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丏尊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夏丏尊任杭州浙江省兩級師範學堂通譯助教，後任國文教員。該校后改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是五四運動南方新思潮的重要發源地。魯迅、許壽裳當時都在該校任教，他們曾共同發起一場學潮，反對以道學家自命的監督，並迫其辭職。民國二年（1913年），夏丏尊自告奮勇地兼任了該校被人瞧不起的舍監一職。他提倡人格教育和愛的教育，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關懷備至，被學生稱為“媽媽的愛”。在語文教學上，提倡白話文，是中國最早提倡語文教學革新的人。民國八年與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等三人積極支持五四新文化運動，推行革新語文教育，被稱為第一師範的“四大金剛”，受到反動當局和守舊派的攻擊，相繼離校。

離開杭州到長沙，在湖南第一師範任國文教員。民國十年（1921年）原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經亨頤在家鄉上虞創辦春暉中學，夏應邀受聘返鄉。同年加入文學研究會，是文學研究會的第一批會員。為實現理想教育，夏邀請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到春暉，在白馬湖畔營造了一個寬鬆的教育環境。其間，他翻譯了《愛的教育》（上海《東方雜誌》連載，1924年開明書店出版，再版30餘次）。民國十三年（1924年）底，在發生了一場反對反動勢力的學潮后，夏丏尊、匡互生、豐子愷、朱光潛等教師以及一批學生憤然離開春暉。

民國十四年（1925年），夏丏尊到上海，參與了立達中學（后改為立達學園）、立達學會及該會雜誌《立達季刊》、《一般》月刊的創辦工作，同時兼開明書店的編輯工作。其間，翻譯了日本山田花袋的《綿被》，是中國最早介紹日本文學的翻譯家之一。民國十五年他的《文章作法》由開明書店出版。民國十六年任上海暨南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民國十八年任開明書店編輯所所長，民國十九年（1930年）創辦《中學生》雜誌。夏丏尊長期從事語文教育和編輯工作，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民國二十二年（1933年）他和葉聖陶共同寫成語言知識的讀寫故事《文心》，連載於《中學生》，次年由開明書店出版。該書被譽為“在國文教學上劃了一個時代”。還出版了《文藝講座》（世界書局1934年）、散文集《平屋雜文》（開明書店1935年）等書。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被推為中國文藝家協會主席。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創辦《月報》雜誌，擔任社長，並擔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編委。民國二十六年抗戰爆發，立達學園、開明書店皆毀於炮火，被迫內遷。夏因體弱多病留守上海，參加抗日後援會。他堅守氣節，矢志不為日本人做事。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12月被日本憲兵拘捕，后經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營救出獄。但肺病複發，精神和身體都受到嚴重摧殘。1946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墓葬上虞白馬湖畔。4月27日，豐子愷在重慶《新華日報》上發表社論《悼夏丏尊先生》，譽其為民主文化戰線的老戰士，為文化運動和民主運動建樹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上海淪陷期間，他出版了《閱讀與寫作》《文章講話》等。還兼任上海南屏女中國文教員，參與發起成立中國語文經驗學會，翻譯了《南傳大藏經》等。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勝利后，被選為中華全國文藝家協會上海分會理事。撰寫《好話符咒式的政治》《中國書業的新前途》等文，表示了對中國時局與出版事業的深切關懷。

夏丏尊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的先驅，他的學術著作還有《文藝論ABC》（世界書局1930年）、《生活與文學》（北新書局）、《現代世界文學大綱》（神州國光社）及編著有《芥川龍之介集》《國文百八課》《開明國文講義》等。譯著有《社會主義與進化論》《蒲團》《國木田獨步集》《近代的戀愛觀》《近代日本小說集》《愛的教育》和《續愛的教育》等。1986年6月15日，由巴金、葉聖陶、胡愈之、周谷城、趙朴初、夏衍等人發起在上虞舉行了夏丏尊誕生100周年暨逝世40周年紀念大會，海內外各界人士1500多人參加。

夏丏尊還是我國語文教學的耕耘者。他同葉聖陶先生、劉薰宇先生一樣把畢生精力投入到祖國的教育事業之中。尤其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身為開明書店總編輯的夏丏尊先生創辦了《中學生》雜誌，葉聖陶先生任雜誌主編。這本雜誌以先進的文化思想、豐富的科學知識教育中學生，在中國語文教學方面，下力尤深，成果卓著，被幾代中學生視作良師益友，在文化界、教育界和出版界有口皆碑。（摘自《應用寫作》月刊）

