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宋

南朝宋建國者劉裕祖籍徐州彭城（今江蘇徐州），乃春秋時宋國故地，故受晉封爵宋王並最終受晉禪位，取宋為國號。

劉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幼年家境貧苦，年輕時，以耕地為業，兼做樵夫、漁夫及賣履小販。由於一向貧窮，遭鄉里賤視，當時的人多不能賞識他。劉裕生活的東晉後期，朝政已腐朽不堪，地方藩鎮林立，百姓負擔沉重。劉裕后從軍，最初加入孫無終的部隊，後來作戰勇敢，屢立戰功，當了孫無終麾下的一名司馬，成為北府軍的一位下級軍官。隆安三年（399年），孫恩起兵反晉，朝廷官軍幾乎被孫恩的義軍全面擊潰，獨劉裕率軍，身先士卒，屢次克敵制勝，以少勝多，收編義軍，屢立大功，不到兩年就全面擊潰孫恩的數十萬叛軍，迫使其投海而死。當時的北府諸將縱兵暴掠，塗炭百姓，唯獨劉裕治軍整肅，法紀嚴明，大得民心。

元興二年（403年），桓玄攻入建康，篡晉建楚，桓玄稱帝後為消除隱患，瓦解北府兵，大力剿殺北府舊將，北府軍幾乎遭到滅頂之災。次年，劉裕率北府軍殘餘兵將1700餘人，在京口舉兵起義，攻桓玄，被眾推為盟主。不到四個月，劉裕擊敗桓玄，次年，迎回晉安帝，改元“義熙”，從此掌握東晉朝政權。義熙元年（405年），劉裕從後秦手中奪回淮北十二郡。義熙四年（408年），佔據長江上游的桓謙領導的桓楚政權被劉裕擊破，桓楚王朝余部則於義熙六年（410年）被徹底消滅。

義熙五年（409年），劉裕因南燕對邊境的不斷騷擾，率軍北伐。四月，劉裕自建康出發，率舟師沿淮河、泗水，至下邳（今江蘇邳州南），留下船艦輜重，自陸路至琅邪（今山東臨沂北）。所過之處，皆築城，留兵守之，以防南燕人斷其後路。劉裕率大軍過了大峴山天險，見燕兵沒有防備，大喜過望，說：“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敵虜已入吾掌中” 。劉裕進軍與南燕軍戰於臨朐南，這一戰役，是兩軍的主力決戰。南燕几乎全軍覆沒，南燕主慕容超隻身逃回廣固。次年二月，劉裕攻破廣固城，生擒慕容超，斬於建康。南燕亡，劉裕收復山東。劉裕為消滅東晉國內割據勢力進行了系列的統一戰爭。盧循乘劉裕北伐，率軍向建康進攻，劉裕親率精兵回建康，擊敗盧循。義熙七年（411年），收復廣州。義熙八年（412年），劉裕率軍討伐割據長江中上游的劉毅，攻破江陵城，殺割據者劉毅。義熙九年（413年），劉裕發兵討伐割據巴蜀的西蜀政權，劉裕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率兵2萬，自江陵討縱，納劉鍾之計，斬侯暉，大敗蜀軍，攻入成都，譙縱自縊而亡，西蜀亦亡。義熙十年（414年），發兵攻佔漢中，仇池請降歸附。義熙十一年（415年），劉裕親率大軍討伐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於四月擊潰司馬休之四萬軍隊，直搗襄陽，驅逐割據者司馬休之。東晉境內在劉裕勢力下全部統一了。義熙十二年（416年），劉裕率將軍王鎮惡、檀道濟、沈田子等分五路，水陸並進，攻後秦國，沿途收復滑台（河南滑縣）、許昌、洛陽等重鎮。

義熙十三年（417年），劉裕軍攻破長安，滅後秦國。劉裕出關回彭城，留守軍內亂，義熙十四年（418年），關中被赫連勃勃奪去。這次北伐，勝利是巨大的，關中雖失去，自潼關東至青州，卻成為東晉的疆土。經過兩次北伐，潼關以東、黃河以南、淮水以北以及漢水上游的大片地區，為劉裕據有。後來宋魏間戰爭，多在這些土地上進行，使長江流域得到較為長期的安靜。

在消滅地方割據政權並收復北方失地的同時，劉裕也對當時的政治、社會各方面的問題，進行了全面的改革。義熙七年（411年），針對東晉以來，朝廷的綱紀鬆弛紊亂，權貴之門互相兼并，老百姓流離失所，不能保持自己的產業的情況，劉裕施行土斷，禁止兼并，會稽餘姚的世家大族虞亮藐視國法隱藏逃亡人員一千多人，對抗劉裕的改革。劉裕鐵腕誅滅了虞亮，罷免了包庇他的會稽內史，法辦了大批涉事的士族及官員，一時士族豪強肅然，謹慎規矩，遠近遵法守紀。就在這一年，劉裕恢復了秀才、孝廉策試的制度，這就阻斷了門閥士族的仕進之途。之前州郡所送的不經策試的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大約都是以門第關係進來的。劉裕“申明舊制，依舊策試”，一方面把決定權更多地集中在朝廷，一方面限制和打擊了門閥和豪強的勢力。義熙八年（412年）十一月，劉裕在江陵消滅劉毅的反對勢力后，即下書整頓荊州、江州戶籍租役和不利於民的一些征斂，規定：“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為正。州郡屯田、池塞，諸非軍團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製，實戶置台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巴陵均折度之，依舊兵運。原五歲刑以下，凡所質錄賊家余口，亦悉原放。”東晉以來，山湖川澤多為門閥和豪強霸佔。一般老百姓使用，要向他們納稅。義熙九年（413年），劉裕下令禁斷這些人封固山澤。據《宋書·武帝紀》載：“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薪采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同年，劉裕規定實行土斷法。東晉以及後來的南朝，實行過多次土斷，成效顯著的是桓溫和劉裕這兩次。劉裕這次土斷，只有“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並省”。

劉裕在完成了上述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措施，東晉朝顯然再沒有存在的餘地了。公元420年劉裕廢晉恭帝自立，建國號為宋，史稱劉宋，是為宋武帝。

劉裕即位之後，以司馬氏前車之鑒，宋武帝削弱強藩，集權中央。有鑒於荊州屢為禍亂之源，便裁併荊州府的轄區，限制其文武將士的額員。為防止權臣亂政，他特下詔：凡日後大臣外出征討，一律配以朝廷軍隊，軍還

交回朝廷。世族隱匿戶囗，減少官府收入，武帝下令整頓戶籍，厲行土斷之法。規定政府所需物資，不準像過去那樣濫行徵發，而是派有關官員以錢購買。適當降低農民租稅，廢除苛繁法令，讓百姓在寬鬆的環境中休養生息，發展生產。即位為帝后更派大使巡行四方，舉善旌賢，訪問民間疾苦。

