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書局

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紹興人，祖上是藏書世家，不過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僅有薄田數畝，靠擺書攤為生。沈年少時，就被父親送到紹興奎照樓書坊當學徒，1899年進上海廣益書局，1900年入商務印書館。學徒生涯，四處趕考賣書，讓他熟悉了各地的書業行情，培養了濃厚的商業意識，積攢了豐富的市場經驗。他在商務供職，雖未見重用，卻深得老闆夏瑞芳賞識，著意籠絡。據說，沈在商務經常不按時上班，同事既有閑言，股東亦有碎語，夏瑞芳時為他袒護，說他“才氣宏闊”，一旦讓其離去，日後必將成為商務之患。夏的預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務的勁敵中華書局創辦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華挖了牆角，委之以中華書局副局長的重要職務。在中華書局1913年4月20日股東會議上，局長陸費逵所作的報告中，有專門一段對他的評價：“沈芝芳（知方）君於營業頗有經驗，既出商務印書館，由本局延充副局長，到局已兩月余，極稱得力。”沈的“得力”，主要歸之於他別出心裁地促成了各地有影響、有號召力的鄉紳，與中華書局合資開設了眾多分局，解決了中華書局草創伊始資金、人力不足，而要與商務競爭，開分局又勢在必行的難題。這個辦法，投資少，收效快，競爭能力強，確保了中華書局初始幾年迅猛發展的需要，也奠定了中華與商務分庭抗禮的出版地位。 ；當1922年脫離了中華書局的沈知方，在其自行創辦的世界書局，開始大張旗鼓地籌措中小學教科書出版時，此次如臨大敵的，就不光只是商務印書館了，同時緊張的還有中華書局。昔日的這兩大冤家，此時由對手而聯手，共同合資創辦了國民書局，以低至成本以下的價格傾銷教科書，試圖擠掉世界書局，然而還是敗下陣來。論質量，三家其實在仲伯之間，沈出奇制勝的招數，在於他另尋了一條銷售教科書的新路子。商務、中華的教科書發行模式，是把分支機構開在全國大、中城市，而世界書局走得更遠，把教科書銷售網路的終端，延伸到商務、中華鞭長莫及的縣城，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其辦法不是設分支機構，而是在全國各地設立特約經銷處，外地書店在預先向世界書局交納部分保證金后，便有權掛起“世界書局某地特約經銷處”，甚至是“世界書局某地分店”的招牌，享受著某一特定區域內該社所有圖書的營業獨佔，這樣便極大調動了各地書店推銷世界版教科圖書的積極性。而對世界書局來說，完全不用總部派幹部，不必花錢租賃房屋和裝修，只需將一定數量書賒銷給經銷處，簡便而易行。這是於社店雙方均為有利的好辦法，因而很快取得成功。

沈知方是發行教科書的奇才，更是出版暢銷書的高手。他熟悉一般市民讀者的閱讀趣味，在捕捉暢銷書題材方面，有著良好的嗅覺和過人的膽識。1920年代初、中期，正是鴛鴦蝴蝶派作品大行其道的當口，世界書局或是將舊小說加以整理，用新式標點排印后廉價發售；或是許以高額稿酬，將張恨水、不肖生（向愷然）等受讀者歡迎的作家作品“買斷”，很是出版了一些影響面大、行銷範圍廣的通俗性暢銷書。另外，沈知方採用書刊互動的出版策略，在出書的同時又出版相關雜誌。李涵秋和張雲石主編的《快活》，嚴獨鶴和施濟群主編的《紅雜誌》，嚴獨鶴和趙苕狂主編的《紅玫瑰》，江紅蕉主編的《家庭雜誌》，施濟群、程小青主編的《偵探世界》，均在世界書局的強大宣傳攻勢下，一時風行海內外。世界書局也因此成為當時最為主要的鴛鴦蝴蝶派出版陣地，獲得了不少經濟利益。

五四運動之後，提倡白話文學習一時釀成社會風氣，沈知方迎合時代潮流，出版了許多文白對照的作文、尺牘等書，供人學習模仿，受到學生界的極大歡迎。而到了1924年至1927年大革命期間，沈知方揣摩時局走勢，特叮囑世界書局位於革命大本營的廣州分局，就近搜集《全民政治問答》、《農民協會問答》等革命宣傳小冊子，分批寄到上海編輯加工，然後以廣州世界書局、廣州共和書局等名義出版發行。當北伐戰爭在南方各省風起雲湧，世界書局棋先一著大膽出版的這些革命小冊子，也跟著在商業上飽嘗到了勝利的果實。

上世紀20年代末，經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國人，已深感科學知識於現實人生的重要性。正當商務印書館瞅準時機，忙著編印各種學科普及小叢書時，沈知方也看到了這種現實閱讀需要，特約徐渭南主編了一套ABC叢書，前後共150餘種，於1928年6月陸續出版。這套叢書早於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一年時間出版，以其學科範圍綜合、內容通俗淺顯、作者陣容強大、適合讀者需要，獲得巨大商業成功。與此同時，世界書局也一改過去在讀者心目中專出鴛鴦蝴蝶派書刊的低級書局形象。這正是上世紀20年代中期躋身於教科書領域的世界書局所希望得到的結果。它後來出版的許多學術文化性書刊，均是其有意調整出版策略，提升自己出版形象的結果。那些通俗性小說之類，世界書局雖還在繼續印製，但已悄然改用副牌——廣文書局、普益書局等名稱出版。世界書局只是名義上居於經銷地位，以向社會表明自己是出版教科書的正派書商。

