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四史
二十四史中的前四部史書
從第一部《史記》記敘傳說中的黃帝起到陳壽的《三國志》即：
【漢朝西漢】司馬遷的《史記》
【漢朝東漢】班固的《漢書》
【南朝宋】范曄的《後漢書》
【晉朝西晉】陳壽的《三國志》
史記
班固的《漢書·藝文志》在著錄這部書時，改成《太史公百三十篇》，後人則又簡化成《太史公記》、《太史公書》、《太史公傳》。《史記》最初沒有固定書名，一般稱為《太史公書》，或稱《太史公記》，也省稱《太史公》。《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開始，《史記》由通稱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名。近人梁啟超稱讚這部巨著是“千古之絕作”（《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魯迅譽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漢文學史綱》）
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任太史令，寫古今通史的願望沒有實現，臨終要司馬遷完成其夙願。後來，司馬遷繼任父親太史令之職，開始寫《史記》，十多年後，終於完成。以個人力量編寫縱貫中國整個上古時代的通史，幾千年來，無出其右者。司馬遷不以成敗論英雄，而以人格的魅力作為抑揚的標準。例如對於失敗者項羽，司馬遷賦予了種種悲劇英雄人格力量，寫項羽之神勇，諸侯將“莫敢仰視”，寫虞姬項羽之別，悲歌和應，更是千古離別之冠，賺盡詩人才子筆墨，盪盡失意之人哀腸。這使《史記》不僅成為史書之典範，也是不朽的文學名著，魯迅先生贊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整部《史記》，帝王將相無數，英雄豪傑無數，鴻儒碩學無數，司馬遷“想見其為人”的，唯有孔子與屈原，司馬遷欣賞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氣魄；屈原的遭遇，與己身之遭遇同病相憐，其恢宏之辭章，也為司馬遷所嚮往，融入歷史的寫作中，使其成為一幅瑰麗雄渾、蕩氣迴腸、悲天憫人的歷史畫卷。
司馬遷
一、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世代為史官，司馬談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歷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而且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三、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石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又稱前漢書，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東漢班固撰，主要記述漢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繼《史記》之後中國古代又一部重要史書。
《漢書》出版以後，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學者爭相傳誦，《漢書》中最棘手的是第七表《百官公卿表》，第六志《天文志》，這兩部分都是班昭在她兄長班固死後獨立完成的，但班昭都謙遜地仍然冠上她哥哥班固的名字。班昭的學問十分精深，當時的大學者馬融，為了請求班昭的指導，還跪在東觀藏書閣外，聆聽班昭的講解呢！班昭年逾古稀而逝，皇太後為她素服舉哀。
《漢書》包括帝紀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篇，後人劃分為一百二十卷。它的記事始於漢高帝劉邦元年（前206年），終於王莽地皇四年（23年）。
《漢書》的編著者班固（32—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自幼聰敏”，“九歲能屬文，誦詩賦”；成年後博覽群書，“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由於《史記》只寫到漢武帝的太初年間，因此，當時有不少人為它編寫續篇。據《史通·正義》記載，寫過《史記》續篇的人就有劉向、劉歆、馮商、揚雄等十多人，書名仍稱《史記》。班固的父親班彪（3—54）對這些續篇感到很不滿意，遂“采其舊事，旁貫異聞”為《史記》“作《後傳》六十五篇”。班彪死後，年僅二十幾歲的班固，動手整理父親的遺稿，決心繼承父業，完成這部接續《史記》的巨作——《史記後傳》。就在班固著手編撰《漢書》不久，永平五年（公元62年）有人向朝廷上書，告發班固“私改作國史”。皇帝下詔收捕，班固被關進了京兆監獄，家中的書籍也被查抄。其弟班超擔心他受委屈而難以自明，便上書，在漢明帝面前申說班固著述之意，地方官也將其書稿送到朝廷。漢明帝了解情況后，很欣賞班固的才學，召他到校書部，任命他為蘭台令史。蘭台是漢朝收藏圖書之處。蘭台的令史共有六名，秩六百石，掌管和校定圖書是其職責。
《漢書》在吸取《史記》成果的基礎上，糾偏補缺。如補立《惠帝紀》，補敘了當時有影響的制度和法令。又增王陵、吳芮、蒯通、伍被、賈山諸傳，還將張騫事迹從《衛將軍驃騎列傳》中抽出，加以擴充，設立專傳。此外，於賈誼、晁錯、韓安國等傳中，增補了不少詔令奏疏。其中，如賈誼的《治安策》，晁錯的《言兵事疏》和《募民徙塞疏》尤為著名。比較完整地引用詔書、奏議，成為《漢書》的重要特點。此外，邊疆諸少數民族傳的內容也相當豐富。
