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亨頤

經亨頤先生是中華民國時期著名的教育家，1902年東渡日本攻讀師範，學成歸國后致力於民主主義的教育事業。先後擔任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浙江第一師範學校校長。1920年1月，在上虞創辦春暉中學，並出任首任校長，1923年8月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校長（兩年後離任），春暉中學校務由代理校長主持。1938年9月15日病逝於上海。

北伐戰爭時期代理廣州中山大學校長，並曾任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長、浙江省教育會長。1931年後任全國教育委員會委員長。

在經亨頤30多年教育工作中，一貫主張“與時俱進”“適應新潮流”的辦學方針，提出了“反對舊勢力，建立新學風”的教學主張。在本省從教20餘年，廣采博引國內外先進教育思想，提倡人格教育。他所創辦的春暉中學蜚聲海內外，贏得了“北有南開，南有春暉”的美譽。

其民主主義教育思想和“與時共進”的改革活動，使浙江省立一師、春暉中學以師資雄厚、設備完善、教育民主和管理有方著稱省內外，為國家培養了宣中華、柔石、楊賢江、陳建功、豐子愷、潘天壽等一批優秀人才。

傳世作品有《墨竹圖》（圖錄於《當代名人畫海》）、《松、竹、芭蕉、雞冠》合景（圖錄於《中國現代名畫彙刊》）。後人輯刊《頤淵篆刻詩書畫集》、《爨寶子碑古詩集聯》等。

祖父：經緯

父親：經元善

女兒：經普椿

女婿：廖承志（廖仲愷、何香凝之子）

外孫：廖暉

經亨頤認為學校 不是“販賣知識之商店”，“求學為何？學為人而已”，所以當以陶冶人格為主。強調德智體美全面發展。在教法上，提倡“自動、自由、自治、自律”，提出“訓育之第一要義，須將教師本位之原狀，改為學生本位”，成立學生自治機構。要求教師必須有“高尚之品性”，反對那些“因循敷衍，全無理想，以教育為生計之方便，以學校為棲身之傳舍”的庸礙之輩。此外還力主活躍學術空氣，豐富課餘生活，注意多方面培養和陶冶學生人格。

經亨頤少年時代即喜愛篆刻，取法漢印，參以《三公山碑》《開母石闕》意趣，所作端莊清雅。畫從八大山人，書宗《爨寶子碑》，兼收並蓄，融會貫通，均自成一家。經亨頤一生高風亮節，晚年退居上海頤和路，顏其居日“春霜草堂”。約同知己何香凝、陳樹人等創立“寒之友集社”，藉此研討詩書畫印，提倡民族正氣，抒發愛國熱情。經亨頤對於篆刻頗為自負，曾說“吾治印第一，畫第二，書與詩文又其次也。”潘天壽早年學習書法篆刻，多受經氏指導。著有《大松堂集爨聯》《頤淵印集》《頤淵書畫集》《頤淵詩集》《經亨頤作品選》等。

從篆刻家的類型上看，經亨頤當屬學者型印人。他在民國時期是一位憂國憂民、成就卓著的教育家，他的主要業績也體現在教育事業上，書畫篆刻創作是他公務之餘的“閑事”。經亨頤的篆刻作品，如果單論數量與形式，也許沒有什麼優勢可言，若從藝術風貌和創作技巧而論，經氏與那些同時代的印壇名家相比可以說並不遜色。經氏的傳世作品大多為自用印，這些精美的作品包括姓名、別號、鑒藏、齋跋及少量的詞句印。由於是自用印，我們不難看出作者刻印時是多麼用心，多麼投入，無論是篆法、章法還是刀法，作者都力避陳規舊范，希冀刻出新的意境來。

經亨頤 的篆刻作品植根於秦漢，溫和雅靜，蘊含著派厚的書卷氣。經氏的朱文印儘管線條有粗細之別，然而在篆法上卻十分強調結構的神態變化。例如細朱文印“仰山樓”和“山邊一樓” （見八六頁）中的“樓”字，在“木”部與“女”部兩處都作了不同的處理，前面的“木”部取方勢，“女”部收斂；後面的“木”部取圓勢，“女”部舒展。粗朱文印“松蟀樓”與“培寒樓” （見九一頁）中的兩個“樓”字也有變化。前面的“木”部兩側筆畫平直以剛取勝，後面的“木”部兩側內撅以柔取勝。兩個字的“婁”部上端，一個從繁，一個取簡，這些頗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往往最能體察出作者的匠心所在。經亨頤朱文印還有一個較為顯著的特點，即善於運用借邊和連邊的手法改善、豐富印章的布局。朱文印中借邊與連邊技法，是篆刻家們對古代璽印深入觀察研究的結果，也是印章創作中的常用技法之一。

經氏在運用借邊、連邊技法時，或單獨運用，或兩者兼用，至於借邊與連邊的幅度大小，皆因印而異。如“山間居”、“五十學畫”、“北海一廬”、“春霜草堂”等印均有三四處以上的筆畫運用了連邊技法。尤其是“北海一廬”印（見八八頁）最具特色。該印中的“一”與“廬”筆畫數量懸殊很大，“廬”字的眾多平直筆畫又易與印邊造成重複和雷同，作者將“廬”字的“廣”部與“皿”部沿邊筆畫作借邊處理，其餘三字的筆畫一律連邊，這樣既可解決“廬”字的平直筆畫過多易與印邊產生重複和雷同的矛盾，又使其餘三字有了依託，全印的布局獲得了平衡。為了使仿漢作品篆法生動靈活，章法新穎，經亨頤有時還巧妙地將某些大篆的部首偏旁和古璽布局形式糅人印中。例如朱文印“經子淵”的“經”字、“頤淵”的“頤”字，白文印“牛夢六十年”的“牛”字、 “老淵”的“老”字，原來都是大篆的寫法，但經過作者的融會變化、精心篆寫，整個印面立時顯得古樸自然。在作品的布局上，經氏也時常吸收古璽的某些特點，以打破漢印固有的布局樣式。如“苦牛”和“頤尊者”見九○頁）二印，作者將印文均作兩行排列，前者左長右短，呈錯落之勢：後者左短右長，“者”字居上，下有留紅，印面的疏密對比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

