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岳霖

1895年7月14日（清光緒乙未年閏五月廿二日），金岳霖出生於湖南省長沙市；

1901年，進入鬍子靖創辦的長沙私立明德學堂讀四書五經，接受傳統教育；

1907年，進入美國教會創辦的雅禮大學預科；

1911年，考入清華學堂（1912年改名清華學校）；

1914年，畢業於清華學校高等科，同年官費留美，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

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

1921年，到英國學習，在倫敦大學經濟學院聽課；

1925年，回國；

1926年，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授；

1926-1929年，清華聘請金岳霖講授邏輯學。秋，與馮友蘭等一起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6年，《邏輯》一書由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出版；

1938年，西南聯大成立，金岳霖任聯大文學院心理學系教授兼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

1940年，《論道》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獲最佳學術著作評選二等獎；2010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50年，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全國6所大學哲學系合併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金岳霖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副所長；

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員、中央常委；

1954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成立，金岳霖任學部委員。9月底，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邏輯研究組組長；

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5年，《羅素哲學批判》一書完稿；

197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研究室主任；

1979年，被選為中國邏輯學會會長；

1982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舉行“金岳霖同志從事哲學、邏輯學教學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慶祝會”；

1983年，《知識論》一書時隔40餘年，終於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2010年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再版；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89歲。

金岳霖是第一個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融會中國哲學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學體系的中國哲學家。他創建的哲學體系，其中包括本體論和知識論。《論道》一書是他的本體論；《知識論》一書是他的知識論，即通常所說的認識論。他的知識論是以他的本體論為基礎的。這個哲學體系，不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金岳霖走過的哲學之路及其創建的哲學體系，為研究中國哲學，推進和發展中國哲學，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關於《知識論》，金岳霖曾經說過：“這本《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抗戰期間，我在昆明時已經把它寫完了。有一次空襲警報，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邊的蛇山躲著，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報解除后，我站起來就走。等到我記起時，返回去稿子已經沒有了。這是幾十萬字的書，重寫並不容易。可是，得重寫。《知識論》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

金岳霖最早把現代邏輯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他深入研究了邏輯哲學，並把邏輯分析方法應用於哲學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金先生認為，“各種學問都有它自己的系統”，“既為系統，就不能離開邏輯”。就是說，各門學問要系統化，都必須運用邏輯工具。哲學這個學問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確化和系統化，也必須完善和發展邏輯工具。金岳霖本人的哲學就以細密的邏輯分析見長，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嚴密論證的特色，形成一種獨特的嚴謹學風。

在哲學本體論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個基本哲學範疇，認為個別事物都具有許多殊相，而殊相表現共相。個別事物還具有一種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樣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構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認為，能出入於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變動生滅乃至整個現實世界的過程和規律，也就是道。

《論道》是金岳霖在抗日戰爭期間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國現代哲學中系統最完備，最富有創造性的本體論專著。書中以道、式、能為基本範疇，採用邏輯學書寫形式，每一條都是一個邏輯命題，通過純邏輯的推演建構出獨特的本體論。這本書的問世使中國學術史產生了方法論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輕邏輯的中國文化圈中有劃時代的意義。本書充分體現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風格，他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最高概念“道”將“式”、“能”統括起來，成為他的哲學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書中大量採用無極、太極、理、勢、體、用、幾、數等中國傳統哲學術語，並有意使用很多中國傳統哲學命題，但賦予新解。

在認識論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獨立於認識主體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個別事物的變動生滅，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關聯。認識主體通過他的認識活動就可獲得許多關於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題。認識主體同時又應用他已獲得的意念、概念、意思與命題去規範和指導他對本然世界的認識。金岳霖認為，認識有一發展過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認識的。

金岳霖曾經說過：知識論是甚麼似乎是一非常之容易回答的問題，它是以知識為對象而作理論的陳述底學問。它是學問，它有對象，有某某套的問題，對於每一套的問題，歷來研究這門學問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這些答案底綜合成一理論的系統。它與別的學問底分別下節即提出討論。知識論既以知識為對象，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知識究竟是甚麼。

1926年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授；

1926-1929年，清華聘請金岳霖講授邏輯學。秋，與馮友蘭等一起創辦清華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兼系主任；

1938年，西南聯大成立，金岳霖任聯大文學院心理學系教授兼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

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

1950年，任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

1952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全國6所大學哲學系合併為北京大學哲學系，金岳霖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一級研究員、副所長；

1953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任中央委員、中央常委；

1954年，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

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學部成立，金岳霖任學部委員。9月底，任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邏輯研究組組長；

1977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研究室主任；

1979年，被選為中國邏輯學會會長；

中國現代哲學家張岱年：家兄張申府先生說過，現在中國如有個哲學界的話，第一人是金岳霖先生。

現代著名思想史學者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①中國近50年思想方法上，真正能融會各種方法系統，另立一新的方法系統，在中國近日恐怕只有金岳霖先生一人了。②思想過於周密，理論過於深邃，而文字過於謹嚴，不善於用符號的人不能了解其學說思想，而善於運用符號的人既不多，故了解金先生的學說思想的人甚寥寥。

