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篆

西周後期，漢字發展演變為大篆。大篆的發展結果產生了兩個特點：一是線條化，早期粗細不勻的線條變得均勻柔和了，它們隨實物畫出的線條十分簡練生動；二是規範化，字形結構趨向整齊，逐漸離開了圖畫的原形，奠定了方塊字的基礎。大篆是對後來的小篆而言的。廣義的大篆包括秦國文字和六國文字。這裡的大篆指繼承西周大篆的秦國文字。

大篆，也稱籀（zhòu）文。因其著錄於字書《史籀篇》而得名。《漢書·藝文志》：“《史籀》十五篇，周宣王太史籀作大篆。”《說文》中保留了籀文225個，是許慎依據所見到的《史籀》九篇集入的，是我們今天研究大篆的主要資料。

大篆的真跡，一般認為有“石鼓文”。唐初在天興縣陳倉（今陝西寶雞）南之疇原出土的徑約三尺，上小下大，頂圓底平象饅頭似的十個像鼓一樣的石敦子。上面刻下的是秦獻公十一年作的十首四言詩，是我國最早的刻石文字，經過失而復得，得而復失。原刻的700多字，現存300多字。這十個石敦現存故宮。因內容記載畋獵之事，命名為“獵碣或雍邑刻石”，唐詩人韋應物認為石的形狀象鼓，改名“石鼓文”，現作為大篆的代表。

石鼓文具有遒勁凝重的風格。字體結構整齊，筆畫勻圓，並有橫豎行筆，形體趨於方正。大篆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留西周後期文字的風格，只是略有改變，筆畫更加工整勻稱而已。筆勢圓整。線條比金文均勻，線條化達到完成的程度，無明顯的粗細不均的現象。形體結構比金文工整，開始擺脫象形的拘束，打下了方塊漢字的基礎。同一器物上幾乎沒有異體字。字體繁複，偏旁常有重疊，書寫不便。

早在六千多年前，陶器上刻劃的符號和描繪物象的 圖畫就具有文字的雛型，隨後在漫長的發展中，產生了象形(圖畫)文字。三千年前的殷商時代，在龜甲獸骨上刻劃的文字，"甲骨文"，書法細勁挺直，筆畫無頓挫輕重。商周時代，出現的鑄在鍾、鼎、貨幣、兵器等青銅器上的銘文 稱為 "金文"或"鐘鼎文"，書法漸趨整齊，風格圓轉渾厚，字形變化豐富，參差不一。春秋戰國時代，刻在石簋、石鼓上的文字叫做石鼓文。筆劃雄強而凝重，結體略呈方形，風格典麗峻奇。上述的甲骨、金文、石鼓文，秦代稱之為大篆。

金文又稱銘文，金文《史頌鼎》拓片大篆是西周時期普 遍採用的字體。金文是銘刻在古代一切銅器上的文字，西周和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字體有些區別，出土的各種銅器上銘刻的文字並不通用，年代不同也有所變化。

籀文是古代秦國使用的文字，是小篆的前身，由於在春秋時秦人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個字，因此叫籀文，據說“籀”的意思是“誦讀”。唐朝時出土的“石鼓文”據考證是秦襄公時所刻，和《史籀篇》中文字相同，是籀文的代表。

籀文是周朝晚期使用的文字，為顯示國威，於是將原本的鐘鼎文的文字，繁化而成為籀文，詳見《史籀篇》。亦是小篆的前身，由於在周朝晚期史籀作的《史籀篇》中收藏有223個字，因此叫籀文，據說“籀”的意思是“誦讀”。唐朝時出土的“石鼓文”據考證是周宣王打獵時所刻，推測和《史籀篇》中文字相似，是已知的最接近籀文的代表。