《漢書》的體例與《史記》相比，已經發生了變化。《史記》是一部通史，《漢書》則是一部斷代史。《漢書》把《史記》的“本紀”省稱“紀”，“列傳”省稱“傳”，“書”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漢代勛臣世家一律編入傳。這些變化，被後來的一些史書沿襲下來。
《漢書》記載的時代與《史記》有交叉，漢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漢歷史，兩書都有記述。這一部分，《漢書》常常移用《史記》。但由於作者思想境界的差異和材料取捨標準不盡相同，移用時也有增刪改動。
《漢書》新增加了《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藝文志》。《刑法志》第一次系統地敘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體的律令規定。《地理志》記錄了當時的郡國行政區劃、歷史沿革和戶口數字，有關各地物產、經濟發展狀況、民情風俗的記載更加引人注目。《藝文志》考證了各種學術別派的源流，記錄了存世的書籍，它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圖書目錄。《食貨志》是由《平準書》演變來的，但內容更加豐富了。它有上下兩卷，上卷談“食”，即農業經濟狀況；下卷論“貨”，即商業和貨幣的情況，是當時的經濟專篇。
《漢書》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從太昊帝記到吳廣，有“古”而無“今”，因此引起了後人的譏責。後人非常推崇《漢書》的《百官公卿表》，這篇表首先講述了秦漢封官設職的情況，各種官職的許可權和俸祿的數量，然後用分為十四級、三十四官格的簡表，記錄漢代公卿大臣的升降遷免。它篇幅不多，卻把當時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變遷清清楚楚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這部書中所用材料，第一是根據他父親所寫，又根據其他人如劉向、劉歆、揚雄、馮商、史岑諸人。在《漢書·藝文志》里有一書稱《著記》一百九十卷，此是漢廷史官所撰，或許亦為班固撰《漢書》時所採用。而在葛洪《抱朴子》里有一段話說：“家有劉子駿漢書百餘卷。欲撰漢書，編錄漢事沫得成而亡，故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試以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其所不取者二萬餘言而已。”此謂書無宗本，但雜錄而已者，亦可說只是一些札記。故謂他“編錄漢事”，殆是一條一條一段一段地編錄。而以此一百多卷的編錄本來校班固的《漢書》，幾是全部採取了劉子駿的編錄，沒有用的只有兩萬多字。葛洪這段話，不像是隨便造說，可是當好好審讀。第一，劉歆書只是個雜錄，非有成書。第二，說“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劉書”，此語可分兩個講法。一是班固《漢書》完全抄了劉歆；一是劉歆《漢書雜錄》，為班固完全抄了。此兩講法大不同，我們絕不能說班固《漢書》“全取劉書”，明明他父親就寫了幾十篇傳。但劉歆的編錄，班固卻全抄了，不抄的只有二萬多字。劉歆乃西漢末年一位大學者，他編錄了一百多卷材料，全為班固所取，那亦必是很重要的。至於《漢著記》一百多卷中間材料如何，我們無法知道。若說如孔子以前的“未修春秋”，那恐未必然。而劉歆在西漢學術上的地位，則或許還應在揚雄之上，決不輸過班彪。班固花了幾十年工夫，憑藉他父親及劉揚編錄下的許多好材料在那裡，倘使諸位今天要寫一部民國史，而從前有人先有一部筆記預備寫民國史的留給你，那自然用處就大了！劉歆所錄下的材料總是很有用。試舉一例，《漢書》里特別詳及谷永。此人對劉欲發生著大影響，在《劉向、歆父子年譜》里，說谷永是當時大儒，漢代後半期的政治思想，此人影響非常大。劉歆助養代漢，自有一套政治思想作底，非如後來魏晉篡位之比。今《漢書》里谷永材料特別多，或許正是劉歆所編錄也不可知。
我們批評《漢書》內容，同時就該批評到班固這個人。書的背後必該有人，讀其書不問其書作者之為人，決非善讀書者。諸位不要認為書寫出便是。如他寫了一部歷史書，他便是個史學家，此固不錯。但我們也得反過來看，因他是個史學家，才能寫出一部歷史。而且我們也不要認為每一作者之能事，盡只在他寫的書上。孔子之為人，不能說專在寫《春秋》。周公之為人，也不能說專在《西周書》里幾篇與他有關的文章上。司馬遷寫下了一部《史記》，但儘管有許多其他方面的，在《史記》里不能寫進去。我們要根據《史記》來了解司馬遷一個活的人，若我們只讀《史記》，而不問司馬遷其人，即是忽略了《史記》精神之某一方面，或許是很重要的一方面。若我們來講人的話，則班固遠不如司馬遷多了。在後代中國，唐以前多看重《漢書》，宋以後始知看重《史記》。鄭樵《通志》里說：“班固浮華之士，全無學術，專事剽竊。”在《文選》里班固有《兩都賦》、《幽通賦》等，故而說他是“浮華之士”。但若說他“全無學術，專事剽竊”，那話或許講得過分些。寫史當然要抄書，太史公《史記》也何嘗不是從舊史料中抄來。《漢書》最後一篇《敘傳》，正是學《史記》里的《太史公自序》。但《太史公自序》把他寫書歸之其父之遺命，即在《報任少卿書》中亦然。而班固的《敘傳》卻並沒有講到他父親，說他自己的《漢書》只是承續父業。有人為班固辯護，在《漢書》里也曾稱到他父親，而稱“司徒椽班彪”。看這五字，便見與司馬遷不同。司馬遷稱他父親為太史“公”，不直稱太史令，又更不著姓名，那見是司馬遷之尊親。而班固稱他父親便直呼“司徒椽班彪”，這可說是班固的客觀史筆嗎？班固寫《漢書》，或說開始固是繼續著他父親的寫下，後來則是奉了朝廷詔旨而寫，因此他不能說我這書是繼續父親的，這也是強為辯護。無論怎麼講，總覺得班馬兩人有不同。班固明明是繼承父業，而把父業抹去了，在他《敘傳》里沒有大書特書地把他父親寫出來，單拿這一點論，鄭樵稱之為“浮華之士”，實不為過。
