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起義

李自成（1606-1645），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傑出的軍事將領，原名鴻基，曾為銀川驛卒。1629年（崇禎二年）起義，後為闖王高迎祥部下的闖將，勇猛有識略。1643年（崇禎十六年）在襄陽稱新順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臨汝）殲滅明陝西總督孫傳庭的主力，旋乘勝進佔西安。1644年正月，建立大順政權，定都長安，年號永昌；同年三月十八，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四月，多爾袞率八旗軍與明總兵吳三桂合兵，在山海關內外擊敗李自成。1645年5月17日在通城九宮山玄帝廟拜神后因勞累過度熟睡，遭山民誤當賊打死。

起義軍起義過程中，針對明朝地權集中與賦稅繁重的情況，提出“均田免賦”口號。攻佔西安后，又以“貴賤均田”及“五年不征”相號召。在河南等地到處傳播“不當差﹑不納糧”的歌謠。后因“均田免糧”綱領屬於平均主義的空想，並未真正實行，只是個別地方官曾經實行過改變封建地權的措施。如山東諸城縣令到任之後，即以劫富濟貧之說，令產不論遠近，許業主認耕；在某些地區大順地方官府還默許農民進行自發的奪地鬥爭。起義軍亦實行籍沒富室政策，以解決軍餉，兼濟貧窮。李自成初下洛陽，沒收福王藩府及宦家巨室存積的糧食和大量金錢，以其中一部分賑濟貧民。以後每攻佔一個城鎮，常採取類似措施。佔領西安后，繼續以“劫富濟貧”相號召。但在這一口號下，劫掠平民﹑殃及無辜之事亦時有發生。起義軍還針對地方為考中的舉人進士樹建牌坊，下“毀坊之令”。

起義軍還實行平買平賣，保護工商的政策。這種政策自崇禎十四年佔領河南起，始終執行。起義軍進北京后，令市民照常營業，不少地區工商業照常進行。山東畿輔運河航行的商船不絕。

當時正是明朝末期，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天災人禍不斷發生。明末政治腐敗，農村破產，壓迫剝削日益加重，陝西又逢旱災，人民無法生活。連續多年鬧災荒，土地都被皇親貴族、地主豪紳霸佔了。千百萬農民身上無衣，口中無食，受著統治階級殘酷的剝削和壓迫。李自成從小就因欠債被迫給姓艾的地主牧羊。21歲那年，他打傷了地主，逃到銀川當一名驛卒。當時，全國到處都有農民起義爆發。1627年，陝北白水縣農民王二率領數百農民殺死知縣張斗耀，揭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陝北巡撫得報后，因怕受到朝廷怪罪，充耳不聞，起義隊伍乘機迅速擴大。1628年，王嘉胤、王大梁、高迎祥和王左卦等紛紛起兵響應。李自成、張獻忠約在1630年前後也加入了起義軍的隊伍。1630年，張獻忠在陝西米脂十八寨起義，自稱“八大王”。李自成也殺死貪官造了反，在他舅舅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中當“闖將”。1635年，明朝派洪承疇出陝西，朱大典出山東，兩面夾攻起義軍。鬥爭的實踐教育了起義軍，他們深深感到，只有聯合作戰才有力量。1635年，各路起義軍會師於河南滎陽，共13家，72營，在一起共商對敵之策。

不久，自成投闖王高迎祥，為八隊闖將，轉戰陝﹑晉﹑畿南﹑豫楚等地。七年，高迎祥農民軍被圍困於漢中附近峽谷中，自成重賄明總督陳奇瑜，偽稱解甲歸農，得脫圍困。既出棧道，連破麟游﹑永壽等七縣，勢力愈強。九年七月，迎祥在陝西盩厔(今周至)戰敗，被俘犧牲，自成承襲闖王名號，轉戰於陝南及四川東北部地區。十一年，起義軍敗於梓潼，被迫出川北上。自劍州(今四川劍閣)入甘肅，又走避寧羌(今陝西寧強)。六月至漢中。是時農民軍首領大多敗降，唯李自成農民軍仍堅持戰鬥。是年冬，明三邊總督洪承疇﹑陝西巡撫孫傳庭設伏於潼關原，起義軍損失過重，潛伏陝南山區。十二年，避走巴東。十三年二月，自成軍又在奉節魚腹山失利，為避實就虛，乃走大寧(今四川巫溪)﹑竹山，返陝南，再次潛伏商雒山(今陝西商縣東南)中。同年，河南省發生嚴重災荒，農民紛起暴動。十一月中旬，起義軍經陝南商州突出武關，轉戰河南，農民爭附，連下豫西南各州縣。不久，文士牛金星﹑宋獻策﹑李岩等先後投奔起義軍。十四年初下洛陽，殺明福王朱常洵，開倉濟貧，聲勢迅速擴大。此後，三次圍攻開封，連獲項城﹑襄城﹑朱仙鎮﹑郟縣﹑汝寧五次戰役的勝利，執殺明兵部尚書陝西總督傅宗龍﹑汪喬年及陝督楊文岳等，大敗陝督孫傳庭。明軍主力被消滅，起義軍控制河南全省，部眾近百萬，其它農民軍首領如羅汝才﹑袁時中等多歸附自成，李自成起義軍成為明末農民起義軍的主力。

