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的哥哥奧布朗斯基公爵已經有五個孩子，仍和法國家庭女教師戀愛，因此和妻子多麗鬧翻，安娜從彼得堡乘車到莫斯科去在莫斯科為哥嫂調解，在車站認識了青年軍官渥倫斯基。渥倫斯基畢業於貴族軍官學校，后涉足於莫斯科社交界，以其翩翩風度得到了多麗的妹妹基蒂的垂青，但他只與她調情，並無意與她結婚。

而深愛著基蒂的康斯坦丁·列文也從鄉下來到莫斯科，他打算向基蒂求婚。但早傾心於渥倫斯基的基蒂卻拒絕了他的求婚，她正想象著與渥倫斯基將來的幸福生活。渥倫斯基是一個身體強壯的的男子，有著一副和藹、漂亮而又異常沉靜和果斷的面孔，年輕英俊而風流倜儻，帥氣逼人。他的容貌和風采，令許多貴族小姐傾心。

在他看到安娜的一剎那，那刻被安娜所俘虜，他在薛傑巴斯大林基公爵家的舞會上，向安娜大獻殷勤。而基蒂精心打扮想象著渥倫斯基要正式向她求婚，在渥倫斯基眼裡，安娜·卡列尼娜是那樣的出眾：“她那穿著簡樸的黑衣裳的姿態是迷人的，她那帶著手鐲的圓圓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生氣勃勃的，美麗的臉蛋是迷人可親的，在舞會上……”

基蒂發現渥倫斯基和安娜異常地親熱，這使她感到很苦悶。安娜不願看到基蒂痛苦，勸慰了兄嫂一番，便回彼得堡去了。隨後渥倫斯基也來到彼得堡，開始對安娜的熱烈的追求，他參加一切能見到安娜的舞會和宴會，從而引起上流社會的流言蜚語。起初，安娜還一直壓抑著自己的情感，不久渥倫斯基的熱情喚醒了安娜沉睡已久的愛情。

安娜的丈夫亞歷山大·卡列寧其貌不揚，但在官場中卻是個地位顯赫的人物，是一個“完全醉心於功名”的人物。他根本不懂什麼是傾心相愛的情感，他認為：他和安娜的結合是神的意志。他責備妻子行為有失檢點，要她注意社會性的輿論，明白結婚的宗教意義，以及對兒女的責任。他並不在乎妻子和別人相好，“而是別人注意到才使他不安”。

有一天，安娜與丈夫卡列寧一起去看一場盛大的賽馬會，比賽中渥倫斯基從馬上摔了下來，安娜情不自禁地大聲驚叫，卡列寧認為安娜有失檢點，迫使她提前退場。安娜無法忍受丈夫的虛偽與自私，說出了自己的心聲：“我愛他……我憎惡你……”。

由於卡列寧的令人吃驚的寬厚，渥倫斯基感到自己是那麼的卑劣、渺小。安娜的愛情和自己的前途又是那麼的渺茫，絕望、羞恥、負罪感使他舉起了手槍自殺，但沒有死。死而復生的安娜和渥倫斯基的愛情更加熾熱，渥倫斯基帶著安娜離開了彼得堡，他們到國外旅行去了。

在渥倫斯基家的宴會上，列文與基蒂彼此消除了隔閡，互相愛慕。不久他們結婚了，婚後他們回到列文的農莊，基蒂親自掌管家務，列文撰寫農業改革的論文，他們生活很幸福美滿。

旅行了三個月，安娜感到無比的幸福，但她卻以名譽和兒子為代價。歸國后，她沒有回家，而是住在旅館里，由於思念兒子，在兒子謝遼沙生日那天，偷偷去看他，天真無邪的謝遼沙不放媽媽走，他含著淚說：“再沒有比你更好的人了。”

他們返回彼得堡，遭到冷遇，舊日的親戚朋友拒絕與安娜往來，使她感到屈辱和痛苦。渥倫斯基被重新踏入社交界的慾望和輿論的壓力所壓倒，與安娜分居，盡量避免與她單獨見面，這使安娜感到很難過，她責問道：“我們還相愛不相愛？別人我們用不著顧慮。”

在一次晚會上，安娜受到卡爾塔索夫夫人的公開羞辱，回來后渥倫斯基卻抱怨她，不該不聽勸告去參加晚會。於是他們搬到渥倫斯基的田地莊上居住。渥倫斯基要安娜和卡列寧正式離婚，但她又擔心兒子將來會看不起她。3個月過去了，離婚仍無消息。