沈知方還是募集資金的能手。偵探小說作家程小青說沈“有一種口吐蓮花的募集股金的特殊手腕”。金城銀行經理吳蘊齋、華僑領袖陳嘉庚等，都是世界書局早期的董事，商界、司法界中的不少要人，成為世界書局的大股東。沈知方還常拉作者入股，用書局股票向作者付酬。作者成為股東，年終有望分紅，往往樂意接受；而對書局來說，既可省下一筆現金稿費支出，還可緊密與作者的關係，可謂兩得其所。1930年左右，沈知芳發起組織成立世界商業儲蓄銀行，吸收社會遊資，在用於書局需要之餘，還以多出的存款，購置房地產，期望必要時，可以出售獲利，或供押款周轉。然而世事難料，后因時局動蕩，房地產獃滯跌價，不賺反虧，連帶地影響了世界書局的發展。對於失敗，沈知方並不氣餒，每到年終，世界書局同人與他這個總經理談話時，總是聽到他簡潔而有力地說道：“明年從頭再做起！”充分體現出他開疆拓土的出版家氣魄。

在出版史上，我們應該記住沈知方這個人，不僅因為他創辦了世界書局這個近現代出版史上第三大的書局，出書5000餘種，對中國文化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還因為他的發行才幹和商業稟賦，把更激烈的競爭帶入了出版界，對提高整個書業的經營水平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沈知方書業的一生，表現出淋漓的商人特性。他為了商業利潤，也做了一些出格的事情，如，曾和常州人許指嚴合謀，出版了許偽造的《石達開日記》，銷路很好，手段卻殊不足道。他也恃才傲物，不太瞧得起同行。但他與那些無行商人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國難來臨的時候，他表現出了一個愛國出版人的可敬氣節。1937年8月日軍佔領上海后，強佔上海世界書局設在虹口大連灣路的總廠為軍營，並威脅世界書局與他們合作。遭沈知方反對后，日偽於1938年11月在世界書局發行所製造了定時炸彈爆炸事件，導致書局職員一死一傷。1939年，沈知方病重之時立下遺囑：“近遭國難，不為利誘，不為威脅”，命其後人不得與日偽妥協。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於上海。

世界書局自1921年成立股份公司起，到1950年被政府接管止，在近30年的經營歲月里，走過了一段自初創幼稚，到發展興盛，到保守艱難，最終混亂衰落的歷程。它的消長成敗，反映了近現代中國民營企業在競爭中銳意求生，又在紛擾時局中歸於黯淡的命運。縱觀世界書局的歷程，按其主持人的不同，大致可分為三大階段，下文將略述之。

世界書局的創始人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紹興人，1897年16歲時在紹興奎照樓書坊當學徒，1898年在餘姚玉海樓書坊，1899年到上海進廣益書局，1900年由夏粹芳招入商務印書館，1901年改入樂群書局，因出教科書侵害商務版權，樂群被訴失敗，1902年復入商務，擔任營業職務。十幾年學徒生涯的經驗積累，使年輕的沈知方具有精明的商業頭腦和敏銳的洞察力。當時正值晚清大廈將傾、革命風雨呼之欲來之際，沈知方和陸費逵等人審時度勢，與戴克敦、陳協恭等人私下組織編寫新教材，並著手籌備中華書局。1912年元旦隨著中華民國的成立，中華書局應運而生，發行新編的《中華教科書》，成為一時之盛。沈氏在中華出任副經理，主管營業和進貨，后因用公款大量購紙投機失敗，使中華書局陷入困境，加之當時建設廠房、添置設備耗資過大，以致資金周轉不靈，至1917年瀕於倒閉。沈知方因債務糾葛不得不離開中華，另謀生路。1917年，沈氏在上海重操舊業，以3000元資本在上海閘北義品里及福州路青蓮閣茶館對面弄內其昌旅館租一房間，作為營業基地。所出版的圖書，比較正規的，用廣文書局名稱；屬於投機的，用世界書局或中國第一書局名稱，因自己無門面，委託大東書局代為發行。后因用“世界”名稱的書銷路最好，故只用“世界”一名，不用另兩個名稱了。沈知方個人辦的世界書局（包括用廣文書局、中國第一書局之名出的書）在1917至1920年之間，營業逐年增加，資金不夠運用，沈氏乃於1921年夏季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地址在福州路山東路西首懷遠里內，並在懷遠里口租得店面，漆成紅色，號稱紅屋，頗受世人注目。其時該書局已出版書籍二百數十種（包括用廣文書局、中國第一書局名稱的），並經售其他書籍，用廉價贈品方法，大事宣傳，一時營業鼎盛。1921年至1923年間，全局共有職工一百餘人，並設編輯所、印刷廠於閘北香山路及虯江路，又設分局於廣州、北京、漢口、奉天等處。改組公司時資本為銀幣25000元，選出董事沈知方等五人，監察兩人，其中一人是廣益書局老闆，其他均為紙號老闆，可見沈氏在聚資方面是有其手腕的。業務負責人為總經理沈知方，下設營業部、信託部、會計部、分局事務部、門市部、批發部、函購部及編輯所、印刷廠，各部門有專人負責，可謂規模初具。

