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貽琦

1889年12月29日，梅貽琦生於天津。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其父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

1904年，南開中學第一期學生。

1908年，入保定高等學堂。

1909年6月，梅貽琦報考首批庚款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以第六名的成績被錄取，成為首批赴美留學生47人中的一名。

1910年，進入美國武斯特工學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習電機工程。

1914年，畢業於吳士脫理工學院電機系，獲電機工程學士學位，併入選SigmaXi榮譽會員。

1915年，春季，留學歸國。同年秋季，擔任清華學堂物理教師。後任教務長，暫代校務，清華大學留美學生監督處監督等職。

1931年10月，出任台灣清華大學校長，到職后多次闡述“師資為大學第一要素”等辦學至理，並積極延聘國內國際著名學者來校執教。

1937年，抗日戰爭時，清華與北大、南開三校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任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務委員，翌年任西南聯合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兼主席。

1943年，在由他擬綱，潘光旦代筆的《工業化的前途與人才問題》中，梅貽琦表示，真正工業的組織人才，對於心理學、社會學、倫理學，以至於一切的人文科學、文化背景，都應該有充分的了解。

1945年，日本投降后，回北平籌備復校，繼續擔任校長，直到1948年12月清華園解放前夕。

1948年12月，北平即將解放。梅貽琦搭乘國民黨的飛機南下。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維持了一貫的中間立場，他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所以始終婉謝，他依然屬意教育。

1949年，前往巴黎參加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會議，任代表團首席代表。會後赴美。

1950年，任華美協進社常務董事，翌年組織清華大學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

1953年，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門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主任委員。

1955年，梅貽琦由美國飛台灣，開始用清華基金會利息籌辦“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也就是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的前身，諾貝爾獎獲得者李遠哲曾在這裡就讀，梅貽琦因為一手奠定了台灣的清華基礎，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

1958年7月，任台灣當局“教育部部長”，兼清華大學校長。嗣兼任“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興建核科學館、放射性同位素實驗室。

1959年，兼任台灣當局“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聯席主席。

1960年5月，患病入台大醫院療養。

1961年2月，奉准辭台灣當局“教育部部長”，仍兼“原子能委員會”主任委員。

1962年2月，當選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5月擔任“台灣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同年5月19日，上午10時50分病逝於台大醫院。

躬耕清華

梅貽琦熟讀史書，喜愛科學。初起研究電機工程，後轉為專攻物理。曾任中華民國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是中國近現代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他的教育實踐活動以及他的教育理論和主張，對中國三十至四十年代的中國高等教育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遠而重要的影響。中國著名的兩所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都是和梅貽琦的名字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在他任清華大學校長的17年裡，清華大學得到長足發展，全校設有文、理、工、法、農等5個學院26個系，在校師生2400多人。

梅貽琦自1914年由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PolytechnicInstitute）學成歸國，即到清華擔任教學和教務長等多種職務。1931年，梅貽琦出任清華校長，自此後一直到他在台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

不過，不要因此就以為清華大學的校長是好當的，情形恰恰相反，梅貽琦出任校長的時候，國內情勢風雨飄搖，學潮起盪，尤以北大清華為甚。以清華來說，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但是無論什麼時候，清華的學生們都是擁護梅校長。梅貽琦為人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有一句話可以作為佐證，他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在他的領導下，清華大學才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國內名牌大學之列。

與胡適相比，梅貽琦顯然沒有“暴得大名”的胡適那麼風光，他的一生僅僅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成功地出掌清華並奠定了清華的校格。據陳岱孫的說法，這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師資人才的嚴格遴選和延聘，這是“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具體表現。這句話也常為時賢所徵引；二是推行一種集體領導的民主制度，具體的體現就是成功地建立了由教授會、評議會和校務會議組成的行政體制。不過，歷史自有其可玩味之處，“諸君子名滿天下，謗亦隨之”，獨有梅貽琦在身後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在“比較廣泛的材料收集和研究的過程中，一直抱著‘苛求’的心理”，搜尋人們對梅貽琦的“異詞”或“謗語”，但卻迄無所獲。這也證明了“翕然稱之”、“胥無異詞”所言不虛。

教育思想

梅貽琦在長達47年的教育實踐中，逐漸形成了許多極有參考價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觀念，並以此指導其從事於教育工作，取得了舉世公認的豐碩成果，這些經驗和思想是值得我們後人加以吸收、總結、研究和珍藏的，是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應該加以繼承和借鑒。同時，他的令人稱道的人格魅力與品德氣質以及個人修養，都反映出近代中西兩種異質文化之間在人格方面有機、完美、和諧的融合與統一。

