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

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了許多歷朝歷代引人矚目的文物國寶，其中有十個被稱之為石鼓的文物。這十個花崗岩材質的石鼓每個重約一噸，與許多燦爛奪目的瑰寶相比，它們拙樸平實，其貌不揚，但是它們確實非同一般，這是因為在每個石鼓上面都鑿刻著文字。

石鼓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公元627年，發現於鳳翔府陳倉境內的陳倉山（今陝西省寶雞市石鼓山）。共十隻，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十個花崗岩材質的石鼓每個重約一噸，在每個石鼓上面都鐫刻“石鼓文”（大篆），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石鼓文記述了秦始皇統一前一段為後人所不知的歷史，是中國最早的{石刻詩文}，乃篆書之祖。自明清以來，一字抵萬金，創下{中國文物史}上的奇迹。韓愈著有《石鼓歌》。其真品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石鼓館。而石鼓發現地寶雞有中華石鼓園、石鼓閣。

公元627年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刻，已經登基稱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式改年號貞觀，經過多年戰亂和分治的中國，進入了以“貞觀之治”開始的盛唐時期。

在陝西省寶雞市郊的荒郊野地里，有人無意中發現了幾塊奇怪的石頭，體形龐大，直徑約一米，數了數，整整十塊，材質是花崗岩。荒野中石頭遍地都是，並不稀罕，奇怪的是這些石墩好像是一個模子里扣出來的，其形似鼓，圓而見方，上狹下大，中間微突。好奇者試著清除掉石頭身上的泥土，驚奇地發現，石頭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個石墩無一例外。不過，石墩上的字雖然看起來是字，卻沒人看得懂。

這十個石鼓，每個上刻有的文字數字不等。每個字約二寸見方，風格獨特，既不像西周金文那麼隨意豪放，也不像秦小篆那麼規範纖細，字體開朗、圓潤，工整，可以說是稀世遺文。

石鼓共十隻，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外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

10面石鼓上的文字雖然自成篇章，但又有一定的聯繫。它是描寫秦貴族階級畋獵的一首長詩，有兩面石鼓（“千沔鼓”、“車工鼓”）的詩句較完整，其餘石鼓文保存不好，只留隻言片語，但其大致意思還可以體會到。

“汧沔鼓”描寫的是千河的美麗景色。原文大意為：“在婀娜楊柳籠罩之中，汧河裡潺潺流水清澈透明，鯰魚、鯉魚在水裡成群結伴，君子在垂釣，有很多小魚在緩緩遊動，白魚正在搶食水草，黃白相間的魚便魚，影子照在河底的石頭上清晰可見。”這是多美的意境，讓人感嘆，使人陶醉。“車工鼓”記述了秦公出獵的情景。盛言車徙之多，角弓之美和隨從張弓射箭，追趕獵物的場面。

“田車鼓”：記述秦公及隨從登原遊獵的盛況。

“鑾車鼓”：記述秦公遊獵經虢城，鑾車上懸掛彤弓、彤矢，從人齊聚，進獻獵物，這時人群如障，非常熱鬧。

“酃雨鼓”：記述秦公及隨從涉汧河時，從低處看到的情景。

“作原鼓”：記述在山上整修原地的場景。

“吳人鼓”：記述虞人為秦公獻祭而奔忙。

“吾水鼓”：敘述秦國水清道平的美好河山。

“而師鼓”：記述秦公的述志詩。

“馬薦鼓”：記述打獵而歸時路遇之情景。

金石家們翻閱了所有的書籍、檔案，也沒有找到類似的字體。他們認定，石鼓上的文字，屬於中國文字演進史上缺失的一環，稱其為“石鼓文”，屬於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後，在小篆之前的文字。兩千多年前，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實現華夏江山“大一統”，文字統一是重要舉措，而統一后的文字就是小篆。這也就是說，鑿刻這些文字的年代距今至少已經有兩千三百多年，它們記述展示了秦始皇統一前一段為後人所不知的歷史。

歷經千百年，石鼓終於從荒原之中走進文明之地——孔廟。但是這樣的收藏保護來得太晚，以至於在真正收藏的時候，十隻石鼓竟然丟失了一隻。更加令人揪心的是，石鼓走進孔廟90年之後，唐朝在地方政權的分裂中成為歷史，五代十國的戰亂開始了。石鼓存放的地方成為戰場。戰火中，已經存放在鳳翔孔廟中的九隻石鼓也不知所蹤。

石鼓文比金文規範、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徵，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對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傳後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較多的書跡之一。

