隸書

關於隸書的定義，近人吳伯陶先生一篇：《從出土秦簡帛書看秦漢早期隸書》的文章中說道：“可以用這個字的本義來作解釋。〈說文解字〉中解釋‘隸’的意義是‘附著’，〈後漢書·馮異傳〉則訓為‘屬’，這一意義到今天還在使用，現代漢語中就有‘隸屬’一詞。〈晉書·衛恆傳〉、〈說文解字序〉及段注，也都認為隸書是‘佐助篆所不逮’的，所以隸書是小篆的一種輔助字體。”

其次究竟什麼樣子才叫隸，隸與篆又有什麼樣的嚴格區別，吳伯陶先生在上述的文章中又有所分析訂定，這裡再節錄吳文中值得考慮的幾小段。吳雲∶“小篆還保存了象形字的遺意，畫其成物隨體詰屈；隸書就更進了一步，用筆畫符號破壞了象形字的結腹，成為不象形的象形字”（他有字形舉例，可參閱原文）。

他又說∶“小篆和隸書實際上是兩個系統，標誌著漢字發展的兩大階段。小篆是象形體古文字的結束，隸書是改象形為筆畫化的新文字的開始。”“我們判斷某種字體是否隸書，就要首先看它是否出現有破壞篆書結構失掉象形原意之處。”

吳先生經過仔細排比研究，得出那樣的科學論據來，作為學術上篆、隸的不同定名的分野，自然是很值得重視的。不過還有兩個問題想要問，那就是∶一，篆書也不能夠個個是象形字，一開始就有象形以外的許多字存在，因此，僅僅失掉“象形原意”似乎有些不夠。我的意思是說隸的破壞古文（“象形字”是一種字體的籠統名稱，事實並非個個“象形”，例子甚多，不待列舉），不僅僅是破壞象形而已。二，今天看到的從湖北雲夢出土的秦簡和湖南長沙馬王堆墓中出土的簡帛書中發現其中字的結構有變篆體，也有未變。用筆有圓有帶長方的，那種字當時又稱之為何名？這種“半篆半隸”的字形從秦昭襄王時代開始一直到西漢初（秦雲夢簡到漢馬王堆帛書，吳文有詳述可參閱）還存在，始皇帝以前，字還未有“體”的區別，可是到漢初，肯定那種字已經歸入隸體，二者合起來考慮，那麼對吳先生的區別篆體之名，是否有些矛盾了呢？事實上結構之變，光講象形不象形，定然不夠全面。我估計區別問題，在當時——在字體初變時一般人肯定還不太嚴格的，那種“蝙蝠式”的字形，大都隨著新名稱而名之——也稱為隸，其中稍為保留些舊結構也是可以的。因此我認為如果設身處地來推測當時的命名，和今天用學術研究來區別的命名是可以有些距離的，是無足為怪的。明確地講，篆與隸的不同除形象變為符號以外，還有筆法變化一方面的區別，例如∶生（篆）、上（變筆法未變結構）、之（筆法結構全變）。三字的名實異同，決非單論結構，其他相似的情況也很不少，可以類推。

西漢中期以來，隸書的脫去篆體（包括結構、筆畫的寫法）而獨立的形式，已經完全形成。所見有代表性的例如本世紀出現於西陲流沙中的西漢宣帝五鳳元年（前57年）、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新莽始建國天鳳元年（14年）的書簡、樂浪漢墓出土的西漢平帝元始四年（4年）、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的漆盤上的銘文等等，不但結構全變，從字形來講也全成方形或扁方形，筆勢則長波更自然橫出，和接近篆體的直垂形大大不同了。

相像的字形還能在東漢的碑刻中見到很多。最著名的如桓帝延熹八年（165年）的《華山廟碑》、靈帝建寧二年（169年）的《史晨碑》、中平二年（185年）的（曹全碑）、又三年（186年）的（張遷碑）等等，其他不再一一例舉了。

同時在西漢的碑刻中也還有一些面積大都方正或個別字帶長形，又僅有極短的波勢的字體，其有代表性的所見如∶西漢宣帝五鳳二年（前56年）的《魯孝王刻石》、東漢安帝元初四年（117年）的《祀三公山碑》、順帝永和二年（137年）的《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靈帝建寧三年（170年）的《郙閣頌》摩崖石刻、以至明帝永平九年（66年）字形不大規則的《開通褎斜道》摩崖石刻等等。以上那些基本上已消滅篆體而形式稍有小異的“正體字”，一直流行於兩漢、三國間，而且幾乎獨佔了石刻碑誌中的位置。在江蘇省南京市出土了東晉謝鯤的墓誌，還能見到用的仍是這樣的字體。這種字體應當說都是隸，因為其形式自秦到漢，雖有些變化，但並不太大。從字形的面積上講∶先帶長方，后變方扁，有些地方還交叉互用著。長波、短波，也同樣是交叉互用不分前後的。因此決不能說它是一種字體徹底變為另一種字體的新舊二體，而是一種字體在前前後後中間的個別量變罷了。