最後再談一下經亨頤的邊款藝術。邊款是篆刻藝術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評介經亨頤的篆刻藝術，不能不論及他那令人讚歎的邊款創作技藝。近年來，我曾閱過七、八種現代學者印人的篆刻集（印譜、印存），就邊款水平而論，尚末發現有人能超得過經亨頤。這些印譜、印存，或全無邊款，或有少量邊款但質量實在令人難以卒讀。邊款與印面的創作永平相距甚遠是這些學者印人的通病。經亨頤的邊款與其印面一樣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即以《爨寶子碑》行楷和小篆作款，奇崛古奧，別具風采。例如朱文印“享頤藏書”款云： “丙辰五月石禪四十初度，買書栽木，長樂永年。” （見八九頁）此作印面四字端嚴樸實，配以十八字的陽文小篆長款，印面與邊款相互襯托，相得益彰。又如白文印“晚節清風”兩面款: “頤淵畫印。此石得於秦淮河小肆，十九年頤記。” （見八四頁）此印兩面款皆用《爨寶子》碑意行楷刊刻，所不同的是一面橫書，一面數行直書，布局錯落有致，拙趣盎然。此款充分體現出經氏濃厚的書法功底和高超約布局技巧。

作為學者的經亨頤，由於未享大年，六十一歲即已過世，篆刻作品流傳數量偏少，無疑會減弱他在現代印壇上的影響，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從現存作品中體察到他的創作理念、方法與發展軌跡，從而獲取某種借鑒和啟迪。

▲經亨頤告別杭州

曹聚仁晚年在《我與我的世界》回憶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時，深情地寫下了“我們的校長”這個標題，他說：“‘一師’先後，有過許多校長，可是，我們說到的‘我們的校長’，只是指經子淵（亨頤）先生而言，跟其他校長毫無關係。” 1920年初，正在寒假中，這位深受學生愛戴的校長突然被官廳調職，改任浙江省教育廳視學，從而引發了震動一時的“浙一師風潮”。當時，曹聚仁以全體學生的名義，用不無稚嫩的白話文寫了一封信給校長，表達他們內心的驚惶和期望：

“自從你去了以後，我們連日的呼號叫囂，好像同小孩子失了慈愛的母親一樣。……

“回想從前的時候，我們常常問你：‘這是什麼？這為什麼？這究竟怎樣？’你總常常懇切的指導我們，慰貼的愛護我們，並且以身作則用自治自勵的精神勖勉我們，我們多少有趣！……

“經先生啊！你不單是我們的校長，簡直是我們慈愛的母親！…… “救救孩子們呀！

“救救孩子們呀！”

第二天，經亨頤同樣用白話文給學生回信：

“諸弟：

“我昨天接到你們底信，一字一淚，使我黯然傷心，說不出話來！‘母親’一語，實在當不起。你們把這句話表示無限感情，我就用這句話來比仿，聲訴我底苦衷。這母親是可憐的，是黑暗家庭里三代尊親晚婆壓力以下底媳婦。還有許多三姑六婆搬弄是非……”

他感慨自己在一個官立學校、以一個委任校長的身份，在周圍這樣的空氣下，大膽地做革新事業，這是他的“錯”。經亨頤到底有什麼錯？他為什麼受到當局的嫉恨，非欲去之而後快？我們從《全體教職員挽留經校長宣言》大致上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該校自從成立以後，向來取與時俱進的方針。其間或興或替，一切措施都由經校長和職教員等共同研究，隨時改進；總要把事情弄到推行無礙，才覺得大家安心，所以該校十幾年來，可以說是時時有改革精神，時時過改革生活的。不過以前的改革，和校外沒有什麼影響罷了！到了去年秋季開學以前，經校長和職教員等，都覺得時代精神大大地改變了；該校底組織上，教授上，管理訓練上，都應該大大地改革一番，去順應世界底潮流。所以開學以後，就有職員專任，學生自治，改授國語和改組學科制底幾種改革事業。”

這幾項在今天看 來也許沒有什麼，但放在當時無疑是創新，是大膽的改革。自從1912年以來，經亨頤擔任浙一師（前身是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校長已近10年，他是浙江上虞人，1903年到日本留學，1907年回國擔任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他在教育上一貫有主張、有見解，曾提出著名的“人格教育”，但如果沒有“五四”新浪潮的衝擊，也許就不會有他在浙一師的大膽革新了。1919年5月12日，受北京學生運動的影響，杭州學生也走上了街頭，作為校長，他在當天的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六時余，先到校，學生尚未發，略授以保守秩序，切勿妄舉。即至教育廳，……分別與軍警接洽，免致誤會。九時，全城中等以上學生三千餘人，自公眾運動場出發，先過教育會，氣甚壯，余出助呼萬歲，直至下午三時始回原處，秩序甚好。”今天我們路經杭州高級中學（浙一師是其前身之一）門口，還可以看到石碑上記錄著它當年的輝煌。