1931年東北淪陷於日本侵略軍的鐵蹄之下，1932年日軍侵犯上海，世界書局的虹口大連灣路總廠因在日軍控制區域內，總管理處、編輯所暫遷福州路發行所內辦公，印刷廠停工。國難當頭，進步文化界人士為抗日禦侮奮力疾呼，世界書局也發出了自己的聲音。1931年，世界書局出版的《世界雜誌》第2卷第5期上，登出馬伯相所寫《為日禍敬告國人》一文，號召共赴國難，抵抗暴日，並刊印了日寇侵略的照片，隨後又出版了《日軍侵略滿蒙史》、《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各國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等書，吹響了抗日禦侮的號角。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8月上海地區抗戰開始，世界書局總廠被日軍佔領作為軍營，廠內財物損失巨大。大批教科書被沒收，送回造紙廠回爐作原料；經史子集國學名著、小說名著等被劫往日本；書籍的金屬品底版被熔作軍火，其中如影印的《十三經註疏》、《銅版康熙字典》、《資治通鑒》、《史記》、《漢書》、《三國志》等鋅銅版被毀。淪陷期內，日偽找到已退居幕後的沈知方，要求沈知方合作，遭其斷然拒絕，致為日偽所恨，1938年11月日軍把定時炸彈攜入當時公共租界福州路世界書局發行所內，炸彈爆炸，職員一死一傷。當時沈知方還在病中，遂預立遺囑，有“近遭國難，不為利誘，不為威脅”等句，體現了其民族氣節，次年9月沈氏病逝。

這一時期世界書局的主持人是陸高誼。陸高誼生於1898年，浙江紹興人，1924年畢業於之江大學中文系，曾任河南第一女子師範校長、之江大學附中校長。1933年入世界書局，先任總管理處秘書，後任經理，迨1934年沈知方辭去總經理職務后，陸高誼乃總攬全局。陸氏與沈知方原無淵源，之所以能進世界書局，是得了林漢達的介紹。林漢達與陸高誼是杭州之江大學同學，抗日戰爭前，林漢達任世界書局英文編輯部主任和出版部主任等職。1933年間，沈知方原有秘書病故，要林漢達擔任秘書職務。林漢達乃一介書生，長於編輯寫稿和教書，不願搞行政工作，便將同學陸高誼推薦給沈。陸進世界書局后，先任總管理處秘書，很快體現了其行政管理和交際應酬之才，不久升任經理。

官僚資本入侵、日趨衰落階段（1946～1949年）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正式投降，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終於取得了勝利。歷經戰爭磨難的中國人民希望爭取和平、休養生息，然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背信棄義，撕毀與中國共產黨的合同，發動了反共反人民的內戰。從1946年到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終於取得了勝利。以此為轉折，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也開始有了根本變化。

1945年7月，世界書局總經理陸高誼辭職離滬，由陸仲良代理。不久抗戰期間退入內地形同虛設的舊董事會複員回滬，抗戰期間在上海選出的董事會取消。舊董事會複選名單為董事張靜江、杜月笙、錢新之、陸高誼、崔竹溪、李書華、陸仲良、陳和銑、胡天石、魏炳榮，監察人吳稚暉、李麟玉、齊雲青。1946年1月起，李石曾為總經理，李鴻球為經理，幾乎都是李石曾集團的人。李氏集團帶來大量資本，股份約佔全部股份的一半。李石曾曾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之職，抗戰期間從事外事活動，1948年被聘為總統府資政。官僚資本的注入，使世界書局多了些中庸，隨著翌年國民政府播遷台灣，留在大陸的世界書局也難免被迫停業的命運。

世界書局創業之初，勢單力薄，賺錢立足是其第一要旨，故最早一二年的出版物，多是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社會新聞報道、禮拜六派的哀情小說、武俠黑幕小說和迷信命運等書。隨後又出版了一批文白對照的《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學生作文、尺牘範本、社會人士所用的公文程式等書，以適應五四運動后提倡白話文的需要，極為學生界所歡迎。此外還出版了一些當時名人的傳記，如《孫中山全傳》、《模範軍人馮玉祥》、《當代名人軼事》等，銷路均佳，因藉此起家。當時世界書局設的編輯所，從1921年開始到1937年結束，以編輯教科書和工具書為主，並輯注一些古書，而其他書都在局外組稿，其中以通俗小說的影響最為廣泛。這些通俗小說主要指鴛鴦蝴蝶派的刊物及武俠、偵探小說，其中一部分是將舊說部加以整理，用新式標點排印，硬面洋裝，廉價發售；另一部分是特約撰寫章回體的作家，如嚴獨鶴、不肖生、施濟群、江紅蕉、王西神、程小青、李涵秋等，出版長篇小說，這其中如張恨水的社會言情小說（如《春明外史》、《金粉世家》、《落霞孤鶩》、《滿江紅》、《美人恩》）、不肖生的武俠小說（如《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程小青的偵探小說（如《福爾摩斯探案全集》、《霍桑探案》）等，經竭力宣傳，風行國內外，暢銷多年。在出書的同時，世界書局也出版了大批定期刊物，以配合宣傳，擴大影響。早期發行的，分別有嚴獨鶴、張濟群主編的《紅雜誌》（周刊），李涵秋主編的《快活》（旬刊），嚴獨鶴、趙苕狂主編的《紅玫瑰》（周刊），江紅蕉主編的《家庭雜誌》（月刊），張濟群、程小青主編的《偵探世界》（半月刊）等五種。這五種刊物，都是深受小市民階層喜愛的鴛鴦蝴蝶派刊物，除刊登短篇小說外，必有長篇小說二三種，每期連載，猶如連台本戲。長篇小說先在刊物上分期發表，刊完后又出單行本，這樣互促互銷，影響較遠。就拿張恨水的長篇小說來說吧，不僅為當年城鎮青年男女所愛讀，即如魯迅先生，也每種購來寄給其母親閱讀。