渥倫斯基對安娜越來越冷淡了，他常常上俱樂部去，把安娜一個人扔在家裡，安娜要求渥倫斯基說明：假如他不再愛她，也請他老實說出來，渥倫斯基大為惱火。一次，渥倫斯基到他母親那兒處理事務，安娜問他的母親是否要為他說情，他要安娜不要誹謗他尊敬的母親，安娜認識到渥倫斯基的虛偽，因為他並不愛他的母親。

大吵之後，渥倫斯基憤然離去，她覺得一切都完了，安娜準備自己坐火車去找他，她想象著正和他母親及他喜歡的小姐談心，她回想起這段生活，明白了自己是一個被侮辱、被拋棄的人，她跑到車站，在候車室里接到了渥倫斯基的來信，說他10點鐘才能回來，她決心不讓渥倫斯基折磨她了，起了一種絕望而決心報復的心態，最後安娜身著一襲黑天鵝絨長裙，在火車站的鐵軌前，讓呼嘯而過的火車結束了自己無望的愛情和生命，這段為道德和世間所不容的婚外情最後的結果由安娜獨立承擔，留下了無限感傷。

卡列寧參加了安娜的葬禮，並把安娜生的女兒帶走了。渥倫斯基受到良心的譴責，他志願參軍去塞爾維亞和土耳其作戰，但願求得一死。

19世紀後半期的沙皇俄國，當時正值1861年俄國農奴制改革，整個社會處於由古老、守舊的封建社會向新興的資本主義社會急劇轉變的特殊時期。一方面在世界資本主義尤其是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革命的強力衝擊下，俄國封建農奴制度迅速崩潰，封建貴族地主日趨腐化墮落的思想與新興資產階級人文思想發生了激烈的對撞，其政治、經濟制度，思想、道德觀念也在急劇變化之中，歐洲資產階級人文思想的啟蒙、人性的自覺不自覺地覺醒，使人們要求人性解放、戀愛自由、婚姻自主的呼聲越來越高，要求擺脫封建思想道德的羈絆；另一方面，反動腐朽的封建農奴制對資產階級人文思想仍具強大的阻力。眾所周知，俄國的農奴制改革是自上而下的轉變過程，它不像法國大革命是自下而上的徹底革命，其新興的資產階級思想載體不是從平民階層、小生產者階層中產生的，而是由一批把持政權的封建官僚、大貴族地主階層轉變而來的。在轉變過程中所殘留下來的封建傳統、觀念在社會、人們的頭腦中仍然根深蒂固，誠如文中列文所說：“一切都是混亂的，一切都正在建立。”

從19世紀70年代起，俄國鄉村遭到資本主義勢力的人侵，“到民間”去等活動的開展，使托爾斯泰開始了新的思想危機和新的探索時期。他惶惶不安，懷疑生存的目的和意義，因為自己所處的貴族寄生生活的“可怕地位”，深感苦惱，不知道“該怎麼辦”。他研讀各種哲學和宗教書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繩子、不帶獵槍，生怕自己為了求得解脫而自殺。此後，他訪問神父、主教、修道士和隱修士，並結識了農民、獨立教徒康。修斯塔夫。終於完全否定了官辦教會，接受了宗法制農民的信仰。這是托爾斯泰複雜的探索時期，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產生了《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

1870年托爾斯泰便打算寫一部出身高等社會的有夫之婦失足的小說，並打算把這個女人寫得可憐而無罪。1872年，離托爾斯泰的農莊五俄里的地方，一個叫安娜茲科娃的婦女，發現她的情人另有新歡，向自己兒子的家庭女教師求婚，於是一氣之下取了一些換洗衣服到圖拉去，後來又返回村子，投身在貨車車輪下而死。托爾斯泰目睹了這出悲劇，深受觸動。托爾斯泰1873年動筆，1877年完成，小說先後用過《年輕太太》《兩段婚姻》《兩對夫妻》等書名，最後才用了明確而簡單的現名。

