琅琊刻石

“始皇頌詩”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於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摶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治輕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逾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儘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庄。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歡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跡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琊。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夫=楊繆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正，猶刻金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並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於全石，以為表經。”

“二世詔書”

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請具刻詔書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

附註

①加框表示殘石存字；=表示合文。

②清代嚴可均據殘石認為原石上“始皇頌詩”的第二段所刻為“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狀、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繆”。

《琅琊刻石》分為兩部分，前半部分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所刻，後半部分是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所刻。琅琊台位於山東省青島市黃島區琅琊鎮駐地東南5千米處，三面臨海，海拔183米。據《吳越春秋》記載，春秋時代，越王勾踐于越王勾踐二十四年（前473年）攻滅吳國以後，為向北擴張以稱霸中原，曾徙都於琅琊，並在琅琊築台，建“望越樓”。秦始皇統一中國后，於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年）東巡郡縣，南登琅琊，於琅琊台上刊刻《琅琊刻石》（前半部分），歌頌秦之功德。秦二世元年（前209年）春季，秦二世為威服海內而效法秦始皇巡視郡縣，東巡碣石、會稽等地。李斯同行，奏請秦二世在秦始皇所立刻石旁上刻詔書以彰顯先帝成功盛德，於是在《琅琊刻石》上加刻詔書（後半部分）。

技法

《琅琊刻石》拓片(2張)

書法上，《琅琊刻石》的線條圓潤勁挺，在技法上與後世篆刻中的“沖刀法”更為接近。筆畫線條上，總體粗細均勻，給人以圓渾厚重之感。具體而言，“大夫”二字為合文，或向兩邊斜向下書寫，或作橫畫，到達兩端后再延伸向下；“皇”字中“白”字上端先作短豎後向左右分開，或分開部分作平直狀，或作斜直向下書寫；“金”字的四點或均為直線向外斜出，或均是先縱向一段，接著向外平出，轉折處為圓中帶方；“也”字的下半部分的線條或先向左下後向右下，弧度較大，或直向下後轉向右下，弧度較小。結體上，同一個字結體相同，均高長緊密端正，可謂法度謹嚴、雍容典雅、古厚圓渾，給人以古意盎然之感。

清代文學家劉熙載：秦篆簡直，如《嶧山》《琅邪台》等碑是也。（《藝概·卷五·書概》）

近代書法藝術家楊守敬：近有推此為宇內第一碑者，蓋不信《石鼓》為周制耳。自《泰山刻石》毀於火，《芝罘刻石》淪於水，贏秦之跡，惟此巍然。雖磨泐最甚，而古厚之氣自在，信為無上神品。（《激素飛清閣評碑記·卷一·琅玡台刻石》）

近代書法家、篆刻家吳昌碩：琅琊石刻十二行為斯相的跡。二世詔書於會稽、泰山、碣石略同，惟前文異耳。古澤淵懿，具有典漠訓誥遺意。斯相小篆僅存茲石。泰山毀於火，零落十字。會稽久佚，碣石出自撫本。此刻一髮千鈞，直如麟鳳。（《吳昌碩談藝錄·秦琅琊台石刻》）

近代書法家康有為：①《琅琊》秦書，茂密蒼深，當為極則。（《廣藝舟雙楫·卷二·體變第四》） ②今秦篆猶存者，有《琅琊刻石》《泰山刻石》《會稽刻石碣》《石門刻石》，皆李斯所作，以為正體，體並圓長，而秦權、秦量即變方扁。（《廣藝舟雙楫·卷二·分變第五》） ③《石鼓》為篆之宗，《琅琊台》《開母廟》輔之。（《廣藝舟雙楫·卷四·十六宗第十六》） ④秦斯《琅玡石刻》茂密極矣。（《廣藝舟雙楫·卷六·論書絕句第二十七》）

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時任密州知州的蘇軾登琅琊台時，始皇頌詩已泯滅，僅存二世詔書。其《書琅琊篆后》記曰：“今頌詩亡矣，其從臣姓名僅有存者，而二世詔書具在。”明代萬曆二十六年（1598年），諸城知縣顏悅道重修琅琊台時立石碑一座，將殘存刻石鑲嵌於碑上。清代順治年間（1644年－1661年），諸城知縣程淓於碑石南面磨其迸裂痕，刻“長天一色”四字，署名而隱其姓。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諸城知縣宮懋讓見刻石裂，熔鐵束之，得以不頹。道光年間（1821年－1850年），鐵束散，刻石碎。其後，又有諸城知縣毛澄築亭覆之，加以保護。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石遭雷擊散失。民國十年（1921年）至民國十一年（1922年），諸城縣視學王培祜等先後兩次到琅琊台搜尋散碎石塊，運至諸城經粘合修復后，移置諸城縣署，並記錄得石始末，有孟昭鴻、柯昌泗等刻跋。解放后，移置山東省博物館。1959年，移置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1992年10月，膠南市委員會、膠南市政府決定修復琅琊台，並延請當代書法家熊伯齊依《琅琊刻石》原文重篆，取青州墨青石鐫刻，歷時一年余，於1994年5月在琅琊台上立《重刻秦琅琊刻石碑》。碑高4.08米，底寬2米，中寬1.68米，上寬1米，厚0.9米。

此外，清代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廣東高要人何瑗玉摹刻有《清摹刻秦琅琊台碑》。碑高1.15米，寬0.83米，原置於廣東肇慶七星岩，后移至廣州六榕寺，1963年再遷置廣州博物館碑廊。碑以肇慶端硯石刻制，已從上而下斜折斷為兩半，未損文字。

《琅琊刻石》流傳於世的拓本大致有3種：

①原石本。即清初所傳拓本，只有二世詔書12行，凡84字。清代學者阮元曾遣書佐至琅琊台，剔秦篆於榛莽中，拓之多得“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

②文勛摹本。北宋書法家文勛應蘇軾之請摹寫，曾摹刻入《澄清堂帖》（卷十一），後有蘇軾《書琅琊篆后》。

③嚴可均寫本。清代嘉慶十三年（1808年）八月，舉人嚴可均據《史記》所載，仿家藏舊拓本式重寫全文，字形大小悉依真跡。同治十一年（1872年），周昌富鉤摹上石，每半頁3行，每行4字，凡18頁，後有周昌富、沈善登、吳雲、嚴辰、顧恩來五人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