民國初年，教科書市場幾為中華、商務所獨佔。沈知方自然不會放過這一巨大的潛在市場，1924年，世界書局開始出版小學教科書。其時除廣東已有孫中山的革命政權外，其他省區尚處在北洋軍閥統治之下，出版教科書須送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審定，這在發行推銷上才有號召力和合法性。世界書局為了易達審定的目的起見，請曾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仁源為教科書審訂人，在教科書上刊用他的姓名，並獲得當時北京教育界知名人士如馬鄰翼、黎錦熙等的贊助，所以向北洋政府教育部送審時，得到了許多方便。這是最早出版新學制教科書的事。由於世界書局出版教科書，改變了商務、中華兩家壟斷局面，成為三家競爭之勢，從而使教科書內容不斷有所革新，售價也比較低廉，這是當時教育界和社會公認的。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后，孫中山在廣東領導革命軍醞釀發動北伐戰爭，世界書局鑒於大革命形勢為全國人心所向，由廣州分局搜集宣傳性小冊子，分批寄到上海編輯加工后，用廣州世界書局名義大量出版，如《全民政治問答》、《農民協會問答》、《不平等條約問答》、《三民主義淺說》等書，隨著北伐軍的進展，首先發行於南方各省。世界書局之所以在北伐軍尚未到達長江流域和上海之前，即膽敢出版配合大革命的宣傳書籍，一是沈知方的商人本性，覺得出這類書可名利雙收；二是總機構在租界，可依賴租界作護符。北伐勝利后，南京成立國民政府，世界書局除改編小學教科書、增出初高中教科書外，並注重一般新書的出版。其中由徐蔚南主編的《ABC叢書》一百餘種，有沈雁冰、楊賢江、陳望道、夏丏尊、洪深等進步作家撰稿，曾風行一時。其時沈雁冰、楊賢江因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而流亡日本，生活不能自持，世界書局由徐蔚南經手接受了兩人書稿14種，解除了進步文化界人士一時之憂，被傳為書壇佳話。這正是世界書局成長興盛、蒸蒸日上的時期。

世界書局中期所出之書，以林漢達主編的英文文學讀本最多，影響也最大。如《華文詳註英文文學讀本》、《世界近代英文名著集》兩套，其中有金仲華註釋的《安徒生童話選》、《漫琅蘭斯科》等。另有林漢達等主編的《英漢漢英兩用辭典》、《世界標準英漢辭典》等工具書較為暢銷，這些都為西方文學的傳入起了中介作用。抗戰以前，世界書局出版了大量經史子集古書，影印的《十三經註疏》、《經籍纂詁》、《說文解欄位注》、《資治通鑒》、《諸子集成》等，選用善本加圈點，或加校勘記，或加評述，變線裝為平裝普及本，大受歡迎。陸高誼還積極靠近一些進步文化人及民主人士，出版了《中學活用課本》一套、《新五四運動叢刊》數冊，以及胡山源撰《明季忠義叢刊》五冊，裴小楚主編《青年自學叢書》一套，鄭振鐸、王任叔、孔另境主編《大時代文藝叢書》一套，孔另境主編《劇本叢刊》五集、蘇信譯《俄國名劇叢刊》一套、賀之才譯《羅曼羅蘭戲劇叢書》一套、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戲劇全集》等。這些圖書，或趨向進步，或灌輸民族抗戰意識，或雖是古典文藝而質量較好，這在抗戰期間孤島時期的上海，是有一定積極性的。在抗戰期間，還有陳鶴琴主編的《拉丁化新文字圖畫課本》二十餘冊，林迭肯（林漢達的筆名）主編的《拉丁化新文字叢書》十餘種，如《中國拼音文字的出路》、《中國拼音文字的整理》、《國語拼音課本》及《連寫字型注調分部國語拼音辭彙》等，這些書是進步的，為中國文字改革提供了研究資料。然而，世界書局畢竟是個民營企業，不論由誰主持，趨時附勢、出書賺錢是其主旨，因而在其中期也出了一些不好的書，如墨索里尼、希特勒的傳記等。當時國民黨的一些政客為迎合蔣介石的心理，對其所崇拜的清代曾國藩的著作彙編成《曾文正公全集》，幾乎人手一編，世界書局印行此書，銷路頗佳。此外，還出版過所謂《青年成功叢書》，灌輸個人主義的人生哲學。又接受三青團所編的《蔣主席青年問題言論集》，為蔣介石反動思想張目，影響極壞。