安娜

安娜美麗端莊、高貴典雅、聰慧善良、自然真誠、又富有激情，有著令人無法抗拒的美貌和深刻豐富的精神世界，在思想、感情、才智、品德等方面都遠遠高於當時一般的貴族婦女。

安娜的優秀和不同凡響首先在於她的自我意識的覺醒，對個性解放、生命意義、愛情自由的渴求。“我是個人，我要生活，我要愛情！”這是覺醒中的安娜的堅定的呼聲。她愛上渥倫斯基后，臉上“洋溢著幸福的光輝而且要把幸福發散給別人的神態”，這是一種自己幸福也希望別人幸福的崇高境界。她對愛情自由的執著追求，體現了貴族婦女對生命意義的尊重，對個性解放的要求，她自我意識的覺醒，反映的是時代的進步，是對束縛女性思想的道德觀念和宗法制度的挑戰。從這個角度看，安娜確實是一個走在時代前列的貴族婦女。

其次安娜的優秀在於她勇敢、頑強的鬥爭精神。她是一個具有資產階級個性解放思想的貴族婦女，是整個貴族社會的叛逆者，她面對的並不是卡列寧一個人，而是她賴以生存的整個上流社會。她大膽地衝破社會輿論的壓制，公開追求自由的愛情，她用她的高傲和勇敢抵抗著上流社會的誹謗和侮辱，表現出她性格中堅毅、勇敢的精神。安娜的追求不僅是執著的，而且是大膽的，毫無隱瞞的。她是一個勇士，有著頑強的鬥爭精神，敢於義無返顧地與整個上流社會的虛偽抗爭，雖然最終以失敗告終，但這種不同於其他的貴族婦女勇敢的精神卻是令人欽佩，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是，安娜身上還負荷著傳統因襲的重負，她為情出走，追求個性解放，卻又始終掙脫不了貴族社會從法律、宗教、輿論等方面加在她精神上的枷鎖，時時升騰起犯罪的恐懼，隨著時間的推移，恐懼感、危機感愈演愈烈，讓她痛苦的掙扎於個性解放與傳統道德之間。這種內心矛盾與痛苦說明了她愛的追求的脆弱性，也是導致她精神分裂、走向毀滅的內在原因。

安娜由新生向絕望毀滅的轉化，是她性格發展的必然邏輯，這深刻暴露了安娜性格的巨大缺陷和近代婦女的可怕困境：想追求女性的個人獨立與自由，卻只能依附於男人的愛來實現，而未能解脫歷史因襲的男人則只能將其推向更加慘烈的境況。

安娜的覺醒和愛情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只局限在本能慾望的層面上。她的一見鍾情，帶有濃重的“本能原欲”色彩，而緊接著的，則是這種狂暴本能的宗教壓服。換句話說，安娜性格的矛盾，正是托爾斯泰本人瘋狂的縱慾與激烈的宗教否定之間矛盾的體現，而作者的這種性格分裂和矛盾又是分裂性民族文化在小說中的反映。

渥倫斯基

文中的渥倫斯基同樣出身於一個貴族家庭，自小喪父，一方面具有聰明、富有同情心、樂善好施等優點，另一方面也具備愛慕虛榮、尋歡作樂、追求功名等縱垮習氣。他對安娜的愛是真誠的，為了能經常同安娜在一起，甚至拒絕了一項關係到他前程的重要任命；在他感到他們的愛有可能結束時，甚至不惜開槍自殺。然而每個人的觀念都是不同的，當他們被上流社會拒之門外后，安娜甘守寂寞，而渥倫斯基心中空虛貧乏的生活與其不甘寂寞的心理發生了衝突，最後他妥協了，開始關心“自治委員會”“議會選舉”之類的上流社會活動，對安娜的愛也越來越冷淡了。

渥倫斯基是帶給安娜生命活力和情感幸福的天使，又是把她推向毀滅深淵的惡魔。他風流倜儻，激情熱烈，激活了安娜的沉睡的愛情，並給了安娜極大的滿足，他與安娜之間的冷淡，並不是因為他愛上別的女人而感情破裂，而有著更深刻的社會內容，即為一個封建貴族社會的叛逆者與一個歸順者之間的不可避免的破裂。

