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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竑
明代官員、學者
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號漪園、澹園,生於江寧(今南京),祖籍山東日照(今日照市東港區西湖鎮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關於遷到南京的事,焦竑在《與日照宗人書》中說道:“我祖武略公自國初以官游留南京,二百餘年矣!德、靖間,飢疫相仍,一門凋謝,只余吾父騎都尉一人耳。”他父親焦文傑,號后渠,活到82歲。兄伯賢,曾做過廣東靈已知縣。
明神宗萬曆十七年(1589年)會試北京,得中一甲第一名進士(狀元),官翰林院修撰,后曾任南京司業。明代著名學者,著作甚豐,著有《澹園集》(正、續編)《焦氏筆乘》《焦氏類林》《國朝獻徵錄》《國史經籍志》《老子翼》《莊子翼》等。
焦竑(1540—1620年),字弱侯,號漪園,又號澹園,又號龍洞山農。生於江寧(今南京),祖籍日照市東港區西湖鎮大花崖村。祖上寓居南京。萬曆17年(1589年)會試北京,得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皇長子侍讀等職。他博覽群書、嚴謹治學,尤精於文史、哲學,為晚明傑出的思想家、藏書家、古音學家、文獻考據學家。
藏書家焦竑
焦竑是明代著名的藏書家。《明史·文苑·焦竑傳》載:“(焦竑)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無不淹貫,善為古文,典正訓雅,卓然名家。”《中國藏書家考略》載:“(焦竑)藏書兩樓,五楹俱滿。”在今江蘇省南京市珠江路同仁街,1994年前有一座坐北朝南的雙層木結構建築,它就是南京地區傳世最久的私家藏書樓建築——澹園藏書樓。藏書樓建築面積達350平方米。在南京,民間俗稱為“焦狀元樓”。
焦竑幼年、成年家境並不富裕,使焦竑自幼形成了嗜書、集書、抄書及後來條件改善後刻板印書的習慣。集腋成裘,使他成為晚明最大的私人藏書家,有“北李南焦”之說(李指齊東李開先,山東章丘人,明代戲曲家)。焦竑的藏書以抄本和宋明刊本居多。焦竑曾為自己豐富的藏書,編輯了一部兩卷本的《焦氏藏書目》。藏書樓有“澹園”、“抱瓮軒”、“竹浪齋”、“萬軸稷”、“五車樓”、“欣賞齋”,等,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收羅。《澹生堂藏書訓》記其“金陵焦太史弱侯,藏書兩樓,五楹俱滿。余所目睹,而一一皆經校讎探討”。
錢曾亦稱“近代藏書家,推章丘李(開先)氏,金陵焦氏”。曾編有《焦氏藏書目》2卷、《欣賞齋書目》6卷,均已佚。其“澹園”藏書樓一直保存至1994年,南京修建同仁大廈時被拆,歷經400餘年。焦竑把自己的藏書樓命名為“五車樓”,把書房命名為“欣賞齋”——焦竑對收藏到的每一部書,幾乎都經過了親自校勘,並蓋有“澹園焦氏珍藏”、“子子孫孫永保”、“弱侯讀書記”、“竹浪齋品”、“弱侯”、“抱瓮軒”、“漪南生”等印章。他的藏書曾經代表著明代南京地區私家藏書的最高水準,具有全國性的影響。對於焦竑的藏書,成為一些學者研究焦竑的切入點。晚清學者葉昌熾,在《藏書紀事詩·焦竑》中寫道:“委宛羽陵方蔑如,廣寒清暑殿中儲。校竑但惜無臣向,《七略》於今未有書。”