浙一師成為江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培養出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學生，如豐子愷、潘天壽、劉質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統等，都是與這位校長分不開的。他們後來走上各不相同的道路，其中都帶有一師的痕迹，帶有那個時代特有的標記，他們有幸趕上那個時代，接受新文化的洗禮。熟知經亨頤的同鄉學人范壽康評價，他在擔任一師校長時，“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師，久其任，以勤慎誠恕四字為校訓，砥礪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謂‘人格教育’之主張，以身作則，剛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開朗，注重感化與啟發，反對保守與壓制。對於學生因材施教，輔導其自動、自由、自治與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對於課程，主張全面發展，自文學、藝術、科學、數學以至體育、運動，無不注重。舉凡陶鑄個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體、美、群五育，無所不包，而目標則在於培養正直、堅強、學識兼備之人才，為國家服務。”對於學生的請求，只要理由充足，他總是應允。青年劉質平醉心於音樂，音樂以外的功課大都不及格，學校照樣能發給畢業文憑，劉質平後來成了有名的音樂家。

在“五四”大潮中，經亨頤決心在浙一師進行教育革新，於1919年下半年付諸實施，主要集中在上面提到的四個方面，職員專任制對外界沒有多少衝擊力，學科制也是很有見地的，只是在他手裡還沒來得及推行，最有爭議、最後惹禍的是學生自治和改文言為白話文。學生自治的大綱在專任職員會議上議決，在1919年10月16日正式宣布《試行自治制》，暫時定出九條自治大綱，第一條是將學校事務分成學生自治和學校行政二部。第四條學校對於學生行為不妨礙學校行政的，一概不干預。第八條規定學生自治範圍包括，有關學生健康、研究學術、發表思想、涵養德性、衣食住、課外作業、社會服務、校內整潔、同學行為的懲處和勸誡、儲蓄和販賣、課外出入等事項。目的就是要養成學生自動的能力、自律的習慣、互助的精神。自治實行的細則完全由學生開會研究。自治會很快成立起來，並有效地開展工作。此外，學校還出現了書報販賣部，《星期評論》《教育潮》《少年中國》《新青年》《新潮》《建設》等新刊物都有不小的銷量。

最有成績的應該是白話文的推行，當時教授白話文還是創始，沒有現成的教材可用，所以就由學校的國文教授會議，暫定了國文教授法大綱，依照人生問題、家族問題、貞操問題、文學問題等16個問題，分門別類選輯了一百多篇文章，主要是當時新刊物上發表的，魯迅、陳獨秀、胡適他們的都有，包括魯迅的《狂人日記》，蔡元培看了他們自選的國語教材說：“這種教材選得不成系統，不過備學生底參考，也未始不可的。”但這樣的教材目的就是要學生用批評的眼光，取研究的方法，而不是叫學生輕信、盲從。比死板的僵化的文言文教學是一個巨大的突破。正如教授法大綱說的，形式上“使學生能夠了解用現代語或接近現代語，如各日報雜誌和各學科教科書所用的文言——所發表的文章，而且能夠看得敏捷、正確、貫通。使學生能夠用現代語——或口講或寫在紙上，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而且要自由、明白、普遍、迅速”。實質上使學生了解人生真義和社會現象。

我們看看1919年9月16日學生汪壽華的日記，可見當時的語文教育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陳望道在語文課上說：“文字的本質，完全是發表自己的意思，使人家了解。既然文字的本質如此，所以不能不從容易方面做去。為什麼？因文字容易，個個人自然能夠曉得我的意思。他如用典古的文字，必定要有我的程度，或高於我的程度，才能了解。”“既然知道文字不宜拘古，當應世界潮流，所以當改革。那麼改革的方法，能不能夠講呢。現在有三種方法，大家研究研究。”這三種方法是，一，改為白話文，二是使用標點，三是改“直行”為“橫行”，理由是寫的時候便利，看的時候便利，經濟上的便利。正是在經亨頤的主持下，教師才可以進行這樣大膽的改革和探索。其他的改革還有學校選舉產生議決全校大事的評議會，實行經濟公開等。

當山雨欲來之時，在教育廳查辦員查問時，經亨頤本人都一一作出了回答：關於職員專任，“現在我們中國學校的流弊，都是校長專權的緣故。做教員的至多對於教課負責，不是對於學校負責。兼著好幾處教課，更沒有時間可以研究。該校實行這件事，各位教員是有大大的志願和大大的犧牲。現在預算並沒有增加，就照原預算分配，各員每月只有七十元，比較從前有幾位要減少若乾元，教課以外的職務反要加增，並且確能負責任。……每星期開例會一次，遇有研究的問題還要連日開會討論。所以我對於職員，是認定‘集思廣益’四字做去。”

關於學生自治，“該校為什麼實行自治？是從畢業生方面感觸而來的。我辦這師範學校總算已經十年以上，平時注意畢業生的狀況，為什麼這樣沒有創造的精神，覺得是他們在校幾年我們害了他們的。覺悟已經遲了，懺悔還來得及。從前也曾經說教育的目的，是要養成自律；還有一句話，叫做一定要經過相當的他律。但在校的期內，完全是他律，自律叫他從哪裡來呢？教育學的‘訓練論’當中，明明有‘指導’和‘陶冶’兩句話。試問不使學生自治，這兩句話究竟是有什麼意義？要待學生有自治的能力才能自治，試問一天不使他自治，待到幾時才有自治的能力？”

學生自治不是因為學生已經具備了自治能力，而是一種開始，是訓練。自治時間不長，但在有些方面效果已顯示出來，比如禁煙，以前學校用了多少辦法、多少手段都沒有能解決的，通過自治解決了，比如學生管理食堂也大有改進，比如請假制度也落實得更好了。

