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文

石鼓文 即刻有籀文的鼓形石，石鼓文為四言詩，為我國最古老的石刻 文字。因記述秦皇遊獵之事，也稱“獵碣”。

字體在古文與秦篆之間，一般稱為“大篆”，石鼓刻於秦前還是秦后，考古界無定論。郭沫若鑒定認為應是秦襄公（公元前777-766）時期的作品。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研究認為石鼓文產生於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至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書令下三十日之內一段時間的可能性較大。石鼓文是學習篆法的珍貴資料，近代書家吳昌碩臨寫石鼓造詣極深，有普及印本出版，可作臨習時的借鑒。----《古代碑帖鑒賞》費聲騫

2013年1月1日《國家人文歷史》雜誌推出“秦石鼓文”是中國九大鎮國之寶。

主周說

“主周說”起始於唐初，含西周文王說、成王說、宣王說等多種不同的看法。

1.西周文王說 北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葛立方《韻語陽秋》引韋應物《石鼓歌》：“周文大獵兮岐之陽”等，認為石鼓為西周文王時之遺物。但韋詩原句為“周宣大獵兮岐之陽”，故“文王說”的出現應與上述二人誤將韋詩中“周宣”引為“周文”有關。儘管“文王說”立論依據並不充分，但仍有一定市場，明代朱國祚《石鼓歌》中仍有“疑義莫定文成宣”這樣的看法。

2.西周成王說 持此論者有董逌《廣川書跋》、程大昌《雍錄》、沈梧《石鼓文定本》等。主要因《左傳·昭公四年》記載：“椒舉言於楚子曰‘成有岐陽之搜’”，杜預注曰：“成王歸自奄，大狩於岐山之陽”，且石鼓出土於陳倉並又有與畋獵有關的詩句，於是便以為石鼓記載的畋獵之事與成王大狩之事相合，從而得此看法。

3.西周宣王說 此說產生於唐初，最早是貞觀時書法家吏部尚書蘇勖於《記敍》卷首提出：“世咸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李嗣真於《書後品》中贊同。后經張懷瓘在《書斷》中推理，從而得出“石鼓文”為“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也”之論斷。由於籀文已於始皇時焚毀殆盡，秦漢之後很少存留此類文字，加之很多石鼓文字未收入後世之字書，辨認無據，於是“史籀說”便成了定論。韋應物因以“諷”而刻詩不好解釋，故在《石鼓歌》中將張懷瓘之“蓋諷宣王畋獵”，改為了“大獵刻石表功”。“宣王說”另一立論依據是因石鼓詩文類《詩》之《車攻》、《吉日》等詩篇，而《車攻》、《吉日》乃是讚美宣王的畋獵詩，於是認為石鼓詩文也應出於此時。這種看法與“史籀說”相呼應，造成了巨大聲勢。“宣王說”影響很廣，唐宋學者也多認從之，其後又得清康熙與乾隆皇帝的認同。直至清末民國初，隨著“主秦說”逐漸佔據上風，“宣王說”方漸漸淡出，但仍未見尾，至今還有部分支持者。

主徠秦說

“主秦說”大概有十幾種不同的意見和看法，主要有秦襄公、秦文公、秦德公、秦穆公、秦獻公、秦惠文王等說。

1.秦襄公說 楊慎、全祖望等主之。1955年，郭沫若在《石鼓文研究》中對“襄公說”進行了進一步論證，並提出了石鼓“建畤說”的看法。其據《元和郡縣誌》記載，認為石鼓出土三畤原，故必與三畤之一的建立有關；又據《汧殹》鼓“汧殹沔沔”與《霝雨》鼓“汧殹”等與汧水有關的詩句，以及《而師》鼓“天子□來，嗣王始□”詩句中出現的“天子”與“嗣王”稱謂等，認為“石鼓文”內容與襄公八年護送平王東遷和建畤的史實相合，石鼓應是襄公時代之遺物。之後，張光遠在《先秦石鼓存詩考簡說》等文中，進一步認為石鼓產生於襄公十年，詩歌作者是太史由。

2.秦文公說 清末震鈞《石鼓文集注》和《天咫偶聞》中認為石鼓詩文內容與《史記·秦本紀》所記載的“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謂之會”等史實相符，而提出此說。其認為：“考《史記·秦記》，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四年至汧渭之會，此即所云‘汧殹沔沔’是也。又曰昔周邑我先秦贏於此，后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此即所云‘吾道既平，嘉樹則里’，皆言營邑之事也。‘日唯丙申’者所卜得之日也。第一鼓（吾車）皆言獵事，則七百人東獵事有據矣。而且一鼓之中天子與公雜見，豈有宣王獵碣既稱天子復稱公之理？則天子周王也，公秦文也”。羅振玉、馬敘倫、許庄叔、宋鴻文、楊壽祺、尹博靈、李鐵華等皆支持此說，只是各自立論的依據並不完全相同，石鼓產生的具體時間也不太一致，刻制的原因也各自有別。

3.秦德公說 王國維《觀堂集林·別集》等文中認為石鼓文字與秦公簋、虢季子白盤銘文，體勢與血脈相承，蓋一時所鑄。其從文字字體等角度對石鼓文字進行了分析，認為石鼓應作於德公遷雍之後。段揚在《論石鼓乃秦德公時遺物及其他——讀郭沫若同志<石鼓文研究>后》一文中認為《作原》鼓內容與德公遷都於雍，整飭三畤原有關，《而師》鼓“天子”與“嗣王”應是指周惠王。戴君仁在《重論石鼓的時代》等文中支持“德公說”，認為石鼓為雍城初建時所刻。

4.秦宣公說 主張者有李仲操《石鼓最初所在地及其刻石年代》、胡建人《石鼓和石鼓文考略——兼論郭沫若的襄公八年說》等。李仲操認為“密畤作於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則石鼓的刻石年代應在這年”，《而師》鼓“天子”當指周惠王，“嗣王”當指王子頹。其說因認為石鼓出土地點與宣公作密畤地點一致，以及“石鼓文”所載的周天子平息內亂的時間與秦宣公四年一致而立論。張啟成在《論石鼓文作年及其與詩經之比較》文中對李仲操“宣公說”進行了補充。胡建人也同樣認為石鼓為秦宣公陳倉作密畤時所刻。

5.秦穆公說 此說為原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在《石鼓為秦刻石考》等文中主張，他認為石鼓乃穆公稱霸西戎，周天子使召公致賀時所刻。其文列舉了秦十二器文字與石鼓文字相對照，再以“殹”字用法為例證，在鄭樵基礎上進一步論證了“石鼓文”乃為秦文。日本赤冢忠《石鼓文の新研究》從此說。