自佔領洛陽始，李自成漸將過去的流動作戰改為每得一城，分兵據守的軍事戰略，十六年正月克承天(今湖北鍾祥），打出“剿兵安民”旗號，散發“三年不征”傳單。尋移檄黃州，揭露朱明暴政，宣傳自己興仁義之師﹑拯民於水火的作戰宗旨。兩年多席捲河南五府數十州縣，及湖廣荊﹑襄諸府。十六年二月，改襄陽(今湖北襄樊)為襄京，成立新順政府，自成自號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羅汝才為代天撫民威德大將軍。轄區西起潼關，東至歸德(今河南商丘)﹑汝寧(今河南汝南)，北濱黃河，南至松滋﹑枝江﹑澧州(今湖南澧縣)，派遣地方官吏者凡七十多州縣。

起義軍雄據荊襄，遂圖謀取京師。李自成採納謀士顧君恩之策，先取陝西，作為根據地。十六年九月，起義軍與明孫傳庭兵戰於河南郟縣，深溝高壘以疲明軍，並利用連日陰雨，明軍糧運不繼之際，遣輕騎出汝州(今河南臨汝)斷截明軍糧道，大敗孫傳庭，殺傷明軍四萬多人，獲器仗輜重數十萬計，傳庭奔潼關。此後起義軍分兩路進兵陝西，一路經淅川下商州(今陝西商縣)入陝南；自成則親率大軍趨潼關。十月，陷潼關，明軍潰敗，傳庭戰死。十七年正月，起義軍攻克西安，乘勝取寧夏﹑蘭州﹑西寧﹑永昌﹑庄浪等地。

起義軍佔領西安后，即正式定國號為大順，以李繼遷為太祖，改元永昌，以崇禎十七年為永昌元年。並改西安為長安。李自成改名自晟，稱王。

1644年二月，起義軍分兩路進攻北京，一路由先已進入山西的大將劉芳亮等率領，從平陽(今山西臨汾)經陽城，越太行山出豫北，先下衛輝(今河南汲縣)﹑彰德(今河南安陽)等地，然後經真定(今河北正定)北上，以牽制明朝南路援軍；一路由自成親自率領，渡黃河，下太原，傳檄各州縣，揭露朱明種種罪狀。山西農民群起響應，各府州縣望風而下，自成遂率軍北上，經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南下，三月十八日圍困京師。次日攻入北京。明思宗朱由檢自縊於煤山(今景山)。明朝滅亡。從此，明朝已經開始無法復國。

山海關守將吳三桂終於投向清軍。李自成在北京得到吳三桂降清的消息后，即派明降將唐通率二萬騎兵出一片石（今河北山海關北），繞道關外以切斷吳三桂退路，並親率二十萬大軍於四月十三日北上討伐吳三桂。清軍在接到吳三桂飛書告急后，連夜疾馳，二十一日，清軍敗唐通部於一片石，隨即進入山海關。次日，清軍、吳軍與大順軍在山海關前對壘，清軍統帥多爾袞先命吳三桂軍與大順軍交戰。兩軍酣戰至中午，正當吳軍被農民軍包圍難以支撐之時，隱伏於陣后的清軍精騎突然從吳軍右翼全部出擊，猛攻大順軍左側，農民軍頓時陣勢大亂，一朝潰散，向北京撤退。清軍緊緊跟隨，在永平（今河北盧龍）再敗李自成。

李自成回到北京后，連兵十八營反擊尾隨而至的清兵，失利。此時，農民軍內外交困，形勢嚴峻，李自成無心眷戀北地，於四月十九日在武英殿匆匆登基后便放棄北京，向西安撤退。在大順軍撤退途中，清軍先於保定、定州（今河北定縣）兩挫農民軍，接著向山西進攻。大同守將姜瓖投降，平陽（今山西臨汾）陳永福被俘。全晉落入清軍之手。同時，河北、山東大部分地區也被清軍佔領。