世界書局後期共出書計292種，其中1946年72種，1947年57種，1948年109種，1949年54種，另外還有大量再版重印書。其中較為暢銷的，有《英漢四用辭典》。該書在香港印刷，運到內地裝訂銷售。之所以在香港印製，是因當時海關稅則規定，進口紙張須徵稅，進口書籍和印刷圖文而尚未訂成書籍的書頁則可免稅。世界書局為減輕印製成本，於1947年冬，派員前往香港委託嘉華印刷公司印製《英漢四用辭典》一書，在1948年內印成數萬部書頁，運滬裝訂成書。此書當時極為暢銷，大學生幾乎人手一冊，一些同行則儲存此書作為避免偽幣貶值損失的手段，世界書局賴此獲利不少。1947年楊家駱主編的《四庫全書學典》出版，該書乃《四庫大辭典》的改編本，書前有李石曾所作英文序。該書第一次從整個世界整個知識體系來觀察《四庫全書》，將《四庫全書》與18世紀法國狄德羅編撰的《百科全書》相提並論，在世界文化的寬宏背景上，對《四庫全書》及其《總目》進行整理爬梳，為傳播中華學術、加強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該書在外國各大圖書館都有贈品收藏。1947年世界書局還出版了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戲劇全集》3輯共27種，這是中國第一次較全面地譯介莎翁的作品，在全世界引起轟動，而朱生豪本人就是世界書局的職員，由於抗戰，回老家從事翻譯工作，靠世界書局按時支付的稿酬維持生活。當時敵偽統治區物價暴漲，區區稿酬難以維持生活，條件極其艱苦，朱生豪不顧貧病的煎熬，直到病逝之前，始終專心一志，堅持譯作，為世人留下莎劇譯本31種，僅余歷史劇6種未譯。朱譯莎劇，到1950年收集在《莎士比亞全集》中，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我們今天依然可以從那明白曉暢的文字中領略到翻譯家朱生豪的風采。

世界書局後期還出版了一些質量較好的書，如畢修勺譯的《左拉小說選集》，中華兒童教育社馬客談、李清悚主編的《少年科學文庫》，李熙謀主編的《少年應用科學叢書》等。當時由世界出版協社編輯的《世界月刊》、《世界農村月刊》、《世界交通月刊》等，也交世界書局印刷發行，其中為《世界月刊》寫稿的，有巴金、曹未風、沈尹默、趙景深、朱洗、傅抱石、謝冰心等在當時文化界有一定影響的人。

由於官僚資本的入侵，世界書局後期所出各書，不少是為國民黨反動派張目的。

世界書局先由沈知方個人經營，到1921年才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初期為賺錢計，以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社會新聞報道、言情小說、武俠小說為主，在世人心目中沒有什麼地位。1924年出版教科書以後，社會影響和經濟實力急劇增長，逐漸成為繼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之後第三大中國民營出版業。這裡不妨從人力、財力、組織機構、生產設備、出版品種等方面略加比較。

世界書局創辦人沈知方原是商務印書館早期高級職員，辛亥革命時又與陸費逵合作創辦中華書局，直到1917年脫離中華另立世界書局。沈知方由晚清舊式書店學徒的出身，轉入新式書業，成為資本主義的出版家，離不開商務、中華對他的栽培和鍛煉。就在1921年世界書局改組時，沈氏還先後挖用了不少商務、中華的職員以壯大自己的實力。這些人員大都在業務上有些長處，為草創伊始的世界書局立下了汗馬之功。可以說，世界書局創立之初，上到總經理，下到各部門職員，都與商務、中華有著密切的關係，這樣，世界書局的經營管理自然脫不了商務、中華兩模式的影子。商務編譯所職工工作時間為六小時，夏季高溫時只工作上午四小時，中華、世界亦然；商務曾辦補習班數期，造就書業人員不少，世界書局早期也曾招考練習生數次，約七八十人，亦大都成為書業骨幹人員；世界書局上海一處三所（總務處、編輯所、印刷所、發行所），內部編製所分部、科、股，大致與商務、中華相同。世界書局上海職工最多時有一千數百人，故被認為次於商務、中華兩家居第三位。而以財力言，世界書局成立時，資本僅銀幣25萬元，後來陸續增資，到抗戰前為銀幣73萬元，到抗戰時期上海成為孤島，畸形發展，遊資充斥，世界書局乘機吸收社會遊資，所發股票，可在交易所證券市場買賣，成為當時證券交易所文化業的熱門股票，至1948年增資至偽幣60億元（有李石曾官僚資本加入）。這賬面資本因股票價格下跌而不值錢，實際財產不如商務、中華兩家之殷實雄厚。商務、中華亦曾增資數次，股票亦可買賣，但不如世界書局股票因有投機商操縱而容易買進賣出。