6.秦景公說 主張者有王輝《<石鼓文·吳人>集釋——兼再論石鼓文的時代》、徐寶貴《石鼓文年代考辨》等。王輝以鳳翔秦公大墓考古發現為依據，認為石鼓文與秦公大墓石磬文字風格極相似，應為同一時期所作，而認為石鼓產生於“景公時的可能性極大，厲共公時的可能性極小”。徐寶貴則從“石鼓文”字形以及與《詩經》關係、所反映的史實等出發，認為“石鼓文的詩”為襄公時所作，內容描寫的是“秦襄公的一次規模盛大的田獵活動”，而文字則是秦景公時所寫所刻，石鼓的“絕對時代當在春秋中晚期之際——秦景公時期”。

7.秦哀公說 香港易越石在《石鼓文書法與研究》等文中以為“得新證於石鼓本身《吳人》石”，認為石鼓詩歌內容記載和反映了秦人救楚、秦吳大戰的史實，《虞人》鼓“吳人”即是春秋時“吳國人”，而得出了石鼓為哀公三十二年“秦師勝吳人凱旋后之刻石”這一看法。徐暢在《石鼓文刻年新考》文中支持此“凱旋說”。

8.秦靈公說 最先主張此說的為原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唐蘭。其在《石鼓文刻於靈公三年考》等文中，依據《史記·秦本紀》記載的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再因《呂氏春秋·音初》認為的秦穆公時才有詩歌，於是認為石鼓年代不可能早於秦穆公時代。其又通過“朕”與“吾”等人稱代詞使用的關係，認為秦景公時代的銅器還都用“朕”，秦惠文王時的《詛楚文》卻用“吾”，而石鼓用“吾”、“余”、“我”而不用“朕”，進一步推斷石鼓產生年代應在景公之後，跟詛楚文時代接近。同時又據文獻記載的靈公作吳陽上下畤以祭黃帝、炎帝，於是斷定“石鼓文”作於秦靈公時代。蘇瑩輝、那志良等從之。後唐蘭改變了看法，更改為“獻公說”。

9.秦獻公說 唐蘭1958年發表《石鼓年代考》時提出此說。他從銘刻、文學史、新語彙、字形、書法、發現地、石次內容、地望等八個方面，詳細地論證了石鼓文只能產生於戰國時期，並結合文獻記載，進一步認為石鼓產生於獻公十一年。

10.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前說 鄭樵《石鼓音序》、羅君惕《秦刻十碣考釋》、程質清《石鼓文試讀》等支持此說。鄭樵以“殹、㞼”二字見於秦斤、秦權，並通過文字比較和對“天子”、“嗣王”的分析，認為石鼓為秦物，認為石鼓產生在秦惠文王之後始皇帝之前。羅君惕等亦通過文字等比較分析，對始皇“書同文”前後文字進行了比較與量的統計，其認為時代越接近，文字相同者越多，故判斷石鼓產生年代在秦惠文王至始皇帝之間。

11.其它還有李學勤《東周與秦代文明》認為石鼓產生於春秋中晚期；裘錫圭《文字學概要》，黃奇逸《石鼓文年代及相關諸問題》，陳昭容《秦公簋的時代問題：兼論石鼓文的相對年代》等認為石鼓產生於春秋戰國之間，等等。

主漢、北魏及宇文周等說

1.“漢說”始於清代武億《金石跋》。其因《鑾車》鼓“趍趍⌻馬”句《古文苑》釋為“紇紇六馬”，而漢代天子有駕六馬之制，於是推斷石鼓產生於漢代。

2.“晉說”源於清末王闓運，其在《湘綺樓文集》中認為石鼓是晉代所刻；“北魏說”源於清人俞正燮，其在《答成君瓘書》認為石鼓產生於北魏，姚大榮《石鼓文足證記》從之；“宇文周說”源於《金史·馬定國傳》，其文稱金人馬定國認定石鼓為南北朝宇文周所刻，明代顧炎武於《金石文字記》也支持這種說法。

石鼓文的字體，上承西周金文，下啟秦代小篆。從書法上看，石鼓文 上承《秦公簋》（春秋中期的青銅器，銘文蓋十行，器五行，計121字。其書為石鼓、秦篆的先聲，字行方正、大方。橫豎折筆之處，圓中寓方，轉折處豎畫內收而下行時逐步向下舒展。其勢風骨嶙峋又楚楚風致，確有秦朝那股強悍的霸主氣勢。然而更趨於方正豐厚，用筆起止均為藏鋒，圓融渾勁，結體促長伸短，勻稱適中。古茂雄秀，冠絕古今。

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開小篆之先河，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是由大篆向小篆衍變而又尚未定型的過渡性字體。石鼓文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範本，故有“書家第一法則”之稱譽。石鼓文對書壇的影響以清代最盛，如著名篆書家楊沂孫、吳昌碩就是主要得力於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風格的。流傳石鼓文最著名的拓本，有明代安國藏的《先鋒》、《中權》、《後勁》等北宋拓本。

《石鼓》於唐代初出土於天興三疇原(今陝西省寶雞市鳳翔三疇原)，以後被遷入鳳翔孔廟。五代戰亂，石鼓散於民間，至宋代幾經周折，終又收齊，放置於鳳翔學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歡《石鼓》，於大觀二年(公元1108年)，將其遷到忭京國學，用金符字嵌起來。后因宋金戰爭，復遷《石鼓》於臨安(今杭州)，金兵進入汴京后，見到石鼓以為是“奇物”，將其運回燕京(今北京)。此後，石鼓又經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抗日戰爭爆發，為防止國寶被日寇掠走，由當時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主持，將石鼓遷到江南，抗戰勝利后又運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宮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為更好地保護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於辟雍(大學)。現仿鼓在北京國子監。其形狀與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別。

外形特點

石鼓共十隻，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細下粗頂微圓(實為碣狀)，因銘文中多言漁獵之事，故又稱它為《獵碣》。以籀文分刻十首為一組的四言詩。其字已多有磨滅，其第九鼓已無一存字。其書傳為史籀手筆，體態堂皇大度、圓活奔放，氣質雄渾，剛柔相濟，古茂遒朴而有逸氣。橫平豎直，嚴謹而工整，善用中鋒，筆劃粗細基本一致，有的結體對稱平正，有的字則參差錯落，近於小篆而又沒有小篆的拘謹。

在章法布局上，雖字字獨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間的偃仰向背關係、其筆力之強勁在石刻中極為突出，在古文字書法中，是堪稱別具奇彩和獨具風神的。康有為稱其“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我，自有奇采。”其書體為大篆向小篆過渡時期的文字，學《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學小篆，百無一失。後世學篆者皆奉為正宗，無不臨習。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王福庵等皆得力於此。

石鼓文其書法字體多取長方形，體勢整肅，端莊凝重，筆力穩健，石與形，詩與字渾然一體，充滿古樸雄渾之美。

石鼓文比金文規範、嚴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徵，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傳說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經對金文進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稱“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傳後世，保存比較完整且字數較多的書跡之一。

