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煌言

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六月九日，張煌言出生於浙江寧波府鄞縣一個官僚家庭，父張圭章。

天啟四年（1624年）舉人，曾任山西鹽運司判官，官至刑部員外郎。母趙氏，於張煌言十二歲時病卒，故一直跟隨在父親身邊長大。張煌言少年時期就胸懷大志，為人慷慨並且喜愛討論兵法之道。

崇禎九年（1636年），張煌言十六歲參加縣試，並考察騎射，張煌言射三箭皆中靶，與他一起應試的人沒有不驚嘆的。

崇禎十五年（1642年），張煌言考中舉人。當時，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烽火已燃遍全國，明朝的統治岌岌可危，於是朝廷開始重視培養文武兼備的人材，張煌言雖考文舉，但仍須加試一些戰事急需的武備科目。在考試時，朝廷“以兵事急”，令考生“兼試射”，而張煌言竟“三發皆中”，使在場者十分驚服。加之他平日留心時局，“慷慨好論兵事”，故周圍的人們對他更加敬重。

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清軍大舉南下，連破揚州、南京、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區）、杭州等城。寧波城中文武官員有的倉惶出逃，有的策劃獻城投降。二十五歲的張煌言，挺身而出，投筆從戎。當時，刑部員外郎錢肅樂等率眾集會於府城隍廟，張煌言毅然參加，倡議勤王，集師舉義。並奉表到天台（今浙江台州天台縣）請魯王朱以海北上監國。授翰林修撰。后清軍破杭州，張煌言隨魯王逃至浙閩沿海，入據舟山。

順治三年（隆武二年、1646年）五月，大清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乘虛突破錢塘江，紹興、杭州、義烏、金華等城相繼失守，南明宗室樂安郡王、楚親王、晉平郡王在金華殉國。魯王則在石浦守將張名振護衛下自台州出海到達舟山，張煌言隨即趕回鄞縣故里，與老父、繼母、妻兒子女訣別，追隨魯王一行至舟山。但舟山總兵、隆武帝所封肅虜侯黃斌卿卻拒絕接納，魯王只得逃往福建長垣。不久，魯王去廈門，張名振留舟山待機。張煌言與張名振待局勢稍定后，重返浙東與舟山地區，組織招募義軍。而張煌言被魯王加授右僉都御史之官職。

順治四年（永曆元年、1647年），清蘇松提督吳勝兆欲在蘇州反正，起事前聯絡定西侯張名振支持。張煌言勸張名振援吳勝兆，張名振遂命張煌言為監軍，徐孚遠副之。於四月六日自岑江（即浙江舟山岑港）出發。不料四月十三日在崇明島外遇風暴而大敗。總督浙直水師戶部左侍郎沈廷揚、總兵蔡聰（黃斌卿之妻舅）等將領十餘人上岸后被清軍俘獲，於七月三日就義。而張煌言也因颶風吹翻船舶，陷入清軍之手七天，找到機會逃出到了海上。在途經黃岩時，又被追趕的清軍包圍並以箭射之，張煌言率領數騎突出包圍，自此他更加努力練習騎射。並在浙東招募集結義軍於上虞縣平岡寨屯田拒守。其時，當地的多個山寨經常劫掠民眾，唯獨張煌言與王翊讓他們的部下不要擾民，深得民眾擁護。

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七月，清將張天祿出崇安（今福建武夷山市）分水關，馬進寶出台州海門，閩浙總督陳錦全軍出定海，分路進攻舟山。張名振、張煌言等奉魯王入海出兵吳淞，牽制清軍主力。大學士張肯堂、安洋將軍劉世勛、盪北伯阮進、左都督張名揚等留守。此役舟山軍民死難者達18000人，合葬定海城北龍峰山下。

順治十年（永曆七年、1653年）八月，張名振和監軍兵部侍郎張煌言帶領五六百艘戰船向北進發，來到長江口的崇明一帶沙洲。崇明城中的清軍兵力有限，不敢出戰，被圍長達八個月。