石鼓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刻石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都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宋人歐陽修的《石鼓跋尾》雖設了三個疑點，但還是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宋人鄭樵《通志略》則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近人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與韋、韓說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據郭沫若考證，《石鼓》作於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於宣王時史籀手筆或秦臣手筆罷了。

《石鼓》於唐代初出土於天興三疇原（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後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亂，石鼓散於民間，至宋代幾經周折，終又收齊，放置於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於大觀二（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后因宋金戰爭，復遷《石鼓》於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后，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後，石鼓又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抗日戰爭爆發，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勝利后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於辟雍（大學）。現仿鼓在北京國子監。其形狀與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別。

石鼓共十隻，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目前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古茂遒朴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於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係、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康有為稱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我，自有奇采。”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於此。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沒有流傳下來。宋安國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日本東京河井荃廬氏。此外，社會上所流傳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其中天一閣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為最。然原拓己失，現只能見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種拓本的照片。安國所藏的宋拓本《先鋒》本，舊商務印書館、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書中。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鳹 堂有《中權》本影印本。中華書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書跡名品叢刊》中，有《後勁》本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為書家第一法則，具有很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

初次發現

627年，在陝西鳳翔府陳倉山（今寶雞市石鼓山）的北阪，一牧羊老人發現了10面怪異的花崗岩大石。這些碩大的石體形似鼓，圓而見方，上窄下大，高約3尺，中間微凸，模樣奇特。令人不解的是，當一塊大石上的泥土被清除后，居然顯露出大量的神秘文字，筆法奇異，竟無人能識。於是，流言四散，怪論頻生。更有鄉民聞風而至，焚香跪拜，驚為天賜之神物。

自此，陳倉突然變得熱鬧非凡。文人墨客紛紛慕名而至，一窺究竟，並拓下石上的文字，遍尋名家研究。更有大戶懸重金求解謎題。但文字之謎不僅未被揭開，反而借著民間傳言，而變得神乎其神。

100多年後，“安史之亂”爆發，唐王朝在戰火中風雨飄搖。正在雍城躲避戰禍的唐肅宗聽到石鼓的傳聞，心生好奇，責令州府官員將10面怪石運下陳倉山，遷往雍城城南，就是後來的鳳翔縣城之南，與駐紮在這裡的文武百官賞玩。

石鼓被遷至雍城短短几個月後，便隨著戰亂的來臨而蒙難。當叛軍逼近鳳翔時，滿朝文武百官出逃，為躲避戰禍，石鼓被倉促移至荒野掩埋起來，並對外宣稱“毀失”。一時間，天下人為之抱憾。

再次出土

石鼓被掩埋兩年後，“安史之亂”平定，天下得以太平。陳倉石鼓的命運也迎來了轉機。公元806年，地方官吏查訪到了石鼓的埋藏之處，請朝內的名家主持挖掘。韓愈還因此上書朝廷，請求移石鼓到京城太學府內妥善保管並重立其學術。但韓愈的請求並未被朝廷所重視，奏摺在朝堂上被積壓了8年之久。

公元814年，鄭餘慶就任鳳翔尹，兼職國子祭酒，主掌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他偶然看到塵封已久的韓愈奏章，深深為之觸動。於是，重新奏請朝廷，希望能妥善保管陳倉石鼓。於是，曝於荒野的石鼓才被移送到當地孔廟。

石鼓重新出世，已是蝕跡斑斑，石鼓上的字跡殘缺不全，引得無數名家學者為之慨嘆。更可惜的是，由於一直被棄於荒野，其中一面石鼓居然莫名遺失。這就是後來曾經轟動天下，也常引發歷代學術爭端的作原石鼓。

9面石鼓在鳳翔孔廟中呆得並不安穩。90多年後，曾經鼎盛的李唐王朝忽然間在接連爆發的戰亂中坍塌。令人痛惜的是，風翔孔廟在戰火中被焚毀，廟內所藏的9面石鼓也被人盜運一空。陳倉石鼓，在亂世中重新遁跡於草莽江湖。

司馬光之父司馬池導演的北宋文物造假工程

當北宋王朝一統天下，並逐步剿滅割據一方的諸侯之後，全國的經濟與文化在短短數十年得到恢復，並取得了飛躍。當宋仁宗查閱前朝遺留下的經史檔案時，無意中發現了關於石鼓的傳奇紀略，對遺失百年的陳倉石鼓產生了濃厚興趣。

宋仁宗是中國歷史上頗為有名的書畫君王，他不惜以高官厚祿相許，令天下有才德之士遍地尋訪、查找陳倉石鼓的下落。

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光之父司馬池聞得此消息后，便竭盡心力去尋找傳說中的10塊大石，試圖投君王所好。