秦始皇在“書同文”的過程中，命令李斯創立小篆后，又採納了程邈整理的隸書。漢朝的許慎 在《說文解字》記錄了這段嬴政統一文字后，漢朝復興和發掘傳統文字的歷史：“……秦燒經書，滌盪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為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而北京大學教授、書法大家李志敏認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文字，對當時的社會進步有積極意義，但未必有利於書法藝術的發展。孝宣皇帝時，召通《倉頡》讀者，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時，征禮等百餘人，令說文字未央廷中，以禮為小 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采以作《訓纂篇》。凡《倉頡》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書所載，略存之矣……郡國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雖叵復見遠流，其詳可得略說也……蓋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但是也有人認為，作為官方文字的小篆書寫速度較慢，而隸書化圓轉為方折，提高了書寫效率。例如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績，是在採用了隸書」來評價其重要性（《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證的發展》）。

隸書也叫“隸字”、“古書”。是在篆書基礎上，為適應書寫便捷的需要產生的字體。就小篆加以簡化，又把小篆勻圓的線條變成平直方正的筆畫，便於書寫。是在監獄里創造出來的字體。分“秦隸”（也叫“古隸”）和“漢隸”（也叫“今隸”），隸書的出現，是古代文字與書法的一大變革。

隸書是漢字中常見的一種莊重的字體，書寫效果略微寬扁，橫畫長而直畫短，講究“蠶頭燕尾”、“一波三折”。它起源於秦朝，在東漢時期達到頂峰，書法界有“漢隸唐楷”之稱。也有說法稱隸書起源於戰國時期。

隸書是相對於篆書而言的，隸書之名源於東漢。隸書的出現是中國文字的又一次大改革，使中國的書法藝術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是漢字演變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奠定了楷書的基礎。隸書結體扁平、工整、精巧。到東漢時，撇、捺、點等畫美化為向上挑起，輕重頓挫富有變化，具有書法藝術美。風格也趨多樣化，極具藝術欣賞的價值。

隸書相傳為秦末程邈在獄中所整理，去繁就簡，字形變圓為方，筆劃改曲為直。改“連筆”為“斷筆”，從線條向筆劃，更便於書寫。“隸人”不是囚犯，而指“胥吏”,即掌管文書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隸書被叫做“佐書”。書體同時派生出草書、楷書、行書各書體，為藝術奠定基礎。

隸書基本是由篆書演化來的，主要將篆書圓轉的筆劃改為方折，因為在木簡上用漆寫字很難畫出圓轉的筆劃，所以隸書的書寫速度更快。

隸書者，篆之捷也。

這是西晉·衛恆《四體書勢》對隸書本體及其產生背景的經典敘述。事實上，篆之捷是指在春秋戰國時期的篆書字體體系中發生結構和書寫性變化（隸變），並經漫長的“隸變”過程而形成的一種新的相對獨立的字體。也就是說，隸書是通過“隸變”從篆書字體中脫胎產生的。

隸變在中國書法史上是一次重大的書法文化事件。發生隸變的內在動因是為了適應當時社會發展對文字應用的要求。“隸變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字形結構的變化，既是對正體篆書字形結構的改造，這種改造的主要方向是簡化；二是書寫方式的變化，既是改變原有正體篆書的書寫方式，這種改變的主要目的是簡捷流便”。字形結構的簡化和書寫方式的簡捷流便構成了隸變過程的核心內容。在這裡，字形結構的簡化和書寫方式的簡捷流便，不光為了書寫速度的提高，同時因其蘊涵著內在的書寫運動態勢更加符合人的生理運動軌跡，才使隸書在秦漢之交隨著政治的更替最終徹底代替篆書而獲得普遍應用的。

就書法而言，隸變完成了以下篆隸轉換：

1、擺脫篆書字型結構的凝固化束搏而走向隸書線條時空運動的抽象化表現；

2、線條由篆書委婉的弧筆變為險峻的直筆，曲折處由篆書的聯綿圓轉變為轉折的方筆。隸變標誌著漢字相形性的破壞和抽象符號的確立，使漢字由古文字體系向今文字體系轉換；同時也標誌著隸書的獨立品格和美學特徵的最終形成。

另一方面，作為人的規範意識，又必須對這種新的字體和書體加以規範。於是，就有了漢末高度規範的八分書出現。所以我們說，所謂的隸變過程，就是篆之捷所產生的新的書體繼而對這種新的書體加以規範建構的過程。而作為書法，隸書的美就存在於這歷時四百多年的隸變過程中。

解讀隸書的美學內涵和產生背景是非常有必要的，這有助於我們對隸書本體的深層認知。通常，我們是從現存的漢碑和簡牘兩種載體來認識隸書的。但是，通過漢碑和簡牘兩種載體來認識隸書還遠遠不夠。因為這樣還無法認識隸書美學內涵的形成淵源。因此，我們要將四百多年的隸變過程置放在秦漢文化背景中去解讀，探求出隸書美形成的文化和思想淵源。也只有這樣，我們才算了解了一些隸書的傳統。