石鼓文，亦稱獵碣或雍邑刻石，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無具體年月，唐人韋應物和韓愈的《石鼓歌》都認為是周宣王時期的刻石。宋人歐陽修的《石鼓跋尾》雖設了三個疑點，但還是認為屬周宣王時史籀所作。宋人鄭樵《通志略》則認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於惠文王之後，始皇之前。近人羅振玉《石鼓文考釋》和馬敘倫《石鼓文疏記》都認為是秦文公時物，與韋、韓說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

據郭沫若考證，《石鼓》作於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於宣王時史籀手筆或秦臣手筆罷了。當代學者書法家、古文字學家王美盛《石鼓文解讀》認為石鼓文作於公元前525年，為東周王作。主要根據是鼓文中有“吾獲允異”句，與《左傳》記載吻合。著名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李學勤肯定此說。

石鼓與石鼓文之歷史與研究概況（附石鼓歌）（之一）

唐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

石鼓，唐貞觀時期發現於寶雞陳倉。然上無年代款識，也無作者姓名。加之詩文缺文少字，以及文字古奧難識，詩意含蓄隱晦等諸多原因。人們均不知所寫為何，產生於何時，所作何用。於是，學者紛紛發表了各自的見解。

貞觀時之吏部侍郎蘇勖稱讚道：“世言筆跡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跡，近在關中”。高宗時的書法家李嗣真在其《書後品》中也說：“史籀堙滅，陳倉藉甚”。開元年間的書法家張懷瓘在《書斷》中道：“按籀文者，周太史史籀之所作也”，“其跡有石鼓文存焉，蓋諷(—作敘)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他讚美石鼓書法曰：“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蒼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歷史上，蘇勖第一個認為石鼓文是史籀留下的筆跡。這一看法得到李嗣真的附和，張懷瓘的論證。於是“石鼓”、“石鼓文”從此便得了名，文字被判定為史籀所寫，石鼓便被認為是諷諫周宣王畋獵而刻制的東西了。

唐肅宗至德時之書法家竇臮《述書賦》上下二篇，其兄竇蒙為之作注。云：“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並作鼓形，上有篆文，今見打本”，“即其文也。石尋毀失，時見此本，傳諸好事者”。竇臮所記之“雍城南”，是言石鼓發現的地方。“獵碣”的稱呼，即源於此。而文中所言“打本”即是石鼓拓本，說明了至德時已有石鼓文拓本流傳於世。

詩人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久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拿肉屈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詩中有“陳倉石鼓久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句，這大概是石鼓發現后，文人對石鼓發現地最早的看法。

此後，德宗時之詩人韋應物專為石鼓文寫了一首《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蘚澀。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白黑分。忽開滿卷不可識，驚潛動蟄走紜紜。喘息逶迤相糺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書遺此天地間，精意長存世冥寞。秦家祖龍還刻石，碣石之罘李斯跡。世人好古猶法傳，持來比此殊懸隔。”詩的開頭“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便提出對石鼓之產生年代與製作原因的看法。將張懷瓘之“蓋諷宣王畋獵”說，改為了大獵“刻石表功”說。開創了“周宣大獵刻石表功說”之觀點，也開創了後世以《石鼓歌》的形式詠頌石鼓之先河。自唐以後各代多受其影響，不少著名詩人和學者均有讚頌石鼓的“詩”或“歌”留傳於世。

受韋應物之啟發與影響，唐代著名的古文學家韓愈也寫了一首《石鼓歌》：“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搜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度量掘臼科。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

氈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載數駱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聖恩若許留太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鴻都尚填咽，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貼平不頗。大廈深檐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佗。中朝大官老於事，詎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著手為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沒，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任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願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鳴呼吾意其蹉跎。”

詩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的地方：

①詩人完全接受了韋詩之觀點；

②作者曾研讀過石鼓文，但遇到篆文與剝蝕不清等之困難，未再對石鼓詩進行深入研究；

③安史之亂后，石鼓能再現於世，是得其友人幫助尋找、挖掘后才運回鳳翔的；

④詩人曾向朝廷舉薦過石鼓，但未受恩准；

⑤詩中所言“臼科”，說明發現時《作原》鼓就已被鑿為臼；

⑥第一次向世人強調了石鼓作為歷史文物的重要價值與意義。韓愈此詩後人選入了《唐詩三百首》，具有重要的史料與文學價值。

總的來看，唐代二百七十九年間對石鼓文化的貢獻是：

一、完整地發現了十隻石鼓，較為妥善地對石鼓作了保護與安置。

二、石鼓文字受到了唐代書法家的廣泛重視，高度讚揚與肯定，石鼓得以以拓本形式流傳至今。

三、石鼓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與藝術價值，基本得到了肯定。

四、杜甫、韋應物、韓愈的石鼓詩歌，對後世產生了巨大影響。

宋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

憲宗以後，唐各代之朝政都日趨衰弱，遷鼓之事也就擱置一邊，無人再提。唐末，五代十國的戰亂中，石鼓無人照管，何時被人搬走，無人知曉。戰亂持續了一百多年，到宋朝建立后才得以平息。愛好歷史文學的司馬池(司馬光之父)，擔任鳳翔知府時尋回九鼓，“復輦至於府學之門廡下，而亡其一”(見王厚之《復齋碑緣》)。皇祐四年，向傳師在一屠戶家，才將被當作米臼又被當成了磨刀石的《作原》鼓找到。自此石鼓遺失后約一百五十年左右，方才全部尋回。一百五十年，這是幾代人的生存時間，當不會有人見過石鼓原樣。於是《作原》鼓拓本是否“完整”，便成為劃分“唐拓”與“宋拓”的唯一標準。完整即是唐拓，不完整的即所謂為臼后的石鼓拓本被認為最早不過宋拓。也就是說，“唐拓”與“宋拓”的區別在於《作原》鼓是否在五代十國至宋初這一段時間內被鑿製為米臼。然章樵所言：“孫巨源得於僧寺佛書龕中，以為唐人所錄”之石鼓文，其《作原》文字也不全，亦在為臼之後。故有人疑其為偽。但在韓愈詩中有“掘臼科”之句，是否又證明《作原》為臼，早於唐初呢？清代乾隆皇帝對此也提出了懷疑。然而，均因無更多證據以證其說，只好暫闕存疑。儘管我們比較支持《作原》為臼早於唐初的觀點，但由於這觀點尚無公認，故在本文中仍暫用“先鋒”、“後勁”、“中權”三本為“宋拓”的一般看法。