梅貽琦認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從清華大學到西南聯大，梅貽琦的教育思想是變化的，其在西南聯大時期發表的《大學一解》中，體現了梅貽琦教育思想定型之後的核心觀念。

梅貽琦首先提出了“通才教育”這一核心觀念。這種“通才教育”並非西方“Liberal　Education”的簡單搬移，而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博採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系。梅貽琦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於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

其次，梅貽琦針對當時教育部所提倡的“只重專才，不重通才；重實科不重文理”的教育方針指出，大學應該著眼於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至少應該有知、情、志三個方面。在這篇他的教育思想代表中，他還用了足夠的篇幅論述教師在高等教育中的作用問題，梅貽琦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楷模。其中的一段話至今多為人們所徵引：“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反觀今日師生關係，直一奏技者與看客之關係耳，去從游之義不綦遠哉！此則於大學之道，體認尚有未盡實踐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此即為著名的“從游論”。

最後，在《大學一解》中，梅貽琦著重論述了學術自由在大學教育中的特殊重要性。這也是他們那一代的教育家們的共識，1945年11月5日，梅貽琦在日記中寫到：“對於學校時局則以為應追蔡子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日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情況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正應於此注意也。”

德育觀念

梅貽琦是清華大學歷史上任期最長的校長（1931-1948）。他的教育思想體現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體、美、群。這是對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和蔡元培一樣，梅貽琦也是把德育作為五育之首的。

重視師德

在德育中，梅貽琦非常重視教師的師德。許多人對“大師”有片面的理解，僅看到學問的一面，而梅貽琦講的“大師”則是學問道德都好的楷模。他說：老師不但要“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榜樣。為此，他提出了“從游”這一生動的比喻，以老師為大魚，學生為小魚。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游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游也。從游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以教師的高尚品行來自然地引導學生，達到“不為而成”，是很高明的教育方法。

在德育中，梅貽琦強調人格與愛國。他對即將出國留學的學生說：“諸君在國外的時候，不要忘記祖國；在新奇的社會裡，不要忘掉自己；在求學遇到困難問題的時候，務要保持科學態度，研求真理。”

重視體育

清華大學一向重視體育，並把體育作為德育的重要途徑之一，這與梅貽琦的倡導很有關係，他認為這是學生“養成高尚人格的最好方法”。梅貽琦說高尚人格具體體現在“團體精神”、“急功好義”、“遵守紀律”上，要借團體的運動“去練習捨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並在學籍管理上明確規定“體育不及格，不得畢業”。這些十分值得我們借鑒與深思。1928年，梅貽琦還是教務長的時候，就曾明確告訴學生：“須知體育之目標，不單是造就幾個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選手，不單是要得若干銀盾、錦標，除此之外，也許可以說在此之上，還有發展全人格的一個目標”。後來有人提出，要想提高學生“服務社會，團結合作”的精神，就應該在德育、智育、體育之外再加一個“群育”。對於這種提法，梅貽琦顯然不大同意。1934年，已經擔任校長的梅貽琦對自己的學生說：今天我們提倡體育，不僅是為了鍛煉個人的身體，更是為了養成團結合作的精神。我們要借團體項目，去練習“捨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他還說：體育比賽的目的不在於能不能取勝，而在於是不是各盡其能，使本隊團結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現。在體育比賽中，“勝固大佳，敗亦無愧。”假如在比賽之前，有人因為沒有取勝的可能就放棄比賽，那是完全錯誤的。因為他忘記了在團體中應盡的任務。

群育

群育則是梅貽琦德育觀中有特色的部分，這源於他對人類文明和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認識，他說：“文明人類之生活，不外兩大方面：曰己，曰群。而教育的最大目的，不外使‘群’中之‘己’與眾己所構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進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此則地無中外，時無古今，無往而不可通也。他的“身教重於言教”及“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教育名言深為世人推崇。梅貽琦對清華大學的成長貢獻巨大，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

中西合璧

梅貽琦生於天津。其父中過秀才，后淪為鹽店職員，甚而失業，家境亦每況愈下，“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准無產階級了。”但梅貽琦的父親始終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梅貽琦自幼熟讀經史，且善背誦。他的同仁回憶說，有一次梅貽琦表示，“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古經傳有錯漏，我可以接背任何章節。”