當時有人說班固寫《漢書》有“受金之謗”。別人賄賂他，希望寫一篇好傳，或者把壞事情少寫幾句，這話見於劉知幾《史通》。當然是相傳下來有此話，所以劉知幾《史通》也講到了。在先有劉勰的《文心雕龍》，在《史傳篇》里已為班固辯誣，說“征賄鬻筆之愆”是沒有的。所以我們不能根據這些來批評《漢書》。可是鄭樵《通志》又說，東漢肅宗曾對竇憲說：重視班固而忽略了崔駰，那是不識人，等於葉公之好龍。平心而論，班固在人品上學術上或許不如崔駰，是可能的。然而《漢書》一出，“當事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在王充的《論衡》里也就屢次提到班固《漢書》，可是後來又有人說王充看見了班固，那時班固還是一小孩子，王充摸著他頭說：這個小孩將來要做大事！這就不可靠，不過王充曾稱讚過《漢書》則是事實。只舉一人，後來寫《後漢書》的范曄，在他的《後漢書》里便有班彪班固的傳，他曾批評司馬遷班固說：“遷文直而事核，固文贍而事詳”。這十字，十分有道理。司馬遷的文章“直”，而事則“核”，是經得起考據和批評的。當然《史記》里也有事情講錯的，不曉得多少，大體言之，文直事核，縱有忽略，也可原諒。“贍”就不如“直”，“詳”亦不如“核”。若使文贍而不真，事詳而不核，那就要不得。范曄接著又說：“固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此說《漢書》敘事不過激也不詭異，不把一人一事過分壓低，或過分抬高。“贍而不穢”，是說整齊乾淨不髒亂。“詳而有體”是說每事本末始終，表裡精粗都有體。故能“使讀之者亹亹不厭”，《漢書》能成大名，確有道理。范蔚宗此一批評卻很好。但范氏又說：“其論議常排死節，否正直，不敘殺身成仁之為美，輕仁義，賤守節。”此數句卻批評得甚為嚴重。這些病痛，當知並不在行文與敘事之技巧上，而在作者自己的見識與人格修養上。諸位如讀太史公書，即如《魏公子列傳》、《平原君列傳》、《刺客列傳》之類，此等文字，皆非《戰國策》書中所有，乃大史公特自寫之，而使人讀了無不興會淋漓，歡欣鼓舞，想見其人。《漢書》中此等文字絕找不到。諸位且把《漢書》從頭到尾翻一遍，何處見他排死節？何處見他否正直？例如《龔勝傳》，他是漢末一死節之士，而班固說他“竟夭天年”，這豈不是說照理還該活，而死節轉貽譏了嗎？又如王陵、汲黯，此兩人，太史公《史記》里都有，《漢書》稱他們為“戇”。又如《王章傳》，那也是能殺身成仁的，而班固批評他說：“不論輕重，以陷刑戮”。又如《何武傳》，班固說：“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既怕危殆，自然也只有依世。又如《翟義傳》，班固批評他“義不量力，以覆其宗”。即觀上舉諸例，可見班氏《漢書》不是無是非，而是把是非顛倒了。范蔚宗說他“輕仁義，賤守節”，一點也不冤枉。而他還要說司馬遷“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免極刑”。但班氏自己也豈不死在牢獄里。司馬遷乃是為李陵辯護，而班固則投在竇憲門下。兩兩相比，大不相同。但他總不失為有才、能文，也花了一輩子工夫，《漢書》也是寫得好。在魏晉南北朝唐初，群認《漢書》是部好書，正為那時人都講究做文章。後來韓柳古文興起，文學眼光不同，對《史》《漢》高下看法亦不同。上引范蔚宗論《漢書》，本亦承之華嶠，而傅玄亦貶班固，謂其“論國體，則飾主缺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可見當時史家公論。范蔚宗也是不獲令終，死在監獄里，但范蔚宗《後漢書》，在講仁義守節等事上，不知比《漢書》好了多少。又在《後漢書》班固的贊里說：“彪識王命，固迷其紛”。班彪曾寫了一篇《王命論》，不為隗囂所屈，可說有見識，有操守。不如其子固，生值漢朝中興天下賓士之際，對種種世俗紛紜還是看不清。把他們父子相比，也復恰如其分。總之，一位史學作者應有其自己之心胸與人格。對其所寫，有較高境界，較高情感的，而適為彼自己心胸所不能體會，不能領略，則在其筆下，自不能把此等事之深處高處曲曲達出，細細傳下。但如諸位此刻學歷史，不細讀一部書，只一條條地檢材料，則從前史家好處壞處都忽略了，都全不知道。
今再說班固《漢書》，略論考史方面，有他父親六十幾篇的傳，有劉欲之所編錄，選材大概是不差。論“寫史”，班氏文筆也不差。班氏所缺乃在不能“論史”。當知在考史寫史中，無不該有論史精神之滲入。如太史公寫《孔子世家》，主要並不在考與寫，而在其背後之論。我們讀太史公書，常會“有意乎其人”，有意乎他之所寫，如信陵君、平原君、聶政、荊軻，往往使人在百代之下想見其人。此因太史公能欣賞這許多人，寫來一若平平凡凡，而都能躍然紙上。一部《史記》，所以都見其為是活的，乃因書背後有一活的司馬遷存在。所以司馬遷《史記》，不僅是一部史學書。文學書，而還有其教育意義之存在。即如《魏其武安侯傳》，這是在太史公當時武帝朝上兩位大臣，同時也是政敵，一升一沉，一得意，一失勢，事亦平凡，而太史公文章實在寫得好，顯因太史公自有一番真情滲人其間。又如他對李陵，因而及於陵之祖父李廣，史公付以極大同情，而對同時衛青之為大將軍者，反而對之漠然。今試問太史公在此等處，此一種情感是否要不得？