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奚若
新中國的第二任教育部長
張奚若（1889年－1973年7月18日），字熙若，自號耘，陝西大荔縣朝邑鎮人。早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辛亥革命。后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917年獲得學士學位，1919年獲政治學碩士學位。回國歷任北京國際出版品交換局局長、大學院（教育部）高等教育處處長，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和西南聯大教授暨聯大、清華政治學系主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張奚若歷任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常委、華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二、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等職務；在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提議者。
張奚若雖然是有名的大學者，但一生著述並不多，著有《主權論》、《社約論考》等。發表過《社約論考》、《主權論》、《法國人權宣言的來源問題》、《盧梭與人權》、《自然法則之演進》、《全盤西化與中國本位》等論文，並有時評、政論若干。其去世后，著述經整理輯成《張奚若文集》，於1989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
大事件
1889-10
出生
1889年10月，張奚若出生在陝西朝邑縣（今陝西大荔縣朝邑鎮）南鄉倉西村。
1929-08
在清華任教授
1929年8月應聘來清華任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1937
抗戰時期，抨擊國民黨獨裁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奚若亦隨校西遷，並任西南聯大政治學系主任；抗日期間，參加民主活動，抨擊國民黨獨裁。
1949-06-21
提出新中國國名
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當討論到新中國國名時，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奚若先生提出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的建議。
1952-09
出任新中國第二任教育部部長
1952年9月，張奚若繼馬敘倫之後出任新中國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多有建樹。
1973-07-18
逝世
1973年7月18日，卒於北京，享年84歲。
張奚若
18歲那年，張奚若到陝西最早成立的新式學堂之一宏道書院念書，與吳宓是同學。因讀了鄒容的《革命軍》，他決心參加革命。在一次學潮中，19歲的張奚若帶頭趕走兩名惡毒的日籍教師，被迫出走，到上海就讀中國新公學。在上海，張奚若結識了于右任、楊西堂，加入同盟會，跟宋教仁、黃興都很熟。楊西堂見這小伙年輕有為，就將長女楊景任許配給他。早年參加中國同盟會，參加過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前夕，井勿幕派張奚若前往日本購買軍火，準備舉義。武器還沒運回來，武昌起義爆發了。不久，張奚若再去日本，將軍械運回陝西，成為陝西辛亥革命的功臣。這段投身辛亥革命的回憶，張奚若曾於1947年發表在上海《文匯報》上，他說，民國代替了滿清，不同的不過是皇帝改了總統、尚書侍郎改為部長而已。後來，張奚若把他當年被抓以及國民黨當政時期的遭遇做了對比：清軍抓了他用轎子抬著走，而蔣介石不讓他說話，結論是“反動派墮落得一代不如一代”。
后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本來打算念土木工程，結果對數學興趣不濃，便攻讀政治學。同在哥大的同學還有胡適、陶行知、宋子文、孫科、蔣夢麟等人，張奚若在這兒還結識了著名的邏輯學家金岳霖。 1920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當年，朋友們常常到金家去玩，漸漸形成“星期六聚會”，大家一塊兒喝茶聊天。張家數十年的習慣是每天下午四點喝下午茶，招待朋友和來訪者。西方語言文學家李賦寧回憶說，抗戰時沒有麵包，張宅的下午茶就用饅頭代替，沒有黃油，就代之以黃面醬。
1925年回國，歷任教育部國際出版物交換局局長、高等教育處處長，中央大學教授職位。
1929年8月應聘來清華任法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1932年6月，張奚若在清華大學畢業典禮上代表教授會向學生致辭，提出三點意見：“奮鬥、續學、耐勞”。
1936年11月，他在《獨立評論》（胡適創辦）發表《冀察不應以特殊自居》一文，直接觸怒當時北平最有權勢的人物宋哲元，導致停刊數月。
抗戰期間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張奚若亦隨校西遷，並任西南聯大政治學系主任；抗日期間，參加民主活動，抨擊國民黨獨裁。
1941年3月1日，張奚若在國民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上發言，尖銳抨擊國民黨政府當局的腐敗和獨裁統治，蔣對此極為惱火。但他未予置理，發言后便憤然離去。後來，國民參政會還給他寄發開會通知和往返路費，他當即回電：“無政可議，路費退回。”從此再未參加國民參政會會議。
內戰時期
1946年，張奚若受邀在西南聯大圖書館前的大草坪上演講，他猛烈抨擊反動當局說：“現在中國害的政治病是：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污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制的政治集團所壟斷。”
1947年，《清華周刊》請張奚若為36周年校慶題詞，他揮筆寫就：“學問要往大處著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蟲小技。”
1949年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務院政法委員會副主任、教育部部長、對外文化聯絡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會長等職。為第一至四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至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49年6月21日，在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當討論到新中國國名時，著名愛國民主人士張奚若先生提出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的建議。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採納了張奚若先生提出的新中國國名，並將這一名稱寫進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
新中國成立之後
張奚若