在兩漢，隸書不但通過隸變過程最終形成自己的獨立品格和美學特徵，同時還有著向草率和規範兩極方向發展的整體趨勢。一方面，隸書在過分強調書寫便利的極端中逐步脫離了隸書的原本實用立場，進而在持續草化過程中因書寫的運動態勢不同最終形成了我們所說的章草和今草；另一方面，則表現出對隸書原本書寫形態的規範建構，而且這種規範建構是以形式秩序確立為前提的。因為文字的形式秩序的穩定與否，直接影響到民族文化交流的暢通和社會進步。這是歷來被官方重視的重要環節。因此，隨著西、東漢王權的相繼確立，對現實生活中廣泛流通的隸書進行規範整理也就成為必然。八分書以規範為手段，有效的克服了篆之捷隸書的隨意性書寫傾向，使形式秩序趨向於穩固的位置選擇和有序的結構圖式。加上漢代官方文人審美觀念的不斷容入，最終形成了八分書規範、和諧、靜穆、左撇右挑的風格特徵。兩漢刻石存在的從西漢的質樸率真向東漢工穩規範化發展的整體趨勢，也從一方面印證了官方對篆之捷隸書進行規範建構的歷史進程。

然而，當今學界和書法界普遍把兩漢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穩規範的發展趨勢認定為隸書走向成熟的標誌了。這樣做不但牽強，也為隸書的本體理論闡釋帶來困難。這是因為：一、八分書對隸書的改造是以美術規範化和線條裝飾化為前提的。不但不具備書寫的隨意性與合理性，反而增加書寫的難度，失去了隸書書寫簡捷流便的原本實用立場；二、從八分書的書寫主體來看，已經由隸書的原本社會公眾立場上移到了文人和官方了。我們從、《乙瑛碑》、《禮器碑》《華山碑》、《曹全碑》、《張遷碑》等刻石文本可以看到八分書已經開始具有雅化、規範化和文人化的藝術特徵。這些書法文本有著一個大致相同的特徵，那就是波蹀。其實這種波蹀是對篆之捷原本隸書書寫的美化。飛動的線條和波蹀已經使刻石隸書脫離了隸書原本的簡單和質樸，而開始具有雅化、和文人化的藝術特徵，是漢代文人那種浪漫、瀟灑的藝術審美精神的體現。而正是這種雅化、規範化和文人化的藝術特徵，卻失去了隸書在社會廣泛流通的內在條件和社會基礎，因而也就不應該屬於原本意義上的隸書。事實上，隸書表現在刻石方面的逐步工穩規範的發展趨勢，它的實質是八分書對篆之捷原本隸書實施規範和審美改造的雙重結果。《熹平石經》以其高度規範的形式秩序、以及構造的共同原則和形體的共同特點，體現出八分書最大程度的穩定性品格。如果從文字學角度講，八分書應該成為一種新的、相對獨立的字體的。所以我們說，隸書從西漢的質樸率真向東漢工穩規範化發展的整體趨勢並不完全是隸書走向成熟的標誌，它更多的是孕育著一種新的字體的產生。八分書由於自身的本質特性和使用立場，脫離篆之捷原本隸書書寫主流向更加規範的方向發展也就成為必然。《熹平石經》的書體特徵和內容也佐證了八分書作為東漢規範字體的使用局限性。

所以我們說，隸書獨立品格和美學特徵的形成，不是東漢的高度規範和成熟，而是存在於四百多年的隸變過程中。在這四百多年的隸變過程中，有著實在太多的書法文本需要我們加以解讀和認知。《張遷碑》的質樸奔放、渾厚博大，《曹全碑》典雅華美、俊秀溫潤，使我們看到了不同風格、不同結體和不同審美取向的東漢經典刻石文本書法。這是東漢正大的文化氣象和文人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自信的書寫流露。特別是《石門頌》瀟灑自如的波挑，體現著文人回歸大自然書寫的開放情懷，加上民間工匠的契刻，又為《石門頌》置入了民間的質樸意味，鑄就了《石門頌》既有原本隸書的質樸隨意，又有人文情懷流露的獨特藝術魅力，顯示出《石門頌》不拘一格的奔放品格、以及闊大的自然氣象，成為歷代書家關注和借鑒的經典範本。

然而，東漢刻石所表現出的典雅、華美、莊重、整飭只是一種完整的、華麗的美。如果沒有原始隸書的質樸和簡淡元素灌注其中，那麼這種美又是虛偽的、造作的、沒有感情的。如果東漢刻石典雅、華美、莊重、整飭的基礎上置入隸書原本的奔放、流暢、闊大的審美氣象，那麼書法就會有一種大自然的淳樸和廣闊氣象。而這種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因為隸變過程中的很多隨意性書寫看似很樸拙、很簡淡、很平凡，而實際上卻蘊涵著無窮的美學價值，是人的生命系統中的真實流露。

認識是繼承的前提。所以，發掘兩漢隸書的美學實質及其背後所含蓋的文化與精神內涵是我們持續關心的內容。同時，它也應該是我們完成隸書的時代性突破和發展的前提和理論支點。