卡列寧

卡列寧在文中被塑造成了一名典型的封建官僚形象，在他的叔叔—一位先皇寵臣的撫養下長大，接受的是全套的封建貴族教育，因而“一個心思地追求功名”。長期的封建官場生涯己經腐蝕了他的心靈，使他思想僵化、感情麻木、虛偽庸俗、墨守成規。他的個人觀念與安娜追求愛情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正如文中安娜所言“他們不知道八年以來他如何扼殺我的生命，扼殺我身上的一切活力，他從來沒有想到我是一個需要愛情的活生生的女人”。當安娜爭取婚姻自主時，他也僅僅是出於本能，要求安娜和他達成默契：允許她做渥倫斯基的情人，以換取維持表面的虛偽的夫妻關係。當安娜要求婚姻自主的意願與他“維護神聖家庭”、保留“體面”的觀念發生衝突時，他不惜與狠毒的莉季婭伯爵夫人勾結，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家庭的羈絆、宗教的感化、輿論的譴責、法律的威脅、心靈的摧殘等等，以壓制安娜的合理追求。

卡列寧虛偽而冷酷，他最感痛苦的不是妻子的不貞，而是妻子不肯把這種感情掩飾起來，而使他的名譽、地位受損。他以家庭責任和宗教道德為盾牌，來折磨、威逼安娜，並拒絕同安娜離婚，這不僅僅是對婚姻的背叛者的懲罰，更是封建道德的維護者對叛逆者的懲罰。

列文

文中的列文是屬於一種社會基層統治階級，他只是一名小地主，因而他必須從事勞動，而勞動的特性決定了他全部生活的性質。他的生活不僅僅是上流社會那紙醉金迷的“社交生活”，還包括了他在自己莊園里所從事的富有活力的勞動生活和他因受資產階級思想而產生的勞動改革，因而在他與基蒂相愛、結合之後，他的生活不僅僅是愛，他的整個生活是充實的、幸福的。

列文是托爾斯泰式主人公中自傳性特彆強的一個人物，他在托爾斯泰的創作中起著承前啟後的作用，在他身上藝術地再現了作家世界觀激變前夕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感受，從結構安排來看，列文的幸福家庭與安娜的不幸家庭互為對照，但從思想探索來看，列文婚後卻產生了精神危機，他為貴族階級自甘敗落而憂心忡忡。他研究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制定“不流血的革命”方案，探討人生的目的，但卻毫無出路。

安娜的選擇體現出人性的迷誤。為了實現狹隘的個人情愛，她不惜拋家離子，做了自我情慾的奴隸。列夫·托爾斯泰通過這篇恢弘巨著深刻地揭示出安娜悲劇命運的根源，即非完整的感性人格決定了安娜的悲劇命運。儘管她的人生探索以實現精神的自我追求為目的，但其生命力的發揮缺乏理性的配合、支撐與調控，結果使得人生隨情慾而漂流落得悲慘的結局。

安娜極力追求感性生命的舒展，努力探求生命原生態的存在方式，熱切呼喚人性的回歸，這種行為方式和人生理解本無可厚非，但並不意味著要完全拋棄哪怕一丁點理性的束縛。安娜在追求精神自由與實踐人性解放的同時，矯枉過正地陷入了縱慾的感性誤區。她為擺脫社會的枷鎖卻又陷入另一桎梏，她所追求的自由，是一種自私的自由，是一種毫無顧忌的自由，是一種情感佔有慾望的滿足。自由並不是簡單意義上的我行我素、隨心所欲，而是一種理性意義上的積極的生命舒展。如果拋棄理性原則，只認可個人的自由，那麼個人的自由很容易構成對另一個人的自由的侵害，對周遭人群利益的傷害，導致矛盾與衝突，並最終使個人的自由變得不牢靠、不穩固。個人自由的實現正像經濟學上的帕累托原理所要求的那樣必須受到理性的約束，才能保證整體社會的自由的不降低，即個體自由的增加必須以尊重其他相關個體的自由為前提。只有在理性的指導下，每個人尋求自己的自由才會被社會主體所認可。自由必須與理性相結合來展現與實現，這樣才能構成道德自律的完整概念。相反，缺乏理性的自由至多算是一種經驗的自我，絕非積極意義上的生命舒展。用理性的力量約束自己，實現感性與理性的統一，建立健全的理想人格，才能達到真正自由的狀態，才是人類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

而且，托爾斯泰看到，在俄國隨著城市文明和物質文明的發展，人的天然情感被壓抑，主體性逐漸喪失，成為私慾的奴隸。在小說中，卡列寧就是一個在官場傾軋中喪失自我的人，作者通過這個人物表明了自己對理性的反思，對人性異化的深深憂慮。