他不僅作《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等，在學術上的高下是非講得極清楚極正確，即對一普通人物普通事件，如魏其、武安兩人之相軋，在當時政治上也曾發生了大波瀾，其實從古今歷史大體言，也可說沒有什麼大關係，然而太史公這一篇《魏其武安列傳》，繪聲繪形，寫得真好。至於班固的《漢書》，往往有其事無其人。如說殺身成仁，其人之死事是有的，而其人之精神則沒有傳下。我們若用此種標準來讀此下的歷史，則真是差得又遠，還更不如班固。班固《漢書》贍而能詳，他把事情詳詳細細地都擺在那裡，又不亂七八糟，敘事得體，范蔚宗的批評正說准了他的好處。而范蔚宗《後漢書》長處自也不須多講。我們果能用這樣般的眼光來讀書，自能增長了自己的見識，抑且還提高了自己的人品。不是定要讀《論語》《孟子》，才知講道理。讀歷史則只講事情，其實在事情背後也還有一個道理。果自己無本領批評，諸位且莫盡看重近代人批評也該知有古人早有的批評。即如此論太史公《史記》和班固《漢書》之高下，范蔚宗的批評豈不更值得我們之欣賞。
《漢書》這部史學巨著，有記敘西漢帝王事迹的“紀”十二篇；志各類人物生平及少數民族、外國情況的“傳”七十篇；專述典章制度、天文、地理和各種社會現象的“志”十篇；史“表”八篇。全書八十萬字。書中的史料十分豐富翔實。漢武帝以前部分，基本上依據《史記》寫成。漢武帝以後部分，除吸收了班彪遺書和當時十幾家讀《史記》書的資料外，還採用了大量的詔令、奏議、詩賦、類似起居注的《漢著記》、天文曆法書，以及班氏父子的“耳聞”。不少原始史料，他都是全文錄入書中。如《賈誼傳》錄入了《治安策》等奏議。《晁錯傳》錄入了《舉賢良對策》、《教太子疏》等奏疏。以前，有人從文學角度批評《漢書》說；“孟堅所綴拾以成一代之書者，不過歷朝之詔令，諸名臣之奏疏爾。”其實，從史書看，這正是它的優點。許多原始史料，今天已經看不到，多賴《漢書》收入，為我們保存下來。《漢書》的“志”即是《史記》的“書”，但比《史記》增加了《刑法志》、《地理志》、《藝文志》和《五行志》四篇，所包容的歷史現象更為博大豐腴。特別是《藝文志》，記述了當時和前代的書籍源流、存佚、內容，並作了分類，是中國留存最早的一部目錄學書。以後的“正史”大多效仿它，寫入這部分內容。作為史書，在敘事上，《漢書》的特點是注重史事的系統、完備，凡事力求有始有終，記述明白。這為我們了解、研究西漢歷史，提供了莫大方便。至今，凡研究西漢歷史的人，無不以《漢書》作為基本史料。
就體裁論。《漢書》與《史記》同為紀傳體史書。不同的是，《史記》起於傳說“三皇五帝”，止於漢武帝時代，是一部通史；而《漢書》卻是專一記述西漢一代史事的斷代史。這種紀傳體的斷代史體裁，是班固的創造。從此以後，歷代的“正史”都採用了這種體裁。這是班固對於中國史學的重大貢獻。《史通·六家》說：“如《漢書》者，究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皆精鍊，事甚該（賅）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無改斯道。”劉知幾的這個評價，今天看來還是很公允的，它道出了班固及《漢書》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毋庸諱言，作為一部封建史書，《漢書》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的封建性。它宣揚漢家王朝上“承堯運”，“以建帝業”；漢高祖劉邦“實天生德，聰明神武”。這就為當時以繼承西漢正宗而建立起來的東漢封建統治，披上一層神秘外衣。製造了其存在的神學合法依據。《漢書》認為，人民對於封建統治者，應該有“守職奉上之義”。必須服服帖帖地做到“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維護封建社會的等級統治秩序。不難看出，班固的史學思想正是時代和他本人情況的反映。當時的東漢王朝。專制主義封建制度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班固師承儒家正宗之學，又有著封建官宦的家世。這一點與司馬遷作《史記》時的情況已經大不相同。歷來人們喜歡對比班馬，但是必須首先分析其時代的同異和個人經歷、家世之差別，然後才可以得出歷史主義的正確認識。否則，或褒或貶都會失去應有的依憑。《漢書》的封建正統思想，對於中國後世的正史，有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漢書》沿襲《史記》的體例，但作了一些改動，也有一些創新。在紀部分，《漢書》不稱“本紀”，而改稱為“紀”（如《高帝紀》），在《史記》的基礎上，《漢書》增立《惠帝紀》，以補《史記》的缺略；在《武帝紀》之後，又續寫了昭、宣、元、成、哀、平等6篇帝紀。《漢書》取消了《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將項羽的事迹移入列傳，立了《陳勝項籍傳》。而王莽稱帝十餘年，《漢書》並未立紀，而將他歸入列傳，立了《王莽傳》。在表的部分，《漢書》立了8種表，其中6種王侯表裡根據《史記》有關各表製成的，主要記載漢代的人物事迹。只有《古今人表》和《百官公卿表》，是《漢書》新增設的兩種表。《古今人表》名為“古今”，卻只記載古代至楚漢之際的歷史人物，共分為九等，後人因此而指責它不合斷代之體。八表之中，最受後人推崇的是《百官公卿表》。此表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以文字記述秦漢職官設置年代、職權範圍、俸祿數量和官職演變等內容；第二部分列出各種職官的表格，記錄職官的升降遷免，較完整地介紹漢代的官制情況。在志部分，《漢書》改《史記》的“書”為“志”，而又豐富和發展了八書，形成中國史學上的書志體。