著有《平屋雜文》《文章作法》《現代世界文學大綱》《閱讀與寫作》《文心》《夏尊選集》、《夏尊文集》，譯有《愛的教育》《近代日本小說集》。

1886年

－－6月15日生於浙江省上虞縣崧廈鄉。上代經商，父親是秀才。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兄妹六人，行三，名鑄，初字勉旃，1912年改字丏尊，筆名默之，號悶庵。

1901年－－考中秀才后在家自修。

1902年－－春，到上海進中西書院初等科讀書，一學期后因家貧輟學。秋，去杭州應鄉試，開始接受新思潮，讀原富，天演論，新民叢報等。

1903年－－1月14日（夏曆王寅年臘月十六）與金嘉結婚。入紹興官僚學堂讀書，在“激昂慷慨，充滿著蓬勃朝氣”的環境中過了半年的中學生活。

1904年－－輟學回家，替父親坐館，邊教書邊自修。

1905年－－向親友借款去日本留學，就讀於東京弘文學院，後轉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

1907年－－因領不到官費，家境貧困，輟學回國。

1908年－－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通譯助教，為該校延聘的教育科日本教員作翻譯。

1909年－－魯迅從日本留學回國，在兩級師範學堂任教，贈以域外小說集，眼界為之一廣。冬，因新任監督（相當於校長）夏震武頑固不化，遂與魯迅，許壽裳等一起罷教，搬出校舍，以示抗議，迫使監督辭職。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在杭州積極參加光復慶祝活動。

1912年－－李叔同來兩級師範學堂任教，兩人由此共事七年，結成深厚友誼。自告奮勇擔任舍監，深得學生擁戴，連續擔任七八年。

1913年

－－暑后兩級師範學堂停辦高師，並改組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被選為校友會文藝部長，組織學生辦校友會志，經常在該刊發表詩文。在第一號上發表學齋隨想錄。

1914年－－春，與第一師範同仁徐作賓，徐道政，酈忱，姜丹書，陳子韶等同時加入南社，入社編號為四五四號。住杭州城入彎井巷，窗前有一株梅樹，因以取屋名為小梅花屋。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與剛從日本歸國來校任教的陳望道，以及劉大白，李次九等積極支持新文化年底撰一九一九年的回顧，熱情贊提五四運動。

1920年－－3月，一師發生“倒經風潮”，夏丏尊等四大金剛與校長經亨頤均離去。秋，應聘到湖南第一師範學校任教，同時應聘的有熊夢飛，匡互生，舒新城，孫俍工，沈仲九，余家菊，陳啟天，張明綱等，與毛澤東共事，很受崇敬。

1921年－－2月，離開長沙一師。秋，加入是年年初新成立之文學研究會，入會編號為五五號。冬，回家鄉上虞白馬湖，在經亨頤主持的春暉中學任教，在學校附近蓋平房定居，題名為平屋。後來把在這裡寫的散文隨筆等輯為平屋雜文。

1922年－－3月，與李維楨合譯社會主義與進化論（日高素之原著）一書，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列為新時代叢書第十種。介紹豐子愷來春暉中學任教。豐將自己的住宅命名為小楊柳屋。在民國日報副刊發表生殖的節制，認為自覺地節制生育是引人類到幸福的途徑。

1923年－－將日譯本愛的教育（意亞米契斯原作）譯為中文，在東方雜誌上連載。作一年間教育界的品顧和將來的希望，力主改革教育。作讀書與冥想。

1924年

－－兼任寧波浙江省立四中國文教員。作學說思想與階級，無奈，徹底等。

1925年－－上半年，在寧波省立四中教書。3月12日，立達學會在上海成立，以“修養人格，研究學術，發展教育，改造社會”為宗旨，夏丏尊為主要發起人兼主幹。秋，到上海立達學園教國文，兼教文藝思潮。不久成立立達學會，兼編會刊一般。顏作讀書與冥想。為子愷畫集作序。