在小說中，托爾斯泰還通過列文和安娜的生活軌跡塑造了兩個環境，兩種貴族。一是城市，在那裡生活著卡列寧、奧布隆斯基、弗龍斯基式的貴族；二是農村，在那裡生活著列文式的貴族。前者遠離自然，為了私慾慢慢喪失了人的天然情感，在人的“獸性”和“人性”的角逐中，他們為了一己的私慾漸漸拋棄了善性的自我。而後者正是在自然環境中，在真正的勞動中鍛煉了體魄、凈化了心靈、獲得了真正的快樂。托爾斯泰通過不同貴族對自然的態度表明了自己反對城市文明的觀點。

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安娜的悲劇應該是俄羅斯文化悲劇的顯現。安娜掙扎於情感滿足和宗教壓抑之間，缺乏理性調節的環節，這種心智缺陷顯示出俄羅斯文化的分裂性。俄國是一個後起的資本主義國家，維持國家運轉的是長達千年的宗教制度和專制制度，科學啟蒙運動在18世紀末到19世紀初才在俄國緩慢興起，而且往往被統治階級引導到為專制制度服務上去，這就造成了整個民族缺乏真正的理性精神和法制意識，更不用說民主意識。在俄國，受到西方科學民主和理性精神影響的只是極少數知識分子（如普希金、別林斯基、屠格涅夫等“啟蒙者”），而大部分知識分子頭腦中固有的都是濃厚的宗教意識（如最能代表俄羅斯文化特色的托爾斯泰、陀思托耶夫斯基等），對於整個俄羅斯人而言，他們看待問題、處理事物的方式，要麼遵從本能慾望，要麼遵從道德信仰，其本能和信仰處於對峙分裂狀態，正如著名的俄羅斯文化專家尼·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所說：俄羅斯民族性格中存在著深刻的“兩極性”和“矛盾性”，是一個“分裂性”的民族，“這種內在的分裂性將一直持續到俄國革命。”在安娜身上，就體現了俄羅斯文化這種本能與信仰的斷裂性。

出色的心理描寫是《安娜·卡列尼娜》藝術魅力的精華所在，人物的心理描寫是整個作品描寫的重要組成部分。托翁喜愛的主人公列文是個精神探索型人物，對社會問題特別是農民問題的探索和對個人幸福、生命意義的探索。他的心理過程是沿著兩條路線發展的：在農事改革上，他經歷了理想的追求到失敗后的悲觀。列文看到農民的貧困，向農民建議合夥經營各種農業，他夢想“以富裕來代替貧窮，以利害的一致來代替互相敵視。總之，在他看來，這將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但是極其偉大的革命，先從我們一個縣的小範圍開始，然後擴展到全省，然後全世界。”但列文這個美妙的“不流血的革命”首先在他自己的村子就處處碰壁，農民對他的計劃毫無興趣，這使列文陷入了極度的痛苦和絕望；在個人生活上，他經歷了愛情上的迷戀、挫折、失望到婚後的快樂、焦慮、猜忌、痛苦，最後在宗教中找到了心靈的寧靜。列文愛上了純潔少女基蒂，因基蒂心有所屬而遭到拒絕，這使列文非常失落，當基蒂被渥倫斯基拋棄后，他們結了婚，基蒂給列文帶來了快樂。但家庭生活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分子，它不能遊離於社會生活之外，如果整個社會動蕩不安，孤立的一個家庭是沒有幸福可談的。內省的列文再次陷入焦慮、痛苦之中。他那無法排解的莫名其妙的苦悶、煩膩的情緒和騷動不安的追求，正是風雲變化時代再不想混沌活著的一代人心靈上留下深深印記，最後在“為上帝，為靈魂而活”信條中找到了“人生的意義”。

