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維

自出生到1899年赴上海就讀農學社及東文學社以前，他的童年、青少年時期主要是在海寧故鄉度過的。四歲時，母親凌夫人去世，他和姐姐蘊玉的生活主要由叔祖母照顧，而他的讀書生活，則主要受到其父王乃譽的影響。王乃譽攻書畫、篆刻、詩古文辭，博涉多才，著有游目錄八卷，古錢考一卷及其他文稿，題畫詩、畫粕等數卷。王國維生活在一個富有文化修養的家庭里，從小聰穎好學。

1883年，他七歲起，先後入鄰塾從師潘紫貴（綬昌）及陳壽田先生就讀，接受過塾師的啟蒙教育，並在父親王乃譽的指導下博覽群書，涉獵了傳統文化的許多領域，並初步接觸到近代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和維新思想，逐步形成了讀書的志向和興趣。

1892年7月，入州學，參加海寧州歲試，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與陳守謙、葉宜春、諸嘉猷被譽為“海寧四才子”。

1892年，入州學，名在第六十餘名，同年赴杭應府試未取。

1893年，又赴杭應科試不第。

1894年赴杭州考入崇文書院。他自從考入州學后，並未用主要精力準備應試，而是從博覽群書中產生了對史學、校勘、考據之學及新學的興趣。

1894年甲午戰爭以後，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學向中國輸入，王國維接觸到新的文化和思想，產生了追求新學的強烈願望。雖然因為家貧而不能以資供其外出遊學，他仍關心時事，研讀外洋政書和《盛世危言》《時務報》《格致彙編》等等。

1900年12月赴日本東京物理學校學習。

1898年到上海，至1906年三十歲期間，除在東文學社、東渡日本留學，還曾任教於南通師範學校、江蘇師範學堂等。此時他以攻哲學為主，研究了康德、叔本華、尼采哲學，兼英法諸家，結合先秦諸子及宋代理學，又攻西方倫理學、心理學、美學、邏輯學、教育學，所譯心理學、邏輯學名著有開拓之功。他自稱這一時期為“兼通世界之學術”之“獨學”時期。

1897年，在同邑陳枚肅家任塾師時，很不安心在家鄉為人做家庭教師，由其父為之請人推薦留洋學堂，嚮往出國留學。

1897年年底，與同鄉張英甫等謀創海寧師範學堂，並上呈籌款緣由，未果。

1898年正月，由父親王乃譽親自陪送，踏上了赴上海求學的航程，由水路抵滬，入《時務報》館。二月，入羅振玉所辦東文學社。其時在《時務報》社師事維新派人士歐榘甲，在東文學社從師日本教師藤田八豐、四崗佐代治，學習日文之餘，兼學英文及數理等。這一年戊戌變法，六君子遇害，王國維深感不平，“頗有扼腕槌胸、搔首問天之慨”（據王乃譽《日記》）。

1900年春，為參加出洋考試及安排赴日留學事奔波。

此外王國維曾擔任學部總務司行走、學部圖書編譯局編譯。三十歲以後，轉治文學。他第一次全面地向國人介紹了俄羅斯文學家托爾斯泰，並對莎士比亞、但丁、歌德等進行介紹和比較，介紹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等名著及英國十九世紀浪漫主義詩人拜倫等人。同時，王國維還對美學、詞學進行研究，寫出了著名的《人間詞話》，對中國戲曲史進行研究，撰有《曲錄》等多部著作，為《宋元戲曲考》的完成奠定了基礎。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政府解體，王國維攜全家隨羅振玉東渡日本，僑居四年有餘。在羅振玉的幫助下，有機會靜下心來做學問，研究方向轉向經史、小學。他與羅振玉一家相鄰居，平時互相切磋，往返論學，協助羅氏整理大雲書庫藏書，得以盡窺其所藏彝器及其他石器物拓本，並與日本學者廣泛交流。他治甲骨文字，始於此時。由於專力於研究新發現的史料，並能以古文字學為基礎，研究古史，從古器物到古代書冊、服裝、建築，所涉甚廣，著述甚豐。此外，在戲曲研究方面亦有重大的突破，所著《宋元戲曲考》，被譽之為“戲曲史研究上一部帶有總結性的巨著”。在日本期間，王國維有感於時局動蕩和清王朝滅亡，結合人生體驗，有詩作問世，編定詩集《壬癸集》。這一時期，他的生活頗安定，學術上也更有成就，他自述此間“生活最為簡單，而學問則變化滋甚。成書之多，為一生冠。”只因生計問題，有同鄉鄒安邀其返滬，為英國人哈同編《學術叢編》雜誌，他不願再以全家生活有累羅振玉，遂於1916年回國。在哈同“廣倉學窘”《學術叢編》任編輯主任，兼倉聖明智大學教授。主要從事甲骨文字及商周歷史研究，作出了超越前人的成就，曾參與編摹《浙江通志》，為江南著名藏書家蔣汝藻編《烏程蔣氏密韻樓藏書志》等。並將辛亥以來重要的研究成果，編成《觀堂集林》，其中《藝林）八卷、《史林》十卷、《雜林》二卷，對後世具有很大的影響。