1926年－－參加胡愈之等組織的上虞青年協進會，曾為該會主編的上虞聲三日報撰稿。作怯弱者，長閑，貓等，分別刊於小說月報，新女性，一般。3月，譯作愛的教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被版。1926年3月再夜時，改由開明書店印行，列為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之一，迄1949年3月止，發行超過四十版以上，是新文學以來兒童文學譯作中之最暢銷書。8月，開明書店成立，參加編輯工作。同月，在湖南第一師範和春暉中學編的講義，經立達學園同仁劉薰補充修訂，題為文章作法，由開明書店出版，迄1946年9月止，已發行二十二版。9月5日，立達學會同仁刊物一般月刊在上海創刊，由夏丏尊主編，開明書店發行，迄1929年12月5日出至九卷四期后停刊，前後共出三十六期。

1927年－－8月，譯作國木田獨步集由上海文學周報社出版，開明書店發行，書前有導言關於國木田獨步一文。9月，任國立上海暨南大學第一任中國文學系主任。11月6日，邀魯迅至華興樓暨南大學同級會講演，並共進中餐。12月，夏丏尊，魯迅等譯之芥川龍之介集，由夏丏尊編輯，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以開明書店為掩護，救助一些革命青年。為原浙江一師學生中一些革命者被殺害而十分憤慨，說“寧願早死，莫做先生”。憤然回鄉從事著譯。

1928年

－－作知識階級的命運，對了米萊的晚鐘等雜論。論著文藝論ABC一書，由上海世界書局出版，列為ABC叢書之一。譯作近代的戀愛觀（日廚川白村原著）一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列為婦女問題研究會叢書之一。

1929年－－為朱光潛著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寫序。為葉紹鈉長篇小說倪煥之作序關於倪煥之。

1930年－－元旦，中學生雜誌在上海創刊，每年出版十期，由夏丏尊，章錫琛，豐子愷，顧均正四人主編，開明書店發行，迄1937年7月1日止，共出七十六期。3月，譯作續愛的教育（意虛德格查原著）一書由開明書店出版，列為世界少年文學叢刊之一，迄1949年3月止，共出二十六版。

1931年

－－4月，逼賈祖璋著鳥與文學作序。12月，與郁達夫，胡愈之，丁玲等二十餘人發起成立上海市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作致文學青年，我的中學生時代，刊於中學生。

1932年－－開明書店和立達學園在“一二八”事變中遭受慘重損失。日軍退出後到立達學園被炸現場視察，拾回一塊炸彈裂片，作為慘痛歷史的鐵證。

1933年－－遷居上海。與葉聖陶合作文心，在中學生上連載。作《命相家》，《文學的力量》，《蟋蟀之話》等散文隨筆，科學小品。

1934年－－文心由開明書店出版，陳望道，朱自清分別為本書作序，迄1949年3月止，共出二十二版。作：君與財神，春的歡悅與感傷，春日化學談，良鄉栗子等隨筆小品。

1935年－－12月，平屋雜文一書由開明書店出版，收所作評論，小說，隨筆三十二篇，前有自序。作鋼鐵假山，試煉，幽默的叫賣聲，阮玲玉的死，整理好了的箱子等散文。

1936年－－1月1日，新少年半月刊創刊，由夏丏尊任社長，開明書店發行，迄1937年7月1日止，共出三十八期。6月7日，中國文藝家協會成立，被選為理事。八月為紀念開明書店創業十周年編輯的小說集刊十年作序，並為十年續集寫小說流彈。10月1日，在文藝界同仁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上簽名。12月1日，魯迅翁雜記一文刊載上海文學月刊七卷六期。

1937年

－－1月15日，月報創刊，夏丏尊任社長，開明書店發行，迄7月15日止，共出七期。“八一三”戰爭爆發，開明毀於炮火，中學生，新少年，月報同時停刊。8月，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機關報救亡日報編委。

1938年－－4月，與葉紹鈉合著之閱讀與寫作一書由爆海開明書店出版，列為開明青年叢書之一。同月，與葉紹鈉合著之文章講話一書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列為開明青年叢書之一。參加抗日後援會。受聘兼任南屏女中國文教員。