北宋仁宗時詩人梅堯臣《雷逸老訪石鼓文見遺，因呈祭酒吳公作》一詩：“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搜岐陽。我車我馬攻既良，射夫其同弓矢張。舫舟又漁麹鱮魴，何以貫之維柳楊。從官執筆言成章，書在鼓腰鐫刻藏。歷秦漢魏下及唐，無人著眼來形相。村童戲坐老死喪，世復一世如鳥翔。惟閱元和韓侍郎，始得紙本歌且詳。欲以氈衣歸上庠，天官媕阿駝肯將。傳至我朝一鼓亡，九鼓缺剝文失行。近人偶見安碓牀，亡鼓作臼刳中央。心喜遺篆猶在傍，以臼易臼庸何傷。以石補空恐舂粱，神物會合居一方。雷氏有子胡而長，日模月仿志暮強。聚完辯舛經星霜，四百六十飛鳳凰。書成大軸綠錦裝，偏斜曲直筋骨藏。攜之謁我巧趨蹌，我無別識心旁徨。雖與乃父非故鄉，少與乃父同杯觴。老向太學鬢已蒼，樂子好古親縑緗。誰能千載師史倉，勤此冷淡何肝腸。而今祭酒禆聖皇，五經新石立兩廊。我欲效韓非痴狂，載致出關無所障。至寶宜列孔子堂，固勝朽版堆屋牆。然須雷生往度量，登車裹護令相當。誠非急務煩紀綱，太平得有朝廷光。山水大字輦已嘗，於此豈不同粃糠。海隅異獸乘舟航，連日道路費芻糧。又與茲器殊柔剛，感慨作詩聊激昂。願因諫疏投皂囊，夜觀奎壁正吐芒。天有河鼓亦焜煌，持此負鼎千成湯。”

從內容來看：

①受韋詩影響，繼承了“宣王發憤搜岐陽”之觀點；

②敘述了韓侍郎薦鼓之事；

③風趣地嘲諷了以鼓作臼，以臼易臼之經歷；

④歷史上首次言及石鼓文拓本上之字數，“四百六十飛鳳凰”；

⑤抒發作者想“效韓”時之激動心情。此詩具有一定的文學與史料價值。

與梅堯臣生活於同一時代的北宋文學家、書法家歐陽修，在他所寫之《集古錄跋尾》中對石鼓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在石鼓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右石鼓文。岐陽石鼓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詩。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於野，鄭餘慶置於廟而亡其一。皇佑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礻右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跡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猶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於字書，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歐陽修對石鼓產生於西周時之觀點，提出了幾點懷疑。從石鼓文流傳以來的歷史看，此文最先發難，對石鼓產生於西周時代的觀點提出了疑問。懷疑之風至此起，從此不斷有新的見解出現。但由於均未能動搖“主周說”立論的根本。以後各代，一直至清，石鼓宣王說仍是主流。

著名文學家、書法家蘇軾，早年曾在鳳翔府任簽判，時常至鳳翔孔廟觀賞石鼓。在讀了韓愈和梅堯臣之詩后，也寫了一首《石鼓歌》：“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學鬱律蛟蛇走。細觀初以指畫肚，欲讀嗟如箝在口。韓公好古生已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強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吾車既工馬亦同，其魚維鱮貫之柳。古器縱橫猶識鼎，眾星錯落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詰屈猶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隱雲霧，濯濯嘉禾秀莨莠。漂流百戰偶然存，獨立千載與誰友。上追軒頡相唯諾，下揖冰斯同鷇榖。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厭亂人方思聖賢，中興天為生耆耇。東征徐虜闞虓虎，北伐犬戎隨指嗾。象胥雜沓貢狼鹿，方召聯翩賜圭卣。遂因鼓鼙思將帥，豈為考擊煩朦瞍。何人作頌比嵩高，萬古斯文齊岣嶁。勛勞至大不矜伐，文武未遠猶忠厚。欲尋年歲無甲乙，豈有名字記誰某。自從周衰更七國，競使秦人有九有。掃除詩書誦法律，投棄俎豆陳鞭杻。當年何人佐祖龍，上蔡公子牽黃狗。登山刻石頌功烈，後者無繼前無偶。皆雲皇帝巡四國，烹滅強暴救黔首。六經既已委灰塵，此鼓亦當遭擊掊。傳聞九鼎淪泗上，欲使萬夫沉水取。暴君縱慾窮人力，神物義不污秦垢。是時石鼓何處避，無乃天公令鬼守。興亡百變物自閑，富貴一朝名不朽。細思物理坐嘆息，人生安得如汝壽。”在詩中，詩人先述閱讀鼓文之體會，次頌揚宣王中興之壯舉，惋惜周宣之衰弱，斥責秦人之殘暴，感嘆世間之興亡百變，人生之苦短。蘇詩詠物敘事與抒情融為一體，大氣磅礴，意境深遠。對後世影響也很大。

東坡之三弟蘇轍，也寫有一首《石鼓歌》：“岐山之陽石為鼓，叩之不鳴懸無虡。以為無用百無直，以為有用萬物祖。置身無用有用間，自托周宣誰敢侮。宣王沒后墳壟平，秦野蒼茫不知處。周人舊物惟存此，文武遺民盡囚虜。鼎鍾無在鑄戈戟，宮殿已倒生禾黍。歷宣子孫竄四方，昭穆錯亂不存譜。時有寓客悲先王，綢繆牖戶徹桑土。思宣不見幸鼓存，由鼓求宣近為愈。彼皆有用世所好，天地能生不能主。君看項籍猛如狼，身死未冷割為脯。馬童楊喜豈不仁，待汝封候非怨汝。何況外物固已輕，毛擒翡翠尾執塵。惟有蒼石於此時，獨以無用不見數。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遭亂既以無用全，有用還為太平取。古人不見見遺物，如見方召與申甫。文字蝌蚪可窮詰，簡編不載無訓詁。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亦如老人遭暴橫，頤下髭禿口齒齬。形雖不具意可知，有雲楊柳貫魴鱮。魴鱮豈厭居溪谷，自投網罟入君俎。柳條柔弱長百戶，挽之不斷細如縷。以柳貫魚魚不傷，貫不傷魚魚樂死。登之廟中鬼神格，錫汝豐年多餘黍。宣王用兵征四國，北摧犬戎南服楚。將帥用命士卒歡，死生不顧闞虓虎。問之何術能使然，撫之如子敬如父。弱柳貫魚魚弗違，仁人在上民不怨。請看石鼓非徒然，長笑泰山刻秦語。”詩中作者對關於石鼓有用還是無用，對人生、治世等抒發了自己的見解，具有一定哲理寓意。二位詩人均將石鼓與泰山秦刻石作比，頌揚石鼓之高古典雅。

北宋末之詩人張耒撰寫了《瓦器易石鼓文歌》：“周綱既季宣王作，提劍揮呵天地廓。朝來吉日差我馬，夜視雲漢憂民瘼。桓方召執弓鉞，蕩蕩申韓賜圭爵。北驅獫狁走豺狼，南伐徐夷斬鯨鱷。明堂車馬走爭先，清廟笙鏞屍載樂。岐陽大獵紀功伐，石鼓岩岩萬夫鑿。千年兵火變朝市，後世紙筆傳冥漠。跡荒事遠貴者寡，嘆惜風霜日摧剝。君誠嗜古更過我，易以瓦器尤奇卓。滿盤蒼玉列我前，制古形奇異雕琢。羲黃己亡巧偽起，采椽土木消純樸。何為獲此上古器，經歷萬古遭搜掠。寥寥墨翟骨已朽，尚有遺風傳隱約。又疑晏子矯齊俗，陶土摶泥從儉薄。或雲古者宗廟器，斥棄金玉先誠確。是時此物參鼎俎，蕢桴土鼓誠為樂。嗚呼二物信奇絕，賴有吾徒與提握。不然烏瓦與荒碑，坐見塵埃就零落。”張耒詩中進一步宣揚了“宣王說”。