魏晉以來，皇室、官府崇尚奢華。由於是孤寒出身，武帝知道稼穡艱辛。他平時清簡寡慾，對珠玉車馬、絲竹女寵十分節制。一次，長史殷仲文陳述朝廷應備音樂，武帝以沒有閑暇、且不會欣賞為由予以推脫。殷仲文勸他經常聽聽自含欣賞，得到的回答是:“正以解而好之，故不習之。”寧州進獻琥珍枕，光潔華麗，武帝聽說琥珀可以療傷，令人搗碎分發將士。他平時穿著十分隨便，連齒木屐，普通裙帽；住處用土屏風、布燈籠、麻繩拂。為了警誡後人，他在宮中懸掛了少兒時使用過的農具、補綴多層的破棉襖。後來，他的孫子孝武帝劉駿看見這些東西，譏誚祖父是“鄉巴佬”。

劉裕死後，長子劉義符繼位，史稱少帝，年僅17歲；朝政由司空徐羨之、中書監尚書令傅亮和中書令謝晦等人主持。劉義符繼位后，嬉戲無度，不聽朝臣諫阻，於是徐羨之等謀廢少帝。同時，北魏趁劉裕逝世，少帝昏亂，於景平元年（423年），發兵攻佔劉宋的洛陽、虎牢、滑台等河南地，宋軍固守項城（今河南項城北），魏人不能破，轉而陷許昌、圍汝陽，汝陽太守棄軍出逃，只有副將陳憲還在堅守，宋豫州刺史劉粹派兵增援汝陽，同時又遣軍襲擊許昌魏軍，魏人見汝陽城不能克，於是全力毀壞許昌城後撤軍北返。此戰過後，劉宋的北部防線退至汝陽（今河南汝陽縣北）—潁川南（今河南許昌南）—項城（今河南項城北）—淮陽（今河南周口東）—考城(今河南商丘東北)—濟陰（今山東菏澤市）—東阿（今山東聊城東）—清河（今河北清河東南）—武城（今山東德州西北）—新樂（今山東寧津東）—陽信（今山東濱州陽信、無棣境內）一線，但北魏兵馬亦死傷甚重。

景平二年（424年）五月，徐、傅、謝三人在取得另一位託孤大臣檀道濟的同意后，以皇太后的名義，由檀道濟“領兵居前”，闖入劉義符的寢宮，廢劉義符為營陽王，不久將其殺害。七月，迎立劉裕第三子荊州刺史、宜都王劉義隆為帝，史稱宋文帝，改元“元嘉”。

宋文帝即位之初，徐羨之、傅亮居中輔政，謝晦則率原領軍府所統精兵出鎮荊州，檀道濟繼續領北府軍出鎮廣陵。宋文帝最初隱忍不發，一面用其原荊州僚屬王華為侍中，到彥之為中領軍，以分徐羨之、傅亮的權勢，接著又成功籠絡到了檀道濟的支持。於元嘉三年（426年），文帝先後誅殺徐羨之和傅亮，又親自督檀道濟、到彥之、劉粹率軍西進，將謝晦擒殺，將軍政大權收歸己有。

宋文帝即位后，繼續實行宋武帝劉裕的治國方略，在東晉義熙土斷的基礎上清理戶籍，下令免除百姓欠政府的“通租宿債”，又實行勸學、興農、招賢等一系列措施，使百姓得以休養生息，社會生產有所發展，經濟文化日趨繁榮，由是“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宋文帝劉義隆多次下令勸課農桑，獎勵墾荒，採取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發展生產。劉宋前期20多年間，戰爭較少，社會經濟發展迅速，出現了“元嘉之治”的繁榮景象。

經過劉裕父子的努力，晉末以來“治綱大弛，權門併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的狀況有所改善。史稱其時：“三十年間，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民有所系，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多，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這一派歌舞昇平，人民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難免帶有封建史家過於渲染的色彩。但不管怎麼說，元嘉時期確是南朝最安穩的時期。

宋文帝劉義隆繼位后，即謀划收復北魏於宋景平元年（423年）奪去的河南諸軍事重鎮。遂於元嘉七年（430年）三月，乘北魏剛與北方柔然交戰、黃河以南屯兵減少之機，以右將軍郅彥之領兵5萬，統率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的舟師入黃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率精騎8000直指虎牢（今河南滎陽西北）；豫州刺史劉德武率兵1萬繼進；后將軍長沙王劉義欣率兵3萬監征討諸軍事。在此之前，先命殿中將軍田奇出使北魏，告知魏太武帝拓跋燾：此次攻魏只為收復黃河以南失地，不關河北。魏人斂兵河北以避之，劉宋相繼佔領滑台、洛陽、虎牢等地，一度收復了河南北部。十二月，魏人大舉南下，至元嘉八年（431年）二月中旬，虎牢、洛陽、滑台再度被魏軍攻破，所得之地復失，第一次元嘉北伐結束，宋魏恢復戰前疆界。

北魏在統一黃河以北后，有繼續向黃河以南深入的奢望。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南北兩個全盛的國家，爆發了決存亡的大戰爭。元嘉二十七年（450年），魏太武帝自率步騎十萬攻宋懸瓠城（河南上蔡縣東），宋將陳憲堅守苦戰，魏軍死傷甚重，敗退。接著，宋文帝發大軍，進行第二次元嘉北伐，分水陸數路北伐，魏太武帝也發兵號稱百萬渡黃河來應戰。宋將王玄謨率主力軍攻滑台，被魏主力軍擊敗。柳元景、薛安都破魏洛州守軍，收復陝城和潼關。宋文帝因王玄謨潰敗，召還柳元景等軍。元嘉二十八年（451年），魏軍乘勝攻彭城，徐州刺史劉駿（宋文帝子）決心堅守彭城，魏太武帝攻城不克，於是繞過彭城，率大軍南行。劉駿派嵇玄敬率軍提前進至留城，觀察魏軍的動向。魏軍後攻留城，留城守軍由於當地百姓協助，取得勝利，魏軍遭到失敗。魏太武帝於是又繞過留城，率軍南行。攻壽陽，壽陽守將劉鑠命將士燒掉壽陽四周廬舍，憑堅城固守，魏軍遲遲不能攻克。於是太武帝又決定繞過壽陽，渡淮南進，兵鋒直指長江。渡淮后得知盱眙（江蘇盱眙縣）城有儲糧，便猛攻盱眙。盱眙守將臧質奮力抵抗，魏軍攻城不下，又繞過盱眙，率軍南行直到瓜步（江蘇六合縣境），聲言要橫渡長江。宋沿江戒嚴，每戶都得出丁男來服役，王公大臣家子弟也不能免。魏兵缺糧，前面有大江，後面又有宋兵堅守城鎮，只好退走。魏軍在返回途中為了解決軍糧，再次圍攻盱眙，魏太武帝向宋盱眙守將臧質求酒，臧質給他一罐便尿。魏太武帝受辱，大怒，全力攻城三十日，魏兵屍體高與城平，仍不能攻入。后得知後方的劉宋彭城守軍準備斷其歸路，同時宋文帝又遣水軍自海入淮來攻，拓跋燾遂撤盱眙之圍，忍辱退走。魏軍回撤途中，魏太武帝因南侵失敗，盡量發泄了他的所有野蠻性，宋朝江北的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地方，都遭受破壞。魏兵撤回期間，一見丁壯人就殺，刺嬰兒在長矛上，舞矛以為戲樂，擄去生口一萬多人，聽說宋兵來追，把生口全部殺死。魏兵經過的郡縣，房屋被燒毀，變成一片白地，“邑里蕭條”，劉宋“元嘉之治”因此衰落。但北魏撤回魏境時，六十萬大軍損失已過半，《資治通鑒》載北魏經此一役“士馬死傷過半，國人皆憂之” ，同樣損失慘重。