大篆又有籀文、籀篆、籀書、史書之稱。周宣王時，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因其為籀所作，故世稱“籀文”。“籀文”乃據古文而作，是在古文基礎上整理出來的，故其與古文或同或異。今文 散見於《說文解字》和後人收集的各種鐘鼎彝器之中。其中以周宣王時所作石鼓文最為著名。小篆又名秦篆，為秦朝丞相李斯所創。秦始皇滅六國，統一華夏，其疆域廣而國事多，文書日繁，甚感原有文字繁雜，不便應用；加之，原有秦、楚、齊、燕、趙、魏、韓七國，書不同文，寫法各異，亦亟待統一。乃命臣工創新體文字。於是，丞相李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就大篆省改、簡化而成。

小篆又名玉筋篆，取其具有筆致遒健之意而名之。小篆較之大篆，形體筆畫均已省簡，而字數日增，這是應時代的要求所致。從古文到大篆，從大篆到小篆的文字變革，在中國文字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佔有重要地位。（右圖為大篆對聯。釋文：識異求同歸於好，師心自用不為賢）。

《睡虎地秦簡》

《睡虎地秦簡》展現的書法美非常獨到，溫潤、華貴、空靈，用筆乾淨利落，不用勾挑和牽絲，這讓人聯想到弘一超然物外的行楷書法。

《睡虎地秦簡》是1975年12月在湖北雲夢城關睡虎地發掘的12座戰國至秦代的墓葬中，編號為11的秦墓中發掘出來的。在墓中有陪葬的竹簡1155枚（另有80枚殘片），內容以法律、行政文書、日常書寫為主。此簡深埋地下幾千年，所載內容未傳世，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貌，具有極強的真實性，許多辭彙後人未見。對此簡進行辭彙研究，可為漢語的研究提供有益的材料。

秦王朝雖然用小篆統一了全國官方文字，但並沒有消滅異體字，民間文字多姿多彩。中國文字在演進中，秦小篆上承大篆，下啟漢隸，民間流行的書體屬於自然演進的書體。《睡虎地秦簡》的書法可以歸於自然演進的秦隸一類，也可歸入秦篆。從字形可以看出此簡文字中有相當數量的字形在減少了盤曲之後，同小篆的寫法大同小異；在筆意上略帶隸書意味，此簡冊中文字的橫畫，起筆重按、收筆輕提，已初具蠶頭燕尾的筆意。

毛公鼎

國家圖書館藏有一張毛公鼎全形拓，出自清咸豐同治年間陳介祺或其門人 之手，形態自然逼真，立體感強，是珍貴的全形拓作品，陳淮生舊藏，上有羅振玉大篆題端。

毛公鼎，道光末年出土於陝西岐山縣，全器通耳高53.8厘米，口徑47.9厘米，口飾重環紋一道。內壁銘文32行，共497字，是迄今所知銘文最長的青銅器。其上銘文記載周宣王在位初期，欲振興朝政，遂命毛公處理國家大小事務，又命毛公一族擔任禁衛軍，保衛王家之冊命，並賞賜酒食、輿服、兵器等。語詞文氣與《尚書》等篇相類，是反映西周晚期歷史的重要史料。

自發現以來便是國之重器，受到各方勢力的關注。咸豐二年(1852年)，西安古董商人蘇億年輾轉購得此器，載以入京。當時，陳介祺適逢供職在京，以重資購得，悄然運回山東濰縣。因恐寶器惹來禍端，一直隱匿蹤跡，秘不示人。宣統年間，毛公鼎藏於陳家漸為所知，端方以權勢購得。此後，凡數易主。其間美國人辛普森欲以5萬美元購出國境，受到國人阻撓。民國十四年(1925年)，當時北洋政府交通總長葉恭綽秘密購得此器。抗日戰爭爆發后，寶器輾轉於亂世，險陷日寇之手，一度南渡香港，最 后復返上海，由滬上鉅賈陳永仁購得，並於1946年捐獻給國民政府，由中央博物院保存。1948年，國民黨退守台灣，毛公鼎也隨之遷至台北，今藏於台北故宮博物院。

“散氏盤”是西周厲王時的青銅器銘，在清朝乾隆初年出土於陝西鳳翔，拓本有13行，共375字。在眾多的青銅器銘文中，“散氏盤”是非常突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