《漢書》的志，包括律歷、禮樂、刑法、食貨、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溝洫、藝文等10種。其中，改變或合併八書名稱的有律歷、禮樂、食貨、郊祀、天文、溝洫等6種，但它們的內容或者不同，或者有所增損。如《食貨志》在承襲《平準書》部分材料的同時，又增加新的內容，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記“食”，敘述農業經濟情況；下卷載“貨”，介紹工商及貨幣情況。《郊祀志》、《天文志》和《溝洫志》，也在《封禪書》、《天官書》、《河渠書》的基礎上，分別增加一些新的內容。除此之外，刑法、五行、地理、藝文等四志，都是《漢書》新創立的。其中的《藝文志》是記載中國古代學術文化的各種學科、不同學派的源流和得失，也記錄漢代官府藏書的情況，是中國現存的第一部目錄學的著作。在傳部分，《漢書》繼承《史記》的傳統。但它不設“世家”一目，凡屬《史記》世家類的漢代歷史人物，《漢書》都移入傳部分。原屬《史記》的一些附傳，《漢書》則擴充其內容，寫成專傳或合傳，如張騫、董仲舒、李陵等人的傳記。
《漢書》因襲《史記》，又不同於《史記》，其特點有三。
其一，《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聖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於聖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於封建正宗思想。《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迹。
其二，《漢書》開創斷代為史和整齊紀傳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並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既不利於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於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於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於首篇。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後來封建史家的讚譽，並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於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於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對於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後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其三，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於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後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漢書》又合併《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中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我們續講《漢書》和《史記》的比較。《漢書》也有比《史記》對後來影響大，該說是寫得好的，就是它的十志。《漢書》的“志”，在《史記》里稱作“書”。《史記》有《封禪書》，《漢書》改成了《郊祀志》。封禪是漢武帝時一件大事，司馬遷的父親就為對這事意見和當時朝廷不同，不見採用，抑鬱在家病了，後來司馬遷作《史記》，專記這事成一篇。實際《史記·封禪書》也不是只講了漢武帝一朝的封禪，但班孟堅就把這題目改稱《郊祀志》。“郊”是祭天，“祀”是祭地，祭天祀地是從來政府一項大禮節，封禪只是在此項目中的一件事。班書從上講下，講的是這郊天祀地的演變，其實講法還是和太史公書差不多，只是題目變了，意義便別。以後歷代正史都可有《郊祀志》，不如《史記》里的《封禪書》，卻像只是當時一項特殊事件。又如《史記》里有《平準書》，《漢書》把來改成《食貨志》。“平準”乃是漢武帝時一項經濟政策，這是一項極重大的經濟政策，太史公特別把來作“書”名。而到班孟堅，把平準改成食貨。平準只是講“貨”，此又加上了“食”，國家經濟最重要的兩件事——便是“食”與“貨”。這一篇志，便成這一代的經濟史。後來每一部正史可以都有一篇《食貨志》，但不一定都有一項平準制度。又如太史公有《河渠書》，因漢武帝時及其以前黃河決口，漢朝屢施救治，太史公就作了《河渠書》。渠就是渠道，班孟堅再把此題目擴大，改做《溝洫志》。“溝洫”是古代井田制度里的水利灌溉，當然治水害、開河渠，都可寫在這裡面。《史記》八書，每每特舉一事作題目，而《漢書》則改成一個會通的大題目，不限在一件特別的事上。《漢書》雖是斷代為史，而他的十志則是上下古今一氣直下，從古代一路講來，卻不以朝代為限斷。司馬遷《史記》本是一部通史，而他的八書命題，偏重當代。班孟堅把他題目換了，就等於看成一個通的，上下直貫，古今相沿的事。我們講過，歷史上換了一個朝代，便換出一個樣子，人物制度都可換，但在制度里有許多是從頭貫通下來的，如像郊祀之禮、像食貨經濟情形等，在歷史上一路沿襲，不因朝代之變而全變。班氏找出幾項最大的題目來作“志”，於是此一體在歷代正史中成為一特出的。一般學歷史的人，覺得志最難讀，不像讀本紀列傳等，讀志才像是一種專家之學。學歷史要知道歷史中的事件較簡單，如漢武帝時怎樣、宣帝時怎樣，都是比較簡單。但要知道漢代一代的經濟水利等，像此之類，題目較大，必要一路從上貫下，不能把年代切斷。若照《史記》封禪、平準等篇名，好像只是當時一特殊事項，從班孟堅改換篇名，顯然性質大變。