焦竑平生和李贄交往最厚。他認為佛經所說,最得孔孟“盡性至命”精義,漢宋諸儒所注,反成糟粕。企圖引佛入儒,調和兩家思想。刻印古籍甚多,大多是哲學及文學作品。他將讀書札記和論文,彙集成為了二十卷本的《焦氏筆乘》,成為焦竑考據與焦竑學術思想的重要文獻。
焦竑的藏書,在他謝世后,其出路為當時文人所關注。黃宗羲在《天一閣藏書記》中寫到“余在南中,聞焦氏書欲賣,急往訊之,不受奇零之值,二千金方得為售主……”,一方面,焦氏後人萬不得已,還不想賣掉先祖焦竑珍惜了一輩子的書,所以惜售不零賣;另一方面,黃宗羲拿不出“二千金”那麼多錢來整狀求購,後來雖託人求購,但至“余歸而不果”。在焦竑辭世二十多年後,在晚明的兵火動亂中,焦竑的藏書,最終還是散失了;“焦狀元樓”也在1994年春的南京同仁大廈工程中不幸被拆毀。這讓國內外眾多有識之士人扼腕嘆息!開始從諸多方面尋找、搶救這一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遺產。民革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南京大學著名教授徐雁,一直十分關注焦竑及其遺產遺存的保護工作,並為之奔走呼號。
1996年12月,南京大學教授徐雁在南京出版社出版的《南京的書香》里,對《焦竑的澹園藏書》給予了專門介紹。2000年底,由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主編、出版的3卷本《中國藏書樓》,給予了系統介紹。
焦竑的著述卷目可劃分為三大類:自撰類、評點類、編纂類。
包括:《澹園集》四十九卷、《澹園續集》二十七卷、《國史經籍志》五卷、附錄一卷、《焦氏筆乘正集》六卷、《焦氏筆乘續集》八卷、《筆乘別集》六卷、《支談》三卷、《俗書勘誤》三卷、《養正圖解》二卷、《墨苑序》一卷、《隱符經解》一卷、《遜國忠節錄》四卷、《易荃》六卷、《熙朝名臣實錄》二十七卷、《焦弱侯問答》一卷、《焦氏藏書目》二卷、《京學志》八卷、《金陵雅游編》一卷、《東宮講義》不分卷、《金陵舊事》十卷。
主要包括:《春秋左傳鈔》十四卷、《九子全書評林正書》十四卷、續集十卷、卷首一卷、《新鑄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蘇長公二妙集》二十二卷、《禹貢解》、《法華經精解評林》二卷、《園覺經精解評林》三卷、《老子翼》三卷、考翼一卷、《老子元翼》二卷、《新鍥翰林標律判學詳釋》二卷、《楞嚴經精解評林》卷、《楞枷經精解評林》卷、《東坡志林》五卷、《謝東樂集》卷、《增纂評註文章規範正編續編》七卷、《道德經元翼》二卷、《莊子翼》八卷,附錄一卷、《荀子品彙解評》二卷、《墨子品彙解評》一卷、《絕句衍義》四卷、《莊子品彙解評》卷、《列子品彙解評》卷、《註釋列子》一卷、《註釋老子》一卷、《註釋莊子》五卷、《蘇老泉文集》十三卷、《太上老子道德經註解評林》四卷、《老子讀注評林》四卷。
主要包括:《國朝獻徵錄》一百二十卷、《南華經餘事雜錄》二卷、《玉堂叢語》八卷、《歷科廷試狀元策》十一卷、《四書直解指南》二十七卷、《明四先生文范》四卷、《詞林歷官表》三卷、《皇明人物考》六卷、《明世說》、《楊升庵集》一百卷、《能文必要》四卷、《小學圖注》九卷、《雨蘇經解》、《釋道精解》十六卷、《新鋟翰林校正鰲頭合併古今家詩學會海大成》十八卷、《南華真經義海纂微》一百零六卷、《中原文獻》二十四卷、《漢魏諸名家集二十二種》一百三十一卷、《考工記解》二卷、《閩忠傳志》一卷、《莊子闕誤》一卷、《焦氏類林》八卷、《石室秘傳》十卷、《戰國策玉冰壺》八卷、《兩漢粹寶評林》三卷、《通鑒紀事本末前編》十二卷、《張子湖集》八卷附錄一卷、《坡仙集》十六卷、《五言律細》與《七言律細》各一卷、《明文珠璣》十卷等。