我們沒必要談所謂的創新，深入的認識隸書傳統更有現實意義。只要我們認識並理解了一些隸書的傳統，並完成隸書的傳統和現代的紐帶式連接，那麼我們才有可能創造出既古典又現代的隸書作品。在這裡所謂的古典就是隸書的發展延續形態，所謂的現代，就是隸書的現代審美意識和文化精神。古典——現代具有全息重演的內容，但還不完全是周俊傑先生所倡導的新古典主義。因此，我所說的古典和現代，具有把古典放在新的時空匡架進行梳理歸類和時代詮釋的意識。它可能是反傳統的，因為我們是站在時代立場審視傳統。它也可能是繼承傳統的，因為傳統在影響著我們。

變體隸書，又叫隸變體。是當代書法流行的隸書風格，是針對傳統隸書而言的書寫注重變化，注重個性的書寫方式。筆畫不重規範，強調即興創作。但隸書大家范笑歌認為變體隸書要變得美才是目的，而不是越變越丑。如果大家都追求寫變體隸書，那變體隸書也會出現程式化。他認為有的變體隸書只追求大感覺和大效果，在單個字和單個筆畫上無法經得起推敲。往往是用大氣勢掩蓋基本功的不足。

除了發展之外，隸書曾對魏碑楷書產生過影響，此以《張猛龍碑》為例，字上還有一些隸書精神。唐歐陽詢亦受影響。顏真卿《多寶塔》也有隸書精神並逐漸被人繼承。

過去一般相信隸書 之由來為“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但指出“隸”字亦有“附屬”的含意，可能意旨其為篆字之衍生。

秦始皇在“書同文”的過程中，命令李斯創立小篆后，也採納了程邈整理的隸書。漢朝的許慎在《說文解字》記錄了這段歷史：“……秦燒經書，滌盪舊典，大發吏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為隸書，以趨約易”。由於作為官方文字的小篆書寫速度較慢，而隸書化圓轉為方折，提高了書寫效率。郭沫若用“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績，是在採用了隸書”來評價其重要性（《奴隸制時代·古代文字之辯正的發展》）

西漢初期仍然沿用秦隸的風格，到新莽時期開始產生重大的變化，產生了點畫的波尾的寫法。到東漢時期，隸書產生了眾多風格，並留下大量石刻。《張遷碑》、《曹全碑》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

漢隸在筆畫上具有波、磔（zhe）之美。所謂"波"，指筆畫左行如曲波，后楷書中變為撇；所謂"磔"指右行筆畫的筆鋒開張，形如"燕尾"的捺筆。寫長橫時，起筆逆 鋒切入如"蠶頭"，中間行筆有波勢俯仰，收尾有磔尾。這樣，在用筆上，方、圓、藏、露諸法俱備，筆勢飛動，姿態優美。在結構上，有小篆的縱勢長方，初變為正方，再變為橫勢扁方漢隸具有雄闊嚴整 而又舒展靈動的氣度。隸書對篆書的改革包括筆畫和結構兩個方面。隸化的方法有變圓為方。變曲為直。調正筆畫斷連。省減筆畫結構等等。其中以橫向取勢和保留毛筆書寫自然狀態兩面點最為重要。橫向取勢能左右發筆，上下運動受到制約。最終形成左掠右挑的八分筆法。而毛筆的柔軟性以使漢字筆畫產生了粗細方圓。藏 露等各種變化。還有字距寬。行距窄也是其章法上的一大特點。

漢隸表現在帛畫、漆器、畫像、鈾鏡中精美絕倫。而在碑刻中更顯其寬博的氣勢和獨特的韻味。漢隸主要有兩大存在形式：石刻與簡牘。魏晉南北朝隸書大多雜以楷書筆法；唐朝隸書不乏徐浩等書家。宋元明三朝的隸書也難振漢隸雄風。直至清朝。漢隸才得以復甦。有金農、鄧石如、何紹基等，別有建樹。

隸書的第二次高峰

魏晉以後的書法，草書、行書、楷書迅速形成和發展，隸書雖然沒有被廢棄，但變化不多而出現了一個較長的沉寂期。到了清代，在碑學復興浪潮中隸書再度受到重視，出現了鄭燮、金農等著名書法家，在繼承漢隸的基礎上加以創新。

隸書是從篆書發展而來的，隸書是篆書的化繁為簡，化圓為方，化弧為直。

隸書的結構特點

字形扁方左右分展

隸字一反篆字縱向取勢的常態，而改以橫向（左右）取勢，造成字形尚扁方，筆畫收縮縱向筆勢而強化橫向分展。

起筆蠶頭收筆燕尾

這是隸書用筆上的典型特徵，特別是隸字中的主筆橫、捺畫幾乎都用此法。所謂“起筆蠶頭”，即在起筆藏（逆）鋒的用筆過程中，同時將起筆過程所形成的筆畫外形寫成一種近似蠶頭的形狀。“收筆燕尾”，即在收筆處按筆後向右上方斜向挑筆出鋒。

化圓為方化弧為直

這是隸書簡化篆書的兩條基本路子。不過如果不了解篆書的圓，就不易掌握好隸書的方。因為隸筆中的直畫或方折，還無不包藏著篆字的弧勢，所以隸筆的直往往有明顯的波動性，富於生命力。實際上隸書的筆意，是建立在筆畫運動方式基礎上的。

