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容

鄒容生於重慶府巴縣（今重慶市渝中區）一個商業資本家家庭，祖籍湖北麻城。光緒十七年（1891年），鄒容隨大哥蘊丹入私塾發矇。十一二歲的時候，他就已熟讀四書五經，能誦讀《史記》、《漢書》等史學名著。此時，正當維新運動高漲之時，鄒容逐漸接觸到以推介“新學”、“西學”為主的書刊。他於是開始接受另一種啟蒙教育，並因此而在一定程度上萌發了蔑視封建文化、科舉制度的感性認識，覺察到清朝統治的腐敗，對中國面臨的遭受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狂潮的險境也深感憂慮。這樣，鄒容的思想和志趣，就完全和父親的期待相左，新舊衝突，很快就在父子之間爆發。其父要他科舉高中，他卻討厭經學的陳腐，鄙棄八股功名，喜讀《天演論》、《時務報》等新學書刊，心向維新變革的新思潮。

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鄒容滿12歲，奉父命偕大哥應巴縣童子試。剛進考場，就因為試題很生僻，他當即同主考官頂撞起來，於是憤而罷考離去。回到家裡，他遭到了父親的責打。但鄒容並不服氣，倔強地向父親申辯說：“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願入。衰世功名，得之又有何用？”事後，其父鄒子璠雖迫令兒子進入重慶經學書院繼續接受儒學經典的教育，但鄒容仍不就範，在書院“指天畫地，非堯舜，薄周孔，無所避”。“攻擊程朱及清儒學說，尤體無完膚”。因此，被書院開除。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當得知譚嗣同等六君子變法遇難的消息，他悲憤不已，作詩曰：“赫赫譚君故，湘湖士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以此表達了他的惋惜與變革志向。這時，鄒容還算不上成年人。后入重慶經學院讀書，仍關心國家大事，立志救國救民，常侃侃議論政事，以致被除名。

光緒二十七年（1901），四川省首次選派學生赴日留學，在成都舉辦考試。鄒容要求前往應考。鄒子璠感到無法使兒子流連在科舉的道路上，於是允諾他去一試，其目的在於讓他留學回來獲得朝廷賜予舉人、進士的功名，仍舊躋入官場。因為，清朝業已下詔“變法”，盛傳已有授予留學生功名官職的措施。是年六月，鄒容冒著盛暑從重慶步行到成都參加考試。試后獲錄取，由主持此次考試的候補知府李立元領著晉見四川總督奎俊。奎俊“勉勵數語，旋命歸渝治行裝，於八月中旬同往日本”。可是，就在臨行之前，鄒容被某些頑固分子誣為“聰穎而不端謹”，予以除名。但鄒容毫不氣餒，懷著渴望擺脫傳統桎梏，探索新知的心情，在父親面前犯顏力爭，要求自費留日。當年深秋，他從親戚處借得路費，乘船發自重慶，穿過三峽，順流東下，到達上海。不久，進入江南製造局附設的廣方言館補習日語。鄒子璠旋經親戚勸說，答應支付留日費用。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他衝破重重阻力，自費東渡日本，進入東京同文書院。到日本之後，鄒容刻苦讀書，他閱讀了大量的西方資產階級啟蒙著作，曾“自比法國盧梭”，同時他還廣泛地參加留日學生的各種活動，每到集會必參加演講。在日本，鄒容大量接觸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與文化，革命傾向日趨顯露，並結識了一些革命志士，積極參加留日學生的愛國活動。他剛毅勇為，常爭先講演，陳述己見，其辭犀利悲壯，為公認的革命分子。當時清政府派駐日本的留日陸軍學生監督姚文甫道德敗壞，勾引留日學生監督錢某的小老婆。鄒容等幾個留學生拿著剪刀闖進姚文甫的住所，一見面先打了他幾個耳光，鄒容又把他的辮子剪了。事後，姚文甫向清政府駐日公使蔡鈞控告鄒容。鄒容的狂放悖逆行為引起了清廷的極大震怒，在清廷和日本方面的雙重壓力下，鄒容被迫離日回國。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傳聞廣西巡撫王之春將借法兵平定該省會黨起事，東京留日學生即致電愛國學社及中國教育會，盼相互響應，亟起抵制。二十八日（4月25日），上海愛國人士在張園開“拒法”大會。不旋踵，又傳來俄國違約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協議，妄圖獨佔東三省權利的消息。上海人士又於四月初一日（4月27日）會於張園，通電“拒俄”。在狂飆乍起的拒俄運動中，鄒容積極參與張園集會和拒俄義勇隊的操練。四月二十八日（5月24日），中國教育會在張園開四月月會，鄒容作《論改革中國現時大勢》的演說，愛國熱望，意切情深。同時，他還提出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的倡議，號召全國學生結成大團體。鄒容迫切地期望新興的、最有覺悟的知識分子，乘時振作，肩負起反清民主革命的歷史任務。正是在這種愛國激情驅使下，鄒容寫完了《革命軍》一書，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持請章太炎修改。章看過後，擊節讚賞，認為正是這樣直率豪放、通俗的文字，能夠發揮廣泛的宣傳作用，因而不做任何修飾，提筆書寫一篇序文，稱許《革命軍》是“義師先聲”。隨即由柳亞子等籌集印刷費用，交大同書局排印，於五月初出版發行。