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宋文帝得知北魏發生政變，魏太武帝被宦官宗愛所殺，遂發動第三次元嘉北伐。命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攻碻磝，魯爽、魯秀兄弟與程天祚率四萬荊州兵向洛陽、虎牢方向進攻，雍州刺史臧質率軍攻潼關。青州刺史劉興祖得知北伐，便上書宋文帝請許自己率七千兵從山東出發直搗中山，進軍河北並取當地農作物補充軍糧，若果成功，北魏在黃河南岸的守軍亦當潰敗，那時北伐主力的張永再率軍北渡黃河進攻河北，而後堵塞太行山諸隘口，將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內。宋文帝一心只想收復河南軍鎮，恢復宋武帝時期的黃河一線的軍事防線，沒有聽從劉興祖的建議。七月，由魯爽率領的西路軍雖然很快便攻佔了長社（今河南長葛市），並在大索城擊敗拓跋仆蘭，進而圍攻虎牢；但張永統率的東路軍卻遲遲攻不下碻磝，後魏軍通過挖地道出城，縱火燒毀宋軍營壘及攻城器具，破壞宋軍進攻的通道。蕭思話見碻磝久攻不下，青、徐二州又歉收，遂在八月率軍退還歷城（今濟南）。魯爽、臧質等知曉東路軍已退，於是和柳元景等退兵，第三次元嘉北伐除恢復之前被魏軍佔領的一些城池外，基本無功而還。

三次元嘉北伐，宋文帝不僅沒能收復失地，反而使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損失，其中第二次元嘉北伐期間，北魏南進沿線，經魏軍破壞，赤地千里，邑里蕭條，劉宋的小康局面遂告結束。宋文帝並無戰爭經驗，每次出兵作戰，總要預先制定計劃，限制將帥的機動性。交戰的日期和時刻，也必須由宋文帝親自決定。朝廷離戰陣路途遙遠，常常坐失時機，這也是遭致失敗的一個原因。魏是野蠻的國家，每次作戰，總是驅迫漢民在前陣，鮮卑騎兵在後面馳逐，漢民前進得慢一點，就被騎兵踏死。攻城尤其避免用鮮卑人。魏太武帝猛攻盱眙，給臧質信里說：“我派出的攻城兵，都不是我國人（鮮卑人）。攻東北城的是丁零人匈奴人，攻南城的是氐人羌人。你殺死這些人，省得他們在我國內作亂，對我只有好處，你儘力殺吧！”魏兵作戰就是這樣消耗大量非鮮卑人的生命來進行的。三次北伐，劉宋從此國力大損，北魏兵馬也損失過半，南北兩朝都疲憊，不敢再輕易較量兵力。

元嘉三十年（453年），由於文帝晚年，宗室與士族的勢力在文帝長期的妥協和寬縱下，日漸增長，文帝在賜死其弟劉義康后，為保護太子安全，大力加強太子東宮軍隊的力量。但不久，太子劉劭和始興王劉濬利用巫蠱詛咒文帝早死之事暴露，文帝欲廢太子劉劭，賜劉濬死。但由於文帝遲遲決定不了新任的太子人選，更將決定實行廢太子和殺劉濬的計劃，告訴了劉濬的生母潘淑妃，潘淑妃密告給劉濬和劉劭。於是劉劭利用東宮所統萬餘精兵，搶先一步，於當年二月二十日，趁夜起兵入宮殺了宋文帝，當日便自即帝位，寵任和重用自己過去的東宮心腹將帥，更大肆清除和誅殺不歸附自己和過去有宿怨的大臣和宗室。

同年三月，武陵王、江州刺史劉駿依靠元嘉後期在雍州境內招募流民組建的雍州地方伐蠻軍的力量隨即起兵討伐劉劭，並獲得各方軍鎮的支持，先後攻克南洲，栗州等地。四月，劉駿大軍已至新亭修建營壘擊敗劉劭軍直逼建康。到同年五月，劉駿率軍攻下京城建康，誅殺劉劭及劉濬，登帝位，即為宋孝武帝。追立文帝廟號為“太祖”、謚號“文皇帝”。

宋孝武帝劉駿即位后，第二年改元“孝建”，其在私人生活上的極不檢點，頗受後人詬病。但他在位的十二年，也對當時制度進行了多項改革。

一、政治上，他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撤除“錄尚書事”職銜，並分割州、郡以削弱藩鎮實力，並開始以中書舍人戴法興、巢尚之、徐爰等人處理中樞機要事務，形成後代所謂“寒人掌機要”的政治局面，孝武帝的集權化統治也被史書稱為“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孝武帝同時重用江東寒門沈慶之與傖荒北人柳元景，依照兩人的功績，先後提拔為三公，開啟吳興沈氏與河東柳氏攀升為南朝高門的起始之路，並開創南朝寒門、寒人以軍功升為三公的先例。此外，孝武帝還提拔孤寒衰微的袁粲為員外散騎侍郎和侍中；拔擢寒門出身的顏師伯、顏竣、劉秀之等成為高官重臣；起用卜天生、鮑照、宗越、吳喜等寒門；提拔和重用薛安都、崔道固、垣護之等晚渡北人；鄧琬、沈文秀、孔靈符、顧覬之等江南土著，改變了宋文帝朝過度偏重僑姓高門的現狀，試圖將各種新興的政治力量整合進政權。

二、官制方面，他設置二吏部尚書、取消五兵尚書，將人才官員的銓選大權徹底收歸皇帝手中；創立御史中丞專道制度，以提高和恢復御史中丞的地位，從而加強對吏治的整頓。同時他還削弱東宮官屬、加強皇宮禁衛，擴充中央禁軍的力量，創立直閤將軍制度，復置衛尉，從制度上徹底改革了中央禁衛體系。更開始以制局監分領軍之權，進一步強化了皇權對軍隊的直接控制。

三、政區方面，劉駿還通過改置州鎮的辦法削弱地方勢力，他即位初，將揚州分為揚州及東揚州二州；將東晉以來廢置不常的湘州（治今湖南長沙市）最後穩定地設立起來，分統原荊州所統長沙等八郡；后又分荊州、湘州、江州、豫州共八郡置郢州（治今湖北武漢市），橫跨數州之間；東晉以來，雍州僑置於荊州之內，無實際統治區域，宋文帝曾分荊州襄陽等五郡歸雍州統轄，治襄陽（今湖北襄陽市），劉駿又進一步分荊州郡縣充實雍州無實土的僑郡縣，使雍州重鎮形成，荊州因此再也不能發揮其昔日威脅建康朝政的影響。劉駿還委任寒人擔任州鎮軍府掌管文書的典簽，他們負責監視州鎮長官，並擁有隨時將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四、經濟方面，他推行土斷，罷免僑戶，抑制兼并，開禁江海田塘，赦免軍戶和奴婢，獎勵養馬，限制士族封山占水，設立台使，改鑄錢幣整頓貨幣流通混亂的問題，並多次下詔勸課農桑。更始行檢籍政策，把與商人等通婚、私下經商的士族，一律開除士族資格並黜為將吏。對那些被開除士籍，卻不肯服役逃亡對抗朝廷法令的人員，甚至改用軍法處置，抓到就斬殺，開南朝檢籍政策之先聲。

