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磬

《禮記·樂記》“石聲磬”唐孔穎達疏：“石聲磬者，石磬也。”唐段安節《樂府雜錄·雅樂部》：“依月排之，每面石磬及編鐘各一架。”唐盧綸《慈恩寺石磬歌》：“靈山石磬生海西，海濤平處與山齊。”《資治通鑒·後周世宗顯德六年》：“處士蕭承訓校定石磬，今之在縣者是也。”

在中國古代的八音樂器分類法(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中，磬居石類，朱載堉在其《律呂精義》中稱作“石音之屬”。作為原始時代僅有的幾種樂器，磬是重要的擊節樂器，它的產生早於其它象金類、絲類樂器是顯而易見的。關於石磬的早期記載有《禮記·明堂位》的“叔之離磬”、《世本》的“無句作磬”等神話傳說，說“離磬”是“叔”這個人製造的，“無句”會製作磬。“叔”和“無句”注家大多以為是堯舜時人。這雖無據可考，但這透露了我國遠古即有磬的製作使用的歷史。我們祖先經歷了漫長的石器時代，他們在打制石器的過程中，發現某些可發出悅耳之聲的“鳴球”，以之敲擊來為舞蹈擊節助興。這一現象被記載在《尚書·益稷》中，即所謂“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裡的“石”即“石磬”，說明石磬在當時已作為原始樂舞的一種擊節樂器。這種樂舞是否就是原始的祭祀活動，尚無定論，但磬作為較早禮器出現在祭祀活動中是有記載的。

石磬的形制分為直背（橫條形、豎條形）、折背（凸五邊形、梯形）、弧背（鯨頭形、鯛頭形）和倨背（鈍角、凸四、凸五凸六）四大類型（14種小的型式）。

新石器時代特磬分直頂、弧頂、折頂、倨頂四類。

商代可分為與新石器時代相同的四類，但均有發展變化。西周時期型式有弧頂和倨頂兩種，形制已基本定型的規範化階段；型式為倨句、股鼓分明，底部呈凹弧形的倨頂型磬。漢代磬形制基本沿襲東周，但不如東周那樣廣泛。

磬起源於某種片狀石制勞動工具，甲骨文中磬字左半像懸石，右半像手執槌敲擊。其形在後來有多種變化，質地也從原始的石制進一步有了玉制、銅製的磬。由勞動工具演變而來，最初用於先民的樂舞活動。《詩經·商頌》中就有“既和且平，依我磬聲”的歌詠，表明在遠古時期，石磐曾被先民用於樂舞等娛樂。後來用於歷代帝王、上層統治者的殿堂宴享、宗宙祭祀、朝聘禮儀活動中的樂隊演奏，成為象徵其身份地位的“禮器”。唐宋以後新樂興起，磬僅用於祭祀儀式的雅樂樂隊。

磬的名稱，見於《世本·作篇》，傳說為堯、舜時人無句所作。或傳：“磬，叔所造。”可見，至新石器時代晚期，相當於堯或舜做部落聯盟酋長時，磬已在使用。《呂氏春秋·古樂篇》載：堯命夔擊磬“以象上帝”、“以致舞百獸”，描繪出一幅古老的原始社會的樂舞生活場景。20世紀70年代在山西夏縣東下馮遺址出土了一件大石磬，長60厘米，上部有一穿孔，擊之聲音悅耳。經測定，此磬距今約4000年，屬於夏代的遺存，這是迄今發現最早的磬的實物。

從人類文化發展的邏輯順序看，先有勞動工具，而後成為樂器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別是在

罄

新石器時代晚期，人們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在實踐中認識到不同的石頭所發出的音響有異，終於發現了具有優美悅耳的音質與音色的石頭，從而產生了把這些實用工具轉換成審美樂器的內在動機。如禹州閻砦石磬，其外形一半有經過精心打磬而形成的較為明顯的鋒刃，另一半看上去則適於手握或捆綁，看上去和生產用的石犁差別不大，如果不是其上以供懸掛的懸孔昭示這是一件樂器，要想通過直覺將兩者分辨出來似平還不太容易。即便在磬制樂器較為完備的商代，磬還多作鯨魚頭形狀。商代時磬已廣泛流傳，為王室宮廷樂隊所用。磬在商周時期是一件重要的禮樂器，也是以打擊樂為主體的雅樂重要組成部分。從選料來，目前所見的磬皆是以石岩製作而成的，其材料我分為硬度較高的礫岩，石岩、石灰岩等石料。從形制看，此時的石磬還未定型，形制多樣且不規整。製作方法多以打製為主，少有琢磨，有的乾脆以一塊天灰的石頭鑽孔製成。1935年安陽市侯家莊西北崗商代大墓出土的3枚刻有銘文的石編磬，經測定，其發音分別為：永啟↑降b2，永余c3，夭余↑降e3，可演奏簡單的曲調。商石磬大多呈上弧下直的不等邊三角形。