1921年年初，馬衡受北京大學委託，再次來書邀王國維出任北大文科教授，為其所拒。

1922年年初，允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通訊導師，但沒有接受酬金。

1923年春，當時溥儀要選海內碩學之士，王國維經升允推薦，到北京充任遜帝溥儀的南書房行走。按清代慣例，在南書房工作，大都應是進士、翰林以上學問淵博的著名人物，王國維雖只是布衣出身，以他的學識，與楊鍾羲、景方、溫肅三人同時入南書房工作，有幸得窺大內所藏，曾檢理景陽宮藏書。

1924年冬天，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驅逐溥儀出宮。王國維引為奇恥大辱，憤而與羅振玉等前清遺老相約投金水河殉清（清朝），因阻於家人而未果。王國維結束了“南書房行走”的工作，遂有崇仰他學問的胡適、顧頡剛等人推薦他擔任新成立的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王國維推而不就院長職，僅任教職。講授《古史新證》及《說文》《尚書》等課程，從事《水經注》校勘及蒙古史、元史研究，以其精深的學識、篤實的學風、科學的治學方法和樸素的生活影響了清華學人，培養和造就了一批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同時，他自身的學術也更加精進，學術成果豐碩，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其論殷周、釋甲骨、釋鐘鼎，處處卓絕，語語精到，皆出自己心得、發明和獨創，對古代歷史古代地理等研究做出重大貢獻，博得海內外學人的推崇和尊敬。

1925年2月，清華委任吳宓[mì]籌辦研究院，並擬聘王國維為導師。王國維在請示溥儀后就任。此後，治學轉入西北地理及元史。

1925年9月14日，國學研究院普通演講正式開始，王國維講《古史新證》。

1925年10月15日，加授《尚書》課程。與梁啟超、陳寅恪[kè]、趙元任、李濟（一說吳宓）被稱為“五星聚奎”的清華五大導師，桃李門生、私塾弟子遍充中國史學界。

1927年6月2日。王國維早起盥洗完畢，即至飯廳早餐，餐后至書房小坐。王國維到達辦公室，準備給畢業研究生評定成績，但是發覺試卷、文章未帶來，命研究院的聽差從家中取來。卷稿取來后，王國維很認真地進行了評定。隨後，王國維和研究院辦公處的侯厚培共談下學期招生事，相談甚久，言下，欲借洋二元，侯給了五元鈔票，王國維即出辦公室。王國維雇了一輛人力車，前往頤和園。王國維吸完一根煙，11時左右，躍身頭朝下扎入水中，於園中昆明湖魚藻軒自沉。

事後人們在其內衣口袋內發現遺書，遺書中寫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短短數言，卻給了後人無數的猜測。

清廢帝溥儀事後賜王國維謚號為“忠愨”（[què]誠實，謹慎；厚道，樸實；恭謹）。1927年6月3日，王國維入殮，停靈於成府街之剛秉廟，7日，羅振玉來京為其經營喪事，16日舉辦悼祭。