五月初，清軍進入北京后，全國軍事形勢已呈現四分五裂的局面。清方控制著遼東、畿輔、山西、山東等地區，大順政權管轄著整個西北和山西、河南、湖廣的部分地區，張獻忠的大西政權正在收取四川的進程中，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權則統治著整個南部中國。對此，清廷制定了新的軍事方針：先“舉大兵以收晉豫”，“次第定東南之局”，最後統一中國。清軍因而將主要進攻目標轉向農民軍，對南明政權暫取不戰不和的策略。為此，清廷將國都從瀋陽遷到北京，宣告清朝是代明而興的天下共主。

十月，清軍分南北兩路進攻大順軍：北路由英親王阿濟格、吳三桂、尚可喜率領經大同、榆林、延安南下，南路由豫親王多鐸、孔有德率領經河南進攻潼關。同時，肅親王豪格率領的一部清軍業已佔領河南、山東一些地方。翌年（1645年）正月，多鐸在潼關擊敗大順軍，李自成率主力連夜撤回西安。潼關為清軍所佔，入陝門戶洞開。阿濟格部清軍進入陝北后，以一部分兵力圍攻據守榆林、延安的李過、高一功部大順軍，自己領兵南下西安。自此，李過、高一功部被切斷了往西安的退路，被迫放棄陝北，取道漢中，由四川入鄂。在清軍兩路重兵合擊下，李自成不得不放棄西安，取道商洛、豫西，轉入湖廣襄陽。

佔領西安后，清廷命多鐸部東進南京，摧毀弘光政權，命阿濟格部繼續追擊大順軍。此時，50萬大順軍已是軍心渙散、紀律鬆懈、指揮混亂，在清軍追擊下，在襄陽、九江等地連敗十三仗，喪失了全部轄地。五月，李自成率兵一部退至湖北通山縣九宮山時，遭當地地主武裝襲擊，不幸犧牲，大順政權遂而瓦解。其餘部30餘萬後來在李過、李來亨等領導下與南明政權聯合，繼續抗清，最後於康熙三年（1664年）失敗。

李自成死後，其所建立的大順政權便很快的分崩離析，其麾下的各大將軍帶著手下各自為戰，企圖分散清軍注意力，為自己爭取苟延殘喘的時間，但是最終還是沒有逃過被清廷一一剿滅的命運。

大順軍隊分裂后，繼續轉戰長江以南，在戰鬥途中，他們與當時在福建建立政權的唐王朱聿鍵合作。在朱聿鍵的幫助下整合人馬，成立了一個10萬多人的起義軍隊，史稱“忠貞營”，表明了他們對於大順政權的忠貞，李自成的老婆高桂英也在其中擔當重要職位。

但是，此時的天下以不是以前的那個腐朽不堪的政權所統治的了。此時滿清大軍剛剛攻下北京城，一個新的王朝剛剛建立。攻下北京城的滿清大軍銳氣正盛，裹脅著這股銳氣的清軍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勢蕩平了中原大地之上的反抗勢力。失去依靠的“忠貞營”只好且戰且退，轉戰廣西，但由於軍士水土不服，使得軍中瘟疫橫行，導致轉戰的“忠貞營”非戰時損失大幅度上升。

除了外部的軍士大幅減員，軍中高層內部的矛盾也漸漸擴大，此時的高桂英已經不幸戰死，起義軍沒有了主心骨，各大部將為了爭權導致矛盾不斷。直到起義軍的最重要的一名元老級人物李過去世，軍中爭權奪利達到頂峰。最終，李過之子，素有“小闖王”之稱的李來亨率兵分裂出去，繼續與清兵進行抗爭，其餘部眾很快被清兵剿滅。

最後，李來亨的部隊在與清朝抗爭十幾年之後也被剿滅，至此，李自成所有部眾全滅。

傳統觀點無原則地推崇農民起義，把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都看作推動歷史進步的大英雄。由於李自成的農民軍佔領京城直接推翻了明王朝的統治，所以李自成的“業績”更得到歷史學家的推崇。但威名赫赫的李自成只在京城維持了一個多月即迅速敗亡，許多學者都為李自成惋惜。哪些錯誤導致李自成最終成為悲劇人物：

不知道籠絡明朝勢力，李自成出身於驛卒，在他的頭腦中，也許明朝皇室已經完全喪失了正統地位，沒有任何利用價值了，他根本不了解，延續了276年的明朝帝王在官僚和百姓中還有很大的號召力。