鄒容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為指導思想，闡述了反對封建專制、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對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惡、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敗的過程，故讚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還從清王朝官制的腐敗、刑審、官吏的貪酷，對知識分子、對農民、對海外華工、對商人、對士兵的政策及對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清政府對國人的壓迫，分析了革命爆發的必然性。明確宣布革命獨立之大義在於：“永脫滿洲之羈絆，盡復所失之權利，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獨立之大權”，即推翻封建專制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

正當《革命軍》問世之際，《蘇報》因章士釗接充主筆，於五月初六日（6月1日）宣布“大改良”，言論更趨向激進，“排滿”、“仇滿”的文詞，連篇迭出。初六日刊登《康有為》一文，痛斥康有為力倡保皇、抵拒革命的言行。十四日（9日），刊登《讀〈革命軍〉》，將該書譽為“誠今日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又在“新書介紹”欄評論說，《革命軍》“其宗旨專在驅除滿族，光復中國，筆極犀利，文極沉痛。若能以此書普及四萬萬人之腦海，中國當興也勃焉”。閏五月初五日（6月29日）以《康有為與覺羅君之關係》為題摘登章太炎《駁康有為書》，指斥“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對康有為的保皇謬論痛加批駁。《蘇報》迅即成為舉國矚目，獨步一時的革命報刊。閏五月初五日、初六日，《蘇報》館帳房程吉甫和章太炎以及陳范的兒子陳仲彝、辦事員錢寶仁等被捕。初七日（7月1日），鄒容自投捕房，以與章太炎共患難。蔡元培事前離滬赴青島，陳范、黃宗仰、吳稚暉等避匿，旋出國遠走。隨後，領事團徇上海道的請求，於十三日將《蘇報》封閉。

鄒容自入獄起，即抱定為革命犧牲的決心。他同章太炎在獄中賦詩明志，互相砥礪。閏五月二十八日，章吟《獄中贈鄒容》一首：“鄒容吾小弟，被發下瀛洲。快剪刀除辮，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獄，天地亦悲秋。臨命宜摻手，乾坤只兩頭。”鄒容即賦《獄中答西狩》相唱和：“我兄章枚叔，憂國心如焚。並世無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淪地獄，何日掃妖氛！昨夜夢和爾，同興革命軍。”充分表現了革命者臨危不懼，勇於獻身，對前途充滿信心的高尚情操和英雄氣概。

