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

《國語》的作者，自古存在爭議，迄今尚未有定論。最早提出《國語》作者為左丘明的是西漢大史學家司馬遷。他在《報任安書》中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後東漢史學家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也記載：“《國語》二十一篇，左丘明著。”按照他們的說法，左丘明為孔子《春秋》作傳后，不幸失明，但他：“雅思未盡……稽其逸文，纂其別說……”根據作傳所剩下的材料，又編輯了一本書，即《國語》。班固、李昂等還把國語稱為《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

但是在晉朝以後，許多學者都懷疑這類說法。晉代思想家傅玄最先提出反對意見，他在《左傳·哀十三年：正義》引中言：“《國語》非左丘明所作。凡有共說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國語》虛而《左傳》實，其言相反，不可強合也。”宋人劉世安、呂大光、朱熹，直至清人尤侗、皮錫瑞等也都對左丘明著《國語》存有疑問。

宋代以來，包括康有為在內的多位學者懷疑《國語》為西漢劉歆的偽作。

到了現代，學界仍然爭論不休，一般都否認左丘明是國語的作者，但是缺少確鑿的證據。普遍看法是，國語是戰國初期一些熟悉各國歷史的人，根據當時周朝王室和各諸侯國的史料，經過整理加工彙編而成。他們認為：《國語》並非出自一人、一時、一地。它主要來源於春秋時期各國史官的記述，後來經過熟悉歷史掌故的人加工潤色，大約在戰國初年或稍後編纂成。

國語在內容上有很強的倫理傾向，弘揚德的精神，尊崇禮的規範，認為“禮”是治國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國語的政治觀比較進步，反對專制和腐敗，重視民意，重視人才，具有濃重的民本思想。

國語記錄了春秋時期的經濟、財政、軍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種內容，對研究先秦時期的歷史非常重要。

四庫提要記載

《國語》·二十一卷（戶部員外郎章銓家藏本）

吳韋昭注。昭字弘嗣，雲陽人，官至中書僕射，《三國志》作韋曜。《裴松之注》謂為司馬昭諱也。《國語》出自何人，說者不一。然終以漢人所說為近古。所記之事，與《左傳》俱迄智伯之亡，時代亦復相合。中有與《左傳》未符者，猶《新序》、《說苑》同出劉向，而時復牴牾。蓋古人著書，各據所見之舊文，疑以存疑，不似後人輕改也。

《漢志》作二十一篇。其諸家所注，《隋志》虞翻、唐固本皆二十一卷，王肅本二十二卷，賈逵本二十卷，互有增減。蓋偶然分並，非有異同。惟昭所注本，《隋志》作二十二卷，《唐志》作二十卷。而此本首尾完具，實二十一卷。諸家所傳南北宋版，無不相同。知《隋志》誤一字，《唐志》脫一字也。前有昭《自序》，稱兼采鄭眾、賈逵、虞翻、唐固之注。今考所引鄭說、虞說寥廖數條，惟賈、唐二家援據駁正為多。《序》又稱凡所發正三百七事。

今考注文之中，昭自立義者：《周語》凡服數一條、國子一條、虢文公一條、常棣一條、鄭武庄一條、仲任一條、叔妘一條、鄭伯南也一條、請隧一條、瀆姓一條、楚子入陳一條、晉成公一條、共工一條、大錢一條、無射一條。《魯語》朝聘一條、刻桷一條、命祀一條、郊禘一條、祖文宗武一條、官寮一條。《齊語》凡二十一鄉一條、士鄉十五一條、良人一條、使海於有蔽一條、八百乘一條、反胙一條、大路龍旂一條。《晉語》凡伯氏一條、不懼不得一條、聚居異情一條、貞之無報一條、轅田一條、二十五宗一條、少典一條、十月一條、嬴氏一條、觀狀一條、三德一條、上軍一條、蒲城伯一條、三軍一條、錞於一條、呂錡佐上軍一條、新軍一條、韓無忌一條、女樂一條、張老一條。《鄭語》凡十數一條、億事一條、秦景襄一條。《楚語》聲子一條、懿戒一條、武丁作書一條、屏攝一條。《吳語》官帥一條、錞於一條、自亞刂一條、王總百執事一條、兄弟之國一條、來告一條、向檐一條。《越語》乘車一條、宰一條、德虐一條、解骨一條、重祿一條。不過六十七事。合以所正訛字、衍文、錯簡，亦不足三百七事之數。其傳寫有誤，以六十為三百歟。