宋徽宗趙佶之時。徽宗愛好書畫，收集奇石，對石鼓早有所聞。大觀二年下詔鳳翔府，御敕將石鼓遷運至汴京之辟雍。相傳曾下令用金填平石鼓文字，以絕錘拓，保護石鼓不再受損傷。使得石鼓得到了短暫安全。但好景不長。靖康時，金兵入侵，攻進汴京。金兵在擄掠財物時，見鼓有金，於是也將石鼓運走。由於鼓體沉重，搬運不便，剔金后便將石鼓拋棄於荒野。石鼓再一次失落民間。

石鼓這一時期的經歷，在南宋書法家洪适所寫的《石鼓詩》中，也有所記述：“天作高山太王靠，鸑鷟一鳴周剪商。郟鄏卜年大搜備，諸侯斂衽尊大王。六月中興繩祖武，薄伐太原恢境土。石崖可鑿詩句鐫，千載神光薄西滸。橐駝挽 入大梁都，碧水湛湛河出圖。中間兩鼓備章句，日惟丙申不模糊。左驂秀弓射麋鹿，有魴有魚帛 君子漁。光和石經屹相望，詛楚登嶧非吾徒。辛壬癸甲雁分翅，橋門觀者堵牆如。星沉東壁干戈起，首下足上天倒置。景鍾糜碎九鼎飛，王跡皇風吁掃地。誰與扛石徙幽燕，兵車亂載包無氈。敲火礪角小小爾，為礎為砧多歷年。宣和殿中圖復古，冠以車攻次十鼓。韓詩歐跋盡兼收，雲章剖判定魚魯。先君辛苦朔方歸，文犀拱璧棄弗攜。一編什襲自鐍秘，更有司馬鳳翔碑。我生不辰今已老，岐陽三雍身不到。匆匆北使接浙行，在耶亡耶問無報。整齊篆籀飾牙籤，簡撮篇詠勞窮探。致主有心歌小雅，汗顏無術下登三。”

宋代由於距唐代較近，書法家與學者受唐石鼓文思想的影響也較深，從《石鼓詩》中看對石鼓文的觀點與唐代基本相同。兩宋時期對石鼓文化的主要貢獻是：

1、將五代戰亂中丟失的十隻石鼓全部尋找了回來；

2、為後世留下了一些優秀的石鼓文拓本；

3、梅堯臣、歐陽修、蘇軾、蘇轍等留下了一批珍貴的石鼓詩歌與文章，對後世具有深遠影響；

4、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首次將石鼓載入志書；

5、無名氏《古文苑》最早輯錄石鼓文。相傳為唐人舊藏，北宋孫巨源得之於佛龕，宋韓元吉編次，章樵作注，后收錄於《欽定四庫全書》中，今有清刻本存世。

6、首次出現有補文和譯文的薛尚功《岐陽石鼓》，對後世影響很大，明清學者石鼓文譯釋多從薛氏。

7、南宋施宿於《石鼓音》中，擬定了石鼓的鼓次順序，後世學者多從之。

8、繼歐陽修對石鼓產生年代產生懷疑之後，兩宋學者董逌、程太昌、翟耆年、鄭樵等，對石鼓產生於宣王時之觀點也提出了懷疑。

石鼓與石鼓文之歷史與研究概況（附石鼓歌）（之一）

歷代吟誦石鼓的詩歌，出處不同、版本不同，字裡行間之間也會出現很大差異。本文雖盡量擇優而敘之，但仍不免有誤，故建議引用者進一步細查為是。——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

元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

南宋與遼、金之間的戰爭，時戰時和，持續了一百多年。待元朝興起，戰爭平息后。鳳翔虢縣人元宣撫使漢人王檝修復都城廟學，將石鼓列於廡下（見《二十四史·元史》）。元成宗大德時，國子監教授虞集又將石鼓送交朝廷，安置於國子監大成殿門內，左右壁下各五枚，用磚圍壇以承之。元時學者潘迪集宋代諸家之註釋，刻成《石鼓文音訓》，附立於十鼓之旁。可惜所用拓本僅存386字。此二碑今仍完好。故宮《石鼓館》，今仍按舊式，依舊陳列於十鼓旁邊。

與虞集年代相近的詩人張養浩《石鼓詩》：“粵自鴻蒙剖元秘，天祚有熊炎帝繼。侯剛覃思神與凝，摹寫三千入書契。蒼姬一變史籀出，鯨攫鰲呿鳳鸞捩。嬴秦自帝不古師，遂使奸斯愚叔世。當時玉筯天下獨，爾後爭奇古文棄。末流諸子相祖述，刓朴遺淳趁姿媚。我嘗慨此愧疏淺，一髪空危萬鈞繋。竭來庠宇覩石鼓，玉立儼然三代器。細思伊始將安庸，或謂宣王章獵事。且疑且信邈難詰，日月群陰欲食既。嘗為雷電下取將，僅餘二百七十二。貞堅不墜劫火灰，蒼古猶含太初氣。世間鐘鼎瓦礫如，只辭千金未為貴。昌黎作歌恨才薄，坡老來觀惜時異。區區流轉又幾朝，終不能忘見天意。若令好事堪把玩，攘竊空應窮萬計。平生漫有博物名，迫事不能詳一字。沉吟獨立西風前，喬木荒煙日西墜。”在他所寫之《石鼓詩》中也描述了到中都庠宇觀賞石鼓的感受和懷疑。然此時石鼓上之存字已“僅餘二百七十二”了。

元代為石鼓作詩的還有揭傒斯、宋褧、吳萊、周伯琦等。從詩的內容看，也有一定的史料價值。如：

1、追敘石鼓歷史的遭遇與滄桑；

2、讚揚元統治者對石鼓之安置；

3、歌頌元仁宗皇慶時舉行盛典，國子生能觀賞石鼓之幸喜等。

揭傒斯《石鼓詩》：“孔廟頹牆下，周宣石鼓眠。苔兮敲火跡，雨洗篆蝸涎。野老偷為臼，居人打賣錢。有形終易盡，流落漫堪憐。”