1952年9月，張奚若繼馬敘倫之後出任新中國的第二任教育部部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嘔心瀝血，多有建樹。在貫徹黨的教育方針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公民教育、勞動教育，完善課程和學制，推廣普通話，制訂《小學生守則》等。
1954年9月，他出席了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此後還連續當選第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7年5月1日，在整風運動中，他對當時黨和政府的工作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否定過去，迷信將來”的評價。7月1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愛國人士座談，幫助整風。張奚若在會上分析了黨在工作中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根源。
1958年1月28日第十四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曾引用他的說法，雖然不滿意，又認為“張奚若是個好人”。
1973年7月18日，卒於北京，享年84歲。
學術貢獻
張奚若先生畫像
張奚若認為，做學問的事情沒有那麼簡單，應該鼓勵鑽研、容忍失敗，必須反對急功近利的做法。他提出：“治學是要投資的，給一批人時間，叫他們去研究，即便這批人中間可能只有少數能真正有所貢獻。”他對教書的要求十分嚴謹，因此他的課有個特點：“好上不好下”。課上，他對所涉及的人物和事件有褒有貶，講課的聲音也隨之時而高亢、時而低沉；但下課之後，學生必須按照他的要求閱讀參考書，這是一項繁重的作業。因為他不主張多讀教科書，而特別注重閱讀思想家的原著，如柏拉圖的《共和國》、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等都是必讀的。
張奚若是不輕易寫作的，留下來的著作不多，但發表的 《社約論考》、《主權論》、《盧梭與人權》、《自然法則之演進》等文章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社會影響。法學家王鐵崖回憶1931年讀張奚若《法國人權宣言的來源問題》一文時的感受說，“那真是一篇罕見的好文章”，即使時隔幾十年之後，其價值仍然十分珍貴。
生平軼事
請蔣介石滾蛋
張奚若在昆明
講演一開始，他就說：“現在中國政權為一些毫無知識的、非常愚蠢的、極端貪污的、極端反動的和非常專制的政治集團所壟斷。”張奚若接著說：“在報紙上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個名詞‘赤匪’，假如共產黨可以叫做‘赤匪’的話，我想國民黨就可以叫‘白匪’。其實‘白’字還太好了，太乾淨了，他們簡直就是‘黑匪’！”他還給國民黨政府下了一斷語：“好話說盡，壞事做絕”。因此，中國要有光明的前途，只能是廢除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和蔣介石的個人獨裁。他說：“為了國家著想，也為蔣介石本人著想，蔣應該下野。假如我有機會看到蔣先生，我一定對他說，請他下野。這是客氣話。說得不客氣點，便是請他滾蛋！”
作為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在無數次的國民參政會會議上，張奚若和錢端升、羅隆基、周炳琳一道，成為蔣介石最害怕起立質詢的參政員。用趙寶熙先生的話說，“這四位教授，雖然政治立場不盡相同，但都痛恨腐敗、獨裁，力爭民主，且皆熟悉西方民主程序。”中國古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但在張奚若、錢端升等人參加的國民參政會上就不完全適用了。
張奚若第二次有名的對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大罵是1939年。有一次中華民國的國民參政會開會，蔣介石也來參加會議，會議期間，張奚若當著蔣介石的面發言批判國民黨的腐敗和獨裁，說了許多激烈的言辭。
蔣介石感到難堪，就打斷他的發言說:“歡迎提意見，但別太刻薄！”張奚若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從此不再出席參政會。
等到下一次參政會開會，國民政府並沒有忘記他，給他寄來了開會路費和通知，張奚若先生當即回電一封:“無政可參，路費退回。”
確定國家名稱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召開，張奚若以民主教授的身份出席會議。在各小組討論的過程中，對於新中國的國號問題，爭論頗為激烈。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也有人提議用“中華人民民國”。
張奚若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認為還是使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國名好。張奚若說：“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人民這個概念已經把民主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不必再重複寫上‘民主’二字。”
與會代表經過反覆討論，認為張奚若的提法好，一致同意新中國的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十六字名言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決定開展一場全黨範圍的整風運動。從這年5月上旬到中旬，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在5月13日的座談會上，張奚若提出了反教條主義的問題。5月15日，張奚若再次發言，重點談到了黨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並將其概括為：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他解釋說：第一是好大喜功，總誤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大，不管人民的生活和消費者的需要如何，只要組織規模大才過癮。第二是急功近利，表現為強調速成，把長遠的事情用速成的辦法去做。第三是鄙視既往，許多人忽視了歷史因素，一切都搬用洋教條，把歷史遺留下來的許多東西看作封建，都要打倒。第四是迷信將來，認為將來一切都是好的，都是等速發展的。
在隨後的反右派運動中，參加座談會的民主人士里有相當多的人被劃為右派分子。張奚若是幸運的，沒有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而且繼續擔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的負責人。據稱，其中原因，一是周恩來力保，二是毛澤東雖然對他的十六字批評不滿意，但又認為“張奚若是個好人”。（《百科知識》2005年3月下半月號）
學政治不要為了做官
張奚若
西南聯大一次開學時，他向新生潑冷水，如果你們來念政治學系的目的是想做官，那你找錯了地方。如果你想當一個學者，我可以老實告訴諸位，四年培養不出一個學者來。你讀幾年書，可以獲得一些基本知識和讀書方法，畢業后可以繼續鑽研。
張奚若多次對學生說，攻讀政治學決不要為了做官，要立志當一個社會改革家為上策，立志當一個正派的政治學者為中策，如果這二者都當不成，就當個普通人，趨炎附勢鑽營求官為下策。還說學政治學要多了解社會，為正義而申言，抱定為社會服務的宗旨。張奚若的名句是——學問要往遠處大處著眼，不然就是精深也是雕蟲小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