而且也有《史記》里沒有，而《漢書》添進去的。《史記》只有八書，而《漢書》有十志。如《漢書》里的《地理志》，此後講到中國沿革地理的，第一部參考書是《禹貢》，實際《禹貢》只是戰國晚年時的偽書，第二部書便是《漢書·地理志》，其效用影響甚大。地理內容又可分兩部分，一是當時的政治地理，分郡、分國，共一百零三個，使我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雙代的政治區域大概劃分，盡在這裡了。以後歷代政治區域劃分不同，也幾乎每一斷代史里都有《地理志》。會在一起，就可以研究中國的沿革地理。而同時班孟堅又根據《詩經》十五國風，把各地民情風俗彼此不同處，都扼要地寫上。這一部分卻又是《漢書·地理志》里極重要的，惜乎後人不能根據此點繼續班氏來寫得更深更好。如我們今天，也都知道台灣和福建不同，福建和廣東不同。每一時代之不同，如能有人學班固《地理志》寫出，這將為讀歷史人貢獻了一個極大重要之點。故自有《漢書》以後，歷代學歷史的人，特別對於《漢書》里的十志工夫用得大。如《地理志》，只講清代一代研究它的，就不曉得多少，這在史學中已成了一種專門之學。又如《漢書》另有一篇《藝文志》，亦為《史記》所沒有。《漢書·藝文志》是根據劉向劉歆的《七略》而來。劉向歆父子在當時是監管漢代皇家圖書館的，外邊看不到的書，盡在皇家圖書館里，他們父子把這許多書彙集整理分類，成為《七略》，此是一種有提綱的分類編目，班固根據這編目來寫《漢書·藝文志》。雖然只是根據劉向劉歆，並不是班固自己所寫，但這篇《藝文志》就變成了將來所謂目錄校讎學最深的泉源，最大的根本。在中國廿四史里，就有八史有此同樣的志。後人把此八篇匯刻單行，稱為《八史經籍志》。從古書籍，任何一部書，從何時傳下，有的一直流傳，有的半路失掉。如漢代有的書，到隋代沒有了。隋代有的，唐代、宋代沒有了。我們只要一查各史《藝文志》、《經籍志》便知。要講學術史，有此一部兩千年積聚下來的大書目，這是歷代國立圖書館的書目，真是珍貴異常。可是從來的學者講究《地理志》較易，講究《藝文志》較難。直到南宋時代鄭樵《通志》里的《校讎略》，清代章學誠的《文史通義》與《校讎通義》，才把《漢書·藝文志》的內蘊講得更深透。直到今天，成為我們講學術史，特別是講古代學術史的一個極大依據。當然普通讀《漢書》的人，有的不懂地理，不會看《漢書·地理志》。有的不會看《藝文志》，不懂《六藝略》、《諸子略》這種分類的重要。但亦有人專門研究《漢書》十志中的一部分，如《地理志》、《藝文志》等，其所貢獻也往往在研究《史記》者之上。
《漢書》也有表，中間有一《古今人表》，很受後人批評。因《漢書》是斷代的，而《古今人表》，則從古到今把一應人物都列上了，此與《漢書》體例不合。《史記》雖是通史，但古人列傳的並不多。第一篇是《伯夷傳》，伯夷前邊的人都不管了。第二篇《管晏列傳》，從伯夷到管仲這中間還盡有很多人，也全沒有了。而這個古今人表則網羅甚備。固然在當時應有書作據，而在現代，十之七八也還可考查得出。清代就專有人為此人表逐一查他出處。不過此表被人批評，重要的並不在這些人之多出在漢以前，而更為他把古今人分成了自上上到下下的九品。如孔子列上上，顏淵列上中，老子則放在下面去了。當然把歷史上人分成九品，不會都恰當。然而大體上說，堯舜在上上等，桀紂在下下等，像此之類，也不必特別太嚴苛地批評。因有人批評及此，就討論到《古今人表》是否班固所作，還是後人加上，我們不論這一點，只講《古今人表》在《漢書》里也如《地理志》、《藝文志》等，都是超出於《史記》之上的一類文章，該認為這是班固《漢書》有價值的地方。
讀《漢書》應該注意其版本。清代乾隆年間武英殿刊印的“殿本”和清代同治年間的“局本”都是較好的版本。尤其是商務印書館的百衲本，系影印北宋的景佑本而成，其中很少錯誤，是《漢書》的善本。新出版的中華書局《漢書》標點鉛印本，是經過了專家學者的精校，又為之標點，讀起來更為方便。《漢書》多用古字古義，文字艱深難懂，以至班固同時代的人，竟必須為《漢書》作音義的註解方可讀懂。據《隋書·經籍志》記載，自東漢至南北朝期間，為《漢書》作注的大約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註釋音義居多。關於《漢書》的注本，唐以前諸家所注都已失傳。清代王先謙（補註：王先謙，長沙人，字益吾，號葵園：室名虛受堂。王先謙學術成就最大的方面是史學。其仿經疏體例註釋舊史的代表作是《漢書補註》。該書旁采諸家之說，經多年窮究，使疑難不解之處得以通曉，因而至今仍受國內外史學界推崇。其他的註釋著作《後漢書集解》、《新舊唐書合注》等也頗見功力，被後代史學史專家評為“王氏所作補註、集解諸作，都是校注書中標準的著作。”)彙集唐以後四十多家意見作成的《漢書補註》。這些註釋，對於《漢書》中的字音、字義和史實等均有詳細考證，為我們閱讀《漢書》提供了便利，成為今天使用《漢書》的重要工具。另外，近人楊樹達的《漢書管窺》及《漢書補註補正》，都可以參考閱讀。
顏師古以上所列名單及說明有不妥之處。首先，荀悅似不應列入。荀悅曾依《左傳》體改編《漢書》為《漢紀》，但並未註釋《漢書》。姚振宗《後漢藝文志》所載《漢書》註釋家不收荀悅，應該說是合理的。其次，顏師古排列名單是以註釋家生活時代為順序的。按此，荀悅應在服虔、應劭之後，而不能居於首位。最後，鄧展、文穎后所謂“魏建安中”云云是錯誤的。顧炎武就此批評道：“建安乃漢獻帝年號，雖政出曹氏，不得遽名以魏。”