從宏觀歷史看，李自成所率領的“貧民起義”勢力，與最終推翻了統治王朝的反秦起義、反莽起義、反隋起義、反元起義中的勢力根本不同，而與黃巾起義、黃巢起義和清朝後期發生的洪秀全起義頗為相似。唐末黃巢起義尤其與李自成起義的情況相似。雖然黃巢也攻佔了唐朝的京城長安並建立大齊政權登基稱帝，但他也沒能維持政權，而是很快敗亡。從表面看，黃巢沒能推翻唐朝而李自成卻直接推翻了明朝，李自成的成就似乎更大一些，但這完全是由於在東北崛起的滿清政權對明王朝也構成致命威脅，崇禎皇帝本人也剛愎自用，不願意離京避禍以觀天下之變。從這一角度看，李自成起義並沒有多大特殊的研究價值。

利用公共產品原理，我們可以把歷史上“農民起義”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只有貧苦農民參加的起義，稱為“貧民起義”；另一類是由社會各階層參加的起義，稱為“社會起義”。“貧民起義”的參加者都是由於天災迫使他們無法生存，必須用非法的暴力手段“謀生”，所以必須破壞當時的社會秩序。歷史上的黃巾起義、黃巢起義、李自成起義、洪秀全起義都是如此。“社會起義”要麼發生在由兼并戰爭建立不久的王朝，例如反秦起義、反隋起義、反元起義，要麼發生在內部篡位王朝，例如反莽起義。在兼并王朝統治時期，國家各部分的“融合度”較低，皇帝在被兼并地區也不具有多大正統地位，而篡位王朝的皇帝則在全國都不具有正統地位，所以很容易引起社會各階層（包括官僚、地主階層的許多成員）的反抗，形成“社會起義”。這類起義的領導者都力圖建立新的統治秩序，所以都能夠利用原有社會中的官僚地主階層（階級）。

“貧民起義”和“社會起義”的最大區別是，在“貧民起義”中地主階級是支持王朝或直接參加鎮壓（起義）的，而在“社會起義”中地主階級卻是支持起義或是直接領導起義的。結局當然也截然不同：“貧民起義”總陷於失敗，而“社會起義”卻總是推翻了原有王朝，建立了新的王朝（有興趣的讀者可在網上搜索文《中國歷史循環之謎新解》）。

李自成起義完全符合“貧民起義”的特點，它的參加者都是在天災打擊下無法生存的農民，其行動是破壞社會秩序而不是建立社會秩序。借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就是他們善於破壞舊世界，但是卻無力建設新世界，所以他們的失敗就完全是必然的。

貧民起義領袖並不代表歷史前進的動力，李自成也毫不例外。李自成的特殊性也許在於，他本人有良好的個人品德——與張獻忠相比，他並不是嗜殺成性的暴戾之徒，所以歷史資料中多有他得到部下和人民擁戴的記載，官書的《明史》也稱讚李自成“不好酒色，脫粟粗糲，與其下共甘苦”。但既然李自成並不亞於劉邦、朱元璋等帝王的個人品質，那麼他的失敗就不是個人的悲劇，而是歷史條件使然。

沒有具體可行的惠民政策是問題的關鍵。李自成的部隊變成土匪兵，當然不會出什麼惠民政策。他們想的就是搜盡錢財會陝西過日子！李自成的勝利太過突然，他沒有作好統治全國的準備。這些暴民的暫時勝利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明政府的腐敗！當時，明政府財政混亂，有些權利的人想方設法的剋扣餉銀。普通士兵沒有餉銀，自然不願意賣命打仗！加上張獻忠等牽制了明政府的大部分力量，這才使得李自成順利攻入北京城。這些暴民被突然的勝利打蒙了，哪裡想得到其他。最高統治者李自成的頭腦也不怎麼清楚！歷朝歷代，這個時候，應該安撫老百姓，安撫知識分子，安撫那些達官顯貴，否則，怎麼站得住腳。尤其是知識分子和達官顯貴，其影響力不可忽視。李自成忽視的恰恰是這一點，以至於這三種人對於新興政權恨之入骨！在李自成敗退的過程中，沒有得到士紳地主的任何支持，所以才一潰千里，最後身死“國”滅。

起義軍起義過程中，針對明朝地權集中與賦稅繁重的情況，提出“均田免糧”口號。攻佔西安后，又以“貴賤均田”及“五年不征”相號召。在河南等地到處傳播“不當差、不納糧”的歌謠。“均田免糧”並未真正實行，只是個別地方官曾經實行過改變封建地權的措施。如在某些地區大順地方官府默許農民進行自發的奪地鬥爭。起義軍亦實行籍沒富室政策，以解決軍餉，兼濟貧窮。但在這一口號下，劫掠平民、殃及無辜之事亦時有發生。起義軍還實行平買平賣，保護工商的政策。起義軍進北京后，令市民照常營業。山東畿輔運河航行的商船不絕。

所以說從一定程度上講是推動了歷史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