宋褧《送汪編修出知餘姚賦得石鼓作》：“繄昔中興王，振武岐陽搜。臣工作歌詩，紀績庸闡幽。琢石製為鼓，深刻將垂休。澤堅不少磷，文字粲以周。古拙出史籀，蟠錯紛蛟虯。氈駝護轉徙，逮閱三千秋。天朝尤寶惜，移至宮牆陬。棲息得所託，珍秘價莫酬。使者瑚璉器，出守趨東甌。敦樸且貴重，華彩殆罕儔。旌麾暫補外，廊廟行見收。亦若此鼓然，置之崑崙丘。”

吳萊《答陳彥理遺石經寄詩索石鼓文作》：“橫山先生多古玩，太學石經分我半。魏公世藏資州本，金石錄中還散亂。當時愛奇巧收拾，筆畫昭回映雲漢。流傳到我乃不遠，虯甲鳳毛真可惋。自從得此未有報，岐右石鼓天下觀。昔則敲火今斷臼，駱駝載歸石盡爛。倉沮以後即史籀，先代遺寶列圭瓚。中郎變篆生八分，二者不敵何足筭。先生嗜書出法貼，青桐堊壁手脫掔。漆書蝌蚪不通俗，蛇蚓蟠結強塗竄。先生博學抱聖經，焚膏繼晷日耽玩。韋編鐵擿只紙傳，鄒魯精髓合淹貫。國子門開塵沒城，蓬萊閣廢草堆岸。春秋徒聞璧可假，道德詎信鵝能換。古今所重在周典，周史面目極⾋⿜。聖心不死不在石，日月行天旦復旦。吾家故紙本不惜，驪頷有珠我欲鍛。向來見辱亦云然，焦尾之餘爭免爨。先生安坐幸勿躁，歲晚相逢笑拍案。屏除許事不須說，好與我儒峙楨幹。”

元代一百六十二年間，對石鼓文的貢獻主要是：

1、尋回了金人丟棄多年的十隻石鼓，避免了石鼓之泯滅；

2、對石鼓妥善地進行了安置；

3、視石鼓為三代重器，引起了詩人與學者的重視，創作了一些石鼓詩歌；

4、產生了一些比較重要的石鼓研究之著作，如潘迪之《音訓》，吳衍撰《周秦刻石釋音》等。

明代石鼓研究（附石鼓歌）

明朝取代元王朝後，仍將石鼓陳列於國子監大成門內，供文人學者觀賞與研究。這一時期，雖然喜歡石鼓文的詩人、書法家與學者很多，創作了許許多多的石鼓詩歌，甚至形成了歷史上石鼓詩的創作高峰。但由於社會相對的較為安定，石鼓未遭受劫難與變遷。所以石鼓詩歌內容偏窄，多為讚美、想像與抒情，文學色彩較濃。明代作有石鼓詩歌的詩人有唐之淳、盧原質、程敏政、李東陽、何景明、王家屏、朱國祚、顧文昭、董其昌、黃輝、焦竑等等。

盧原質《石鼓詩》：“羲皇妙心畫，人文始昭宣。后聖更有作，載籍日粲然。成周逮中葉，宣王振其顛。宏綱用勿墜，厥德未為愆。偉哉岐陽獵，伐石工磨鐫。方前固雲邁，揆后信猶賢。嬴秦一何愚，盡滅古簡編。翻刻李斯文，乃欲垂萬年。豈謂不旋踵，掃跡如雲煙。孔壁遂啟藏，此石亦偶全。於今二千載，墨本盛流傳。要知文字行，白日麗中天。縱今盪無存，人心復開先。賢聖去我遠，魯魚失其筌。安得周召徒，為倡麟趾篇。”

程敏政《石鼓詩》：“岐陽埋沒草離離，汴省燕都石屢移。三代文章存鳥跡，百年風雨蝕晁皮。摩挲尚識宗周器，題跋誰鐫蒙古辭。卻愛勝游黃叔度，孔庭懷古立多時。”

王家屏《石鼓歌》：“我聞周宣狩岐陽，其時中興王業昌。作詩刻字傳永久，辭高二雅文三倉。遺碣累累至今在，鬼護神呵更顯晦。自岐徙汴復入燕，幸遭珍重休明代。鴻都石經久已訛，此鼓完好曾不頗。文廟之中戟門畔，幾回剔蘚為摩挲。固知至寶非容易，合令安頓森嚴地。今皇文治邁成周，講求自是詞臣事。誰人得比韓孟才，斡旋風雲天漢來。惟有岣嶁一片石，千秋萬古共崔嵬。”

朱國祚《石鼓歌》：“橋門左右獵碣十，形如鼓礎相排連。窪中或與齏臼似，抱質可敵瑤琨堅。傳聞書自太史籀，比與大篆尤瑰妍。其辭典奧儷二雅，彷彿吉日車攻篇。周京遺制眾所信，疑義莫定文成宣。紛論雖滋翟鄭議，審視終異秦斤權。下逮宇文豈能爾，薺堂所見勿乃偏。嗚呼神物不易睹，三代舊跡稀流傳。巫咸告辭熊相詛，裕陵寶惜今棄捐。比干銘折為州壤，穆滿書徒壇山頂。會稽窆石字茫昧，岣嶁秘跡文糾纏。掎摭非乏好奇士，千搜萬索無真詮。詎若十鼓離複合，陳倉入汴還留燕。氈包席裹囊駝背，塵蒙露濯爪牛涎。置諸太學始皇慶，於今又歷二百年。深檐五丈密蓋護，不受長雨闌風顛。我來摩挲輒終日，證以郭薛施潘箋。凝思斫桐來自蜀，叩之定有聲淵淵。文殘非因硬黃拓，划缺反撼鉤金填。長廊無人起題壁，回視落景棠梨懸。”

顧文昭《石鼓詩》：“古文不可見，籀也遺芬芳。去今二千載，字畫猶端莊。缺落雖不完，間亦存數行。如逄冠劍士，濟濟游嚴廊。想見當時盛，會朝坐明堂。仆隸皆證人，從知史臣良。況在文武日，交修寧少忘。西旅貢厥獒，召公遠為防。周宣中興主，羽獵思外攘。惜哉詞語間，末及戒其荒。趙君博雅士，好古能收藏。起我東周嘆，題詩贈慨慷。”

明代二百七十六年間對石鼓文化的貢獻主要是：

1、較好地安放與保護石鼓，使之未受到明顯毀壞；

2、創作了一大批石鼓詩歌，較好地宣傳與擴大了石鼓文化的影響；

3、在研究石鼓方面，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如：楊慎所著《石鼓文音釋》；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李中馥《石鼓文考》、陶滋《石鼓文正誤》等；

