很大。如景平元年（公元四二三年），有富陽孫法光領導的起義（少帝紀、褚叔度傳）。元嘉九年（公元四三二年），有廣漢趙廣領導的起義，人數有十多萬人，起義軍圍困益州治所成都達數月之久（文帝紀、劉粹傳弟道濟附傳）。

另外，在元嘉初年，有淅川、丹川的少數族起義；到元嘉末年，荊、雍、豫三州的少數族人民，起義就更加頻繁，參加的人數有發展到百餘萬人以上的（夷蠻傳、張邵傳、沈慶之傳等）。

這些記載雖然是極不充分，而且還是經過嚴重歪曲的，但終究為我們提供了研究當時階級矛盾、階級鬥爭的線索。

此外，宋書的謝靈運傳及傳末的史論，談到了魏晉以來文學的發展和演變，以及沈約自己關於詩歌聲律的主張，是研究六朝文學批評史的重要資料。夷蠻傳對於南朝前期我國和亞洲各國人民之間經濟、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適當的敘述。

在宋書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較可取的，如《宋書·律曆志》收了楊偉的景初歷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歷、祖沖之的大明曆全文，這幾種曆法都是能夠反映當時自然科學水平的著作。《宋書·樂志》保存了許多漢魏樂府詩篇。州郡志對南方地區自三國以來的地理沿革，以及東晉以來的僑置州郡分佈情況，講得比較詳細。而且在每個州郡名下，都記載著戶口數。這些戶口數固然不盡準確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當時南方人口分布的一個大概輪廓。

宋書在長期流傳過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時，竟有漏脫數頁或全卷的。據北宋末年人晃說之所說；“沈約宋書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讐，始列學官。尚多殘脫駢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讀宋書）據前人的考訂和我們整理過程中所考查到的，宋書卷四少帝紀有闕頁，為後人所補。卷四十六除到彥之傳闕而未補外，其餘都是後人用南史等書補足。卷六十二張敷傳和卷五十九張暢傳，補闕者沒有通檢全書，把南史張邵傳后的張敷、張暢附傳也一起鈔錄進去。這樣就出現了宋書有兩篇張敷傳和兩篇張暢傳的情況。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愨王玄謨傳，原卷也有闕失，由後人采南史等書補入。又如在卷一百沈約自序中敘沈亮事，於“聯事惟忝，憂同職同”下，各本都注“闕”字，於敘其父沈璞事，“璞有子曰”下也注“闕”字。敘沈伯玉事，“先帝在蕃”下也注“闕”字。書中類似的情況還有不少。

本紀

志

列傳

《宋書》一百卷，包括本紀十卷，志三十卷，列傳六十卷，梁沈約撰。有紀、傳、志而無表，成書草率，敘事又多忌諱，但保存史料較多。

宋是繼東晉以後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晉安帝元興二年（公元403年），荊州刺史桓玄代晉稱帝。第二年，當時的北府兵將領劉裕在京口（今江蘇鎮江市）和廣陵（今江蘇揚州市）兩地起兵，推翻桓玄，名義上恢復晉朝的統治，實際上掌握了東晉的軍政大權。

過了十五年，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劉裕建立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劉裕以後，一共傳了七代，到宋順帝升明三年（公元479年），又為蕭齊所滅。

宋朝國史的修撰，在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就已開始。當時由著名科學家何承天草立紀傳，編寫了天文志和律曆志。此後，又有山謙之、裴松之、蘇寶生等陸續參預編撰。但他們任史職的時間都很短。

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領著作郎，他參照前人舊稿，編成“國史”，上自東晉義熙元年（公元405年）劉裕實際掌權開始，下訖大明時止。《隋書·經籍志》著錄徐爰宋書六十五卷，可見他的書曾和沈約宋書并行，現在《太平御覽》等類書中，還保存了徐爰宋書的殘篇零段。但徐爰不久為宋朝所斥退，宋朝“國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來。

南齊永明五年（公元487年）春，又命沈約修撰宋書。這時沈約為太子家令，兼著作郎。他依據何承天、徐爰等人的舊作補充修訂，花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在永明六年（公元488年）二月完成紀傳七十卷。沈約在當時的奏文中說“所撰諸志，須成續上”，可見宋書的八志三十卷，是後來續成的。

在八志中，《宋書·符瑞志》改稱鸞鳥為神鳥，是避齊明帝蕭鸞的諱；《宋書·律曆志》改“順”作“從”字，是避梁武帝父親蕭順之的諱；《宋書·樂志》稱鄒衍為鄒羨，是避梁武帝蕭衍的諱。可見宋書的最後定稿，當在齊蕭鸞稱帝（公元四九四年）以後，甚至在梁武帝即位（公元502年）以後了。