焦竑行書
焦竑的傳世著作主要現存北京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濟南、上海等圖書館及台灣、香港,海外日本、韓國等地。並被翻譯日、韓等多種文字出版,成為中華民族的優秀歷史文化遺產之一。
思想家焦竑
一個人在中國歷史上地位的有無與高低,取決於兩個方面:
就個人而言:在不同時代、不同領域和學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自覺或不自覺地認識和掌握了該領域事物發展規律,具有敏銳思想的人。他們成就的大小,取決于思想上認識和反映這些規律的程度如何。
就整體而言: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在曲折中生生不息、向前發展,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是一個世界發展的奇迹。其奧秘核心在於中國思想文化的“兼蓄包容”性,猶如滾滾東流的長江,不斷容納百川,奔騰向前。在與時俱進中,不斷打破思想桎梏;在兼蓄包容中,不斷積蓄能量,發展壯大。
焦竑,他承接與發展了晚明“泰州學派”的思想革新運動,打破了程子朱子“理學”死守教條,把聖人看成不可企及的“聖人思想至上”對人們思想的束縛。焦竑提出:“學道者當掃盡古人芻狗,從自己胸中辟出一片天地。”“芻狗”,是古人扎制的用以祭祀的泥、木偶。祭祀時,作為神聖之物,祭祀完,則棄之不用。焦竑認為,古人的學說,作用如同芻狗,那是在當時需要下杜撰出來的,隨著事過境遷,而後人將這些無用之物當作寶貝,只能蔽固自己的聰明……
泰州學派是“中國封建制社會後期的第一個啟蒙學派”。它所倡導的“人皆可以為堯舜”“人皆可為聖人”,把“百姓”和“聖人”放在等同的地位,維護大眾利益(“百姓日用是道”說);尊重、重視人的價值,人人平等(“格物說”)……鴉片戰爭以後的洋務運動、維新運動、改良運動,無不受到“泰州學派”思想的影響。他的吶喊,為人們的思想打開了一扇窗戶,走向了那個時代思想與文化的頂峰!
被海內外學術界稱為“規模最大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研究工程”——《中國思想家評傳叢書》,由江蘇省委、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推出。該《叢書》以探求中華傳統思想文化的深厚底蘊,揭示其發展變遷的內在規律為目標,遴選了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二千多年來文、史、哲、經、農、工、醫、政治、軍事、教育、科技和宗教等各個領域有傑出成就的百餘名人物。
文史哲諸領域的貢獻
焦竑一生博覽群書,涉獵廣泛。除著作等身、藏書兩樓外,在史學、金石文字學、考據學、文獻目錄學、印刷出版、哲學、佛教等諸多領域裡頗有建樹,贏得了他在這諸多領域裡的歷史地位。最突出的應是史籍文獻學研究。對焦竑的歷史文獻研究成果,後人評說:“焦公是明代中國文獻學第一大高手,博學淹貫,稀有能及”(《新語絲》1995年,第16期)。