商務、中華、世界這三家都是股份有限公司，由股東會選舉董事、監察人，再由董事會互選常務董事推定董事長，派定總經理，領導公司業務。設總管理處（前期稱總務處）及編輯所、印刷廠、上海發行所，下設各部科並附設其他機構，如函授學社等。世界書局有兩個部門為同業所無，即讀書儲蓄部（后稱同人存款部）和房地產部。在各省市設分支機構，世界書局先後開設分局有三十餘處，蘇州、杭州設過編輯分所，但其分支機構不及商務、中華之多。

三家均自辦印刷廠，商務、中華兩廠，鉛印、膠印凹凸版等設備齊全，中華廠經常承印國民黨政府的鈔票、債券等。世界書局的印刷廠則僅鉛印部分比較齊全，抗日戰爭時期又損失嚴重，故生產實力不如前兩家。

這三家是綜合性書局，凡中小學教科書、專科、大學教本、參考書、工具書、課外讀物、兒童讀物、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中外古今文藝名著、應用科學學術名著等，均有出版，並都出版若干種定期出版物。

世界書局早期多出版低級通俗圖書，不為世人所重。後來力爭上遊，以商務、中華為競爭對象，如商務出版《四部叢刊》、中華出版《四部備要》、世界書局則出版《國學名著叢刊》，其中如影印《十三經註疏》、《經籍纂詁》、《說文解欄位注》、《說文通訓定聲》、《四史》、《資治通鑒》、《昭明文選》以及《諸子集成》、《元曲選》，歷代古人詩詞專集等，精選善本，加上圈句，或加校勘記，或加評述，使卷帙浩繁的線裝書，變成洋裝普及本，便於翻檢閱讀和攜帶，並廉價發售，故頗受讀者歡迎。該書局中期總經理陸高誼曾好有一比，商務、中華好比“全桌筵席”，世界書局好比是“點吃名菜”。鄭振鐸稱讚世界書局這些中國古典圖書，“價廉方便有用處”。

又如商務出版“萬有文庫”，世界則出“ABC叢書”，亦能風行一時。商務的《辭源》、中華的《辭海》，為讀書界所必備，世界書局在蘇州設立編輯分所，聘請編輯多人，編《辭林》一書，因抗戰爆發致編輯所分散而未編成。英文工具書，商務的《英漢模範辭典》為大中學生必備，世界書局出版《英漢四用辭典》亦受大中學生歡迎，並被販賣同行作為保存幣值而囤積。

早期的商務、中華，除售書外，凡學校用的東西，都有發售，例如筆墨簿冊、體育用品、音樂用品、美術用品，以至生物標本、化學物理器皿等，設立專櫃發售。世界書局上海發行所1932年也設有世界教育用品商店，曾獨家經銷德國雅士牌金筆、國產光華牌口琴等文具，並曾獨家經銷新加坡陳嘉庚公司橡膠製品的球類跑鞋等。

民國時期各民營書業，除自己正式店名外，還用各種副牌出書，以適應潮流，應付環境。如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時，上海尚處在帝國主義、北洋軍閥統治之下，世界書局出版反對帝國主義，宣傳國民革命的小冊子，雖在上海印刷，而用廣州共和書局、廣州世界書局等名義出版，以防出事被查究時有所推託。當時商務曾用“新時代教育社”名義，中華曾用“新國民圖書社”名義。世界書局前期還用廣文書局、普益書局等名稱印製通俗書籍，而用世界書局名義居於經銷地位，以示自己是出版教科書的正派書商。

商務印書館早年受盤日商修文印刷局，並雇傭日、美、德籍技師，世界書局早年受盤俄商西伯利亞印書館的印刷設備，並留用俄人技師。在積極利用外商印刷技術、提高自身生產能力這一點上，中華書局比之商務印書館，是相同的。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世界書局印刷廠地處東區大連灣路，廠房被日本海軍佔用。不久日方又威脅已退居幕後的沈知方，要沈與日方合作，沈氏堅決拒絕之。抗戰期間世界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一樣，都損失慘重，亦都不向日偽屈服，雖挫猶存，體現了民族氣節。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發生在“世界書局”與“開明書店”之間的版權糾紛，曾轟動整個中國出版界併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堪稱同類案件中較著名的一例。因原告涉及著名的洋博士林語堂，相對當時鬧得厲害的國內外幾起學術抄襲腐敗等事件， 70 年前的名人抄襲公案的解讀變得頗有意義……

為生財

教科書是圖書出版業銷量巨大、利潤豐厚的重要品種。出版商一般都不肯讓教科書的編著者抽取版稅，但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卻曾有過一次例外、那就是周越熱編的《模範英文讀本》一書。

隨著《模範英文讀本》的銷售量不斷攀升，拿到了數十萬元版稅的周越熱由窮書生搖身一變而為富家翁，建起了花園洋房，購置了大量古書，過起了優哉游哉的閑適生活。

周越熱的迅速成功使不少人眼紅，其中有一個人便是當時已經頗有名望的林語堂。

林語堂的英文功底十分深厚，國民大革命期間，他曾離開北大，出任武漢國民政府外交部秘書。武漢國民政府垮台以後，除任大學教授等職務外，他也想另闢蹊徑，像周越熱那樣編一部中學英語課本，做個有錢書生。