《崇文總目》作三百十事，又“七”字轉訛也。錢曾《讀書敏求記》，謂《周語》“昔我先世后稷”句，天聖本“先”下有“王”字；“左右免胄而下”句，天聖本“下”下有“拜”字，今本皆脫去。然所引注曰云雲，與此本絕不相同，又不知何說也。此本為衍聖公孔傳鐸所刊。如《魯語·公父文伯飲酒》一章，注中“此堵父詞”四字，當在“將使鱉長”句下，而誤入“遂出”二字下。小小舛訛，亦所不免。然較諸坊本則頗為精善。自鄭眾《解詁》以下，諸書並亡。《國語注》存於今者，惟昭為最古。

黃震《日鈔》嘗稱其簡潔，而先儒舊訓亦往往散見其中。如朱子注《論語》“無所取材”，毛奇齡詆其訓“材”為“裁”，不見經傳，改從鄭康成“桴材”之說。而不知《鄭語》“計億事，材兆物”句，昭注曰：“計，算也。材，裁也。”已有此訓。然則奇齡失之眉睫間矣。此亦見其多資考證也。

歷代研究

註釋本

《國語》成書以來，東漢鄭眾、賈逵，魏晉王肅、唐固、虞翻、韋昭、孔晁等為之作注。唐宋以來，各家之注多 亡佚，惟韋昭《國語解》存於世。北宋時，宋庠（字公序）曾整理《國語》及韋解，並作《國語補音》三卷。然其間亦有宋庠不知者：如後漢楊終撰有《改定春秋外傳章句》 ，三國孫炎撰有《國語》注，北魏劉芳撰有《國語音》一卷。公序云： “先儒未有為《國語》音者，蓋外、內傳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也。然近世傳《舊音》一篇，不箸撰人姓名，尋 其說，乃唐人也。 ”恐失檢於《魏書·劉芳傳》。除此以外，我們不排除東漢、三國、魏晉之間佚名舊注大量存在而後世 散佚不傳這種情況。

韋昭《國語解》是現存於世的《國語》最早注本，他在 《國語解敘》中對其之前的注家及其作注的緣由、依據也有 清楚的說明： “遭秦之亂，幽而復光。賈生、史遷頗綜述焉。及劉光祿於漢成世始更考校，是正疑謬。至於章帝，鄭大司農為之訓注，解疑釋滯，昭析可觀，至於細碎，有所闕略。侍中賈君敷而衍之，其所發明，大義略舉，為已憭矣，然於文間時有遺忘。建安、黃武之間，故侍御史會稽虞君，尚書僕射丹陽唐君，皆英才碩儒、洽聞之士也，採摭所見，因賈為主而損益之。觀其辭義，信多善者，然所理釋，猶有異 同。昭以末學，淺暗寡聞，階數君之成就，思事義之是非，愚心頗有所覺。今諸家并行，是非相貿，雖聰明疏達識機之 士知所去就，然淺聞初學猶或未能祛過。切不自料，復為之 解。因賈君之精實，采虞、唐之信善，亦以所覺增潤補綴，參之以五經，檢之以《內傳》 ，以《世本》考其流，以《爾雅》 齊其訓，去非要，存事實，凡所發正三百七事。又諸家紛錯，載述為煩，是以時有所見，庶幾頗近事情，裁有補益。 ”他的大體情況上文已述。

公序以下直至清初，研究《國語》者寥寥無幾。有清一代，樸學大興，其間不乏校注《國語》者。主要有：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 （ 《國語三君注輯存》 、 《國語發正》 、 《國語明道本考異》 ） ，陳瑑《國語翼解》 ，董增齡《國語正義》等。

汪遠孫《國語校注本三種》 對《國語》文本作了系統翔實 的研究。其作 《國語校注本三種》 的緣起、體例、依據在 《三 種》各自序言都有明確交代。茲錄於下，以資參證。