拋開這些不論，可以看到以下幾點：第一、以上註釋家，自漢末應劭以下至東晉郭璞之間，多數人往往事迹無聞，正如顏師古在《序例》中說:“諸家註釋，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這與東漢有很大不同。東漢的註釋家如延篤、服虔、應劭等均見諸史傳，屬當時一流的學者。建安以後眾多註釋家事迹無聞，學術地位不高。這似乎說明對史書的註釋已非學術主流。第二，按時代而論，註釋家以漢魏時期為主。荀悅以下至韋昭17人均屬這一時期。西晉只有晉灼、劉寶、臣瓚三家，東晉只有郭璞、蔡謨兩家。郭璞“止注《相如傳序》及遊獵詩賦，”而蔡謨只是“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貢獻無多。按《敘例》所說，晉代註釋家的工作是以集解為主：
《漢書》舊無批註，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於梁陳，南方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己之所見，續廁其末，舉駁前說，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帙。今之《集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作，乃謂之應劭等《集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斯不審耳。
這段說明頗為重要。按《隋書·經籍志》載，應劭著有《漢書集解音義》二十四卷。《後漢書》卷48《應奉傳附應劭傳》亦稱劭“集解《漢書》”。可是若按《敘例》說，應劭並未集解《漢書》，作集解的是西晉的“臣瓚”，應劭的註釋應稱為《漢書音義》。姚振宗不同意顏師古的說法。他在《後漢藝文志》中說：“按顏氏言《七志》、《七錄》已然，則自宋及梁由來已久，亦何至一誤再誤？至唐初修志猶未刊正，而五代人、宋人修唐書又復遞相沿誤？揆諸事理，或不盡然。疑應書、瓚書卷數相同，顏監但見瓚書，不見應書，故有是言耳。”姚氏的懷疑雖有道理，但終無證據，顏氏之說不可輕易否定。《敘例》為應劭書特作說明，應該是有根據的。此外，應劭之前可以確認為《漢書》作注的只有服虔一家，應劭似不具備作集解的條件。如果這樣解釋可以成立，則集解《漢書》是西晉才出現的。王鳴盛推測：“大約晉灼於服、應外，添入伏儼、劉德、鄭氏、李斐、李奇、鄧展、文穎、張揖、蘇林、張晏、如淳、孟康、項昭、韋昭十四家。臣瓚於晉所采外添入劉寶一家。”晉代的的集解可以視之為對漢魏時期眾多的註釋所做的總結。註釋減少了，總結性的集解一再出現，這些都是學術將變的徵兆。
有關《漢書》的重要考訂之作，有如下數種：清王念孫《讀漢書雜誌》，清沈欽韓《漢書疏證》，清周壽昌《漢書注校補》，清錢大昭《漢書辨疑》，清朱一新《漢書管見》，清沈家本《漢書瑣言》，近人楊樹達《漢書窺管》，近人陳直《漢書新證》。
王、周之作，長於音訓文義。二沈、錢、朱諸氏精於考證。楊樹達之訓詁校勘也頗有可取。惟陳直別開生面，系統利用居延和敦煌漢簡、漢碑、秦漢銅器、漆器等古器物文字，秦漢印璽、封泥和瓦當等文字，以作新證，多所發明。其中對《百官公卿表》的發伏疏證，尤為精當。
此外，金少英《漢書食貨志集釋》是研究漢代經濟的重要參考書。岑仲勉的《漢書西域傳地里校釋》則是研討西域地名沿革的必讀書。
清末王先謙集六十七家考訂之作的精華，撰《漢書補註》。其個人發明雖不多，但綜合抉擇能力極強，成就斐然，至今無可替代，是閱讀《漢書》最基本的參考書。其缺點是對錢大昭、周壽昌諸人之精說，採摭均有未備。所以清代學者的考訂之書仍不可輕廢，而近現代學者的新成果，更需格外重視。
清人有關《漢書》表志的校補之作甚多，成就亦較大。有代表性的佳作多收入《二十五史補編》及《史記漢書諸表訂補十種》二書中。其中夏燮《校書八表》、梁玉繩《人表考》、楊守敬《漢書地理志補校》、姚振宗《漢書藝文志拾補》最為重要
後漢書
《後漢書》的版本流傳，經歷了複雜的過程。在唐代，劉昭所注《後漢志》三十卷與李賢所注《范書》是單獨別行的，直到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後漢書》初刻本及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年）的校定本，都還沒有收入《續志》。到了干興元年（1022年），由於孫奭的建議，此後的刻本才把《續志》附在范書紀傳之後合刻。毛氏汲古閣本也是如此。而明代監本在合刻時抹掉了司馬彪的名字，改劉昭注補為補並注，清代武英殿本又照明監本翻刻。這樣，就很容易使人誤認為八篇志是劉昭注並補的了。1965年由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後漢書》，對於古人在這方面的粗略疏忽進行了清流正源的工作。校點者參考各本，重編新目；在排列順序上，把范書紀傳部分及李賢注放在前，司馬彪所撰《續志》及劉昭注放在後，各部分都寫明作者姓名。經過這一整理，整部《後漢書》面目一新。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出身於一個世族家庭。他的祖父范寧曾任晉豫章太守，著《穀梁集解》一書。《十三經註疏》中的《穀梁傳註疏》就是以《穀梁集解》為基礎寫成的。他的父親范泰官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是宋武帝劉裕的得力助手。他博覽群書、潛心著述，作《古今善言》二十四篇。所以范曄有很深的家學淵源，一直以名門之後自居，生性孤傲，不拘小節，仕宦不甘居人後，著述也不甘居人後。以此成名，也以此喪身。