在北大教書期間，林語堂與魯迅、孫伏園等人過從甚密。他深知孫伏園在出版界人緣較廣，於是就著意托請孫伏園代他向出版商接洽。

當時，與孫伏園關係最熟的書店主要有兩家，一是北新書局，一是開明書店。孫伏園先跟北新接洽，但未能成功。原因是林語堂要求籤約后每月先預支 300 元版稅，北新感到風險太大，沒答應。

孫伏園轉而與開明書店聯繫。那時開明資本不多，孫伏園也沒抱太大希望。但一談之下，開明書店的老闆章錫琛竟毫不猶豫地答應了，孫伏園和林語堂大喜過望。

1928 年，林語堂不負厚望，花費相當精力，很快就編寫出了文從字順、水平較高的《開明英文讀本》。按照雙方的協議，林語堂以 10 %的版稅獲取酬勞。

為促銷，開明還特意請豐子愷配畫插圖增加活力，林語堂特允許從自己版稅中拿出 2 %，給豐子愷作報酬。出版社還加重該書裝幀設計。正是這些精心策劃與努力，《開明英文讀本》一經出版，全國各地的中學便紛紛爭購，銷路大暢，沒用多長時間，幾乎把《模範英文讀本》的市場搶佔一空。《開明英文讀本》持續發行達二十多年，林語堂得到的版稅數額總共高達 30 萬元左右，被稱為“版稅大王”，開明書店也由不太出名的小小出版商一躍成為民國書刊界的巨頭之一。

所謂暴利之下必有勇夫。

1930 年時，世界書局的老闆沈知方見《開明英文讀本》銷售日益火爆，十分眼饞，想模仿一把分一杯羹。因此，沈知方謀划著請人仿照《開明英文讀本》的樣式和內容，編寫一本同類讀物。

當時的出版格局是，除國民黨官辦的正中書局外，全國共有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大東書局、開明書店五大民營書店，其中開明力量最弱，規模最小。

不過，世界書局沒有像開明書店那樣不惜重金去聘請林語堂之流的名人學者來做這件事，而是請來了大學剛畢業的林漢達從事編寫工作。該書編成后，定名為《標準英語讀本》，公開向全國各地發售。

沈知方的所作所為，當然瞞不過競爭對手的眼睛。開明書店老闆章錫琛與作者林語堂，一直都在密切注視著世界書局的一舉一動，並在極力尋找最佳時機和方式進行攻擊。

一向自視頗高的留洋博士林語堂，說什麼也難以相信一個毛頭小夥子居然有能力來操刀編寫中學英文讀物，來與他一爭短長。因此，他特地找來一套《標準英語讀本》細心閱讀了一遍。不讀則已，一讀之後便大吃一驚——他詫異地發現，林漢達編的這個讀本與自己所編之書竟然有多處類似甚至雷同，明顯有“抄襲”之嫌！

事實上，《標準英語讀本》不僅在形式上基本與《開明英文讀本》相同，而且有不少課文都是從《開明英文讀本》里照抄照搬上去的。

林語堂的懷疑證實后，馬上就告訴了章錫琛，要他迅速與沈知方交涉，停止這種東施效顰的冒效行為。

於是，章錫琛等就將林語堂的意見轉達給沈知方知曉，並向世界書局明確提出了停止出版、實行改編的要求。

但開明方面卻沒料到，沈知方根本不買他們的賬。看到沈知方如此傲慢且不通情理，章錫琛感到極其憤怒。他不甘示弱，決定通過法律途徑解決此事。

章錫琛請開明的法律顧問袁希濂寫信給世界書局，抗議侵犯了著作權，同時向世界書局提出嚴厲警告，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權行為，停止發行《標準英語讀本》，並賠償損失”。

當這封抗議信送到沈知方的手裡后，沈知方居然把這封律師信交給在這方面毫無經驗的林漢達，要他個人去解決。事後證明這一行動十分失策，造成了雙方爭端的公開化。

林漢達非常為難，畢竟他剛走出大學校門沒多久。就在他不知該怎樣應付時，恰巧世界書局有個名義編輯所長范雲六與章錫琛共過事，范建議林漢達直接去找章談談。范還自告奮勇寫了一封介紹信。

在信中，范雲六除客套話外，還提及“敝局出用之《標準英語讀本》與貴店《開明英文讀本》有雷同之處”。說者無心看者有意，當林漢達拿著介紹信趕去拜會章錫琛時，章如獲至寶，大為高興。“雷同”兩個字非常關鍵，這無異於世界書局已“不打自招”。這一點日後也成為世界書局被迫承認抄襲事實的有力證據之一。章錫琛不露聲色地告訴林漢達：“你應去找作者林語堂，因為這封信是出自他的主張。只要林語堂同意和解，我和開明書店都不會有什麼問題。”為表示好意，章還專門寫了一張條子。

心情放鬆的林漢達又急匆匆地去拜訪林語堂。林一連去了三次，前兩次沒見著，只好留下一張名片，並在名片後面寫下了幾句話，表示“兩次拜訪，均未得晤面，甚為遺憾；那個課本，你認為哪幾處應該修改，請告訴我，鄙人願意接受並完全遵照執行。”