司馬池經過幾番周折，終於使消失百年之久的陳倉石鼓重見天日。只可惜，尋到的石鼓只有9面，早在唐末便已遺失的作原石鼓仍沒有蹤跡。

心急的司馬池施展了畫蛇添足的拙劣招數，私下遣工匠連夜採集相似石材做偽。很快，他便參照石鼓拓本仿製出一面假的“作原石鼓”。這一招果真讓他以奇功得到了仁宗的褒獎。

只可惜，飽學的宋仁宗與受命而來的名家學者們很快就辨別出了偽造的石鼓。司馬池先建奇功受封賞，又因造偽欺君而獲罪。

9面石鼓現世，又經歷造假風波，因而失蹤的“作原石鼓”立即名動天下，坊間認為其價值能以一敵九，隨即便引發了豪強們一擲萬金尋找“作原石鼓”的風潮。然而，直到1052年，金石收藏家出身的向傳師到了風翔后，石鼓殘斷的歷史才獲得轉機。

屠夫家中尋到失蹤的“作原石鼓”

向傳師是北宋時期頗有名望的金石收藏家。最初與石鼓的淵源，來自於他重金求來的一份太氏石鼓文拓本。在對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時，他意外發現，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作原石鼓”的文字。但事實上，“作原石鼓”已遺失了200多年，不可能再有新拓本問世，否則宋仁宗又怎會滿天下張貼黃榜以高官與重金相求呢？

“作原石鼓”拓本的發現，令向傳師徹夜難眠。經多方探查，終於查明這份拓本源自關中的太氏家族。唯恐夜長夢多，他立刻便備馬出發。

當抵達太氏村莊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徹底驚呆。原來，太氏一家半年前全部死於瘟疫。官府為了防止瘟疫蔓延，把太氏的房子、財產全部燒光。這個噩耗，對於千里跋涉而來的向傳師而言，可謂晴空霹靂。

身心疲憊的向傳師懷著無比失望的心情就近找了一家客棧安頓下來。隔日清晨，向傳師被後院傳來的磨刀聲驚醒。原來，客棧後面一個屠夫正在磨刀，向傳師循聲走到屠夫門前，只見屠刀被磨得寒光閃爍，而令向傳師一驚的是屠夫所用的磨刀石，雖然破舊卻有幾分石鼓的風貌。他走近細看，磨刀石上隱約浮現的一些熟悉的字跡依稀可辨。原來，這就是那面失蹤了200多年，引得幾朝幾代人魂縈夢繞的“作原石鼓”。

石鼓已面目全非，上部已被鄉民削去，中間被掏成凹狀用來搗米，而上面斷裂開的兩道邊被屠夫用來磨刀。石鼓上面的文字，更是被磨去了大半，損毀嚴重，僅餘下半部的4行文字。

不久鳳翔知府接到一封向傳師的書信。於是，連夜調集軍兵趕往關中，護佑石鼓與向傳師回到風翔。隨即又將石鼓送往汴梁。向傳師因尋石鼓有功，得到朝廷諸多封賞，並獲得一整套石鼓文拓本。

至此，10面石鼓終得團圓，但它們顛沛流離的命運卻仍在繼續。

石鼓顛沛流離命運屢因戰亂難止

自詡為“天下第一學士”的宋徽宗是北宋王朝的又一個書畫皇帝。在對待石鼓的問題上，他不僅繼承了先王宋仁宗的痴迷，更多了一重溺愛。公元1110年，“作原石鼓”被運抵京城后，10面石鼓便被正式移送至太學之內保存。隨後，又被他搬進了保和殿朝夕相伴。

日後，宋徽宗居然突發奇想，下令在10面石鼓上的文字槽縫之間填注黃金，為其裝了金身。

靖康之變時，金兵攻入汴梁，擄走了徽、欽二帝，押解到東北荒原之中囚禁。而10面石鼓，則因鼓身被填注的黃金，而被金兵視為珍寶，尾隨著被掠的徽欽二帝北遷。

石鼓被運到燕京后，不甚了解中原文化的金人並未發現其價值，只是剔去了石鼓上填注的黃金，便將它們丟棄荒野。至此，石鼓第三次因戰禍而遺失。

藏身燕京

公元1234年，南宋和蒙古的聯軍攻破燕京，隨軍而至的御史大夫王檝於機緣巧合之下發現了掩藏在廢墟之中的10面石鼓。王檝出身於鳳翔虢縣（今寶雞市陳倉區），與石鼓同根同源，他將其保存於孔廟之中，並請專人看護。而後的元、明、清3代，石鼓一直沒離開過北京。