1939年－－1月，與傅東華，胡樸安，陳望道，章錫琛等在上海剸起組織中國語文教育學會。繼續在南屏女中任教。兩個孫子因經濟困難而失學當學徒。作弘一法師之出家。

1941年－－日軍佔領上海租界，環境日趨惡劣，辭去南屏女中教職，深居簡出，堅貞自守。應請並邀友人同譯富有學術價值的本生經。

1942年－－10月13日，弘一法師圓寂於福建泉州，作聯哀輓，作弘一大師的遺書一文。

1943年

－－1月21日（夏曆壬午年臘月十六）與夫人結婚四十周年紀念，章錫琛，王伯祥，顧均正，朱自清，馬敘倫等聚宴慶賀。2月，作懷晚晴老人。五月，譯日本谷崎潤一郎隨筆集昨今中關於豐子愷的評論，題為讀緣緣堂隨筆。10月，編輯之弘一大師永懷錄一書由上海大雄書局出版，除序文外，並收有弘一法師之出家，懷晚晴老人，子愷漫畫序等三文。12月15日，與章錫琛等三十九人被日偽憲兵司令部逮捕，威武不屈。后經日本友人內山完造等營救獲釋。經此磨難，肺病複發。

由於教育和出版天然的因緣關係，在民國出版史上教育家而事出版的，不乏其人；但能把教育與出版進行深入的、有機的、成功的結合，甚至於在出版中拓展出新的教育思想的，夏丏尊是較為獨特的“這一個”。經過股份制改組成功和兩年的出版實踐摸索，夏丏尊為開明書店確立了以青少年讀物為重點的出版方向。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中學生們，正是昔日身為教師的夏丏尊幾乎每天都要相處的對象，夏丏尊關心他們的成長，熟知他們的困惑和需求。而今，他為青少年出書出刊，提供課內課外的精神食糧，正可看成是一個教育家教育活動的延續。在開明，夏丏尊心無旁騖，在茲愛茲，一干就是20年，成就了其學生曹聚仁所說的“名山事業”。在從事出版活動的過程中，夏丏尊教育家的本色不改。他在出版之位，謀教育之效，考慮更多的是如何通過出版，襄助教育，彌補學校教育之不足；同時也希望在實現這一教育目標的同時，獲得所在企業自身的發展壯大。《中學生》的創刊，便貫注著他的教育理想和出版努力。《發刊辭》中，他這樣寫道：合數十萬年齡懸殊趨向各異的男女青年於含混的“中學生”一名詞之下，而除學校本身以外，未聞有人從旁關心於其近況與前途，一任其彷徨於分叉的歧路，饑渴於寥廓的荒原，這不可謂非國內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我們是有感於此而奮起的。願借本志對全國數十萬的中學生諸君，有所貢獻。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啼聲新試，頭角何如？今當誕生之辰，敢望大家樂於養護，給以祝福！

十幾年的《中學生》，遵照當初的目標使命，一期一期地辦下來，不曾懈怠。主編夏丏尊和編輯葉聖陶他們，且編且寫。講知識，強調趣味，注重啟發，照顧對象的理解能力；談人生，態度平等，坦誠相待，做青年人可以交心的朋友。“好懂、好看”。當時的中學生讀者評價雜誌說，“讀了這期等下期”，“不用別人督促，自覺自願地走進這第二課堂”。而每期上萬份，到抗戰前夕累計印數近百萬，如此大的發行量，證明雜誌同樣獲得了很好的出版經濟效益。

《中學生》可看成是開明書店出版物特點的一個縮影。舉凡語文、史地、科學、文藝等各種有益於青年身心健康成長，有利於他們今後生活能力提高的知識內容，都是《中學生》樂於刊載的。而這些，也正是開明書店的主要出書範圍。夏丏尊從事出版后，曾提出一個著名的教育觀點－－受教材不等於受教育。他認為，學生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各種基本能力，各種教材－－各種課程的教科書只是培養能力的材料；若只是囫圇吞棗地記住了這些材料而忘記了提高能力這個目的，就跟“買櫝還珠”同樣愚蠢。他希望青年學生要自覺從各種課程中攝取身心上的能力，而且普遍學習所有的科目而不要有所偏頗。在這一觀點統率下，開明出版物呈現出既圍繞著教育中心主題，同時又學科門類豐富多彩，既專門又綜合的特點。

出版是主觀色彩很強的文化生產活動。夏丏尊之於開明的影響，除了他的教育思想在出版物中直接投射外，他的處事風格和人格魅力同樣形成張力，在開明凝聚成一種集體作風。夏丏尊做事平實穩重，與章錫琛的精明果敢形成互補。但在出版認真、不肯馬虎苟且方面，章夏二人又有許多共同之處。夏丏尊是一個謙謙君子，不事浮誇，在看似平凡平實的背後，其實正包孕著一股強烈的理想情懷和一顆熾熱的愛人之心，因而也就特別有凝聚力－－在社內則氤氳為風氣，形成一種被時人和後人稱為“開明風”的企業文化和企業精神，在社外則常被作者和讀者提及和懷念。這樣的教育出版家，談不上有多少轟轟烈烈，但他和他事業的影響力，卻持久而綿長。