變畫為點變連為斷

我們知道篆字不用點，即使用點也只是一種渾圓點。而隸書中點已獨立了出來，不再依附於畫，而且點法也日益豐富，有平點、豎點、左右點、三連點（水旁）、四連點（火旁）等等。

此外，隸書還將篆字中許多一筆盤旋連綿寫成的筆畫斷開來寫，大開了書寫的方便之門，後來楷書更發揮了這種方式，更允許筆與筆間出現銜接痕迹，甚至筆斷意連。

強化提按粗細變化

寫篆書時用筆的縱向提按要求不現痕迹，而隸書則有意強調提按動作，形成筆畫軌跡顯著的粗細、轉承變化，起、行、收用筆的三過程都有了明確的體現。這與後來的楷書已很相近。

1.

字形扁方左右分展

隸字一反篆字縱向取勢的常態，而改以橫向（左右）取勢，造成字形尚扁方，筆畫收縮縱向筆勢而強化橫向分展。

2.

起筆蠶頭收筆燕尾

這是隸書用筆上的典型特徵，特別是隸字中的主筆橫、捺畫幾乎都用此法。所謂“起筆蠶頭”，即在起筆藏（逆）鋒的用筆過程中，同時將起筆過程所形成的筆畫外形寫成一種近似蠶頭的形狀。“收筆燕尾”，即在收筆處按筆後向右上方斜向挑筆出鋒。

3.

化圓為方化弧為直

這是隸書簡化篆書的兩條基本路子。不過如果不了解篆書的圓，就不易掌握好隸書的方。因為隸筆中的直畫或方折，還無不包藏著篆字的弧勢，所以隸筆的直往往有明顯的波動性，富於生命力。實際上隸書的筆意，是建立在筆畫運動方式基礎上的。

4.

變畫為點變連為斷

我們知道篆字不用點，即使用點也只是一種渾圓點。而隸書中點已獨立了出來，不再依附於畫，而且點法也日益豐富，有平點、豎點、左右點、三連點（水旁）、四連點（火旁）等等。

此外，隸書還將篆字中許多一筆盤旋連綿寫成的筆畫斷開來寫，大開了書寫的方便之門，後來楷書更發揮了這種方式，更允許筆與筆間出現銜接痕迹，甚至筆斷意連。

5.

強化提按粗細變化

寫篆書時用筆的縱向提按要求不現痕迹，而隸書則有意強調提按動作，形成筆畫軌跡顯著的粗細、轉承變化，起、行、收用筆的三過程都有了明確的體現。這與後來的楷書已很相近。

隸書點畫的寫法於篆書有明顯的不同，篆書的點畫可概括為點、直、弧3種，而發展到隸書已經具備了永字八法中的8種筆畫。在用筆上，篆書多為圓筆，而隸書已有方圓並用之筆，並且筆畫有了粗細變化。

隸書的點有中點、上點、左點、右點和橫點的不同。中點的寫法是落筆后，提筆逆鋒向上，轉筆回鋒向右，頓筆向下，繼回筆收鋒於點內。隸書的點與篆書的點不同的是，已有倚側的變化。上點的寫法略同中點，只是末筆不向點內回筆收鋒，而想向下漸提出鋒。左點和右點及橫點的寫法與上點的寫法相同，但起步的位置和出鋒的方向各不相同。

隸書中的左下挑、右下挑的寫法與左點、右點寫法相似，不同處是末筆出鋒較長。

隸書豎的寫法於篆書相同。

隸書的橫有短橫和長橫兩種，短橫起筆逆入平出，橫末護尾，略似篆書。長橫起筆藏鋒向上逆入，繼之用方筆折下轉向右，使之成蠶頭的起筆，繼而向右行筆，筆稍澀，不可浮滑，至橫的三分之二處，按筆帶出一向下的波凹，繼之提筆稍向上翹出鋒，形成燕尾。這一運筆又稱為波磔。

捺與長橫的寫法相似，只是筆勢向右下，較橫更舒展。

撇的寫法，與寫左下挑相同，起筆後用過筆向左下行筆，行中略增曲勢，至全畫三分之二以下處用力頓筆，到畫的末端捻筆外旋，略提向左上，回筆收鋒於線中。鉤的寫法有幾種，這裡只介紹常用的長鉤的寫法，出鋒后不提而是用過筆向下行筆，行至豎下端再依次蹲筆、挫筆、頓筆向左畫近似水平的圓弧，至弧末提筆出鋒。

另外，隸書的書寫還應注意以下幾點。如一字中有數橫相迭時，一般是最末一橫寫成帶蠶頭燕尾其餘都是短橫。如一字中既有長橫又有長捺，一般是長捺用蠶頭燕尾，長橫不用，如“大”的寫法就是。如橫在別的筆畫包圍之中，橫的寫法也不用蠶頭燕尾。就是說，蠶頭燕尾在一個字中只能出現一次，否則就會影響字的美觀，所以前人說“蠶無二色，燕不雙飛”。

要取法漢碑和秦漢竹木簡。所謂取法，就是認真刻苦地解讀、體會，而不是浮光掠影。少看當代人的作品，看當代人的作品要看出其缺點和不足。

恰當把握主體的創作狀態。“書寫性”其實就是將書寫過程和創作情緒紙面化。行筆重複，會形成慣性。由生到熟，要避熟趨生。

正確對待風格問題。風格是自然生成的，不能一概而論。風格面貌不強，不必耿耿於懷；已經形成風格面貌的，也不必沾沾自喜或故意迴避。

1.