關於改革國文教授，他認為中國文字不改革，教育是萬萬不能普及的，作為師範校長，不是單單要製造出幾個學生，設法普及教育才是根本。“想來想去，國文教授，當然是第一個研究的問題。……我為了聘國文教員，不新不舊，有新有舊，宗旨變換好幾次了。批評師範畢業生，多是說國文程度不夠。我想這短短的五年期間，要養成從前‘進士’、‘翰林’的一種文章和不中用的詩詞歌賦，無從著手的經史子集，不但苦煞了學生，實在看錯了人生。所以我決定‘國文應當為教育所支配，不應當國文支配教育’的宗旨，非提倡國語改文言為白話不可。我們師範學校，無非為普及教育，不是‘國故’專攻。文言和白話，也不必管他，有些思想，可以寫得出來，那就得了。”注音字母是國語的福音，也要教授，他說只有在提倡白話之後才可以講教育，要講教育，就要改革以往的國文教授。

關於學科制是針對學年制提出來的，他認為學年制的缺點是“輕視青年的光陰，束縛學生的能力；尊重辦事的程序，演成劃一的流弊。有一門成績不及格，就要叫他留級一年，其餘及格的學科，也要罰他重習一年，而且不到班仍要扣分。”學科制的辦法就是破壞學年制，以學科為單位，每學科又分是幾個學分，分成幾年修完，修了幾個單位，就算畢業。當時還正在研究具體的實施辦法。早在革新之前，他已在浙一師的語文課上部分採用白話，認為“北京大學之暗潮次及吾浙，亦該校之光也”。當有人反對而辭職時，他反而認為“下學年國文教授有革新之望，須及早物色相當者任之”。這是4月間的事，暑假中，他就不斷為聘請新教師奔走，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加上原來在校的夏丏尊，分別擔任了四個年級的國文老師，被稱為“四大金剛”，都是教白話文的。

從力倡“人格教育”到革新一師之舉，對經亨頤來說都是順理成章的，人格教育不是空疏的道德說教，本質上是公民教育，是相對於職業教育提出來，正如曹聚仁回憶，“我們在一師讀書，每一年級，每一班組，每一星期，總有一小時‘修養’課程由經師自己來講授；這是他和我們接觸的機會。他所謂‘修身’，並不是‘獨善其身’的‘自了漢’，而是要陶養成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他所掛的教育目標是人格教育，和當時上海江蘇教育會派黃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職業教育’正相對峙。他要我們個個都是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劉劭《人物誌》所說的‘淡’字來說明人生的極則，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種種應用。職業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無論什麼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請的教師，學問品行方面，對學生們的影響非常之大，他所標立的教育方針，也頗利於學生個性的發展。我後來看了他的自述，才知道他最深於人生哲學的研究。他認為一切道德觀念倫理關係，決沒有一成不變的。因此，他對於五四運動的思想革命，不僅正面來接受，還加以積極的推動。究竟是因為他接受了新思想而為舊社會所痛惡呢，還是他的正義感，和省議會相衝突呢？也許兩者都有一點在；因此，當代表反動勢力的齊耀珊省長、夏敬觀教育廳長，和浙江舊勢力大結合，給他一個總攻擊時，經師是昂然站著，一點也不退怯的！”

在曹聚仁的記憶中，“我們的校長”——“個子高高的，說話慢吞吞的，和我這個小不點兒的學生，恰好相映成趣。這樣的校長，望之儼然，我從心底怕了他。”“經校長是勇於負責辦事的人，他一生正直，依著自己的理想去做，不十分計較利害得失的，因而有‘經毒頭’的綽號。他不愛權位，不治生產，然而他並不是一個遁世隱逸的人。”

當曹聚仁進入浙江第一師範求學時，經亨頤已做了多年的校長，他在日記中常常提到自己給學生上修養課，在長期的教育生涯中，他逐漸領悟到了教育的真諦，他所在意的是普及教育，養成人格健全的公民，從人格教育的理念到實踐上進行教育革新，都是向著教育普及的現代目標靠攏。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成了現代型教育家，他嘗試的時間雖短，他親身在這個崗位上不過一個學期，但剎那就是永恆。他的思考和努力已載入教育史，也融入了文明轉型的史冊中。

在這樣的一種氛圍中，學生的個性得到了張揚，他們的能力得到了提高，他們的精神狀態是飽滿而熱情的，他們確實容易受到各類思潮影響，但他們獨立思考的空間其實更大了。《浙江新潮》等學生刊物的出現，學生施存統驚世駭俗的《非孝》一文的發表，都不是經亨頤意料之中的，有一段時期，他到山西參加會議，這些事的發生他並不知道。但面對來自官廳的壓力，他坦然表示，刊物他清楚，學生是浙一師的學生，他就要負責任。其實，這隻不過是借口，是導火線，關鍵是舊勢力要將他從浙江教育界的領導位置上拉下來，除了一師校長，他還是影響很大的浙江教育會會長，辦有《教育潮》，早就讓一些人眼紅得不得了。《非孝》一出，正好給他們提供了一次機會。經亨頤知道，他的革新事業走不下去了，對此他是明智的，但他還是盡了最大的可能來保全浙江一師的革新事業，而毫不在意他個人的去留。他在回答學生時就是如此說的，他也是如此做的。

最後的結局雖然不盡如人意，但在學生和社會各界的抗議聲中，官廳做出了一定讓步，南開教務長姜伯韓繼任后，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經亨頤時代的做法。雖然四大金剛走了，但白話文的教師換成了新銳的北大畢業生朱自清、俞平伯他們，學科製得到了推行。這大約也是讓他感到欣慰的。經亨頤不是一個留戀位置的人，當調任教育廳視學的命令下來，他當即拒絕，並離開杭州，決不苟且、留戀，儘管他是那麼喜歡生活、工作了十幾年的杭州。因為忙碌，他很少有時間徜徉於湖光山色之間，即使遊玩也是來去匆匆，但他的日記中還是不時留下對西湖之美的讚歎，1919年3月23日，一個煙雨迷離的星期天，他路過蘇堤，感慨“桃花艷濕，新柳如滴，風景不可遇。”9月19日夜，他泛舟西湖，“湖平如鏡，燈影如林，長在杭州，此景亦不多見”。