順治十一年（永曆八年、1654年），張軍三次進入長江作戰，這就是有名的三入長江之役。

順治十二年（永曆九年、1655年），張名振與張煌言合兵三入長江，抵燕子磯，因兵力單弱，無功而返；乃會同鄭成功部甘輝、陳六御等收復舟山。次年清軍再度佔領舟山，陳六御陣亡，在將士的推戴下張煌言成為原魯監國系統軍隊的主要領袖，繼續同鄭成功聯合作戰。

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1658年），永曆帝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張煌言為兵部左侍郎。同年清軍進至雲貴，鄭成功、張煌言進軍浙江，攻克樂清（今浙江溫州樂清）、寧海（今浙江寧波寧海縣）等地，在羊山遇颱風，損失巨艦百餘艘，漂沒戰士八千餘人，被迫撤回廈門。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張煌言與鄭成功一起，為牽制大舉向雲貴地區進攻的清軍，再次率義軍入長江作戰。先是，義軍抵達並佔領崇明。張煌言對鄭成功建議說：“崇明，江、海門戶”，宜先將義軍“定營於此”，稍事休整，務使義軍“進退有所據”。但鄭成功未聽從。當時，駐防長江的清軍，在瓜洲金、焦二山間橫上攔江鐵索（俗稱“滾江龍”），且在沿江兩岸遍置西洋大炮，防守頗為堅固。張煌言卻率義軍乘十七條船機警巧妙地破壞了江防防線，在後援的鄭軍配合下，“翦江而渡”，於六月一舉攻佔瓜洲。攻克瓜洲后，張煌言又向鄭成功建議全力攻取鎮江，然鄭成功顧慮駐守江寧（南京）的清軍將趕往支援。張煌言則主張可先派一支舟師水軍，佯攻直搗江寧北門，即觀音門，這樣“南京清軍自不暇出援”。同時，他還提議這支水軍應溯江而上，前往蕪湖一帶活動，以防阻江楚方面清軍的來援。鄭成功採納了意見，並命他向南京方向進攻。此時，張煌言所率義軍將屬人數不滿一萬，渡江之舟不滿百艘，仍毅然率軍西行。不久，張煌言攻克儀真，並進軍六合，沿途受到沿江民眾的熱烈歡迎，“儀徵吏民齎版圖迎降五十裡外”。當得悉鄭成功攻克鎮江后，張煌言又致信鄭成功，言及當“先撫定夾江郡縣”后，再從陸路進軍，直取南京，但鄭成功未採納他的建議，“竟從水道進”。致使有利戰機瞬間喪失，而南京清軍得以喘息並獲後援而鞏固城防。

六月二十八日，張煌言軍直抵南京觀音門外江面，停留兩日仍不見鄭軍的到來，只得派遣別的將領率輕舟數十艘的水軍，“直（西）上攻蕪湖”，他自己則率軍駐紮在浦口。待鄭成功率“水師”到達后，張煌言又於七月七日趕到蕪湖，在此，他“部勒諸軍”，將義軍兵分四路，分道攻城略地，且在沿途“移檄諸郡縣”，張貼文告。許多故明降清的舊官吏，見到文告，紛紛倒戈，“於是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廣德及諸屬縣皆請降”，使義軍很快便收復了四府、三州、二十四縣，城池近三十座。義軍紀律嚴明，所過之處，對民眾百姓“秋毫無犯”。張煌言每“經郡縣，入謁孔子廟，坐明倫堂，進長吏，考察黜陟，略如巡按行部故事，遠近響應”。致使出現“父老爭出持牛酒犒師，扶杖炷香，望見衣冠，涕淚交下，以為十五年來所未見”的空前盛況。而“瀕江小艇，載果蓏來貿易者如織”，給義軍很大支持與鼓舞。可是，這一大好形勢，卻因鄭成功率軍攻打南京城的失利，而很快急轉直下。正當張煌言收復徽州時，聞鄭成功在南京城下兵敗之事，於是“還蕪湖收兵，冀聯合瓜洲、鎮江（義）軍為守計”，期待有利時機，再作他圖。不久，張煌言又得到鄭成功軍已放棄瓜洲、鎮江等地，而退回海上的消息，致使張煌言所率義軍處於進退維谷、腹背受敵的危險處境，很快遭致潰敗。

