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岱年

1928年，考入清華大學，旋即退學，又報考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被錄取。

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933年任清華大學助教。

1952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1933年大學畢業時，因發表學術論文多篇，被清華大學哲學系聘為助教，從事哲學專業的教學工作。

1943年任教於私立中國大學，聘為哲學講師。

抗戰勝利后，1946年清華大學復校，回清華大學哲學系工作，1951年晉陞為教授。

1952年，全國高等院校調整，調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一直從事中國哲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

1978年北京大學哲學系招收碩士研究生，為碩士研究生講授“中國哲學史史料學”及“中國哲學史方法論”課程。

1982年開始招收中國哲學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導師。

1933年大學畢業時，發表學術論文多篇。

1936年寫成名著《中國哲學大綱》。以哲學問題為綱，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的系統條理，其較高的學術品位為學界所公認，至今仍是中國哲學專業的必讀書目。

1942－1944年間，以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先後著成《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和《品德論》等書稿，分別論述了對立統一規律、形式邏輯定律、唯物論和人生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完整的哲學結構。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後寫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後哲學中的辯證法》《顏李之學》《中國元學之基本傾向》《中國思想源流》《關於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譚理》等重要哲學論文。

1956年至1957年寫成《宋元明清哲學中提綱》。

80年代，將授課講稿整理成為《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與《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又出版論文集《中國哲學發微》《求真集》《玄儒評林》《文化與哲學》《真與善的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又撰寫了專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及《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

父親張濂，光緒（1903年）進士，授職翰林院編修。

長兄張崧年是中國現代哲學家。

2004年4月24日，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溘然長逝，享年95歲。

1954年至1955年與馮友蘭先生共同開講新觀點的“中國哲學史”課程。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華孔子研究會會長、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等。

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擴大化的網羅，五年後才恢復教學工作。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又遭受批判。

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間，不能正常地進行學術研究工作。

1978年起擔任中國哲學教研室主任。被推為會長。

1979年北大黨委宣布屬於錯划，恢復了名譽和待遇。

1983年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1989年改任名譽會長。

研究領域

學術研究主要分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哲學史的闡釋；二是哲學問題的探索；三是文化問題的研討。在不同的時期，各有不同側重。

在中學時期，張岱年就立下了學術救國之志，深入研究古代哲學典籍。大學期間，在張崧年的指導下，他大量研讀英國哲學家羅素、摩爾、懷特海的哲學著作，分析哲學的方法和理論成為張岱年的方法和思想的重要來源；同時，張岱年閱讀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及其他的唯物主義哲學的譯著，認識到“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是當代最有價值的學說”。

新中國成立后，他除了講授馬列主義基礎課外，繼續講授中國哲學史。教學之餘，先後寫出《張載——中國十一世紀唯物主義哲學家》和《中國唯物主義思想簡史》兩書。粉碎“四人幫”后，先生重執教鞭，並開設了《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課程。

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除了部分舊著再版外，先後出版了《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玄儒評林》《文化與哲學》《中國文化與文化論爭》等著作，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無論是人物，還是專題，都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

始終對文化問題感興趣，尤其是1984年後，他在文化的內涵、文化的民族性和普遍性、中國傳統文化、中西文化比較和建設新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探索。他堅持以唯物史觀指導文化研究，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保守主義，主張綜合中西文化之長，創造新型的中國文化。認為只有正確理解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才能具有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才能具備文化進步的基礎，同時還要看到中國文化在近代落伍了，必須吸取西方文化的先進成就，尤其是民主與科學。建設新文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離開了它，就不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張岱年把中華民族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即發揚自覺性、堅持前進精神，以和為貴、寬容博厚精神。這是中華文化優秀傳統的核心。張先生的文化“綜合創新論”，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贊同。

作品成就

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後寫了《先秦哲學中的辯證法》《秦以後哲學中的辯證法》《顏李之學》《中國元學之基本傾向》《中國思想源流》《關於新唯物論》《辯證唯物論的知識論》《辯證唯物論的人生哲學》《譚理》等重要哲學論文，第一次系統梳理了中國古代哲學的唯物論思想，闡發了中國的辯證法思想，顯揚了中國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馬克思主義哲學觀點解釋社會人生的嘗試。受張崧年“列寧、羅素與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響，張岱年提出了文化綜合創新的思路：今後哲學一個新路，當是將唯物、理想、解析綜合於一。在方法上，將唯物辯證法與形式邏輯的分析方法綜合起來；在理論上，將現代唯物論哲學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優秀傳統結合起來。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華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機，“應付此種危難，必要有一種勇猛宏毅能應付危機的哲學。此哲學必不是西洋哲學之追隨摹仿，而是中國固有的剛毅宏大的積極思想之復活，然又必不採新孔學或新墨學的形態，而是一種新的創造在。

1935－1936年，寫成五十萬字的《中國哲學大綱》，以哲學問題為綱，分別敘述其源流發展，以顯出中國哲學的系統條理，其較高的學術品位為學界所公認，至今仍是中國哲學專業的必讀書目。

1942－1944年間，以振奮民族精神為己任，先後著成《哲學思維論》、《知實論》、《事理論》和《品德論》等書稿，分別論述了對立統一規律、形式邏輯定律、唯物論和人生觀，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個完整的哲學結構。