五、軍事方面，他進行軍事體制改革，罷除軍戶制，恢復秦漢以來的“徵兵制”以逐步取代漢末時興起“世兵制”。同時鑒於元嘉末年劉宋北伐慘敗的教訓，他大力滋養戰馬，有意訓練騎兵，以加強軍備，並在部分適合養馬的州鎮實施獎勵養馬的政策，又“練莞訓旅”加強對軍隊的訓練，同時接受垣護之的建議將青州州治由遠離前線的東陽城移併到第一線的歷城與冀州並鎮以鞏固邊防。

六、文化方面，他弘揚儒學，建造孔廟，使自東晉南渡江左以來被廢絕的祭祀孔子的典禮又被重新恢復，同時進行了系列的禮制改革，以恢復禮樂制度。此外，佛教方面，他一方面支持和弘揚佛教，禮敬高僧；另一方面又整肅沙門，建立僧官制度，利用僧官管理僧眾，實現了朝廷對佛教徒的控制，以防範僧尼干預軍政事務，沙汰無品行的僧尼，整頓佛教不正之風。

孝武帝的上述積極政策，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江南的開發與貨幣經濟的深化。同時，孝武帝在位12年，雖有劉義宣、劉誕的叛亂，但都很快便被平定，同時孝武帝又於孝建三年（456年），實行“青冀並鎮”鞏固邊防，因此其統治的12年，在南朝算是個相對安定的時期,；在對外軍事上，大明二年（458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浚遣兵進犯劉宋青、兗二州，孝武帝以顏師伯為青州刺史，調積射將軍殷孝祖趕赴前線，又派遣司空參軍卜天生率領大軍等會師，一起抗擊北魏大軍，成功擊潰魏軍，並趁勝收復了濟水以北的部分失地。此次宋魏青州之戰，是劉宋自元嘉三次北伐失敗以來，對北魏取得的首場大勝。大明四年（460年），孝武帝又遣軍在北陰平一帶，再度擊潰北魏的軍隊。孝武帝雖在其在位期間，軍事上幾次小勝北魏，在政治、經濟等方面也做出了一些有意義的改革舉措，但同時其本人生活上的驕奢腐敗頗受傳統史家詬病。特別是在他統治末期，一改前期的息兵簡政的風格，開始居傲自滿、好酒奢靡、大興土木、濫用民力，加重了百姓負擔。孝武帝為解決宋文帝元嘉年間以來頻繁地讓“宗室出鎮重要州鎮”的局面，導致地方宗室力量過強的問題，推行了一系列貶抑和削弱宗王勢力的措施，同時殘酷鎮壓和誅殺部分實力較強但又不服他的宗室，將南平王劉鑠、竟陵王劉誕、武昌王劉渾、海陵王劉休茂殺害。雖然確實加強了中央集權，但也為其死後十幾年間劉宋宗室激烈內鬥埋下隱患。

大明八年（464年）五月，在位十二年的宋孝武帝劉駿病死，皇太子劉子業即位，是為宋前廢帝。

劉子業即位，是為宋前廢帝。劉子業，是一個更為殘忍的人。他自率羽林兵討殺他的叔祖太宰、江夏王劉義恭，並殺其四子。殺大臣柳元景並其八子、六弟及諸侄，又殺大臣顏師伯並其六子。又遣使誅殺江夏王劉義恭的世子湘州刺史劉伯禽。對大臣說打就打，如對待奴隸。又殺新安王劉子鸞，殺其母弟南海王劉子師及其母妹。又要殺徐州刺史義陽王劉昶，劉昶逃奔北魏。又殺會稽太守孔靈符、寧朔將軍何邁，殺三朝元老大臣沈慶之。湘東王劉彧、建安王劉休仁、山陽王劉休佑，都是劉子業的父輩。劉子業把他們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任意折磨。前廢帝作惡多端，朝臣惴惴不安，左右也都終日戰慄，各有異志，中外騷然。

永光元年（465年）十月，湘東王劉彧與其弟建安王劉休仁，心腹阮佃夫、李道兒、王道隆等共謀弒君，並暗中聯絡劉子業的左右侍衛壽寂之、王敬則、姜產之等人伺機發動政變。於當年的十一月二十九日，在華林園趁劉子業在竹林堂前與巫師射鬼之際，將他弒殺。劉休仁等人隨即奉迎劉彧入宮即帝位，是為宋明帝。

宋明帝劉彧弒君稱帝之前的一個月，江州長史鄧琬和雍州刺史袁顗，以廢昏立明的名義，擁戴孝武帝第三子，年幼的江州刺史劉子勛，號召四方討伐建康的劉子業。劉彧搶先一步殺掉劉子業稱帝后，泰始二年（466年）二月七日，袁顗等人擁立劉子勛（時年十一歲）登基為帝，年號義嘉。劉子勛登基后，果然獲得各地宗王、方鎮的支持效忠（因為當時出鎮地方的宗王，都是孝武帝的幼子），使得劉彧政權的號令，不出建康城外的百里之地。更險惡的是，劉子勛與各方鎮都譴責劉彧篡位自立，紛紛出兵從四面八方討伐建康。當時劉彧的弟弟們都在中央，支持兄長即位；孝武帝的兒子們則多在地方，支持劉子勛，劉宋宗王形成文帝系與孝武帝系兩方內鬥的局面。劉彧政權雖然領土、人口都不到劉子勛政權的十分之一，但經之前的孝武帝的集權改革后，此時劉宋的地方勢力被大大削弱，中央軍的力量空前強大。於是劉彧以伐亂為名，憑藉量少質精的中央軍，採取各種積極手段：一、採用才幹名士蔡興宗的意見；二、重用吳喜、沈攸之、張永、劉勔、蕭道成等武將；三、放權給諸弟劉休仁等人積極平亂。於是上下一心、兵強將勇，先定浙東，打敗劉子房；再西上攻陷江陵、尋陽，因此消滅劉子勛政權並平定江南與淮南各地（466年底），最後全面誅殺孝武帝子孫。

宋明帝即位后，繼續延續孝武帝用寒人操縱朝政，典簽監視州鎮的政策。為了鞏固自己的帝位，他誅殺因鎮壓劉子勛等叛亂有功而執掌大政的弟弟劉休仁、劉休祐，其兄弟輩東海王劉褘、巴陵王劉休若也被殺，只有桂陽王劉休范因無才能而免於一死。宋文帝、孝武帝子孫死者數十人。泰始二年（466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因曾支持劉子勛政權，擔心宋明帝對自己下手，舉城降魏，與魏軍合力擊敗宋軍，到泰始五年（469年），劉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於北魏，北部防線基本退至淮河，劉宋在淮北只剩下海州，因此淮北除海州外，劉宋基本與北魏划淮河為界，史稱“泰始之禍”。但明帝誅殺宗室諸王，並未能實現他鞏固皇位的初衷。宋明帝雖在即位初期，任賢用能，大力革除前廢帝時期的弊政，頒布了多項廢除苛捐雜稅，減免賦稅，去繁就簡的政治舉措。但是他在“泰始之禍”后，便開始漸失意志，縱情聲樂，使劉宋朝綱始終不振，以致晚年經常“載深矜嘆” 。同時，明帝晚年猜忌心極重，為了保證其子順利接位，在死前大肆誅除有能力的皇弟宗室、朝廷功臣和高門士族，引起朝臣惶恐不安，造成劉宋末期中央和地方軍鎮互相猜忌、攻伐的政治亂象。泰豫元年（472年）四月，宋明帝劉彧病死，其子劉昱即位。