西周至戰國時期，磬的形狀上為倨句形，下為微弧形；漢代以後上下均為倨句形。1978年，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了戰國初年的一套石編磬，共32枚（大部已壓碎、粉化，完好的共9枚），原分上下兩層，依次懸掛於精美的獸座龍首銅架上。這4組32枚石磬上，都刻有關於樂律的銘文及磬的音名，是研究中國古代音樂及編磬的珍貴資料。

石磬在龍山時代在許多地方同時出現，蘊含了特殊的社會功能和政治色彩，石磬主要是作為部落酋長召集族人和指揮征戰的特殊工具及舞樂的樂器。作為隨葬品，它的出現是很有意義的。在中國古時期的初期，為氏族聯監酋長禮教和指揮族人的禮樂器。據《尚書·舜典》載：“帝（舜）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石磬不是統治者晏享的樂器，例如《墨子·非樂》云：“（夏）啟乃遙溢，唐樂於野，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於酒，渝食於野，萬舞翼翼，章聞於天。”由此可知，石磬既是祭祀用器，也是指揮作戰的特殊工具，是“王權”的象徵。甲骨文中，“磬”字，其形象是一人站立作槌擊懸石之狀。郭沫若認為“其意若曰以手擊磬，耳得之而成聲”。其字形上揭示磬的懸掛和演奏方式。《尚書·益稷》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這裡的“石”。就是指石磬。就人類生產來說，人類最早的工具就是從製造石質工個開始的。始此，“擊石拊石”當十分久遠。《爾雅·釋樂》：“大磬謂之馨”，郭璞注說：“罄形似犁棺，以玉石為之”。這裡說大磬的前身即為犁館（石犁）。事實上，石磬和生產工具的關生活費不僅僅局限於石犁，因為生產中所有的片形石器工具都可能穿掛起來敲擊為樂。這種所謂的工具樂器跟後世趨於定型的磬比較起來，還只是磬樂的鄒形。對磬樂器在三代已多有發現，有的磬身還刻繪非常精美的舞蹈紋樣。這表明其時磬樂是和舞蹈密不可分的。另外，磬樂在宗周雅樂中也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詩經·商頌·那》中說到在“衍我烈祖”的祭祀中，既有“奏鼓簡簡”，又有“嚖嚖管聲”，最後在“依依磬聲”中才達到“既和且平”。磬樂是祭祀、大鄉食等大型典儀不可或缺的聲音，且有極強的等級意義。在三代，不僅沒有專職的樂官，還沒有專門的磬師。龍山文化時期的石磬都是以單件形式出現的。（學術界將這種沒有成組成編的磬稱之為特磬。從現有的考古材料看，成編的磬樂（編曲磬）大約到商代晚期才開始出現。）象陶寺的四座大墓，雖然有一、二百件隨葬品隨葬，但石磬卻只有一件。其它諸如青海東都柳灣、五台陽白等地石磬，也莫不如此。另外，龍山文化時期的石磬，除幾件採集品和石磬呸以外，皆出土隨葬品較多的大墓，如青海樂都柳灣出土石磬的墓葬為木棺大墓，除有件石磬外，還有彩陶壺、罐、饕面罐、盆、鬲、尊、瓮、綠松石飾、鑿刀、骨針、弗珠等幾十件特品隨葬。雖然整個柳灣遺址發掘墓葬近千座而出土石磬的僅此一例，足見磬樂非同一般。山西五台陽白石磬，據原發掘報告，出自灰坑H111近似橢圓形，該灰坑除1件石磬外，無任何其它所遺之物，坑內屍骨未經任何擾動。在該遺址出土的為數不多的遺物中發現了一枚與H111同時期的用於祭祀占卜的牛肩胛骨。卜骨是史前宗教祭禮常用之物，以占卜為主的宗教祭祀活動在這一時期應該是客觀存在較為盛行的。隨葬的石磬除了具有打擊樂器功能外，還有一種祀神供物的禮樂器性質。