大師馮友蘭：①金先生的風度很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嵇康的特點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思想清楚，邏輯性強；欣賞藝術，審美感高。我認為，這幾句話可以概括嵇康的風度。這幾句話對於金先生的風度也完全可以適用。②我想象中的嵇康，和我記憶中的金先生，相互輝應。嵇康的風度是中國文化傳統所說的‘雅人深致”、“晉人風流”的具體表現。金先生是嵇康風度在現代的影子。

詩人徐志摩：金先生的嗜好是撿起一根名詞的頭髮，耐心地拿在手裡給分。他可以暫時不吃飯，但這頭髮絲粗得怪討厭的，非給它劈開了不得舒服。

邏輯學家王浩（《金岳霖先生的道路》）：金先生於1949年以前及以後追求了兩個很不相同的理想。這兩種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薦，值得追求。但我不以為一個人可以同時追求這樣一對難於兼得的理想。

著名作家汪曾祺（《蒲橋集》）：金先生治學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學叢書里的《邏輯》，我所知道的，還有一本《論道》。

中國著名邏輯學家、哲學家殷海光（《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曾這樣描述當年金岳霖對他的影響：“在這樣的氛圍里，我忽然碰見業師金岳霖先生。真像濃霧裡看見太陽！這對我一輩子在思想上的影響太具決定作用了。他不僅是一位教邏輯和英國經驗論的教授，並且是一位道德感極強烈的知識分子。昆明七年教誨，嚴峻的論斷，以及道德意識的呼喚，如今回想起來實在鑄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論他本人，他是那麼質實、謹嚴、和易、幽默、格調高，從來不拿恭維話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際一點也不含糊。”

哲學家賀麟（《邏輯》）：國內惟一具新水準之邏輯教本。

華東師大哲學系教授楊國榮：中國近代新實在論的另一重鎮是金岳霖。但與馮友蘭以人生哲學為目標構建新理學不同，金岳霖的注重點更多地指向認識論與方法論，其理論與新實在論有親近的一面，也有與之相出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看，金岳霖的理論建樹可以看作是中國近代實證主義思潮的邏輯終結。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他隨便得很，教授沒有像他那麼隨便的。他有時候在講壇上走來走去，這個不說了，有時候就坐在教桌上面對著大家，在那裡講課。他還有個特點，他不寫字，很少在黑板上寫字，也帶支粉筆，不過沒什麼用。

張申府：在中國哲學界，以金岳霖先生為第一人。

費正清（《自傳》）：（金岳霖）英語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能在音調、含義、表情等各方面分辨出英語中最細微的差別。

胡喬木說：“我們黨以自己的隊伍中有像金岳霖這樣著名的老學者而感到自豪。希望所有的科學工作者都要向金老學習，在學術上、政治上、工作上不斷追求進步。我作為金老的學生，作為黨中央的成員，向金老祝賀，祝金老健康長壽！”

金岳霖一生是跟朋友們度過的。他16歲（1911年）那年離開長沙到北平清華學堂讀書。開始時他的六哥也在北平讀書，對他常有關照。1913年夏，六哥因溺水而死。事實上，從這一年起，他“已經是獨立於封建家庭的人了”。他差不多不回到長沙老家去，到上海去也只有一兩次住在二哥家裡。金岳霖又是一位終身未娶的哲學家。他“脫離了親戚的生活”，也沒有自己的家庭，便完全“進入了朋友的生活”。他的朋友很多，有“好幾套”。當然學界的朋友居多，如張奚若、胡適、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錢端升、陳岱孫、周培源、鄧叔存、陶孟和……美國的費正清、英國的瑞洽慈……也有興趣相投者，如梨園名角，斗蛐蛐的高手……抗戰前，每到星期六下午，他的客廳里就滿座高朋，高談闊論，成為當時北平一處有名的沙龍。

金岳霖是一個很風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說過許多有趣的話，在西南聯大時，有一次學生請他講小說和哲學的關係，他講完之後的結論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1950年代北京大學請艾思奇講演，批判形式邏輯，艾思奇講完后，金岳霖就說，剛才艾先生的講話完全符合形式邏輯。金岳霖28歲的時候說一段話，當時他在《晨報·副鐫》上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優秀分子與今日社會》，是參加當時由蔡元培、胡適發起的關於“好人政府”的討論的。當時金岳霖有一個看法，說是希望知識分子能成為“獨立進款”的人，所謂“獨立進款”，簡單說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飯，這話聽起來很簡單，但卻不是誰都能做到的。特別是在今天，對於從事自然科學的知識分子來說，做到“獨立進款”的條件大體已具備了，因為他們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對於從事人文科學的知識分子來說，他們學會的那點辦報辦刊辦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學研究那樣，想干就干，他們還得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工作，他們還很難成為“獨立進款”的人，這實際才是當代文人的尷尬處境。但這和真正的“獨立進款”還不是一回事，這一點文人不能糊塗，大家也不能糊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這是一種人生境界，不說更遠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實踐金岳霖這個早年的願望就很不容易。