《國語三君注輯存》序： “三君者，後漢侍中賈君逵、吳侍御史虞 君翻、吳尚書僕射唐君固也。韋宏嗣採摭三君，並參己意，成《國語解》二十一卷。漢章帝時，鄭大司農眾作章句，其 書最為近古，久亡其篇數。魏中領軍王肅、晉五經博士孔晁 亦為章句訓注，后先於韋而解不載。今遠孫不揣譾陋，搜羅 舊聞，其三君說有見於解中有不見於解中悉錄之，王、孔諸 家亦載焉。於以識韋氏作解之去就、而眾說之足資取益也。 “ 《國語》 稱三君者，仍宏嗣之本書也。 ”

《國語發正》序：向稱《外傳》 ，與《內傳》相為表裡，綜述義文，說家輩出。自漢迄晉，散佚無存。今所完存者，唯韋氏注而已。注中都 采古訓，又參幷己意。實事求是，卓爾鉅觀。然學道無窮而 偏漏難掩，此中得失，間有瑜瑕，可資考訂。去就需才，遠 孫妄不自揣，研慮多年，搜輯舊聞，博取通語，苟可明者，皆收錄焉。抑有疑者，必備參焉。解訛者駁之，義缺者補之，辭意有未昭晰者復詳說之。爰列三例，依傳作卷，為 《發正》 ：二十一卷，所以發其疑而正其似也。 ”

《國語明道本考異》 “舊題天聖明道本《國語》 ，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 仁宗改元。卷末署雲‘天聖七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 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近代 盛行宋公序《補音》 ，明人許宗魯、金李皆從公序本重刊。兩本各有優劣，而後是非異同判焉。今刻以明道本出大字，公序本輔行小字於下，它書所引之異文及諸家所辨之異字，亦皆慎擇而採取之。讀 《國語》 者庶乎知其異而是非可識也。 ”

《國語校注本三種》 （ 《國語三君注輯存》 、 《國語發正》 、 《國語明道本考異》 ） ，有清道光丙午閏五月汪氏振綺堂刊本。其 中《國語發正》被王先謙收入《清經解續編》 ， 《國語明道本 考異》收入《四部備要》 ，列於黃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國 語〉 》 、 《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札記》之後。

陳瑑《國語翼解》 ，主要是搜集相關文獻對韋昭《國語 解》作疏證補充工作。顧其名即知其作是書之旨，翼者，輔 也，佐也，助也。 《廣雅書局叢書》 、 《叢書集成初編》均有 收入。

董增齡《國語正義》 ，其序云： “宋公序補音本及天聖本 兩家并行，近曲阜孔氏所刻用補音本。今兼收二家之長，而 用補音本者十之七八。……云為之注者，有漢鄭眾、賈逵、魏王肅、吳虞翻、唐固、韋昭，晉孔晁七家，今唯韋解尚 存。……今銓釋韋解之外，仍援許鄭諸君舊詁備載其後，以 俟辯章。譬導水而窮其源，非落葉而離其根也。韋解體崇簡 潔，多闕而不釋。 《史記》集解、索隱、正義及應劭、如淳、晉灼、蘇林、顏師古等家《漢書注》 、章懷太子《後漢書》 注，凡與馬班正文採取《國語》者，各有發揮。或與韋解兩 歧，或與韋解符合。同者可助其左證，異者宜博其旨歸。並 采兼收，以匯古義。錞鼓不同音，而皆悅耳；荼火不同色，而皆美觀也。國邑水道，以《漢·地理志》 、 《後漢·續郡國志》為主，而參以《水經注》 、 《元和郡縣誌》 、杜氏《通典》 ，諸家並列。我朝所定府廳州縣之名庶覽者瞭然。至宮室器皿 衣裳之制度，則孔賈諸疏具存，止擷簡要，不事詳敘。 ”

正義者，注之疏也。殆因“疏不破注”之例， 《國語正義》 雖篇幅不小，但發明無多。吳曾祺在其《國語韋解補正》敘 中就說： “然董氏之書，多徵引舊典，而於文義之不可通者，反忽而不及。似博而實略，似精而實疏。 ”這個評判應該 說是相當公允的。董增齡《國語正義》有清光緒庚辰章氏式 訓堂刊本，巴蜀書社 1985 年據此本影印出版了影印本。