對古籍藏書的分類整理,又使他成為了一位目錄學家。主要是其為明朝國史(萬曆時期受命的)所修撰的《經籍志》(未完成)。由於某些緣故受到《四庫》的批評。但是似乎對海外影響甚大。(內藤湖南《中國史學史》提到,日本有古版。可見流傳應當很廣。)
考據學方面,他將考證研究書籍中發現的錯誤,彙編成了《俗書勘誤》一書。
在印刷方面。他一生以“致用”為目標,廣泛搜輯抄撰存世書刊,成為了明代著名的古籍出版家;他在為皇長子做老師的過程中,創造性的將歷代有作為的皇帝年少時奮發圖強的故事,插入繪畫,編寫了文圖並茂、適合青少年閱讀的課外讀物——《養正圖解》。備受當代印刷界、出版界推崇。
南京大學著名學者、民革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徐雁教授評價焦竑:“他是中國明代後期著名的學者,在理學、史學、文學、語言文字學、文獻考據學等領域,都有著自己獨特的建樹,從而在中國思想學術歷史上自成一家。”(《明代南京學術人物傳》)。
徐光啟的恩師
在今上海市徐匯區南丹路光啟公園內,有一座氣勢恢弘、莊嚴肅穆的墓區建築群——它就是國務院公布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明代著名科學家、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徐光啟之墓。
上海《徐匯區志·徐光啟傳》載:
“(徐光啟)36歲應順天府(今北京)試,主考官是名儒焦竑,從落卷中發現他的才識,認為是‘名世大儒’,拔置第一。”萬曆二十五年(1597年),焦竑受皇帝之命,為國選拔人才,任會試副主考官。他在落選卷中得到了徐光啟卷,“(焦竑)閱而奇之,拍案嘆曰:此名世大儒無疑也。”毅然決然將已名落孫山的徐光啟拔至第一名。焦竑、董其昌還把徐光啟介紹給自己的同年登萊巡撫袁可立,使徐光啟在兵器方面的才幹有了用武之地,後來這兩位生死皆同年的師生輩成了朋友,在軍事戰略思想上都主張強化對朝鮮的控制,遺憾的是在天啟四年二人都受到閹黨的排擠而先後離職。
徐光啟後來的成就,證明了焦竑的眼光與膽識。徐光啟後任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畢生致力於研究天文、曆法、水利、測量、數學、農學等自然科學與技術,成為學貫中西、富於遠見卓識的明代科學家、政治家。他一生著譯達六十餘種,主要有《崇禎曆書》、《測量法義》、《勾股義》、《九章演演算法》、《徐氏庖言》等;總結中國歷代農業生產經驗,編撰了《農政全書》,成為中國近代科學的先驅。徐光啟終生不忘焦竑的知遇之恩,終生尊焦竑為恩師。這在徐光啟後半生及後人的著作中、徐氏宗譜中,多次記載了這一舊事。
焦竑與李贄及西學
治學思想
——焦竑與李贄及西學
研究焦竑,有一個不能不提的重要人物,那就是與焦竑同一時代的李贄。李贄(1527~1602年),號卓吾,泉州晉江(福建)人。明代卓越的思想家,官至姚安知府。一生有著作幾十部,最重要的有《藏書》、《續藏書》、《焚書》、《續焚書》等。萬曆二十七年(1599年),李贄與焦竑,首次會見義大利人、天主教傳教士、學者利瑪竇。
焦竑與李贄開始接觸西方思想——西學