與沈約同時或稍後，南齊時有孫嚴著宋書六十五卷，王智深著宋紀三十卷，梁代有裴子野著宋略二十卷，王琰著宋春秋二十卷，鮑衡卿著宋春秋二十卷。但這些著作都已亡佚，關於劉宋一代的史書，比較完整的，現在就只有沈約的這部宋書。

宋書有其一定的史料價值。史通書志篇說：“宋氏年唯五紀，地止江淮，書滿百篇，號為繁富。”宋書百卷，記述六十年間的史事，保存了不少歷史資料，尤其是它收載了當時人的許多奏議、書札和文章，可以從中看出那個時期社會、政治、經濟的一些實際情況。如卷八十二周朗傳載周朗上書，講到貲調的為害，嚴重阻礙了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卷五十六孔琳之傳、卷六十范泰傳、卷六十六何尚之傳所載關於改鑄錢幣的爭議，反映了封建統治者如何在錢幣改鑄中加緊對人民的剝削。卷五十四羊玄保傳兄子羊希附傳，收載西陽王子尚上書，提到南朝初期農村兩極化的發展，“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樵蘇無託，至漁采之地，亦又如茲”。卷六十七謝靈運傳載謝靈運的山居賦全文，提供了研究大地主莊園的材料。

沈約（441年～513年），字休文。吳興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出身江南大族。歷仕宋、齊、梁三朝，曾自稱“少好百家之言，身為四代之史”。齊永明五年（487年）時，任太子家令兼著作郎，奉詔撰《宋書》。他依據宋代何承天、蘇寶生、徐爰等修撰的《宋書》及其他記述宋代歷史的書籍，增補宋末十幾年的事迹，只用一年時間，到六年二月就完成本紀、列傳七十卷，后又續修八志三十卷。沈約以文字稱世，有文集九卷。

《宋書》·一百卷（內府刊本）

梁沈約撰。約事迹具《梁書》本傳。約表上其書，謂《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諸志，須成續上。

今此書有紀、志、傳而無表。劉知幾《史通》謂此書為《記》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不言其有《表》。

《隋書·經籍志》亦作《宋書》一百卷，與今本卷數符合。或唐以前其《表》早佚，今本卷帙出於後人所編次歟。以《志》序考之，稱凡損益前史諸志為八門。曰《律歷》、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律歷》未嘗分兩門。

今本總目，題“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歷上，卷十三志第三歷下”，而每卷細目，作“志第一律志序，志第二歷上，志第三歷下”。則出於後人編目，強為分割，非約原本之舊次，此其明證矣。

《八志》之中，惟《符瑞》實為疣贅。《州郡》惟據《太康地誌》及何承天、徐爰原本，於僑置創立，並省分析，多不詳其年月，亦為疏略。至於《禮志》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為一門，以省支節。《樂志》詳述八音眾器及鼓吹鐃歌諸樂章以存義訓，如《鐸舞曲》、《聖人制禮樂篇》，有聲而詞不可詳者，每一句為一斷，以存其節奏，義例尤善。

若其追述前代，晁公武《讀書志》雖以失於限斷為譏。然班固《漢書》增載《地理》，上敘九州；創設《五行》，演明鴻範。推原溯本，事有前規。且魏、晉並皆短祚，宋承其後，歷時未久，多所因仍。約詳其沿革之由，未為大失，亦未可遽用糾彈也。

觀《徐爰傳》述當時修史，議為桓玄等立傳。約則謂桓玄、盧循等身為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等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劉毅、何無忌等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並為刊除，歸之晉籍。其申明史例，又何嘗不謹嚴乎？

其書至北宋已多散失，《崇文總目》謂闕《趙倫之傳》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獨闕《到彥之傳》。今本卷四十六有《趙倫之王懿張邵傳》，惟《彥之傳》獨闕，與陳振孫所見本同。卷後有《臣穆附記》，謂此卷體同《南史》，傳末無論，疑非約書。其言良是。

蓋宋初已闕此一卷，後人雜取《高氏小史》及《南史》以補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彥之傳》，獨舍而不取。又《張邵傳》后附見其兄子暢，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書卷五十九已有《張暢傳》，忘其重出。則補綴者之疏矣。“臣穆”當即鄭穆，《宋史》有傳，嘉祐中嘗校勘《宋書》。其所考證，僅見此條。蓋重刊之時削除偶剩，亦足見明以來之刊本，隨意竄改，多非古式雲。

《宋書》列傳名錄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