梅貽琦後來成為天津南開學堂的第一班學生，是張伯苓的得意門生，也是首批清華招考的留美公費生。當時人們留美都選的是中國人熟知的學校，比如徐君陶選麻省理工，梅貽琦卻單獨去到了東部的伍斯特理工學院。梅貽琦曾撰文總結自己的留學觀，他告誡行將赴美的學生，“諸君在美的這幾年，亦正是世界上經受巨大變化的時期，將來有許多組織或要沿革，有許多學說或要變更。我們應保持科學家的態度，不存先見，不存意氣，安安靜靜地去研究，才是正當的辦法，才可以免除將來冒險的試驗，無謂的犧牲。”

留學歐美的經歷影響了梅貽琦。他甚至於全盤接納希臘人崇尚體育的精神。羅家倫出任清華校長，很瞧不起體育，一度把體育課的學時和任課教師砍去一半，把享有聲譽的馬約翰教授降格為“主任訓練員”。梅貽琦到任后，則給予他和其他系科教師同等的職稱和待遇。二人相互配合，相得益彰，把清華髮展為“體育大校”。這種注重體育的校風一直延續到西南聯大。

學術自由

“對知識分子心態了解之深，當時少有如他的人。”梅貽琦在禮聘教師方面，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做教務長時，他實際主持了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院務。曾親自到火車站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特別是陳寅恪與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王國維1927年夏在頤和園自殺，也是梅貽琦親自去園內收殮並料理後事的。

延攬人才的誠意在華羅庚身上得到極好的體現，華羅庚從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後為店員，被破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又破格從一位系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習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後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上述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的親自過問下實現的。

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

他實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后，就可以休假一年，可赴歐美研究，學校開支一半薪水，還給予往返路費。這個傳統在西南聯大時結出碩果：西南聯大的教師名士如雲，共開出1600門課程，且各人學術及興趣愛好迥異，互為印證。馮友蘭在西南聯大教書，留有長髯，身穿長袍，頗有道家氣象。一次他去授課，路遇金岳霖，金岳霖問：“芝生，到什麼境界了？”馮答：“到了天地境界了。”兩人大笑，擦身而過，各自去上課了。

學術自由與獨立思考在這樣的環境里自然蔚然成風，且大大滋養了學生。

人物軼事

思鄉家書

1909年6月，清朝外務部考試錄取了首批赴美留學生47人，其中有後來成為清華大學校長的梅貽琦。梅貽琦於1909年11月到達美國，因錯過了大學開學時間，被安排在馬薩諸塞州的格羅頓中學插班復讀，至1910年才正式進入馬薩諸塞州的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梅貽琦在格羅頓中學復讀期間，於1910年1月26日（星期三）的中午，收到了來自家鄉中國天津的第一封家書，4天以後於1月30日（星期日）的中午書寫了回信。這封回信由梅貽琦二弟梅貽瑞的後人珍藏至今，已經有101年的歷史。

這封家書是用毛筆書寫於當時流行的“八行信箋”，共有6頁，共計1200餘字。

梅貽琦在信中寫道：“六弟足下別來四月，思念之情與日俱深。邇來正懷想殷殷，忽於十六午飛來家信，內附吾弟手書，環讀三四周，歡喜莫名。凡吾所欲知者，吾弟皆一一告之，可見弟之愛我切，故思有以慰我也。”梅貽琦是長子，共有兄弟姐妹10人，因與叔伯兄弟姐妹排行，故稱“五哥”。此處提到的“六弟”是梅貽瑞，實際是梅貽琦的二弟。

梅貽琦1909年赴美留學時是清朝宣統元年，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國內政局動蕩。梅貽琦關注國內局勢，所以他在信中提出：“報紙，此處皆為西文，於吾國事不詳，故兄欲家中訂閱一份好報，閱畢積數日或十數日郵寄兄處，則所費不多而兩有裨益也。”

梅貽琦在信中念念不忘赴美之前借過三位同學的書籍未及歸還，他詳細囑託二弟梅貽瑞設法找到這些書籍代為歸還。他寫道：“蓋兄所欠人，務欲償還，不然則我以為無心，人疑其有意，苟得之事，兄不屑為。至於人或欠我，不必深追”，所以後來清華大學的師生們一致讚譽梅貽琦校長是品格高尚的謙謙君子。

梅貽琦還在信中答覆了二弟梅貽瑞對於“赴美留學生為何有兩個人直接進入大學，而其他人被安排在中學，其中是否存在舞弊情事”的詢問。他寫道:“兄等入學事，殆亦難言。此次同來並無貴族，彼二生者，以能與監督辯難，監督詞窮，故不得已許之。他人則或為心愿，或不敢言，皆唯唯聽命。”梅貽琦1908年於天津南開中學高中畢業，被保送入保定直隸高等學堂，已經是大學生了。他在1909年11月到達美國，因錯過了大學開學時間，被安排先在馬薩諸塞州的格羅頓中學插班復讀，次年才正式進入伍斯特理工學院學習。所以梅貽琦在信中說：“兄則無所可否，多學一年，即多得一年之益，夫何樂而不為。”