元徽二年（474年）五月，江州刺史劉休范據州起兵，率軍2萬東下進攻建康，右衛將軍蕭道成拒戰有功，升任中領軍，總帥禁軍，上升為與宰相袁粲並列的“四貴”之一，更受到掌控宮中內外大權的權臣阮佃夫的倚重，因此他能夠得以交結地方軍鎮都督，藉此擴張勢力。元徽五年（477年），劉昱在殺掉權臣阮佃夫之後欲親理朝政，試圖將宮中內外大權悉數收回，準備剝奪蕭道成禁軍職權，遂與蕭道成發生激烈衝突，同年七月，蕭道成收買劉昱的侍從搶先一步派人弒殺劉昱，立其弟劉凖為帝，自執朝政。此時，忠於劉宋朝廷的大臣袁粲、沈攸之等先後率眾起義討伐在建康弒君廢立的蕭道成，但都被殘酷鎮壓。升明三年（479年）四月，掃除篡位障礙的蕭道成篡奪皇位，廢劉凖自立為帝，劉宋滅亡。

南朝疆域方面，劉宋為南朝四朝疆域最大的一個朝代。強盛時，據關守河，北部防線到達潼關、黃河一帶，其統治地區北部與北魏划黃河為界，西至四川大雪山，西南包括雲南，南至越南中部橫山、林邑一帶。

劉裕逝世后的公元423年，北魏趁機攻下劉宋在河南的北部三鎮(洛陽、虎牢、滑台)和河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此後三十年，劉宋的北部防線大致維持在秦嶺（今陝西寶雞）—盧氏（今河南盧氏北）—汝陽（今河南汝陽縣北）—潁川南（今河南許昌南）—項城（今河南項城北）—淮陽（今河南周口東）—考城(今河南商丘東北)—濟陰（今山東菏澤市）—東阿（今山東聊城東）—清河（今河北清河東南）—武城（今山東德州西北）—新樂（今山東寧津東）—陽信（今山東濱州陽信、無棣境內）一線。宋文帝第一次北伐一度收復河南北部，但僅過十個月就復失。北魏雖曾於劉宋第二次北伐期間一度深入劉宋境內，但又於次年迅速撤兵。劉宋不久組織第三次北伐，再次兵臨黃河，后因“青徐歉收”退兵，防線維持至魯陽關（今河南魯山縣西南）—長社城（今河南許昌附近）—大索城（今河南滎陽附近）—濟水沿線—歷城（今濟南） 。宋孝武帝大明二年（公元458年），劉宋在第一次宋魏青州之戰勝利后，趁勢收復杜梁、申城、臨邑、縻溝等在元嘉北伐期間被北魏侵佔的青兗邊界附近的黃河下游的濟水北岸的部分城池。到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的宋魏疆界，東北以黃河為界，中北以濟水—魯陽關為界，西北以秦嶺為界。孝武帝之後的劉宋後期，朝政混亂，內鬥嚴重，無暇顧及邊防。到宋明帝泰始五年（公元469年），因薛安都叛宋降魏而爆發的第二次宋魏青州之戰結束后，劉宋再失山東和淮北，劉宋在淮河以北的青、冀、徐、兗四州及豫州的淮西六郡全面陷於北魏，淮北只剩海州，國土邊界基本退至淮河一線。

劉宋的行政區劃實行州、郡、縣三級制。州是第一級行政區，州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刺史。尹、郡、王國、公國（部分）是第二級行政區。尹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尹，郡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太守，王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內史，公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縣、公國（部分）、侯國、伯國、子國、男國是第三級行政區。縣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縣令或縣長，公國、侯國、伯國、子國、男國的最高行政長官稱相。

由於劉宋時歷經數次僑州郡縣的合併，在東晉許多沒有實土的虛設的僑置州郡在劉宋則成為真正既有實土也有戶口的真正的州郡。據《宋書。州郡志》記載：劉宋初年，國內共有二十五個州。經劉宋孝武帝任內的州郡合併和實置的改革，至劉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劉宋共有二十二州：青州、冀州、司州、兗州、徐州、豫州、南兗州、南豫州、南徐州、揚州、江州、荊州、郢州、湘州、雍州、益州、梁州、秦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

與東晉政體性質不同的是劉裕以寒門庶族身份，以強大的軍事力量作為後盾，憑藉著與北方流民為主的北府兵組成的寒門武裝集團，以顯赫軍功，最終改朝換代，創造了劉宋政權，結束了東晉“門閥與皇帝共天下”的局面。此後，劉宋經武帝劉裕，文帝劉義隆，孝武帝劉駿三代的努力，逐步將軍政大權和地方控制權悉數收歸皇權，同時通過一系列的政治舉措限制士族的政治特權，削弱士族的經濟實力，並通過重要出身微賤而有實際才幹的寒人掌管機要之職，設置出一批高位但無實權的虛職安置王謝這樣的士族，同時以宗室出鎮重要州鎮，並設立典簽監督控制地方宗室和州鎮，從而回歸了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也奠定了南朝各代基本的政治格局——“寒族掌機要，士族居虛位，宗室鎮要州，典簽控州鎮”。由此，秦漢時期建立的中央集權的政治模式經歷魏晉以來的低潮波折后開始走向復興。

晉末的北府兵在劉宋初由東晉徐、兗二州控制的方鎮武力變成由皇帝直接指揮的中央禁軍，由中央領軍將軍、護軍將軍、中領軍、中護軍、屯將軍等武官統領，中央尚書台（省）下的五兵尚書或皇帝所親信的寒門掌握的某些機構如制局監秉承皇帝旨令，掌管軍官任免及軍隊調動，中央禁軍也因此被稱為台軍。台軍的構成及地域來源雖然在宋孝武帝時加入了雍州豪族的集團軍，但台軍一直是中央藉以控制地方的主要武裝。台軍將領幾乎全是皇帝的雇從親信或皇帝信任的寒人武將。他們通過軍功上升，以致出將入相，劉宋時期的門閥士族因此喪失了他們在東晉時期專兵的特權。這樣，東晉時期皇權衰弱的局面不復存在，東晉門閥政治演而為劉宋皇權政治，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在劉宋重新確立。

門閥士族進入劉宋后，由於失去了與皇權對抗的軍事基礎只能依附於皇權而不能凌駕於皇權之上，劉宋為了削弱門閥士族在政治上的影響，皇帝們往往利用出身微賤而有實際才幹的寒門來控制中央各部門，如尚書省的尚書令史、中書省的中書通事舍人實際把持了這兩個最高權力機構，門閥士族人士越來越成為政治中的擺設，被剝奪了實權。門閥士族儘管瞧不起那些擁有大權的受皇帝委信的寒人，拒絕和他們交往，並以門第和婚宦自相標榜，但他們的政治地位乃至社會地位仍處於不斷衰落的過程中。而且，由於門閥士族人士的實際政治才幹因優越的地位而每況愈下，也由於他們在各種政治鬥爭中動輒得咎，頻遭殺戮，越來越走向衰敗，至梁朝末年基本上退出了政治舞台。