1903年1月14日（夏曆王寅年臘月十六）與金嘉結婚。

1946年去世。

夏丏尊和魯迅在一師共事時過從甚密，思想上、文學上都受到魯迅的影響。1909年就參加了魯迅、許壽裳等發動的反對尊孔復古的“木瓜之役”。後來又在魯迅啟發下提高對文學的興趣。當時魯迅還沒有寫小說，也沒有用魯迅的筆名，但已立志通過文學改造國民精神，並開始從事翻譯。他見夏丏尊小說讀得不多，曾以《域外小說集》相贈，使夏“眼界為之一開”，從此不斷擴大閱讀視野，還從日譯本轉譯西歐著作，所以自稱是“受他（魯迅）啟蒙的一個人”。

夏丏尊對藝術的興趣可能還多少受到李叔同（弘一）的影響。李叔同多才多藝，於文學、戲劇、書法、篆刻、音樂、美術無一不精。1912年他到浙江一師教圖畫、音樂，使這兩門一向不受重視的功課吸引了全校學生。夏丏尊認為：“這原因一半當然是他對於這二科實力充足，一半也由於他的感化力大。”甚至說：“我只好佩服他，不能學他。”但也承認：“他的一言一行，隨在都給我以啟誘。”他倆共事七載，情逾手足，常在一起吟詩唱和，互贈印章。

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豐富的教學實踐和人生經驗，還有魯迅、李叔同等良師益友的熏陶，對夏丏尊來說都是寶貴的積累，為他日後的文學創作準備了條件。他被迫離開一師后並沒有為自己的遭遇抱屈，心裡想的還是大局。《誤用的並存與折中》一文表現了憂國憂民之情。“變法幾十年了，成效在哪裡？革命以前與革命以指，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髮辮，把一面黃龍旗換了五色旗之外，有什麼大分別？”可是他把這種現象的病根歸於祖先傳下來的“中庸之道”，認為醫治這種宿疾的藥方是“極端”。

夏丏尊是以宗教的精神來獻身於教育的。他跟李叔同先生是多年好友。他原是學工的，他對於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也許多少受了李先生的影響。他跟李先生有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同事，校長就是經子淵先生。李先生和他都在實踐感化教育，的確收了效果；我從受過他們的教的人可以親切的看出。後來李先生出了家，就是弘一法師。夏丏尊和我說過，那時他也認真的考慮過出家。他雖然到底沒有出家，可是受弘一法師的感動極大，他簡直信仰弘一法師。自然他對佛教也有了信仰，但不在儀式上。他是熱情的人，他讀《愛的教育》，曾經流了好多淚。他翻譯這本書，是抱著佛教徒了願的精神在動筆的，從這件事上可以見出他將教育和宗教打成一片。這也正是他的從事教育事業的態度。他愛朋友，愛青年，他關心他們的一切。在春暉中學時，學生給他一個綽號叫做“批評家”，同事也常和他開玩笑，說他有“支配欲”。其實他只是太關心別人了，忍不住參加一些意見罷了。他的態度永遠是親切的，他的說話也永遠是親切的。

1900年，夏丏尊十六歲時，考取了秀才。同年五月“庚子拳變”后，清廷宣言變法，廢科舉，辦學校。那時全國的讀書人大都是一味靠八股文吃飯的，他們平日朝夕所讀的是八股文，經史向不研究，“時務”更是茫然。夏丏尊雖八股積習未深，不曾感到很大的不平，但要從師，也無師可從，只是把八股文一類的範文擱起，換些《東萊博議》（宋朝名臣呂祖謙作，是數百年來，科舉時代投考狀元的聖經），《讀通鑒論》，《古文觀止》之類的東西來讀，再把當時唯一的算術書《筆算數學》買來自修而已。

1901年他順應潮流，與他的朋友同到上海去，由他在上海做事的大哥送他進中西書院（即東吳大學的前身）去求學，該校監院（即校長）是美國人潘慎文，教習（即教師）有史拜言，謝鴻賽等人。他的同學，有很多後來成為知名人士，如名律師丁榕，經濟大家馬寅初等。