金岳霖一生天真浪漫，率性而行，他總是按自己的志趣去生活，去做事，從不為名利所累。他不願做行政工作，怕與人打交道。1926年初到清華，創辦哲學系，他做第一任系主任。不久馮友蘭到了清華，他就立即請馮友蘭做了系主任。解放初期，讓他當清華文學院院長，他也基本上是無為而治。他身材高大，儀錶端莊，有時西服革履，執手杖，戴墨鏡，一副英國紳士派頭；有時著運動衫，穿短褲，球鞋，舉手抬足像一個訓練有素的運動員；有時在西裝外面套個中式長袍，戴個老八路的棉軍帽……金岳霖又是一個樂觀、幽默的人。冰心女士說，有幽默感的人，尤其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資料的人，總是開朗、樂觀而豁達的人，使人願意接近。她說金岳霖就是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幽默資料的人，他有“豐富的幽默感。她記得有一次金岳霖笑著對她說：“我這個人真是老了，我的記性壞到了‘忘我’的地步！有一次我出門訪友，到人家門口按了鈴，這家的女工出來開門，問我‘貴姓’。我忽然忘了我‘貴姓’了。我說請你等一會兒，我去問我的司機同志我‘貴姓’，弄得那位女工張著嘴半天說不出話來！”

金岳霖從青年時代起就飽受歐風美雨的沐浴，生活相當西化。西裝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個頭，儀錶堂堂，極富紳士氣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紳士。他酷愛養大鬥雞，屋角還擺著許多蛐蛐缸。吃飯時，大鬥雞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與雞平等共餐。聽說他眼疾怕光，長年戴著像網球運動員的一圈大檐兒帽子，連上課也不例外。他的眼鏡，據傳兩邊不一樣，一邊竟是黑的。

金岳霖，“中國哲學第一人”，一個泰斗級的人物。

泰斗也是個書獃子。他不愛做官，他有一名言：“與其做官，不如開剃頭店，與其在部里拍馬，不如在水果攤子上唱歌。”1950年代初，時任清華大學教務長的周培源要他出任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金泰斗不想干，但周堅持，無奈，他只好到系主任辦公室辦公。可是他卻不知道“公”是怎麼辦的，就恭恭敬敬地在辦公室里待著，見沒人找也沒事，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書去了。後來學校只好解除他的行政職務。

金岳霖生前經常做一些有趣的事，他有時居然會把自己的名字忘記。有一回他給陶孟和打電話，陶家的傭人問：“您哪位？”他張口結舌答不出來，又不好意思說忘記了，只好說：“你不要管，請陶先生接電話就行了。”但那個傭人說不行，他便又請求了兩三次，還是不行。於是他跑去問給他拉洋車的王喜，誰想王喜也說不知道。他急了，問：“你有沒有聽別人說過？”王喜這才想起：“我聽見人家都叫金博士。”阿彌陀佛，原來姓“金”！

真正懂得愛情的是金岳霖。他對林徽因的痴戀才叫“三洲人士共驚聞”。林徽因、梁思成夫婦家裡幾乎每周都有沙龍聚會，金岳霖始終是梁家沙龍座上常客。他們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長期以來，一直是毗鄰而居。金岳霖對林徽因人品才華讚羨至極，十分呵護；林徽因對他亦十分欽佩敬愛，他們之間的心靈溝通可謂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和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靜的金岳霖仲裁。

汪曾祺在他《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講道：金岳霖對林徽因的談吐才華，十分欣賞。年輕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學建築的，但是對文學的趣味極高，精於鑒賞，所寫的詩和小說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風格清新，一時無二。林徽因死後，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飯店請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納悶：老金為什麼請客？到了之後，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岳霖自始至終都以最高的理智駕馭自己的感情。他終生未娶，愛了林徽因一生。

《知識論》出版

金岳霖的《知識論》寫了兩遍，費時十餘年，從完稿到正式出版又用了35年之久。新中國成立后，張岱年碰見金岳霖，問金的《知識論》可曾寫好。金答曰：已經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1983年，就在金岳霖去世前一年，商務印書館終於出版了《知識論》，金岳霖在序中說：“《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

金岳霖故居位於東羅圈衚衕11號屬東城區朝陽門地區，在史家衚衕東段路南，從北向南溝通史家衚衕與乾麵衚衕，長約360米。衚衕的具體走向是：北起史家衚衕，南行西拐再南折，止於乾麵衚衕。清光緒年間，即稱“東羅圈衚衕”，“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遠見衚衕”，后恢復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