80年代，將授課講稿整理成為《中國哲學史史料學》與《中國哲學史方法論發凡》，又出版論文集《中國哲學發微》、《求真集》、《玄儒評林》、《文化與哲學》、《真與善的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又撰寫了專著《中國倫理思想研究》及《中國古典哲學概念範疇要論》。劉鄂培、錢耕森等學友建議編印文集，於是編印《張岱年文集》6卷。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建議編印《張岱年全集》，收錄1995年以前的論著，共8卷。

學術研究

張岱年的學術研究分三個方面，一是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二是哲學理論問題研究，三是文化問題研究。

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張岱年對於先秦諸子、漢魏哲學、宋明理學、明清實學都進行了研究，比較注意闡明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唯物論與辯證法思想。在三十年代，一般認為宋明理學分為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大派別，而張岱年提‘出在程朱、陸王兩派之外，還有以張橫渠、王浚川、王船山為代表的氣一元論，特別注意對於中國哲學史上的概念範圍的闡釋，認為中國古典哲學有自己的一套概念範疇，與西方哲學與印度哲學有所不同。研究中國哲學，必須對於中國哲學的基本概念範疇有比較深切的理解。張岱年關於中國哲學方面的主要著作是：《中國哲學大綱》、《中國哲學發微》、《中國倫理思想研究》、《中國哲學概念範疇要論》等。關於哲學理論問題研究，張岱年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閱讀了恩格斯、列寧的哲學著作，贊同辯證唯物論的哲學，同時也閱讀了英國哲學家羅素，穆爾的哲學著作，對於羅素、穆爾的邏輯分析方法也頗為欣賞。我寫了《論外界的實在》、《譚理》等論文，用分析方法論證唯物論的觀點。四十年代，撰寫了《哲學思維論》，用分析方法對於唯物辯證法進行了闡釋，認為邏輯分析方法與唯物辯證法是相輔相成的。關於哲學理論問題方面的主要論著，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寫《譚理》、《論外界的實在》及四十年代所寫的《事理論》等。五十年代以後，由於教學工作的專業化，很少寫關於哲學理論問題的文章了。

關於文化問題，張岱年早在三十年代即參加關於文化問題的討論，既反對全盤西化論，也不贊同傳統文化復興論，主張汲取西方文化的特長同時發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我認為，中國文化與西方相比確實落後了，中國沒有創建自己的實驗科學，又缺乏民主法治傳統。必須向西方近代學習。但是，中國文化也有自己的優秀傳統，這就是自強不息的剛健精神與厚德載物的寬容精神。他提出“文化綜合創新論”，主張在汲取西方文化的優秀成就的同時努力發揚中國文化的優秀傳統，發揮創造性思維，創建社會主義的新中國文化。

另外，清代學者論學，將學術分為三種，即一義理之學，二考據之學，三詞章之學。張岱年則比較注意研究義理之學與考據之學，認為宋明哲學中的氣一元論哲學是中國哲學的優秀傳統，是值得宣揚的，高度評價中國古代哲學中的唯物論傳統與辯證思想，試圖將中國哲學中的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論結合起來。張岱年堅持唯物論、讚揚辯證法，老而彌篤；在方法論上，既強調分析，又主張綜合，試圖將分析與綜合結合起來，堅持分析與綜合的統一。

治學方法

張岱年之所以在學術上創見頻出，建樹卓著，是與其秉持科學的治學方法分不開的。張岱年將其治學方法總結如下：

學術有許多門類。簡言之，有哲學，有人文社會科學，有自然科學。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又分許多學科。學術的總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對於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正確認識。各門學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門學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學術的基本方法可以說有三個，一為思與學的統一，二為知與行的統一，三為述與作的統一。孔子曾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這句話正確的。學是接受已有的知識，思是獨立思考。學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識而不進行獨立思考，則將迷惘而無所得。思而不學，不接受已有的知識，則將陷於荒謬。研究學問，一方面要繼承前人已經達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從事獨立思考，發前人所未發，取得新的成果。學是基礎，思是在學的基礎之上進一步獨立思考，以達到前人所未達到的更高境界。時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萬象是無窮無盡的，人對於人類社會生活的認識亦尚待提高。因此，思與學都是沒有止境的。明代哲學家王陽明曾講“知行合一”，知是認識，行是實踐。知行合一即是認識與實踐的統一。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又是判斷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王陽明的“心外無物”的唯心論是錯誤的，但“知行合一”還是正確的。應該承認，“知行合一”是唯物論的基本觀點。研究學問，應該從實際出發，最後更要以實踐加以檢驗。自然科學以實驗室的實驗為依據，社會科學的實驗則複雜得多。述與作的統一即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墨子則主張述而且作。在這個問題上，墨子是正確的。文化學術的發展離不開創新。對於前人已經發現的真理，必須加以繼承。不了解前人已經達到的成就，也是一種盲目性。學亦稱為學問，這個“問”字有重要意義，治學只有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才能稱為真學問。

如能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就是有所創新。創新即是提出新的觀點，具有新的發現。宇宙萬象複雜繁衍，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是無窮的，因而常有新的現象湧現出來。研究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觀點，這是學術創新之路。創新是學術發展的關鍵。

以上三個方法是研究學問的基本方法。遵循這三個方法進行學術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違反這三個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這三個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學問都必須遵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