告別浙一師並不是經亨頤教育生涯的結束，他在故鄉上虞的白馬湖畔創辦了著名的春暉中學，那又是一片新的天地。

經亨頤的一生實在太豐富了，在這裡只能作一個概括：1877年生，字子淵，上虞驛亭人。二十歲出頭時參與通電反對慈禧廢光緒帝，遭懸賞通緝，亡命澳門。1903年赴日本留學，1910年回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后更名浙江第一師範）校長，兼任浙江教育會會長。1921年在上虞創辦著名的春暉中學，兼任浙江省立第四中學校長。1925年離浙，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全國教育委員長、中山大學校長。1930年參加反蔣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任組織部委員，旋被開除黨籍。1931年於國民黨四大再次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九一八”事變后與何香凝、柳亞子、張大千等在上海組織“寒之友社”，以詩言志，以畫喻節……

“八一”南昌起義對 於中國共產黨是件大事———起義的當天，葉挺報告起義情況后，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華廳成立革命委員會，會議推舉林伯渠、賀龍、惲代英、周恩來、張國燾、葉挺、宋慶齡等25人為委員。令人吃驚的是，在這個“紅色”的圈子中，並非共產黨員、左傾思想也不明顯的經亨頤也赫然在冊———剛好位列第25位！

經亨頤是怎麼去南昌的？南昌起義的時候他幹了些什麼？憑什麼坐上那把交椅？這段故事到現在也還沒有人認真梳理。

李叔同在他化緣得來的風琴上，演奏了“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

經亨頤在杭的時間較短，但他在這方土地上留下的影響卻源遠流長。他在一師（舊址在現在的杭高）做校長時，任用、提攜、資助了包括李叔同、周樹人、朱自清、豐子愷、潘天壽在內的一大批優秀人才。綜觀天下，凡校長多是膽小的、死板的、保守的，用人上更是生殺予奪，唯我獨尊，但他不。比如校內的劉大白和趙元任，雖然才華橫溢，但滿腦子都是異端思想，兩人合作而成的《教我如何不想她》，雖然甫一唱響，便紅遍全國，但怎麼看都像靡靡之音。劉、趙二人天天都在經亨頤的眼皮底下，如果校長不開明，豈有二人容榻之地?

一師新招音樂教員，有人來應聘。第一句話是先提條件：必須給每位學生配備一架風琴。不當家不知柴米貴，每個學生一架風琴，那是個什麼成本？哪裡來的錢？但新教員扔下一句話：“你難辦到，我怕遵命。”甩手就走。

還沒上崗，就敢這樣耍大牌，做校長的面子上當然掛不住。但他知道這是個人才，學校需要他，於是經亨頤親自出馬，到處央求，把四五十架風琴湊齊，滿足了新教員的要求。從後來的情況看，這樣做的確是值得的———那個新教員就是日後名揚四海的李叔同。“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經校長化緣得來的風琴上，李叔同演奏了自己寫的《送別》。

表面上看，經亨頤在杭州不過是經營了一所師範，但倡導的教育觀念在此卻有劃時代的影響。經亨頤於1916年9月在師範新生入學儀式上說：“以大廈比喻國家，人才比喻棟樑是老話了，但我以為，構成大廈還有個重要的東西，那就是此凸彼凹的榫頭。如果沒有榫頭，再好的棟樑有什麼用？現在的中國，棟樑之材夠多的了，所缺的是默默無聞的榫頭。我這個學校，不光要培養棟樑，更要培養能為全社會所用的榫頭……”

這樣的話放到現在仍然能振聾發聵———不圖一人一單位的名利，不要異化的精英教育，而求提高民族素養的平民教育。當今杭州基礎教育知名人士王崧舟凡有報告必提經亨頤，凡提經亨頤必對他表示五體投地，“什麼是人格？人格是做人的格式……經先生說，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是培養健全的人格，以便使這碗清水發揮各種作用；功利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無論什麼味的水，都有了局限……”在王老師看來，當年經先生的教育思想，正是今日素質教育之濫觴，可惜的是我們中的許多人到現在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

王崧舟老師也是上虞人，他在台上神采飛揚作緬懷狀的時候，台下許多老師則在交頭接耳地打聽：

“經亨頤是誰？”

為挽留一個校長，有那麼多學生肯犧牲，古今中外，他是第一人

經亨頤是帶著痛苦離開杭州的，起因是一本雜誌。

《浙江新潮》本來只是本默默無聞的學生刊物，每周一期，社址設於平海路原省教育會樓下的一間耳房裡。第二期，有個叫施存統的同學寫了篇文章，說為建設一個新社會，要把家庭制度徹底打翻，再踩上一隻腳！文章的題目叫《非孝》，觀點可謂大逆不道———家庭制度可是幾千年中國的基石呀！結果省長、省教育廳長、省警察廳長都被驚動，成立專案組，說不但要查辦此人，還要追究幕後元兇。七查八查，查到了一師的“四大金剛”頭上———夏丏尊、陳望道、劉大白、李次九四位老師，這四人慣於在學生中宣傳新思想，反對舊禮教。當局招了校長經亨頤去，說：“宣傳邪說的人怎麼能當老師？快去開除了他們，以正視聽！”

經亨頤慢條斯理地答：“不行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養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教學生說自己想說的話，怎麼是宣傳邪說？”

“那———你這個校長是不便當了。”

“當不當校長在其次，糊塗的事不能做。”