此外，清人對 《國語》 還作了大量輯佚工作：王仁俊 《經籍佚文》輯有《國語佚文》一卷；王謨《漢魏遺書鈔》 、勞格《月河精舍叢鈔》 、黃奭《漢學堂叢書》 、 《黃氏逸書考》 、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 、蔣曰豫《蔣侑石遺書》 、王仁俊 《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 ，對已亡佚的東漢鄭眾、賈逵，魏晉王肅、唐固、虞翻、孔晁等 《國語》 注作了輯佚工作。這些輯佚工作，作用不言自明。

清末校詁《國語》者有吳曾祺，撰有《國語韋解補正》 一書。他在《國語韋解補正》敘中說： “ 《國語》一書，時有 箋疏，惜其寥寥無幾。獨高郵王氏，所得為多。乃擇其說之 合者，悉纂而輯之。其有不足，輒以己意謬為附益。歲月既 久，楮墨遂滋。因匯為一編，名之曰《國語韋解補正》。補 者，補其所未備；正者，正其所未安。備且安，是書之本末 具矣。 ”其書亦間有創穫，於讀《國語》者，不無裨益。清宣統元年，商務印書館初版其書。民國年間，商務印書館 有數次印行。

其後沈鎔有《國語詳註》 ，惟存《國語》正文，摘列重 要詞句略加詮釋，其性質為重注而非補註。因其發明無多，後人稱引亦少。其書民國五年文明書局有鉛印本，民國二十 四年文明書局曾再次印行。

另有金其源《讀書管見·國語》 （商務印書館，1957 年版） ，時有所得。

台灣學者張以仁《國語斠證》一書，摘錄有異文、疑義之相關語句，以天聖明道本、公序本、公序《 〈國語〉補音》 、董增齡《國語正義》本等本相互讎校，旁參黃丕烈《札記》 、汪遠孫《考異》等諸家成說，廣采古注、類書及相關書中材 料，以理其訛脫，正其謬誤。其於《國語》 ，厥功甚偉。此 書由台灣商務印書館於 1969 年印行。

在《國語》校注本中，徐元誥《國語集解》 ，行世最晚，在韋解之下而能網羅之前王引之、汪中、劉台拱、黃丕烈、汪遠孫、陳瑑、董增齡、吳曾祺、沈鎔各家之說，並於諸說 紛存、文有疑義處以“元誥按”明其取捨，於讀《國語》者 甚為便利，可稱當前《國語》校注本之最佳者。但王樹民先 生在《國語集解》點校前言里有中肯地評價： “ 《國語集解》 之編撰方式雖善，但其編撰工作則甚為粗疏，成為其書之最 大缺陷。 ”其書 1930 年曾由中華書局印行。2002 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經王樹民、沈長雲二先生點校的《國語集解》。每卷之後，都附有點校者所作校記，在最大程度上彌補了徐元誥《國語集解》編撰工作粗疏而導致的訛誤。2006年修訂本附上了人名索引。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校點《國語》 ，以《四部備要》收錄的士禮居翻刻明道本《國語》為底本，參校《四部叢刊》影印明代翻刻公序本，並吸收了一些前人的校勘成 果，略加按語，由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出版，后又修訂重版多次。此為目前最易得之本，且閱讀甚為便利。

選譯本

葉麟《白話譯解國語》(屬於選譯),大連大達書社1935年

秦同培註釋、宋晶如增訂《廣注語譯國語精華》(屬於選譯),世界書局,初版不可考，新一版出版於1943年

傅庚生《國語選》，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該書的影響比較大，在後來的《國語》譯註中經常可以看到《國語選》的影子。

高振鐸、劉乾先《國語選譯》，巴蜀書社1990年

全譯本

《國語》的權威點校本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本，後來的《國語》譯註本都以其為底本、參酌他本而成。

薛安勤、王連生《國語譯註》，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汪濟民等《國語譯註》，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