由於磬在祭祀活動中日漸顯出其突出的地位，統治階級也漸漸地加入這一樂器的研製中，並將這一樂器視為自己身份、地位的象徵。在金石時代，還對當時石磬的懸架有明確的等級區分，如：國君――四門都懸掛鐘磬，名為宮懸；諸侯――去其南面的鐘，名為軒懸；卿大夫――只掛於東西面，名為判懸；士――只許懸磬，而沒有鍾，名為特懸。懸磬方向不同名稱亦有差異，在東方曰笙磬，列西方曰頌磬。由於歷代帝王的追逐，加快了石磬藝術的發展，逐漸出現了編磬。

編磬是注重石磬這一打擊樂器音高的使用意義的，在先秦時期，編磬獲得空前發展。從出土實物看，在交口窯瓦村等編磬上已經形成完整清晰的五聲音階，后出現可旋宮轉調的大型編磬，如曾侯乙編磬。配合音樂方面的發展，石磬上開始出現了樂律銘文。石磬上的銘文（包括樂律銘文）記錄了石磬使用的具體情況，是重要的早期文獻資料。有的銘文非常系統、詳盡，如曾侯乙編磬，又加上同墓所出編鐘的音響印證，一個有明確音列、有六種架懸法的、可任意在十二個均調中轉調的先秦古樂器出現在中國音樂史中（李純一1983：8～24）。除了音樂方面的發展外，製作時的外部裝飾變得越來越考究起來，象江陵彩繪編磬，器上雕刻精美的立鳳，栩栩如生，又著以彩漆，這些色彩到出土時還清晰可見，足見當時製作的華美。這種精美紋飾和銘文在清宮系列石磬上仍可發現，描金龍紋編磬以龍和云為圖案，雕刻技術精湛，並著以金黃色美飾其線條，使得金龍造型精妙絕倫；石磬上還印刻有大量的銘文，反映了當時的製作情況及隨月用律的樂律銘文情況。這些銘文記載了石磬使用時的一些具體情況，算是對文獻記載的具體補充，也是對探索石磬在形態方面的發展給予的實物證據。

磬的製作是非常講求的。《考工記·磬氏》就有這樣一段描述：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三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三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

用灰石，其次是青石和玉石。均上作倨句形，下作微弧形。大小厚薄各異。磬架用銅鑄成，呈單面雙層結構，橫樑為圓管狀。立柱和底座作怪獸狀，龍頭、鶴頸、鳥身、鱉足。造型奇特，製作精美而牢固。磬分上下兩層懸掛，每層又分為兩組，一組為六件，以四、五度關係排列；一組為十件，相鄰兩磬為二、三、四度關係。它們是按不同的律（調）組合的。

《考工記·磬氏》載：“已上則磨其旁，已下則磨其端”。這是說，磬聲太高，就磨去磬石兩旁使之變薄；磬聲太低，就磨去磬石兩端，使之變小變厚。實物資料表膽，磬身的光平程度也與磬聲質量有關，磬身越是平整，其發音就越准、越清。

東平山，又叫磬山，自古以來，就以其後山出產的磬石而聞名遠近。用東平山的磬石所做的磬，叫東平磬，擊音洪亮，回聲悠遠，讓人有一種翩然出塵的感覺。於是，東平磬成了每一位用磬樂師的心頭至愛，直到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的某個清晨，當連續三天狂肆的風雨突然放晴時，有人驚訝地發現：東平山後山懸崖邊挺立的一塊磬狀巨岩凸出的頂端被雕成一位少女，一位平凡樸素的村姑模樣的少女。從此，再也沒有人到後山採石制磬。所有的石匠異口同聲地說，當看到那位石雕少女的目光時，就覺得採石會打擾她的平靜。但真正的原因是，從那天開始，天下所有的東平磬都在一夜之間啞了。不管樂師們怎麼捶胸蹬足，用盡無數方法，東平磬就是啞了。勉強敲擊之下，最多也就“啪啪”兩下，石裂磬亡。唯一例外的只有東平寺一代高僧了塵和尚所用的東平磬，東平人每晚仍能聽到了塵和尚擊磬的聲音。東平寺就在東平山的前山，了塵和尚是這裡最德高望重的一位僧人。

相傳他尚在襁褒中時，就已舍入東平寺，五歲通佛理，八歲登壇講經，十二歲出任東平寺主持，二十歲辭去主持之位，潛心修行。每晚入夜時分，了塵和尚就閉上自己房間的門，在裡面有一聲沒一聲的擊磬誦經，那輕輕的磬聲清脆玲瓏，讓每一位聽者都有一種洗盡塵俗，明悟至理的感覺。