1920年2月9日，經亨頤被撤換，調離浙江第一師範。

得到這個消息之後，義憤填膺的不是校長本人或者他的同僚們，而是全校的學生。學生立刻罷課上街遊行，抗議當局的做法。眾人一路喊過去的口號是：“留經目的不達，大家一致犧牲！”

3月27日凌晨，遊行隊伍到達梅花碑省長公署時，與警衛隊發生衝突，警衛隊槍傷數人，釀成流血事件。3月29日，全體學生被三百軍警圍困在學校操場，只准進不準出，結果一個叫朱贊唐的同學悲憤難忍，一把奪過警察的刀，憤而自殺，邊上的同學都號啕大哭……

這就是上了中國現代史的“浙江一師風潮”。

為挽留一個校長，有那麼多學生肯拿性命去換的，古今中外，經亨頤恐為第一人。

南有春暉，北有南開

學潮過後，當局妥協，學生複課。出人意料的是，經亨頤自己堅決不肯留任，徑直離開杭州，扁舟一葉，回自己的老家上虞去了。

到了上虞，他仍舊辦學，因為有了辦官學到處掣肘的教訓，他在上虞辦的是私學，也不去當局那裡備案審批———他要在白馬湖這個地方辦一所世外桃源式的學校。1922年12月，在春暉中學開學典禮上，經校長這樣說：“近年來奔走南北，有一種感觸，覺得官立的學校，實不能算好……我第一希望社會能同情於春暉，第二希望校董能完全負責，第三希望有安心的教員，第四希望有滿意的學生。這四種是學校辦好的條件……”

經校長“四個希望”的踐行，前兩款如何不得而知，但后兩者達到了目的———有當時的俗話為證：“南有春暉，北有南開。”春暉中學和南開中學是全國最有名的中學，是當時的中學生最“心嚮往之”的地方。至於教員，豈只是“安心”，因為影響和人脈，經亨頤身邊很快又聚起一批富有學養的文人雅士，其中著名的有夏丏尊、豐子愷、朱光潛、朱自清等等，大家群策群力，繼續營造理想中的家園。美學巨擘朱光潛後有回憶文章說：“學校範圍不大，大家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愷諸人都愛好文藝，常以所作相傳視。我於無形中受了他們的影響，開始學習寫作……”朱自清在散文《白馬湖》中則這樣描述：“……丏翁的家最講究，屋裡有名人字畫，有古瓷，有銅佛，院子里滿種著花。屋子裡的陳設又常常變換，給人新鮮的受用。他有這樣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們便不時地上他家裡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調也極好，每回總是滿滿的盤碗拿出來，空空的收回去。白馬湖最好的時候是黃昏。湖上的山籠著一層青色的薄霧，在水裡映著參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銅鏡。輕風吹來，有一兩縷波紋，但隨即平靜了。天上偶見幾隻歸鳥，我們看著它們越飛越遠，直到不見為止。這個時候便是我們喝酒的時候……”

這樣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任何時代的知識分子都會艷羨不已。

上世紀20年代初，出家的李叔同赴寧波繞道上虞，經亨頤歷來敬重李的學問與人品，立刻攜夏丏尊中途截人。李叔同開始不允，後來經不起苦勸，才答應在白馬湖畔小住。那些日子除了殷勤款待，經亨頤還籌集資金，以最快的速度在湖邊山腰蓋了兩間小屋，希望藉此使李叔同常住，以便學校師生隨時親炙。

白馬湖邊的這兩間小屋就是“晚晴山房”（李叔同曾號“晚晴”），日後成了上虞的名勝之地。

我們為經亨頤的離開杭州而惋惜，但又為他創辦了春暉中學而感到欣慰———如果沒有上虞的春暉中學，夏丏尊、豐子愷、朱光潛、朱自清等很可能就不是後來的樣子，而沒有了這一片星光燦爛，中國現代的文藝天空，將是何等的蒼白和乏味。

危巢之下沒有安卵，那時偌大的中國，欲擺一張安靜的書桌也不可得。日本侵華加劇，這是外患；當地國民黨當局對春暉中學經常騷擾，今天查紅色課本，明天逮赤化分子，後天又被要求設置國民黨“黨義”課程。排教學計劃要安排“紀念周”，每天師生要唱國民黨“黨歌”，誰反對就扣誰帽子。豐子愷、匡互生、朱光潛等皆為閑雲野鶴，如此俗務令其痛苦不堪。作為校長，經亨頤對上要違心應付，對下不便懇切交底，學校這一攤又得撐下去，真是天天做風箱中的老鼠，兩頭受氣。

1924冬天的一個早晨，有學生出操時戴帽。領隊老師以為不成體統，勒令除去，與學生發生衝突。在處分問題上，代理校長（因經亨頤常年在外開會籌款等，當時聘有代理校長）飛揚跋扈，舍務主任匡互生等看不慣，以為是學校藉機打壓學生個性與自由，力爭無效，憤而辭職。全體學生罷課，校方索性開除了為首的28名學生。此舉激起教師公憤，教員集體辭職抗議。

在一個曉風殘月的早晨，匡互生、朱光潛、朱自清等帶了幾件行李，突然離開春暉中學。學生們聞此消息，紛紛趕到驛亭火車站。面對恩師，話沒說上幾句，嗚咽啜泣聲就響成一片。據說，在站台的角落，遠遠地立有一人，身著長衫，圍巾遮臉，黯然神傷，久久不肯離去……

那人便是校長經亨頤。

西湖邊本來可以有第二個“西泠印社”