要取法漢碑和秦漢竹木簡。所謂取法，就是認真刻苦地解讀、體會，而不是浮光掠影。少看當代人的作品，看當代人的作品要看出其缺點和不足。

2.

恰當把握主體的創作狀態。“書寫性”其實就是將書寫過程和創作情緒紙面化。行筆重複，會形成慣性。由生到熟，要避熟趨生。

3.

正確對待風格問題。風格是自然生成的，不能一概而論。風格面貌不強，不必耿耿於懷；已經形成風格面貌的，也不必沾沾自喜或故意迴避。

隸書相傳為秦未程邈在獄中所整理，去繁就簡，字形變圓為方，筆劃改曲為直，字形優美，扁而較寬。官吏，所以在古代，隸書被叫做“佐書” 。

按語：漢隸是我國兩漢書法藝術的象徵。大致風格有：

• 工穩端莊類，如《西嶽華山廟碑》、《禮器碑》、《史晨碑》、《乙瑛碑》、《韓仁銘》、《熹平石經殘石》；

• 方勁古樸類，如《張遷碑》、《鮮於磺碑》、《西狹頌》、《校官碑》；

• 秀麗飄逸類，如《曹全碑》、《孔宙碑》、《劉熊碑》、《趙寬碑》；

• 寬博厚重類，如《衡方碑》、《魯峻碑》、《封龍山頌》；

• 雄放態肆類，如《石門頌》、《楊淮表記》、《夏承碑》；

• 古拙雄渾類，如《郁君開通褒料道刻石》、《裝岑紀功碑》、《郁閣頌》。

徠古隸

今隸

秦隸

漢隸

佐書

八分

草隸

《曹全碑》

《張遷碑》

《史晨碑》

《禮器碑》

《乙瑛碑》

《石門頌》

《西狹頌》

《華山廟碑》

《鮮於璜碑》

1.

《曹全碑》

2.

《張遷碑》

3.

《史晨碑》

4.

《禮器碑》

5.

《乙瑛碑》

6.

《石門頌》

7.

《西狹頌》

8.

《華山廟碑》

9.

《鮮於璜碑》

清劉熙載《藝概·書概》曰:“隸於八分之先後同異，辨而愈晦，其失皆坐狹隸而寬分。夫隸體有古於八分者，故秦權上字為隸;.有不及八分之古者，故幢、王正書亦為隸。蓋隸其通名，而八分統矣。錘可謂之鐵，鐵不可謂之稱錘。從事隸與八分者，盎先審此。:

八分書‘分’字，有分數之分，如《書苑》所引蔡文姬論八分之言是也；有分別之分，如《說文》之解‘八’字是也。自來論八分者，不能外此兩意。

《書苑》引蔡文姬言:‘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於是為八分書。’此蓋以‘分’字作分數解也。然信如割取之說，雖使八分隸二分篆，其體猶古於他隸，況篆八隸二，不儼然篆矣乎？是可知言之不出於文姬矣。

凡隸書中皆暗包篆體，欲以分數論分者，當先問程隸是幾分書。雖程隸世已無傳，然以漢隸逆推之，當必不如《閣帖》中所謂程邀書直是正書也。

王諳雲:‘次仲始以古書方廣少波勢，建初中以隸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模楷。’吾邱衍《學古編》雲:‘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漢隸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波勢與篆筆，兩意難合。洪氏《釋隸》言:‘漢字有八分有隸，其學中絕，不可分別。’非中絕也，漢人本無成說也。

王諳所謂‘字方八分’者，蓋字比於八之分也。《說文》:‘八，別也。像分別相背之形。’此雖非為八分言之，而八分之意法具矣。

《開通褒斜道石刻》，隸之古也;《祀三公山碑》，篆之變也。《延光殘碑》、《夏承碑》、吳《天發神俄碑》，差可附於八分篆二分隸之說，然必以此等為八分，則八分少矣。或日鴻都《石經》乃八分體也。

以參合篆體為八分，此後人亢而上之之言也。以有波勢為八分，覺於始制八分情事差近。.