幾年前，有位宮廷樂師不遠千里來此，求了塵和尚所用的磬。了塵和尚二話沒說，就將房間里的磬送給他，奇怪的是那磬到了宮廷樂師的手中，就變成了與其他東平磬一樣的德性——啞了！東平人並不覺得奇怪，因為在他們眼中了塵和尚簡直就是活佛。活佛用的東西凡人怎麼能用得了呢？甚至有人說，就因為了塵活佛用了東平磬，所有天下的東平磬都不敢吭聲，這在佛經里叫“獅子一吼，百獸懾服”。也有個別人懷疑了塵和尚私藏了一個東平磬，而將啞磬送給那位樂師，或者了塵和尚有與眾不同的擊磬方法，理由是大家都只聽過了塵和尚的磬聲，誰也沒見過他擊磬。當然，這些懷疑只能私下裡想想，如果讓東平人知道，他們會認為懷疑了塵和尚是對整個東平最大的褻瀆。

不管怎麼猜測，今年都停了。因為已經120歲高齡的了塵和尚在年初做完一場盛大法事後，靜靜地坐化了。百里之內所有的荷花破冰綻放，滿寺異香足足七日方散，東平人奔走相告，了塵真佛證果西歸。為了證實了塵和尚已成正果，東平寺啟用了建寺以來所未曾試過的“水火煉金剛”驗證方法：只有證得正果的真佛才能留下金剛不壞之軀，才能經得起水火的考驗。所以，了塵和尚的肉身先是水浸百日，後置缸中火煉百日，而後還要土埋百日。當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照入東平寺時，東平寺的方丈親自執鏟將了塵的肉身從土中挖了出來。旁觀的僧眾、百姓不可思議地發現，經過三百日考驗的了塵肉身不但無一絲損壞變形，還發出黃金般的光澤，在陽光下熠熠生輝。頓時，佛號響徹了整個東平寺。

午時，東平寺的和尚們恭恭敬敬地將了塵的肉身重新用香湯沐浴后，扶上專為其設立的肉身佛蓮台上，由方丈親率眾僧拜了下去！“叮——”磬聲？磬聲？！這是東平磬特有的長迴音，是了塵和尚生前所住的房間里傳出來的磬聲！一聲、二聲……一共敲了三十六聲。

方丈拜畢起身，緩緩地問：“誰在了塵師祖的房間里敲磬？”監寺恭聲回答：“東平寺全寺僧眾一名不缺都彙集在此，何況，了塵師祖的東平磬本來就沒有槌，不能敲。就算有槌，也沒人能敲出真正的磬聲來。更奇怪的是，這磬聲跟平常了塵師祖敲的不同，沒有後面嗚嗚的回聲”方丈略一沉吟，點點頭說：“那麼大家一起去看看。”了塵的房間不大，只那容一床、一桌、一椅而已，所以三五個人走到裡面就覺得很擁擠。但方丈和監寺已無法分神再注意這些，他們的眼睛盯在磬上。那磬又在不敲而鳴，“叮——”、“叮——”又是三十六聲。方丈長長地吸了一口氣，說：“想來是了塵師祖肉身證佛，所用器物也便有靈性，還是把這磬供在了塵師祖的肉身前吧。”於是，方丈親自將磬捧到了塵的肉身之前，放畢、後退、再拜。“叮——叮——”好象這磬真的有靈，一到了了塵的身邊，再發出三十六聲，一聲比一聲空靈、一聲比一聲悠遠。等方丈再次拜完起身時，卻被眼前奇異的景象驚呆在當地：了塵肉身的眼角居然滲出一滴淚水，接著是第二滴……當一滴淚水落在磬上時，磬響了，就是平常了塵所敲出來的那種聲音“叮——嗚…”“叮——嗚……”。一滴二滴……那磬也便一聲二聲不緊不慢地響著，每響一聲，了塵黃金般的肉身便出現一寸灰跡。一百零八滴眼淚，一百零八聲磬聲。當最後一滴眼淚在了塵肉身的眼角滑落，滴在磬上時，居然在磬滴出了一個小洞，就像是一滴淚形的小洞，而了塵肉身也在最後一聲磬聲中化為飛灰……