1938年9月，經亨頤在憂憤中謝世，年僅62歲。

才華如許，英年早逝，這是第一個遺憾。第二個遺憾則是留給杭州的：1937年春，經亨頤託人在杭物色一地，準備建築“寒之友社”社所，仿照西泠印社的制度，不作子孫遺產，只充金石書畫愛好者的遊憩之所。不久他們在西湖邊的東山弄附近徵得數畝地，經亨頤邀潘天壽、姜心白等實地勘測后大家連聲稱好，回來之後又是斥資，又是設計圖紙，趕做工程，預期當年10月完成。不料房子才有個輪廓，抗日烽火驟起，杭城旋即淪陷，經亨頤倉皇避寇上海租界，“寒之友社”也終於成了個爛尾工程。

如果沒有這場兵燹，現在的西湖邊有兩個“西泠印社”。

經亨頤在杭州約有十年的時間，今人回首，那十年恍惚是個華彩的舊夢。經先生的價值，一半在於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一半在於他淵渟岳峙、獨立蒼茫的人格。

經亨頤在杭州的復活，最後以銅像的形式出現———高高瘦瘦，玉樹臨風，默默地站在杭州高級中學的校園裡。他臉上的表情，一如森林中悠長的風聲，永恆而邈遠……

經亨頤字子淵，浙江上虞人。據《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介紹，他“早年加入同盟會和南社。光緒二十五（1989）年，因與伯父 聯名通電西太后爭廢立，觸怒被緝，偕避澳門，得免。后留日本，先後八年，卒業於東京高等師範物理科。”對於這件事，曹聚仁的說法大抵相同。他說：經亨頤的父親經元善，在戊戌變法時任上海電報局局長，和康有為等維新志士關係很好。變法失敗后，慈禧太后要廢除光緒皇帝，經元善“在上海聯合紳商僑民公電北京保護‘聖’躬。慈禧接了電報，不禁大怒，立即諭示拿辦。經氏的洋朋友李提摩太設法保護了他，把他們一家人送到了澳門。”後來，經亨頤是“從香港轉到日本東京去讀書的”。從年齡上看，當時經亨頤20多歲，他在上述事件中究竟起了什麼作用，因手頭資料有限，只好暫且存疑。

留學回國后，經亨頤擔任了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該校是浙江第一師範的前身，也就是魯迅留學歸來后就職的那所學校。在這裡，魯迅雖然在與新學監夏震武的鬥爭中獲得“拚命三郎”的美譽，但是他對該校的印象並不好，這也許和化學課上發生的那次爆炸事件有關。（參見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第39頁，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儘管如此，他與經亨頤的私誼還是不錯的。《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說，經亨頤的綽號經亨頭，就是魯迅對他的戲稱；另外在1914年3月21日的魯迅日記中，也有“得子淵母訃，賻二元”的記載。

辛亥革命后，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改為省立第一師範，經亨頤繼沈鈞儒之後擔任了該校校長。曹聚仁說，在此前後擔任過這個職務的還有幾位，但是在學生的心目中能夠真正稱得上是“我們的校長”、甚至是我們的“母親”者，卻只有經亨頤一人。這顯然與他的教育思想和人格風範有關。

對此，曹氏在 《我與我的世界》中有比較詳細的敘述。他說，經先生個子很高，說話不多，而且是慢吞吞的。他在詩詞、書畫、篆刻等方面造詣很高，“是一個富有藝術修養的文士，……然而他並不是一個遁世隱逸的人。”曹還說，為了抵制風靡一時的職業教育思潮，經先生竭力主張在學校要實行人格教育。為此，他聘請了一批品學兼優的教師，其中有被譽為“四大金剛”的劉大白、夏丏尊、陳望道、李次九以及單不庵、李叔同等人。同時，他還親自給學生上課，講述修身做人的道理──“他所謂‘修身’，並不是‘獨善其身’的‘自了漢’，而是要陶養成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公民’。”在這方面，書中提到的那個比喻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經先生說，人生好比一碗清水，教育的目的應該是培養學生健全的人格，以便使這碗清水發揮各種作用；而“職業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無論什麼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由此可見，經先生所倡導的人格教育，是對人的價值、人的尊嚴和人的全面發展的充分肯定，是對功利主義教育的有力批判。

為了進一步了解經亨頤，我翻檢有限的幾本藏書，在朱有讞主編的《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下冊和《鄭逸梅選集》中找到兩則資料。前者是范壽康先生對他的評介。范也是浙江上虞人，從事教育工作多年，後來在台灣大學教書，80年代初返回大陸定居。他說，經先生擔任一師校長時，“不引用私人，不染指公帑，聘良師，久其任，以勤慎誠恕四字為校訓，砥礪諸生，成效卓著。……先生主持教育，一本平生所謂‘人格教育’之主張，以身作則，剛正不阿，精神大公，思想開朗，注重感化與啟發，反對保守與壓制。對於學生因材施教，輔導其自動、自由、自治與自律，不加硬性拘束。對於課程，主張全面發展，自文學、藝術、科學、數學以至體育、運動，無不注重。舉凡陶鑄個人身心各方面之知、德、體、美、群五育，無所不包，而目標則在於培養正直、堅強、學識兼備之人才，為國家服務。”後者是鄭逸梅先生所寫的一則軼事，收在其《南社社友事略》中。鄭說：經亨頤“對於學生的請求，只要理由充足，總是應允的，有一個學生劉質平（一九七八年，在滬逝世），在校時耽於音樂，音樂以外的功課，大都不及格，他為了培養音樂專門人材，給以寬容，照樣授以畢業文憑，後來劉質平果然成為音樂名家。”

在經亨頤的領導下，浙江第一師範不僅培養出豐子愷、潘天壽、劉質平、曹聚仁、魏金枝、施存統、宣中華等一大批“蔚為國用……皆卓然有立”（范壽康語）的傑出人材，而且在五四期間與北京大學遙相呼應，成為江南新文化運動的一個中心。當時，學生們創辦的《浙江新潮》和施存統所寫的《非孝》，在社會上引起轟動，經亨頤亦因此獲咎，被迫去職。於是，學生們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留經運動”。