由大篆而小篆，由小篆而隸，皆是浸趨簡捷，獨隸之於八分不然。蕭子良謂‘王次仲飾隸為八分’，‘飾’字有整傷矜嚴之意。

衛恆《書勢》言‘隸書者篆之捷’，即繼之日:‘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楷法實即八分，而初未明言。直至敘梁鵲弟子毛宏，始雲:‘今八分皆宏法。’可知前此雖有分書，終嫌字少，非出於假借，則易窮於用，至宏乃益之，使成大備耳。

衛恆言‘王次仲始作楷法’指八分也。隸書簡省篆法，取便徒隸，其後從流下而忘反，俗陋日甚。譬之於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故八分者，隸之節也。八分所重在字畫有常，勿使增減遷就，上亂古而下人俗，則楷法於是焉在，非徒以波勢一端示別矣。

鍾繇謂‘八分書為章程書’。章程，大抵以其字之合於功令而言耳。漢律以六體試學童，隸書與焉。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幼。是知一代之書，必有章程。章程既明，則但有正體而無俗體。其實漢所謂正體，不必如秦；秦所謂正體，不必如周。後世之所謂正體，由古人觀之，未必非俗體也。然俗而久，則為正矣。後世欲識漢分孰合功令，亦惟取其書佔三從二而已。

小篆，秦篆也；八分，漢隸也。秦無小篆之名，漢無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後人也。後人以摘篆為大，故小秦篆；以正書為隸，故八分漢隸耳。

書之有隸，生於篆，如音之有微，生於宮。故篆取力舜氣長，隸取勢險節短，蓋運筆與奮筆之辨也。

隸形與篆相反，隸意卻要與篆相用。以峭激蘊纖余，以倔強寓款婉，斯征品量。不然，如撫劍疾視，適足以見其無能為耳。

蔡邕作飛白，王僧虔雲:‘飛白，八分之輕者。’衛恆作散隸，韋續謂‘跡同飛白’。顧曰‘飛’、曰‘白’、曰‘散’，其法不惟用之分隸。此如垂露、懸針，皆是篆法，他書亦恆用之。

分數不必用以論分，而可藉以論書。漢隸既可當小篆之八分書，是小篆亦大篆之八分書，正書亦漢隸之八分書也。然正書自顧野王本《說文》以作《玉篇》，字體間有嚴於隸者，其分數未易定之。

未有正書之前，八分但名為隸，既有正書以後，隸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所以別於今隸也。歐陽(集古錄》於漢曰‘隸’，於唐曰‘八分’。論者不察其言外微旨，則譏其誤也亦宜。

漢《楊震碑》隸體略與後世正書相近，若吳《衡陽太守葛府君碑》則直是正書，故評者疑之。然錘舔正書已在《葛碑》之前，繇之死在魏太和四年，其時吳猶未以長沙西部為衡陽郡也。

唐太宗御撰《王羲之傳》曰:’‘善隸書，為舍今之冠。’或疑羲之未有分隸，其實自唐以前皆稱楷字為隸，如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是也。郭忠恕雲:‘八分破而隸書出。’此語可引作《羲之傳》注。

正書雖統稱今隸，而途徑有別。波碟少而鉤角隱。近篆者也；波碟大而鉤角顯，近分者也。”

清代金石考據學的興起，結束了“帖學”近千年的統治地位，給靡弱的書壇注入了新的活力，書法史揭開了新的篇章，進入了以篆隸為主流書體的時代。三百年的清代隸書創作，名家輩出，人才濟濟，是漢之後的又一高峰，其中一鄭簠，金農，鄧石如，伊秉綬為代表。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江蘇南京人。行醫為業，終生不仕。少時便矢志研習隸書，初學明末書法家宋比玉，一學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習漢碑，直至晚年。為訪山東，河北漢碑，傾盡家資，收藏漢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櫥。孔尚任在<<鄭谷口隸書歌>>中道:"漢碑結僻谷口翁，渡江搜訪辯真實。碑亭凍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嘆唧唧“是鄭簠愛碑如痴的寫照”。

鄭簠廣習漢碑，<<曹全>>為其基本體勢與風貌。在此基礎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與其他漢碑的某些特徵，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縱，神采奕揚的隸書藝術風貌，以異軍突起之勢，豎起碑學復興的第一面旗幟，是清代三百年隸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鄭簠的書風與藝術思想，對後來產生了極大影響，尤其對揚州畫派的代表人物如高鳳翰，金農，高翔，鄭板橋的影響，更為直接。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鄭簠的隸書創作，影響了他之後的一個世紀！

金農(1687--1764)字壽門，號冬心，平生別號甚多，達數十種，浙江杭州人，博學多才。工詩詞，精鑒古，富收藏，好遊歷，著述豐。五十歲時入京考試，未中，遂絕意仕途。居揚州地區，賣畫為生。金農以布衣雄世。無論從認識的深度和作品的氣格與高度，以及學問的廣度與厚度等幾諸多方面都是時代的佼佼者，揚州畫派各家都無法與其相比，因此，金農是揚州八家中的傑出代表，也是中國藝術史的重要人物。金農隸書風格，沉穩果敢，奇崛憨直，隱約有《華山碑》與《天發神讖碑》，《衡方碑》，《夏承碑》，鄭簠的影子。這種影子又不是那麼的明顯與突出，這是金農的過人之處。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彷彿是生活在清代的一個漢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近乎自負與自戀情結者。二者的結合，使其作品達到了無一筆不是漢人，無一筆不是自己的境界與高度。他的超前審美與定位，時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楊守敬說：“冬心分隸，不受前人束縛，自辟蹊徑，然以為後學師範，或墮魔道”。對於一些徒師其形，東施效顰者來說，此話確為灼見。尤其是具有強烈個性特徵的作品，更是這樣，但是，我們也應看到，對齊白石藝術精神與風貌產生影響的書畫家中，相比八大和吳昌碩而言，金農更加深刻，秉性與金農更契合。在藝術取向方面增加一些民間藝術成分和世俗化的關照。因此，善學者奪人魂魄，庸史僅學表皮，學我者生，似我者死。這是金農藝術給後人的啟示。