4、楊慎撰刻所謂“東坡本”石鼓文(函海本)，雖來自薛尚功《岐陽石鼓文》補字本，但對後世產生了正負兩方面不同的影響

以上資料源於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

石鼓文先秦刻石文字。我國遺存至今的石刻文字。要屬《石鼓文》時間最早和最具 代表性。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別刻有四言詩一首，高二尺，直徑一尺多，內容記述秦國君遊獵，故又稱“獵碣”。因被棄於陳倉原野，也稱“陳倉十碣”。所刻為秦始皇統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石原在天興(今陝西寶雞)三畤原，唐初被發現。自唐代杜甫、韋應物、韓愈作歌詩以後，始顯於世。一說為宋代司馬池(司馬光之父)搜得其九，移置府學，皇祜(1049—1053)間向傳師始得其全。大觀(1107—1110)中遷至東京(今河南洛陽)辟雍，后入內府保和殿稽古閣。金人破汴，輦歸燕京，置國子學大成門內。1937年抗戰爆發后，石鼓文南遷至蜀，戰爭結束后始運回北平，現藏故宮博物院。其刻石年代，唐代張懷瓘、竇皋、韓愈等以為周文王時物；韋應物等以為周宣王時物；宋代董逋、程大昌等以為周成王時物；金代馬定國以為西魏大統十一年(545)刻；清代俞正燮以為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刻；以為秦物者，始自宋代鄭樵，清代震鈞以為秦文公時物；今人馬衡以為秦穆公時物，郭沫若以為秦襄公時物，唐蘭則考為秦獻公葉十一年(前374)刻，詳見《石鼓年代考》。刻石文多殘損，北宋歐陽修所錄已僅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閣》藏宋拓本僅四百六十二字，今其中一鼓已一字無存唐初“虞、褚、歐陽共稱古妙”(引自《元和郡縣圖志》)。張懷瓘《書斷》云：“《石鼓文》開闔古文，暢其戚銳，但折直勁迅，有如鐵針而端委旁逸又婉潤焉。”近人康有為《廣藝舟雙楫》謂：“《石鼓》如金鈿委地，芝草團雲不煩整裁自有奇采。”傳世墨拓善本有元代趙孟頫藏本(即范氏《天—閣》藏本)、明代安國藏中權本、先鋒本(亦稱“前茅本”)、後勁本，皆宋拓本。《天一閣》本已毀於火，后三種俱在日本。有影印本行世。原石現藏故宮博物院。

文獻記載：《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二十八年，始皇東巡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

石鼓詩歌通過從秦之建立、立國、發展、創立帝業這一發展順序，對秦人歷史發展進程有重大貢獻的先祖烈公及始皇帝的重大歷史事迹進行了歌頌。既歌古也頌今，用詩歌描繪出一幅幅形象生動的秦人創業發展的歷史畫卷。因此，在弄清各鼓詩篇的內容和中心思想之後，按事件早晚發生的時間順序排列出石鼓詩歌所記載和歌頌的秦人起源、創業和發展過程中的各個歷史大事，而鼓次順序也就自然排列出來了。

1、《馬薦》詩篇歌頌的是秦祖非子牧馬建秦、復續嬴氏祀之事，關鍵時間點為公元前897年非子復續嬴氏祀之時；

2、《汧殹》詩篇歌頌的是秦襄公封侯始國之事，關鍵時間點為公元前770年襄公始國之時；

3、《霝雨》詩篇歌頌的是秦文公伐戎遷汧建都之事，關鍵時間點為文公三年東獵遷汧之時，即公元前763年；

4、《虞人》詩篇歌頌的是秦穆公用賢乃至稱霸西戎之事，關鍵時間點為穆公五年用虞人大夫百里奚之時，即公元前655年；

5、《作原》詩篇歌頌的是秦孝公變法和遷都咸陽之事，關鍵時間點為孝公十二年遷都咸陽之時，即公元前350年；

6、《鑾車》詩篇歌頌“天子致伯”秦孝公之事，關鍵時間點為孝公十九年天子致伯孝公之時，即公元前343年；

7、《田車》詩篇歌頌秦惠文王使張儀取陝打開東擴要道之事，關鍵時間點為惠文君十三年使張儀取陝之時，即公元前324年；

8、《而師》詩篇通過歌頌“天子致胙”秦惠文王以及嗣王武王始國之事，關鍵時間點為武王元年始國之時，即公元前310年；

9、《吾車》詩篇歌頌秦昭襄王定蜀之事，關鍵時間點為昭襄王六年司馬錯定蜀之時，即公元前301年；

10、《吾水》詩篇歌頌始皇帝統一天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至天下太平之事，時間應不早於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六國之時，即公元前221年。