小說對安娜的心理過程的描寫，則側重於展示其情感與心理矛盾的多重性和複雜性：它一方面厭惡丈夫，安娜覺得“沽名釣譽，飛黃騰達—這就是他靈魂里全部的‘貨色’，‘他不是人，他是木偶，是一架官僚機器’。”另一方面又時有內疚和負罪感產生，安娜畢竟是一個傳統女性，並不是一個道德敗壞的女人，背棄丈夫，拋棄心愛的兒子，這對著有宗教意識的安娜來說是很難心安理得的；一方面憎恨虛偽的上流社會，安娜經過同上流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物、思想、道德規約撞擊之後，對這個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得出一個深刻的認識:“生存競爭和互相仇恨是人與人之間的唯一的關係。”在告別人世的時候，安娜懷著對罪惡世界滿腔仇恨，從心底發出了悲憤的呼喊:“一切都是虛偽，一切都是謊言，一切都是欺騙，一切都是罪惡！……”另一方面她又依戀這種生活條件，安娜畢竟是留里克皇室的後裔，她的身上不可能不留有貴族階級的烙印，並且，上流社會一直是她生活的環境；一方面不顧一切的追求愛情，安娜喊出“罪不在我，我是個活人，我要愛情”，勇敢地衝出了聊無生趣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斷為之感到恐懼不安，安娜的行為觸動的不止是卡列寧這個官僚的個人體面，而是觸犯了整個上流社會的虛偽道德，動搖了統治階級“合法”婚姻的基石，作者把她內心的愛與恨、希望與絕望、信任與猜疑、堅定與軟弱等矛盾和複雜的情感與心理流變詳盡地描述出來。

小說還有許多對人物瞬間心理變化過程的描述，準確、深刻地批露了特定情境中人物的心理變化過程。例如，小說在寫到列文第一次向基蒂求婚時，基蒂在見到列文前後這短暫時間內的心理流程，是多層次的。作者對基蒂內心的把握十分準確，在列文到來之前，基蒂滿心歡喜地等待著，從外表的平靜、從容顯示了內心的鎮靜。當奴役通報說列文到了時，她頓時臉色蒼白，血液涌到了心頭，那內心是驚恐萬狀的，以至於想逃開。

其次，小說善於描寫人物的外部特徵來揭示人物內心：一個笑、一個眼神和動作都成為傳達心靈世界的媒介。托爾斯泰認為人的感情的本能和非語言的流露，往往比通常語言表達的感情更為真實，靈魂深處蘊蓄著激情的安娜，因其具有被壓抑的生命意識，時不時通過無言的外在形態流露出來，使她富有超群的風韻。

在《安娜·卡列寧娜》中，托爾斯泰是通過兩條情節線索展開小說的，有人認為這兩條線索缺乏聯繫，這部書是兩部小說的撮合。托爾斯泰本人批評了這種意見，指出這大概是由於“在瀏覽小說時，沒有看出它的內在內容”所致。表面上看，安娜的愛情悲劇和列文的精神探索兩條主線平行獨立的發展，缺乏內在聯繫，但事實上它們是巧妙地聯結在一起的，這也正是《安娜·卡列尼娜》的結構獨特之處，它表現出作者謀篇布局上的填密與嚴謹。首先，小說在兩條主線之間穿插了渥倫斯基和多麗的家庭生活這條主線，它在外部結構上成了兩條主線的拱形結合處。其次，小說運用人物向心對照法溝通了兩條主線間的內在聯繫。男女主人公列文和安娜的對照貫穿了小說的始終，此外，安娜和多麗、列文和渥倫斯基、渥倫斯基和卡列寧等也形成對照，共同表現著小說深刻的主題。

1877年，小說首版發行。據同代人稱，它不啻是引起了“一場真正的社會大爆炸”，它的各個章節都引起了整個社會的“蹺足”注視，及無休無止的“議論、推崇、非難和爭吵，彷彿事情關涉到每個人最切身的問題”。

但不久，社會就公認它是一部了不起的巨著，它所達到的高度是俄國文學從未達到過的。偉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興奮地評論道："這是一部盡善盡美的藝術傑作，現代歐洲文學中沒有一部同類的東西可以和它相比！"他甚至稱托爾斯泰為"藝術之神"。而書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則成為世界文學史上優美豐滿的女性形象之一。

《安娜·卡列尼娜》把19世紀批判現實主義推向了最高峰，人們又把《安娜·卡列尼娜》當做俄國19世紀現實的教科書。正是通過它，許多人了解到了俄國19世紀70年代的社會現實。俄國後來的民主主義革命者對社會的攻擊便是從這裡開始的。俄國革命的領導人列寧曾反覆閱讀過《安娜·卡列尼娜》，以至把封皮都弄得起皺了。

100多年來各國作家按自己的理解把安娜搬上舞台、銀幕、熒光屏。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1828年-1910年），俄國小說家、評論家、劇作家和哲學家，同時也是非暴力的無政府主義者和教育改革家。他是在托爾斯泰這個貴族家族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

代表作：《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復活》《一個地主的早晨》等。