1927年8月14日，王國維被安葬於清華園東二里許西柳村七間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國維逝世一周年忌日，清華立《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碑文由陳寅恪撰，林志鈞書丹，馬衡篆額，梁思成設計。

1895年11月，與莫氏成婚。

王國維娶莫氏，生潛明、高明、貞明。

莫氏故世，繼室潘氏，生子紀明、慈明、登明，生女東明、松明、通明（早殤）。

作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傑出學者和國際著名學者，王國維從事文史哲學數十載，是近代中國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文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開風氣者，又是中國史學史上將歷史學與考古學相結合的開創者，確立了較系統的近代標準和方法。

王國維抓住時代的契機，找到自己的道路，也為學術界指出新路。他青年時期走用西方的學術與中國的學術相化合的路徑，開創學術的新境界。他中年後在“五大發現”中的三個方面，即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上均作出了辛勤的卓有成效的探索，被公認為是這些國際性新學術的開拓者、奠基者。王國維在學術上是置身於一個廣闊的國際學術平台上來觀察、思考問題的。

王國維在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上最著名的是其《人間詞》與《人間詞話》，這兩者又構成互相印證的關係。他詞作的成就在境界的開拓上，而境界也正是《人間詞話》所著力強調的。從具體作品分析，王國維的詞作多擺脫了抒寫離情別緒、寵辱得失的俗套，重在展現個體的人在蒼茫宇宙中的悲劇命運，是對生命與靈魂的考問。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筆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飄忽、悲歡無據之意境，亦即無可免之悲劇”（周策縱《論王國維人間詞》），詩詞中因此每每流露出哀傷的氣息。如《採桑子》中言：“人生只似風前絮，歡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連江點點萍。”發現人間的苦難，是與因循守舊、知足常樂的人生相對立的境界，是人的覺醒。如此，“境界”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他的詞表達的就是一種哲學境界，而超越了倫理的境界。

《人間詞話》中“無我之境”的“無我”，即為王國維《叔本華之哲學教育學說》一文中講的“無欲之我”；所謂“理想”與“寫實”的提法，也是來源於叔本華使用的概念“理想”和“摹仿自然”。王國維將叔本華等人的哲學美學觀內化為自己的人生觀藝術觀，並與中國的傳統藝術實踐進行了完美結合。《人間詞話》成為中國美學史上融通中西、承前啟後的理論巨著。後來王國維在戲曲研究、歷史研究、古文字研究等領域進一步做出突出貢獻，也都與其極富創造性的精神追求和思想導向有關。

王國維在《人間詞話》里談到了治學經驗，他說：“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

第一種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這詞句出自晏殊的《蝶戀花》，原意是說，“我”上高樓眺望所見的更為蕭颯的秋景，西風黃葉，山闊水長，案書何達？在王國維此句中解成，做學問成大事業者，首先要有執著的追求，登高望遠，瞰察路徑，明確目標與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種境界：“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戀花》最後兩句詞，原詞是表現作者對愛的艱辛和愛的無悔。若把“伊”字理解為詞人所追求的理想和畢生從事的事業，亦無不可。王國維則別具匠心，以此兩句來比喻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是輕而易舉，隨便可得的，必須堅定不移，經過一番辛勤勞動，廢寢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帶寬也不後悔。

第三種境界：“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是引用南宋辛棄疾《青玉案》詞中的最後四句。梁啟超稱此詞“自憐幽獨，傷心人別有懷抱”。這是借詞喻事，與文學賞析已無交涉。王國維已先自表明，“吾人可以無勞糾葛”。他以此詞最後的四句為“境界”之第三，即最終最高境界。這雖不是辛棄疾的原意，但也可以引出悠悠的遠意，做學問、成大事業者，要達到第三境界，必須有專註的精神，反覆追尋、研究，下足功夫，自然會豁然貫通，有所發現，有所發明，就能夠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

“三種境界”論出自晚清學者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之二六，原文如下：“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釋諸詞，恐晏、歐諸公所不許也。”在《文學小言》一文中，王國維又把這三境界說成“三種之階級”。並說：“未有不閱第一第二階級而能遽躋第三階級者，文學亦然，此有文學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養也。”，