參考羅君惕測石鼓數據，按石鼓《秦頌》時間發生順序排列結果如下：

1、《馬薦》，高一尺六寸，圍六尺八寸。頌秦非子事迹鼓。實最小、最矮。

2、《汧殹》，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頌秦襄公事迹鼓。

3、《霝雨》，高二尺一寸，圍六尺八寸。頌秦文公事迹鼓。

4、《虞人》，高二尺一寸，圍六尺三寸。頌秦穆公事迹鼓。

5、《作原》，殘高一尺五寸，圍六尺八寸。頌秦孝公事迹鼓。

6、《鑾車》，高二尺，圍七尺三寸。頌秦孝公事迹鼓。

7、《田車》，高一尺八寸，圍六尺四寸。頌秦惠文王事迹鼓。

8、《而師》，高二尺二寸，圍六尺七寸。頌秦惠文王與武王事迹鼓。

9、《吾車》，高一尺七寸，圍六尺六寸。頌秦昭襄王事迹鼓。

10、《吾水》，高二尺九寸，圍七尺八寸。頌始皇帝事迹鼓。實最大。最高。

以上資料來源於劉星、劉牧《石鼓詩文復原譯釋》

《鑾車》鼓“□弓孔碩，彤矢□=”之“彤”字。孔傳曰：“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 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史記·齊太公世家》記載：齊桓公“三十五年夏，會諸侯於葵丘。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輅”等文獻資料。具是表明“彤弓、彤矢”為天子致霸時之信物及憑證，是一般諸侯不可能得到的物品。故“彤弓、彤矢”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解答石鼓之謎的關鍵線索。由於秦孝公是秦人歷史上唯一為周天子致霸的秦君，因此將此鼓詩文內容與孝公聯繫上也就有助於獲得了對《鑾車》鼓詩文內容以及石鼓組詩中心思想進一步的認識。而多數的學者在遇到“彤弓、彤矢”這個問題時，要麼是以“紅色的弓紅色的箭”簡單一筆帶過，要麼是略而不談，完全忽略了“彤弓、彤矢”真正的內涵和意義，因而使得他們在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偏。一般來說，各鼓詩文內容內皆有不同的關鍵詞句提示其詩文內容分別與不同時代的秦公秦王的歷史事迹密切相關，而這些同樣成為了解讀各鼓詩文內容的關鍵線索。如：《馬薦》鼓“馬薦”等提示此鼓詩文內容與牧馬出身的秦祖非子歷史事迹有關。《汧殹》鼓“汧”，“君子”等提示此鼓詩文內容與始國的秦襄公歷史事迹有關。《霝雨》鼓“君子”、“涉”、“汧”、“舟”、“於水一方”等提示此鼓詩文內容與“以兵七百人東獵”，千里跋涉至汧渭之會的秦國第二代諸侯秦文公歷史事迹有關。《虞人》鼓（《吳人》鼓）“吳人（虞人）”、“勿翦勿伐”等提示此鼓詩文內容與用虞人大夫百里奚“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的秦穆公歷史事迹有關。《作原》鼓“猷”、“原”、“罟”、“二日”、“五日”等提示此鼓詩文內容與“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之秦孝公歷史事迹有關。...《吾水》鼓“天子”、“凈”、“平”、“寧”、“金”、“何不余友”等提示此鼓詩文內容與統一六國，“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鐻，金人十二”之始皇帝歷史事迹有關。此外、十個石鼓各自鼓文的書法筆式也有所區別，應屬於不同書家的書法作品，這同樣也是解讀石鼓產生時間、刻制緣由的關鍵線索之一。但可惜的是古今幾乎所有的學者皆忽略了這個重要的線索，基本上異口同聲地認為石鼓文是一個人創作書法之結果，要麼是史籀，要麼是某一個朝代史官。即便是對於“作詩早於制鼓”的觀點，也大概不過多持“作詩”一人、“書法”一人的看法罷了。他們的認識如此之頑固如此之偏頗，不可避免地導致其研究步入歧途。然而學者們在研究中的頑固和偏頗不僅體現於此，在對待石鼓詩仿《詩》、引《詩》的寫作特徵的認識結果上亦是如此。也就是說學者們雖然認識到了石鼓詩文在體裁、章法、句式、風格、詞句，甚至韻腳等方面刻意仿《詩》、引《詩》的寫作特點。如歐陽修曰：“其文與《雅》、《頌》同文”，朱國祚亦云：石鼓“彷彿吉日車攻篇”，全祖望云：“於水一方，本之蒹葭之章。為三十里，見之噫嘻之什。剪伐勿加，則甘棠之思也”。但是仍然頑固而又偏頗地依據某一牽強的證據將石鼓文產生的年代劃到“秦無儒”、“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之前。可是《詩》本是孔子教案，儒家教科書。同時石鼓既是秦物，孔子西行不到秦，荀子晚年入秦后又曰“秦無儒”。因此，石鼓詩歌的產生年代怎麼會可能早於“昭王謂儒無益人之國”（公元前324年～公元前251年）的年代呢?

劉星、劉牧認為“對石鼓產生年代和鼓序排列的認識和判斷，並不是對石鼓文字、書法做一點“咬文嚼字”或是對十隻石鼓進行一下“排列組合”等簡單操作的結果，其實質是對一個“石鼓綜合研究”過程的歸納和總結。這個綜合研究過程不僅應包含對石鼓產生的時代背景、文化背景等整體的分析和研究，同時也應包含對石鼓文字字體、字形，詩歌字義、詞義等局部的分析和研究。在這個過程中，石鼓整體和局部的研究是互相聯繫、密不可分的，既可以通過局部的研究來提高整體的認識，也可以根據整體的認識來指導局部的研究。然而，切忌將整體和局部之間的聯繫割裂開來，孤立、片面地依據對石鼓文字體、字形、詩文片段等某些局部的認識來對石鼓產生年代和鼓序排列進行判斷。否則，則會因不同研究者把握的部位不一，以及看問題的角度不一，而導致出現“盲人摸象、各說異端”的複雜局面。”

因此，通過對殘留之各鼓詩文內容以及文字書法等綜合的分析研究他們最終獲得了。

1）石鼓的產生與《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的二十八年始皇“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之事密切相關；

2）石鼓詩歌是《秦頌》，中心思想是“頌秦德”；

3）石鼓主倡人是始皇帝；

4）石鼓詩歌作者是“魯諸儒生”；

5）石鼓詩歌內容是對秦人歷史發展進程有重大貢獻和影響的“多個”秦人先祖烈公重大歷史事迹的記載和歌頌，石鼓詩歌是一組記錄秦人起源和發展過程的壯麗史詩；

6）石鼓產生在二十八年始皇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之後一段時間可能性極大；

7）石鼓最終被棄置荒野而其詩不見流傳後世與“焚書坑儒”案有緊密關聯等認識和看法。

由於篇幅所限，不能詳盡之處請參閱國家社科項目劉星、劉牧著述《石鼓詩文復原譯釋》。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根據唐代詩人韋應物題贊石鼓文的詩句“今人濡紙脫其文，既擊既掃黑白分”和韓愈的“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都證實了這一點，而且拓本的質量很高，但沒有流傳下來。到了宋代，唐拓本已經不太容易找到，而且原石閱世已久，殘缺過半，造成了後世的拓本字數不一。如歐陽文忠公見四百六十七字本，趙夔見四百一十七字本，胡世將見四百七十四字本，孫巨源見四百九十七字本，吾丘衍見四百三十字本，此後的拓本基本多為三百字本。安國所藏石鼓宋拓本，在道光年間，錫山安國後人分產時，於家中折售的藏書閣——天香閣的房樑上面發現了一共石鼓文拓本十冊，其中就有被明代藏書家兼印刻家“桂坡老人”安國稱為“神物獲得，垂諸百世”的三大拓本，其中《先鋒》本最古老，《後勁》是北宋大觀建貢本，時間晚於《先鋒》，而《中權》是北宋政和二年賜本，時代最晚。抗戰前，此三本被民國秦文錦售給日本東京財閥三井銀行老闆河井荃廬氏。此外，社會上所流傳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鋒》、《中權》、《後勁》三種，其中天一閣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為最。由清代乾隆年間張燕昌摹刻后，才被人熟知。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原拓本毀於兵災，失傳，現只能見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種拓本的照片。安國所藏的宋拓本《先鋒》本，舊商務印書館、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書中。

上海藝苑真賞社、日本鳹 堂有《中權》本影印本。中華書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書跡名品叢刊》中，有《後勁》本影印本。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石鼓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為書家第一法則，具有很高的文史價值和藝術收藏價值。

石鼓文對後世的書法與繪畫藝術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不少傑出的書畫家如：楊沂孫、吳大澄、吳昌碩、朱宣咸、王福庵等都長期研究石鼓文藝術，並將其作為自己書法藝術的重要養分，進而融入進自己的繪畫藝術之中。

《石鼓文》是我國現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古今書法家最為敬重的“圓筆書”聖典。古文字學者、書畫家熊國英於2009年，以其寬闊的眼界、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精準地造型能力、對《石鼓文》（古帖）上殘泐不全的文字進行了精心修補。修復殘字100餘個、補齊了缺失的空字113個、使見到的古拓本的完整字數由272字升至近500字。並用首創的“墨彩書”技法逐字填金、終於再現了石鼓文久違的皇家氣象、使讀者終能一睹《石鼓文》宋時的輝煌。其深遠的歷史意義遠遠超出了書法藝術的範疇！

2020年10月30日，入選第六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