劉裕即帝位后，除在中央建立了一支強大的中央軍外，對地方則限制州鎮的州府置將和官吏數額，如規定荊州前者不可多於二千人，後者亦不可多於一萬人；另其他州府置將及官吏數亦不分別不得多於五百人及五千人。為防止權臣和宗室擁兵，他特別下詔命不得再別置軍府，宰相領揚州刺史的話可置一千兵。同時他吸取創建政權時獲得的經驗，以“荊州居上流之霞，地廣兵強，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規定只能由皇子作荊州刺史；又因揚州為都城建康所在，乃立國基礎，揚州也必須由宗室親近充當刺史，同時規定但凡大臣或宗室外任要職要需軍隊防衛，或要出兵討伐，一律配以朝廷軍隊，事情完結后軍權都需交回朝廷。至宋文帝時地方的其他重要州鎮也多由宗室出鎮，同時又為這些出鎮重要州鎮的宗室配置代表朝廷的州府僚佐加以監督和教導，對其進行掣肘。南朝各代沿用這一慣例，並不斷削弱荊州等軍事重鎮的實權。至宋孝武帝時，全面改置地方州鎮，東晉時期最為強大的荊、揚二州被悉數分割，其原先的營戶兵力一律遷至建康，原來的荊、揚地域，則形成荊、雍、郢、揚、東揚五州相互牽制的格局，東晉百年荊、揚對立威脅京城建康的局面自此徹底終結。孝武帝即位后，為進一步加強對地方宗室的控制，設立寒人典簽控制地方州鎮，讓他們擔任州鎮軍府掌管文書的典簽，他們負責監視州鎮長官和宗室，並擁有隨時將情況直接報告朝廷的權力，州鎮起兵反抗朝廷的可能性大大削弱。

劉宋時，配合統治者集權改制和抑制豪強的現實需要，在一些法律領域對魏晉時期的律令作出了較大的改革和創新。特別是劉宋統治者對魏晉以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的局面進行了系列整頓。武帝劉裕在東晉義熙年間就兩次整頓選舉法，為配合土斷的需要推行土斷法，又在永初三年（422年）正月，對東晉以來苛刻的刑法進行了整頓，下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劉宋在宋孝武帝時曾對刑法制度作出了兩項重要的創新和改革，在審訊制度方面，孝武帝規定對凡是判處死刑的案件，郡太守必須親自參加審訊，同時規定“若兩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台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同時鑒於魏晉以來，刺史、太守皆帶軍職，甚至不少縣令也帶“將軍”的稱號，他們往往跋扈一方，“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或借口執行軍法任意殺人，而不顧正式的刑律，導致刑法制度紊亂“法不責眾”的局面頻繁出現，孝武帝於大明七年四月下詔說：“如果不是戰場作戰，不能再擅自殺人。如罪大惡極該當處死的，也應該遵循國家的法律條文先行上報，有關衙門要嚴加督察。再有違犯者以殺人罪論處。”此條法令的頒布在當時是有十分重要的進步意義的。

劉宋前期北府兵獨大，成為中央軍與荊州、北徐州方鎮的主力來源，故此時仍以世兵製為主；元嘉後期，為了應對荊雍地區蠻族的需要，擔任伐蠻總指揮的劉駿（後來的宋孝武帝）在雍州地區大力招募北方流民組建了一支實力強大的雍州伐蠻軍，後來，孝武帝劉駿正是憑藉這一支荊雍兵擊敗了建康的中央軍奪取了帝位，此後，雍州豪族集團（荊雍兵）逐漸取代了北府兵集團的地位。孝武帝即位後進行軍制改革，大力恢復秦漢以來的“徵兵制”。此時世兵制衰落，軍隊主力逐漸被募兵制和徵兵製取代，特別是將領自招部曲的募兵制，更成為劉宋宋末年軍隊中的精銳核心。

宋武帝劉裕曾計劃在422年出征北魏，肅清北狄，結果還未來得及出兵，當年劉裕五月就病逝，北伐取消。北魏趁劉裕病逝，於次年攻下劉宋在河南北部的大部分地區。宋文帝即位后，積極籌劃收復河南失地，分別於元嘉七年（430年）、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及元嘉二十九年（452年）發動了三次對北魏的主動進攻。三次戰爭中宋文帝雖留守建康，各次派不同將領出征，但都會傳詔傳授戰略。三次北伐主要目標及戰場均為宋的河南失土，戰事耗費了不少兵力及物資，結果除第一次短暫收復河南失地，后又於第二年復失，后兩次北伐幾乎無功而返。宋文帝的三次北伐，雖然都遭失敗，但也使北魏兵馬死傷也過半數，南北兩朝都疲憊，不敢再輕易較量兵力。在北魏太武帝和宋文帝死後，宋孝武帝即位時，北魏主動遣使修好“求通戶市”發展兩國間的貿易關係，此次宋魏“互市”維持了數年之久。宋孝武帝在位期間爆發的宋魏第一次青州之戰，劉宋不僅擊潰了魏軍，而且順勢收復了元嘉北伐期間被北魏侵佔的濟水北岸的失土。

永初元年（420年），由於林邑借晉末亂局屢屢侵擾交州，宋武帝劉裕命交州刺史杜慧度派兵萬人南征林邑，大軍深入林邑國（今越南南部）境內，殲滅了林邑國的大半士兵，痛擊林邑，林邑請降，並向宋廷致送大象、金銀、古貝等禮物。次年，林邑王陽邁一世遣使到宋廷入貢，稱臣，並獲劉裕冊封。

但到林邑陽邁二世即位時，林邑雖也多次遣使入貢。但屢屢要求劉宋封他為交州刺史“領交州”，每次都遭劉宋拒絕。亦常派兵入侵交州，但每次都被劉宋反攻回去，后又向劉宋謝罪納貢。元嘉二十三年（446年），林邑再次入侵，反覆無常，宋文帝大怒，派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愨等征討林邑。此一征戰令林邑元氣大傷，“家國荒殄，時人靡存”。此後，林邑國沒有再起兵進犯交州，對劉宋甚為恭順，多次遣使到建康訪問進貢。

氐族楊氏家族在隴右一隅建立的仇池在晉末一度佔領漢中，後來劉裕征蜀時，順帶發兵反攻仇池，仇池一潰千里，被迫撤出漢中，獻上降表。劉宋建立后，仇池稱藩於宋，宋以為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劉宋元嘉十八年（441年），仇池國楊難趁劉宋北伐失利，圖謀漢中之地，傾全國之力進攻劉宋的益州，宋文帝大怒，發兵反擊，不久便攻入仇池境內，駐守仇池的主將向劉宋投降，后仇池國也隨之覆滅，仇池國除北部的楊氏殘餘勢力投降北魏，國土大部分歸入劉宋境內。

劉宋國內的統一程度是要遠強於之前強藩割據，地方勢力強大的東晉，這必然作用於它的農業發展。同時劉宋在武帝，文帝，孝武帝三代都不同程度實行過勸課農桑，減免稅賦的政策，至孝武帝統治後期前的四十餘年間，除發生過幾次高層權力變動外，民間並未發生過大的動亂和災難，因此這四十餘年間，劉宋的農業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南方經濟也得到穩步提升。同時劉宋相對北魏來說比較安定，南渡的移民在初期與泰始之禍左右仍然絡繹不絕，農業生產繼續有所發展。比較突出的地區有荊、揚二州，而益州居次。揚州是劉宋最發達的地區，其中以建康及其周圍地區發展最大。而三吳地區（吳郡、吳興、義興）是中央財庫、各種支出的主要來源。