1902年他得朋友的勸告，到紹興府學堂（即浙江省立第五中學的前身）去繼續學業；因為這個學堂的學費、宿費均免收，如果成績優異，還有一些獎學金，在經濟上他沒有問題。可是，他在這個學校也只讀了半年又輟學了，因為他要回故鄉去代他父親在私塾的教席。他便一邊教學，一邊仍努力自修中英文。

1905年，十九歲的夏丏尊負笈東瀛，入東京弘文學院，1907年考入東京高等工業學校。當時規定，入了官立專門學校，就有官費可領。而浙江因人多不能照領，他入高工后將近一年，還領不到官費，家中為他已負債不少，結果不得不中途輟學回國，謀職糊口。他的中學時代就如此結束了。那時他二十一歲。

雖然曾讀了幾個學校，夏丏尊卻始終未曾在什麼學校里得過畢業文憑，讀大學更不用說了。而他後來在學術、語文、翻譯多方面的成就，全靠他堅忍不拔的志向與勤勞力學的精神所至。

1907年輟學回國后，即應浙江兩級師範學堂之聘，任日籍教師中桐確太郎的翻譯助教。期後學堂改為浙江第一師範學校，使充任為國文教師。1912年對夏丏尊來說是歷史性的一年。因為就在這一年，注重“人格教育”立主以“勤、慎、誠、恕”為校訓，提倡“德、智、體、美、群”五育並重的經亨頤接任了校長之職，而又在這一年的秋天，經亨頤為了加強學校的藝術教育，從上海請來了鼎鼎大名的李叔同來校執教。從此，夏丏尊與經亨頤，李叔同成了摯交，也為後來重聚白馬湖結下前緣。

夏丏尊於1912年起在第一師範除任教師外，還兼任舍監。所謂“舍監”，是近乎現代的“訓導主任”之類的職務而又不同的，總之是管理學生的事情。舍監一職，待遇甚低，其地位力量為學生所輕視，頑皮的學生竟膽敢和舍監先生開玩笑，有時用粉筆在他的馬褂上偷偷地畫烏龜，或乘其不意把草圈套在他的瓜皮帽結子上。

夏丏尊認為真正要作教育事業就要抱定了硬幹的決心，非校長免職或自覺不能勝任時決不走，不怕挨打，凡事講合理與否，不講感情。因為他是抱了不顧一切的決心去的，什麼都不計較，凡事皆用坦率強硬的態度去對付，決不服軟。在飯廳中，如有學生遠遠地發出“噓噓”的鼓動風潮的暗號，他就立在凳子上去注視發“噓噓”之聲是誰。飯廳風潮要是發動了，就對學生說：“你們試鬧吧！我不怕。看你們鬧出什麼來。”人群中有人喊“打”了，他就大膽地回答說：“我不怕打，你來打吧！”學生無故請假外出，夏死不答應，寧願與之爭論一二小時才止。每天早晨，如有睡著不起的一一叫起。夜間在規定的自修時間內，如有人在喧鬧，就去干涉制止，熄燈以後見有私點洋燭燈者，立刻進去把洋燭沒收。夏不記學生過，有事不告訴校長，只是自己用一張嘴和一副神情去直接應付。最初幾天向教務處取了全體學生的相片來，一張張地擺在桌上，認識學生的面貌、姓名及其年齡、籍貫、學歷等等。

夏丏尊在那時，努力於自己的修養，讀教育的論著，翻宋元明的性理書類，又搜集了許多關於青年的研究的東西來讀。非星期日不出校門，除在教室授課的時間外，全部埋身於自己讀書與對付學生之中。當時他的綽號，先後有閻羅、鬼王、夏木瓜（因學生看見夏丏尊頭大而圓，故取此綽號）幾個，此外也許還有更不好聽的。

一連作七八年，到後來，什麼都很順手，差不多可以“無為而治”了。這便是他的成功之處。著名的漫畫家、散文家豐子愷當時就在浙江第一師範讀書，曾受教於夏丏尊與李叔同，而且深受他們兩位的影響，他曾為文追憶兩位先生不同的教育方式。夏丏尊與李叔同對同學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為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叔同的是“爸爸的教育”，夏丏尊的是“媽媽的教育”。夏丏尊後來翻譯《愛的教育》，風行於國內，深入於人心，取作國文教材。