關於這次學潮的經過，曹書中辟有專章敘述，毋須我再贅言。我想說的是在此之後，經先生為了實現其人格教育的主張和理想，又在他的家鄉上虞白馬湖畔，創辦了一所私立學校──春暉中學。

關於為什麼要成立這所私立學校，經先生當年在開學典禮上含蓄地說：“近年來奔走南北，有一種感觸，覺得官立國立的學校，現在實不能算好。”相比之下，夏丏尊就坦率多了，他在那篇《春暉的使命》中說：你是一個私立的，不比官立的凡事多窒礙。當現在首都及別省官立學校窮得關門，本省官立中學校有的為了爭竟位置、風潮迭起、丑穢得不可嚮邇的時候，豎了真正的旗幟，振起純正的教育，不是你所應該做的事嗎？

為此，經、夏二人在這裡吸引了朱自清、豐子愷、俞平伯、朱光潛等人來這裡教過書，翻閱姜建、吳為公所編的《朱自清年譜》，在1924年3月2日有如下記載：

在春暉，朱自清與夏丏尊、豐子愷、朱光潛等人結成好友。朱自清說：“我們幾家接連著丏翁的家最講究。屋裡有名人字畫，有古磁，有銅佛，院子里滿種著花。屋子裡的陳設又常常變換，給人新鮮的受用。他有這樣好的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們便不時地上他家裡喝老酒。丏翁夫人的烹調也極好，每回總是滿滿的盤碗拿出來，空空的收回去。白馬湖最好的時候是黃昏。湖上的山籠著一層青色的薄霧，在水裡映著參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銅鏡。輕風吹來，有一兩縷波紋，但隨即平靜了。天上偶見幾隻歸鳥，我們看著它們越飛越遠，直到不見為止。這個時候便是我們喝酒的時候。”（朱自清《白馬湖》。收《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朱光潛則說：“學校範圍不大，大家朝夕相處，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丏尊子愷諸人都愛好文藝，常以所作相傳視。我於無形中受了的他們的影響，開始學習寫作。我的第一篇處女作──《無言之美》──就是在丏尊佩弦兩位先生鼓勵之下寫成底。”（朱光潛：《敬悼朱佩弦先生》。《文學雜誌》第三卷第五期，1948年10月）

除此之外，當時朱自清還有《春暉的一月》和《教育的信仰》等許多文章問世。他在《教育的信仰》中寫道：“教育者須有健全的人格，尤須有深廣的愛”。由此可見，春暉中學之所以能夠把一大批有識之士凝聚在一起，除了白馬湖那幽美的自然風光外；顯然與這裡的人文環境以及經校長的辦學主張有關。

其實，人格教育的主張並非經亨頤所獨有，而是五四先哲們的共識。蔡元培曾說：“中學校學生，當以科學、美術鑄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大學為純粹研究學問之機關，不可視為養成資格之所，亦不可視為販賣知識之所……，尤當養成學問家之人格。”梅貽琦也說，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在於養成一批批只懂得一種專門學問的專家或高等匠人，而在於培植通才。此外，張伯苓、竺可楨等大學校長們也有類似的見解。令人遺憾的是，不知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多少年來人格教育的思想並沒有成為時代的主流，這是制約國民素質提高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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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竹圖》（軸，水墨紙本，1925）

《隸書五言聯》（對聯，水墨紙本） 《松菊圖》（中堂，設色紙本）

《墨荷》（立軸，水墨紙本）

《湖山華滋》（立軸，設色紙本） 《朱竹圖》（扇面，設色灑金）

《雙鴿圖》（鏡心，設色紙本，潘天壽繪 經亨頤題 1930年作）

《墨竹圖》（立軸，水墨紙本）

《書法》（扇片，水墨紙本，經亨頤 周承德范耀處 丙寅(1916年)

《幽蘭竹石圖》 （立軸，水墨紙本，1929）

《竹石圖》（立軸，水墨紙本，黃賓虹經亨頤）

《墨竹》（立軸，墨色紙本）

《拂雲》（立軸，墨色紙本）

《以介眉壽》（立軸，設色紙本）

《竹》（立軸，水墨紙本）

《青山紅林圖》（鏡心，水墨紙本）

《長壽圖》（立軸，設色紙本）

《墨竹圖》（軸，紙本水墨）

《大利圖》（立軸，設色紙本）

《花卉》 （鏡心）

《歲寒三友》（立軸，設色紙本，1935）

《隸書五言對聯》（對聯，紙本，1935）

《竹菊圖》（立軸，設色紙本，1935）

《石鼓文》（立軸 水墨紙本）

《松竹高士圖》（立軸，設色紙本，張大千 劉海粟經亨頤，1927）

《登蘭芎》

家門十里有蘭芎，五十年來在意中。

小邑名山何所記，有明氣節話倪公。

《白馬湖新綠》

萬紫千紅非所愛，愛他新綠滿平阡。

春光迎得同心友，大好湖山詩畫緣。

經亨頤卒於1938年抗戰時期的上海，1948年遷葬於學校附近章嶴，1978年經中央統戰部批准，骨灰安放 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原章嶴墓前經先生自題墓碑，由上虞縣政協和春暉中學聯合安放於教學樓南側，建成供後人瞻仰的“紀念碑”。

1991年，由經亨頤先生女兒廖承志先生夫人經普椿先生提議，將“八寶山”骨灰運回上虞，安葬於紀念碑外，使紀念墓碑成為真正的經亨頤墓。

為緬懷經先生這位偉大的教育革新先驅，上虞市統戰部、政協和春暉中學學生每年清明節在墓前憑弔老校長。經亨頤墓成為春暉中學德育基地的重要景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