鄧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諱，遂以字行，改字頑伯，號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他出身寒門，九歲便輟學謀生，后經壽春書院山長梁聞山介紹，結識大收藏家金陵梅鏐，在梅家居住八年之久，期間，盡讀所藏秦漢碑拓，金石瓦當等，心摹手追，篤志臨習，每日早起，研磨盈盤，至夜晚墨盡始寢，寒暑無間，梅府八年，給鄧石如藝術打下了堅實基礎，是其藝術歷程的重要時期，后至京師，得大學士劉墉賞識，聲名益振。其書兼善各體，隸書成就最大，作品結體嚴整，具金石氣，篆刻刀法蒼勁渾樸，成就斐然，影響甚廣。

就書法功力而言，鄧石如是清代書家中用功最勤者，筆能扛鼎。章法結字也很完善，然而由於學養和藝術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氣和黑、大、光、亮時弊的痕迹。隸書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氣息。在漢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諸家，種種缺憾，其作品不能說是高格，乃功力型書家，形而下的上品。

伊秉綬(1754-1815),字組似，號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寧化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曾為廣東惠州知府、揚州知府，喜繪畫、治印、工詩文。著有《留春草堂詩抄》。

伊秉綬的隸書給人如對高山，如仰大賢的感覺，其面貌可用正、大、簡、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隸書創作發展史的正脈與主流風尚，同時也有人格精神層面的因素。從伊氏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顏真卿精神、風格面貌的隸書再現。人格的力量支撐著他的藝術風貌，磅礴壯嚴廟堂氣的背後是一個磊落善政的廉史，書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詮釋。“大”不僅指作品體積，更多是指作者的氣格與氣象。“簡”是伊氏書法的明顯標誌，也是他自覺的審美追求，結體方正，分佈均勻，用筆平鋪直敘，淡化了波挑，蠶頭燕尾等等一些隸書的裝飾用筆特徵。作品給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單純而不單調，筆簡而意足，這是伊氏的能耐。一種提綱挈領，以簡馭繁的能耐。他的標誌還體現一個“拙”字，用“成拙方為巧，入愚始見奇”這句話對應伊氏藝術再恰當不過了。這是藝術高層面的審美境界。

隸書的代表作品分別是，唐代隸書歷來有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史惟則四家平分秋色。其中韓擇木列四家之首，其隸書代表作是《祭西嶽神告文碑》。史惟則，人稱“史侍朗”，代表作是《大智禪師碑》。而蔡有鄰、李潮鮮有作品傳世。此外，唐代隸書作品，著名的還有徐誥的《嵩陽觀記》，唐玄宗的《石台孝經》等。

自唐以後善隸者往往不以其隸書見稱，此種情況一直延續到清代。

清代多出篆書大家。如桂馥、吳大徴、鄧石如、錢坫

商代篆書在商代銘文中，出現了肥瘦相間的筆道，說明當時已經使用毛筆並有了提、按運筆的意識。同時，甲骨文時期的篆書也出現了不同的書寫風格，書法中雄渾、精細、奇恣等美學範疇已經初露端倪，這標誌著漢字書寫在商代就已經上升為藝術了。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採納了丞相李斯的意見，推行統一文字政策，定小篆（傳為李斯所創）為正式文字，至此，秦系文字遂成為中國書體的正宗。小篆有齊整勻圓的特點。存世的《琅琊台刻石》、《秦山刻石》等可代表小篆風格。兩漢開始，隨著隸書的發展，篆書逐漸失去了實用價值，僅用於特別莊重和特別需要加以美化的場合。漢代的篆書主要是用於書寫碑額。三國的吳國雖有《天發神讖碑》，但筆法方折，雖稱篆書，卻已近於隸。唐代的李陽冰是以篆書出名的，但由於人少學識，篆書的格調並不高。直至到了清代，篆書藝術才又得以中興。

秦以前以篆書為主要書體，后在運用過程中世人深感諸多不便，遂加整理使之簡略，改曲畫為直畫，變圓轉為方折，成為快速、易寫之新樣式，此即隸書。東漢是隸書的成熟和鼎盛時期，作品蔚為大觀，美不勝收，達到了隸書藝術的高峰。古隸盛行，篆書形跡漸稀，至漢代隸書又完全擺脫篆書筆意，革新古隸，使之“波磔披拂，形意翩翩，用筆為藏鋒逆人，逆入平出，翹首舉尾，直剌邪掣”。筆畫粗細相交、輕重相應、多有蠶頭燕尾，字形也多由長方而變為方扁。為區別秦隸，故稱：“漢隸”。因其漢隸之波磔向左右分開，如八字分背，故又稱“八分”。隸書又名“分書”亦皆由此而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