此際，清兩江總督郎廷佐一方面調遣水軍切斷張煌言義軍東退的水路，另一方面又寫信向張煌言勸降。張煌言對招降書“拒不應”，同時，為擺脫困境，又率“余兵道繁昌，謀入鄱陽湖”，向江西發展。當義軍船隊進抵銅陵時，卻與湖廣來援的大批清軍水師遭遇，與之激戰而敗退。最後，張煌言“撫殘兵僅數百，退次無為，焚舟登陸”。又從陸路自桐城，取道霍山、英山，到達東溪嶺時，適逢清軍“追騎至，從者盡散”。張煌言好不容易才突圍而出，只得“變服夜行，至高滸埠，有父老識之，匿於家數日，導使出間道，渡江走建德、祁門亂山間”。此時張煌言身染瘧疾發作，幾不能行，但他仍不顧病痛，奮力疾行。到達休寧后，“得舟下嚴州”。登岸后，又復行山路，途經浙江的東陽、義烏“至天台達海”。歷盡千難萬險，兵敗后繞道潛行二千餘里，九死一生，終於回到了浙江沿海地區。此後，他“收集舊部”，準備東山再起。鄭成功得到張煌言生還的消息后，也將自己的部分兵力撥歸他統轄，致使義軍稍有壯大。張煌言將義軍屯駐長亭鄉，“築塘捍潮，闢田以贍軍”需軍餉。同時，張煌言又派遣使者向桂王稟告自己兵敗的消息。桂王得悉后，在敕書中表示安撫慰問的同時，又給他“加兵部尚書”的職銜。

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1661年）清廷為了肅清東南沿海地區的抗清勢力，頒布了“遷海令”，“廷議徙海上居民”，以斷絕對義軍的糧餉“接濟”。義軍“無所得餉”，只得“開屯南田自給”。當鄭成功率軍東征，從荷蘭殖民者手中收復台灣時，張煌言不理解此舉的重大戰略意義與價值，曾寫信給鄭成功，“移書阻之”。不久，清軍直下雲南，終使南明永曆政權覆亡。逢此危急之際，張煌言“遣其客羅綸入台灣”，催促鄭成功出兵閩南，一方面支持東南沿海人民反對“遷海令”的鬥爭，另一方面也可牽制清軍，以解永曆政權之危，但鄭成功“以台灣方定，不能行”為由，加以拒絕。於是，張煌言只得又遣使者到湖北的鄖陽山中，去說服“十三家兵”出戰，“十三家兵”原為李自成起義軍的余部，由郝永忠、劉體純等部將率領，他們以夔東茅麓山為根據地，堅持抗清鬥爭。張煌言要“十三家兵”出征，“使之擾湖廣”清軍，牽制敵人，“以緩雲南”，挽救永曆政權即將覆亡的軍事危局，但“十三家兵”終因兵力“衰疲”，加之勢單力薄，而未能出戰。

康熙元年（永曆十六年、1662年），張煌言又將義軍移駐沙堤。其時，鄭成功收復台灣后，建立鄭氏政權。而魯王則身居金門，故鄭成功對其衣食供奉“禮數日薄”。張煌言雖對魯王仍忠心不貳，且“歲時供億”不絕，但又“慮成功疑”，故“十年不敢入謁”魯王。待到張煌言“及聞桂王敗亡”后，便“上啟魯王，將奉以號召”。但沒有得到鄭成功的支持。五月，鄭成功突然病逝於台灣，致使抗清鬥爭形勢更為嚴峻。張煌言則轉戰於寧海臨門村一帶。這時，清廷浙江總督趙廷臣趁張煌言義軍處境艱難之際，再次寫信招降，張煌言不為所動，並回信拒絕。十一月，魯王薨於金門。於是，張煌言只得轉戰於寧海縣臨門村一帶。還師臨門，更使張煌言感慨萬千。這時，清廷浙江總督趙廷臣乘張煌言義軍處境艱難之際，再次寫信招降，張煌言不為所動，並回信拒絕。義軍此時雖多次奮戰，然孤懸海上，被迫孤軍作戰，日漸勢單力薄。為此有人提議將義軍隊伍拉上雞籠島駐紮，張煌言認為此議不可行，雞籠小島，四面環海，易攻難守，若遭致清軍突襲有全軍覆沒的危險。