這一次，林漢達犯了和范雲六同樣的錯誤。林語堂立刻把那張名片送給章錫琛，這些留言也成為世界書局理虧的另一個證據。

當林語堂終於接見林漢達時，林漢達錯把僅比自己大 5 歲的林語堂當作了“老前輩”，向他虛心請教，說自己對編教科書毫無經驗，難免會出紕漏，如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請他指正等等。不料，這些虛心請教的話，以後也被林語堂拿來當作攻訐的話柄。

此後，章錫琛和林語堂經過一番商量，決定以他們手中已掌握的證據，公開向世界書局發動進攻。

開明書店迅速將范雲六的信件與林漢達的留言以及林漢達與章錫琛、林語堂的談話內容製作成照相鋅板，編寫了一則大幅廣告，以《世界書局標準英語讀本抄襲冒效開明英文讀本之鐵證》作為標題，在上海各大報刊的醒目位置刊登出來。

面對開明書店強大的宣傳壓力，世界書局毫不退縮。沈知方決定“先下手為強”，一面請律師對遍登各報的開明書店廣告宣傳予以批駁，一面率先啟動法律程序，向租界法院對開明書店提起誹謗罪的刑事訴訟。

為確保訴訟獲勝，世界書局不惜以 3000 兩銀子的天價，重金聘請鄭毓秀為自己一方的辯護律師。

世界書局高價聘請鄭毓秀出馬，並不只是看中她時為上海法學院院長的身份，而是這位女律師與操縱上海法官任免權的國民政府司法部部長王寵惠有著特殊而密切的關係。當時司法界曾流傳這樣一種說法：凡是鄭毓秀經辦的案件，只許勝訴，不許敗訴。

第一次審理時，剛剛開庭差不多就已勝負立判。因承辦法官一味偏袒原告，被告開明書店的律師袁希濂幾乎連申辯的機會都沒有。一審下來，袁希濂氣得渾身直發抖，見到章錫琛便把皮包向桌上一扔，憤然說道：毫無把握，敬謝不敏！打了退堂鼓。

章錫琛著急得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但在關鍵時刻，他依然保持了清醒頭腦。一方面，他繼續在報刊上登載廣告，加大宣傳攻勢，並與世界書局往複辯駁；另一方面，他準備越過上海司法當局，向審定所有教科書的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求助。

同時，林語堂也被深深地卷了進去。在章錫琛的指示下，他將兩個讀本反覆比較，把形式、內容類似或相同的頁面撕下來粘貼在一起逐條列舉、說明林漢達剽竊的鐵證、指控世界書局確有嚴重的侵權行為。

隨後章錫琛便把這些足以證明“世界”對“開明”抄襲、冒效的材料送交南京的教育部，請求其詳加鑒定，保障林語堂的著作權和開明書店的版權利益。

那時候，林漢達所編的英語讀本正處於由世界書局送請教育部審查的階段，教育部里那些實際做審查工作的人，大多都認為《標準英語讀本》確實比《開明英文讀本》編得好。但當時林語堂已有一定名氣，又是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親信。所以教育部編審處對林語堂的要求自然不會掉以輕心。加上兩書店都是名氣較大的出版商，此事又早鬧得滿城風雨，故教育部編審處非常慎重。

為此，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頻繁召開專門會議，反覆討論處理辦法與方案。最終批准了開明的請求。蔣夢麟親發批詞，斷定《標準英語讀本》確有抄襲、冒效《開明英文讀本》的地方，不予審定，並禁止發行。

這個批詞寄到開明書店時，正是上海租界法院開庭宣判的前一天。書店上下均樂不可支，章錫琛更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欣喜若狂。當晚，開明書店馬上將“世界書局英文教科書被教育部禁止發行”的這份部批文件，連夜製成照相鋅版，做成大幅廣告，迅速送各大報刊登出。

第二天廣告發出之時，正好是法院開庭判決之日。法官本已擬好了判決書，準備判定開明書店誣枉世界書局抄襲冒效。然而，當法官在開庭前忽然看到了開明書店登出的廣告時，不由大吃一驚，尷尬萬分，立刻手忙腳亂地改寫判決書。

但是，判決書的內容卻仍然說，開明書店以前所登的廣告有侮辱林漢達之處，故應按誹謗罪判罰款 30 元。

開明書店對這個判決當然不服，當即向法院聲明要提起上訴，並繼續以教育部批文為後盾，在全國各地報紙上大規模地刊登“開明英文讀本何故被人抄襲冒效”的廣告。

這樣一來，那些已採用《標準英語讀本》的學校，紛紛向世界書局退書。世界書局的根基因此被開明書店摧毀。被逼無路的世界書局經理沈知方，不得不通過教育部常務次長劉大白出來調解。

最後的結果是：世界書局同意賠償開明書店的損失，並把《標準英語讀本》的紙型送交開明銷毀；開明書店則同意不再登報攻訐世界書局。

爭論過後，世界書局與開明書店的力量此消彼長，出版局面煥然一新。

林漢達遇挫不折，從逆境中奮發並寫出了著名的歷史通俗讀本《上下五千年》、《東周列國故事新編》以及《向傳統教育挑戰》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