今人常用這“三重境界”來解析愛情離合、仕途升遷、財運得失等等。大師的闡釋與這俗世的輪迴的確是不謀而合的。洞悉人生，愛情也罷，仕途也罷，財運也罷，所有成功的個案無非都是經歷著三個過程：有了目標，欲追求之；追求的過程中有所羈絆，堅持不放棄；成敗關鍵一刻，挺過來了，喜獲豐收。而所有失敗的個案大都是敗在第二個環節上了。

凡人都可以從容地做到第二境界，但要想逾越它卻不是那麼簡單。成功人士果敢堅忍，不屈不撓，造就了他們不同於凡人的成功。他們逾越的不僅僅是人生的境界，更是他們自我的極限。成功后回望來路的人，才會明白另解這三重境界的話：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

王國維的史學研究成果主要收集在《觀堂集林》卷9至卷22的14卷《史林》中，大致包括八個方面：殷周研究、司馬遷研究、歷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遼金元研究、漢晉簡牘研究、青銅器物、石經、碑刻、度量研究、敦煌研究，而以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文物和古代北方民族、遼金元研究五大方面成就最為卓著，貢獻最為傑出。1925年新印講義《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為其思想方法的理論總結，提出“紙上之材料”與“地下之新材料”結合的著名“二重證據法”。

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則推王國維。他撰寫了《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考》《殷周制度論》《殷虛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等，他將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紙上的材料中國歷史古籍對比來研究，用卜辭補正了書本記載的錯誤，而且進一步對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討，得出嶄新的結論，他的考證方法極為縝密，因而論斷堪稱精審。

他自己稱以上考證方法為“二重證據法”，意思是運用地下的材料（考古）與紙上的材料（文獻）相量印證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相，成了一種公認科學的學術正流。這種考證方法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考據傳統，又運用了西方實證主義的科學考證方法，使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古史研究上開闢了新的領域，創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讚頌說：“王國維……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的知識的產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王國維在中國哲學學科建構上做出了巨大貢獻。王國維運用西方哲學的方法來梳理中國哲學所進行的開創性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決定了20世紀中國哲學研究的雛形。

有人認為，王國維是西方哲學的介紹和傳播者，即所謂“早年西洋哲學之介紹”。而在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中，王國維的“哲學姿態”雖然越來越明顯，但是由於所據文獻的限制，因此主要是將其視為“中國美學的奠基人”。對於王國維的這種“失察”，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主要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首先，從學術貢獻而言，毫無疑問，他在歷史和文學上的貢獻要超過在哲學上的建樹。其次，他對哲學研究的興趣持續的時間比較短。這使得他在職業分化越來越具體的現代知識體系內很難被歸入哲學家的行列。

但是與同時代僅僅停留在對於西方哲學思想的介紹的大部分學者不同的是，王國維不僅能對以叔本華、康德為代表的一些哲學家的思想發展脈絡有了更深的理解，並做出自己的評論，而且能夠運用以叔本華的觀念來整理和分析中國哲學的問題和概念，這使他實際上在20世紀初的哲學介紹和研究者中顯得高人一籌。

由於時代的限制，王國維對於西方哲學的研究，其接受方式是一種“單一性接受的水平”。這種方式的最主要的表現方式就是基於接受對象的單一性而呈現出與接受對象的一致性，就從王國維的論說方式來看，他十分推崇叔本華的觀點，從他的學術取向而言，他所選擇的立場基本與叔本華相一致。另一方面，接受對象的單一性也使得王國維對於被接受者有著深入而正確的了解。分析和羅列，最後得出結論說：“哲學者，論自然、人生、知識等之根本原理之學也。”正因為明確將哲學規定為“根本原理之學”。王國維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顯然是建立在他對於西方哲學的了解和掌握的基礎之上，這不僅從他的文章的寫法了可以看出，更為重要的是他是試圖用他所掌握的西方哲學的觀念主要是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觀念來整理和討論中國哲學的主要問題，梳理中國哲學的一些基本的範疇。