後來呢？據說，就在那一天的午時，有人在東平山後山發現那磬狀巨岩上所雕的少女居然流淚了，流了三次，每次三十六滴，滴在所坐的磬上，發出玲瓏而奇怪的聲音。據說，那石雕少女的最後一滴眼淚將磬狀巨岩上滴出了一個洞，一個磬狀的洞，而石雕少女也在那最後一滴眼淚流下時化為飛灰。據說，東平寺的方丈在聽到人們的傳言后，親自將那隻留了一滴淚痕的東平磬送上磬狀巨岩，發現手中的東平磬與磬狀巨岩上的那個洞無論大小、形狀完全吻合，於是就用東平磬將那個磬洞補上。從此，天下的東平磬又可以敲出原來那無以倫比的聲音了，所有用磬的樂師欣喜若狂。只有一人例外，那是一位已修至樂神境界的磬師，他說，東平磬的聲音已不是原來的聲音，它已歷盡劫難而解脫，一聲就是一個世界，再也沒有其他的人、事、物、樂器可以參雜其中，可以打攪它的自在平靜。

新石器時代石磬都位於黃河流域；商代磬多數位於河南安陽殷墟；西周磬主要發現於陝西關中地區；東周磬在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較多，中原和江南各國流行；漢代是一些明器磬，實用磬很少。

商代的磬有石制、玉制和青銅製等不同材質，按照使用場所和演奏方式，謦可以分為兩種，一種為單個的大的磬，稱為特磬。一種叫編磬，特磬是皇帝祭祀天地和祖先時演奏的樂器，編磬是若干個磬編成一組，掛在木架上演奏，主要用於宮廷音樂。清代，特磬和編磬在宮廷音樂中用途頗廣。另外還有一種叫雲磬。

特磬多用於宮庭雅樂或盛大祭典，是皇帝祭天地、祭祖、祭孔時演奏的樂器。特磬有音高不同的12枚，都單獨懸掛在木製磬架上，它們大小不一，最大的是“黃鐘”，最小的為“應鐘”，在一年的12個月里，每個月各奏一個調的樂曲，如正月用太簇，十一月用黃鐘，十二月用大呂等，演奏時，只需換上相應調的特磬，合奏時，在每一樂句的末尾各擊特磬一下，起加強節奏的作用。

在河南安陽武官村殷墓出土的虎形大石磬，由大理石製成，已有3000餘年的歷史，音色與青銅樂器發出聲音一樣清亮。

清乾隆年間（1736～1795）製作的特磬（現為北京天壇收藏），採用新疆和田玉，形狀曲折。

離磬是把若干只磬編排成一組，發出幾個音色不同的音來。可以演奏旋獸首編磬

律的打擊樂器，多用於宮庭雅樂或盛大祭典。《禮記明堂位》中有：“叔之離磬”。離磬也就是後來的編磬。

商代的編磬，一般三枚一組，在殷墟西區出土有五枚一套的編磬。2000多年前的戰國初期，楚地的編磬製造技藝達到較高水平。

清代的編磬，主要用於皇帝與王公大臣慶典的“丹陛大樂”、宮中大型宴會的“中和清樂”和“丹陛清樂”。清乾隆年間製作的編磬，16枚為一套，大小相同，厚度有異，採用新疆和田碧玉，其形與特磬一致，只是體積較小，每次演奏時全套都要使用，隨樂曲旋律擊奏。在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還用黃金製作了一套金編磬，和它一起使用的還有一套金編鐘。

雲磬常用於宗教音樂，為寺院所用的法器。又稱“引磬”。古詩有：“磬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外形與仰缽形坐磬相同。形體很小，磬身銅製，形似酒盅，磬口直徑只有7厘米，置於一根長木柄上端，全長約35厘米。木柄旋以條紋為飾。雲磬為寺院中使用的法器，也用於宗教音樂中。演奏時，左手持木柄下端。右手執細長銅棍敲擊，發音清脆，在梵樂中常用以敲擊節奏。

1、內蒙赤峰松山區三座店山城遺址（夏家店文化）中出土的一件距今4000多年的石磬。這件不規則形狀的石磬長42厘米、最寬的地方30厘米、厚度2厘米。據專家介紹，這件石磬打制后又經過了精細的磨製，外表比較光滑，是中國現存最早的石磬中工藝更複雜，更具有藝術性的一件精品。

2、喇家遺址，主要為距今3500年至4000年的齊家文化遺存，齊家文化屬新石器時代向青銅時代過渡的一種文化類型，發現了中國考古目前最大的石磬王“黃河石磬王”，石磬清純悅耳，音律完整。應該可以推斷，更早前已經開始磬的製作。