焦竑在為著名學者管志道(號東溟,江蘇太倉人)所作的《管東溟墓誌》中寫到:“冀以西來之意,密證六經,東魯之矩,收攝二氏(以孔孟儒學為本吸納佛學、道學)”(見焦竑《澹園集》續集卷十四)。焦竑表達了他做學問的宗旨及治學成果——不斷吸收消化外來思想,又嘗試用中國傳統文化——儒學思想為基礎,來收攝各種學說。共同的志向、思想,使李贄與焦竑成為終生摯友。
中外學者論焦竑
焦竑在中國歷史上享有的“巨儒宿學,北面人宗”崇高的學術地位與社會聲望,能夠從史學家、其師生、朋友乃至中外學者的評價中,可窺一斑,並得到了相互印證:
——明末思想家、著名學者黃宗羲評價焦竑:“先生積書數萬卷,覽之略遍。金陵人士輻輳之地,先生主持壇坫,如水赴壑,其以理學倡率,王 州(明王世貞)所不如也。”(《明儒學案》卷三十五)。
——清禮部尚書、內閣大學士、軍機大臣、“三朝元老”張廷玉,在《明史》中寫道:焦竑,不僅是一位陽明心學的中堅,還是一位學識淵博的鴻儒,所謂“博極群書,自經史至稗官、雜說,無不淹貫。”(《明史》二八八卷)。
——明末著名科學家、農學家、政治家徐光啟在其《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中說:“吾師澹園先生,以道德經術表標海內,巨儒宿學,北面人宗”,其著述“無不視為冠冕舟航。”
——明代戶部尚書耿定向(焦竑恩師)之弟、兵部右侍郎耿定力在《焦太史澹園集序》中說:由於焦竑“識彌高,養彌邃,綜萬方之略,究六藝之歸。”“海內人士得其片言,莫不嘆以為難得。”
——明書法家、進士、江西布政司參議、好友黃汝亨在《祭焦弱侯先生文》中說:四方學者、士人無不以得見弱侯為榮,所謂“天下人無問識不識,被先生容接,如登龍門。而官留都者自六官以下,有大議大疑,無不俯躬而奉教焉。”
——義大利人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年)在回憶焦竑的回憶錄中寫道:
“當時,在南京城里住著一位顯貴的公民,他原來得過學位中的最高級別(按:指焦竑曾中狀元),中國人認為這本身就是很高的榮譽……這個人素有我們已經提到過的中國三教領袖的聲譽。他在教中威信很高。”(《利瑪竇中國札記》358-359頁)。
焦竑成為了晚明程朱之孔孟與佛、老(子)二氏、西方學術兼容並蓄之集大成者。
他以學者立身,融會各種學術思想而不陷於偏激,既衝破了改良主義“公安派”保守束縛,又沒有走向李贄的“極左”偏激。對西方學術,雖然沒有他的門生徐光啟的步子跨得大,但以其傾向,他是大度容納新知的有卓見的學者。
焦竑,是一位站在了晚明思想——能夠“與時俱進”的晚明思想的一個頂峰上的人。
朱元璋為焦竑高祖賜名
元朝末年,農民起義的烈火燃燒到齊魯大地。焦竑高祖焦朔,走出日照縣觀蘭鄉花崖里這片養育他的土地,參加了大明王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的軍隊,跟隨大軍南征北戰。他作戰英勇,在追隨大將軍徐達的北伐戰爭中,與元軍大戰於白溝河(今河北境內),明軍大勝,焦朔在這次戰役中立下了赫赫戰功。他被編入朱元璋的親軍,屯守京畿南京,並被授予世襲旗手衛副千戶的軍職。從此落戶江南。
在軍隊,焦朔克服文化基礎低的困難,勤奮向學,鑽研兵書,被到軍隊里巡視的朱元璋發現。
朱元璋詢問了焦朔的姓名、祖籍、家庭及戰功等情況,隨後說:“我給你改個名字吧。”
焦朔就有了明太祖賜予他的新名字:焦庸。
“庸”,有功勛的意思,既有酬賞、銘記軍功的意思,又有不惰好學、繼立戰功的鼓勵。
這對於一個中下級禁衛軍軍官來說,確實是一個莫大的榮耀,也是焦氏家族歷史上值得永遠銘記的榮光之事。