梅貽琦的二弟梅貽瑞自幼喜愛國學，後來一直從事中學語文教學，曾與兼職教學的魯迅過從甚密。他在來信中勸告梅貽琦在美國不要荒廢漢文。對此梅貽琦答覆說：“弟勸吾習漢文，吾亦甚喜之。奈何課忙無暇，有願莫遂，且作文荒棄愈久，愈難下筆，惟得吾弟一二佳作以讀之，亦可藉以溫習。”

其實梅貽琦家學淵源，自幼又在天津大儒嚴修家塾讀過四書五經，國學功底深厚。他曾對朋友說：“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經典有錯漏，我可以接著背誦任何章節。”所以，梅貽琦在1931年12月就任清華大學校長時的演講中，引經據典地講道：“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段話成為至今仍被教育界津津樂道的名言。

嗜酒君子

梅貽琦嗜酒，並且在這一點上也堪稱“君子”，以至於被酒友們尊稱為“酒聖”。考古學大師李濟回憶："我看見他喝醉過，但我沒看見他鬧過酒。這一點在我所見過的當代人中，只有梅月涵先生與蔡孑民（蔡元培）先生才有這種‘不及亂’的記錄。”

曾有一篇紀念他的文章，標題就叫《清華和酒》。“在清華全校師生員工中，梅先生的酒量可稱第一……大家都知道梅先生最使人敬愛的時候，是吃酒的時候，他從來沒有拒絕過任何敬酒人的好意，他乾杯時那種似苦又似喜的面上表情，看到過的人，終身不會忘記。”

1947年，抗戰勝利后清華第一次校慶，在體育館擺了酒席，由教職員開始，然後1909級，逐級向校長敬酒。梅貽琦總是老老實實的乾杯，足足喝了40多杯。

自喻“王帽”

梅貽琦從1931年起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他任校長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家常便飯，校長在任時間都不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梅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清華大學前身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頗有名氣但無學術地位。著名經濟學家陳岱孫回憶，1929年他到清華教書時，清華已經有兩年大學班了，那時的清華，報名人並不太多，例如錄取150名學生，報名不過400人左右。而梅貽琦任校長，不到10年時間，清華便聲名鵲起。

其實早在1926年，梅貽琦就被清華教授會推舉為教務長，時年才37歲。梅貽琦任校長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則。清華大學教授會由所有教授、副教授組成，其許可權包括：審議改進教學及研究事業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院院長及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以自行建議集會。

盛傳梅貽琦時的清華有三難：進校門難、讀學分難、出校門難。任何一門課，59.99分的成績也要重讀，沒有補考，然而絕對公正。

至於另外一個機構評議會，是學校最高的立法、決策和審議機構，以校長、教務長、秘書長，各學院院長，以及教授會互選之評議員組成，也相當於教授會的常務機構。評議會的職權包括“議決各學系之設立、廢止及變更；審定預算決算，議決教授、講師與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

梅貽琦將自己比喻成京戲里叫“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里，那麼人家對這台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校務則采分層負責制，既講民主，也法度嚴明。

清華校務始終井井有條。抗戰勝利后，清華復歸北平，由於日軍的嚴重破壞，圖書及一切設備，大部分需要重新購置。有許多帶有“清華”字樣的衛生設備、書籍等，還要從城內賣破爛攤子上買回。然而由接收到開學，僅僅數月，就初步恢復規模，每位教職員搬入清華園的當天，傢具、爐灶及全套的餐具皆一一送達。

清華如此風範，在西南聯大期間，依然延續，並無間斷。

西南聯大時，主管校務的職能部門首長，無一不是飽學的名士。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前後兩屆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他代表學校與昆明市、昆明縣政府打交道征地建房，出色地完成了新校舍的建設。

昔日西南聯大學生，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了。

中間立場

梅貽琦曾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中間立場：“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

梅貽琦認為，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為北大，而將來清華之為清華”的根本。

長沙臨時大學期間，學校請來名人講演，各種人物都有，如陳獨秀、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等。