然而，10面石鼓在北京的安穩日子只持續到上世紀30年代。日本侵華戰爭全面爆發后，10面石鼓隨著故宮的國寶不斷遷徙，在南京短暫停留後又被艱難地運送至重慶。

抗戰勝利后，這批石鼓又從重慶運回南京。運送途中險象環生，運載石鼓的汽車先後經歷了兩次翻車事故，10面石鼓險些再遭劫難。

解放戰爭全面爆發后，蔣介石見大勢已去，倉皇籌備撤退，將國寶文物大量地轉運至台灣。此時，已被送回北京故宮保管的陳倉石鼓，被倉促運抵機場。但臨近起飛時，飛行員卻報告說，飛機已嚴重超載，無法保證飛行安全。經過一行人的再三商討后，這10面石鼓只好留下，終得保全。

石鼓顛沛流離的命運，與中華民族所經歷的苦難一直緊密關聯，它所背負的那些殘斷的歷史，以及籠罩在身上的未解謎團，讓它在跌宕的歷史潮汐中更顯獨特與珍貴。

唐627年，石鼓於陝西寶雞岐山北坡的荒郊發現，此地曾是秦朝舊地。它們是花崗岩質地，每個直徑約1米，重約一噸。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狹下寬，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點，命名為“陳倉石碣”或“岐陽石鼓”。

石鼓被發現后一直置於荒郊，許多人去觀看並臨摹作拓。806年，韓愈為保護石鼓，上書朝廷請求把石鼓搬到太學府，但是沒有被採納，直到914年，鄭餘慶任國子祭酒（負責主管國家學術教育、文化事業）才採納了他的建議，將石鼓移到了鳳翔孔廟，讓它們不再遭受風雨得侵蝕。然而，石鼓乍原已於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隻保存在鳳翔孔廟。

五代十國的戰亂期間，鳳翔成為戰場，石鼓下落不明。宋朝建立后，文人文化繁榮，宋仁宗下旨尋找石鼓，後來一位名叫司馬職的官吏找到了9隻石鼓，獨缺唐朝石遺失的乍原石鼓，他便依照流傳下來得拓片造了一個假的補全。由於石鼓的拓片流傳很廣，他得作假很容易就被識破了。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從太氏拓片見到乍原的拓片，證明此人曾收藏過乍原石鼓。但向傳師趕到關中太氏的老家時，太氏全家已於一年前死於瘟疫，房屋財產全部為避瘟疫傳播而燒光。向傳師在關中繼續查訪，居然在他居住的屠戶家中發現了石鼓，此時乍原石鼓已經是屠戶的磨刀石，被切去了上半部分，鼓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個。大觀年間，向傳師將乍原交給朝廷，運至汴梁。上可以辨認得文字只剩下432個。宋徽宗還下令用黃金填注石鼓文，以防磨損。1125年，金兵進軍中原，靖康之變后，石鼓被金人運至燕京，剔去石鼓上的黃金，棄之荒野。

1300年，元朝國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發現石鼓，后遷往國子監達成門內保存，平安經歷了元明清三代。

1936年，石鼓隨第四批故宮文物南遷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濟醫院庫房的底層。三年後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遷往南京。一年後，石鼓隨故宮文物再次起運。南遷途中，在天津和湖南酉陽兩次翻車，幸好包裝嚴密，石鼓完好無損。裝箱包裝前，為保護石皮不脫落，用浸濕的高麗紙敷在石鼓面上，由於高麗紙纖維長，韌性好，濕的時候摁進字口，干后固定在字口。裝箱的時候包有兩層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緊。這都讓石鼓在南遷中得到良好的保護。抗日戰爭勝利后石鼓遷回南京，1950年運回北京，存放在故宮中。

石鼓，在金石學中，它是最重要的石刻遺物，它上面刻著的文字，人稱當今漢字的“祖宗”，韓愈曾專門為其上書請求妥善保存，它還被康有為譽為“中華第一古物”，歷經兩千多年風吹雨打，依然奇迹般地保存下來。

故宮石鼓館原位於皇極殿東廡房，2004年開放。後來，經過多年的籌備，故宮博物院選擇了展陳條件較好的寧壽宮（位於皇極殿後），作為新石鼓館。

石鼓展作為故宮博物院的常設展覽，除十面石鼓外，還特選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及具有代表性的秦文化銘刻資料，稀世遺文，按時代循序陳列，以期觀眾對石鼓文的遞嬗之跡有概括性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