元嘉九年（432年），范曄在為彭城太妃治喪期間，行為失檢得罪了司徒劉義康，被貶為宣城太守，范曄鬱郁不得志，就藉助修史來寄託他的志向，開始寫作《後漢書》。元嘉二十二年（445年），當他完成了本紀、列傳的寫作，同時又和謝儼共同完成《禮樂志》、《輿服志》、《五行志》、《天文志》、《州郡志》等五志的時候，有人告發他參與了劉義康的篡位陰謀，因此下獄而死。元嘉二十二年（445年）范曄被殺，當時《後漢書》志稿乃范曄請謝儼代作，稿雖完成，但謝儼恐范曄之禍及於己身，匆忙將志稿毀掉，使《後漢書》只有紀傳部分流傳了下來。
在范曄《後漢書》之前，已問世的有關東漢歷史的重要著作不下十部，主要的有東漢劉珍等奉命官修的《東觀漢記》、三國時吳國人謝承的《後漢書》、晉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後漢書》、謝沈的《後漢書》、袁山松的《後漢書》，還有薛瑩的《後漢記》，張瑩的《後漢南記》、張璠的《後漢記》、袁宏的《後漢記》等。
八家《後漢書》
謝承《後漢書》，一百三十卷。謝書紀、志、傳諸體俱全，且有所創新。如《兵志》、《風教傳》為其所獨有。從佚文推斷，《獨行》、《方術》、《逸民》、《列女》諸傳當創始於謝書，並為范曄所吸取。謝書表彰忠義隱逸，不以名位為限。且謝書中所述江南名士甚多，為范書及其他諸家後漢書所不及。現存謝書佚文數量較多，其中又半為范書所失載。但此書地方色彩較濃，京洛事缺於三吳，不能全面反映東漢一代歷史。
薛瑩《後漢記》，一百卷。此書佚文所存數量甚少，僅光武、明、章、安、桓、靈六帝紀論及少數人物傳散句。其論贊褒貶抑揚，發自胸臆，直道而陳，有一定的史識。
司馬彪《續漢書》，八十三卷。其八志併入范曄《後漢書》，已見前述。紀傳佚文數量僅次於謝承書。書名《續漢書》顯系接續《漢書》而作。范書刪改諸史時，重於文采，有的史實節略過甚，以至晦暗不明，往往要靠諸家後漢佚史訂補，而《續漢書》最受重視。以李賢注為例，引司馬彪書多達一百四十九條，遠在他書之上。裴松之《三國志注》中，引用《續漢書》釋漢末之事也最多。
華嶠《後漢書》，九十七卷。嶠改稱志為典，計劃寫十篇，惜未竟而卒。復由其子華徹、華暢相繼整理，始成完帙。南北朝時，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稱其書“准當”，與司馬彪書之“詳實”等駕齊觀。所以范曄撰《後漢書》，除以《東觀漢記》史料為基礎外，華嶠書成為其主要藍本。直接襲用華嶠論贊可知者達十處之多，占范曄論贊的十分之一。
謝沈《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所存僅《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五志佚文，對《續漢志》略有助益。列傳佚文甚少，且與范書雷同，用處不大。
袁少松《後漢書》，一百卷。袁書紀傳質量不高，佚文偶有可取。但志書較全，佚文亦多，其中《郡國志》、《五行志》佚文對訂補《續漢志》較有助益。
張璠《後漢紀》，三十卷。《後漢紀》似為未完之作，流傳不廣，散亡亦早。但所記漢末之事頗詳，為袁宏所吸取。從佚文看，四庫館臣以為皆以袁紀文意為佳。故璠紀利用價值不大。
張瑩《後漢南記》，五十五卷。書早亡，佚文數量也最少。唯安帝見銅人條，為其所獨載。
以上，前七書的輯本，以清姚之駟的《後漢書補逸》為最早。清人輯本中質量最精的，當推汪文台的《七家後漢書》。
汪氏留意於諸家後漢書，以稽古餘力，重為搜補。於所藏姚輯本，隨見條記，丹黃殆遍。弟子汪學敦復有增益，輯稿遂成。其取輯廣博，輯文豐富，考辨精審，出處周詳，編目有序，末附無名氏《後漢書》佚文一卷，頗便於用。不過，汪氏僻居遠縣，觀覓善本以資校助，脫漏衍訛，在所難免。汪氏歿后，書稿售於他人，雖經湯球手錄以付其子，但仍有散失。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趙叔、林粲英刊行時，校刻未精，復增舛■。加上未輯張瑩記，其功未畢，有待訂補。周天游《八家後漢書輯往》的出版，彌補了汪輯的不足，是較好的輯本。
范曄以《東觀漢記》為基本史料依據，以華嶠書為主要藍本，吸取其他各家書的長處，刪繁補缺，整齊故事，超越眾家，後來居上。所以到了唐代，范曄《後漢書》取代《東觀漢記》，與《史記》、《漢書》並稱“三史”，盛行於世。而諸家《後漢書》，除袁宏《後漢紀》外，都相繼散亡。於是范曄《後漢書》成為我們現在研究東漢歷史的最基本的依據。
范曄《後漢書》的記述，起於劉秀起兵推翻王莽，終於漢獻帝禪位於曹丕，詳載了東漢一百九十五年的歷史。
《三國志》是晉代陳壽編寫的一部主要記載魏、蜀、吳三國鼎立時期的紀傳體國別史，詳細記載了從魏文帝黃初元年（220年)到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年)六十年的歷史。《三國志》全書六十五卷，《魏書》三十卷，《蜀書》十五卷，《吳書》二十卷，共六十五卷。陳壽是晉代朝臣，晉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國志》尊魏為正統。《三國志》為曹操寫了本紀，而《蜀書》和《吳書》則記劉備為《先主傳》，記孫權稱《吳主傳》，均只有傳，沒有紀。
《三國志》位列中國古代二十四史，與《史記》（漢·司馬遷)、《漢書》（漢·班固)、《後漢書》（范曄、司馬彪)並稱前四史。
《三國志》不僅是一部史學巨著，更是一部文學巨著。陳壽在尊重史實的基礎上，以簡練、優美的語言為我們繪製了一幅幅三國人物肖像圖。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