劉宋農業和手工業發達，加上江河交通便利，使得商業日漸發達，江南社會穩定地朝貨幣經濟與商品經濟發展，甚至連江北的漢中地區，也在劉宋中期開始使用貨幣。但由於國家控制的銅礦不足，使得幣制屢變，質量不精。市場上有普通的生產用品、生活用品與奢侈品，商賈小者坐販於列肆，大者轉運於四方，而凡是大批運進的商品買賣，多是世族莊園所生產的經濟作物。商稅是朝廷收入的大宗，然而世族有免關稅權，在任期屆滿時帶著大批貨物作為“還資”，然後轉販各地。商業重鎮有建康、江陵、成都、廣州、廣陵等地。建康是三吳的經濟中心。會稽、吳郡、餘杭居次。廣州是海上貿易重鎮，貿易對象有東南亞各國、天竺、獅子國、波斯等國。江陵是關中、豫州、益州、荊州、交州、梁州的轉運站。成都不僅商業繁盛，也是蜀錦的重要產地。

由於劉宋朝廷大力提倡農桑，戶調征絹布，當時絹布的地位等同貨幣，這些都促進紡織業的生產。劉宋的紡織業與養蠶業比較發達，產地以荊、揚二州為主。由於絲、綿、絹、布等是國家調稅的主要項目，因此紡織是民間普遍的副業。織錦業則在益州為主，劉裕滅後秦，把關中的織錦戶遷到江南，開始在江南發展織錦業。當時富豪人家穿綉裙，著錦履，以彩帛作雜花，綾作服飾，錦作屏障。朝廷設有專官管理礦冶，用水排鼓風冶鑄。鍊鋼則使用一種雜煉生鐵和熟鐵的灌鋼法。這種方法可以煉出優質鋼，用來製造寶劍和刀。瓷器的燒制技術在劉宋時以青瓷為主，產地集中在會稽郡（紹興）。其硬度高，釉料勻，通體青瑩。江南其餘地區的制瓷技術各有自己的特點。劉宋的紙張潔白勻稱，完全取代了簡牘，藤紙與麻紙都很流行。造船業也十分興盛，如宋末沈攸之起義反蕭道成時，荊州作部曾“裝戰艦數百千艘”，而且三吳運河網也持續修造，到南齊時已大致完成，暢通了三吳與建康的交通。

劉宋時的人口數，不同學者有不同說法，學者葛劍雄認為劉宋在第二次元嘉北伐前的人口大約有2000萬人。學者趙文林、謝淑君認為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年）估計全國有20,000,000人，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七年（440年）估計全國有23,700,000人。因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族隱匿人口現象頻繁發生，劉宋雖然在宋武帝劉裕時期和宋文帝統治前期幾次施行土斷，但至宋文帝元嘉中後期以來，士族巧取豪奪的問題又頻繁出現，孝武帝劉駿上台後，為此曾推出系列舉措加以制止和限制，但除荊雍揚為核心的地區外，其他地區的收效恐怕並不明顯，同時元嘉末年，北魏在劉宋江北六州的燒殺屠掠，江北六州人口幾乎損失十分之四五。因此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年）官方紀錄，國家在編的戶口有901,769戶，5,174,074人（不包括士族隱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數） ，但因為十多年前發生北魏在劉宋江北六州的燒殺屠掠，江北六州人口大減，以及孝武帝統治後期的463-464年浙江等地因大面積旱災發生大飢荒，浙江人口死亡逃散十分之六，所以劉宋元嘉之治時代的官方戶口數字，應當超過150萬戶，900萬人，如果再加上各地士族隱匿的人口和奴婢人數，實際人口應當超過1000萬人。

元嘉十五年（438年），文帝征豫章處士雷次宗到建康，在雞籠山開館，聚徒教授。文帝幾次親到學館，聽次宗講學。同時，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與雷次宗的儒學合稱四學。

文學上，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文筆簡潔俊秀，記錄了魏晉人物數百位，後者無出其右，成為六朝志人小說的代表之作。“元嘉三大家”謝靈運、顏延之、鮑照，在詩歌的內容和形式改革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史學上，這一時期裴松之、裴駰、裴子野並稱為“史學三裴”。其中，以裴松之《三國志注》最為著名。

史書記載，宋文帝以陳壽所著《三國志》記事過簡，命裴松之為之作補註。《三國志注》對後世註釋史學影響深遠。同時，這一時期著名的歷史學家范曄著《後漢書》，該書與《史記》、《漢書》和《三國志》並稱為“四史”。

此外，書畫、圍棋等也在這個時候獲得了很大的發展，中國最早的山水畫理論著述《畫山水序》就誕生於這一時期，這一時期的藝術作品也以陸探微、宗炳、王微等人的成就最為顯著，給後世都留下了極大的影響。

劉宋統治者在建康修建了一些宮苑，廟堂，但由於年代久遠，戰火頻仍，基本上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自東漢末年以來，“儒教盡矣”，而劉宋歷代帝王如宋武帝、宋文帝、宋孝武帝、宋明帝都試圖振興儒學，尤其是宋孝武帝時期，儒學更是得到了孝武帝劉駿重點扶持和優待。自東漢末年以來的兩百餘年間，一直被廢置祭祀孔子的儀式不僅被宋孝武帝恢復，而且孝武帝為恢復和振興儒學，大力在民間建造孔廟，同時也進行了系列禮制改革以恢復儒家的禮樂制度，又多次下令整修學校，禮敬當時的大儒。對於宋武帝、宋文帝時期儒學發展情況，沈約在《宋書》記載：“自黃初至於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迄於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頗有前王之遺典......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睹，亦一代之盛也。”

在理論層面，以顏延之、宗炳為代表的思想家面對當時儒學的狀況及其困境，探索解決方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張，試圖援佛入儒，提出儒佛兼綜思想。因此劉宋一朝，儒學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和復興。

劉宋時，佛教和道教都得到了重大發展。配合重新確立皇權政治的需要，劉宋統治者對宗教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佛教方面，劉宋自武帝以來大都採取了扶持並利用佛教的政策，主要表現為迎請禮遇著名僧尼、建寺造像、設立法會、延僧講經、敕令皇室子弟師友於僧尼、與崇佛邦國往來交流等方面。其中，對佛教之利用主要表現為借其神化皇權、護佑政治、尤其是王朝建立者及以非正常方式獲得皇位者，多藉助佛教方面的思想來為其政權作神聖性及合法性之論證，以此揚己之德，穩固政治。佛教因素對傳統禮制之滲透又為這一時期佛教與政治結合之重要特點。但同時，劉宋帝王對佛教並不是一味縱容。而是以佛教不侵犯政治統治為原則，適時施行了一些相應的管制措施，如宋孝武帝時期對沙門進行了系列整頓，並建立僧官制度防範僧尼干預軍政事務，限制佛寺塔像之興造、沙汰無品行的僧尼，正是這一系列措施使佛教之發展得到了較為有效之引導與管理，從而避免了其在北方因過度偽濫而遭遇法難的命運。總之，劉宋的佛教政策促進了南方佛教的良性健康發展。