康熙三年（1664年）六月，張煌言見復明無望，在南田的懸嶴島解散義軍，隱居海島不出。七月十七日，清軍通過叛徒找到張煌言隱居地，夜半渡島，張煌言同部屬羅子木、侍僮楊冠玉等人被執，九月七日，張煌言被清軍殺害於杭州弼教坊。當他赴刑場時，大義凜然，面無懼色，抬頭舉目望見吳山，嘆息說：“大好江山，可惜淪於腥膻！”就義前，賦《絕命詩》一首。臨刑時，他拒絕跪而受戮，“坐而受刃”，時年僅四十五歲。監斬官見楊冠玉年幼，有心為他開脫。楊冠玉卻斷然拒絕道：“張公為國，死於忠；我願為張公，死於義。要殺便殺，不必多言。”言罷跪在張煌言面前引頸受刑。

張煌言死後由鄞縣萬斯大等人與和尚超直收屍，並由張煌言外甥朱湘玉到總督衙門買回首級殯斂，並遵照他在《入武林》詩品所表示的願望，把他葬於杭州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成為與岳飛、于謙一同埋葬在杭州的第三位英雄，後人稱之為“西湖三傑”。生前的友人葉振名登越王嶺遙祭忠魂，撰祭文將張煌言與羅綸二人並稱為“張司馬二客”。清國史館為其立傳，《明史》有傳。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高宗命錄前朝“殉節諸臣”，並加以褒謚和祭祀。收入《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清廷對張煌言加謚“忠烈”，且將其牌位入“祀忠義祠”，得享定期供祭。

順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之後，張煌言先是跟錢肅樂率領義軍，馳騁寧紹，轉戰浙東打擊清軍。以後又與鄭成功所率的軍隊在天台會師。魯王到達紹興，開始主持浙東反清事宜，二十六歲的張煌言以賜進士出身的身份，先後任翰林院編修、兵科給事中等職。

此時，福建的鄭氏地方勢力也奉唐王朱聿鍵在福州建立另一個小朝廷，建號“隆武”。於是，在東南沿海便有了兩個並立的小朝廷，這就決定了抗清力量無法統一、合作，反形成互相牽制、抵消的局面。

順治四年（永曆元年、1647年）四月，任職左都御史的張煌言奉魯王命監張名振軍，他率戰艦浮海至崇明，一度登陸，但不幸為颶風所襲失敗，全軍覆沒，自己也被俘后逃出，這是他首次指揮義軍作戰。

順治五年（永曆二年、1648年），張煌言參加義軍恢復寧波失敗，便率軍至上虞縣平岡結寨固守，並一度聯合其他義軍對清軍發動進攻，焚上虞、破新昌，逐漸成為浙東人民抗清的一面旗幟。

順治八年（永曆五年、1651年），義軍擁奉魯王在舟山重建行在，八月，魯王封張煌言為兵部左侍郎。總督軍務的張名振和張煌言奉魯王率大軍從海上進攻崇明，獲初勝，但根據地舟山卻因防守空虛，被清軍襲破，二張匆匆回軍，已回天乏力，只能保護魯王撤至福建，已向雲南永曆帝稱臣並承認永曆帝為正統的鄭成功，將魯王安置於金門島。張煌言主動與鄭成功交好，兩位抗清戰士結下深厚友誼。

順治十年（永曆七年、1653年），張煌言隨張名振又一次攻入崇明，第二年正月，二張率大軍溯長江西上，軍容嚴整，震動大江兩岸，一度揚威鎮江金山，因湖湘各處的永曆帝軍隊發生變故，二張無法前進，只能拚死突破敵人長江防線退回崇明。四月，二張聽說清軍據守的南京空虛，遂又率軍西上，鄭成功亦助兵二萬，這一次西征又因為軍事上失利，被迫退回已光復的舟山島，張煌言隨後又到達閩北秦川島駐兵。