董立章《國語譯註辨析》，暨南大學出版社1993年

鄔國義、胡果文等《國語譯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

李維琦《白話國語》，嶽麓書社1994年

黃永堂《國語全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該書發行量較大，影響較廣。

秦峰《譯註國語》，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

趙望秦、張艷雲等《白話國語》，三秦出版社1998年

來可泓《國語直解》，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

鮑思陶點校《國語》，齊魯書社2005年

曹建國等《國語簡注通說》，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年

版本系統

《國語》的版本系統非常簡單清晰，即明道本與公序本 兩個系統。

黃丕烈在《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敘中說： “ 《國語》 ，自宋公序取官私十五六本校定為《補音》 ，世盛行之，後來 重刻，無不用以為祖。 ”經宋庠整理之本，此後成為主 要傳世之本：公序本。其後明嘉靖戊子金李刊澤遠堂本（或 稱金李本）即翻刻自公序本，世稱善本，而明道本又罕為世人所見，故此金李本就成了明清以來絕大多數本子的實際祖本。

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敘云： “如此明道二年本 者，乃不絕如線而已。 ” （國學基本叢書選印《國語》 ，頁二四一，上海書店 1987 年版）又《重刊明道二年〈國 語〉序》二錢大昕序云： “蕘圃得是書而寶之，又欲公 其寶於斯世。 ” （國學基本叢書選印《國語》錢大昕序，上海書店 1987 年影印出版。 ）可見明道本之罕見。 《國語》 （含《補音》 ）版本現存情況，可詳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史部上冊） ，第 207～212 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國語》之存於今者，以宋明道二年槧本為最古。 ”汪遠孫 《國語明道本考異序》 云： “舊題天聖明道本 《國語》 ，天聖，宋仁宗年號；明道，乃仁宗改元。卷末署雲‘天聖七 年七月二十日開印，明道二年四月初五日得真本’。是明道 二年以天聖印本重刊也。 ”黃丕烈《校刊明道本國語札記》 敘又云： “有未經其（指宋庠）手，如此明道二年本者，乃 不絕如線而已。……丕烈深懼此本之遂亡，用所收影鈔者，開雕以餉世。其中字體，前後有歧，不改畫一，闕文壞字，亦均仍舊。無所添足，以懲妄也。 ”自此，明道本才得 以廣為流傳。

自清中期以後，明道本與公序本同為 《國語》 通行之本。 《四部叢刊》本《國語》是據嘉靖戊子金李澤遠堂本影印，而《四部備要》本《國語》則據黃丕烈《重刊明道二年〈國 語〉 》排印，其後附有黃丕烈《校刊明道本韋氏解〈國語〉 札記》 、汪遠孫《國語明道本考異》。 《四部叢刊》本、 《四部備要》本為易得且又可靠的兩個版本。《國語》之 本，非此即彼，或以其一為底本、其一作參校。

《國語》，又名《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相傳為春秋末魯國的左丘明所撰，但現代有的學者從內容判斷，認為是戰國或漢后的學者託名春秋時期各國史官記錄的原始材料整理編輯而成的。《國語》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國別體史書，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記事。記事時間，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戰國之交，前後約五百年。

相較《左傳》，《國語》所記事件大都不相連屬，且偏重記言，往往通過言論反映事實，以人物之間的對話刻畫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國語》按照一定順序分國排列。在內容上偏重於記述歷史人物的言論。這是國語最大的特點。

《國語》全書二十一卷，《周語》三卷，記載了西周穆王、厲王直至東周襄王、景王、敬王時有關“邦國成敗”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從西周到東周的社會政治變化的過程。《魯語》二卷，則著重記載魯國上層社會一些歷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時期這個禮義之邦的社會面貌。《齊語》一卷，主要記載管仲輔佐齊桓公稱霸採取的內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導思想。

《晉語》九卷，篇幅佔全書三分之一，它比較完整地記載了從武公替晉為諸侯，獻公之子的君權之爭，文公稱霸，一直到戰國初年趙、魏、韓三家滅智氏的政治歷史，從公元前678年到公元前453年，時間長，分量重，所以有人把《國語》稱為“晉史”。《鄭語》一卷記周太史伯論西周末年天下興衰繼替的大局勢。《楚語》二卷，主要記靈王、昭王時的歷史事件。《吳語》一卷、《越語》二卷記春秋末期吳、越爭霸的史實。