道教方面，由於孫恩、盧循的天師道活動在東晉末年遭受劉裕的沉重鎮壓和打擊，所以天師道進入劉宋后不得不重新進行調整，以改變昔日反叛朝廷之形象，求得新政權之庇護，主要表現為迎合政治、向新政權表忠誠等。隨著天師道及道教其他諸派之整頓改革，劉宋帝王開始適時採取了對道教人士進行禮遇、籠絡之舉措。到宋明帝時開始對道教人士多方迎請和優待，為其修築道館，任命道館館主。同時，劉宋統治者還十分關註上清、靈寶等道派經典的搜集整理者，這對諸道派之發展及統一的道教的形成，都有極為重要的意義。被劉宋諸帝所徵召禮接之道教人士多有高潔之品行，且學識淵廣，博通儒玄釋道，對其之禮遇籠絡不但有利於促進沖淡、純樸之社會風氣的形成，從而益於敦風化俗，還利於促進道教內部之交流、道教教理之弘揚乃至道佛間的論釋辯難，從而促進學術之爭鳴與繁榮。

科技領域，宋政權雖然短暫，卻同樣留下了燦爛的光芒。

醫學就是在這個時候成為了一門獨立的學科。宋文帝時，政府設置了太醫博士、太醫助教等醫官，專門負責醫學教育工作。

宋元嘉二十年（443年），何承天製成《元嘉歷》，此曆法比以前的曆法更加精密，推動了中國曆法的發展。宋大明六年（462年），由祖沖之製成的《大明曆》首次引入了“歲差”的概念，大大提高了曆法計算的精度，被稱為“甲子元歷”，是我國曆法史上第二次大改革。

不過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還應該是劉宋末年的著名科學家祖沖之。他經過艱苦的研究，終於將圓周率推演到小數點后7位，這一傑出成就領先了歐洲1000年之久。成為中國數學史上的一座豐碑。

祖沖之製造了指南車、發明了使用機械開動的“千里船”，還有他發明的“水碓磨”極大地提高了農民舂米和磨粉的效率，推動了江南經濟的發展。

劉宋前期與北方的大夏國、柔然、北涼、吐谷渾、黃龍國（北燕）都有外交聯盟關係，吐谷渾、北燕和北涼更向劉宋稱臣。劉宋和這些國家聯絡，主要是為了共同牽制北魏。其中劉宋與柔然和吐谷渾的聯盟關係最穩固也最持久，對北魏的危害和牽制也最大，因此北魏欲伐宋時每次都要先向北防範柔然的主力，然後才敢在隔年大舉南伐劉宋。

北魏在統一北方的過程中，每逢有征伐，常先遣人使宋，避免受夾擊；劉宋亦藉機加強內部統治秩序的建立，發展生產，擴充武備，伺機北伐，收復失地。據《資治通鑒》記載，魏太武帝向劉宋遣使13次，宋文帝向北魏遣使6次。雖然劉宋稱北魏為“索虜”、北魏稱劉宋為“島夷”，但他們仍不定時的互派使者“交聘”，維持南北的交涉往來。在南北史書上的記載上也各有偏頗扭曲，如魏書和宋書都稱對方向自己朝貢，但是實際上雙方是一種平等的對等關係。劉宋中期時，北魏與劉宋曾有五年的互市貿易。453年宋孝武帝登基后，北魏派使者“求通戶市”，宋孝武帝在與公卿大臣廣泛議論后，決定答應互市。兩國官方的貿易關係，大約持續到458年邊境發生小規模戰事而止。

劉宋與東北亞的倭國、百濟、高句麗等都有密切的朝貢關係，倭國曾對劉宋朝貢十多次，史書記載有五位倭王，是為倭五王，均接受劉宋冊封；百濟也想要討好劉宋，頻頻向劉宋朝貢示好，在劉宋後期百濟與劉宋的關係更形緊密，似乎結成軍事同盟，共抗北魏。高句麗在泰始五年（469年）前一直選擇向劉宋稱臣納貢，維持了40多年。但當北魏攻下劉宋的山東和淮北后，高句麗與劉宋的關係開始疏遠。

劉宋一朝，玉門關以西的滑國、龜茲、於闐、呵跋檀、周古柯、胡密丹、白題國、渴盤陀國、末國、波斯等均有朝貢劉宋的記錄。由於河西走廊當時已被北魏掌控，故西域和中亞各國的使臣一般是從岷山道進入劉宋境內。劉宋的海上貿易更是一度到達了波斯。當時人對前來朝貢劉宋的各國使節接連不斷的情況記載：“爰命干戈，象蒲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系，無絕歲時”。

宋武帝劉裕稱帝后，曾派大軍南征林邑，使林邑向宋廷稱臣入貢，接受冊封。但到陽邁二世時，雖常遣使入貢，但亦常侵擾交州。元嘉二十三年（446年），宋文帝命檀和之率軍征討林邑，攻破林邑都城，此一征戰令林邑元氣大傷，“家國荒殄，時人靡存” 。此後，林邑對劉宋甚為恭順。

此外天竺國、呵羅單國、師子國、都婆娑達國、扶南國、蘇靡黎國、婆皇國、婆達國等也有與劉宋的朝貢記錄。劉宋通過與這些國家的交往，發展了海外貿易，擴大了劉宋的影響力。

在南朝宋普遍習慣興起了追求個性自由、民族開放、多元文化的風氣。作為南朝的知識分子大體顧大局，不再負隅頑抗，正所謂“無聲勝有聲”，這體現了一種理想樂觀主義的情懷和豁達大度的心境。如阮籍因不肯與司馬氏通婚，而在媒人面前大醉六十餘日。在南朝也興起了開放的社會風氣以應付之。這種開放性表現在地域上和觀念上。在地域上主要是開放地吸收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同時中原文化也向周邊地區擴散，整個社會不存在交流的禁錮。觀念上的開放突出的表現在對女子束縛的放鬆，女子多享有較多的自由，如當時的婦女字一定程度上可以拋頭露面，宗懍《荊楚歲時記》中有記載士女游宴的事，女子可以與男子一樣參加聚會、游春，婦女的髮式服飾也可以反映她們的地位上升了。

南朝宋在承襲秦漢遺俗的基礎上吸收了少數北方民族服飾特色，稍作了些改動，主要體現在個別服飾的主色上。南朝宋的服飾就比較隨性，主要追求的就是輕鬆、自然、舒適。

男子服飾都是大袖寬衫博帶，而且大多名士都是不穿中衣只穿外衣的，有些正常些的會在裡面穿件類似於弔帶衫的衣服。

女子的服飾一般就是上身穿衫、襖、襦，下身穿裙子。不同於男子的寬衣博帶，女子上衣部分緊身合體（受游牧民族影響），但仍是廣袖。下裙為多折襇裙，裙長及地，下擺十分寬鬆，比較隨意，多表現俊俏飄逸的的效果。貴族婦女還喜歡帶很多繁盛的裝飾，這應該與南朝宋的奢華糜麗之風有關吧。

總而言之，南朝宋的服飾與魏晉一樣，較之秦漢，寬鬆簡潔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