順治十五年（永曆十二年、1658年），永曆帝派使臣到達福建廈門，封鄭成功為延平郡王、招討大將軍，張煌言為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負責浙江軍事。不久，兩位抗清英雄聯手上演了一場在抗清鬥爭中足以彪炳千秋的壯烈史劇。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五月，鄭成功率水陸大軍十七萬，在舟山會合了張煌言所部六千人，自崇明口入長江，開始了向清軍的進攻。在這場戰役中，張煌言表現了他卓越的軍事、政治才能。

還在大軍剛到長江口時，張煌言就建議鄭成功先佔領崇明全島作為後方根本。這是他多次進長江的經驗，可惜鄭成功未採納，鄭氏主張全軍西進。六月十七日，張煌言攻入瓜洲，在軍事會議上，他建議大軍先取鎮江，自己率水軍進攻南京觀音門，掩護鄭成功在鎮江城下的軍事行動。是月，張煌言部西上，儀征、六合的清軍如驚弓之鳥，而廣大人民則熱烈擁戴張煌言的大軍。義軍到達觀音門江面，企盼鄭成功從陸上會師進攻南京。時據守南京的清江南總督郎廷佐因城內實力不濟，異常恐慌。

但鄭成功不懂得兵貴神速的道理，而是依舊坐船緩慢地西上。張煌言在南京江面空等了兩天，不見大軍到來。此時，清軍乘機加強了南京的防務，他們偵知張煌言孤軍在浦口，想趁鄭成功大軍未到時擊破張煌言軍，入夜，清軍八十艘快船偷襲張煌言水軍，兩軍接戰，義軍奮勇殺敵，打敗清軍，第二天凌晨，七名義軍戰士還克複了江浦城。

順治十六年（永曆十三年、1659年）七月七日，張煌言收復蕪湖，遂即於該城駐節，並分四路軍攻取溧陽至廣德、池州、和州、寧國，並以鄭成功名義發布檄告，號召各地“歸正反邪，端在今日”，“先機者有不次之賞，后至者有不測之誅”。一時皖南、蘇南大為震動。

此時，張煌言派往各地的軍隊進展十分順利，旬月之間，連克皖南的太平、寧國、池州、徽州、無為、和州及蘇南的高淳、溧陽、溧水等城池，共計四府、三州、二十四縣，部下水陸大軍發展到數萬人，湘贛魯豫亦為之震動，忠勇之士紛紛輸款欲投效力，這是張煌言抗清事業的輝煌頂點。而清廷也開始慌張起來，除徵調大軍南下鎮壓以外，順治皇帝也開始籌劃是否要“御駕親征”。不幸，此時鄭成功的大軍卻在南京城下戰敗，使鄭成功、張煌言共同創造的大好抗清局面功敗垂成。

鄭成功大軍一撤，張煌言孤軍懸於蕪湖一帶，使得清軍能夠集中力量回過頭來對付他。順治十八年（永曆十五年、1661年）三月，張煌言率兵進入閩北的沙埕，打算再與鄭成功會師，然鄭氏主力已全力收復台灣。

張煌言一生僅活了四十五歲，但其詩文著述甚豐，後人收輯整理名《張蒼水集》。但此文集在清朝一直被列為禁書，故僅有傳抄稿本。

直至1901年時，始有國學大師章炳麟將其排印（二卷本），附《北征錄》一卷問世。

1909年，又有國學保存會的排印本十二卷，補遺一卷，附錄八卷出版。別有《四明叢書》本九卷，附錄八卷傳世。1959年，由中華書局對文集的詩文重加整理、校勘后，將《張蒼水集》分為四編，包括《冰槎集》《奇零草》《採薇吟》及《北征錄》；又，附錄一卷，載有年譜、傳略、序跋等。

張煌言詩文多是在戰鬥生涯里寫成。其詩質樸悲壯，充分表現出作家憂國憂民的愛國熱情。《滃州行》《閩南行》《島居八首》《冬懷八首》等詩抒情言志，表現艱苦卓絕的戰鬥生活。尤其是《甲辰八月辭故里》二首及《放歌》、《絕命詩》，寫於就義之前，飽含血淚，為傳世之作。亦能文，較著名的有《北征錄》《上延平王書》《奇零草序》等。