藝術特色

從史學和文學成就看，《國語》不如《左傳》。但《國語》也有較為明顯的藝術特色，這就是：一、長於記言，二、有虛構故事情節。雖然在語言上較為質樸，但從文學的發展角度來看，應該說比《左傳》前進了一步。例如，《晉語》所記驪姬深夜向晉獻公哭訴進讒的事，早在秦漢之際就被人懷疑。《孔叢子·答問》記陳涉讀《國語》至此處，向博士問道：“人之夫婦，夜處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況國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詞。”雖然博士曲為《國語》回護，硬說宮廷之中有女性的內史旁聽記錄，這是不能說服人的。

唐人柳宗元曾寫《非〈國語〉》一文，他說：“嘗讀《國語》，病其文勝而言龐，好詭以反倫。”並說《國語》“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其實，柳宗元列舉的非難之詞，從文學的角度看，正是對《國語》應該肯定、讚美之處。我們看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取得暫時和平之後，如何忍辱負重，蓄積力量，準備復國，作品寫得何等生動傳神：勾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仇，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寡人請更！”於是葬死者、問傷者、養生者、吊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為夫差前馬。

勾踐之地，南至於句無，北至於御兒，東至於鄞，西至於姑蔑，廣運百里。乃致其父母昆弟而誓之，曰：“寡人聞古之賢君，四方之民歸之，若水之歸下也。今寡人不能，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娩）者以告，公毉守之。生文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絜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勾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俱有三年之食。

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於諸侯之國；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勾踐辭曰：“昔者之戰也，非二三子之罪也，寡人之罪也。如寡人者，安與知恥？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仇，其有敢不儘力者乎？請復戰！”這種“十年生聚”的情景描寫得何等生動、深刻。重民如此，焉有不勝之理！

思想傾向

《國語》的思想比較駁雜。它重在記實，所以表現出來的思想也隨所記之人、所記之言不同而各異，如《魯語》記孔子語則含有儒家思想；《齊語》記述管仲語則談霸術；《越語》寫范蠡尚陰柔、持盈定傾、功成身退，帶有道家色彩。

《國語》與《左傳》《史記》不同，作者不加“君子曰”或“太史公曰”一類評語。所以作者的主張並不明顯，比較客觀。《國語》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西周以來的敬天保民思想在書中得到了繼承。雖然《國語》許多地方都強調天命，遇事求神問卜，但在神與人的關係上，已是人神並重，由對天命的崇拜，轉向對人事的重視。因而重視人民的地位和作用，以民心的向背為施政的依據。如《魯語上》魯太史里革評晉人弒其君厲公時，認為暴君之被逐被殺是罪有應得，咎由自取，臣民的反抗行為無可厚非。又如《周語上》邵公諫厲王弭謗中，邵公主張治民應“宣之使言”，從人民的言論中考察國家的興衰，政治的得失，國君只有體察民情，行民之所善，去民之所惡，增加人民的財富衣食，國家才能長治久安。

歷史評價

就文學價值說，《國語》雖不及《左傳》，但比《尚書》《春秋》等歷史散文還有所發展和提高，具體表現為：作者比較善於選擇歷史人物的一些精彩言論，來反映和說明某些社會問題。如《周語》“召公諫弭謗”一節，通過召公之口，闡明了“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著名論題。

《國語》在敘事方面，亦時有縝密﹑生動之筆。如《晉語》記優施唆使驪姬讒害申生，《吳語》和《越語》記載吳越兩國鬥爭始末，多為《左傳》所不載，文章波瀾起伏，為歷代傳誦之名篇。又《晉語》記董叔將娶於范氏，似絕妙的諷刺小品。所載朝聘﹑饗宴﹑辯詰﹑應對之辭。有些部分寫得較精練﹑真切。由於原始史料的來源不同，《國語》本身的文風不很統一，誠如崔述所說：“周魯多平衍，晉楚多尖穎，吳越多恣放。”（《洙泗考信錄。余錄》）

《國語》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有目共睹。《國語》開創了以國分類的國別史體例，對後世產生了很大影響，陳壽的《三國志》、崔鴻的《十六國春秋》、吳任臣的《十國春秋》，都是《國語》體例的發展。另外，其縝密、生動、精鍊、真切的筆法，對後世進行文學創作有很好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