因為事業上的關係，他早就離開了白馬湖移居到上海來。1932年“一二八”之役發生了。日軍退去后，他到江灣立達學園去視察被破壞的實況，在滿目瘡痍的環境中徘徊了好幾個小時，歸途時拾了一堆像山巒狀般的鋼鐵塊回家。這就是日軍投下的炸彈的碎片，是慘痛的歷史的證物。後來他把這件事寫成《鋼鐵假山》一文發表。

1937年“八一三”滬戰爆發，全面抗戰展開了。開明廠房被毀，書店同仁大多流遷後方。這時夏丏尊已五十二歲，因年老多病，只好留在上海。他在上海除替開明編輯字典外，同時在私立南屏女中教國文。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變發生后，日本侵略軍進入上海租界，夏丏尊被認為是激進的“危險分子”，12月15日，夏丏尊遭日本憲兵隊逮捕。他被指為反日分子，要他表明。但他態度剛強不屈，在獄中，備受拷打，百般凌辱。十天後，夏丏尊因年事較高，經友人內山完造等保釋出獄。這次對他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打擊。自此事件后，他的精神更加沮喪消沉。

抗戰勝利后，全國歡騰，夏丏尊心中的喜悅與歡呼，有過於革命黨推翻滿清時的興奮。然而他卻於抗戰勝利后的次年，因肺結核在上海病逝，享年六十一歲，墓葬上虞白馬湖畔。

夏丏尊是一位理想家。他有高遠的理想，可並不是空想，他少年時傾向無政府主義，一度想和幾個朋友組織新村，自耕自食，但是沒有實現。他辦教育，也是理想主義的。最足以表現他的是浙江上虞白馬湖的春暉中學，那時校長是年長的經亨頤。但是他似乎將學校的事全交給了夏丏尊。是夏丏尊約集了一班氣味相投的教師，招來了許多外地和本地的學生，創立了這個中學。他給學生一個有詩有畫的學術環境，讓他們按著個性自由發展。

但是理想主義的夏丏尊終於碰著實際的壁了。他跟他的多年的老朋友校長經先生意見越來越差異，跟他的至親在學校任主要職務的意見也不投合；他一面在私人關係上還保持著對他們的友誼和親誼；一面在學校政策上卻堅執著他的主張，他的理論，不妥協，不讓步。他不用強力，只是不合作；終於他和一些朋友都離開了春暉中學。朋友中匡互生等幾位先生便到上海創辦立達學園；可是夏丏尊對辦學校從此灰心了。但他對教育事業並不灰心，這是他安身立命之處；於是又和一些朋友創辦開明書店，創辦《中學生雜誌》，寫作他所專長的國文科的指導書籍。

《中學生雜誌》，是以“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面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為使命的，成為20世紀30年代全國青少年的良師益友。夏氏認為，語文教學對待文章的閱讀和寫作，都應尊重文章學的系統。他又是提倡“語感”培養的第一人，把“傳染語感於學生”說成是他“在國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他還主張寫文章要講究“真實”和“明確”；為了做到這兩點，就必須在說話作文時留心6個“W”：為什麼要做這文（why）？在這文中所要敘述的是什麼（what）？誰在做這文（who）？在什麼地方做這文（where）？在什麼時候做這文（when）？怎樣做這文（how）？真正每做一文都能明確回答這6個“W”，文風就正了。夏氏在語文教育方面的理論和實踐，以及他終身為基礎教育事業奮鬥和剛正不阿的品格，給後人留下了極其寶貴的財富。

著名語言學家夏丏尊先生提倡過一種讀書方法：把精讀的文章或書籍作為出發點，然後向四面八方發展開來，由精讀一篇文章帶讀許多書，有效地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夏丏尊先生舉閱讀陶淵明的《桃花源記》為例：這篇文章是晉朝人寫的，如果想知道這篇文章的地位和晉朝文學的情況，就可以去翻翻中國文學史；這篇文章體現了一種烏托邦思想，而英國的莫爾寫過一本叫《烏托邦》的書，又可以對照起來讀；這篇文章屬於記敘文一類，如果想明白記敘文的格式，就可以去翻看有關記敘文寫法的書；另外，如果想知道作者陶淵明的為人，還可以去翻《晉書·陶潛傳》。如此這般，可以由讀一本書引出一大串來。夏丏尊先生自己就是經常這樣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