徠不幸的是，鄒容距出獄只有兩個多月，即被折磨致病，於光緒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4月3日）在獄中逝世，年僅20歲。噩耗傳出，中國教育會立即為他開追悼會。遺骸由革命志士劉三（季平）冒險運出，安葬於上海華涇鄉。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后，經臨時大總統孫中山批示：鄒容“照陸軍大將軍陣亡例賜恤”。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5月，一本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鄒容”的書——《革命軍》由上海大同書局正式出版。在這本書中，鄒容開宗明義地提出，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朝的皇權，建立資產階級民主國家，並為這個國家定名“中華共和國”。《革命軍》為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敲響了喪鐘，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吹響了號角，成為一篇名副其實的反帝、反封建的戰鬥檄文。

鄒容所撰《革命軍》風行國內和海外華僑中，銷售達110萬冊，對鼓動清末革命高潮產生了難以估量的作用。孫中山看到《革命軍》后，讚賞不已，認為“此書感動皆捷，其功效真不可勝量”。他對鄒容和章太炎身陷牢獄，異常關切。二十九年初冬，他又到檀香山，改組興中會，建立“中華革命軍”，確定“今後同志當自稱為軍，所以記鄒容之功也”。迄1917—1919年期間，孫中山著《建國方略》，還言之諄諄：“《革命軍》一書，為排滿最激烈之言論，華僑極為歡迎；其開導華僑風氣，為力者大。”

鄒容以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提出的“天賦人權”、“自由、平等、博愛”為指導思想，闡述了反對封建專制、進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對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學術，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惡、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敗的過程，故讚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還從清王朝官制的腐敗、刑審、官吏的貪酷，對知識分子、對農民、對海外華工、對商人、對士兵的政策及對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清政府對國人的壓迫，分析了革命爆發的必然性。明確宣布革命獨立之大義在於：“永脫滿洲之羈絆，盡復所失之權利，而介於地球強國之間”，“全我天賦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獨立之大權”，即推翻封建專制王朝，建立“中華共和國”！

幼時的鄒容非常聰敏，“里人咸有神童之譽”，但他性格狂放不羈，對科舉成名的取仕之道不屑一顧。“臭八股兒不願學，滿場兒不愛入，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小小年紀，反滿反封建的思想已有萌芽。這種倔強之氣為他以後獻身革命起了重要作用。鄒魯回憶道：“設容幼即勉為諄謹，吾決其今日必不能成此奇行也。”他在閱讀歷史書籍時，常被鄭成功、張煌言等民族英雄的業績感動。他認真閱讀黃宗羲等人的著作，汲取其民族主義思想的精華。中國歷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和思想是鄒容民族主義思想的雛形。

少年時代的鄒容接觸到一些新學書籍和報紙，資產階級改良維新的新思潮深深地影響了他。“容最仰慕譚嗣同，常懸其遺像於座側，自為詩讚之。‘赫赫譚君故，湖湘志氣衰。惟冀後來者，繼起志勿灰。’”鄒容曾抄錄了改良派主編的《清議報》上的一首詩：“落落何人報大仇，沉沉往事淚長流。凄涼讀盡支那史，幾個男兒非馬牛。”鄒容吸收了改良派的愛國救亡思想，並在吸收愛國思想的基礎上，接觸和了解了一些改良派對於資產階級自由、平等的宣傳。

除了閱讀中國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著作之外，鄒容還閱讀了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家的一些著作。例如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義》、約翰·穆勒的《自由原論》以及《法國獨立史》《美國獨立檄文》等。他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理論，更深入地理解了自由、平等、天賦人權，這樣就為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豐富了民族主義思想的內容，同時也是鄒容民族主義思想的特色所在。在留日期間，鄒容結識了許多革命黨人，思想上深受革命派的影響，接受了孫中山所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思想和行動上都朝革命派靠攏，真正成了一個他自己所稱的“革命軍中馬前卒”，而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此時也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革命軍》一書的出版，代表了他民族主義思想的成熟。

鄒容留學日本前，家人叫他桂文或者紹陶，在和雙親的家書中，落款和自稱都是“桂文”。在親友的稱呼中，多叫鄒容為威丹。1903年，鄒容先是以優異成績，考取公費留學名額，和當時本地多名青年才俊一道，由重慶知府李立元（當時重慶公派留學生的監督官）帶領，赴成都謁見四川總督奎俊。這在鄒容的親筆家書中得到表述，他們一行受到奎俊的召見和勉勵。