王國維認為從總體上看，中國哲學側重於道德哲學和政治哲學，而缺乏純粹的形上學的興趣和成果。從範疇整理來說，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論性》《釋理》《原命》這三篇文章。比如從王國維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代表作品《論性》《釋理》來說，其基本的立場顯然受到他在1902年翻譯的日本人元良勇次郎著的《倫理學》的影響。

王國維當時對於西方哲學的了解遠遠超越了同時代的人，但就他利用西方哲學的方式來整理中國哲學所做的貢獻之最大的，還在於他初步創立了作為現代教育的學科而存在的中國哲學的面貌。王國維為20世紀中國思想界整理古代的哲學傳統創立了一種範式，這種新範式有一些基本性的特徵就是以西方的哲學問題作為出發點，對於材料的整理以西方哲學的模式為依託。

王國維生前著作六十餘種，他自編定《靜安文集》《觀堂集林》刊行於世。逝世后，另有《遺書》《全集》《書信集》等出版。更有今人整理出版之遺著、佚著多種。這位集史學家、文學家、美學家、考古學家、詞學家、金石學家和翻譯理論家於一身的學者，生平著述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收入其《遺書》的有42種，以《觀堂集林》最為著名。）

王國維故居位於海寧市鹽官鎮西門直街周家兜，南隔城牆與錢塘江相望，北臨市河，現為全國重點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1886年，王國維的父親王乃譽在此造這座“娛廬”，於是全家從居住的雙仁巷搬來這裡。王國維在海寧度過了他的青少年時期，故居坐北朝南，木結構庭院式建築，共二進，前為平屋三楹，大門內外分別懸有顧廷龍、朱穆之題“王國維故居”匾額；門廳中央置有王國維先生半身銅像。大廳內陳列王氏一生十二幅畫像及其他資料。在門廳之後的寢樓亦為三楹，樓中為廳，有“蒼松萬年春”圖。“寢樓上為王氏學術成就、對王國維評論及書籍、文獻、手跡、拓片、照片等展覽。中廳懸有沙孟海先生題“廣業甄球”匾額，以對王氏博學多才的敬仰。樓後為花園，園內植有花草樹木，設有假山古井。

王國維作為一代大學者，平生鑽研學問而無窮盡，他平日不介入政治圈子，不營生計，不交權貴，不慕榮華，不圖享受，平日深居簡出，生活簡樸，雖交遊不廣，然與同時代之學術界人士有廣泛接觸，除與羅振玉、繆荃蓀、沈曾植等人交流學術，交往較密，其《書信集》所收書信中就有與數十位學者的論學通信，他還與日本、法諸國學者有很多的學術交流。做學問是他一生的全部工作和事業，他以其傑出的貢獻在國內外學術界有著獨特的地位。

王國維是中國近代最後一位重要的美學和文學思想家。他第一個試圖把西方美學，文學理論融於中國傳統美學和文學理論中，構成新的美學和文學理論體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既集中國古典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大成，又開中國現代美學和文學理論之先河。在中國美學和文學思想史上，他是從古代向現代過渡的橋樑，起到了承上啟下，繼往開來的作用，被譽為“中國近三百年來學術的結束人，最近八十年來學術的開創者”。

在史學上，王國維是新史學的開山，其古史新證、二重證據法開拓了史學的新向度，其於上古史、唐史、宋史等古史的研究，於歷史地理的種種發明，於歷代文物的精心考證、於敦煌學的拓荒，無不展現了王國維卓越的史學才能與博大的堂廡。在古文字、語言學方面，王國維於甲骨文、金文、簡牘文、石經等呈功赫赫，豐碑巍峨；於傳統的《說文》學、訓詁學、音韻學、版本目錄、校勘學，皆淵萃卓如；且純熟地以小學溝通學術之林，為王國維治學中的一大法寶。

不僅在做學問方面講究獨立，王國維的為人也同樣追求個性，不為人拘。在受西學浸染極深的清華校園，王國維頭戴白棉布瓜皮小帽，穿大袍，勒條粗布腰帶，典型的冬烘先生模樣，而目，他頂著一條辮子（那是在辛亥革命后重新續起來的）。王國維的辮子留得不合時宜，卻也並非是為忠君而留——溥儀的辮子己經剪掉了。看來，保存一點對傳統文化的紀念，作為與現實生活抗衡的文化品格象徵，才是這條辮子存在的意義。這種欲以一己之堅貞持守與社會相對抗的想法，如果僅就個人品格而言，自然有其可敬的一方面，但從整個社會的發展趨勢而言，則又顯得極為愚執可憐。這種帶有極濃重的悲劇色彩的選擇，也註定了王國維在悲劇中度過他的後半生。