對於學生，梅貽琦一律採取愛護的態度。抗戰暴發前夕，當時的抗日情緒非常激昂。冀察政委會委員長宋哲元的治下派了軍隊到清華清查，士兵們聲明有命令不用槍彈。因此竟被同學繳了械，領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當晚，竟有一師軍力的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葉公超回憶，當時他和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等聚集在梅貽琦家中商議怎麼應付。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貽琦靜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他還是抽著煙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友蘭問梅貽琦，“校長你——你你看怎麼樣？”梅貽琦還是不說話，葉公超忍不住說，“校長，您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

梅貽琦隔了幾秒鐘回答：“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結果當時有20名左右的同學被捕，大都是無辜的。

第二天梅貽琦召集全校同學講話，以極沉痛而低沉幽默的口氣，告誡同學：“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停了一下，梅貽琦說：“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的。”最後梅貽琦表示：“你們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西南聯大在辦學8年的歲月里，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個師生員工，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黨組織，有中國民主同盟的組織。

主持演講

抗戰期間，不少國內外的政治家、科學家、學者、作家來西南聯大參觀訪問，梅貽琦作為聯大的三個常委之一，經常接待來訪貴賓。從梅貽琦的日記中可以得知，他主持了不少名家的演講。

1942年12月8日上午11點，T、W二君和中國駐英國大使顧維鈞來到西南聯大。因為日程臨時發生變化，梅貽琦未能帶領他們參觀聯大校舍。他們在梅貽琦的辦公室稍事休息，然後就到聯大露天廣場進行演講。

梅貽琦向學生們介紹了三位來賓，然後請W君演講，W君向聯大的學生們介紹了三年以來英國人抗擊德國法西斯入侵的情況。應在場學生們的要求，顧維鈞“略致數語”。

在場的學生約有二千數百人，有女生二人、男生一人暈倒，“蓋體力太差而擁擠亦太甚也”。學生在聽演講的過程中暈倒，估計是聯大學生的伙食太差、營養不足所致，不少學生都餓著肚子學習。而演講的時候，已接近午飯時間。

午宴設在雲南大學的教室里，共5桌，無演說。下午4點，梅貽琦至工學院主持錢乙藜（錢昌照，當時好像負責國防科技事物）之演講。錢演講了一個半小時，詳細談了中國工業發展遇到的問題，以及1932到1942年資委會事業推進的情況。

1943年3月1日上午10點，梅貽琦主持國民月會，請劍橋大學李約瑟博士講演，講題是“科學在盟國戰爭中的地位”。李約瑟博士演講完后，梅貽琦和聯大的學者在西倉坡宴請他。參加宴席的有英國領事休士，以及去英國留學的四位聯大的學生。

離開清華

1948年底，傅作義將軍息兵，共產黨軍政人員開始駐入北平。梅貽琦和當時許多大知識分子一樣，面臨著走還是留的選擇。關於這一點，許多人的記憶並不相同。據梅的學生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路過香港，主動地跟他說起當時離開的情形：“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麼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捨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麼，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梅貽琦的選擇，是基於他對共產黨的一種判斷，梅雖然沒有做過不利於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他為了保護學校而保護過共產黨員的學生，從而使學校正常的教學不致受到影響。他不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認同中國共產黨。與諸多當時離開大陸的知識分子相比，梅貽琦的選擇更具有代表性，因為他不存在所謂的人身安全的問題，周恩來和吳晗都曾經表示希望梅貽琦留下來，這也代表了當時共產黨的態度。但是梅貽琦還是遵從了自己的判斷，聯想到儲安平“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是可大可小，而在共產黨統治下是可有可無”的話，我們可以說梅的判斷和選擇代表了當時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對於時局的看法。

梅貽琦個性沉靜，寡言、慎言，他的學生曾作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彷彿不見得。”葉公超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

梅貽琦受到清華師生校友很高的評價：“提到梅貽琦就意味著清華”，“梅貽琦是清華永遠的校長”。

陳岱蓀：梅貽琦一直是清華的教授，從感情上和對教育的基本觀點上說，他和廣大教師們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風民主，學校大事率多徵求教師意見，這也和的謙遜的性格有關。……保留清華這塊凈土這是他和全體教師的共同願望。

陳寅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張靜愚：凡是和梅校長接觸過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無論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他都不肯輕易發言，甚至與友好或知己相處，也是慎於發言。但當某種場合，勢非有他發言不可，則又能款款而談，暢達己意，而且言中有物，風趣橫生。

梅貽琦去世后，葬於新竹清華大學校園內，取名為“梅園”，園內有校友集資興建的花木，曰“梅林”。梅貽琦紀念獎章成為台灣新竹清華大學畢業生的最高榮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