1903年8月，鄒容一到東京，被這裡如火如荼的愛國救亡氣氛所感染，於是，他給自己改名叫“鄒容”，隱含從此容顏改變、脫胎換骨的寓意。從此，“鄒容”這個名字便在留日學生中廣泛傳揚，他的那本反帝反封建的戰鬥檄文《革命軍》，首次也正式署名鄒容。可以說，改名是鄒容重塑自我形象的重要標誌，也是他短暫而光輝一生的閃亮起點。

鄒容於1905年4月3日死於獄中，年僅21歲。其遺體由《中外日報》館收殮后葬於華涇。辛亥革命勝利后，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追授鄒容為陸軍大將軍銜。後由華涇劉季平（劉三）移柩於華涇鎮黃葉樓西側（今華涇路中心河橋橋堍右側200米處，近位育路口）。墓碑由蔡元培所題，為避清廷耳目，寫為“周容之墓”。墓面南為圓形石砌墓，高2.36米，直徑2.48米，墓前尖頂青石刻書“鄒容之墓”。過神道石階有石碑一座，刻有章太炎篆書“贈大將軍巴縣鄒容”。

墓後為章太炎撰文、于右任書的青石墓表。碑后復有造型美觀的高大石屏，氣勢雄偉，東西兩邊各立一座石亭。在“文革”中被毀。1980年，為紀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重修鄒容墓。墓區總佔地一畝余，墓台坐北朝南，面向大道，四周環有長青松柏，莊嚴肅穆，兩邊是正方形綠化區，廣植花草。鄒容墓現已整修一新，建成花園式陵園，向公眾免費開放。

為紀念鄒容，在出生地重慶和就義地上海都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鄒容路。1939年5月3日、4日接連兩天，日本飛機對重慶進行大轟炸，把重慶城區的繁華街道幾乎全部炸毀，居民傷亡六七千人，史稱“五三五四大轟炸”。在這場大轟炸中，從大梁子（現新華路）中央公園（現人民公園）路口到臨江門的5條繁華街道———三王廟、蒼坪街、天官街、柴家巷、夫子池全部被毀。因為這5條街道首尾相接，又是重慶最重要的商業區，後來重建，就儘可能擴寬修直，並將其合併。因此路是重建的，遂取名新生路。

1943年12月，當時的市政府為紀念鄒容，將新生路改名為鄒容路。如今的鄒容路從公園路口起，由南向北一直延伸到臨江門。解放碑就聳立在鄒容路和民族路、民權路交會處的街心處。

坐落在今重慶市渝中區南區公園內。碑由漢鴻順營造廠承建，於1946年1月26日動工，同年6月29日落成。碑為八角形塔式，石碑通高5.5米，碑身高3.52米，碑的東、南、西、北四面，均鐫有鄒容烈士紀念碑七個鎏金大字隸書，八面皆鐫刻碑文。碑文是根據章太炎民國十一年（1922年）為營建上海鄒容墓所撰寫的《贈大將軍鄒君墓表》一文略加修改而成的，主要敘述了烈士生平。碑文為隸書，落款：“重慶市市長張篤倫敬立。中華民國三十五年。”為紀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重慶市人大常委會決定對鄒容烈士紀念碑進行維修，鄒容烈士紀念碑重新煥發了光彩。

吳玉章：“少年壯志掃胡塵，叱吒風雲《革命軍》。號角一聲驚睡夢，英雄四起挽沉淪。”

章炳麟稱之為“義師先聲”。

章士釗主筆的《蘇報》譽之為“國民教育之第一教科書”。

鄒以海：“儘管他生在富裕之家，用我們現在的說法是"富二代"，到鄒容出生后的時期，鄒容的父親鄒子璠經過多年的打拚，積聚了萬貫家財成了一方富商，購地建造了鄒家祠堂，他的子女生活優裕，但鄒容不貪戀這些，物質享受於他如浮雲，一點沒有富家子弟的紈絝作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