梁啟超：“不獨為中國所有而為全世界之所有之學人。”

郭沫若：“留給我們的是他知識的產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樓閣，在幾千年的舊學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伯希和：“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陳垣）先生兩人。”

胡適：“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

魯迅：“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才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才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不懂的音譯》）

陳寅恪：“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華大學王靜安先生紀念碑銘》）

王攸欣：“王國維寥寥幾萬字的《人間詞話》和《紅樓夢評論》比朱光潛洋洋百萬字的體系建樹在美學史上更有地位。”（《選擇、接受與疏離——王國維接受叔本華、朱光潛接受克羅齊美學比較研究》）

王國維死後，家人在他遺物中發現了他死前一日所寫的遺書。遺書條理清晰，考慮周密，足見死者絕非倉促尋死。這與王死前幾日無異常舉止相吻合。但遺書一開頭“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卻給生者留下種種疑竇，成為70多年來其自沉之因久說紛紜，又難以確論的“謎面”。

對王國維死因，其親屬自始至終諱莫如深。而後世臆測大致又分幾種：

“殉清”說：王國維為清朝遺老，更對遜帝溥儀向有國士知遇之感——王國維以秀才身份，被溥儀破大清“南書房行走”須翰林院甲科出身的舊制，召其直入“南書房”——有此思想基礎和遺老心態，逢“覆巢”之將再，以自殺而“完節”似乎也是情理之中。所以梁啟超以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比之，當時的清華校長曹雲祥和羅振玉、吳宓等均持此說。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稱王“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可見也為此論。但反對此說者認為，王國維與羅振玉、鄭孝胥、陳寶琛輩有別，鄭等效命清室復辟，不惜委身於日本政客。而王國維卻領清華職，心無旁騖，潛心學術。他雖“忠清”，卻不充其鷹犬，以至“愚忠”至“殉清”程度。所以當時就有人說：“你看他那身邊的遺囑，何嘗有一個抬頭空格的字？殉節的人豈是這樣子的？”

“逼債”說：當年溥儀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說：內務府大臣紹英委託王代售宮內字畫，事被羅振玉知悉，羅以代賣為名將畫取走，並以售畫所得抵王國維欠他債務，致使王無法向紹英交待，遂愧而覓死。當時報紙還傳，王曾與羅合作做生意虧本，欠羅巨債。羅在女婿（王長子潛明）死後，羅、王已生隙，羅令女居己家為夫守節，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費2000元。王國維一介書生，債務在身，羞憤交集，便萌生短見。此說經郭沫若先生筆播，幾成定論。但從王遺書對後事的安排看和事後其他一些證據表明，王國維生前並無重債足以致其自盡。

“驚懼”說：1927年春，北伐軍進逼北方，而馮、閻兩軍易幟，京師震動。有人認為，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又王視腦後辮子為生命，當時傳言北伐軍入城后將盡誅留有髮辮者，所以與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斷。但這種說當時即多有人鄙而不取，以為不合王國維立身處世方式。

“諫阻”說：認為王國維投湖與屈原投江相類，是以“屍諫”勸阻溥儀聽從羅振玉等人主意，有東渡日本避難打算，並認為王、羅兩人最後決裂的原因也緣於此因。

“文化殉節”說：與王國維同為清華導師，且精神相通、過從甚密的陳寅恪先是以“殉清”論王之死，后又認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諸因素”：以一遺民絕望於清室的覆亡，以一學者絕望於一種文化的式微，一介書生又生無所據——當王國維徘徊於頤和園長廊，回想起“自沉者能於一剎那間重溫其一生之閱歷”的箴言，遂“奮身一躍於魚藻軒前”。也許，這就是王國維自沉之“謎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