《清史稿·卷二百二十四·列傳十一》

張煌言墓位於西湖南岸、南屏山北麓荔枝峰下，在南屏山荔枝峰下，與章太炎墓毗鄰。墓用磚砌成園形，墓碑文“故明勤蒼水張公墓”。墓兩側分別為與他同時被捕殉難的揚冠玉和羅子木墓。墓左前方還有張蒼水祠。祠堂是一座白牆黑瓦的仿明建築，正廳有張蒼水先生像，高三米，四壁牆上掛有八幅壁畫。

墓建成后屢經修繕，於1966年底毀，1983年按1920年重修時舊貌修復。墓坐南朝北，三墓成品字形布列，張煌言墓居中，西側為參軍羅子木墓，東側為侍童楊冠玉及舟子墓。三墓皆圓形拱頂，墓壁清水磚砌，上封土植草。張氏墓直徑5.20米，高2.45米，乾隆四十一年，賜謚張煌言為“忠烈”。前立“皇清賜謚忠烈明兵部尚書蒼水張公之墓”碑一方。羅氏墓直徑3.07米，高0.92米，前豎“故明參軍溧陽羅子木墓”碑一方。楊氏及舟子墓直徑3米，高0.97米，前立“故明張公侍者楊冠玉及舟子墓”碑一方。前有神道，通長5.14米，中部豎八十年代整修時新建青石牌坊，兩側分立七組石象生，系明代遺物。墓區東側有1992年新建“張蒼水先生祠”。

張煌言的故居在寧波，人們為紀念他，在縣學街建起了“錢（肅樂）張（煌言）二公祠”（今已廢）；1936年改建貢院橋一帶馬路時，命名張煌言故居所臨、與中山東路并行的一條街為“蒼水街”。街的西段，有一幢古樸的舊房，是張煌言當年的故居（書房），現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1998年，該地闢建中山廣場，但張煌言的故居仍妥為保存，作為三個景點供後人瞻仰。

張蒼水紀念館位於蒼水街194號，中山廣場內，館內陳列了根據張蒼水史事創作的連環畫、張蒼水文集和一些研究張蒼水的資料。

《清史稿》：“當鼎革之際，勝國遣臣舉兵圖興復，時勢既去，不可為而為，蓋鮮有濟者。徒以忠義鬱結，深入於人心，陵谷可得更，精誠不可得沫。煌言勢窮兵散，終不肯為逭死之計。”

《兵部左侍郎張公傳》：“自丙戌至甲辰，蓋十九年矣，煌言死而明亡。”

《題張蒼水集三首》：其一：廿年橫海漢將軍，大業蹉跎怨北征。一笑素車東浙路，英雄豈獨鄭延平！其二：起兵慷慨扶宗國，豈獨捐軀為故王？二百年來遺恨在，珠申餘孽尚披猖。其三：北望中原涕淚多，胡塵慘淡漢山河。盲風晦雨凄其夜，起讀先生正氣歌。

顧城：在南明歷史上，最傑出的政治家有兩位，一位是堵胤錫，另一位是張煌言。堵胤錫在永曆朝廷中一直遭到何騰蛟、瞿式耜等人的排擠，無法展布他的雄才大略，終於齎志以歿；張煌言偏處浙江、福建海隅，得不到實力派鄭成功的支持，空懷報國之志。歷史上常說“何代無才”，治世不能“借才於異代”，就南明而言又何嘗不是如此。在史書上，人們習慣於把史可法、何騰蛟、瞿式耜列為南明最堪稱讚的政治家，其實，他們不過是二、三流的人物，就政治眼光和魄力而言根本不能同堵胤錫、張煌言相提並論。

丁雲川：“張蒼水的級別是南明兵部尚書，相當於現在的國防部部長，他不像岳飛，祭禮是不能按皇家規格來辦，不能戴黃巾，由他的官階品級決定。”

張玉興：挺身赴難，捨己為國，雖困猶斗，九死未悔者。這些人當形勢極其嚴峻，國家、民族、人民面臨危難之際，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主動承擔責任。挽狂瀾於既倒，扶大廈之將傾。他們唯一考慮的是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堅持正義，反對邪惡，甘灑熱血，不惜犧牲個人一切。所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敢同凶敵鬥爭到底，赴湯蹈火，困而不餒，危而不怯，視死如歸，捨生取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