明代著作家周暉,在《續金陵瑣事》記載:“太祖與親近大臣改名,固為異典。御奉天門,召旗手衛焦朔,賜名為庸,此更是異典之異也。今旗手衛皇冊首載此事。(焦朔)即太史澹園先生之始祖”。
正因為焦竑高祖原籍日照,祖父輩占籍南京,焦竑稱呼自己的鄉貫時,又有自己的另外一個名字“琅琊焦竑”。
萬曆17年(1589年)春天,是明神宗己丑科的會考之年。焦竑風塵僕僕趕到北京應考。殿試下來,他被萬曆皇帝御筆欽點為第一甲第一名,成為明開科252年來的第72位狀元。同榜士子還有陶望齡、祝世祿(文學家、書法家)、馬經綸(御史)、袁可立(兵部尚書)、董其昌(書法家)、馮從吾(工部尚書)等,皆一代名士。
喜訊傳來,家鄉金陵上元縣、祖籍山東日照縣,因為本地出了這麼一位新科狀元,都感到莫大的光榮。依照舊例,府縣分別撥出專款來為他建立紀念牌坊。時江南與山東地區都在鬧災荒,災民流離失所。焦竑得到兩地準備各要給自己建造牌坊的消息后,即刻帶信給兩地縣令,加以勸阻,並建議將建造牌坊之款轉用作救災之費,救濟當地災民。
焦竑在信中寫道:
“前兩得手書,具感垂念。周公建仿事,雖托張簿辭之,還煩吾丈一行,蓋他人不能言其曲折耳。仆雖不肖,然不能益於鄉人,亦豈敢累鄉人乎?此不敢當一也;地方旱荒之餘,有一金可活一人,乃以此不貲,費之無用,此不敢當二也;古人不朽,自有所在,仆能勉強樹立,異日或能彰一時相成之美,敢徒以建造頓煩民力,此不敢當三也。幸以此離言之,縱工作已興,必求罷免為望。”(見焦竑《澹園集》卷十三)
焦竑堅辭了兩地的狀元坊。
面對家鄉官員上奏朝廷的賑災奏摺,和主管衙門拖延敷衍,焦竑力向司農官員陳情,終於為桑梓爭取了5000兩銀子的款項。對故鄉日照,他在《與日照宗人書》中,袒露了眷戀家鄉,和千山萬水阻隔,不能盡孝的歉疚(見康熙十一年《日照縣誌》第97頁、《日照市志》第814頁)。
在焦竑的請求下,故鄉日照縣將狀元坊銀一部分轉用作救災,另一部分,為焦竑修繕了祖林,建設了護林花牆,購置了祭田,除供歲祀外,周濟同族貧困兄弟。
古寺 古樹 故鄉行
在大花崖村東南,隔河相望,原有一座花岩寺。
據傳,花岩寺為唐代所建造,距今約有1380年的歷史。
面對現狀,筆者已經無法想象這座古寺廟的模樣,只能從四百多年前焦竑留給我們的詩作及其史料,去尋找那個古寺的影子了。
明萬曆17年(1589年),焦竑中狀元后,便在北京擔任翰林院修撰。
明萬曆18年(1590年),焦竑的“試用期”滿,被獲准省親。
他在從北京到南京的路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回故鄉日照省親,告祭先祖(上喜墳)。
當他久住他鄉,踏上故鄉的土地,面對大花崖村,認祖歸宗回來的狀元郎焦竑激動不已。
他走在故鄉的土地上,徜徉在花岩寺下,唐杏樹下,揮毫填寫了一首五言律詩——《花岩寺》:
“一上花岩寺,回瞻紫氣遙。”
焦竑回頭看到的,是他先祖們世代生養的土地,和他們永遠長眠的地方。一幅三國周郎意氣風發、瀟灑倜儻又躊躇滿志的飽學新科狀元郎形象,和在家鄉母親懷裡對故土無限眷戀之情,躍然紙上。正如他在《與日照宗人書》中所說,他把自己取得的一切成就,歸功於先世祖宗之積德,父母之教督,還歸功於家鄉的好風水……面對家鄉群山環繞、山花簇擁、山清水秀的優美的自然環境,這位新科狀元抒發了對家鄉日照由衷的熱愛!他在《花岩寺》中續寫道:幽深臨絕壑,突兀礙層宵……。
焦竑對日照文化的貢獻
萬曆十八年(1590年),日照縣由知縣杜一岸主持,創修了日照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日照縣誌》。