3、1970年在春秋戰國時期楚國的國都，今湖北江陵紀南故城出土了一套25枚編磬。磬體用青色石灰石製成，上部作倨（gōu）句形，下作微弧形，表面都有較清晰的彩繪花紋和略顯凹凸的花紋。其中4枚繪有鳳鳥圖，色彩高雅，線條流暢。湖北隨縣曾候乙墓出土的全套編磬共四十一枚，石制，分上下兩層懸掛，上層十六枚，下層十六枚，另有九枚可隨時調用，這套編磬與編鐘密切配合，可在同一調高上進行合奏或同時轉調演奏。其音響效應“近之則鐘聲亮，遠之則磬音彰”。

4、1978年8月，中國考古學家在湖北省隨縣擂鼓墩發掘了一座距今2400多年的古墓──曾侯乙墓。墓中出土了具有古代楚文化特色的編鐘、編磬、琴、瑟、簫、鼓等一百二十多件古代樂器和大批文物。同時出土的曾侯乙編磬總共32枚，分上下兩層依次懸掛在青銅磬架上。全套編磬用石灰石、青石和玉石製成，音色清脆明亮。遺憾的是，出土時大多數斷裂破碎，已經無法敲擊發音了。1980年湖北省博物館和武漢物理研究所合作，製成了曾侯乙編磬的複製品。它的發音和原編磬的標音基本相符，音色優美動聽。

5、1974年山西省夏縣東下馮出土，長66.8厘米、寬28.6厘米。這件石磬為打制而成、表面粗糙，形狀近似鯨，其形態源於石鐮。中國古代重視禮樂，在舉行一些重要儀式時，都要以樂助興，增加莊重的氣氛。這件石磬的出土，表明了早在夏時期，中國就已經出現了用於禮樂儀式的樂器。後代的石磬也大多採用這種鯨頭的造型，不過製作技術為磨製，還出現了成組的石磬與銅編鐘配合，演奏曲調複雜的樂曲。

1、音樂史中的石磬研究

較早在音樂研究中涉及石磬的當歸中國古代音樂史學的形成和發展，在各方家的音樂史著作中論及各朝代樂器時均有對石磬的研究。從文獻角度對石磬進行校詁研究的有許之衡的《中國音樂小史》（1930：4～10）、王光祈的《中國音樂史》（1957：53）、薛宗明的《中國音樂史·樂器篇》（1990：173～189）、劉再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1998：21～24；47～48）等。

既從文獻又結合考古發現進行研究的，如：李純一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的“遠古樂器”一節中，引述傳說和卜辭中的石磬，論證了它必有其悠久的歷史，並對石磬的發展作了一些推測（1958：10）；在殷商時期舉安陽武官村虎紋大石磬和安陽永啟石編磬為例，論證了石磬“為旋律樂器是勿庸置疑的”（1958：24～25）。與李純一論述相似的有廖輔叔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簡史》，其中對原始社會石磬使用情況進行了一些推測（1964：4）；對春秋時期安陽武官村的虎紋大石磬、故宮藏安陽永啟編磬進行了簡述，認為此編磬可能不是全套，古人對音階的認識還沒達到標準化的程度（1964：16）。楊蔭瀏在《中國音樂史綱》中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后吸收進《中國古代音樂史稿》里。《史稿》在原始時代的樂器一節，對磬的名稱進行了考源（1980：11）；在夏商時期一章中，對武官村石磬及故宮藏永啟編磬進行了分析研究，並對甲骨文中“聲”字作了分析，認為其象手執槌擊磬的情形（1980：23～24）。夏野在《中國古代音樂史簡編》的遠古及夏商樂器中對石磬的起源作了考釋；對永啟編磬上所呈現的三音列，認為可以推見出當時常用三音列所組成的曲調，與此之前的專家觀點有異（1989：9）；“周代樂器中石磬朝著編磬的方向發展，逐漸成為比較完美的旋律樂器”（1989：30），與黃翔鵬等“編磬只作為骨幹音使用”有別。其他從文獻與考古兩方面結合進行研究的還有吳釗、劉東升的《中國音樂史略》（1983：4；28～29）；金文達先生的《中國古代音樂史》（1994：68；71～72；76）等。從這些著述中的論證方式看，他們都是將石磬放在各朝代中進行的。

石磬在我國古代佔有重要的地位，一度構築起先秦時期金石之樂的輝煌，成為那時歷朝代統治階級貴族身份地位的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