四百多年來,日照歷遭兵燹,這首部縣誌至今還沒有下落,但所幸焦竑為這部縣誌所作的序言,在清“康乾盛世”中所修撰的康熙版及光緒版的《日照縣誌》中保存了下來。
焦竑十分關心家鄉的教育事業。焦竑考中狀元后,與家鄉保持了密切的聯繫。除了在物質上力所能及幫助家鄉外,對家鄉教育事業傾注了大量心血。
清代《日照縣誌》在《鄉賢·焦竑》篇中記載:
“公篤維桑,遙遙花崖里族黨親,問訊不絕,邑士員笈從游者,甚眾。安公重、李公蕃執經最久,用登甲第,得公甄陶之力居多雲,余詳儒林。”(見康熙版《日照縣誌》第39頁)
明代,日照縣共有含焦竑在內的進士9人。其中有焦竑的學生2人:安重,今兩城鎮安家嶺人,為萬曆三十五年(1607年)進士;李蕃,今後村鎮后馬庄人,為萬曆四十一年(1613年)進士。
在《日照縣誌》中,保存了焦竑的兩篇關於記載、論述日照教育發展的文章。一篇是《日照縣重修廟學記》。他對日照縣儒學的發展,尤其晚明日照縣的發展情況作了全面記載,並描繪了大力興辦日照教育,推動日照文化事業發展的前景。他期望有一天,“余還故鄉”,看到日照文化繁榮發展的景象。另一篇是《日照縣修尊經閣記》。寫於萬曆四十四年(1616年)。是焦竑晚年應日照的另兩位學生申勸、牟國華的請求而作。他讚揚了明代李文星、陳如錦等開明知縣領導日照人民,通過修尊經閣、倫明堂等教育設施,興辦教育、教化民眾、抵禦倭寇等政績,記載了日照文化發展的脈絡,同時也高屋建瓴指出了日照文化發展的浮躁與陋習之處。
焦竑的《新修火神廟記》,寫於萬曆36年(1608年),它一方面記載了這一年日照火災嚴重,損失慘重的史實。另一方面,頌揚了莫逆好友、仁人申公修廟、築路,救民於水火的一系列善舉。字裡行間,充滿對善事善舉社會風尚的頌揚與倡導。由於明代《日照縣誌》的散佚,它成為人們了解明代風土人情、氣候、價值取向等不可多得的一篇史料。
對狀元故里開發的建議
1、將狀元故里遺存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並爭取日後列為全省乃至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聘請有關專家,結合旅遊等規劃,兼顧生活生產,進行總體規劃,使林、寺、祠、樹、碑、路等形成不同的功能區,形成一個完整系統的文物體系。
2、建成日照市首個融儒、佛、道、西“四合一”的文化紀念地。一是恢復佛教遺存花岩寺;二是在花岩寺建設日照古代儒學教育蠟像館,再現日照舊時教育特點與日照舊時風俗;三是建設東西學成就展覽館。籌建焦竑著名門生——西學先驅徐光啟成就展、明清兩代東西方學科學交流成果展、日照肖派藝術(肖九成)、邢派藝術(江蘇太倉邢少蘭)等書畫藝術展館;四是將道教遺存——西湖回龍觀道觀修復一併納入規劃。
3、建設焦竑紀念館。展覽其生平與成就(包括先輩);迎取焦竑他鄉黃土歸里,在先祖墓后建狀元冢。建設名副其實的“狀元林”;設計建設焦竑半身漢白玉或花崗石雕像。由公助民辦,參照北京文天祥紀念館建設模式,社會與海內外焦氏後人募資修建。
4、建立焦竑著作陳列室。將焦竑一生散存於北京國家圖書館、南京、上海、濟南、台灣及日本、韓國等海外的著作搜集起來,回日照陳列。
6、適時將焦竑生平改編為電視連續劇。市場化運作,邀請國內藝術家,再現焦竑一生的思想、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